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_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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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二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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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1)（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也有大致相同的规定。）那个时候，正炮声初息，王朝中人惊魂甫定，与刚刚结束的一番遭遇相比，12年之后的事是很渺茫的，正窃喜于“万年和约”换来的太平，紫禁城景物依旧，他们还不可能体会到自己轻易接受的改约一条，包含着极其沉重的分量和无穷无尽的麻烦。但是，无知从来不是一种护符。他们的不认真面对着西方人的认真，他们的倨守反衬出西方人的进逼。由此引出的交涉终于发展为侵略和反侵略的武装冲突，随之而来的，是近代中国第二次民族战争。

一、“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从1853年起，英国就已经开始酝酿修约。其基本要求是：（一）“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城：如这一点作不到”，则“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人烟稠密的各大城”。（二）“争取英国国主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如果这一点争取不到”，则“规定女王陛下的代表和中国政府枢要间的习常公文往来，并充分保证公文的传递不受地方官宪的阻截”。“规定在女王陛下的代表与该代表临时驻在省份的巡抚之间，得应任何一方面的请求而随时会晤。”“规定在行将缔结的条约的措辞中，一切疑点都应参照英文本解决，并且仅以英文本为准。”此外，还有鸦片贸易解禁，废除内地子口税，以及制定华工移民管理办法等等项目。(2)英国是修约的最热心者。但中英之间既有的三个条约里并无12年后修约的内容。它所引为依据的是《虎门条约》之一：“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问题在于，英国人所要求的“新恩”并无一国已经沾及，他们不是“一体均沾”，而是率先索取。所以，这是不成为依据的依据。

包令

1854年，英国新任公使包令（john bowring）衔命赴任，他同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iligan mclan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一起，把西方人的新要求提到了中国人面前。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但叶名琛不愿意同西方人打交道(3)，“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4)。他的深闭固拒使他成为一个见不到面的对手。于是，三国使者联袂北上，次第到达福州、上海、天津（大沽）。他们那些夹杂着威胁之词的陈说经沿海大吏桂良、怡良、吉尔杭阿、王懿德的先后驰奏而上达“天听”，放到了咸丰的面前。(5)咸丰是一个年轻的皇帝，但他的反应却体现了古老社会对付夷狄的本能。他在上谕中布置的对策是：据理开导，以“绝其觊觎之心”，“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6)。同时重申了只准常驻广州的钦差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天朝体制。他称这种意思为“羁縻”。但羁縻本身又包含着自相矛盾的两面：“该夷狡诈成性，遇事生风，固不可过于峻拒，激成事端，亦岂可一味通融，授之以柄？”(7)在这里，害怕冲突的心理和抵拒西人的愿望同样明显。中外交涉因之而成为一种没有结果的事。咸丰所指望的是根据中国封建主义之理，以遏制西方资本主义的贪求进取之势。这种手段，仍然是道光在鸦片战争之前用过的手段。它说明，同老子相比，儿子并没有长进。于是，从广州北上的西方人，又被天朝体制带回了广州，带到了叶名琛那里。叶名琛无疑是中国旧传统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26岁的进士，38岁的巡抚，43岁的总督，46岁的相国。翰林清望，仕途腾达，其名位之骤来速至，在有清一代是少见的。因为如此，他志锐气盛而不知世事之多艰多难，也因为如此，作为当时中国主管对外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会非常自然地带着旧传统的全部惯性去对付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对手。就事情的实质来说，这个对手恰恰是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的代表。在这里，历史仿佛重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西对立的内容和态势。所不同的是：林则徐曾以“师夷之长技”的气魄为中国社会打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而叶名琛是怀着对夷人的极度蔑视把这个窗口关上了。在激烈的中西民族冲突面前，其“雪大耻，尊国体”之心是与林则徐相近的。但林则徐因开眼看世界而历史地成为从中世纪向近代跨出一步的人，而叶名琛则身与心贴连着中世纪，在抵夷的同时守卫了落后。这一差别导致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两个不同人物的种种差别。

