四二七好名之弊

五胡之亂，所以致神州陸沈，百年丘墟者，其道多端，而尚文之弊其一也。夫尚文之弊，其所由來者舊矣。然人孰不好文而惡質？覩其文采斐然而悦之，遂至溺而不反，雖違彬彬之義，猶是天下之公心也。至於自私其身，以七尺之軀，不能久存，而欲藉文章以傳其名於後，則私矣。崇尚文辭之弊，隋李諤推其原，以爲起於魏之三祖。今觀《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書》曰：“帝初在東宫，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王粲傳注》引《魏略》，載帝爲太子時《與吴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所指蓋即初在東宫時事。又曰：“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則猶夫與王朗書之志也。王羲之叙蘭亭燕集曰：“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曰：“一死生爲虚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與文帝，真可謂先後同揆矣。當時所謂名士，存心如此者何限？夫如是，安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京洛冠帶之區，安得不淪爲犬羊窟宅，而當任其責者，又豈獨一王夷甫哉？

《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杜預傳》：“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貪癡如此，真所謂以身名爲桎梏者矣。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而惡知夫能立德則無慕乎外，學問猶以爲麤，事功猶以爲末；雖有蓋世之勳，不朽之言，湮滅而無傳於後，而亦無所憾乎？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四二八諸葛亮治戎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卒於軍，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此非虚美之辭。《晉書·職官志》曰：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陳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勰閑解，甚爲武帝所任。此事足見諸葛亮之治戎，確有法度也。

四二九諸葛亮南征考

諸葛亮之南征，《三國志》記其事甚略。《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虚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師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傷，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麤定，夷漢麤安故耳。”《馬謖傳注》引《襄陽記》曰：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知官勢内虚，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速，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攻心攻城，心戰兵戰，後世侈爲美談，其實不中情實。案當時叛者，牂牁朱褒、益州雍闓、越嶲高定。褒之叛在建興元年，闓、定則尚在其前。《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反。先是益州郡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吴。越嶲夷王高定亦叛。據《張裔傳》及《馬忠傳》，則闓前次已殺太守正昂。《吕凱傳》云：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恣甚。又載亮表凱及王伉，謂其執忠絶域，十有餘年，則當先主之世，闓亦未嘗服從也。闓又係爲吴所誘。見《蜀志·張裔、吕凱傳》，《吴志·步騭、士燮傳》。其答李嚴書，辭絶桀慢。見《吕凱傳》。蓋其蓄叛謀久矣。其心豈倉卒可服？《李恢傳》云：爲庲降都督，住平夷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者，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吕凱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雍闓降於吴，吴遥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表以凱爲雲南太守，亮平南之後，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王伉爲永昌太守。《馬忠傳》云：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昆明種落，西至楪榆，其距越嶲，已不甚遠。亮兵自越嶲而出，至雲南附近，必已與李恢、吕凱相接。永昌本未破壞。自昆明以東，又爲恢所平定，則亮之戰績，當在越嶲、雲南之間。既抵雲南，遂可安行至滇池矣。亮之行，蓋至滇池爲止。自此以東，蓋因李恢兵勢，更遣馬忠往撫育之。《後主傳》僅云：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傳》亦僅云：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不詳述其戰績者，亮軍實無多戰事也。七縱七擒事同兒戲，其説信否，殊難質言。即謂有之，亦必在平原，非山林深阻之區。且以亮訓練節制之師，臨南夷未經大敵之衆，勝算殆可預操。孟獲雖得衆心，實非勁敵。累戰不捷，强弱皎然，豈待七擒而後服？況攻心攻城，心戰兵戰，乃廟算預定之策，非臨機應變之方，謀之歷年，當正指此，安得待出軍之日，然後問之？馬謖亦安得遲至相送之日，然後言之乎？《李恢傳》云：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師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此所謂軍還者，當指亮南征之軍。所謂費用不乏，亦即《亮傳》所謂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其事相距不遠，故承其秋悉平之下終言之。則是亮軍還未幾，南夷即叛也。《後主傳》：建興十一年，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平之。《馬忠傳》亦云：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征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而據《張翼傳》，則翼之爲庲降都督，事在建興九年，劉胄作亂，翼已舉兵討胄，特未破而被征。然則胄之亂尚未必在十一年；即謂其在十一年，而亮之卒實在十二年八月，相去尚幾兩年也。《馬忠傳》又云：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吴，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張嶷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忠之討胄，嶷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僚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此事當在建興十一、二年間，亮亦尚未卒。又《後主傳》：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張嶷傳》云：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禄、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祇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嶲太守。嶷在官三年，乃徒還故郡。定莋、臺登、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及漆，夷徼久自固。嶷乃率所領奪取，署長吏。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乃與旄牛夷盟誓，開通舊道，復古亭驛。又《霍峻傳》：子弋。永昌郡夷僚，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師，破壞邑落，郡界寧静。此事在弋爲太子中庶子之後，太子璿之立，事在延熙元年，則戈之守永昌，當略與嶷之守越嶲同時，然則不但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爲虚言；抑亮與李恢、吕凱等，雖竭力經營，南夷仍未大定，直至馬忠督庲降，張嶷守越嶲，霍弋守永昌，然後竟其令功也。諸人者，固未嘗不竭撫育之勞，亦未聞遂釋攻戰之事，此又以見攻心心戰之策，未足專恃矣。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於南土，不過求其不爲後患而止。軍國攸資，已非夙望，麤安麤定，自繫本懷。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爲亮病，必欲崇以虚辭，轉貽致譏失實矣。

原刊《青年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四三〇諸葛亮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見《三國志》本傳。讀史者以爲美談。其實當時能爲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産業。”徐邈“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嘉平六年，詔與田豫并褒之。以上均見《三國志》本傳。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産，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吕岱“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其所爲皆與亮同。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禄産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見《三國志》本傳。則尤有進焉者矣。君子行不貴苟難，不以公家之財自私則可矣；禄盡於外，而妻子饑寒則過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潔自廉潔，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涣“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産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見《三國志》本傳。有袁涣之行則可也。無之，則有借通財之名，行貪取之實者矣。隨身用度，悉仰於官，而無節度，亦不能保貪奢者之不恣取也。爲之權衡斗斛，則并權衡斗斛而竊之，於私産之世而求清廉，終無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責之術之不可以少弛也，於財計尤然。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衹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劉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均見《後漢書》本傳。步騭“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見《三國志》本傳。夫虞與騭非必其爲僞也，和洽曰：“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見《三國志》本傳。儉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儉也。身安於儉焉，習於儉焉，勉於儉焉，皆無不可，必欲强其家人以同好，則難矣。迫其家人爲一概難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爲。故居官者攜家室以俱行，未爲失也，必欲使之絶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稱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儉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節者，亦非無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時足爲苞苴濫取之防，以此自厲，究爲賢者，較之以家自累者，則遠勝矣。《三國志》載：蔣欽，“權嘗入其堂内，母疏帳縹被，婦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則家人能俱安於儉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諸人人也。

治生之道，循分爲難。何謂循分？曰：耕而食，織而衣，有益於己，無害於人者是已。然在交易既興之後則難矣。無已，其廉賈乎？然身處闤闠之中，爲操奇計贏之事，而猶能不失其清者，非有道者不能，凡人未足以語此也。士大夫之家，既不能手胼足胝，躬耕耘之業，又不能持籌握算，博蠅頭之利；使爲農商，必將倚勢陵人，滯財役貧矣。陳化敕子弟廢田業，絶治産，仰官廪禄，不與百姓争利，見《三國志·孫權傳》黄武四年《注》引《吴書》。以此也。若其財果出於廪禄，雖治産亦何傷？所以必絶之者，正以士大夫而治生，易有妨於百姓故也。諸葛亮之不别治生，其以此歟？

《三國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言：“（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場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吴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患無德義而不憂貧，衡之妻何其賢也？然勤樹藝之利，而不剥削於人，衡之治生，亦可謂賢矣。然自吴末至咸康，五十年耳，木已枯矣，信乎樹木之利，不如樹人也。

士之能厲清節者寡矣，亂世尤甚，以法紀蕩然，便於貪取也。《三國志·王脩傳》言：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没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此袁氏所由亡歟？《郭嘉傳注》引《傅子》，謂嘉言紹有十敗，曹公有十勝，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然則紹之寬，非寬於人民，乃寬於虐民者耳。然雖太祖，亦未能使其下皆厲廉節也。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資。於時譙令平曹洪資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資那得如子廉邪？”《三國志·曹洪傳注》引《魏略》。洪之多財可知矣。諸葛瑾及其子恪并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恪弟融，錦罽文綉，獨爲奢綺。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均見《三國志》本傳。其不法如此。然非獨武人也，曹爽等實不世之才，而卒以奢敗。魏之何夔，蜀之劉琰，吴之吕範，并以豪汰稱，而其風且傳於奕世。何曾，夔之子也。晉治之不善，王、石等之奢汰實爲之，而其風則仍諸魏末者也。以魏武帝、諸葛武侯之嚴，吴大帝之暴，而不能絶，亦難矣。

太祖父嵩之死，《武帝紀注》引《世語》、《吴書》，其説不同。《世語》云：“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闔門皆死。”《吴書》言：“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謙雖背道任情，謂其與闕宣合從寇鈔，似失之誣，當以《吴書》之言爲是。然無論其爲謙遣騎掩捕，抑衛送之將所爲，嵩之慢藏誨盜則一也。處亂世者，可不戒歟？

魯肅指囷，讀史者亦久傳爲美談，然亦非獨肅也。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糜竺進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以復振，亦肅指囷之類也。知《管子》謂丁氏之粟足食三軍之師，爲不誣矣。然用財貴得其當，劉備、周瑜，皆末世好亂之士，助之果何爲哉？

原刊《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一九四一年出版

四三一奬率三軍，臣職是當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及馬謖爲張郃所破，亮還漢中，上疏請自貶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帥將三軍，職臣是當”。皆較優。《三國志》文蓋訛誤。

四三二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蜀先主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國志·諸葛亮傳》。世皆以爲豁達大度推心置腹之言，實亦不然也。孫策臨亡，以弟權託張昭。《吴志·張昭傳注》引《吴曆》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其言與備亦何以異？董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三國志》本傳。此乃明白曉暢之言，勢之所迫，雖聖人將奈之何哉？菁華已竭，褰裳去之，爲是言易，欲行是事，不可得也。古來聖賢豪杰有蓋世之才智，卒不能自免於敗亡以此。

四三三君與王之别

《三國志·烏丸傳注》引《魏書》曰：“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鬥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後漢書·烏桓傳》本之，而曰：“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云云。知《魏書》“不世繼也”句，當在“邑落各有小帥”之上，今本誤倒也。邑落小帥，君也，不可無，亦不能無。或禪或繼，各當自有成法。大人則邑落所共推，猶之朝覲訟獄之所歸也，有其人則奉之，無則闕。德盛則爲衆所歸，德衰則去之。三代以前，王霸之或絶或續，一國之所以忽爲諸侯所宗，忽云諸侯莫朝以此。

