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八崔浩論

往讀史，嘗怪五胡入據中原，中原士大夫皆伈伈俔俔而爲之下，曾未有處心積慮，密圖光復者；今乃知崔浩則其人也。浩仕魏歷三世，雖身在北朝，而心存華夏，魏欲南侵時，恒詭辭飾説，以謀匡救；而又能處心積慮，密爲光復之圖；其智深勇沈，忍辱負重，蓋千古一人而已。徒以所事不成，遂致所志不白，尚論者徒以北朝名臣目之，豈不哀哉！

浩之敗，《魏書》云以史事，此説實不待深思，即知其非實。何者？魏史之作，始於鄧淵，而浩繼之。浩初與史事，在神䴥二年，同作者有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秉筆者非浩一人也。平涼州後，以浩監祕書事，而高允、張偉，共參著作，則浩不過“總裁而已”。《高允傳》允之言如是，此非虚語也。魏於史事，忌諱最甚，而其誅戮最酷，孰敢顯揭其惡？浩書果觸其忌，閔湛、郗標，安敢以刊石爲請？恭宗素謹慎，亦安得而善其請？浩也内文明而外柔順，爲人寫《急就章》以百數，必稱“馮代强”，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而豈輕於一擲者哉？史稱浩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此《魏書》之辭。《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其辭較《魏書》爲重。可見浩事情形，傳者并不深悉，後人以其見戮之酷，億測其觸怒北人必深，加重其辭，延壽遂據之以竄易《魏書》耳。一似浩舉北人不可告人之隱，盡行宣泄者。然事發之後，浩僅伏受賕，是有虚美之辭，而無癉惡之實也。浩之見誅，同作史者一無所問，僅高允於浩被收時召入詰責，終亦見釋。後允久典史事，所續者仍浩故事也，其犯觸者安在？或曰：浩之死，僮吏已上死者百二十八人焉，安得云無所犯觸？此亦不善讀史之過。《北史·允傳》載游雅之言，謂浩被詔責時，聲嘶股戰，不能一言；而允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夫允之爲人，豈强於浩？而是時能如是者，浩之所坐，本非史事，允實明知故也。世祖勑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及見，則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觀此言，浩案之真情，躍然可見矣，允徒以史事見詰，又何懼焉？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河東解人。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魏以爲河北太守。光世姊夫爲司徒崔浩，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魏書·浩傳》言：浩之誅，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盧玄傳》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度世，以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度世四子：淵、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餘皆别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戒約令絶妾孽，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鄭羆之於度世，交義未知如何，然亦何至殺其子以全亡命之人？疑浩之義圖，度世與羆皆與焉。元丕謀逆，子隆、超皆與，而其後妻之子，絶不與聞。《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楊侃與莊帝圖尒朱榮，尒朱榮入洛，侃時休沐，得潛竄歸華陰。後尒朱天光遣招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往赴之，遂爲天光所害。《魏書·楊侃傳》。當時士大夫之見地，固如是也。北朝嚴適妾之别，因之適庶兄弟，忮刻亦深，讀《顔氏家訓·後娶》篇可知。度世之誡妾孽，蓋實由其隱痛之深，非之者未識其苦心耳。《宋書》之爲實録無疑矣，而信之者絶少，司馬公作《通鑑》，亦不之取，見《考異》。豈不異哉？

浩稱北魏名臣，然細觀所言，便見其無一不爲中國計者。神瑞二年秋，穀不登，王亮、蘇垣勸明元遷鄴，浩力阻之，蓋不欲北族薦居中國，抑亦慮其因饑而至，詒害於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外朝公卿，咸欲發兵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内朝，咸同外計。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勸絶宋武後路，明元因欲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以宋武當日兵鋒之鋭，姚秦衰弱之甚，魏即發兵，亦未必能爲晉害，然究多一敵。浩又力阻之，其以存中國，更顯而易見。明元使太武監國，意自别有所在，説詳另條，浩之力贊之，則似以其母爲漢人之故。是時太武年尚少，逮其成長，其氣質乃純乎爲一鮮卑人，則非浩所能逆料也。時適聞宋武之喪，明元因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又力阻之。歆之以南金象齒羽毛之珍不求而至之利，怵之以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行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之害，其爲中國計，又情見乎辭矣。明元不聽，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公孫表欲先攻城，而浩請先略地。曰：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後，絶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讀史者觀北兵馬飲長江之役，六州荒殘，河南遂不可守，以此爲猾夏之上策，謂浩爲魏計甚深，殊不知魏是時之兵，絶非太武自將時比。宋雖將多怯懦，兵力亦尚充足。魏處代北，聲援縣隔，偏師南下，安能列置守宰，至於淮上？是時之争河南，必也力攻數大鎮，以破南朝設守之局。《公孫表傳》言：明元欲先略地，蓋嘗動於浩之議，然其後自將而南，亦力攻虎牢，蓋用兵形勢實如是。浩之言似爲北朝計，實爲中國計也。太武欲用兵於僭僞諸國及北狄，浩無不力贊之，蓋引其力以他向，使不專於中國；抑亦欲疲之也。攻赫連昌之役，《浩傳》言：世祖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噪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與？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然據《昌傳》：則昌軍行五六里，世祖衝之，其陳尚不動；及分騎爲左右以犄之，世祖墜馬，流矢中掌；則是役實爲幸勝。不顧風雨及將士飢渴而徼幸於一決，此豈用兵之法？浩殆以是誤魏與？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孫太后尤固止之，而浩堅主宜出。是時宋方議北伐，浩蓋欲分魏兵力，而此役遂至大捷，柔然遠遁，高車降者甚多，反爲魏之大利，則宋不能乘機，魏太武之雄勇實爲之，非浩謀之不臧也。俄魏南藩諸將，表宋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絶其鄉道，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先聲奪人，實用兵之長策。浩乃訾諸將欲南抄以取貲財，爲國生事，非忠臣，蓋欲一舉而杜武臣之口矣。太武聞赫連定與宋文帝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諸將以宋師猶在河中爲疑，浩又決宋無北渡意，豈能灼知其然？其欲分魏兵力，猶素志也。太武之伐沮渠牧犍也，奚斤等三十餘人阻之，浩贊之。世皆多浩讀書能致用，此亦爲史籍所誤。當時之所争者，軍行有無水草，古弼、李順等言：“自温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浩則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夫李順等所言者，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言則涼州全州。所攻在於姑臧，城外果無水草，他處縱極豐饒，何益於事？立城郭者誠不於無水草之地，然自漢至魏，水道豈無變遷？然則太武之幸成，亦以沮渠牧犍未能決渠以困敵耳。浩之所以教太武者，實爲危道，浩豈不之知，蓋亦欲以是誤魏也。涼州既平，浩勸不徙其民，太武不聽。後蒐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以攻蠕蠕，此仍是引魏外向以疲其力之志，其爲中國計，豈不深且遠哉？

《浩傳》言：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寇謙之屬其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跡。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兩晉以降，善封建者固不乏其人，然浩之言此，則似别有深意。當時世家大族，在各地方之勢力頗强，其心未嘗不惡北族而欲驅除之，然皆手無斧柯，故終無所成就。拓跋氏設用浩説而行封建，代北之族，受封者固必多，然必亦間以漢族之名臣宿將。客族在中國，雖據數百里之地，必無能爲，而漢族之世家大族，向僅爲郡縣之長，堡塢之主者，各獲君其土而子其民，則情勢大異矣。《高允傳》言：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便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以浩之深沈，豈不知爲危道？然必固争之者，得毋爲登高一呼四山響應之計邪？郡縣雖無根柢，亦時或爲合從討伐之資，而況於封建乎？浩之言此，必别有深意矣。

不獨崔浩，即寇謙之亦有心人也。《魏書·釋老志》：謙之自言，嘗遇仙人成公興，將之入嵩山。歷年，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爲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嘆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又言：有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玄孫，爲牧土宫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有奇。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以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授謙之。而《浩傳》載謙之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脩儒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絶統。其非忘情於世可知。《釋老志》言：謙之以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讚明其事。《浩傳》亦言：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跡，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二人之互相標榜，果何爲哉？太武之攻赫連昌，太尉長孫嵩難之，乃問幽徵於謙之，謙之對曰必克。神䴥二年攻蠕蠕，謙之亦贊之，且固勸太武窮討。其於浩，可謂如驂之靳矣。浩不好老、莊之書，尤非毁佛法，而獨信謙之，寧有是理？浩在道武之世，不過以工書在左右耳，及明元世，忽與軍國大謀，豈真以其嘗授經書哉？明元好陰陽術數，而浩中以《易筮》及《洪範五行》，彼墮其術中，固其所也。太武好用兵，浩則以征伐中其欲，然亦未嘗不侈禨祥。浩之毁佛法也，《釋老志》謂其以爲虚誕，爲世費害。謙之之虚誕，未知視佛爲何如？《志》又言：恭宗見謙之奏造静輪宫，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説以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上，爲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三五百功？”於佛則病其費害，於老則助其怪迂，浩之悖至是哉？二人之相比周，其意居然可見矣。毛脩之雖終没於魏，實未嘗忘華夏。《傳》言朱脩之俘於魏，（毛）脩之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朱）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毛）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亦可哀矣。《南史·毛脩之傳》。而其得不死，實以謙之營護故。謙之豈無心於中國者哉？

《崔玄伯傳》云：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然則浩之乃心華夏，實不自浩始。即其藏機於密，亦不自浩始，而終於泄露。其事因魏人諱飾之深，遂無可考見，然仍有可微窺者。《盧玄傳》云：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剏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然則浩謀之泄，似仍是漢人發之也。

浩所擁右者爲王慧龍。慧龍，《傳》言其自以遭難流離，嘗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見意。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而慧龍臨没，乞葬河内。雖重私讎，亦非昧於民族大義者。魯軌謂其非愉之子，殆不足信。又北方諸國中，最不服魏者爲涼州人，而張湛、宗欽、段承根，皆與浩善。欽、承根皆與浩俱死，湛亦僅而得免。浩之所善者如此，其爲人不彌可見哉？

