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一直在成长。最初启蒙的钻石宝座现在已经难以发现，因为巨大的立柱和精致的门廊不断树立，不断包围信仰大厦，形成了一座迷宫。每一代人都带来自己的石头和瓷砖，扩建屋顶。它像菩提树一样，每天都为人类提供更广阔的遮蔽。在菩提伽耶，几个世纪的风尘已经掩盖了佛陀的出生地。尊敬和爱戴的花环覆盖，宗派的傲慢和虔诚的欺诈玷污，犹如百川归海，再也无法分辨每一道支流。
不过，佛教的适应和成长已经越出了东亚大陆的伟大体系，早已将种子撒向叙利亚沙漠，以基督教的形式开花结果，让爱与敢于放弃的精神影响全世界。
正如同样的雨滴可以让不同气候下的花卉起死回生，伟大导师的思想也有几种不同形式，因为它接触了许多不同民族和时代，实在难以分析和描述真正的发展顺序。因为亚洲幅员辽阔，印度本身就比维斯瓦河（vistula）以西的欧洲更大。佛教在印度有23派，在中国有12派，在日本有13派，后来又分化出无数的支派，内在联系主要依靠地域的临近，而非时间。南北二宗就代表了信仰的两个主要分支。
显然，个人创始的宗教必须具备两大元素。其一，一位伟大的教主，人格的光彩经过几世纪传承后越来越耀眼；其二，他突然得道的历史和民族背景。如果我们更深入研究个人的心理状况，就会有理由寻找导师及其过去的对立，不过不一定是对抗。最有力的表达就是：他创造了这些没有在社会中发现的元素。只有考虑到教义跟意识的关系，才能充分领会其意义。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创始人的教义远离其自然环境后，会产生某些意义。这些意义自身是真实的，但表面上与另一种思想相抵触。后者至少是更真实、更广泛地忠于原初冲动的复合体。任何人研究印度诞生的圣人，都不能无视这项法则的应用。在那里，最惊人的弃绝反而会被视为先知的自身解放，以圆满的生命降临的自然证明，不会有片刻扰乱他们的平静体验。所有的印度男女们都会拜倒在一些受到启示的旅人脚下，他们会宣讲：这里没有神的形象，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限制。自然的结果是：他们会径直走过去，向湿婆（shiva）的林迦像（即男性生殖器）泼水。如果我们不理解隐秘的内在对立，就难以理解佛教南北二宗的相互关系。我们不能说哪一宗是真，哪一宗是假，但完全可以弄清楚：由于佛教南宗的源头更窄，我们可以听到伟人自己的回音。伟人在旷野中独自饮泣，周围的人对何时何地、何去何从一无所知。同时，我们在佛教北宗听到佛陀论相对性的箴言，作为国家宗教体验的顶峰。因此，北宗犹如高山巨壑，从印度向全世界倾泻其智慧的溪流。克什米尔的辩论对教义做出了最权威的判断，不过教义的内涵必然会比言辞的意义更深刻，在语义上却不一定精准。
根据南北二宗的诠释，佛教从本质上讲就是灵魂自由之道。那些听取教义，获得解脱的恒河之子已经深悟《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奥义书》（upanishads）绝对的纯洁性。但我们超越伟大的哲学流派，跨过似水流年，超越南北二宗照本宣科的传承，仍然能听到神圣的声音为怜悯众生而颤抖。佛陀在世界上最个人主义的种族中传道，将不会说话的牲畜抬高到人的水准。他是仁慈的贵族，直面精神上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源于让农民赤贫如洗的种姓制度。我们看到：他秉承无限的慈悲，梦想众生一心，打破社会枷锁，宣告众生平等和人人皆兄弟。这第二种元素酷似中国儒家本身。佛陀由此有别于以往所有发展吠陀思想的哲人，他的教诲传遍全亚洲，乃至全人类。
佛陀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在尼泊尔境内，当时比现在更为图兰化。学者经常声称他出身鞑靼人，可能是塞种或斯基泰人。他早期的画像有显著的蒙古特征，在最早的经藏描绘他的皮肤是金色或黄色，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推论。道教徒的信仰甚至发展到荒谬可笑的地步，《老子化胡经》中这样说道：老子西出函谷，神秘消失，前往印度，化身为乔达摩（gautama）！
无论佛陀有没有鞑靼人的血脉，他无疑体现了这个种族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由此，印度唯心主义的思潮遍及世界，将恒河和黄河连为一气。
修道院思想更使他有别于所有那些在森林中祈祷的圣哲及其门徒。圣哲们独立的精神群星璀璨，但无法形成星座。佛教教会是一切教会之母，体现了佛教思想的二重倾向。因为门徒组织就是一种束缚，但佛教信仰的灵魂是解脱一切有情众生的苦难。
