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 “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 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 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 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 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 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 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 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 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 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 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 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 什么! 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 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 你们,哼,你们! 你们! ……”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 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1938年2月
(原载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半月刊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