四七九高肇

景明而後，魏政不綱，朝臣之公忠體國者，高肇一人而已。史顧誣爲姦佞之流，甚矣其無是非也。《魏書·張彝傳》：彝除秦州刺史。“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志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稱其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卒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彝即清身，所爲豈可云奉法？亂法而勞民，肇爲僕射而舉其罪，可以謂之譖乎？彝之咎，止於見代，欲深罪之者顧如是乎？謂其以争尚主而怨怒，則莫須有之辭也。此亦肇見誣之一端也。

四八〇後魏吏治之壞

《廿二史劄記》謂魏入中原，頗以吏治爲意，及其末造，國亂政淆，宰縣者乃多厮役，入北齊而更甚。卷十五。此誤也。拓跋氏非知治體者，其屢詔整飭吏治，必其虐民實甚，更難坐視。此不足見其留意吏治，適足見其吏治之壞耳。據《魏書·本紀》，道武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遣使循行郡國，舉守宰之不如法者。此承北方僭僞之後，其政治本極苟簡，又新遭喪亂，或不能盡爲後魏咎。然其後歷代詔令頻繁，所述守宰貪暴之狀，悉出意表，即可知其吏治之壞，實爲古今所罕覯矣。明元帝神瑞元年十一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閲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爲贓；又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告言之。已可見其貪殘之甚。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是其時刺史守宰，不徒下朘民膏，亦且上虧國課也。太武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貪污免者十數人。明年（神䴥元年）正月，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可見貪暴者之多。太延三年五月詔曰：“比年以來，屢詔有司班宣惠政，與民寧息。而内外羣官及牧守令長，不能憂勤所司，糾察非法，廢公黨私，更相隱置，濁貨爲官，政存苟且。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此可見當時監察之司，悉成虚語。文成太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即阼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己。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觀此，可知神瑞二年之詔之所由來，而其弊迄未嘗革矣。明年九月，又詔曰：“牧守蒞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於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啓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貫，刑賞不差，主者明爲條制，以爲常楷。”蓋時於逋負，督責嚴切，去職者乃蒙蔽監司，嫁其罪於後人也。和平二年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户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昔時發調，多用實物，編户之家，不能咸備，誅求之亟，惟有乞假於積貯之家，駔賈豪商，遂乘之以要利。此弊由來已久，乃至官吏與之通同，則更不成事體矣。四年三月詔曰：“今内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役之厲民，實尤甚於賦，虐取之餘，重之以召役逼雇，民復何以自存哉？孝文延興二年七月，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常親問風俗。三年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貸之。”所謂民秀，蓋即去歲七月所召。太和七年正月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政。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自不免與官吏扶同，然民秀果敢盡言乎？乃能使賞者希，罰者衆，魏之吏治可想矣。

《魏書·張袞傳》：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袞玄孫白澤表諫，謂“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案魏初百官無禄，論者或以是爲其時官吏之貪取恕；然昔時郡縣之吏，之任代下，所貲悉取於民，所謂送故迎新也。在任時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亦爲相沿成法，則無禄者雖不能有所得，亦不至有所耗。而且送迎及供應所入，必不能僅足而無餘，豈可以是爲貪求之口實乎？魏之班禄，事在太和八年。而延興三年，詔縣令能静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禄；能静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此所謂禄，即其出於地方，法令亦許之不以爲罪者也，豈真枵腹從公哉！

州郡弊政之深，一由督察之不力，一由選用之太輕。《北齊書·元文遥傳》云：“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趙氏引此，以證魏末之弊。然據《魏書·辛雄傳》：雄以肅宗時轉吏部郎中，上疏曰：“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并，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内職。”則其弊實不始魏末。《北史·元文遥傳論》云：“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亦不云其事始於魏末也。《周書·于謹傳》言謹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勸之，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郡邑，聊以卒歲耳。”此亦魏盛時之俗，非其末葉始然也。《晉書·傅玄傳》：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内官，玄子咸上書曰：“才非一流，職有不同。中間選用，惟内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内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則當魏晉之世，外選業已寖輕矣，況於拓跋氏之不知治體者乎！

魏、齊、周三朝中，北周最能模倣中國之治法，其能滅齊而開隋、唐之先路，非無由也。宇文泰任蘇綽，立法改制，模擬《周官》，其事并無足取，而其整頓吏治，則實爲致治之大端。蘇綽制文案程式及計帳户籍之法，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是也。北齊亦有班五條詔書之法。見《隋書·禮儀志》四。殊無益於吏治者，彼行之以文，此行之以實也。然周時刺史，多以功臣爲之，其弊頗著。《周書·令狐整傳》：弟休，與整同起兵，入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門之内，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敦煌郡守。此可見其習爲故常矣。《隋書·柳彧傳》：遷治書侍御史。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此亦周世之餘弊也。又《北齊書·高隆之傳》曰：“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夫置吏猥多，則擾民必甚。此等皆當時弊政，正不獨郡縣選任之輕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四八一魏立子殺母

《廿二史札記》云：“《魏書·道武宣穆皇后傳》：魏故事，后宫産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故后以舊法薨。然考紀傳，道武以前，未有此事。《明元本紀》載道武將立明元爲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於是劉貴人死，明元悲不自勝。據此，則立子先殺其母之例，實自道武始也。徧檢《魏書》，道武以前，實無此例。而傳何以云魏故事邪？《北史》亦同此誤。”今案魏自道武以前，曷嘗有建儲之事，況云欲立其子而殺其母乎？往史之誣，不待辯也。然云其例始於道武亦誤。道武曷嘗立明元爲太子。《明元紀》言：劉貴人死，明元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宫，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甚，入或不測，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帝懼，從之，乃游行逃於外。此蓋既殺其母，又欲誅其子耳，非欲立之也。《齊書·魏虜傳》云：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今案，自佛狸以後，文成元皇后爲常太后所殺，孝文貞皇后則爲文明皇后所殺，惟獻文思皇后爲良死，則其人之有無不可知。《齊書》之言，信有徵矣。然明元之殺太武母，亦非以慮婦人與政而然也。

《魏書·皇后傳》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鄴人，陽平王超之姊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宫，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宫，太宗命爲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與《齊書》佛狸以乳母爲太后之説合，與其母爲木末所殺之説則乖。今案，魏太武以泰常七年攝政，時年十五。密后果殁於泰常五年，太武年已十三，尚何待竇氏之保育，其感恩安得如是其深？然則謂密皇后殁於泰常五年，其説殆不足信，一語既虚，滿盤是假。《杜超傳》謂其泰常中爲相州别駕，奉使京師，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亦子虚烏有之談。太武之母在魏宫，蓋本無位號，亦難考其以何時見殺。太武之獲長大，非得竇氏保全之力，則必得其養育之功，故其德之如是其深也。《胡靈后傳》云：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此乃附會之談。獻文及廢太子恂母之見殺，未知何故，要必非遵行故事，疑當時宫掖之中，有此等慘酷之事，欲藉辭於先世，乃造作道武欲法漢武之説。不徒《魏史》不能發其覆，即南國傳聞，亦不免爲其所誤也。《太宗紀》：泰常七年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爲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頻年動發，不堪萬幾。五月，詔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泰平王攝政。《世祖紀》：泰常七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爲監國。太宗有疾，命帝總攝百揆。《崔浩傳》載浩對明元之問曰：“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宫，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叡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浩辭中雖有早建東宫，時登儲副等語，然傳言太宗納之，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絶無立爲太子之説。然則本紀中詔皇太子臨朝聽政一語，乃史家措辭不審，抑或原文實係皇長子，後人傳寫，誤長爲太，皆未可知。要之，明元未嘗立太武爲太子也。《浩傳》又載太武監國後，明元謂左右侍臣，以長孫嵩等六人輔相，吾與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會聞宋武帝之喪，遂欲取洛陽、虎牢、滑臺，其後卒自將南下。世豈有不能聽政，顧能躬履行陣者？然則明元使太武監國，意實别有所在，其死於明年，特偶然之事，初非當退居西宫之日，即有不可救藥之病。《浩傳》及《北史·長孫嵩傳》等皆謂明元因病，而命太武監國，又事後附會之談也。序紀言：昭帝之時，分國爲三部，帝與桓、穆二帝，各主其一。其時昭帝未聞外出，而桓、穆二帝，則皆躬出經略，穆帝且歷五年而後歸。其後獻文傳位於孝文，亦曾北征蠕蠕。然則大酋或主國政，或親戎馬，實拓跋氏之舊習，故文明太后迫獻文傳位，而當時不以爲篡也。然則拓跋氏自獻文以前，始終未有建儲之事，安得云道武欲立明元而殺其母，況又謂道武係奉行故事乎？