不过事实上，自由和束缚一直是伟大贤哲关注的经典模式。为了自我表现，有必要退回其对立面，在多样性当中寻找统一性，宣布真正的个性同时寓于普遍和特殊性。由此，我们视所有千差万别的信条为理所当然。
释迦之狮摆动鬣毛，撕开了摩耶（maya）的面纱。他打破了奴役的形式，否认其存在。因为他引导灵魂走向永恒的统一。日后佛教南宗的无神论公式肇基于是。同时，跟绝对结合的荣耀和喜悦产生了对美好万物的无限热爱，吸引佛教北宗及其印度教兄弟描绘诸神的整个世界。他的教诲可能在偈颂中传承，或是保存在巴利语之前的某些类似的原始梵文记录中。但似乎是为了亲口予以否认，他命弟子用普通百姓的方言土语进行交流。
同样的真理有这么多千差万别的解释，由此，同样的权威有各式各样的外表，不可避免会产生门派纠纷。起初，争论集中于伟大精神导师确定的最重要的戒律或规则上，后来又涉及哲学观念的分歧，把佛教分裂为无数小宗派。
最初的分裂发生在那些代表印度文化最高成就的思想家之间，一方发展了《奥义书》的思想；另一方接受了佛教的新教义和戒律。
佛陀涅槃后，佛教进入第一个时期，据我们估计，这大约发生在6世纪中叶。最初的团体居于统治地位，其领导人形成早期教会的贵族。他们提出了一种积极的唯心论体系，而他们的对手主要关心僧院戒律的细则，辩论有无，结论多半是否定的。
伟大的阿育王统一印度，君威从锡兰直抵埃及、叙利亚边境。他视佛教为统一的力量，施加个人影响力，促使这些思想家与北宗紧密联盟。不过，阿育王对他们的对手也给予宽容和保护，对婆罗门教同样不失援助。他的儿子摩哂陀促使锡兰改信佛教，以北宗为基础，这种情况直至7世纪玄奘赴印度时仍然存在，直到几百年后来自暹罗的南宗逆袭。今天，暹罗仍然是强大的南宗据点。
佛门弟子在北印度和克什米尔传道，那些地方成了佛教活动最繁忙的地区。公元1世纪，迦腻色伽王（kanishka）统治克什米尔，把疆域从中亚一直延伸到旁遮普，在阿格拉（agra）附近的马土拉（mathura）留下了痕迹。迦腻色伽举行了最伟大的佛教会议，将佛教的影响远播中亚，甚至更远。伟大的笈多王朝（gupta）步武其后，但所有这些只是完善了阿育王最开始的工作。
印度高僧龙树闻名于中国和日本。公元2世纪，他效法先贤马鸣菩萨和世友菩萨（vasumitra）。世友菩萨以前是迦腻色伽佛教会议的主席。龙树拟定八戒，确定了佛教第一个门派的形式。他阐明中间道路位于两端之间，通过对自身的无限认识，伟大的灵魂和光明可以普度万物。虽然龙树鼓吹不存在有限的自我，但巴利文佛经（南宗）并不否定这种教义。龙树的遗踪遍及奥里萨邦和南印度。他的直接继承人提婆（deva）来自锡兰，由此证明第一个门派的影响无远弗届。
早期佛教艺术从以前的史诗时代自然成长而来。欧洲考古学家惯于否认佛教以前印度艺术的广泛存在，而归因于突如其来的希腊影响，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经常提及多层塔楼、美术馆、画家的种姓，不提金身巨像和富丽堂皇的装饰。确实，许多世纪以来，流浪歌手四处吟唱歌谣。后来，这些歌谣演变成了史诗。很难想象，其中绝无形象崇拜的迹象。因为叙事文学涉及神的形象，就是指相应的塑像尝试。阿育王的雕塑证实了这个设想，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因陀罗和提婆崇拜菩提树的形象。它们跟中国古代雕塑一样，只用黏土、石膏和其他不能持久的材料。我们在笈多时代再次发现了这种习惯做法：在石像基础上覆盖石膏或黏土。阿育王的雕塑原先大概也是这样覆盖的。这里没有丝毫受到希腊影响的迹象。如果一定要跟外国门派拉上关系，那肯定是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中国、波斯发现的亚洲古老艺术遗痕。
阿育王时代的德里铁柱堪称铸造艺术的杰作，现今欧洲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无法仿制。阿育王同时代的秦始皇十二金人也是这样，工艺之巧，资源之富，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几乎没有做什么努力来重现当时的伟大荣耀与业绩，这些业绩必定存在，才能在以后的时代留下这样壮观的遗迹。俱卢之野遗墟萧瑟，王舍城池野草泣诉，仍然在怀念古时的光荣，畏避外人的目光。
虽然早期舍利塔已无遗存，我们也无法将它们跟现在的成品区别开来，佛陀本人的塑像可能是佛门子弟的第一项作品。不久，他们就学会了用《佛本生》（jataka）传奇包装佛陀的经历，美化他的理想人格。
