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代表作。初载于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半月刊的创刊号上。作品主要通过刻画一个打着抗日招牌,不务实事,到处伸手争权的国民党文化官僚典型的形象,“对隐伏在抗战阵营中的官僚阶级的残渣,尽了概括与讥讽的能事,提醒了人们应有的注意”。(王瑶)作品无论在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揭露,还是在批判的深刻性上,都标志着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天翼在介绍他创作《华威先生》时曾说:“抗战初期,我在长沙搞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有三个部,部长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要来争领导,要争作部长,当了部长又不干抗日的事,因此斗争很尖锐。”作家“有感于此”,因而,写作的时候“华威先生”就“自己跳了出来”。
华威先生是一个受鞭笞的人物,作家塑造这一人物主要是将他放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这一特殊的环境中,通过独具一格的讽刺艺术手法,用真实、具体的细节描绘表现出来的。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华威先生是文化界的一名小官僚,他便跻身革命队伍,挥舞抗战的大旗,招摇过市,以售其奸。华威先生真是忙啊。你听他说:“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你看他坐的包车: “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 “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了,“像闪电一样快”。而“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忙得不亦乐乎。他“忙”些什么呢?他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 要到王委员那里去“办事”; 要到各学校去“讲演”;要到各文化团体去发表“意见”,而且每天都有应酬——“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这么一个大红人,大忙人,自然各处都少不了他,而当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却敷衍搪塞——“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或者一推了之——“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晤,我有别的事。”
为了谋求领导权,华威先生四处游说,拼命兜售“一个领导中心”的反动口号。他口口声声:“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
他专横拔扈,张牙舞爪,到处伸手,力图打进一切群众团体中去,以便一面探听和监视,一面设法阻碍群众运动。凡没有请他出席会议或担任职务的组织,一律被诬为“非法团体”;一旦听说有人竟瞒着他开会,便斥之为“秘密行动”,并一再追问“是什么背景”。如妇女界成立了“战时保婴会”,他闻知后马上把负责人找来申明要派人进去,见对方略有踌躇,便施加压力,软硬兼施后,他终于得手,控制了这个组织。两个青年学生因事先未经他“批准”,出席了“日本问题座谈会”,他获悉之后竟大发雷霆,并一再探查有无“越轨”行动。这便是华威先生“忙”的根本原因。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艺术概括,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庸碌猥琐而又专横跋扈的小官僚小政客的典型形象。
作家塑造这一艺术典型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特别是独具一格的讽刺艺术手法和真实具体的细节描写。
你看华威先生出场时,作者就给他画了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肖像图:华威先生“永远夹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真是绝了。作者抓住他拎皮包,带戒指,翘兰花指这几个富有特点的动作,活画了华威先生附庸风雅、故作多情、矫揉造作的性格,于是华威那可鄙、可笑、可恶、可憎的形象便活脱脱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
作者从大处着手又从小处落笔,华威先生在不同场合出现时的不同态度,经过精心提炼与安排,构成出色的讽刺细节。
在“难民救济会”这一下属机构,华威先生态度庄严,“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出去时“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夹,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一派唯我独尊的神态,一副功臣的架势。而在“抗敌总会”这高级机构,华威先生则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当主席对他微笑时,他“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离开时是“腰板微微地一弯”,连连道歉,一副谦恭的样子。通过鲜明的对比,揭露批判尽在其中。
作品的开头和结尾作为见证人的“我”都出现过。开头的“威弟”、“阿威”貌似谦恭平易,热心抗日,忙于救国;而结尾的华威先生则是“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一副暴戾恣睢,张牙舞爪,色厉内荏的样子。细节的点染、强化、升华了讽刺手法的艺术效果。
这篇作品语言明快、简洁、准确,并富有个性化。华威先生的言辞短促,是一种虚伪做作的表现;他疾言令色,是一种色厉内荏的反映。他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语言。他在“难民救济会”和“抗敌总会”发表“演说”和提“意见”时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一种“官腔”; 在“抗敌总会”他与一个“小胡子”的悄悄话有一股油腔;他和“战地保婴会”负责人的“谈话”和对两个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 的小伙子的训斥则充满了流氓腔。华威先生同样的话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他讲来讲去无非是些老调重弹。这种语言的反复,则显示了华威先生思想的空虚和贫乏。这些语言与他的形象恰成对照,益发显现出一种讽刺的意味。
《华威先生》发表后,受到文艺评论界的热切关注,并在当时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茅盾先生指出:作品“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地去观察”,他鼓励作家们继续用暴露与讽刺的文学作品去抨击丑恶现象,推动抗日战争。它曾先后被翻译成英、法、俄等六国文字流传国外,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正如王蒙所说:“华威作为一个官僚的典型,已经具有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意义。”(《在张天翼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