《三國志·鮮卑傳注》引《魏書》述檀石槐事曰：“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貊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此大人蓋亦邑落所共推。而《後漢書》云：“分其地爲三部，各置大人主領之。”一若本無大人，而檀石槐始命之者，誤矣。《魏書》於烏丸，述其法俗甚詳，於鮮卑則甚略，以烏丸、鮮卑法俗多同，述其相異者，同者則不及也。然則鮮卑亦當數百千落乃爲一部。而檀石槐三部，中部十餘邑，東西各二十餘而已。而其大人皆非一人，則大人侔於小帥矣。檀石槐之衆，合計不過五六十落，安能稱强北邊？然則所謂十餘邑二十餘邑云者，乃其大人所治之邑，即中部有大人十餘，東西部各有二十餘耳。屬此諸大人之邑落，自在其外。此諸大人者，乃一方之主，猶之周初周、召分陝，一治周南，一治召南。太公所治，則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也。其後吴、楚稱王，猶自各王其域，彼此各不相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乃冀望之辭，非事實也。《魏書》又曰：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則猶周衰而齊、晉、秦、楚不隨之而俱替耳。

《魏書》及《後漢書》所謂大人，即後世所謂可汗，檀石槐乃大可汗也。越之亡也，諸族子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其爲王者，猶之鮮卑之諸大人；楚之君則猶檀石槐也。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前，哈不勒忽圖剌皆有汗號，成吉思亦先見推爲汗，後乃更見推爲成吉思汗。其初稱汗也，與哈不勒忽圖剌同，猶是小可汗，後則大可汗矣。回紇諸部尊唐太宗爲天可汗，則又駕於諸大可汗之上，雖其等級不同，其理則一也。

四三四孫氏父子輕佻

陳壽言孫堅及策皆以輕佻果躁，隕身致敗。其實非獨堅及策如此，即孫權亦然。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吴主傳注》引《吴歷》言：“權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勑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又引《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二説未知孰是。要之身乘船以入敵軍，危道也。十九年，權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注》引《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吴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又引《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賀齊傳》《注》引《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此役蓋權生平最危險之一役，然特邂逅致之。《張紘傳》言權是時率輕騎，將往突敵，以紘諫而止。果使遂往，其危險又當如何也。不特此也，《權傳》黄武五年《注》引《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張昭傳》云：“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争，常笑而不答。”蓋其不能自克如此。案堅之死也，以單馬行峴山。而《虞翻傳》言策好馳騁遊獵，翻諫以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此文過之辭也。《注》引《吴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翻步隨之。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其後策之死，果以出獵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絶不能及，單騎與許貢客遇故。是誠虞翻之所慮也。而權之不知以父兄爲鑑，身屢蹈危，而猶不知戒如故，此無他，一時之風氣使之也。《孫翊傳》言其驍悍果烈，有兄策風。《注》引《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使翊而果，其輕躁當尤甚於權。建安二十五年，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則當時諸將，亦莫非輕佻果躁之徒也。故曰一時之風氣使然也。

四三五孫策欲襲許

孫策欲襲許之説，見於《三國·魏志·武帝紀》，又見於《吴志策傳》，《策傳》且謂其欲襲許迎漢帝。注引《江表傳》，則謂“策前西征，陳登陰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爲後禍，以報陳瑀見破之辱。登，瑀從兄子。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見殺”，《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謂“策聞曹公將征柳城，而欲襲許”，異説紛如。夫策見殺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謬，不待辨矣。孫盛《異同評》謂：“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强宗，未盡歸服，曹、袁虎争，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吴、越哉？”又謂“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距於官渡，謬矣。謂伐登之言爲有證，其説是也。而裴松之謂：“黄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强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可都，何必畢志江外，遷帝揚、越？”又致“武帝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因謂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而不止於登，《國志》所云不謬，則誤矣。劉表、黄祖，庸或不能爲策患，江南之强宗驍帥，則雖處深險之區，實爲心腹之疾，策雖輕狡，豈容一無顧慮，即謂其不足爲患？抑策并不知慮此。然以策之衆，豈足與中國争衡，即謂袁、曹相持，如鷸蚌兩不得解，策欲襲許，亦未有濟，況徒偏師相接乎？淮、泗之間，豈足自立？策之衆，視陶謙、袁術、劉備、吕布何如？若更遠都江表，則義帝之居郴耳，豈足有濟。況漢至獻帝之世，威靈久替，扶之豈足有濟？曹公之克成大業，乃由其能嚴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不然、因獻帝而臣伏於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挾獻帝而猶無所用，而況於策乎？況以策之輕狡，又豈足以知此乎？

《吴志·吕範傳》云：“下邳陳瑀，自號吴郡大守，住海西，與强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而《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謂：“建安二年，詔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與領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共討袁術。”則瑀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號也。《傳》又言：“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己，及吴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内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吕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案：策之渡江，本爲袁術，漢朝命吏，如劉繇、王朗、華歆等，無不爲其所逐。是時雖有與吕布、陳瑀同討袁術之命，特權宜用之，非信其心也。有隙可乘，加以誅翦，夫固事理所宜。《吕範傳》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然則瑀實乃心王室者。陳登之結白虎餘黨，蓋亦欲繼其從父之志，戡翦亂人，非徒爲雪家門之恥也。《張邈傳》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間歡心，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再敗，而遷爲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則登之才，蓋非劉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專，致使大功不竟，輕狡之子，坐據江外數十年，豈不惜哉。

四三六張純之叛

《三國志·公孫瓚傳》云：“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御。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案云瓚與胡相攻擊五六年，則張純之叛，不得在中平四年可知。而《後書·靈帝紀》記純、舉之叛在是年。《後書·烏桓傳》亦云：“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者，以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安定王”，在是年也。《後書·瓚傳》云：“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温討涼州賊，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注》云：“涼州賊即邊章等。”案邊章之叛，事在中平元年。明年乃命張温討之，下距中平四年，決不足五六年，《後書》之説誤也。中平二年瓚或嘗奉隨張温討邊章之命，然張純之叛，必不在此事之後。《劉虞傳》謂純、舉之叛，在涼州賊起之後，更不足信。

四三七邊章、韓遂

《後漢書·董卓傳》云：“北宫伯玉等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注》引《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户侯。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章。”《三國志·魏武紀》：“建安二十年，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説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宫玉等反，校殿本無伯字，否。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又引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案元疑當作允。校殿本非允之誤否？遂字文約，亦可見其本名約。宋建亦名揚，北宫伯玉亦名玉，蓋邊郡之事，傳聞不能甚審，故名字或有異同也。自建安二十年上溯三十二年，爲靈帝中平元年，與《後書》本紀、《董卓傳》俱合。何進之謀誅閹人，當在靈帝崩後，而《典略》云：“遂説進誅閹人，”即傳聞不審之一證。然據《獻帝春秋》及《典略》觀之，則章、遂本不欲叛，似皆可信也。

四三八曹嵩之死

《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興平元年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玡，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後漢書·陶謙傳》云：“初，曹操父嵩、避難琅玡，時謙别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逐襲殺之。”董卓之亂，未嘗及譙，而嵩須避難者，以太祖合兵誅卓也。嵩所避居之琅玡，蓋今山東諸城縣東南之琅玡山，而非治開陽、在今臨沂縣境之琅玡郡，僻處海隅，爲耳目所不及，故可避卓購捕之難。漢陰平縣治在今江蘇沭陰縣東北，相距頗近，故爲陶謙别將戍此者所害也。《三國志注》引《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又引韋曜《吴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案：初平四年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太祖乃征謙，則兖徐構釁，禍始泰山、華、費。或又以爲操與謙有不共戴天之仇，遂妄謂嵩之見殺，爲在泰山、華、費之間也。初平三年《紀》云：“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单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蓋是時之相争者，袁紹與劉表爲朋，袁術與公孫瓚爲伍，太祖據兖州，紹之黨也。田楷據青州，陶謙據徐州，皆瓚之與也。發干之屯，謙既躬進兵以逼紹；泰山之略，謙又合闕宣以圖操，則自初平四年夏以前，陶謙皆攻取之師，袁紹與魏太祖僅備御之師而已。初平四年之秋，興平元年之夏，魏祖始再舉攻謙，謂之徼利之師可，謂之除害之師，亦無不可；謂之復仇則誣。嵩之死，固由謙之不能約束所部，然不能約束所部者亦多矣，究與躬行殺害者有别也。

《後漢書·應劭傳》六年拜泰山太守。“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玡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并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三國志·陶謙傳》注引《吴書》謂：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謙被詔，上書拒命，曹公得謙上書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裴松之謂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四三九關羽欲殺曹公

《華陽國志·劉先主志》：建安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公壯羽勇鋭，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吕布於濮陽，時秦宜禄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禄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功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案關羽壯士，與劉備誓共死，不肯背之，其夙心也，然其懷懼不安，則自以初求秦宜禄妻，而曹公自納之，及嘗欲殺曹公之故。《三國志·關羽傳》於此均未叙及，則情節漏略矣。《注》引《蜀記》與《華陽國志》之事略同，然但言公留宜禄妻，而羽心不自安，更不言羽因欲殺曹公而懷懼，情節亦爲不全。羽初欲取宜禄妻，其當懷懼，固不如嘗欲殺公之深也。惟云：“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衆散二字，又可補常璩之闕。知古人叙事，多不甚密，欲求一事之真，非互相校勘不可也。

四四〇袁曹成敗

袁、曹成敗，昔人議論孔多，然皆事後傅會之辭，非其實也。建安五年，曹操之東征劉備也，《武帝紀》曰：“諸將皆曰：與公争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去，後必爲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嘉傳無此語。遂東擊備，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紹傳亦云：“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説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皆病紹之用兵，不能乘時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勢，輕兵掩襲，乘時逐利，與持重後進，專以摧破敵人之大軍爲主旨者，各一道也。紹之計，蓋爲先定河北，然後蓄勢并力，以與强者争衡。當操與吕布相持於兖州時，强敵在前，饑軍不立，欲從袁紹之説，遣家居鄴。《三國志·魏書·程昱傳》。其勢可謂危矣，然以程昱之諫而遂止，袁紹亦不之問。其後吕布爲操所敗，張邈從布走，張超猶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誼，欲乞兵往救。紹當是時大可存超以爲牽制，而猶終不聽許，至反因此與洪構釁，誠欲專力於河北，未欲問鼎於河南也。建安四年，紹既并公孫瓚，將進軍攻許，則既遣人招張綉，復與劉備連和，其明年，兩軍既相持，則有劉辟等應紹略許下，紹又使劉備助之，則紹於牽制操耳，亦不爲不力矣。然終不發大兵爲之援者，許下距河北遠，多遣兵則勢不能捷，少則無益於事，徒招挫折，故紹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時日，足以定備，是以敢於輕兵東鶩，非真能逆億紹之昧機而不動也。紹之南也，田豐説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虚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出其左，救左則出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將之不及，不欲速戰，而主持久以敝敵。蓋時河北雖云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豐違旨，終遭械繫，沮授之策，則紹實不可謂不用。紹傳云：“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武帝紀》亦謂：操以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而紹則連穀車爲徐晃、史涣所邀擊者數千乘。又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悉爲操所燒，乃致大潰。則其糧儲之豐可知，使徐晃、史涣功不成，操攻瓊而之誅不啓，抑或不克濟，事之成敗，固未可知。或傳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劃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夫楚漢相持，漢以兵多食足見長，楚兵少食盡，其勢與曹操之勢正相反，安得舉以爲喻。陸遜之策劉備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此即荀彧所謂情見勢絀，用奇之時。徐晃、史涣之邀擊，及操之自將以攻淳于瓊，正是其事。然亦幸而獲濟耳，使紹而慮精專，此等竟不能遂，則其後之成否，固猶未可知也。然則袁紹之成敗，亦間不容發耳。所謂還許以引紹者，即是不支而退，使其竟爾如此，而紹以大兵乘其後，曹軍之勢必土崩瓦解，不復支矣。然則紹之籌策，固亦未嘗可謂其不奏功也。