四八二神武得六鎮兵

北齊神武帝之所以興，實緣得爾朱兆所分六鎮之衆，而所以得此衆者，魏齊二書記載皆欠明耳。今綜核其文而億測之。《齊書·神武紀》云：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内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彦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汙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用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頸，使神武砍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比，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之，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詈，馳還晉陽。如此説是神武受委統衆在平步蕃之後也。《魏書·尒朱兆傳》云：初榮既死，莊帝召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服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爲步藩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别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鋭。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召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駡騰等。於是各去。王遂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是神武受委統衆在破步蕃之先也。《齊書》本紀雖與《魏書》岐異，而其《慕容紹宗傳》曰：紇豆陵步藩逼晉陽，尒朱兆擊之，累爲所破，欲以晉州征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藉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亦謂割衆隸神武，在破步蕃之先，與《魏書》合。今案《魏書·孝莊紀》永安三年十二月，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破落韓常大敗尒朱兆於秀容山。蓋即兆傳所云，兆入洛後，步蕃進逼之事，兆因此反旆拒之，其戰事猶在秀容，未至晉陽也。其後蓋因兆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乃後乘虚南逼至於晉陽，兆於此時蓋又反旆禦之，而又屢爲所敗，乃欲征神武以自助。《齊書》本紀直言步蕃入秀容，逼晉陽，一似長驅直下，所向無前者固非。《魏書·兆傳》亦將步蕃南逼晉陽，誤叙於兆欲部勒土馬，謀出山東之前，信如是亦爲非是。兆當自顧不遑，何暇更謀東略乎？神武在尒朱榮時，即刺晉州。而《慕容紹宗傳》言兆欲以晉州征高祖，一似待步蕃既滅之後，乃以此酬庸者，措語亦殊麤略，觀稱神武爲晉州可知。推原其故，蓋兆之入洛，神武不從，嫌隙既構，兆入洛後，蓋有奪神武晉州之意，至是又仍舊職。故諸家記載，有以晉州征之語，作史者摭其單辭，而未計其與全文不合也，亦可謂疏矣。兆所分神武之衆，蓋即其部勒之，欲率以出山東者，繼因晉陽見逼，乃又率之回援，其衆素怨，是以累敗。大小二十六反，正在此時，非謂統入并、肆後并計之也。其衆本以乖離而敗，故分之神武而即克，然則兆之分兵，蓋亦有不得不然者，非因酒醉而然矣。三州蓋謂并肆及兆所刺汾州，其中并、肆之衆，蓋以葛榮降户爲多。三州六鎮之兵，雖非必鮮卑種人，亦必爲所謂累世北邊，習其俗遂同鮮卑者。《齊書·神武紀》言神武如此。故《紹宗傳》稱爲鮮卑，神武起兵實藉此衆，故其誓師有不得欺漢兒之語也。兆分神武之衆究若干，不可知。然必不能甚多。神武起兵時，雖恃此衆爲主，必不能此外一無所有。韓陵之役，高昂所將，即非鮮卑，此外率部曲與於此役者尚多。然韓陵之戰，猶云馬不滿二千，兵不滿三萬。則受委時，可知本紀侈言其數爲二十余萬。蓋承上文尒朱氏諸人爲暴，遂并凡葛榮降衆言之，而不悟兆所分諸神武者，止就其隸行伍，并止就其當時所統率者而言也。上言凡降户，而下言受委統州鎮兵，可謂一簡之中，自相抵牾矣。神武之受委統衆，自當在破步蕃之先，其建牙陽曲，令士集汾東，則當在就食山東得請之後。《齊書·神武紀》誤其受委在破步蕃之後，《魏書·尒朱兆傳》則漏去請就食山東一節，其事之始末，遂不可知矣。慕容紹宗之諫，在兆分兵畀神武，抑許其東出時，不可知。此雖難必然，竊疑當在分兵之時，《神武紀》言神武請選腹心統衆時，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竊疑當時實公議之欲用神武者固多，反之者亦不少，兆則決用神武。故一怒而禁紹宗，此特借以攝衆，非有惡於紹宗也。史所載紹宗諫兆之辭，固非衆議之語，然紹宗特亦不然分兵於神武者之一，其辭蓋出後來附會，非當時語實如是也。然必非因其征神武，以圖步蕃而發。征神武以圖步蕃，神武且爲兆用，何嫌何疑，而須强諫。《紹宗傳》上言紹宗之諫，以兆之征神武，而下言兆之距諫，不云遂征神武而云割鮮卑以隸，更矛盾不可通矣。六朝史書之疏略，大率如此，恨不能一一斠正之也。并州逼近晉陽，神武居此，必不能叛。一出山東，則真所謂蛟龍得雲雨者矣。當時山東不服尒朱氏者固多，此兆所以部勒其衆而欲親出，神武之請就食，未嘗不以前驅陳力嘗寇爲辭，此兆之所以許之。至奪北鄉之馬，則其非信臣可知，故又悔而自追之。然卒無如何者，則爲神武此衆便叛一語所脅，兆固自度必不能善馭此衆也。六鎮之師武臣力實，尒朱氏所由興，而虐用其衆以資敵，興亡之故，亦可鑒矣。

四八三宇文氏先世

《周書》謂周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黄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爲魏甥舅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出自炎帝乃妄語。自莫那至侯豆歸，世次事實亦不具。當以《魏書·宇文莫槐傳》正補之。《宇文莫槐傳》，謂其先出自遼東塞外，世爲東部大人。莫槐虐用其民，爲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普撥傳子丘不勤。丘不勤傳子莫廆。莫廆傳子遜昵延。遜昵延傳子乞得龜。丘不勤取魏平帝女，遜昵延取昭帝長女，所謂爲魏甥舅之國也。莫廆、遜昵延、乞得龜三世皆與慕容廆相攻，皆爲廆所敗。乞得龜時，廆乘勝長驅，入其國，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户以歸。别部人逸豆歸，遂殺乞得龜自立。與慕容晃相攻，爲所敗，遠遁漠北，遂奔高句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逸豆歸即侯豆歸。侯、逸同聲。侯應議罷邊備塞吏卒，謂“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則陰山之脈，遠接遼東。《周書》謂莫那自陰山南徙，《魏書》謂莫槐出遼東塞外，似即一人。惟自莫槐至逸豆歸，僅得七世。《周書》世次既不具，所記或有譌誤也。《晉書》以宇文莫槐爲鮮卑；《魏書》謂南單于之遠屬；又謂其語與鮮卑頗異。疑宇文爲匈奴、鮮卑雜種，語亦雜匈奴也。又《魏書》以奚、契丹爲宇文别種，爲慕容晃所破，走匿松漠之間，則逸豆歸敗亡時，慕容廆所徙五千餘落，實未盡其衆，奚、契丹之史，亦可補宇文氏先世事跡之闕矣。奚事跡無考。契丹事跡可知者，始於奇首可汗，别見《契丹部族》條。奇首遺跡，在潢、土二河流域，已爲北竄後事，不足補宇文氏先世事跡之闕。惟《遼史·太祖本紀贊》，謂“遼之先，出自炎帝，此即據《周書》言之。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審吉二字，尚在奇首以前，或宇文氏故國之名歟？然事跡無可徵矣。

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

四八四周人畏突厥之甚

《隋書·蘇威傳》：威有從父妹，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案柔然之亡也，其餘衆千餘家奔關中，突厥請盡殺以甘心焉。周文遂收縛其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者於青門外斬之。亦既不仁且不武矣，猶得曰柔然故爲中國患，乘此殄之也。若元雄，固中國之人也，乃虜使一來，其受命也如響。棄子民以快夷狄之欲，不亦重愧爲民父母之義乎？周武帝號雄主，而其所爲如此，周之畏突厥，可謂甚矣。其交涉之事，不可告人者必尚多，史皆削之耳。漢高祖被圍於平城，卒其所以得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唐書》亦僅微露其辭。屈辱於外，而僞飾於内，所謂臨民者，不亦重可笑哉！

四八五突厥之先

突厥强盛，始於土門，然其先，尚有可考者三世，訥都六設、阿賢設、大葉護是也。《北史》載突厥緣起三説：第一説謂始率部落出於穴中者爲阿賢設，至大葉護種類漸强，當後魏之末，而有伊利可汗。第二説謂本平涼雜胡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居金山之陽，爲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第三説則以訥都六設爲伊質泥師都之大兒，阿賢設爲訥都六設之幼子。《新唐書·西突厥傳》云：“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訥都陸即訥都六，顯而易見。伊質泥師都，不知果有其人否？而《唐書》之大葉護，即《北史》之大葉護，則無可疑。其名及其爲訥都陸之孫，土門之父，《北史》皆不具，而《唐書》著之。是土門之前可考者確得三世也。特不知大葉護是否阿賢設之子耳。

《北史》之説，《周書》具載之。惟將其第一、第二兩説并爲一説，而無“本平涼雜胡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之説，不知後人傳寫有所刊落邪？抑其辭本如此，而《北史》又有增益也？《周書》曰：“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强盛，乃求婚於茹茹。”《隋書》則云：“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其辭雖有詳略，其事則無異也。《北史》前録《隋書》之文，後又襲《周書》之語，則其辭重出矣。度《北史》并録兩説，必有自注，爲傳寫者所删耳。

《隋書》曰：“伊利可汗卒，弟逸可汗立，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逸可汗，《北史》作阿逸可汗，俟斗作俟叔，木杆作水杆。外夷單語甚少，疑《隋書》奪阿字；俟斗、俟叔，并俟斤之誤；水杆爲木杆之誤，顯而易見。《周書》曰：“土門死，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北史》亦同其文，而曰“科羅捨其子攝圖，并其弟俟斤”，則乙息記之與阿逸，其爲一人，亦鑿然無疑。乙息記，《周書》云爲伊利子，《隋書》謂爲伊利弟，則《周書》是而《隋書》非也。《北史》云：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他缽。他缽病且卒，復命其子菴邏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不服，菴邏不能制，遂讓位於攝圖。攝圖立，是爲沙缽略可汗，以大邏便爲阿波可汗；已而襲破之，殺其母。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隋書》曰：“達頭者，名玷厥，沙缽略之從父也。”《北史》同。《新唐書》曰：“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必乙息記爲土門之子，達頭乃得爲沙缽略從父；若爲土門弟，則達頭與沙缽略爲昆弟行矣。攝圖以子雍虞閭愞，遺令立弟處羅侯。攝圖卒，雍虞閭使迎處羅侯。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適，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明兄弟相及，始於木杆之於乙息記，土門不得傳弟也。

《隋書》曰：“佗缽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北史》無子字，案《北史》是也。步離即步迦，此即西突厥之達頭可汗耳。都藍時曾遣母弟褥但特勒獻於闐玉杖。褥但，蓋可汗介弟之尊稱也。

《隋書》曰：攝圖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缽略可汗。下文載其致書隋文帝，自稱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而文帝報書則稱爲伊利俱盧設莫何沙缽略，然則沙缽略即始波羅之異譯，中國於四夷名字，恒截稱其末數字以求簡，非有二號也。今人簡稱，多截取首數字，此古今語法不同。然俗人猶沿舊習，如上海法租界有路名勃來泥蒙馬浪，俗人簡稱爲馬浪路，不曰勃來路也。

四八六稱秃髮氏爲漢兒

《通鑒》陳宣帝大建五年，源師爲左外兵郎，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嘆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注曰：諸源本出於鮮卑秃髮，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爲鮮卑，未嘗以爲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爲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鑒》詳書之，又一慨也。案《通鑒》是年，又載韓長鸞尤疾士人，朝夕宴私，惟事譖訴，嘗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朝土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駡云：“漢狗不可耐，惟須殺之。”其輕視漢人，可謂甚矣。諸源本出鮮卑，而高阿那肱等亦以漢人視之，蓋以其已同於漢也。此可見民族異同，只論法俗，不論種姓。春秋之義，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誠有由也。

