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年，日本第一次从百济引进了佛教。这个时期称为飞鸟时代[1]，因为首都位于飞鸟国，直到710年最终迁往奈良。飞鸟时代标志抽象唯心主义在日本的最初潮流。佛教经阿育王和迦腻色伽巩固后，把新的信仰之水引至中国。

当然，阿育王派传教使团前往中央帝国，可能正好遭遇秦始皇的暴政。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一点痕迹。我们可以证实的历史记录始于公元59年。这时，可能在迦腻色伽统治下的大月氏使节向中国学者景卢提供佛经译本。公元65年，汉明帝梦见金人巨像，他醒来让大臣圆梦。景卢这时已经是有名望的学者，能够解释西方的佛教。第二年，景卢和十八名随从奉命出使大月氏。公元67年，他带回佛陀的图像和两位僧人：自称来自印度中部的摩腾（kasyapa matanga）和竺法兰（dharmaratna）。据说，他们住在专门安置外宾的洛阳宫殿。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汉朝以天下之主自居。这座宫殿后来改为寺院，称为白马寺，今天仍然可以在洛阳郊区看到。这座都城古代曾经盛极一时，现在满目丘墟。据称，摩腾在宫墙上作壁画：一座舍利塔围绕着一千战车和骑士，暗示桑吉和阿马拉瓦蒂的佛塔和廊柱，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带来的佛像几乎不为人知。

下一位僧人安世高（ansei）来自帕提亚人（parthians）的国土安息（arsaie），他的随从来自大月氏的邻邦。据记载，159年，一位使节取道交趾来中国。这些传道士翻译的佛经属于北宗（积极的唯心主义）。大约3世纪末，《阿弥陀经》（amida-sutra）译成。

阿弥陀佛（amita）这个词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光明，代表没有个人色彩的神圣理念，跟释迦牟尼代表的个人神圣相对应。印度《奥义书》称伟大永恒的洞见为婆罗门。佛教南北二宗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基本认同的差异。南宗修道的最终目的是涅槃，从世界的相对性当中解脱出来；北宗却认为这是新的光荣开端。第一次阐明理念，应该归功于马鸣。这是我们从亚洲早期哲学获得的共同遗产，佛教就是从共同遗产中成长起来的。

佛教之树在中国扎下了根。这时，匈奴北狄破边而入，建立了后来所说的北朝，突然给佛教的发展增加了推动力。因为这些部落在野蛮时代就已经皈依佛教，虽然他们的信仰还带有迷信和偏见的色彩，不过就他们的野蛮程度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华南或本土王朝的文明世界，清谈家的哲学机锋和理念亲和，与其大相径庭。

据说，传道士佛图澄是印度僧人，对狂暴凶猛的匈奴军人影响很大。据说他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人民对他极其敬畏，甚至不敢向他的方向吐口水。他能运用个人的影响，制止北赵王朝的残暴和血腥。他的学生道安前往南方，跟义安合作，协助宣传阿弥陀的信仰，为救赎而沉思，向西天理想中的佛陀祈祷。鸠摩罗什（kumarajiva）的父亲是大月氏人，母亲是印度人，自己大概是龟兹土著。他在当时如此闻名，以致北方皇帝派兵带他到中国传道。401年，他抵达中国。献身于翻译佛经的事业，硕果累累，奠定了佛学的基础，6世纪末在天台山盛极一时。

重要的传道士前赴后继，其精神源远流长，说明思想家在此期间不断从印度向中国流动，产生了有趣的交流。似乎除了从孟加拉经锡兰到长江口的海路，还有两条重要的陆路。它们都从中国开始，抵达奥克苏斯河（oxus）以前，在大戈壁分为天山北路和天山南道，就此前往印度河。使节大概走海路。

在这里，我们掌握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线索。印度西北部是两个伟大帝国的中枢，游客、朝圣者、商人络绎不绝，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大概穆斯林征服印度西北部，才迫使双方的巨额贸易停顿。这个隐秘的过程夺走了东方的威望，使得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人以为整个东方都是“发展停滞”的受害者。

这个时期的艺术尝试不胜枚举，有些规模巨大。但民族的主要观念是：将佛教纳入道教的万神殿，给印度宗教披上一层中国汉代艺术的外衣。就是这样，早期基督教的庙宇和图形采取了古罗马建筑和雕塑的风格。

在建筑方面，如前所见：中国宫殿在弃绝的冲动下变成了佛教庙宇，只有这样的变化才能满足新需要。早在迦腻色伽时代，舍利塔通过基座的演变，分几步发展成中国的形式。在木结构建筑的条件下，舍利塔变成了今天在日本如此闻名的木制佛塔。佛塔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后者仍然保存了最初的圆顶形式。