《滿寵傳》云：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佈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户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李通傳》云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於許。釋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綉，劉表遣兵以助綉，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綉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趙儼傳》云：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并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此可見操之多忠亮死節之臣，劉辟等之所以不能摇動以此也。《後漢書·紹傳》云：紹與操相持，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虚，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夫遣騎輕則如曹仁等優足拒之矣，安得使操疲於奔命而況侈言拔許哉！

曹操之攻淳于瓊也，袁紹聞之謂長子譚曰：“就彼破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此亦未爲非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而郃謂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三國志·張郃傳》。其後果然，則操之備豫不虞不爲不至。安得如書生談兵謂一即可襲取哉。

要之兩漢三國時史所傳，惟一大綱，餘皆事後傅會之辭，遽一一信爲事實則傎矣。《蜀志》又謂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説表襲許，表不能用其説，當時又謂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則近於子虚烏有矣。參《孫策欲襲許》條。

《荀彧傳》載彧論曹公較之袁紹有四勝，又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圖也。《郭嘉傳》注引《傅子》又謂嘉料紹有十敗，公有十勝，其所謂十敗十勝者，實與彧之辭無大異，特敷衍之，多其節目耳。又曰：“嘉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兩人之言有若是其如出一口者乎，其爲事後傅會，而非其實，審矣。然此等綜括大體之辭，較之專論一事者差爲近理。要之當時之史尚係傳述之辭，多所謂某人某人之語，未必可即作其人之辭觀。然以此爲其時人之見解，固無不可也。《史》、《漢》之《留侯傳》，《三國志》之《荀彧傳》均可作如是觀。

四四一李邈

《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讚》云：李邈，守漢南，邵兄也。牧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亮將殺之。邈諫，以爲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再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三年亮卒。案亮卒在十二年。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臣，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殁，蓋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夫好惡之不可一久矣。今讀《三國志》，諸葛亮爲朝野所好，更無異辭，此豈實録乎？邈幾爲先主所誅，亮爲請得免，則於亮非有私憾，其言如此，則當時同邈所危者，必不止一人也。特莫敢以爲言，若有私議，則史不傳耳。然邈則可謂直矣，縱不然其言，何至下獄誅之？後主之闇，亦可謂甚矣。豈邈素好直，怨者孔多，而借此陷之歟？君子是以知直道之不見容也。

四四二姜維不速救成都

《三國志·姜維傳》：維保劍閣拒鍾會，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吴，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虚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華陽國志》則謂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郪五城。案維當詣會之後，猶欲殺會而復蜀，其無意於降魏可知。成都雄郡，鄧艾孤軍，安知後主之遽降？維既無意降魏，豈有不捧漏沃焦，與艾争一旦之命者？而顧遲曲其行，則常璩之言是也。王崇謂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擒，擒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逕及成都，兵分家滅，己自招之，其言允矣。故知文武不和，未有不招覆亡之禍者也；而武人褊隘，欲望其休休盡匪躬之節難矣。

四四三司馬宣王征遼東

《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爲兵家所最忌。司馬宣王之征遼東也，策之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又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縣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既至襄平，大雨，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曰：“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其懼淵之走如此。蓋懸遠之地，少用師則力不足，多用師則饋運不繼；即敵竄伏不敢抗，而分軍搜捕爲難，多軍填厭又不易；師盡撤，則敵復出而前功盡棄，甚或乘吾之敝，擊其莫歸，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必視之以弱，聚而殲旃也。

《兵法》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孫子·九地》第十一。此言徵之於史而屢驗。司馬宣王之征遼東，兵少於公孫淵，亦其一事也。然此非自度兵强於敵，知慮謀略皆出敵上，足以制其死命不可。故縣師遠征，究非易事也。圍之未合也，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與糧競”之言甚精。宣王所以不肯多用師，以運糧難也。此非兵精於敵，知慮謀略，皆出敵上，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而專恃兵多而又不精者無論矣。楊鎬之征遼是已。此等用兵，即使幸勝，亦不足貴。以其所費多，不易再舉，又不能久駐以殄餘敵也。論者徒咎其分兵爲四，未爲知言。

淵之窮也，使其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宣王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此等處，以言用兵，誠可謂當機立斷；以言乎軍禮，則古人遺意，蕩焉盡矣，亦可以觀世變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四四四司馬宣王之忍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盡心下》。吴起殺妻以求將，義士非之。然古説流傳，率多失實，不足信也。拓跋力微，欲圖兼并，手刃其妻，并害妻之兄弟。此在夷狄，不足責也。司馬宣王固云服膺儒教者，其託風痺以辭魏武之辟也，暴書遇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之。張夫人恐事泄致禍，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密勿同心，可謂至矣。《安平獻王傳》云：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蓋宣王家素貧，張夫人所謂糟糠之妻也。乃後寵柏夫人，張夫人遂罕得進見。卧疾往省，詈以老物可憎，致幾自殺。以諸子不食，乃驚而致謝。退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晉書·宣穆張皇后傳》。其天性涼薄，可以見矣。景皇又以其妃魏氏之甥，鴆而殺之。《景懷夏侯皇后傳》。仍世凶德如此。明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導陳宣帝創業之謀，及文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蓋其所爲，有鮮卑黄鬚奴所不忍問者矣。記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漢高推墮孝惠、魯元公主車下，視太公居俎上；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唐太宗親推刃同氣，而取其妃；千古姦雄，如出一轍，豈仁之果不勝不仁哉？世習於争奪相殺之已久，非阻兵安忍者，不足以有所訣而取濟於一時也。殘賊之横行，亦衆生之共業，有以召之耳。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四四五晉武帝不廢太子

唐甄曰：“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人君之於父母，異宫而處，朝見以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宫而處，朝見以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宫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習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間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善哉言乎！天子之家，猶庶人之家也。而其家事，往往牽動國事，至於毒痡四海，則政制不善，將一人一家之事，與國事并爲一談致之也。而其家之所以易亂，則淫侈之積，有以成之。伊川之言曰：“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惟權力亦然。越人男女同川而浴；而號稱冠帶之國，則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秦人父子同室而居；而山東禮義之邦，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方其翹然獨異於人，豈不顧盼自憙，而不知兵刃之隨其後也。故曰：“高明之家，鬼闞其室。”晉武帝疑太子不堪政事，悉召東宫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太子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中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悦。太子遂安。夫疑太子之不堪政事，何難召與之言？乃必出之以紙墨，假手於傳達，亦可謂迂而不近情者矣。無他，習之已成，不自知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積而至於崇高，則危矣。由其與下隔也。《吕覽·達鬱》之篇，可以深長思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四四六史事失實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善哉言乎。《晉書·賈充傳》言：充婦郭槐，性妒忌，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麾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天下有此刻板事乎？三歲及過期小兒，知戀念乳母至於發病而死乎？亦罕矣。所謂欲甚其惡者，史猶采之，亦不免於失實矣。

四四七劉庸祖、麥鐵杖

傳説之辭，往往輾轉附會，不得其實。而昔人脩史，好奇愛博，過而取之，遂至顯然不足信者，亦有所不暇計矣。《宋書·劉庸祖傳》云：便弓馬，膂力絶人。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踰牆，莫之能擒。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并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識，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并證庸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隋書·麥鐵杖傳》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没爲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合觀兩事，明明皆非實録。特有此一類傳説，隨事增飾附會耳。其不足信，顯而易見，而李延壽脩《南、北史》，亦俱取之。豈真見不及此哉，亦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也。

四四八馬鈞

古今巧士，莫過馬鈞。然裴秀難之，曹義復與之同，何哉？傅玄之説義曰：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曰“因變而得”，曰“初所言者不皆是”：則鈞之所就，亦皆屢試而後成；而試之無成者，亦在所不免。度秀、羲等必以是而忽之也。此固爲淺見。然自來長於巧者，多短於言。巧者之所成就，多非其所自傳，而長於言者傳之，其人不長於巧也。不知其事之曲折，不著其屢試屢易之艱苦；而但眩其成就之神奇，遂若凡有巧製，皆冥思而得，一蹴而成矣。此古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其事之真，所以多無傳於後也。

前人巧製，每多不傳於後，淺者每咎後人之不克負荷，此亦不然。凡物之能綿延不絶者，必其能有用於時者也。三國之世，諸葛亮作連弩，而馬鈞欲五倍之；鈞又欲發石車；亮又作木牛流馬；時蜀又有李譔，能致思於弓弩機械；而吴亦有張奮能造攻城大攻車，奮，昭弟子，見昭傳。蓋時攻戰方亟，故軍械及運糧之具，相繼而興也。天下一統矣，攻戰無所復事；而運糧以當時之情形，亦無須乎木牛流馬，則其器安得而傳哉？不觀今世所謂機械者之於窮鄉僻壤乎？人力既賤，資本家斥資以購機械，其贏曾不如用人力之爲多也，則機械見屏矣。昔時巧製之不傳，不與此同理乎？故機械之發明改革，實與羣治相關。徒謂機械足以改革社會，亦言之不盡也。

四四九王景文

讀宋明帝答王景文求解揚州詔，其通達可謂無以復加，論禍福之不應趨避，無可趨避，不必趨避，尤可謂洞見真際，宜乎其必不爲無益之舉矣。然終不免於殺景文，以景文之亟求退讓，以蘄免禍，似乎臨命時必悲皇不能自主矣，而其從容乃殊出意計之外，則知人之善惡，不繫乎其能明理與否，而繫乎其能循理與否也。抑以景文之淡定，而猶不免禍，豈禍真無可避邪？古豈無獲全於危亂之世者乎？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豈皆臨時而求去乎？景文屢陳退讓，而卒不獲去，豈於避禍之道，猶有圖之不夙者邪？故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四五〇柳仲禮

侯景之圍臺城也，四面援軍雲集，雖不皆精鋭，然其數十倍於景，謂其不能解圍，無是理也。所以無功者，全誤於柳仲禮之懷挾異志。仲禮之爲大都督，乃韋粲所推，粲雖無功，然赴援甚速，死事甚烈，一子三弟，皆及於難，親戚死者數百人，謂非乃心王室不可也。仲禮爲粲外弟，粲當知其爲人，而執欲推之甚固，其故殊不可解。案此無難解也。《柳仲禮傳》云：“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韋粲傳》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扞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率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跂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合觀二傳，則仲禮當時兵最强，必得大都督而後肯進，粲不得已而推之，而之高之泥之，亦非必自負年位，不肯相下，蓋亦前知其爲人矣。仲禮，驕將也，以其兵强，不得已而用之，而卒爲所誤，故驕將必不可用。

四五一曹景宗、韋叡

南北朝時，南北構兵，南多敗衄。梁武帝天監六年邵陽洲之戰，北方以元英之重兵，楊大眼之勇將，而皆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實南方之一奇捷也。是役之功，實在韋叡，而曹景宗不與焉。