古稱漢民族曰華。《左氏》：夷不謀夏，裔不亂華，又戎子駒支謂：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是也。古者民族之義，尚未光昌，故稱我民族者，率以其朝代之名。如《漢書·匈奴傳》言：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西域傳》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是也。漢有天下久，秦人之稱，遂漸易爲漢人。此時民族之義漸著，知民族之與王朝，非是一物，遂沿稱漢民族爲漢人。朝名猶氏名，以朝名名其民，蓋知有氏族，而未知有民族也。在本國中，諸氏族之界限漸泯，而又與異民族遇，則民族之義漸昌矣。魏晉之世，作史者猶沿舊例，稱漢族人爲魏人、晉人，而語言則迄未嘗改。故鮮卑人猶稱中國人爲漢人也。自此相沿，遂爲定稱。如唐時稱漢蕃不曰唐蕃是也。故我漢族之名，實至漢以後而漸立。

四八七秃髮與拓跋

《魏書·源賀傳》：世祖謂賀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廿二史考異》云：古讀輕脣如重脣，髮從犮得聲，與跋音正相近。魏伯起書尊魏而抑涼，故别而二之。《晉書》亦承其説。案此蓋魏人迻譯時有意用不同之字，亦未必伯起爲之也。《魏書·烏孤傳》云：初母孕壽闐，因寢産於被中，乃名秃髮。其俗爲被覆之義。此説似較可信。或謂壽闐爲樹機能之祖。元魏與秃髮氏之分携，安得如是其晚。然無妨秃髮爲被覆之義真，而其出於壽闐爲附會也。《晉書·載記》言：烏孤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元魏與秃髮氏之分携，或當在是時也。

四八八乞伏氏

《晉書·乞伏氏載記》云：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太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馮，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托鐸莫何。托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案《魏書·乞伏國仁傳》云：“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則乞伏當屬如弗斯，不得自爲一部。後述延居苑川，以斯引烏埿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斯引烏埿，蓋如弗斯部之酋，猶是三部鼎立也。竊疑乞伏氏之於如弗斯，猶孛兒只斤之於蒙古，後乃别爲一族，初非獨爲一部。

如弗與女勃同音，疑部名或係出陰山後居女勃水畔而得，則其得名亦非甚早。

四八九大人簡稱爲“大”

《晉書·石勒載記》：“時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殿本考證云：“綱目集覽，姓大張，名㔨督，正誤云。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下文亦有都督部大之名是也。”案“部大”乃部落大人之簡稱。《魏書·段就六眷傳》云：“其伯祖曰陸眷，因亂被賣爲漁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惟庫辱官獨無”云云。烏丸大之大，即下文諸大人之大也。《宋書·大且渠蒙遜傳》云：“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冠之。”其實酋豪曰大，不獨羌人然也。

四九〇考績之法上

盧毓爲吏部尚書，魏明帝詔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毁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虚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三國·魏志·盧毓傳》。案入官之爲利禄之途久矣，無論以何途取之士，皆將巧僞而冒進；初砥行而立名，後枉法而致敗者多矣。故察吏之法，考績實重於登庸。論者多注重於取之之時，而不留意於用之之後，此其所以吏職不舉，而政事罕見脩明也。

《漢書·京房傳》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世因謂房之所以亡身者，爲延壽之《易》學，誤也。《儒林傳》言：“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説，以爲諸《易》家説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然則延壽之《易》，實爲無本之學。梁王既共其資用，令極意，安得如此？然則延壽殆别有所學，其用以候司知姦邪者，即本其所學以爲用，而亦即延壽考功課吏之法所自出也。王符言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潛夫論·考績》。杜預言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見《晉書》本傳。案魏氏考課，除盧毓外，又有劉劭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王昶嘗受詔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三國·魏志·王昶傳》。案劉劭所作考課之法，今已不傳，而其所爲《人物志》具存，其論博大精深，斷非一人一時思慮之所能到。蓋實文王官人之遺，足見先秦之世，已有此一種學術，而漢魏之世實承其流，若焦延壽、京房之所授受者則是也。延壽謂房得之以亡身者蓋指此。《漢書》辭不完具，後人遂以爲指《易》學，誤也。

《漢書·王吉傳》：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谷永傳》：永對策亦言“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虚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後漢左雄亦欲令“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後漢書》本傳。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别署狀上。”然則科别行能，亦當歷試；而德行尤異，乃特爲别署耳。然則兩漢之世，考績之義本明，而惜乎莫之通行也。《三國·魏志·鄧艾傳》：“遷兗州刺史。上言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强，兵强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原塞矣。”澄清選舉，必由考績，雖武夫亦知之矣。

欲行考績，必行久任，左雄言之詳矣。《三國·魏志·王昶傳》：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試，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劉廙傳注》引《廙别傳》載廙表論治道亦言“數轉易，則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其論全與左雄同。或謂新任職者，多有朝氣，久則不免暮氣，此誠有之；然積久而暮氣乘之，亦由是非不别，功罪不明。苟其不然，安得如此。況新出者雖有朝氣，然□□未足，亦安足任乎？未使天下之士，可不待督責，而自致於□，則善矣。如其不然，考績安可廢？欲行考績，則非□□□□□□□□□□，王安石所謂賢者則其功可以致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也。

考績必有其法，如王昶之言，是爲無術矣。本慮官吏相比周，而設監司以檢察之；若悉委諸長官，又何煩爲此紛紛乎？豈長官皆可任邪？然監察之司，亦有不可信者。劉廙之言曰：“今之所以爲黜陟者，頗以州郡之毁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此監司之弊也。廙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毁，可得而盡。以上劉廙之言均見《三國·魏志·劉廙傳注》引《廙别傳》載廙表論治道。夫以部司監郡，而又須防其姦譽妄毁，此齊威王之所以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也。夫國家之使監司察郡縣，非謂監司必可信也，特其職如此耳。然則法之所定，固亦可使下官監察上官。京房之法，公卿朝臣會議者，皆訾其令上下相司，煩碎不可許，度其法必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其不傳也。

《後漢書·朱浮傳》：浮因日食上疏，言“間者守宰，數見换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争飾詐僞，以希虚譽”。此急考課而不久任之弊也。

敷奏以言，似與軍功無涉，然其事亦未可以已。此則葛洪言之矣。其言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假令不能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又曰：“予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絶。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又曰：“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以上葛洪之言，均見《抱朴子·審舉篇》。其言於後世科舉所致之利，所行之法，一一若燭照而數計；使非其書久著，幾使人疑爲科目既興之後，後人依託前人之談矣。故謂事全不可逆億非也。前人□□之談，後人往往有不率由者。何者？勢之所趨，不得不然，言之者亦不過能審乎其勢耳。此前人之抱道者，所以可自信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此言最爲平允。惟可以得常士也，故策試考績諸法，明知其不盡可恃，而終不可廢。惟不足致異人也，故漢武帝、魏太祖欲求跅弛之士也。參看《漢末名士》條。

四九一考績之法下

九品中正之弊，歷數百年，夫人而知之矣。其原何自起乎？曰：起於漢末之朋黨也。何以言之？案《三國志·夏侯玄傳》：“玄議以爲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静，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然則中正之弊，實由臺閣不聽官長考功校否之談，而馮閭閻以意裁處之議也。

四九二才不中器

世之論人者，率先才而後德，以爲徒善無能爲；苟有才，雖或不善，亦可資以成事也。此見大誤。世事之所以紛紛，皆徒有才而不正者，背公營私，損人利己致之也。《三國·魏志·盧毓傳》言：毓於人及選舉，必先性行而後言才。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物必成器，然後有用；不中器，則直爲無用之材矣。其言可謂深切矣。

四九三訪問

《晉書·劉卞傳》：“卞從縣令至洛陽，入大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黄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黄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案《齊書·王諶傳》：“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訪問蓋中正僚屬，助之采聽清議者也。劉毅論九品曰：“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自不能無助之訪問者。然其任私而行如此，九品官人之法，又何以善其後乎？

原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四九四山濤

《通鑑》陳武帝永定三年：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禄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案事見《周書·遜傳》，今本有闕文。胡三省《注》曰：“以此觀之，選曹、補擬，皆密奏於上，蓋自晉山濤啓事始也。”案《晉書·濤傳》言：“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輙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之掌選，爲世所艷稱，其實上不逆人之意，而行之既久，下之人亦知用舍之皆出於上，而己不任其恩怨，乃巧於逢迎趨避之爲耳。《外戚傳》：王藴，“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藴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藴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其所爲亦濤之類也。

《陳書·徐陵傳》：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異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丞相，此復可爲例邪？”此猶張釋之言：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已下廷尉，則天下之平，不可傾也。專制之世，人主舉措，誠有不能以法範圍者，然此等要以少爲佳。《晉書·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賄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立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天子能顛倒賞罰，而不能移易清議；清議有力，則終足以糾正賞罰，使不至於大悖。此足見與衆共之利，而祕密之終成雍蔽矣。

專制之世，人主之威，似可以爲所欲爲矣；然雍蔽既深，亦有時而不得行其意。《北史·景穆十二王傳》：元脩義，“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駡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先叙之旨不得行，邀駕論罪不得達，雖有雷霆之威，亦何所用之乎？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四九五限年入仕

中興二年，梁武帝請立選部表云：“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是則世禄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此實巨蠹，尤宜刊革。”《梁書·本紀》。其言善矣。然《梁書·文學伏挺傳》云：“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悦，謂曰顔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是高祖躬道之而躬自蹈之也。此猶可曰倥偬之際，立法未定也。天監四年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而《陳書·文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顔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顔閔耶？因召入面試，除童子奉車郎。”之敬豈足當甘顔之目邪？《梁書·朱異傳》：“舊制，年二十五方得解褐，時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則解褐之年，較天監四年之詔，又早四年矣。異雖非正人，而實有才能，特敕用之，或轉較伏挺、岑之敬等呫嗶之士爲有當也。

世胄入仕之早者。《張緬傳》：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緬第三弟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内圖籍。數歲方遷太子舍人。又《南史·劉虬傳》：虬子之遴，年十五，舉茂才明經。虬亦南陽舊族，徙居江陵者也。

《魏書·高宗紀》：和平三年十月丙辰詔曰：“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斑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舊才能。”然《肅宗紀》：熙平二年八月己亥，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則其限年，較南朝尤早矣。《周書·裴寬傳》：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吕思禮傳》：年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又北齊楊愔，年十八，拜通直散騎侍郎，其早達亦不減南朝也。