叶名琛

（一）自信变成了虚骄。西方提出改约，所争的是侵略权益，但叶名琛所关注的首先是华夷之间的礼仪即体面。“其驭外骄倨之态，数倍于（徐）广缙。先是广缙虽不许外国使领到城内督署晤见，而本人时常纡尊至城外见之，即远莅虎门亦不辞，而名琛直不见。”(8)包令要求会见钦差大臣，作为回答，叶名琛提出在“一个河边的仓库”里接见英国公使。(9)在他手里，外交上制服夷人的取胜之道不在于面对面的抗争折冲以卫护实利和主权，而在于从精神上施以贬抑和折辱，是以“憾之者不独英人，如法如美，同深忿恚”(10)。贬抑和折辱，当然包含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对侵略者的愤恨和抵拒，但其中更多来自传统夷夏之见的意气和成见。这种意气和成见使他面对着近代的外交对手却不可能产生近代的外交意识。攘夷之志因此而变为一种虚骄。

（二）强硬变成了懵懂。1856年10月，英国在久争入城而不得之后，借“亚罗”号一事发为咆哮，用大炮轰击广州。(11)其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武闱马箭”。方炮声东来之际，“文武相顾愕眙”，叶名琛独能岿然不动。两天后，西人“驾炮注击总督署，司道冒烟进见，请避居，叶相手一卷书危坐，笑而遣之”(12)。应当说，其气概之豪迈自雄，并不是当时中国所有官场中的人们都能够做到的。比之后来柏贵与占领军合作而受人鄙视，叶名琛无疑更想显示传统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在两千年历史中留下过耀眼的光彩，并永远值得后人崇敬。但是，在叶名琛身上，这种英雄主义气概的背景却是中国马箭与西洋火炮之间惊心动魄的历史差距。以马箭傲火炮，在强硬的同时又表现了剧变时代里充满悲怆意味的懵懂和滑稽。其心可哀，其事则不足为训。

（三）镇静变成了自欺。1857年12月，英法联军集结广州，再度攻城。时人谓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13)。这种镇静，不是慌乱的反义词，不是每临大事有静气，而是“不战、不和、不守”。迨至战事正急，“将军巡抚司道进见，商战守策，而叶相澹若无事然”(14)。在传统的中国，理性和非理性常常会并存于一个人的身上。“先是叶相之父志诜喜扶乩，叶相为建长春仙馆居之，祠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咸取决焉。”于是，在最需要理性的时候，叶名琛却以乩语为指南：“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众固请，叶相曰：‘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乃乩语也。”但是非理性的东西终究不能成为致胜之道，两天之后广州即被占领，包括叶名琛在内的城中全部天朝官吏都成为俘虏。薛福成记述了那个时候的舆论说：“强寇岂可以空言应哉，己则无备，辄谓人穷蹙。譬犹延颈受暴客白刃，尚告人曰，彼惧犯法，穷蹙甚矣。自欺如此，祸其可纾乎！”(15)

叶名琛生涯的最后一部分似乎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一方面，他在身败名裂之后，仍然只能从往日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支撑的精神力量，自况苏武：“向戍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另一方面，由于囚禁在域外的加尔各答，他能天天接触到来自外国报纸的种种信息，这给了他过去所没有的了解西方的机会。见识稍多之后，因之而有某种思想变化，“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我根本不懂。”(16)对于一个像叶名琛那样“性木强”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这种认识已经无补于他亲手铸成的误身误国的历史错误了。在中国历史上，叶名琛是一个久被非议的人物。但叶名琛的悲剧是一种时代的悲剧。正因为这样，他的遭遇，曾长久地成为当时和后来很多士人议论与思考的题目，他们在议论与思考中咀嚼，并由此而反思。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久作达官，深虑蹈叶相末路之愆”。他的“深虑”，不仅仅表达了为宦途作计之想，其中还有着从传统驭夷之道战战兢兢地走出来的心态。

入侵广州的法国士兵

二、“庚申之变”