是役也，元英違邢巒之議，逆世宗之詔，志在必取壽陽，固曰愎諫以要功，然守者之力已窮，攻者之勢方烈，設無邵陽洲之捷，昌義之不爲朱脩之、蔡道恭之續者亦僅耳。是役也，武帝實先使曹景宗往援，詔其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而景宗欲專其功，違敕而進，逮遇風沉溺，則又還守先頓，使無韋叡以促之，景宗必逗橈不進，亦如其救司州時矣。《曹景宗傳》言叡受景宗節度，而《南史·韋叡傳》言景宗未敢進。帝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則實使叡督促景宗也。叡之受命也，自合肥逕陰陵大澤，遇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户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非此捧漏沃焦之勢，又何及於事乎？是時，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栅數百步，跨淮通道，其難克者在此。《韋叡傳》云：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以當百，魏人大潰。《曹景宗傳》言：高祖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合觀兩傳，先登者實叡軍，而景宗特繼之耳。

天監四年之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及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栅，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綘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静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静城，千餘人皆没，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未完）。

四五二周弘正

從古學人之無行者，周弘正其最乎？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侯景諱，改姓姬氏，拜爲太常。景將篡，使掌禮儀。及王僧辨東討，元帝謂之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僧辨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記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人情孰不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弘正既已屈節於景矣，所謂不得已者安在？於此而稱其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然則知不後機，體能濟勝者，乃惟明於一身之利害，而果以行其趨避之計乎？弘正之來也。僧辨飛騎迎之，即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君若臣之所重者如此，安得不亡國敗家，并喪其身乎。王克仕侯景，景敗，迎候僧辨，僧辨曰：勞事夷狄之君。何不以此語詰弘正？他日一敗而臣於淵明，所遣往迎者，即弘正也，豈不哀哉？抑元帝性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毁害，而於弘正，獨優禮之，何也？則以其似直而實諛也。史稱弘正俳諧似優，剛腸似直，簡文之立爲太子，弘景奏記，請其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明知其時爲不能以是加罪也。元帝不肯歸建鄴，弘正驟諫，似逆帝意，且忤近臣，然當時諫者甚多，朱買臣，帝之親昵也，而亦諫，則非帝之所甚惡，亦非近臣之所深忌也。此所謂剛腸似直者也。其歸元帝也，授之顯官，而以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平時之行類俳優可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寧必以此示異於人，内重者外自不得而輕也，觀人者必於其威儀，豈無故哉？或曰：娖娖謹威儀者，遂可以有爲乎？曰：不必其有爲也。而庶幾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者，必始於介也，介不足以限奇士，而恒人要不可不以此自勉，故以威儀觀人者，或失之於奇士，必不失之於恒人。

弘正在武帝時，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當時用法甚寬，至欲屏之四夷，其所犯之重可知，此等人宥之何爲哉？

四五三張雕不擇所事

張雕爲齊後主所委信，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幸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禀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玄等，意有異同，季舒與争未決。韓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章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詰戮。齊主遂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迪、黄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效忠異族之禍，至於如此。張雕頗有抱負，奈何不擇所事邪？張雕《儒林傳》亦作張雕武。蓋本名雕虎，避唐諱去下一字，或改虎爲武。

四五四殺人自殺

《北齊書·廢帝紀》云：“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能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孝昭紀》言孝昭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遂不能用。然則文宣之教子殺人，乃正所以殺其子也。夫欲殺人者，不過以求自存。然人所以自存之道，豈徒在殺人而已哉？人未有孑然獨存於世者，而欲有以鳩其羣而不涣，則必有道矣。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然則君子之所以存心者又可知矣。古之人未嘗不事田獵也，而又曰君子遠庖廚，有以也夫！

四五五藉手報仇

陳武帝遣文帝攻杜龕，王清援之，歐陽頠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武帝。清子猛，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疏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南史·王准之傳》。人或議之，然無可議也。文帝之後嗣，爲宣帝所替，猛蓋謂其仇已雪，抑且視宣帝爲代己報仇者矣。梁武助齊明以傾鬱林亦是道也。然則人不可以妄殺也。妄殺而骨肉之間，或爲仇人所藉手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猶未若此之可畏也。

四五六紈袴狎客

《通鑒》：長城公禎明二年，隋師將至。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案時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則亦未嘗不知事勢之亟。而臨危之際，又藉王氣在此以自寬，耎弱之人，往往如是。至孔範，則惟知獻媚，罔恤大局，强敵壓境，而以談笑道之，更可謂全無心肝矣。此等情態，吾於今世所謂紈袴子弟及狎客者屢見之。

四五七三國之校事

所謂特務，并不是近代纔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餘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國魏志·高柔傳》説：“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然校事之制，并未因之而廢，所以下文説：“校事劉慈等自黄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虚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到嘉平中，纔因程昱孫曉之言而廢，昱傳云：“時校事放横，曉上疏曰：……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麤疏，以謥詗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内則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宫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魏國之建，事在漢獻帝建安廿一年，爲西元二一六年，嘉平爲齊王芳年號，自二四九至二五三年，魏之任校事，約歷四十年。又《吴志·孫權傳》：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朱據傳》：“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嘉禾爲權年號，自二三二至二三七年，其明年二三八，爲亦烏元年。

用法之所最忌者，爲於正式機關之外，别立機關；且出入任情，不本成法；程曉之言，可謂極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之才的，《魏志·方技傳》注引東阿王《辨道論》，説：“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虚誕之言，出非常之語。”魏武帝的嚴明，確乎不甚容易；程曉説他檢御有方，當非虚語，然仍不能不爲趙達等所欺；像孫權的麤疏，就更不必説了。

程曉説任校事有傷大臣之心，而吕壹之誅，孫權使告謝諸將，則魏、吴之任校事，意實在於檢察將吏的貪縱。從來喪亂之際，官方每多不飭，武臣縱恣尤甚，加以檢察實爲必要。然目的雖正，而手段不適，其詔禍尚如此，若如近代法西斯主義者之所爲，專爲維持一己的威權地位起見，不恤用殘酷之吏，肆暴虐於民，則是武曌之任周興、來俊臣，明成祖之立東廠，其作風又在魏武帝、吴大帝之下了。或謂法西斯主義者流，所行雖不適當，亦非無爲國爲民之心，未可一筆抹殺。這話我亦承認。但須知社會國家，關係重大，手段一誤，流毒無窮，正未可以有爲公之心，而冀人寬恕。昔人説：周公營洛陽爲東都，説其地交通便利，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秉政者正不可無此氣度。所以不論我是該推翻的，不該過於防閑别人；即使我確能代表國利民福，反對我者係屬搗亂之徒，我們對他，仍不宜過於壓制，因爲讓他爆發一次，則其搗亂爲衆所共知，即爲衆所共棄，而大局也可以早入於正軌了。又況誰能代表國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

四五八用人以撫綏新附

《三國·魏志·鄧艾傳》：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并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吴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吴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吴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官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吴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謂吴可不征而定，自屬太過，然其言確係良圖，則不可誣也。然厚待劉禪，僅足傾動孫氏之主耳，若爲長治久安計，則吴、蜀平後，所以撫綏其士大夫者，尤不可少矣。

《晉書·儒林傳》：文立，巴郡臨江人，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仕至尚書。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詔稱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以立爲散騎常侍。又曰：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是武帝之於蜀士，確頗留意。然《本紀》：泰始五年二月己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史。則即武侯後裔，亦有用之未盡者也。吴平之後，拔用其人，尤爲不盡，劉頌除淮南相，上疏言：“封幼稚皇子於吴、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吴、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吴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肘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内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户，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此其事機，可謂極緊急矣。然《賀循傳》言：循以無援於朝，久不進序，陸機上疏薦之。其言曰：“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觀此，知晉初士夫，競進成俗，而能爲國遠慮者，則幾於無人矣。《陶侃傳》：侃察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後與語，乃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蓋其時之歧視遠人如此。王導輔元帝，説其招致顧榮、賀循，爲史所豔稱。然明帝太寧三年，八月，詔曰：“吴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脩家訓，又忠孝仁義，静己守真，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則至易世之後，而其撫用猶有未盡也。《桓温傳》：温平李勢，“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皆蜀之良也，并以爲參軍，百姓咸悦。”温時如此，而況晉初乎！

《梁書·武帝紀》：天監五年，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譌，幽仄罕被，人地孤絶，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兹靡勸。凡諸郡國舊族邦内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此即陸機所謂以除壅隔之害者，固不僅爲士大夫謀出路也。七年二月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蓋亦爲此。

《魏書·邢巒傳》：夏侯道遷内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及巴西平，巒表曰：“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惟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跡。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怏，多生動静。比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已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户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以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當時蜀中，勢實岌岌，以世宗固不用巒之議，又王足反正，乃得幸免耳。然則不徒天朝，即州郡，亦不可不思引用賢能以撫綏所屬矣。抑以巴中之辟陋，冠帶風流，猶足稱舉，尚安得諉曰地實無才哉！

又《韓麒麟傳》：麒麟以高祖時爲齊州刺史，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扃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議從之。又《李彪傳》：彪上封事七條，其三曰：“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移有道之情。”蓋當時反側於兩國之間者，率爲地方豪右，故以是爲招致之具也。《齊書·鬱林王紀》：永明十一年八月，辛丑，詔曰：往歲蠻虜協謀，志擾邊服，羣帥授略，大殲凶醜，革城克捷，及舞陰固守，二處勞人，未有沾爵賞者，可分遣選部，往彼序用。此所序用者，必多當地之人，鼓舞之用，誠不可闕。然《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言元嘉時，淮西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雖合酬庸之典，未免擾民之患，又不可以不慎也。

風未甚同、道未甚一之世，各地方之間，恒不免此疆彼界之見。《晉書·孔坦傳》：“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元帝手策問曰：吴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此在今日言之爲不可解；而當時有此策者，各地方之相視，如今異國人之相視，爲恩爲怨，非以其人，而以其族，此等成見，猶未盡除也。遠方所以宜加意撫綏，其理亦由於此。

原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四五九近鄉情更怯

詩惟有至性至情者，乃能道出人心坎中事。唐人詩云：“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此非久經羈旅者不知，抑亦久經羈旅者人人心所欲言，而口不能言者也。毛脩之代王鎮惡爲安西司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擒。及赫連昌滅，入魏。後朱脩之俘於魏，經年不忍問家鄉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答，并云：“賢子亢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烏乎！”自此一不復及。夫經年始訪，即近鄉情更怯之意也。然詩人不過羈旅之思，脩之則更有家國之痛焉。一嘆之後，終身不及，亦可悲矣。長安之戍，實同棄師，功臣良將，駢肩而没。至於虜馬飲江，乃登城而思道濟，亦何益哉？

四六〇亂時取二妻

時直非常，則有非常之事。漢魏之際，喪亂薦臻。而要二妻者，遂屢有所聞焉。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吴叛，仕魏爲黄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絶，更取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當追成服，求平議。其時議者，謝衡以爲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宜更相爲服，蓋以爲無妨二適者也。張惲謂《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則以爲可不分適庶者也。其以爲不容二適者，則虞溥謂未有遭變而二適，故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絶之日。許猛以爲地絶。衛恒謂地絶死絶無異。蓋謂不容二適，乃出以求全。然昌妻何故當義絶乎？李胤謂毖爲黄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毖可得以爲妻乎？夫江南叛，非毖之妻叛也。如毖之説，境有叛首，境内之人，皆在當絶之列乎？於義窒矣。虞溥謂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艱乎？其説是也。地絶之説本已難通。劉卞云：地既通，何故追而絶之，於義尤允。虞溥謂據已更娶，有絶前之證，又欲方之惡疾。謂雖無過，亦可見出。然揆諸人情，終不如卞粹謂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絶之爲允也。衛恒謂絶前爲奪舊與新，爲禮律所不許，人情所不安，信矣。絶與死同，無嫌二嫡，此所以濟事之窮，然以言終絶者則可矣。其如絶而復通，如朱某鄭子羣陳詵者何？於是嫡庶之别，終不得不辨矣。劉卞云：毖於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此以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然娶妻必於邦族，竊所未聞。干寶云：同産者無適側之别，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故有上下也。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少長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如寶之論，以處死則得矣。以之居生，先妻不恢含容之德，後妻不崇卑讓之道，將若何？時吴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即行寶之説者也。君子以爲賢，然虞溥云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此可以爲教不可以立法也。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勛疑所服，荀勖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吕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謂抑其親，干寶之議，於斯窮矣。沛國劉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毌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絶，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陶之所爲於人情，則有嗛矣，於法不能責也。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産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司馬王愆期議曰：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没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其妻非犯七出，臨危請活姑命，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礿祠烝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繼室本非適也。雖云非適，義在始終，嚴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適後繼，有自來矣。此議惟責嚴氏不當涉二庭爲過，餘皆平允也。以上據《晉書·禮志》。