後漢黄香，年十二，太守劉護召署門下孝子。此特用以矜式末俗，偶然之事耳。若南北朝之事，則有可異者。《陳書·虞荔傳》：“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此其見辟，固未必即在九歲之時，然北齊袁聿脩，則竟以九歲而州辟爲主簿矣。又封孝琬及弟孝琰，皆以年十六州辟主簿。崔瞻㥄子。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皆見《北齊書》本傳。隋文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見《隋書·本紀》。《北齊書·白建傳》：“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則一門又不止一人矣。

喪亂之際，地方豪右，往往據地自專，朝廷不能遠馭，則即以其人治之，於是有世襲守令，此實同封建，不可以選舉常格論矣。《周書·泉企傳》：“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别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舍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又企子仲遵，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此等措置，蓋誠有所不得已者也。隋鄭善果，以父死尉遲迥之難，十四而授刺史。武人酬庸，亦非可以常格論也。

入官雖早，而致仕則遲。《晉書·庾峻傳》，峻以風俗趣競，禮讓陵遲，上疏言：“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然《齊書·明帝紀》：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窮困私門。建武元年十一月庚子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禄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銓叙之科。”則七十致仕之法，實有難行者矣。《魏書·肅宗紀》：正光四年七月辛亥詔曰：“今庶僚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勤舊，眷然未忍。或戴白在朝，未當外任；或停私歷紀，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蒞民，以終常限。或新辟郡縣，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辟者，可給本官半禄，以終其身。”《辛雄傳》：雄“爲《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士大夫以官爲家，不易脱屣，固南北皆然也。

《南史·顧協傳》：“張率嘗薦之於梁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强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唤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三十爲老，前世罕聞，豈其時入仕皆習於早，故有斯語邪？

原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四九六寒素

自魏晉行九品中正之制，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劉毅語。直至唐代科舉之制興，而寒素之士始有進身之階，然此固非一蹴而幾，其間演變之跡，有可得言者。《晉書·庾峻傳》云：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悦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處士固不免虚聲，然如干寶所云：“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者，所乏者非濟世之才，所闕者實廉隅之士，峻之言，乃誠晨鐘暮鼓也。峻又曰：“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烏乎，何其言之痛，而於後來懷、愍之禍，若燭照而數計也。

雖然，欲進處士，則亦有難焉者矣。欲以矜式一世，挽回末俗，其人必無欲而不争；聲華馳鶩之徒，顯以爲名而陰以爲利，未有足稱爲處士者也。《李重傳》：“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以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内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逾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此則其言實是，而重之右沈者實非也。以留心隱逸之人，而其所拔用者如是。搜求寒素，夫豈易言哉？

雖然，捨寒素而用貴富之禍則有恫焉者矣。《閻纘傳》：“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又曰：“非但東宫，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弈。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皇太孫立，纘復上書，言“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静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觀纘之言，得知晉之骨肉相殘，終至青衣行酒，見辱他族，非天之降才爾殊，而其父兄自僇辱之也。烏呼，豈非百世之殷鑒哉！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四九七九品官人之始

《三國·魏志·陳羣傳》：“文帝在東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似其法始於文帝爲王時者。然《宋書·恩倖傳》言：“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則其法實不始於魏文，亦不必爲陳羣所建。羣之所建者，特以權立之事，制爲定法，此則其事在文帝即王位後，羣徙爲尚書之時耳。《晉書·衛瓘傳》：瓘與太尉亮等上疏言：“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麤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争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則其法初立時，未嘗無益，後乃敗壞，特其敗壞甚速耳。

四九八九品中正

馬貴與論九品中正，謂其法太拘，引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沈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三事爲證。案當時中正之拘，其事尚不僅此。《晉書·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强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卞壼傳》：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内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南史·齊本紀》：高祖建元三年九月，烏程令吴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尸骸不反，而昌玄燕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又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宣德右僕射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皆其時清議特重禮教之證。《卞壼傳》又云：壼轉御史中丞。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其虧損世教，不可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并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士，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

《北齊書·羊烈傳》：“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并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争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畢軌被誅已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是身居中正之職者，其受責備當尤重也。劉毅論九品之弊曰：“孝弟之行，不施朝廷，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於此拘泥之失，可謂一語破的；然論事當原其朔，不應概以末流之弊。九品立法之初，原不過藉考所用之人無大偭規越矩之行，本不謂足盡人倫；其後行之誠失初意，然即如立法之意行之，亦不過能維持風紀，立當時所謂名教之防，本不能期其有他效也。東漢之季，俗重清議，尤貴鄉平，然所襃美，率多虚名無實，甚者德行亦出矯僞，是以魏武下令，欲求盜嫂受金之士；然此乃一時憤激之爲，抑亦亂世權宜之法，豈可概諸平世？平世用人，必本行實；欲考行實，必不能捨棄鄉平；是以何夔建議，謂：“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别矣。”毛玠與崔琰并典選舉，史稱“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蓋即斯意。陳羣之制，不過更立爲定法而已。夏侯玄議九品，謂當銓衡專於臺閣，優劣任之鄉人，明其分叙，不使相涉；中正但當考行倫輩，考功校否，仍當據官長之第；皆與何夔之論相合，可見立法初意。劉毅言：“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天下焉得不解德行而鋭人事？”衛瓘亦云：“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人。”然則法行之初，亦有微效，後乃陵夷，終至大敗耳。《晉書·孔愉傳》：“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温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蘇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執持，曷嘗有妨嶠之宣力？以是立名教之坊，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蕩檢踰閑，固亦未爲無用。若云其所謂坊者，本不足立，此則别是一義，不能以是爲中正之咎也。

《後漢書·酷吏傳》謂，王吉爲沛相，“課使郡内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是則善惡所爲，皆有記注，本前世之成法，特其掌之者乃郡縣而非中正耳。《許劭傳》言：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此雖非官法，而以中正操覈論之權，實自此始。然無論官司記注，私家覈論，必皆本諸行實，則理之無可疑者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果何自來哉？劉毅又云：“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可見當時覈論之不平。此訟也，不徒不可勝聽，亦且是非終不可明，乃不得不一切禁之，而有如毅所謂“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者矣。然公家不爲申理，不能禁民之不私相讎，毅又言其弊曰：“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罹其殃咎。”其爲禍不亦博乎？

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不過欲驅動衆人，使必歸己而已。惟如是，故所臧否，必也時變。《晉書·祖逖傳》載王隱與梅陶論月旦評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傅咸傳》：“遷司徒左長史，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每月輒更，亦何以異於旬日即變！是故知驅動之爲，公私無異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四九九中正非官

《十七史商榷》云：“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爲州郡大中正者，蓋以他官或老於鄉里者充之。掌鄉黨平論，人才臧否，清議係焉。乃《晉·職官志》中絶不一見，何也？”案《魏書·刑罰志》云：“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禄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品令不載，又無禄恤，則中正非官也。劉毅云：“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晉書·劉毅傳》。蓋於清議之中，擇一人爲之平隲，乃士大夫之魁首，而非設官分職之一也。

五〇〇屯田之弊

屯田之效，莫著於後漢之末。以是時海内凋敝已甚，野無可掠，即擁兵者亦多“無敵自破”，《魏書》語。見《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注》引。故羣思致力於此；而又有嚴明之上以督之，故其效易也。然《三國·魏志·袁涣傳》言：“拜爲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從之，百姓大説。”然則是時之屯田，有强民移徙者矣。安知其非故有業之民哉？蓋欲見屯田之功，即不恤廢其舊有之業也。蘇軾曰：“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蓋官之所謂功，如是者多矣。此政事之所以難言，亦考績之所以不易也。

天下之弊，莫大於名實之不副。《吴志·孫權傳》黄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其重視屯墾，亦可謂至矣。而孫休永安二年詔言：“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然則上有務農之詔，下惟商販之務也。然此猶可言也。乃若魏者，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而諸典農亦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見《魏志·司馬芝傳》。又何以自解與？然而末作之利，優於本業舊矣。

五〇一晉度田收租之制

《晉書·食貨志》：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文獻通考》云：晉制：男子一人授田七十畝。以畝收三升計之，當口税二斛一斗。以畝收二升計之，當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則賦頗重矣。豈所謂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歟？當考。

案馬氏所疑是也。《隋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内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内，《通典》作户。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受田。《通典》作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然則王畿百里以内，任土之法，與其外不同。其外有桑田，有露田；其内則皆爲永業也。此制蓋沿自後魏。《魏書·食貨志》：肅宗孝昌二年税京師田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即指此項田畝言之。税五升者，蓋其所謂代來之户；税一斗者，則華人之借賃者也。北朝立法，多規放南朝。晉世之度田爲税，自亦指王公之田言之：云蠲在役之身，明其人本來無役；又云度百姓田者，則其田不能盡爲王公所有，平民亦有借賃者耳。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五〇二户調之始

户調之式，定自晉武帝。然其事非始於武帝也。《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引《魏書》載公定河北後令曰：其收田租畝四升，户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趙儼傳》：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并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則户調綿絹之制，魏武帝時久行之矣。

案《續漢書·百官志》云：鄉置有秩，郡所署。小者，縣置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郡縣每因徵發，輕爲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魏志·曹洪傳》注引《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資。則民之以訾産定賦久矣。

《後漢書·順帝紀》：永和六年七月，詔假民有資者，户錢一千。《漢書·景帝紀》：後二年，以訾算十以上乃得官，詔減爲四。則漢時人民訾産之有無多少，在官皆有記注。《王莽傳》：馮茂擊句町，賦斂民財，什取五，更遣廉丹等復訾民，取其十四。又天鳳六年，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亦見《食貨志》。其取之之率，蓋即以其記注爲據。伍被言秦收大半之賦，《漢書·食貨志》亦云，亦謂其取之過於什五耳。漢田租僅三十取一；人民所見爲重者，實在口錢及賦役。故貢禹以口錢之重爲言；而史稱桑弘羊之功，乃在於民不加賦。《漢書·蕭望之傳》：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張敞上書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穀八郡贖罪。望之及少府李强難之。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也。足見加賦爲害之烈。武帝以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黄金再百斤，其賞誠不虚也。世徒訾弘羊之聚斂；不知若無弘羊，則明季加派之禍，早見於天漢之年，非復綉衣杖斧之所得而平矣。賦之惡在於其取之無藝、無定物、無定數、無定時。明季加派之禍，即如此。“户調綿絹，他不得擅興發”，則此弊免矣。然則以户調拯横斂之弊，猶以一條鞭濟加派之窮也。此亦魏武帝之所以克戡大難矣。