217年，最初的佛塔在里肯建成，一定是模仿汉代已经存在的碟形塔尖和多层宝塔。碟形塔尖源于天蓬或华盖，象征君主的权威。多层代表精神的层级，三层显示圣人，九层显示最高的佛陀。木制佛塔从6世纪开始建筑，幸运地保留了一些记录。这些佛塔越来越接近印度装饰风格，我们在顶部发现巨甔，明显让人想到玄奘提到的菩提伽耶舍利塔的装饰品。菩提伽耶舍利塔与阿玛拉·辛格（amara singh）存在于同一个世纪，后者是超日王宫廷“九宝”之一。

塑像似乎经历了一个平行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印度类型在中国人心中实属怪异。4世纪雕塑家戴安道献身于新类型的演化，不断改变其比例。戴安道亟须诚实的批评，于是在雕塑后面挂上帘子，自己藏在后面听取公众评论达三年之久。朝圣者法显的记录证明，存在一个杰出的中国雕塑流派。某些边境国家的雕塑风格完全是中国式，跟另一些地方的印度风格截然不同。他把这种风格的起源归因于一位占据边境的中国将军吕光的影响。不过我们认为：这只是加强了大月氏人在旁遮普发展起来的雕塑风格，在马土拉同样可见。确实，据我们所知，在特色、材料、装饰方面，现存的这一时期样本主要是汉代风格。

我们能够回想起的最典型例证是洛阳附近的龙门石刻。龙门石刻源于516年胡太后建立的石窟神庙。神庙虽已荒废，仍然气势恢宏。石窟不仅代表这一时期的艺术，而且自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博物馆，藏有一万多尊佛像。根据权威人士的判断，这些佛像有的属于唐代，有的晚至宋代。石窟前后相继，都是尖顶穹窿，里面主要是凹凸不平的浮雕，主要人物被大刀阔斧地刻在岩石上。

一位中国诗人拜访此地，题诗岩上：“摩崖成佛性，顽石亦慧根。”龙门风景绝佳，摩崖佛像下临伊阙激流，对岸有一座小庙，名叫香山寺。我们敬爱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故居就在这里，保存至今。

佛教在飞鸟时期第一次传入日本时，苏我氏[2]像后来的藤原和源氏一样大权独揽。苏我氏始祖武内宿祢[3]辅佐神功皇后经略三韩，以后苏我氏一直是帝国的甲第膏粱。在后来的绘画中，他的形象是表情严肃的美髯公，把幼主抱在怀里。从此，苏我氏世袭外务大臣之职。他们由于家族传统之故，自然喜爱、尊重外国文化和制度，而其他本国君侯更趋向于保守国粹传统。政权一般掌握在皇座周围的大贵族手中，他们以皇室名义治国。这是“诸神会议”的余音。

佛教传入日本，民众骚乱随之而起，苏我氏和物部氏[4]的宿怨由此而生。物部氏世袭地方军元帅，获得藤原氏始祖中臣镰足的支持。藤原氏世袭祭司长，更适当地说，他们是古代典礼的守护神。他们自然倾向于国粹，反对新宗教。奥姆氏世袭日本海军大将，巡视朝鲜海岸，倾向于苏我氏，至少在争执中保持中立。灾难性的权力斗争后，苏我氏独揽大权，并伴随着无法遗忘的暴政和几次天皇废立。对今天的日本人而言，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不过，当时的形势酷似明治天皇复辟时期：进步和保守两派目的不同，观念不同，斗争不已，不过态度比较温和。

皇权经过苏我寡头政治的侵夺，已经无力节制双方。于是，钦明天皇13年，圣明王遣使来聘，赠释迦牟尼铜像及帘幕、华盖和种种佛经。使节致辞：“藩臣百济王圣明敬奉贡品。金身入朝，大佑皇极，辟土开疆，佛力无边，及于海东。”天皇自然乐于接受贡品，但对佛像犹豫不决。他询问廷臣，苏我稻目主张以礼祭拜，物部尾舆[5]和中臣镰足主张拒绝使节和佛像。物部尾舆是物部守屋[6]的父亲，他连名字都有憎恶佛教的含义！