《晉書·賈充傳》：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之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并？充乃答詔，托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毌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内準則，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謂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出，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門將官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

四六一飲食侈靡之禍

西元三一二、三一六年，洛陽、長安相繼淪陷。自此政府偏安於南方者二百七十三年。其間北方非無可乘之機，然終不克奏恢復之烈者，士大夫階級之腐敗，其大原因也。士大夫階級之腐敗，事有多端，奢侈其大焉者也。奢侈之事，亦有多端，飲食其大焉者也。賀琛之告梁武帝也，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麤舉二條，言其尤者。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嶽，列肴同綺綉。露臺之産，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今雖庶賤，皆盛姬妾。務在貪污，争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剥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案前世士夫，多畜聲伎，燕客則使之奏技以娱賓，而欲延客賞其伎樂者，亦必盛爲飲食以餉之。賀琛所言，二事實一事也。五侯之鯖，著稱雒下，何曾之譜，流衍江東，五胡之禍，蓋與飲食若流終始？豈不哀者？

四六二清談一

清談之風，起於魏之正始。世遂以晉人之不事事，歸咎於王弼、何晏之徒，其實非也。晏等不徒非不事事之人，且係欲大有爲之人，觀夏侯玄對司馬宣王之問可知。《蔣濟傳》曰：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食之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道，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國志》文最簡略，爽等之所更張，蓋皆無傳於後矣。至於山濤、阮籍等，則皆有所爲而爲之，亦非酣嬉沈醉之徒也。《晉書·戴逵傳》：逵著論曰：“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謂洞見情實。范甯乃以末流之弊，追議創始之人，謂王弼、何晏，罪深於桀紂，不亦誣乎？

訾議清談之論，至晉世而後盛，蓋其弊實至晉而始著也。三國時訾議清談者，《魏志·袁焕傳》載焕從弟霸之子亮，深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傳》既不載其論，其説不可得聞。《傅嘏傳注》引《傅子》，有譏切何晏、鄧颺、夏侯玄之語，則嘏本與晏等不合，爲其免官。《管輅傳》及《注》引《輅别傳》，亦有譏切何晏之語，并謂輅豫知晏、颺之當被禍，則事後附會之辭，彌不足信矣。正始八年何晏治身遠小人之奏，卓然儒家禮法之談。庾亮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時人亦擬諸夏侯玄。見《晉書·亮傳》。疑正始諸公之縱恣，并不如傳者所言之甚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四六三清談二

《三國·魏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粲嘗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此説最通。凡諸清談之徒，特其識解相近，才志自各不同；故其立身途轍，亦各有異。有真不能任事者，若焦和、見《魏志·臧洪傳注》引《九州春秋》。《後漢書·臧洪傳》略同。王澄、謝萬之徒是也。有託以避禍者，如阮孚、謝鯤、庾敳之徒是也。有熱中權勢，無異恒人者，如郭象是也。有處非所宜，以致敗績者，如畢軌是也。以上皆見《晉書》本傳。《曹爽傳注》引《魏略》，謂李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勝出未幾，而司馬氏之變起。伐蜀駱谷之謀，亦出於勝。《傳》謂鄧颺等勸爽伐蜀，又謂颺與爽參軍楊偉争於爽前，而偉之言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則二人并爲主謀，《魏略》之言不誣也。勝之才，蓋足與司馬景王、鍾會匹敵矣。《晉書·景帝紀》曰：“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計，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静内外，置陳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景帝在諸名士中，可謂最爲梟傑矣。東晉諸主，才略莫優於明帝，而嘗論聖人真假之意，王導等不能屈，蓋亦清談之雋。而名臣如桓彝、温嶠、庾亮、邵續等，亦咸以清談著聞。見《晉書·謝鯤》、《羊曼傳》。王忱鎮荆州，能裁抑桓玄；王廙能誅戮陶侃將佐；其才蓋亦相等，史褒忱而貶廙，則成敗之論耳。王敦雅尚清談；簡文帝爲會稽王，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以桓温與劉惔、王濛、謝尚并舉；則亂世之姦雄，亦未嘗非捉麈尾之人矣。殷仲堪之敗，蓋所遭直與忱異，非其才之不足以制桓玄也。殷浩能統率三軍，北定中原，雖喪敗，亦事勢爲之，其才則雄於謝安矣，而況王導乎？

清談者不必皆無能之人，反清談者，亦不必皆有爲之士。庾翼輕杜乂、殷浩，謂當束之高閣。其與浩書，深致譏議。然翼之才，豈能優於亮哉？毌丘儉文武兼資，忠義蓋世，而薦裴秀於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問强記，文無不該。”其所稱道，全與時人無殊。則知風尚既成，賢者不必能自外；亦不以此而喪其賢。風俗之衰，受其弊者特恒人耳。然庸衆者英傑之所資，衆人皆莫能自振，賢豪亦無所藉以成其功矣。故風俗之清濁，究爲治亂之原，而有唱道率將之責者，不可以不慎也。

學識既無與於才不才，故觀其人之風度，亦不能定其賢否；古人戒以貌取人，蓋爲是也。簡文帝少有風儀，善容止，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橋，温遞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温由此憚服。初即位，温撰辭欲自陳述，帝對之悲泣，温懼不能言。有司承温旨，奏誅武陵王，帝不許。温固執，至於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敢復言。可謂處變不驚矣。然謝安稱爲惠帝之流；謝靈運跡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即孝武幼稱聰悟，謝安歎其精理不減先帝，亦未見其才略之有餘於簡文也。王戎之奔郟也，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時召親賓，歡娱永日；亦可謂歷險夷而不改其度者，曾何解於覆餗之譏哉？

成都王穎，樂廣之壻也，與長沙王乂搆難。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晉書·樂廣傳》。則知能矯飾於外者，未必能無動於中也。此較告子之不動心，又遜一籌矣。

孫登贈嵇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述之，王弼不與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其《答荀融書》又云：“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何劭《弼傳》。亦見《魏志注》。孫登所謂識，與荀粲不同。粲所謂識，但指知解，登則兼該夫以情從理，故謂嵇康無識，則無以自免也。人能以情從理與否，亦因稟賦而不同，王弼所謂自然之不可革也。東漢之季，能以情從理者，郭泰、申屠蟠是也；其不能者，李固、張儉是也。荀粲謂父彧不如從兄攸。彧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魏志·彧傳注》引《晉陽秋》。邴原能先詣魏祖；在軍歷署，終不當事；《魏志》本傳《注》引《原别傳》。可謂善自韜晦。然其在遼東，猶以清議格物，爲公孫度以下所不安，賴管寧密遣之還，《寧傳注》引《傅子》。則知如張閣之不知美好者，非易事矣。《魏志·邴原傳注》。晉文帝欲爲武帝求昏於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山濤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并申款昵。二人居勢争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皆見《晉書》本傳。而嵇康以箕踞而鍛忤鍾會，以非薄湯武忤大將軍。亦見《魏志注》引《魏氏春秋》。康之識，豈不如阮籍、山濤哉？情有所不自禁也。何晏等皆好交遊，而丁謐獨以忤諸王繫獄，《曹爽傳注》引《魏略》。視此矣。然則以情從理，誠非易事也，豈真王弼所謂自然不可革者邪？要非所語於能以學問變化氣質者。知自然之不可革也，而不知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此當時之名士，所以多無以自免也。

寬容與忌刻，亦秉諸自然者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元帝盡除諸王，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直周顗將入，導呼謂顗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欲誅顗，以問導，導遂無言。致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歎，《晉書·周顗傳》。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是導外寬而内忌，顗外率而内寬也。此稟賦之殊也。然一時名士，忌刻者多。故王弼結憾於黎融，亦見《魏志注》。羊祜無德於戎、衍，王澄以舊意侮王敦而見殺，羲之以舊惡恨王述而誓墓。皆見《晉書》本傳。悻悻然小丈夫哉！何其自處之卑，相報之慘也？無他，識解雖超，而情不免於徼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且求，亦何以善其後哉？識足以平揖古賢，而行不免爲市井鄙夫之所恥，君子於是齒冷乎當時之所謂名士者矣。

同是清談之士，有能守禮法者，有不能守禮法者，亦由各率其情而行之，而未能變化之以學問也。王澄、胡毋輔之等任放爲達，或至裸體。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和嶠居喪，以禮法自持，而王戎母憂，不拘禮制。非必樂廣、和嶠操持過於王戎、王澄、胡毋輔之等，亦其性本近謹飭耳。能守禮法與否，亦與其人之才不才無涉。庾亮風格峻整，固爲名臣；王忱放誕，慕王澄之爲人，然其守荆州，亦威風肅然，殊得物和，且能裁抑桓玄也。

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而書以戒之，欲其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深以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爲戒；可謂知自克矣。然其言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又曰：“能屈以爲申，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三國·魏志》本傳。則其自克，乃正所以徼利而避禍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儉德避難，非苟免之謂也；況又情存於徼利乎？此又嵇康之徒所不忍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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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四清談三

清談之士，以忮敗，尤多以求敗，以其冒利而不能自克也。《三國志》言：何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産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等，以爲伎樂。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爽等罪狀，出於司馬氏之口，自不免於失實，然不能盡誣也。《注》引《魏略》，言鄧颺好貨，丁謐父斐亦好貨，畢軌在并州名爲驕豪，何晏養於太祖家，服飾擬於太子。然則正始秉政之人，實多驕奢之士，其人皆人望也；司馬氏爲其所擯，屏息不敢出氣者幾十年，其才亦非不足取也；而卒以覆滅者，豈不以驕則人惡之，奢則民怨之，故變起於肘腋之間而不之知、莫之援哉？

《晉書·王衍傳》：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舍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居田園，似誠有高致矣。然石勒之責衍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雖愛衍者，不能爲衍辯也。天下破壞，固非一人所能爲，然懷禄而不去，何歟？如衍者，豈得云識不能及哉？然則其少日之輕財，正是矯情以干譽耳。矯情者，假之也，而不知其終不可假也。衍覩中國已亂，欲爲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謂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而終不免於排牆之禍，哀哉？

當時知名之士，未嘗無儉德之人。如山濤爵同千乘，室無嬪媵；阮修四十不能娶；阮放爲吏部郎，不免饑寒；嵇康、向秀，鍛以自食，秀又與吕安灌園於山陽是也。然此或爲避禍計，或則性本簡傲，不與俗諧，乃甘食蔬衣敝耳，非有得於道也。干寶之言曰：“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愍帝紀論》引。庾峻之言曰：“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熊遠之言曰：“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宫未返。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均見《晉書》本傳。晏安鴆毒，入其中者鮮能自振，此北方之所以終不可復歟！

