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清新的冬夜

好一个清新的冬夜

唐俊杰

夜深了。

银行的朋友晖打来电话：“是这样，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可以跟你说吗？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由于他常常出差，所以那时候，我不悲伤，在我心里，只不过他还是出差去了，不久就会回来。后来，我长大了，等我明白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除了悲伤，更多的是一种悔恨。我那时怎么会用那么无动于衷的态度去面对我父亲的去世呢？这件事一直困扰了我很久，一直到现在，每想起来，我都不能原谅自己，我真的”

晖很激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哽咽。我轻轻地偏了头，擦了眼角的一点泪，然后说：“好的，不过，我的故事有点长。”

我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有雨飘进来，滴在手上，感觉出初冬的寒冷。

我6岁那年的冬天，奶奶去世了，那一年雪下得很大，接到乡下拍来的加急电报后，妈妈带着我往乡下赶，这一段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转了几趟车，那一年的冬天真是好冷啊，车窗上都是冰凌。我们下车后又赶了好一段路，妈妈一直哭着，很焦急，很焦急地赶路，起先是又拖又拽地拉着我在雪地上飞奔，到后来我实在走不动了，于是我趴在妈妈的背上睡着了，但在梦中还隐约听见妈妈的仓皇的脚步声，嘎吱，嘎吱。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或者说我还没有领略过悲伤。我望向妈妈的小眼睛里盛满的只是疑惑和不安。妈妈只是在哭，哭到音声嘶哑，后来连嘶哑的声音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不可抑制的颤抖的双肩和无声的哭泣。奶奶发丧的那天，满天飞舞的雪花和在寒风中哗哗作响的花圈形成一片白色，真的太白了，以致在我的脑海里也形成一片空白，不过，我记忆里的故事是在这个时候在才开始登场的。

我想，我的祸根是起源于那把奶奶生前用过的旧木梳，那天，我恰好在柜台的角落里发现了它，木梳上烤了一层古铜色的漆，显现一种哑光色泽，大致是用了很久的缘故，梳齿上有一些凸凹，邻近中央部分还断了一个齿。我那时好像是对这把梳子的硬度发生了兴趣，于是，我拿着它在雪地上凸出的一块青石上敲了敲，很快它就断成了两截，妈妈这时碰巧看见了，她发了疯似的从黑房子里跑出，不对，我想应该是冲了出来，瘦削的脸扭曲成一种可怕而我又从未见过的表情，她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我的脸颊，接着把两断折梳像宝贝一样拽在手里，扑在床上无声地哭泣。我当时几乎是愣在那儿，很长一段时间我动也不动，不知是被打的还是被妈妈的表情吓的。我的鼻子流了一点血，滴在雪地上，浸成一种殷红的刺状，血在扩散，像一朵慢慢绽放的花。我望着妈妈待的房子，那儿有一种对比的黑。那次，我有了平生第一种感觉——不是悲伤，是恐惧。

这是我最原始的对死亡的看法，似乎死亡本身并不可怕，而那发生在死亡周围的一切却是那样的让人未知和惊惧。

在我14岁的那个暑假，一次翻抽屉时，意外地翻出一本小学时的语文作业本，双格子里是我当时用“去世”这个词造句，破折号后是这样歪歪斜斜地写着“梳子去世了”，老师在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我盯着那红色的×，它慢慢地幻化着，促使着我的记忆极度地向前搜索，一直到6岁时的那一幕景象在我脑海里重现。

一瞬间，那雪地上嘎吱的脚步声，那断掉的古铜色的木梳，那如花一般殷红的刺状鼻血一切都活跃了起来，但是这一次却是活跃在我14岁的年华，苏醒在我对万物都感觉敏锐起来的春季。我再也不能用梳子的去世来等同奶奶的永远离去，虽然在我6岁时，它们是那样的相似。我感觉一种迟到的悲伤，这迟到了8年的悲伤依然让我痛哭流涕，似乎在8年前它就开始孕育，等待着这么偶然的一天来开启我对“悲伤”的启蒙。

的确，那时太年轻，这种启蒙对我是残忍的，原来身边的一切，甚至包括我自己本身都会有一个虚无的归宿，当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情绪很低落，大致“悲伤”这种感觉漫长的后遗症就是低落。