《後漢書·劉平傳》云：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資就賦，或減年從役。增資就賦説與《續書》“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合。云減年從役，則役亦以年爲準，與《續書》“知民善惡，爲役先後”之説不符。豈漢世於論年以外，又有以善惡定役之法歟？然此法大易上下其手，非良法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五〇三滂

《南齊書·周顒傳》云：建元初，爲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只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麤杖被録，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箸，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户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彫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此滂字似即今之幫字，蓋民自合若干人爲一幫以應役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五〇四募兵之利弊

前漢時國威極盛，東京以後，稍以衰替，實由於民兵之廢。規復民兵，固爲久長之計，然設行之不善，則又有轉致騷擾者。杜畿譎衛固曰：“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是也。《三國·魏志》本傳。太祖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吴志·孫策傳》：“策説（袁）術乞助（吴）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此募兵易得之效。《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袁譚在青州，“别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户者，著籍不盈數百。”此名爲召募，實同徵發，非召募之罪也。《吴志·陸遜傳》：嘉禾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并應遽爲寇。”喪亂之世，只慮民之易動耳，不虞其不可得也。募民固非經久之計，然獷悍之民，亦宜有以教之。而其性既習於獷悍，欲化之以善甚難，不得不束之以嚴。欲束之以嚴，則莫若束之行伍之中矣。計民之爲兵，必二三十年而休之，則年稍長而氣稍衰；使在行伍之中，果能束之以紀律，則其性已稍習於良善，固不慮其遣散之後，復爲恣睢也。此則行教化於行伍之中，亦非不知禮義之將所能爲矣。

招兵固易得矣，然撫之不善，則逃亡亦多。《魏志·盧毓傳》言：“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其酷如此。柔言：“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此理易明，人所共曉，然以魏武帝之明，猶爲此法。盧毓諍大理之失，亦不過曰“刑之爲可，殺之爲重”而已。又柔言：“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然則不徒亡士誅及妻子，亦且軍中又有什伍之誅也；然卒不能止士之逃亡，嚴刑峻法何益哉？

《高柔傳》又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尸。”夫恭謹養母，哀撫兒女，良善與人無讎，而斤斤於所出之錢，至於見殺，是則田舍翁耳，此豈爲士伍者？而亦隸名護軍，則以迫於單特故也。田舍郎猶以迫於處境而爲兵，此募兵之所以易；抑兵中亦多此等人，此干戈之所以卒戢歟？

五〇五魏時將帥之驕

《三國·魏志·董昭傳》：文帝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鋭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案《賈逵傳注》引《魏略》言太祖之崩，“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以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内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飲食。”《臧霸傳》：“（孫）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吴賊，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注》引《魏略》曰：“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然則當時所慮者，曹休之不能制霸，非休之欲渡江也。《魏略》謂休表言霸意，而董昭謂休自欲渡江，失其實矣。《王基傳》：明帝時，基上疏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惟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讀此知魏時將帥之驕，統一之業之不克早成，良有以也。

將帥之驕也，由於法之不行。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也。《三國志》本傳《注》引《蜀記》。《武帝紀》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案《史記·項羽本紀》言：章邯降，“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然則戰敗受誅者，不獨將軍也。而將軍戰敗受罪，直至建安八年始行，何其慢哉？豈以所將者多羣盜若臧霸之流，不容操之過急歟？

又《武帝紀》：“建安七年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二月，“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注》引《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户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絶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夫此三令，可謂至誠惻怛，其於將士之恩，亦不爲不厚矣。文帝即王位後，延康元年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文帝紀》。亦可謂能肯堂肯構者。《漢書·高帝紀》：四年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則知魏氏之於將士，不爲不厚；而將帥之驕如此，治軍者貴威克厥愛，信哉！

五〇六魏太祖征烏丸

魏武帝之征烏丸也，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本紀》《注》引《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亦可謂危矣。“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是公亦自知其危也。然而必征之者，《夏侯惇傳》《注》引《魏書》言：“韓浩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涣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强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善夫，夷狄最慮令其養成氣，毫毛勿拔，將尋斧柯□□□□之死。清太祖曾何能爲，明不以此特除惡務盡，至其戡尼堪外蘭、滅哈達、犯葉赫，而勢不易除矣。□□□□□而乘兵威以“除天下之患”，此太祖君臣之志夫，亦可謂神武矣！

五〇七文臣輕視軍人

《三國·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案《彭羕傳》言：羕左遷爲江陽太守。“聞當遠出，私情不悦，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并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何復道邪！”《注》曰：“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駡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然則當時士夫視備，亦不足齒數，無怪備謂劉巴特欲假道還北矣。《費詩傳》：“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黄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是不惟士夫輕軍人，即軍人亦自相輕也。《吴志·孫堅傳注》引《吴録》言：王叡“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知文臣之輕視武人，由來已久。

五〇八追貴人家屬脅之出戰

《通鑒》：陳宣帝大建八年，周武帝破晉陽，齊主還鄴，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汹懼，莫有鬥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屬。高勵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力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案周、齊兵力本相若，齊之所以亡，特因人心崩潰，不能自固耳。以此脅之，理可一戰，惜乎齊主之不能用也。凡兵力本可用，而人心不固者，皆可用此策。

五〇九兵無鎧甲

《三國·吴志·孫和傳注》引《吴歷》言：吴興施但聚衆萬餘人，劫和子謙，將至秣陵，欲立之。至九里，爲丁固、諸葛靚所破。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陳皆披散。似民間倉卒起兵者，不能備鎧甲也。然《諸葛恪傳》言東興之役，留贊等亦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時天寒雪，尚且如此。則吴人固有倮身而鬭之習。蓋吴、越古本倮，漢世雖襲衣冠，戰時猶沿舊習也。

五一〇魏晉法術之學上

漢治自永初而後，縱弛極矣。外戚專權，宦豎竊柄，官方不肅，處士横議，蓋自朝寧宫禁學校之中，無一以國事爲念者。漢之亡，非降羌黄巾之亡之，實其綱紀不肅，有以自召之也。一時通達治體之士，若王符、仲長統、崔寔等，咸欲以綜覈名實之治救之，當時莫能行，然三國開創之君臣，實皆用此以致治。

《魏志》載建安八年五月己酉太祖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鬭之士，并受禄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皆法家之精義也。《荀彧傳》載彧論袁、曹成敗，及《郭嘉傳注》引《傅子》述嘉“紹有十敗，公有十勝”之論，大同小異，疑即一説之誤傳。二者皆謂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操法令明而賞罰必行。紹任親戚子弟而好名譽，故多得好言飾外之人；操用人不問遠近，賞功無所恡惜，故能得忠正效實之士。紹大臣争權，讒言惑亂；操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比而觀之，亦可見曹公之能任法術矣。

建安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二十二年令曰：“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吴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志注》引《魏書》。顧亭林深加貶斥，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毁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實則後漢之世，士好立名，凡争名者必假飾於外，其才固未可用，其德亦不足稱。董昭太和之疏，乃東京末世之俗，不徒非魏武所造，并非文帝所爲也。《荀彧傳注》引《彧别傳》，謂其“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有負俗之譏無論矣，即簡傲少文，亦不利於合徒黨，要鄉曲之譽。可見魏武君臣，取才皆不尚虚聲也。

陳壽評魏祖，謂其“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注》引《魏書》，亦稱其“知人善察，難眩以僞”。可見其誅賞皆守法而不任情。乃又引《曹瞞傳》：謂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此可謂能守法歟？《曹瞞傳》又謂“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可見其持法之嚴。此豈任情誅殺者哉？又曰：“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而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夫罰不加於尊，《春秋》之義，非主簿所能僞造也；軍帥不可自殺，亦理勢之宜，此而可謂之變詐歟？幸姬不受令，或當誅責，何至棒殺？酷虐如此，豈似持法之人？法貴平，不貴酷也。主廩穀者豈一人，而可先許之而後殺之歟？故知野史之言，失實者多矣。

《馬謖傳》謂謖下獄物故，諸葛亮爲之流涕。《注》引《襄陽記》曰：“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此與魏武之垂涕嗟痛，終無所活，可以參觀。《亮傳》謂亮“庶事精練，物理其本”，《上諸葛氏集表》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極。”而《魏志注》引《魏書》，亦謂太祖“造作宫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又可見其殊方而一揆。《諸葛氏集》，有《計算》、《綜覈》兩篇，《表》曰：“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注》引《袁子》，謂“亮之治蜀，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凡能成大業者，未有不勤於細物者也。豈有從容暇豫，而自以爲知體者哉？

《季漢輔臣贊注》引《襄陽記》曰：“亮嘗自校簿書。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夫此位分之體，豈亮之所不知？而如是者，危邦之政，固不可以平世之事爲例也。

《費詩傳》：降人李鴻詣亮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故知持法平者，雖背逋之人猶信之，豈有釋法而任情者乎？《魏志》曰：太祖討袁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爲吏所獲。”則執法自有其人，非廢法也。

廖立垂泣，李平致死，何施而得斯於人哉？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李嚴傳注》引。今案陳壽《上諸葛氏集表》，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遠譬也”。《注》引《袁子》亦曰：“行法嚴而國人悦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異口同辭，必非虚語矣。陳壽又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夫勸戒在先，而後以刑誅其不順者於後，則非不教而誅者矣。此習鑿齒所謂“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者歟？故知義以斷事者，未有不以仁心爲其質者也。

張裔之稱諸葛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張裔傳》。法不以遠近貴賤而異，所謂平也。陳壽之稱諸葛氏曰：“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陵弱。”此又其不遺乎遠之效也。袁子言亮軍之能鬭也，曰：“蜀人輕脱，亮故堅用之。”兩漢之世，民風以蜀爲最弱，讀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可知。而亮能以之爲强，其道何由？則“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不顧”而已。誰謂治戎與理民，有二道哉？