《記》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何其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吾嘗默察并世中庸之士，亦未嘗無爲善之心，特其自私之念過深，必先措其身於至安，肥其家使無乏，然後正身以圖晚蓋。其意若曰：“天下大矣，吾一人自私何害？”殊不知人心之感應，捷於影響，自私而望人之不私，自利而責人無欲利，不可得也。此古之欲爲善者，所以貴以身先之。而如今人之所爲，是後之也，其不得於人，無足怪矣。王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禄。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晉書》本傳。此去貪求無已者一間耳；抑世之貪求無已者，豈不自以爲未足，而曰足自當止歟？

清談之士，固多名利之徒，然亦有受誣不白者。殷浩之廢也，史稱桓温將以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繆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絶。《晉書》本傳。此厚誣君子之言也。浩縱不肖，何至并矯情鎮物而不能？而以温之忌刻，亦豈待達空函而後絶浩邪？謝安、王坦之猶足厄温，而況於浩？温又豈肯用之以自樹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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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五清談四

裴頠《崇有》之論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跡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晉書》本傳。其説甚辯，然未足以服貴無者之心也。頠之意，乃謂人不能不自愛其生；欲全其生，不能無資乎物；衆皆有求，争奪斯起，故不可無禮以爲率由之準。而不知貴無者之欲去禮，正以其不足以爲率由之準也。奚以知其然也？魏太祖令，謂州人説禰衡受傳孔融之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此等議論，非恒人思慮所及，可知其必出於融，非誣辭也。是融能破世俗所謂父子之義也。《典略》云：“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此乃誣辭。融非功名之徒，安得有篡奪之念。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魏志·王粲傳注》引。是融能破世俗所謂君臣之義也。君臣父子之倫，乃昔專制之世所最不敢訾議者，而融能毅然反之，足徵其識解之超矣。魏文帝既受禪，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阮籍爲晉文帝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晉書》本傳。《傳》又曰：“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此權辭以釋衆議耳，非其本旨也。則知衝決網羅，爲凡談玄者之所共，而非孔融之所獨矣。籍、咸、嵇康、劉伶、謝鯤、胡毋輔之父子，畢卓、王尼、羊曼之倫，所以必蔑棄禮法者，毋亦其視之與方内之士大異，覺其䠞然不安，而不可以一日居邪？

王坦之《廢莊論》云：“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晉書》本傳。其意略與裴頠同。然亦未思拘守世俗之禮者，未可云能攝其契也。

李充《學箴》云：“老子云絶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争欲之門；化之以絶聖棄知，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鮮。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跡，逐跡愈篤，離本愈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并絶。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又曰：“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違，去其害仁義者而已。”《晉書》本傳。其論最爲持平也。

然當時放誕之士，初非見不及此，乃皆藉以爲利耳。戴逵之論曰：“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理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晉書》本傳。可謂言之深切著明矣。江惇謂“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而亦道之所棄”，《晉書》本傳。其意亦與逵同。夫情有所不安，不能自克，以就當世之繩墨，雖或以是賈禍，其志固可哀矜；至於以是徼名利焉，以是圖便安焉，而其心不可問矣。此又劉伶、阮籍之徒之所棄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四六六清談五

清談所以求明理也，其後或至於尚氣而求勝。如謝朗，病起體羸，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謝道韞爲王凝之妻。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皆是也。然此特末流之失，原其朔，則誠有志在明理，從善服義，不計勝負者。《樂廣傳》云：“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心。”《阮瞻傳》云：“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毋同。戎咨歎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王承傳》云：“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是當時談者，皆以要言不煩爲貴，不貴喋喋利口也。《廣傳》又云：“其所不知，默如也。”《裴頠傳》：“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王述傳》云：“性沈静，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則并不貴有言矣。《王衍傳》曰：“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黄。”以上均各見《晉書》本傳。《三國·魏志·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謂“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晉書·張憑傳》：詣劉惔，“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此尤絶無彼我之見，而能獲講習之益者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四六七晉人之矯誕

自後漢以名取士，而當世遂多矯僞之人，色取行違，居之不疑，至易代而猶未革。《晉書》所載，居喪過禮、廬墓積年、負土成墳、讓産讓財、撫養親族、收恤故舊之士甚多，豈皆篤行，蓋以要名也。而其尤矯誕者，要莫如鄧攸。《攸傳》云：“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説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蓄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史臣論之曰：“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纆，絶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絶嗣，宜哉！”其言善矣，然猶未盡也。夫云“朝棄暮及”，則兒已自能奔走，何待負擔？此而繫之，是自殺其子也。不徒不足稱義，抑當服上刑矣。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攸縱不知此，而當買納之初，豈不訊其家屬？必待寵幸既久，然後及之邪？史之所云，無一語近於情理，而衆口相傳，譽爲義士，固知庸衆之易欺；而當時憤世之士，必欲違衆而蔑禮，至於賈禍而不悔，固亦有激之使然者也。

《隱逸·郭翻傳》云：“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鄉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孔子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若翻之所爲，豈特齗齗而已。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若翻者，己既傷惠，而又傷人之廉，雖市井薄俗有不忍爲，而謂隱者爲之乎？然當日知名之士，亦間有天性篤厚之人。《劉驎之傳》云：“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若驎之者，不敢謂其無徼名之心，然就其事論之，則誠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矣。世豈遂無仁人？以徼名而勉爲仁者，蓋亦不乏，則名亦未始不足以奬進人也。然終以矯僞之士爲多。是以君子尚玄德，不貴偏畸之行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四六八晉人不重天道

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上言者亦多援引天道。至魏晉以後，則異是矣。《晉書·摯虞傳》：虞對策東堂。策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脩，以變大眚？”虞對曰：“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内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内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郤詵傳》載詵對策，實同時事。其言曰：“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其論雖亦古人所有，然古者勤脩人事，實畏天心，二者或未易軒輊，此專以勸人事爲言，固與兩漢拂士異其趣矣。

四六九州郡秩俸供給

送故迎新之費，特郡縣之吏取之於民之一端耳，自此而外，禄秩供給，蓋無一不取之當地者。人不能自攜資財以作官，以當地之財供當地之用，宜也。然立法不嚴，則因之以貪取者亦多矣。

《齊書·豫章王嶷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尋郡縣長尉俸禄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卻。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此即後世陋規歸公之説也。《南史·范雲傳》：“遷零陵内史。零陵舊政，公田俸米之外，别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又《王延之傳》：“在江州，禄俸外一無所納。”此已爲賢者。《梁書·良吏傳》：孫謙，以宋明帝時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禄俸豈可不取，得無賢知之過乎？豈其取之之法，固未盡善邪？《齊書·王秀之傳》：“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禄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豐壤禄俸常充，則瘠土有不給者矣。所謂東北異源，西南各緒也。

《梁書·裴邃傳》：“遷北梁、秦二州刺史，開創屯田，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又孫謙：“齊初爲錢塘令，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卻不受。”此等餉遺，并非常例。非常例，則既非秩俸所應得，亦非公用之所資，其卻之宜也。然肆行貪取者亦多。《南史·宗元饒傳》：“遷御史中丞。時合州刺史陳褒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又《梁宗室傳》：始興王憺，“拜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憺至，停斷嚴切，百姓以蘇。”此等乞取，尚復成何事體。又《謝朏傳》：“朏爲吴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畜馬乘不察於雞豚，況於賦民而使之畜。食人二雞卵，而衛以是棄干城之將，況於賦民以卵而責其雞乎！

《陳書·孔奂傳》：“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奂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温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此蓋富人每喜獻媚官吏，藉相往來，自以爲榮也。然有因此遂見誅求者。《南史·孝義傳》：趙拔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殺文茂。非夙與官府交關，雖有誅求，豈容過甚。非所謂慢藏誨盜者邪？

裴邃、孫謙、孔奂等卻吏民之餽，廉矣。然《陳書·文學傳》：褚玠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遂乃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則徒恃禄俸，誠有不能自活者。《南史·裴昭明傳》：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藴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此後世之陋規，所以雖云非法而卒不可絶也。朱修之刺荆州，百城貺贈，一無所受，惟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賭之，未嘗入己。《南史》本傳。賭雖非法，可謂曰廉。然去鎮之日，秋豪不犯可也，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則賢知之過矣。伏暅爲東陽太守，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梁書·良吏傳》。其失惟鈞。蕭琛頻蒞大郡，不治産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梁書》本傳。此則古人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之義也。《南史·何遠傳》：“遷武昌太守，餽遺秋豪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摙水還之。”此亦賢知之過。昏莫叩人之門户，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受者與之，不受者亦可以無還也。

伏暅之守東陽也，民賦税不登者，輒以太守錢米助之。何思澄父敬叔，爲齊長城令，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南史·文學傳》。此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之類也，固不如爲法以遺後嗣矣。而如敬叔之所爲，尤足使巧者藉口也。

有貪取於民，流俗顧不責其貪，猶以他事稱道之者。《梁書·張率傳》：“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吴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三千石米，不爲不多，新安、吴中之路，不爲近矣，果皆出於禄俸，不煩民力乎？家僮侵蝕，置諸不問，以是爲高，則何如陶潛之公田半以種秫也？

朱修之，史美其百城貺贈，一無所受。是爲州郡者，不徒貪取於民，又取之於下僚也。《南史·傅昭傳》：“遷臨海太守。縣令嘗餉栗，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是其事矣。大官貪取於僚屬，則僚屬不得不益誅求於吏民。斯時之以貪貨聞者，刺史如益州劉悛、梁州陰智伯，并臧貨巨萬。《梁書·江淹傳》。縣令如山陰虞肩，亦臧汙數百萬。《梁書·陸杲傳》。事實相因也。蕭洽仕梁爲南徐州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在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餽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誠可謂難矣。

不獨上官貪取於下也，即朝廷亦責郡縣以獻遺。《齊書·明帝紀》，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恒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可見其名爲土貢，實則出之令長矣。《南史·垣閎傳》：“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州還，資財巨萬。孝武末年貪欲，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爲被賧刺史。”又《張興世傳》：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又《孔靖傳》：子琇之，“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又《崔慧景傳》：“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皆可見其誅求無藝，更甚於唐世之進奉也。《蕭惠開傳》：“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内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都著貪暴之名。”此何異縱虎兕以噬人歟？

北魏之初，百官無禄，故其恣取於下，尤爲有辭。《魏書·崔寬傳》：附《崔玄伯傳》。“拜陝城鎮將。三崤地險，民多寇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禄力，惟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此取之於豪猾，似無傷於細民。然因此，能無寬縱豪猾邪？《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雲，“出爲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合州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此名爲樂輸，實亦未嘗不出獻媚也。《北齊書·陽州公永樂傳》：“罷豫州，家産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别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别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神武頗有意於整飭吏治，而其言猶如是，可見其恬不爲怪矣。《周書·裴俠傳》：“除河北郡守。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直，爲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此自奉養之出於民者也。《北齊書·裴讓之傳》：弟讞之，“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民間無所與。”則凡吏之宗族交游，亦無不煩民供應矣。《周書·申徽傳》：“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北人之貪取如是，而乃諉其罪於南方舊俗，何其立言之巧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四七〇苻洪因讖改姓之誣