天皇决定宽容，将佛像交给苏我稻目，供于小垦国田家中。但来年瘟疫和饥荒流行，给苏我氏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他们立刻宣布：灾难源于供奉外来神明。于是，他们获准焚烧一切佛物，将佛像投入附近的湖中。不过，显然早在宫廷接待僧侣和佛像以前，佛教已经举国皆知。在这之前三十一年，中国南朝梁有个著名的雕刻家司马达止[7]，他迁居到了日本。他的女儿成为日本最早的女尼，他的孙子鞍作止利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和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554年，朝鲜僧侣道谒和道什迁居日本。据说，南朝人钱总十年后带来了佛像和佛画。虽然保守派迫害，佛教仍然蒸蒸日上。百济和新罗国王竞相供佛。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继承了父亲的首相职务，于584年建立佛寺。574年，著名的上宫廏户丰聪耳[8]皇子，也就是通称的圣德太子诞生。圣德太子是诸王子当中的圣徒，象征佛教的第一次启蒙。他为姑母推古天皇摄政，撰写了日本宪法十七条。这份文献弘扬尽忠天皇的义务，教诲儒家伦理，伟大的印度理想贯穿全文——由此体现了那个时代日本国民追随的生活之道。圣德太子注释的佛教经藏不仅说明他有极高的汉学造诣，还清晰地阐明了公元2世纪龙树菩萨的要义，表现出天才的洞察力和灵性。朝鲜人和中国人对此书惊叹不已。621年，圣德太子去世，举世哀悼，人们捶胸顿足，好像在黑夜中失去了明月。工匠和艺术家仍然将他作为一切艺术的保护人来崇拜，尤其在大阪的天王寺[9]。

588年，敌对家族之间的斗争达到顶峰。双方都试图将自己信仰的支持者推上宝座，结果物部和中臣败北。遇刺的继任天皇选择苏我马子摄政，苏我马子立自己的外甥女，天皇的孙女推古为天皇。推古天皇享国长久，统治时期从593年到628年。圣德太子摄政，形成了佛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因她得名为推古时代。她定都于飞鸟国，大约在奈良以南12里。自钦明天皇以来，朝廷常驻奈良。不幸的是，飞鸟时期的艺术品没有保存下来。朝廷迁都奈良后，飞鸟全境弃为丘墟，若干寺庙散布其间，桑树林中犹有一些大理石基座遗存，独自标识昔日的伟大。

飞鸟时期寺庙遗址只有一处遗存：安科因（ankoin）青铜巨像。根据历史记录，巨像铸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巨像体型过大，通不过大庙门，雕塑家托里（tori）的才能因此经受了考验。他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报酬，在宫廷身居高位，在各省占有大量地产。塑像经历了火灾和其他灾难，一度濒临毁灭。在不幸的德川时期[10]，塑像经过修复，原先的特征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有根据手臂、衣袖、前额、耳朵来推测杰作原有的风采。

幸而奈良附近的法隆寺[11]大量保存了飞鸟时期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圣德太子的驻地就在法隆寺不远处。在近藤或金厅，圣德太子命托里铸成的释迦三尊像仍然可见，时间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另一座药师三尊像大约在公元625年前后，包括光晕在内，三者都有7英尺高。我们在这些塑像中发现了汉代风格，跟100多年前的龙门石刻一模一样。

金厅还有一座百济观音（观世音菩萨立像）塑像，高10英尺，用木头和上漆的石膏铸成，估计是某一位朝鲜国王送的礼物。塑像要么在朝鲜制成，要么就是当时有大批朝鲜艺术家云集日本。另一座观音塑像，即同一寺庙的梦殿观世音菩萨数百年未向公众开放，保存状况值得关注。我们可以依据这两座塑像评判佛教艺术体现的纯粹汉代理想风格。它们的比例并不完美——手脚比例失调，风格的僵硬近乎埃及雕塑。不过，虽然有这些不足之处，我们还是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极度优雅和纯粹的精神，只有伟大的宗教精神才能做到。在民族意识形成的早期，神性犹如抽象的理想，遥不可及，神秘莫测，不和谐也赋予艺术一种可怕的魅力。

但日本人的心灵似乎天然倾向于热爱美和具体性，不能满足于中国和朝鲜导师提供的抽象类型。因此，我们在与这些作品同时代的雕塑中发现了一种新运动，目的是软化僵硬的线条，改善比例。长谷寺[12]的木制观音像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长谷寺是一座尼姑庵，由亲王的女儿建立，隶属法隆寺。据信，这座塑像大约在飞鸟时期制成，虽然严守汉风，但表情温柔，比例匀称，令人叹为观止。同一座寺内除了佛陀和菩萨，还保存了金刚（“护法尊者”，支持宇宙四方）塑像，称为“四大法王”。这些近期的塑像有山口、小口、久须志、鸟子的签名。山口在别处提到过，是7世纪中叶的著名艺术家。这些法王塑像有一个显著特点：头盔和铠甲精雕细琢，仍然保持着早期石棚发现的汉代遗风。