《吴志·陸遜傳》：上疏陳時事曰：“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是吴大帝之用法，頗失之嚴，不如諸葛之平恕矣。《魏志》：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毋出今年租賦。”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注》引《魏書》載曹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强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户出絹二匹、緜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强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是魏武用法，頗能下逮於民，非徒督責官吏而已。其能國富兵强，豈不以此歟？

《蜀志·吕乂傳》：“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户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脱自出者萬餘口。”以諸葛亮立法之備，用法之嚴，而身没之後，姦巧遂作。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豈不然哉？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五一一魏晉法術之學中

三國承季漢縱恣之後，督責之術，乃時勢所需，非魏武、孔明等一二人故爲嚴峻也。故其時薄有才略之君，皆能留意於此。《魏志·明帝紀注》引《魏書》，稱其“料簡功能，真僞不得相貿，務絶浮華譖毁之端”，“性特强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案此由其留意於督察，非必天性强識也。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亦稱其“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顔極諫，無所摧戮”。此蓋兼聽并觀之術。《魏書》又稱其“特留意於法理”，其操術蓋有由來矣。

然明帝非真能用法之人也。法家之術，如鑑空衡平，首貴絶去私意。所惡於私意者，非徒不可以治人，亦且不足以脩己。抑脩己治人，理無二致；不能脩己，而欲襲取於涖朝行法之時，吾知其不可得矣。明帝雖隆法術，而多秕政；臨終顧託，又不得其人，卒使“當塗”之運，移於“典午”，有以也哉！觀其侈於宫室弋獵，而拒辛毗、楊阜、高堂隆之諫，則知其不能自克矣。《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三國·魏志·明帝紀注》引。夫秦皇、漢武固亦好任法術，而不能抑其侈欲者也。曄之言，何其婉而彰歟？

不能絶去私意，則易致昵近小人。《魏略》秦朗、孔桂，俱列佞幸。魚豢怪武皇之慎賞，明皇之持法，而猶有此等人，《三國·魏志·明帝紀注》。抑知其不足怪也。《楊阜傳》：“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宫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令真不得宣露，阜豈得任怒杖吏？則知吏云不得宣露，非令意也。明帝使吏不得宣露，非能密，實壞法矣。夫其任秦朗，則亦猶是耳。《魏略》曰：明帝授朗内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三國·魏志·明帝紀注》引。夫安知明帝之所發舉，非陰得之若朗輩者乎？與内官事發舉，而加輕罪以重辟，豈法也哉？即謂不然，而惟順適意旨者是愛，其可謂善治心乎？以是臨下，欲其如鑑空衡平，其可得乎？不能治心，安能持法？故曰明帝非真能用法者也。

《蜀志·先主紀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則先主亦尚法術矣。蓋時勢使然，久歷艱難者，皆知之也。又可見孔明、魏武之用法，皆時勢所需，非徒好尚所在矣。

《諸葛亮傳注》引《蜀記》，載郭沖條亮五事。其一曰：亮刑法峻急。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并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諸葛之所以任法，此其自道也。先主之專任之，殆亦以君臣同好，而又同鑑於時勢，知非是不足以致治歟？裴松之難沖曰：“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夫安知先主之慶賞刑政，不皆咨於亮而後行乎？且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方怨咨，安得委其事於君上也？《法正傳》謂成都既服，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毁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此治民雖由法正，而督察羣僚，諸葛實參禁密之證。安得謂慶賞刑政，不由於亮乎？然亮以先主雅愛信正，卒未能啓而裁之。則知先主雖好《六韜》、《商君書》，而持法有不能盡平者矣。此諸葛之所以不可及歟？

《魏志·袁涣傳注》引《魏書》曰：“穀熟長吕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涣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焕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閒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此事與諸葛亮答法正之語，可以參觀。

《吴志·張紘傳》：臨困，授子靖留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其言皆法家精義。又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見《陸遜傳》。則江東亦不乏法術之士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五一二魏晉法術之學下

正始以後魏政之不綱，則督責之術之不行也。蓋有遠大之志者，必濟之以綜覈之才；不則舉措陵亂，務名而不務實，鮮不未獲其利，反受其害者。《魏志·曹爽傳》謂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此爽之所以敗也。所謂浮華者，《劉廙傳》《注》引《廙别傳》載廙戒弟偉之辭曰：“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華而不實，即浮華之謂，仍是漢末奔競之習耳。此等專務鳩合之徒，亦非絶無有志之士；然志大而才疏，既不能勝其沽名徼利之私，又不能革其酖毒晏安之習，以是而當大任，其不折足覆餗者，蓋亦鮮矣。《劉劭傳》：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成七十二條，又作《説略》一篇。劭所爲《人物志》，尚存於今，論官人之法極精，明帝令作《都官考課》，可謂得人。而以帝崩，遂不施行，則景初之遺規，爽等有不克負荷者矣。嗟乎！當明帝顧命之年，司馬氏權雖已起，謂其有取魏氏而代之之心，未必然也。其所以深謀祕策，必覆爽等而後快者，非徒徼利，蓋亦以避禍。而其惕於及禍，則爽等之務立朋黨，攬威權，有以激之使然也。鄉使明帝之終，得一綜覈名實之相，以受顧命，崇悃愊，黜浮華，賞罰以功罪，而不以好惡，庶政既肅，人心大和，司馬氏雖懷不軌之心，寧敢稱兵以逞？抑亦誰與爲徒哉？然則浮華之召禍誠烈矣。

司馬氏雖覆曹爽而代之，然於浮華之風，則初未能革易。晉代清談之習，實沿正始之流而揚其波者也。而正始之浮華，則又沿於東漢之奔競。魏武、明帝，雖欲以綜覈之治救之，卒不能勝，是知變俗之難也。清季，曾國藩嘗作《原才》之篇，慨然於風俗之厚薄，始於一二人心之所鄉。其出而任事也，凜堅貞之操，任誠樸之人，亦可謂不爲風氣所移，而能以轉移風氣自任者矣。然一傳而爲李鴻章，已尚權數而疏綜覈；鴻章所激賞者，袁世凱，岑春煊，則彌任權譎，好大言，不徒不能任用敦樸之人，且頗奬進浮華之士矣。此與魏武、明帝，僅收綜覈之效於一時，而卒不能絶漢末傾危之俗，事頗相類，君子是以知變俗之難也。

然自泰始以降，知綜覈名實，爲當世之急務者，亦未嘗無其人，特莫之能行耳。何曾嘗質阮籍曰：“今忠賢執政，綜覈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晉書·何曾傳》。曾爲人不足取，然當泰始宴遊之時，即能預燭永嘉喪亂之禍，其深識不可及也。“不聞經國遠圖，惟説平生常事”，亦何大過，而知難詒厥孫謀？正以惰氣乘之，則不復能留心軍國。精神之運，既有所不加；名實之間，將有所不察耳。熊遠之疏曰：“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虚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强弱相陵，冤枉不理。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俗未可得而變也。”《晉書·熊遠傳》。陳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蕩，乃至陵遲。”《晉書·陳頵傳》。然則東晉之不綱，仍由督責之術不行，浮華之風未息耳。王衍詣羊祜陳事，辭甚俊辯，而祜謂敗俗傷化必此人。陶侃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卞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己任。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晉書·卞壼傳》。此任職之吏，不以浮華放達爲然者也。王坦之頗尚刑名學，而著《廢莊論》；李充幼好刑名之學，而作《學箴》；此學問之士，不以浮華放達爲然者也。夫揮麈談玄，亦何傷於家國。所惡於清談之士者，正以其外清高而内貪鄙，既不事事，而又戀權勢不肯去，求富貴若不及耳。王徽之爲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晉書·王徽之傳》。此等人能見用於魏武，見容於諸葛乎？而以桓温之梟雄猶容之；王導、庾亮皆良相，而猶尼卞壼之奏推貴游；則知俗之既成，雖賢者不易自拔矣。山濤嘗薦阮咸典選，武帝以其耽酒浮虚，遂不用；卞壼爲諸名士所少，而明帝深契之；又《阮孚傳》，謂元帝用申韓以救世；則兩晉之君，亦未嘗不知法術之可任。然元帝終不能如孚之徒；阮放侍明帝東宫，常説老莊，不及軍國，明帝又雅友愛之；則所謂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矣，此中原所由不復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五一三江左陰陽術數之學式微

《南史·宋本紀》：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劉瓛傳》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仿佛。”蓋自正始以後，俗尚玄談，皆重理而輕數也。《吴明徹傳》云：“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此則術數之家，欲藉其術以應用者，非儒者明理之學也。

五一四賊殺郡將、郡不得舉孝廉

《晉書·孔愉傳》：愉從兄子坦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元）帝手策問曰：吴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否？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汙宫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此言“鄉舊廢四科之選”，則其所由來者舊矣。此自今日觀之爲不可解。古者一統未及，則叛者非以其身而以其羣，民情如是，故國法亦隨之而不同也。《魏書·張白澤傳》：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亦是此等見解。

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隱》曰：“《通典·刑制》中，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直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殺長官之旨，若直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據此，是魏、晉相承之律，部民殺長吏者，亦同凡論。蓋法律者，左以庇民，右以持國。國之所以立者，在其秩分；秩分在其官府，不在其任持官府者。故謀反與攻盜庫兵，自昔皆深其罪。及夫私人相殺，雖部民長吏何擇焉？秀之以官長比父母，薦紳自衛者爲此言，無所依據。漢世孝廉曹吏，爲其州郡將持服，率比父母三年，是由近承封建，民心隆於感恩，顧法律未嘗制是。其部民殺長吏者，漢律亦不見有殊科也。”然則賊殺郡將而廢四科之選，當亦謂叛亂，非止賊其身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五一五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

刑貴乎平。有八議，已非蕩蕩平平之道矣。乃有明知其爲八議所不如而猶曲法宥之者。《晉書·羊曼傳》：弟聃，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髠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於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然琅邪太妃，聃之甥，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以爲言，卒僅除名而已。可謂曲法失刑矣。

隋秦王俊鎮并州，以奢縱免。楊素進諫，文帝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後蜀王秀鎮蜀，有罪徵還，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何其言之廓然大公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原刊一九四七年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第三十四期