東漢以後，讖緯之説甚行，外夷之竊據中原者，亦相率傅會，殊可笑也。《晉書·苻洪載記》云：“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案《三國·蜀志·後主傳》：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户於廣都。”《張嶷傳》：“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户就魏，獨健來從。”《晉書·宣帝紀》：青龍三年，“武都氐王苻雙强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青龍三年，在建興十四年之前一年，是時武都已有苻氏。洪死於晉穆永和六年，年六十六，則當生於武帝太康六年，上距青龍三年，尚五十年也。草付應王之讖，既系妄言；蒲生五丈之説，必爲矯誣，從可知矣。

四七一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晉書·苻堅載記》：姚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或據謂五胡以羌爲最賤，誤。此羌字指姚萇言之，非指凡羌人。當時最重圖緯，故萇以是求而堅斥其誣。《苻登載記》：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曆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顔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意與堅之言同。不然，圖讖豈有不爲一人造而爲一種族造者邪？

四七二慕容、拓跋

晉世五胡，率好依附中國，非徒慕容、拓跋稱黄帝之後，宇文託於炎帝，苻秦自稱出於有扈，羌姚謂出於有虞也；即其部落舊名，亦喜附會音義，别生新解。如慕容廆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征伐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此蓋慕容氏有土之始，後人遂以其名爲氏。慕容二字，固明明莫護轉音也，乃《晉書·慕容廆載記》曰：“時燕、代多冠步摇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摇，其後音譌，遂爲慕容焉。”豈諸部皆解華語乎？步摇二字，固不難知，然諸部於漢人之冠，未必不能自造一名以名之，亦未必皆用漢名也。況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莫護跋豈必斂髮襲冠，以其名諸部乎？《秃髮氏載記》云：“其先與後魏同出。”秃髮，拓跋，蓋同音異譯，魏人又自附會爲后土，其謬同此。《秃髮氏載記》云：“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此亦附會。秃髮二字，蓋覆被之義。

四七三校郎

《晉書·沮渠蒙遜載記》：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可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然孰使汝爲異族效力乎？胡三省《通鑑注》曰：“自曹操、孫權置校事司察羣臣，謂之校郎，後遂因之。蒙遜置諸曹校郎，如門下校郎、中兵校郎是也。”義熙十三年。然則蒙遜之司察其臣，可謂特甚。而詐爲之鷹犬，豈佳士哉？其死也，固有自取之道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四七四後魏出自西伯利亞

五胡諸族，多好自託於古帝之裔，其説殊不足信。然其自述先世事跡，仍有不盡誣者。要當分别觀之，不得一筆抹殺也。《魏書》謂“後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後爲跋，故以爲氏”。又謂“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勛，舜命爲田祖”。此全不可信者也。然謂“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則其説不誣。已見《鮮卑》條。又云：“積六七十代，至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五傳至宣帝推寅，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遷徙，未行而崩。又七傳至獻帝鄰，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以位授其子聖武帝詰汾，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并號爲推寅，蓋鑽研之義也。”此爲拓跋氏信史，蓋成帝强盛，故傳述之事，始於其時也。《魏書》云：“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有記録焉。”

今西伯利亞之地，自北緯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學家稱爲凍土帶。自此南至五十五度，稱森林帶。又南，稱曠野帶。最南，稱山嶽帶。其山，即西伯利亞與蒙古之界山也。凍土帶極寒，人不能堪之處甚多。森林帶多蚊虻。曠野帶雖沃饒，然卑濕，多疫癘，亦非樂土。拓跋氏蓋始處凍土帶，以苦寒南徙，復陷曠野帶中，最後乃越山嶽帶而至今外蒙古也。大澤方千餘里，必曠野帶中藪澤。或謂今拜喀勒湖，非也。拜喀勒湖乃古北海，爲丁令所居，漢時服屬匈奴，匈奴囚蘇武即於此，可見往來非難，安有山谷高深，九難八阻之事？

四七五拓跋氏先世考上

晉世五胡，多好自託於神明之胄，其不足信，自無待言。而魏人自述先世，荒渺尤甚，又嘗以史事誅崔浩，故其説彌不爲人所信。然其中亦略有事實，披沙揀金，往往見寶，所貴善爲推求，不當一筆抹殺也。《魏書·序紀》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此因漢世烏丸、鮮卑，史皆云以山爲號，因有是言，不足信者也。又云：“積六十七世，至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九十九者，合己爲百姓也。統國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國。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獻帝，又二世至神元，其數凡八十一。八十一者，九九之積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傳，爲三與五之積，蓋取三才五行之義，比擬三皇五帝也。世數及所統國姓，無一非九之積數，有如是巧合者乎？況自神元以前，除成帝、宣帝、獻帝、聖武帝外，絶無事跡可見。世有事跡傳述如是其疏，顧於受封以來之世數，及成帝以降十餘世之名諱，獨能識之弗忘者乎？其爲僞造，夫復奚疑！然安帝統國有九十九姓之説，亦見於《官氏志》。九十九之數，雖不足信，其曾統有諸姓，則必不盡誣，特不當造作成帝其人，而繫之於其時耳。至云：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遷，未行而崩”。獻帝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時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帝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道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亦見《魏書·靈徵志》。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并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此中聖武帝其人，及獻帝之名，又爲僞造；而其遷徙之事，及先後有兩推寅，則不盡誣。“詰汾無婦家，力微無舅家”，造作者蓋亦微示人以聖武以上，悉無其人。至推寅則所謂以德爲號者。以德爲號而無其名，又傅以神獸道引荒誕之説，正與野蠻部落十口傳説之性質相符，故知其非子虚也。

《禮志》云：“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烏洛侯傳》云：“真君四年來朝。據本紀，事在是年三月壬戌。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此云舊墟，蓋是。《禮志》云鑿石爲廟則誣矣。魏之先，能興如是大工乎？然云其地爲魏之故土，則自不誣，此固無庸造作也。烏洛侯在地豆干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里。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謂北海也。難水今嫩江；完水今額爾古訥河；北海即貝加爾湖；于己尼蓋入湖之巨川也。魏人編髮，故稱索虜；而烏洛侯繩髮；地豆干在失韋西千餘里，失韋丈夫索髮；可見自失韋以西北，其俗皆同。謂魏人曾居黑龍江、貝加爾湖之間，必不誣也。然其初所居，尚當在此之北。今西伯利亞：自北緯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學家稱爲凍土帶；自此南至五十五度曰森林帶；又南曰曠野帶；極南曰山嶽帶，則蒙古與西伯利亞之界山也。凍土帶極寒，人不能堪之處極多。魏人蓋自此南徙。森林帶多蚊虻，亦非樂土，不可居；且鮮卑習騎射，亦不似林木中人也。魏人當時，似自凍土帶入曠野帶。其地沃饒，然卑溼多疫癘，所謂昏冥沮洳者也。終至山嶽帶定居焉。後又踰山南出，則所謂匈奴故地者，其地當在漠北。自此至漠南，尚當多歷年歲。其事，魏人都不能記矣。自後推寅至神元，歷時必久，世數亦必非一。

魏人此等矯誣之説，果始自何時乎？《衛操傳》謂桓帝崩後，操爲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爲軒轅之苗裔。皇興初，雍州别駕雁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此説而信，則拓跋氏之自託於軒轅，尚在惠、懷之世；桓帝死於惠帝永興二年，衛操卒於懷帝永嘉四年。然不足信也。《靈徵志》云：“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其二石記張、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於今。其文記昭成皇帝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録又受太平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卧起，不離左右，此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此事誣罔，無待於言。又《皇后傳》云：“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部落會葬，事所可有，何當舉部偕來，至於二十餘萬乎？其爲誣罔，殆與丘池獲石等矣。觀此二事，則知造作石刻以欺人，實爲魏人慣技。桓帝時雖稍知招徠晉人，恐尚未知以文辭自炫。且衛操、衛雄、姬澹、莫含等，皆乃心華夏，其於拓跋氏，特欲借其力以犄匈奴耳，何事道諛貢媚，爲作誣辭乎？《操傳》又云：“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一似惟恐人之不信，故列多人以爲徵驗者，其情亦大可見矣。然則此等矯誣之説，果始何時乎？案道武定國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此爲魏人自言其先世可考之始。僭位之後，即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詔有司議定行次。崔玄伯等奏從土德。蓋一切矯誣之説，皆起於此時。所以自託於軒轅者，以從土德；所以從土德，則以不欲替趙、秦、燕而承晉故也。太和十四年高閭之議如此，見《禮志》。崔玄伯立説雖異，用意當同，蓋不敢替異族以觸拓跋氏之怒也。世祖册沮渠蒙遜曰：“昔我皇祖，胄自黄軒。”見《蒙遜傳》。辭出崔浩。據本紀，事在神䴥四年。高祖時，祕書令高祐、丞李彪等奏曰：“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魏書·高祐傳》。皆與《魏書·序紀》合。知道武之世，造作久定，後人特祖述其説而已。

隋文詔魏澹别成《魏史》，義例多與魏收不同。其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并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隋書·魏澹傳》。然則拓跋氏先世可考者止於神元，固人人所共知也。道武天興二年，祠上帝，以神元配，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后配；見《禮志》。太武使祭告天地石室，僅云以皇祖先妣配，而不援昌意、始均、成帝之倫；儻亦不欲厚誣其祖乎？然兩推寅固當確有其人也。

拓跋氏事有年可考者，當始文帝入質之歲，實曹魏景元二年。《魏書》以是年爲神元四十二年者，上推神元元年爲庚子，取與曹魏建國同時也。亦不足信。

或曰：神元能遣子入侍，其部落當不甚微，何至父祖名號，亦無省記？獨不觀《南史·侯景傳》乎？景僭位後，王偉請立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耶名摽。”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偉别制其名位。神元之初，聲名文物，豈能逾於侯景之時？況神元依妻家以起，乃贅壻之倫；其部落之大，蓋自并没鹿回始；前此蓋微不足道矣。推寅神獸而外，一無省記，又何足怪乎？

《晉書》謂秃髮氏之先，與後魏同出，其説最確。《魏書·源賀傳》：世祖謂賀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唐書·宰相世系表》：源氏出自後魏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七世孫秃髮傉檀據南涼。子賀降後魏。太武見之曰：“與卿同源，可改爲源氏。”魏人固自言之矣。烏孤五世祖樹機能，略與神元同時。其八世祖匹孤，始自塞北遷於河西。以三十年爲一世計之，匹孤早於神元約百年，其時在後漢中葉，正北匈奴敗亡、鮮卑徙居其地之時也。西伯利亞南邊部落，蓋亦以此時踰山南出。

《宋書·索虜傳》云：“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虜亦其一也。”《齊書·魏虜傳》云：“匈奴種也。”又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胡俗以母名爲姓，説無徵驗。若援前趙改姓劉氏爲徵，則其時入中國已久，非復胡人故俗矣；況亦母姓而非其名也？匈奴與鮮卑相混，事確有之。《魏書·官氏志》中有須卜氏、林氏其證；而宇文氏出於匈奴，事尤明顯，《隋書·李穆傳》：“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没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此則出於依託矣。然不得云拓跋氏爲匈奴種也。魏太武與宋文帝書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户。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合諸世祖命源賀之言，拓跋氏固明以鮮卑自居也。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四七六拓跋氏先世考下