次年春季，美法联军北上攻陷大沽，兵临天津。中国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战事因换约再起。第二年，联军侵入北京。在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中国同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这7个条约构成了第二批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屡战与屡和交错的过程。屡战与屡和，既反映了西方人侵逼煎迫的强韧无情，也反映了中国君臣的彷徨与颟顸。1858年（咸丰八年）御史陈庆松曾不无尖刻地指出过这种对比：“向来办理夷务，本未通盘筹划。不过来到天津，支应回广东去，而广东亦不过搪塞了事，故事终不了。夷人机警，窥破此情，故于我全用劫法。不独叶名琛系被劫去，近日抚局亦系劫成。”(17)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情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保存了当日中西交涉的旧案，从中揆度咸丰的心事，可以看出他所最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是中国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颜面。《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西人南返，津沽危局甫缓，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已奉派蹑踪而至上海，与西人再开谈判，期于以免除关税为代价，换取彼族放弃公使驻京、江路通商、内地游历和归还广东省城。在折冲甚苦之际，上谕迭至，辞气愤厉：“桂良等迭次陈奏办理情形，其经剀切训示，总以阻其进京，停其江路通商，并将游行内地罢议，及早归还广东省城四事为最要。桂良等果肯竭力转圜，何至徘徊两月有余，又复奏请训示？前次准将钦差（西方使节——引者）移至上海，原为阻其进京及赴天津之计，若仍准其随时进京，则进京之后，如何驱遣？岂不与驻京无异？又何必改钦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总之，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18)其所谓“剀切训示”的四项，本都关乎中国主权，但咸丰之力与相争，其意盖在保全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在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他害怕这种直面相对会扫尽天朝的礼文和成宪，因此宁肯舍弃关税之利，后来的历史学家孟森说：“外使之来，苟非崩角稽首，而与为姑容，其耻甚于亡国。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此当时之舆论然也。”又说：“若使当时桂良遵旨请求，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19)其评论可谓能中肯綮。这种心理导致了1859年僧格林沁对入京换约的西方人愤然而且懵然的一击。于是由《天津条约》止息的武装冲突重新发展为更激烈的民族战争，直到咸丰“车驾北狩”，圆明园在烈火中化为废墟。

被英法联军焚毁后的圆明园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连头带尾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它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世界，夷夏之大防因之而完全崩溃。一个目睹了事变场面的京官记叙说：西人自入安定门之后，“立时恃悍登城，猱升望杆，悬起彼国五色旗帜，尽逐我城上防兵，将我大小炮位，掀落城下，纳诸沟中”，另设夷炮四十六尊，炮口皆指南向。“北面城垣，东西长十里，尽被占踞，支搭帐房数百座，城门听其启闭，反禁止中国人不得出入，唯巴（夏礼）酋号令是听而已。”当和议未成之际，“群丑罔知顾忌，性且畏寒，城上不耐栖止，擅入人家住宿”，城北居人，因受辱而纷纷南迁，街市累见扶老携幼，背负袱被，仓皇逃难之群。而王公大臣汉官富户之未及迁徙者则多“门首摘去科第匾额、官衙门封”以自晦匿。在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军事统治之下，华夷旧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日前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在这种局面之下，昔日京华景象正如洪水过地，荡然无存。叙其事者辛酸地说：“夜敲夷鼓，通宵达旦，枕上闻声，魂梦为之不安。”国破山河在，追抚旧时旧事，其感触无疑会刻骨铭心。富有意味的是，当他描述额尔金坐着“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到礼部换约一幕时，其笔调由沉痛而转为明显的愤怒。西方人这样做，是存心践踏外夷入京只能坐车不能乘轿的旧章，以此勒取与中国政府交往的平等，但在中国士人眼中，这种践踏包含着比烧杀抢掠更多的难堪：“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比照历史，往往唤起更多的苦涩：“海国作乱，自古无闻，明时有倭寇之警，亦未尝连衡诸海国，直犯神州赤县也。”(20)然而沉痛和愤怒都不能抑制西方人用大炮取得的权利。

英法联军在天津的驻地

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叙前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车驾北狩”和联军入京的震击产生于华北，其脉波却传到了很远的地方。1860年，正同太平天国相持于东南的曾国藩“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21)。“不知所以为计”正是重击下的一种茫然失措。这样的心态，在当日士人群体中是极富典型色彩的。名者实之宾，“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却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还朦胧地羼杂着种种臆测和附会，但比起鸦片战争之后十几年中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来，终究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地主阶级的分化