五一六父母殺子同凡論

章太炎作《五朝法律索隱》，深美魏、晉、宋、齊、梁之法恢卓樂易，其所舉者有四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重生命之法有二，其一曰父母殺子同凡論。説曰：“《南史·徐羨之傳》：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據此，是晉律父母殺子，并附死刑。上觀漢法，《白虎通德論》亦同斯説。羨之不學，特議宥恕。夫子既生埋，長冥不視，而云焉有自容之地，寧當與朽骨論孝慈邪？藉如其議，翁姦子婦者，律亦殊死，復甚爲其子求自容之地乎？然羨之議雖暫行一時，不著爲令。近世父母殺子者，皆從輕比，南朝固無此律。後魏法：諸祖父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減一等。是知鮮卑亂制，至今爲梗，甚乎始造桐人以葬者！”

案《宋書·宗室傳》：臨川王義慶爲丹陽尹。民黄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議以爲“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紀無定。當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兼采《南史》之文。如所言，是母爲王母所殺者，當時律家，固謂孫得剚刃於王母也。王母者一家之私尊，禁殺者闔羣之公義；闔羣之公義，固不以一家之私尊廢矣。既曰憲紀無定，當求之法外，而又曰律無讎祖之文，然則律有許殺子之文乎？

又案《宋書·孔季恭傳》：季恭弟子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吴共駡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經死，值赦。律文：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冶。江陵駡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駡科，則疑輕。制惟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駡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於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冶，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吴免棄市。”是則婦之於姑，其恩本殺於子之於母，即謂父母殺子可從輕者，殺子婦亦不得援以爲例也。斯義明，惡姑之殺婦者，庶可知所戒矣。

又案《宋書·何承天傳》：“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滕籤法文，爲非其條。”案父母欲殺則許，非謂順其愛憎，必其本有可殺之罪者。然此究非重人命之道。《漢書·田儋傳》：“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注》引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蓋始也專殺自由，後則當告之官而得其許可耳。古者臣子一例，是以父母亦得告之官而殺其子也。既告之官，必不致不論有罪無罪而皆許之矣。然此究非重人命之道也。

弑父弑君，固爲大惡，然誅亦當止其身。《魏書·邢巒傳》：“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巒叔祖祐之從子。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妃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絶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此則淫刑也已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第二十一期

五一七諸署共咒詛

少時聞父老言，清高宗問其相曰：“卿早朝何食而來？”對曰：“臣食少，食雞卵兩枚耳。”高宗怫然曰：“雞卵一枚，直銀二兩。卿自言清貧，何乃日朝食能費銀四兩也？”對曰：“人間物價，不如天上之貴；雞卵一枚，乃錢二文耳。”高宗太息曰：“然則朕之一食，乃平民千人之食矣。”此自齊東野人之言，然清世内務府之臧穢，則亦人之所知也。《南史·王悦之傳》：悦之以宋明帝泰始中，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姦竊者衆，悦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悦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此説不知信否。如其信，宋明爲淫刑矣。然咒詛雖不足以殺人，因姦巧見發而咒詛人，則亦有取死之道也。

原刊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第三十五期

五一八吉翰殺典籤

《宋書·吉翰傳》：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囚蓋本有可原，典籤蓋本有當殺之罪，翰特借此收之耳。曰“不可全貸”，則業已貸其死。是當翰收典籤時，尚未云欲殺之，既付獄之後，乃發其他罪，附之死比耳。當時典籤，原多非佳士也。史家辭不明白，一若意存乞請，便可致之死地者，則爲淫刑以逞矣，曾是循吏而如是乎？《南史》翰入《循吏傳》。

原刊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第三十五期

五一九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

吾嘗言專制之世，政治之術，兩言而已：曰嚴以察吏，寬以馭民。以梁武帝之學問，超越古今，又能勤於治理，而卒之身死賊手，爲天下笑，豈有他哉？違此兩言而已。《隋書·刑法志》云：“（梁）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天監。正月壬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此其所更者法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志》又云：“帝鋭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又云：“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不法。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懌。嘗遊南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下，將欲爲逆。事覺，有司請誅之。帝但泣而讓曰：我人才十倍於爾，處此恒懷戰懼，爾何爲者？我豈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頃之，還復本職。由是王侯驕横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咸於王家自匿，薄暮塵起，則剥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然則帝之所謂寬之者，竟何益也？與其思寬於黎庶，不如加嚴於權貴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第三十三期

五二〇流罪敕賜外國

《禮記》説流放之刑曰：“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古國小故然。若後世則方制萬里，雖在國内亦且必有道里矣。《南史·周弘正傳》：“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一怒而棄諸絶域，又以一言而原之，可見梁武政刑之繆。

五二一梁元帝殺劉之遴

《南史·梁元帝紀》云：“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毁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之遴傳》言：“之遴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疾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之，乃自製志銘，厚其賻贈。”元帝之猜忌固矣，然謂之遴爲其所殺，恐或所謂語增，何者？之遴乃一學人，頗好佛法，與世無争，不容爲元帝所忌，若謂忌其才名學問，則世之有才名學問者多矣，可得而盡殺乎？雖甚猜忌，無是理也。蓋世自有一種議論，謂人以争名而相殺，之遴死因曖昧，遂以是附會之，此正如謂隋煬帝殺薛道衡耳。之遴即果爲元帝所殺，其故亦不可知也。至謂忌姑子盛名，而改寵姬兄名，以同其父名，則更可笑矣，此豈足以敗其名邪？

五二二御史不宜司審理

朝廷設糾察之官，宜也。然事權各有攸歸，既司糾察，即不宜再令其審理，此司法獨立之宗旨也。《魏書·高崇傳》：子道穆，莊帝時爲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虚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别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别加按檢。”詔從之，復置司直。此疏所論，可謂深切著明。其所規畫，亦頗周密。而自唐以後，乃竟於臺中置獄，聽受辭訟，後遂日侵審理之權，何哉？

原刊一九四七年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第三十四期

五二三治都邑之道

《南史·王儉傳》：齊太祖以都下舛雜，且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凑，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以不檢括示廣大，實非爲治之道。儉所以不欲爲符伍者，蓋亦慮奉行之吏藉此擾民耳。

治都邑之道，能改變社會之組織，以立治化之基，上也。此義也，漢之翼奉等尚能言之。魏晉而後，無敢言之，亦無能言之者矣。任明察之吏，以誅鉏强梗而安細民，其次也；坐視强梗而莫之懲，斯爲下矣；妄縱邏輯以擾下民，則尤不足齒數矣。《魏書·刑罰志》：高宗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酤、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贜二丈皆斬。《官氏志》謂太祖制定官號，以伺察爲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則其所由來已久，此時特加厲焉耳，百官爲所困擾，何況細民。此明代廠、衛之倫，又非孫、劉校事之比矣。高祖太和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喧鬥於街衢，吏民安其職業。此則今警察之職而已。

警察之職，所重者亦在摧鉏豪桀，防喧鬥於街衢，抑其小焉者也。《魏書·甄琛傳》：琛遷河南尹，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方代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絶，此由諸坊渾雜，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鈆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户，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游，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當進至勛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謙之傳》：除河陰令，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此二疏，可見都邑爲治之概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五二四赦前侵盗仍究

古者吏之惡不僅臧私，然虐民之事，究以由貪取而起者爲多，故絶臧私，實飭吏治之大端也。懲臧私之道甚多，嚴法初非治本之計，然急則治標，嚴法亦不容緩。《周書·明帝紀》，武成元年，五月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爲推究。惟庫厩倉廩，與海内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貪夫徇財，固有甘喪失官爵，而珍視其臧賄者。此令能行，貪風庶少戢乎？

原刊一九四七年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第三十四期

五二五無赦之論

無赦之論，漢人常言之，後世則罕有矣，晉世猶間有之。《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立太子，詔曰：“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王彪之傳》：“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否？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此等議論，在後世愈罕聞矣。夫國不能無法；既有法，自不可以不行；赦是使法不行也。然法之用，孰能保其皆得當乎？疆理愈廣，氓庶愈繁，情僞愈滋，官吏之奉法與否，亦益不可知；固執不赦，豈不背哀矜庶戮之意？此所以愈至後世，而無赦之論愈少也。然獄不能皆得當，亦不能皆不當，舉其罪狀確實無疑者而亦釋之，又非爲治之道矣。《周書·樂運傳》，樂運告周宣帝曰：“《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可謂知言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二六法麤術、非妙道

古之言斷獄者必以情。事之情萬殊，而法不能與之爲萬殊。故貴求情者必賤守法，叔向諍鑄刑書，仲尼譏制刑鼎，皆是道也。然此施諸小國寡民、風氣淳樸之世則可耳。若其國大民殷，情僞滋衆，則有不得不爲一切之法者矣。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則是道也。斯理也，《晉書·刑法志》載劉頌、熊遠之説，論之最精。《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陛下爲政，每思盡善，故事求曲當；求曲當則例不得直，思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志》又云：“及於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二奏所論甚精，而法麤術非妙道之語，尤爲洞見本原，非謂道不足尚，符乎道，則無所用法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二七同伍犯法士庶殊科

古法不可行於後世，而爲後世所誤沿者，莫如比伍相坐。《宋書·王弘傳》載弘與八坐丞郎共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當時議者，江奥謂：“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王淮之謂：“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科，實使即刑當罪。”蓋緣“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故使糾之”耳。何尚之謂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此皆情實如此。弘議謂：“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蓋亦以罰不當罪，不得不然，非盡由恩宥也。乃弘謂“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絶塵秕者，比門接棟，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於理似正，然與社會情形不合。

王淮之又云：“有奴客者，類多役使，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生伍，濫刑必衆。”是非獨使士人親坐其罪爲不當，即罪及奴客，亦未免於枉也。然此猶以奴客不住家言之耳。其實犯法之士，亦視其所犯者如何，不必皆事接羣細，事不接而責其相檢，亦理有所不可，勢有所不能也。故古今情勢懸殊，法必不可不變。什伍相司，商君行之，已爲暴政，而後世無論矣。

《宋書·謝方明傳》：水初三年，出爲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户殷盛，風俗峻刻，强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獄。

五二八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盟免三死，始於衛之渾良夫；然三而已，三以後則殺之矣。《魏書·宿石傳》：“嘗從獵，高宗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鞚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凡犯罪皆免之，妄矣。《于烈傳》：“高祖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沖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亦不過免死而已，無凡犯勿坐之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