《魏書》謂桓帝葬母，遠近赴者二十萬人，説不足信，既已辭而闢之矣，然《序紀》中類此之言尚多，請一一辯之。《序紀》云：神元之時，控弦上馬二十餘萬。案神元吞并没鹿回，部落誠稍大，然謂有二十餘萬，則必誣也。《晉書·衛瓘傳》曰：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丸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并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考《武帝紀》，平州之立，事在泰始十年。其明年爲咸寧元年，六月，力微即遣使來獻。三年正月，又使瓘討力微。是年，即《魏書》文帝被害而神元死之年也。《魏書》云：文帝爲神元信讒所殺，蓋飾辭，實則部落離叛，子見殺而父以憂死耳。此豈似擁衆二十萬者乎？神元之後，傳章帝、文帝、平帝三世，凡十六年，拓跋氏蓋其微已甚。思帝死，昭帝、桓帝、穆帝三分其衆，勢顧稍張。然云控弦騎士四十餘萬，則又誣也。是年，爲晉惠帝元康五年。《魏書》云：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越二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始還。史云諸降附者二十餘國，蓋其經略頗勤，故其勢稍振。然穆帝七年，即晉愍帝建興六年，與劉琨會於平陽，會石勒禽王浚，國有匈奴雜胡萬餘家，多勒種類，聞勒破幽州，謀爲亂，欲以應勒，發覺，伏誅，討聰之計，於是中止。此即元康五年之所遷也，不過萬餘家，而主部之勢，既不足以制之矣，而《序紀》謂昭帝十年，晉惠帝永興元年。桓帝以十餘萬騎會司馬騰，昭帝同時大舉以助之；穆帝三年，晉懷帝永嘉四年。平文以二萬騎助劉琨攻鐵弗；是年得陘北之地，徙十萬家以充之；五年，永嘉六年。又躬統二十萬衆以擊劉粲；不尤誣乎？

穆帝之死也，《序紀》云：衛雄、姬澹率晉人及烏丸三百餘家隨劉遵南奔并州。此事亦見《雄》、《澹傳》。云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并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案《晉書·琨傳》云：遵與澹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下文云：琨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則《雄》、《澹傳》之言，爲得其實。《序紀》所云，蓋諱飾之辭也。《官氏志》云：昭成建國後，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分爲南北部，帝弟觚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諸方來附，總謂烏丸，蓋其衆實以烏丸爲多，他部莫足與比也。魏初西部齮齕最甚，東部即慕容、宇文，亦見《官氏志》。較拓跋氏爲强，不得爲之臣屬。然則拓跋氏之所有者，南北部耳。而烏丸之盛如此，庫賢沮衆，而神元云亡；普洛唱叛，而道武出走；其無足怪。然則拓跋氏之本部亦微矣。遵、澹南歸，幾於魚爛，平文綏撫，未知遺落幾何，而《序紀》云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不尤言之不怍乎？

《燕鳳傳》云：苻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强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説馬太多，是虚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此言經後人增飾，非其實。堅當日，蓋問鳳以北方諸部人馬多少，非專問拓跋氏。不然，昭成時敢自誇於秦，謂有并吞之志邪？然《魏書》侈言部衆之多，則可由是知其來歷。蓋皆并計當時北方部族之數，指爲己有耳。説雖夸大，仍略有事實爲憑，善求之，未必不可藉考當日朔陲形勢也。

昭成之世，勢亦小張。其所由然，則以其服高車之衆也。《序紀》：昭成二十六年，討高車，大破之，獲萬口，馬牛羊百餘萬頭。明年，討没歌部，破之，獲牛馬羊數百萬頭。三十年，征衛辰，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三十三年，征高車，大破之，史不言其有所俘獲。然北狄專以俘掠爲務，未必此役獨不然也。非史失紀，則其所俘較少，未之及。三十九年，苻洛來侵，昭成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乃復度漠南。《獻明皇后傳》云：苻洛之内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鈔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胤胄，豈止爾絶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可見是時情勢之危。高車之數，蓋遠逾於其舊部矣。

道武之驟盛，其事亦與昭成同。道武之初立也，輔之者惟賀蘭，旋即叛去。其衆僅南北部，猶懷反側。劉顯來侵，北部大人復率烏丸而叛，其不爲昭成之續者幾希。當時所以獲免，蓋惟賴慕容賀驎之援。然劉顯既敗，不數年遂至盛强，則實由其脅服之衆也。道武之破窟咄，事在登國元年十月。明年五月，復徵師於慕容垂，垂又使賀驎來。六月，遂破劉顯於馬邑南，盡收其部落。其明年五月，北征庫莫奚，六月，破之，獲其四部雜畜十餘萬。十二月，西征解如部，破之，獲男女雜畜十數萬。四年正月，襲高車諸部落；二月，討叱突隣部；皆破之。五年三月，西征，襲高車袁紇部，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四月，與賀驎討賀蘭、紇突隣、紇奚諸部落，破之。九月，破叱奴部於囊曲河。十月，破高車豆陳部於狼山，十一月，紇奚部大人庫寒，十二月，紇突隣大人屈地鞬皆舉部内屬。六年三月，遣討黜弗部，破之。十二月，滅衛辰。簿其珍寶畜産，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山胡酋大幡頽、業易于等率三千餘家内附。八年三月，西征侯吕隣部，四月，破之。六月，遣救慕容永，破類拔部帥劉曜等。類拔，疑當作頞拔。《太宗紀》：永興五年正月，頞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徙其部落。八月，征薛干部帥太悉佛，徙其民而還。至十年，遂與慕容氏搆兵矣。以上均見《太祖紀》。蓋虜獲既多，諸部又間有内附者，得其人足以爲强，得其畜足以爲富，故其勢驟張也。然則慕容氏之助拓跋，不幾於藉寇兵齎盜糧乎？道武以皇始元年八月出兵攻燕，至天興元年正月克鄴，事乃麤定。是年六月，遷都平城。十二月僭號。明年正月，即復分兵襲高車矣。自此至天賜元年，仍歲出兵北略；二年乃無聞，則以散發故也。明元立，其勤北略復如故。訖太武世不變。非徒建都平城，形勢不得不爾，亦其所以致盛强者，本由於此也。

游牧部落，易合易離。有雄主興，數十百萬之衆，可以立集；及其亡也，則其土崩瓦解亦忽焉。檀石槐之已事，其明徵也。雖契丹之亡，其道亦不外是。拓跋氏所以屢仆復起者，實緣先得陘北，根基稍固之故。然則劉琨之有造於拓跋氏大矣。當時特欲藉其力以犄匈奴，而惡知其爲百三十年之後，索虜薦居中國之漸也。故曰：土地人民，國之寶也。有國有家者，一民尺土，不可以與人。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

四七七拓跋氏之虐

拓跋氏之專以裹脅爲强，不獨其於北族然也，即於中國亦然。道武之定河北，即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實雲中。旋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於代都。皆天興元年事。自此至太武，破中原之國，無不徙其民。而内地酋豪以及郡縣長吏，亦頗有苦於亂，自歸以托庇者，而其勢不可遏矣。然道武遇中原之人實虐，所加意撫綏者，則北方部族之衆耳。天賜元年，距河北之定已六年矣，而是年三月，限縣户不滿百罷之，當時郡縣之彫殘可想。太武太延元年，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以魏人之視民如草芥，而猶有此詔，徙民之流離失所，可知也。而天賜元年，大選朝臣，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其於漢人及部族厚薄，爲何如乎？然亦於其舊部則爾，於新降之衆，遇之未嘗不虐。天興二年，獲高車之衆，即令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鴻雁池。此與甫定河北，即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天興元年事。後又屢勤其力，以起宫室苑囿者何異？宜乎高車之衆，時有叛服也。

抑於舊有部族加意撫綏，亦道武僭位以後則然，若上溯諸昭成以前，則其虐用其民，亦與新降之衆無異。《序紀》云：穆帝“忿聰、勒之亂，志欲平之。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此事亦見《刑罰志》，云“死者以萬計”。蠻人性質固多殘酷，然拓跋氏等起於塞外者似尤甚。苻堅之厚撫羌與鮮卑，固非本心；然究猶能僞爲之也。至慕容暐謀殺堅事露，乃并鮮卑在城者盡誅之，少長無遺，本心露矣。然究猶退敗而然也。至於柔然敗投西魏，已無能爲，乃徒以突厥之求，執其君民三千餘人盡付之，使之并命，此則不徒中國所不爲，稍沾中國之化者，亦必不能爲矣。屈丐之敗奔薛干也，道武使求之，部帥太悉佛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遣之。所謂後期，蓋後師期，乃欲强發其衆南犯也。時穆帝長子六脩領南部，召之不至，怒討之，失利遂死。蓋南部亦不從其命也。此爲六脩弑父，抑穆帝戰敗自死，尚未可知。蓋普根攻滅六脩，則不得不以六脩弑父爲口實耳。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立月餘而薨，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其爲良死與否，尚未可知。而平文立，又欲迫其衆南下。平文二年，聞晉愍帝爲劉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劉曜遣使請和，不納。明年，石勒請爲兄弟，斬其使以絶之。其決意如此。五年，晉元帝使韓暢加崇爵服，亦絶之。史謂其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害帝，遂崩，大臣死者數十人。夫苟得衆心，一婦人何能爲？蓋亦以違衆取敗也。桓帝中子賀傉立，是爲惠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即遣使與石勒通和，其情事可見。昭成帝十三年，冉閔殺石鍳自立。十四年，昭成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勑諸部各率所統，以俟大期。諸大人諫，乃止。昭成所爲，猶之穆帝，特較能從諫，故未及禍。然則當道武南伐以前，拓跋氏之覬覦中原舊矣，而其衆皆不同。固知芸芸之民，特欲安居樂業，父子相保，未有無故覬殺掠者，雖游牧之族猶然。而驕暴之主，每以私意驅之。此墨子所由焦脣敝舌以游説於王公大人者邪？道武之軍九門也，中山拒守，饑疫并臻，羣下咸思還北。道武乃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真視民如草芥矣。陳留王虔之子悦説太宗，謂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史稱悦懷姦計，故爲是言，其實乃拓跋氏之積習也。

夫天下不可以力服也。芮芮之於拓跋，亦切近矣，而終魏之世不服。魏人屢勤大兵以討之，而烽火猶時通於平城。雖乘阿那瓌時内亂，一臣伏之，末造復畏之如虎。則魏人因酷虐所喪者多矣。抑魏之兵力，非真足畏也。宋文而後，南風不競，自不足與之敵耳。宋武北伐，道武之衆非減於曩時，而竟坐視後秦之亡而不能救；赫連氏之取長安，而不能議其後，則後燕之奔潰，亦其自亡，而非魏之能亡之也。北方衆雖獷悍，而無訓練節制，乏堅甲利兵，故苻堅謂其不足畏。觀其累敗於羯石、氐苻，衛雄、姬澹之衆，桓帝所倚以征伐者，而不足當石勒之一擊，而以道武方興之鋭，慕容垂垂死之年，猶能唾手而入平城，則知堅之言爲不誣。假使中國安寧，將卒用命，命一大將，嚴兵守塞上，而以賈生五餌之策，招暴酋擕貳之民，當穆帝、平文之世，民有不歸之如水，諸部落有不自相翦滅，雖道武能不爲神元之續乎？而諸將猜疑，長安即失，謀臣武將，或以叛亂受戮，或以猜忌見誅，坐使胡馬飲江，燕巢林木，天之方憒，無然泄泄，莫肯念亂，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