在阿育王以后的印度，我们发现佛教艺术作品突破了原始框架，形式更自由，对象更广泛，但民族艺术流派的发展一直保持延续。3世纪，这个流派登峰造极，体现在奥里萨的岩庙、桑吉（sanchi）的廊柱和阿马拉瓦蒂（amaravati）的精美轮廓上。
马土拉和犍陀罗（gandhara）的遗业有普遍的变化倾向，因为迦腻色伽和大月氏给印度艺术带来了他们的蒙古特征，但没有逾出古代共同风格的范围。若是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犍陀罗艺术，就会发现中国特征比所谓的希腊特征更突出。阿富汗的大夏王国（bactrian kingdom）从来不过是鞑靼人汪洋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殖民地，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销声匿迹。亚历山大远征与其说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倒不如说扩大了波斯文化的影响。
佛教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关于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的进展，我们正好接触到4世纪初期的奈良时期。这时，笈多王朝统治印度，先前的安德拉斯人（andras）与南方达罗毗荼（dravidian）文化、朱罗王朝（cholas）融合。
我们现在发现：无著（asanga）和世亲（vasubandhu）开辟了客观研究派。在这个运动中，诗歌冲动实现了非常科学的表述。必须明白：佛教对摩耶有特殊定义，因此其宗教理想很有科学性。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伟大时代，迦梨陀娑的诗作天才纵横，瓦拉哈米希拉（varahamihira）的天文学登峰造极，以那烂陀（nalanda）为中心的文化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7世纪。
阿旃陀壁画和埃洛拉石窟是第二期佛教艺术的精品。现在，伟大的印度艺术存者寥寥。无疑要感谢无数旅行者，印度艺术激发了中国唐代艺术的灵感。
第三期佛教艺术是理念的具体化。7世纪以后，佛教居于主导地位，影响远及西藏地区。在西藏，佛教一方面产生了喇嘛教，另一方面产生了密宗。密宗教义传到中国内地和日本，创造了平安时期的艺术。这时，佛教南宗一直跟北宗并驾齐驱，集中在缅甸和暹罗。南宗传回暹罗，吸收北宗在岛上的遗业，由此创造了一代印度—中国艺术，风格与北方大相径庭。
印度教——自佛教成为一种信条起，由致力于解决佛教的印度民族意识形成，现在再一次包罗民族生命万象。商羯罗（shankaracharya）复兴的《吠檀多》（vedantic）吸收了佛教，出现了新的动力形式。现在，虽然时代悬绝，日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其思想的源头。
【本章补说】
1.精神封建主义 隐喻婆罗门的理想，他们整个文化根植和实践于生活的极端淳朴。一位居乡的婆罗门可能不仅是欧洲大学那种意义上的学者，也是智慧和品格获得解脱的。而且，他跟村民同样简朴，因此而自豪。他不仅要持斋守戒，还要像阿西西的弗朗西斯一样，向往清贫。可以说在印度这些阶级中，许多人都能证实以上所言不虚。
2.《摩诃婆罗多》 伟大的印度史诗，歌颂俱卢和班度两族之间的战争，印度上层阶级的男孩仍然通过其历史学习英雄气概。《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是其中的一段，可以说是一节简短的赞美诗，体现了北印度佛教的所有特征。
3.《奥义书》 撰写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700年之间。《奥义书》是《吠陀》的附注，形成了印度人民的伟大宗教经典，主题为实现超越个人的存在。在世界文学中，二者的深刻和壮丽无可匹敌。
4.《罗摩衍那》 仅次于《摩诃婆罗多》的伟大印度史诗，叙述罗摩和悉达（sita）英雄式的恋爱。
5.俱卢之野 德里附近的大平原。《摩诃婆罗多》记载，这里发生了十八天大战。《薄伽梵歌》在这里诞生。现在，这里是朝圣地。
6.王舍城池 即拉吉格里哈（rajagriha），摩揭陀（magadha，中印度之古国，佛陀住世时印度十六大国之一）故都，后来迁都巴特那（patna），在今天印度比哈尔（behar）境内。
7.那烂陀 古印度伟大的佛教寺院和学术中心，在拉吉格里哈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