飞鸟时期绘画只有一例尚存，由推古天皇神龛的漆饰组成，是汉代风格的优秀样本。

长谷寺还保存着一幅描绘极乐世界的刺绣，称为天寿国绣帐[13]，由圣德太子遗孀及其侍女根据一位朝鲜艺术家的设计织成，寄托怀念之情，为太子升入天堂乐园祈福。我们根据推古天皇神龛的样本，解释这个时期的着色与构图，刺绣证实了我们的解释。

神龛遗墟本身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广为称道的近藤金厅虽然在一百年后重修，但仍然符合这个类型。附近法隆寺和法贵寺的宝塔也是同一种风格的样本。

【本章补说】

1.这部简史的日本历史分期多多少少流于泛化。以下概略较为精确，可资参照。

a.飞鸟时期 从552年引进佛教起，到663年天智天皇即位结束。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唐代极为活跃，日本深受影响。

b.藤原时期 从897年醍醐天皇即位，到1186年平清盛家族没落结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藤原氏贵族统治下的佛教艺术和哲学发展纯粹的民族形式。

c.镰仓时期 1186年-1394年，从源氏幕府在镰仓崛起到足利幕府。

d.足利时期 1394年-1587年，得名于武藏野。据说，幕府时期的源氏支脉原先住在那儿。

e.丰臣时期和德川早期 从1587年丰臣秀吉掌握最高统治权，到1711年德川吉宗继承幕府将军之职。

f.德川后期 从1711年德川吉宗继任幕府将军，到1867年幕府倒台。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崛起，欧洲影响涉入，艺术现实主义流派出现。

g.明治时期 从1867年天皇亲政到现在。

2.观音 这个词是观世音或观世音菩萨的缩写，观世音菩萨是见证之神。这个名称显示了大乘教义：不能普度众生，誓不成佛。人们最初设想观世音是一位青年，有些像基督教观念中的天使。后来，观世音不寻常地演变成女性和母亲，在每一声悲哀的哭泣、每一眼怜悯的目光中现身。观世音有三十三种形式，代表存在的一切层次。《莲华经》的主旨可以概括为：“飞虫在哪里哭泣，我就在哪里。”他（她）代表弃绝带来的满足。因此，观世音从不给予涅槃，只提供救赎前的必要步骤。他（她）不是佛陀，而是有情众生的菩提。在印度佛教徒当中，他（她）以莲花手菩萨，持莲者闻名，与金刚手菩萨，持雷霆者相对。

* * *

[1] 飞鸟时代，约始于公元600年，止于迁都平城京（奈良古称）的710年，因其以奈良县的飞鸟（即藤原京）为政治中心而得名。

[2] 苏我氏，日本从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代代都出大臣的有力氏族，尤以苏我稻目（506-570）、苏我马子（551-626）、苏我入鹿（610-645）最为强势。

[3] 武内宿祢（84-367），大和王权初期大臣，历仕景行、成务、仲哀、应神、仁德五朝，为大和王权栋梁之臣，其众多子孙更纷纷担任要职，人称“大臣之祖”。

[4] 物部氏，日本古坟时代统治河内国哮峰地区（现大阪府交野市）的一支氏族，传说是日本神祇之一饶速日命（天照大神之孙，在日本历史中也以宇摩志麻迟命之名出现）的子孙。

[5] 物部尾舆，生卒年不详，6世纪中叶的豪族。

[6] 物部守屋（？-587），物部尾舆与弓削阿佐姬之子，飞鸟时代的有力豪族。

[7] 司马达止，南朝梁人，又作司马达。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至日本弘传佛法，被奉为日本佛师之祖，后被赐以“鞍部”村主之姓氏。其子鞍部多须那及女鞍部岛皆出家，号为“德齐”及“善信尼”；其孙鞍作止利，乃制作飞鸟佛像之第一人。

[8] 上宫廏户丰聪耳（574-621），即圣德太子，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女帝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

[9] 天王寺，全称四天王寺，别称荒陵寺、敬田院、难波寺、难波大寺、崛江寺、三津寺。原址设于玉造东岸，后移往难波的荒陵，即现址。

[10] 德川时期，即德川幕府当政时期，日本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由德川家康建立。德川氏以江户为政治根据地，开幕府以统治天下，故亦称江户幕府。

[11]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

[12] 长谷寺为日本真言宗丰山派总本山，位于奈良县樱井市（初濑町）。

[13] 天寿国绣帐，又称天寿国曼荼罗。现存断片六个，色彩鲜明，刺绣精巧，为日本此类遗品中之最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