奕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居中央枢要之地的奕、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这两部分人是那个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在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和奕，本来并不乐于此道。他们与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天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民族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中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而发生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多次痛詈英夷“性同犬羊”。对于一个没有目见过西方人的士大夫来说，这种骂词，一半来自历史，一半来自途说。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由阅历和观察，却颇知西人亦有“素重信义”的一面。这并没有消解他对西方人的疑虑和制夷意识，然而其见识却因此而明达地近乎事理了。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明乎中西事理的人并不多，这样，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就不能不出现区别和分歧。于是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出现，标示了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务实济世的努力因多少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而受到后代历史学家的称道。但归根到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传统之内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传统社会的自我复兴和振兴，然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与之相比，洋务派却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时代的逼迫和造就，他们的改革主张，常常已经别具面目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作为“庚申之变”的结果，《北京条约》当然带有明显的民族耻辱的印记。因此，签订条约的奕、文祥常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追究罪责，而施以口诛笔伐。的确，作为身负外交责任的主持“抚局”者，他们有对外妥协退让的一面。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可洗刷，也无须洗刷。但是，他们是民族战争失败一方的代表，而战争本身已为外交划出了定局。虽然如此，许多人还是喜欢宽容战败的军人而苛责签署和约的文官。尤甚者则因之而推论奕、文祥一辈为甘心卖国。在这种推论下，历史就像是一锅混煮的粥了。人们曾经反复提起奕、文祥把“发捻交乘”比作心腹之害，把俄国比作肘腋之患，把英国比作肢体之患，并以这三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全部思想。然而，在这三个比喻之前，还有一句含义深邃的话却常被忘记：“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22)权宜和实事也是比喻，但意思却不大相同。其中有着显而易见的抵洋自卫之志。言情言理，这种思想更能体现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本来感情。这是他们思想中的另一面，不妥协的一面。正因为不妥协，所以才有造船造炮、富国强兵的种种议论和行动。这些议论和行动，虽然久已被概括为“洋务运动”，但当时的人们却是以“自强”命名的，在“自强”的词义中正隐伏着中国对西方的民族抗争。因此，在奕和文祥那里，妥协和不妥协是同时存在的。这种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压迫之下封建传统中的人们在分化过程中的彷徨。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它的本来意义的。比起那班仍然沉湎于“花月正春风”的旧式士大夫来，彷徨毕竟表现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它可能孕育着历史的进步。

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处中西折冲之局的人们中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文祥那样的人。《清史稿·文祥传》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话：“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3)“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感慨，而“义可采取”则是对来者的期望。虽说议院之议已超出了船坚炮利的范围，但其中同样包含着师夷以制夷的用心。在当时，比较中西，改革旧物而能达到这样的眼光和见识是不容易的。他是一个满人，而且可以归入权贵一类，比起早期改良派们以在野的知识分子作自由议论，他的言论无疑会面对更多的忌讳和束缚。因此，就这一方面来说，文祥表现了更多的勇气。二是耆英那样以苟且办国事的人。鸦片战争之后，他一度主持过中国的外交大局（《南京条约》的中国首席代表，战后的两广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管夷务），而他所倚为能事的，却是滑头主义的敷衍应付。他曾非常起劲地试图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建立起一种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不惜以天朝大吏的身份认夷人为义子。在这种出格举动的背后，包藏着他力图以融洽的私人交谊消弭中西冲突的官场技术。但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西方人，在给皇帝的疏奏中，他对夷人的丑诋、贬斥和蔑视又不稍容情。然而，靠滑头而成中外交涉之事者古来未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耆英被咸丰起用，赴天津参与谈判。正当他满怀希望地与英人重叙旧谊时，李泰国用缴获的文件和疏奏粗暴地揭穿了他的虚伪。西方人的恶作剧使耆英黔驴技穷了，其外交和性命都因此而走到了尽头。三是徐广缙、叶名琛那样以顽固为倔强的死硬派。他们同西方人的抗持，更多表现了传统观念派生出来的情绪。这种情绪未必没有伸张正义的民族合理性，但当情绪遮没事理之后，就会变成盲目，而盲目总是导致中国在劣境中备受勒逼。这三类人中，能够顺乎时序而为中国谋利的，应当是文祥这样的人。而三者的并存，则明白地显现了中国地主阶级古来未有的一种格局。