本来早已和妈妈分床而睡的我，又把床褥搬到了妈妈的床上，妈妈奇怪，我说我害怕，其实我害怕的是失去妈妈，我总是想着，妈妈也许哪一天也会像奶奶一样永远地离我而去，那时候，谁又会有那回天的手，把妈妈再带回我的身边呢？那一段时间我每个晚上都睡不熟，时不时地，我就会在半夜时分醒过来，我总是努力地睁大了双眼，但是漆黑的夜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有张大了双耳，在夜静的气息里我听见妈妈的鼾声。那时妈妈呼噜呼噜的鼾声对我是最好的镇静剂，如果没有，我会傻到用手去探寻妈妈的鼻息，有一次探寻不到，我大惊，连声急呼，把妈妈吵醒了，虽然挨了一顿骂，但我那晚毕竟是安稳地睡着了。

妈妈是年轻、健康且体壮的，我的担忧固然是没有道理的，死亡所需要的要素，包括疾病和年限，显然离我亲爱的母亲是那样的遥远。我的这种情绪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恋母情绪”，这是后来在书上看到的。

但，这一切在我的个性发展阶段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位置，成了我沉重而又甩不掉的包袱。我承认，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

我23岁那年，完成了医学院的进修学业，被安排在教学医院的肿瘤科实习，在那里，死亡每天都张着大嘴，不经意地就有病人被吞噬了进去。

第一位病人是一个晚期肺癌患者，他的生存期被判定为半年，但病情显然比预期发展得快。我见到他时，他已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了，因化疗而头发稀疏的头几乎挨着前胸，只有这样他才能稍稍地缓解疼痛，然而尽管这样，他额上的汗还是不时地冒出来。他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亲人，正在旁边悄无声息地擦拭，所有的沉默都在显示他们正在合力为一地抵御着癌痛的侵袭，虽然这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例行地做了体查，最后，我询问：“要止痛药吗？”晚期的癌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这时病人往往需要一些强痛定，甚至吗啡之类的一级镇痛药物，虽然副作用大，但较之那剧痛又算什么呢？我曾亲历过癌症后期患者向医师请求：“让我死了吧，这太难受了。”

我这样问患者也是一种例行的征询。

老人听到了，轻轻地摇头，这虽然在别人眼里看起来轻轻的动作，对于他而言，其实是用力地摇着头，我有点震惊，对他的坚强。但我还是合上病历本，说：“那好吧，有什么需要再找我。”我转身走出病房，黑漆漆的走廊一下子灯亮了，他的儿子随在我的身后，手指停在开关上，他那因过度熬夜所致的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说：“医师，请你还是开一点止痛药吧，我看他实在太难受了。”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他说谢谢，一阵穿堂风刮过，高大的身子在冬夜的寒风中显得很孤独。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老人的病情却已经恶化了，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他的呼吸不规则起来，抢救只进行了十几分钟，他的呼吸心跳就已经停止了。老人的儿子号啕大哭，死亡已经把这对曾相依为命的父子无情地隔开了，我看着洁白的病床，老人的面庞依然是呈现痛苦地扭曲着，显然，即使在生前的最后一秒，他都在忍受着剧烈的疼痛，这个坚强的老人曾怎样地与死亡做着最后的斗争啊！

大概半个月后，老人的儿子来了，他说了很多谢谢的话语，最后他拿出两盒止痛药，那是他那晚要求的，而他父亲却一直到死时也不肯用的止痛药。我们谈起他父亲的坚强，他很伤感：“他一辈子都那样。”

我请他节哀。他说：“我妈很早就去世了，我们一直相依为命，现在父亲走了，可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我还活在这个世界，就要去做他生前还没有做完的事。我想，我还是我父亲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死的，你相信吗？”我看着他憔悴却依然充满希望的脸庞，重重地点头。他走了，高大的背影深寓着遍经沧桑和苦难后的坚强，我一直看着他远去，很久很久，那背影却依然在我眼前晃动，因为我从那里看到了他父亲的影子，他真的没有死去，真的，我是真的相信。那天晚上，天气很冷，也很静，遥远的深处的回忆如海水的早潮一样漫上来，我却忽然顿悟，原来生命并不是毫无痕迹地就可以消失了的。因了繁衍这个程序，它可以一代代地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一次，我轻声地告诉自己，其实就算是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

电话那端一直没有打扰我的说话，此时，似乎仍在等待我的续说，我真有点怀疑对方是否已经睡着了。

我说：“晖，你在听吗？”良久，那边传来晖的声音，只是那简单的三个字“谢谢你”。但听的人却由衷地笑了，她的心结已经解开了。

放下电话，窗外的雨此时已经停了，夜的气息弥散。啊，好一个清新的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