耆英

四、革新思潮的萌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了11个口岸：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而开始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另一重变化是出现了中心口岸。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逐渐移到上海。但对外政治中心仍是钦差大臣所在的广州。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脱节体现了王朝的限制和夷人的反限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上海作为口岸的中心重新达到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某种程度的统一。在华北，北洋大臣所在的天津成为口岸的另一个中心。比之南方，它更多一点儿外交色彩。除此之外，口岸的增多带来了租界的增多。而贸易、传教、航运、居留，随西方人深入内地和华洋杂处之局的形成，在民族战争停止之后，是此起彼伏的民众与洋人的冲突。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日见明显。

汉口英租界

与此同时，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辨“夷”“洋”。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夷与夏（或华）相对待，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英国人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涵义，并敏感地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的诘问和抗议在中国人的眼中算不得一回事。鸦片战争后十几年间，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酋”、“夷船”、“夷语”每每可见可闻。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逼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但对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剧痛。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特地在奏疏中申说当地“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24)。他显然把称谓的变化等同于媚外行径了。这种心理，表现了社会观念嬗移之际的历史惯性。与罗惇衍固执旧称的态度相比，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则表现了明理通变的气概。他在《资政新篇》中说：“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25)罗惇衍与洪仁玕的不同，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侧面，其中无疑有着许多可以深思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论题本身会唤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毕竟不能同义于反侵略的抗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时代的差距，所以，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鞭笞。半是势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虽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此有自愿和不自愿两种感情，但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已无可逆转。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走一步都滞重而且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其一，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中论述的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这一著作之所以能产生，无疑与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较广泛地接触过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同他经历不同的洪秀全能产生《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思想，却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其二，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一著作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冯桂芬在上海租界生活过，因此，他对西学要比魏源知道得更多一点儿；但冯桂芬又接受过线装书的长期熏陶，这使他的文章又不同于洪仁玕。《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最能反映时代要求的是两篇文章：《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旨则不出冯桂芬所论。其三，是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他是一个买办，但富有思想，并因此而较多地知悉近代企业经营术，是当时操商贾之业而志不仅仅在货利者。这一著作涉及很多东西，例如华工（猪仔）、习俗（溺女婴）、旁门左道，等等，具见经世之意，里面有反映时代的内容。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提出轮船要“进”，须由官办变商办，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此外，他还提到在国外设领事的问题。其若干主张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好多年。其四，是1861年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条建议。就教育背景来说，容闳比以上三个人更西化。正因为这样，他对中西之间的历史距离比别人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其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努力也往往包含着更多的炽烈。虽然容闳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太平天国，但他的主张和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变。意味深长的是，在相差不多的时间里，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接纳了他，以扑灭太平天国为事业的湘军主帅曾国藩也接纳了他，而且其主张的一部分能够由议论转化为现实，最初正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这说明，在60年代，民族矛盾刺激下的内战双方对于时代命题似乎有着一种共识。大体上这些就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冯桂芬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们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的进逼；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冲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及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注释】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56页。

(2)参见《克勒拉得恩伯爵致包伶博士函》，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16，767～768页。

(3)在这方面，西方人具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马士评论说：“叶名琛于一八五二年八月被任命为专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兼驻广州的总督，徐广缙调任驻武昌的总督，担负镇压当时威胁扬子江流域的‘叛军’的专责。从那时起，对于外国代表实行不理睬就成了政府既定政策的一部分，而外交当局的这项政策则是通过驻广州的钦差大臣予以执行。”（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3页）

(4)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5)参见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三），12、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6)同上书，52、82页。

(7)同上书，83页。

(8)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43页。

(9)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5页。

(10)筱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43页。

(11)广州的入城和反入城之争，是鸦片战争后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耆英和徐广缙曾经用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但在叶名琛手里，这个问题已经同修约连在一起而无可拖延了。

(12)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29页。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31页。

(1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一），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