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称的洋务运动有过好多名目：“同治中兴”、“同光新政”、“自强新政”、“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等等。可以说有名有字有号。洋务运动是一个反映时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历史一个阶段中所出现过的活动和事物，本无褒贬之义。但后来洋务同崇洋媚外联在一起，等同起来，于是，这一概念就带上主观色彩，变成一个贬义词。“同治中兴”是随太平天国失败而产生的名称。这个名称比附历史，寄托了清王朝的希望，并明显地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但中国社会已面临近代化带来的剧烈变动，不会再有本来意义的所谓“中兴”。相比之下，“同光新政”之称稍明新旧区分，因此，更合乎实际一点儿。海外学者则多名以“自强新政”，重在抉示其回应泰西逼迫的一面。

自强，是中国古有的概念。《易·乾象》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概念已被赋予新的意义。奕、文祥、曾、左、李，还有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忧国之士都借它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1)。其实，那个时候自强一词应有两重含义。一就阶级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打击面前王朝的自我振兴。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多少是一个被重新提出的古老问题；二就民族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鸱张弥甚”的外国侵略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北京条约》签订后，“洋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奉命通筹全局的人们固然曾因洋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而感到“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但这是一种略带惊讶的自幸，而绝不是洋洋自得。“通川（州）烽火逼，仓皇幸热河。密云惟豆麦，宫禁满兵戈。”(2)西方大炮带给中国社会的耻辱和创伤毕竟太深了。因此，痛定思痛之后，庙堂中人的策论已多见“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比者抚局虽成，而国威未振，宜亟图振兴，使彼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3)之议。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

自强一词所包裹的这两重含义，在持续垂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其比重先后不同。一开始，买洋枪以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为多，所谓“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但太平天国与捻军相继失败之后，民族图强一面寖假转多。同治初年，李鸿章领淮军入苏南，比较西洋利器与中国枪炮之后，在一封信中已经说及“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其不甘低首洋人的意识是明晰的。当然，身在局中的洋务人物同时又有种种弱点，因此抵洋的历史效果常常不如人意，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比之欧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实现的产业革命，洋务运动像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5)。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实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洋务运动包罗孔多，但大致而言，其核心或主导的东西可以归为二端：（一）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创置于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诸种近代设施。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变化，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

一、洋务衙门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这一机构总揽外交（对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类）以及同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物、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的大权，亦称“译署”或“总署”，成为一切洋务的包办者。由于它设立之初即“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并始终以亲王为总领，因此，其地位和影响超越六部，并不在军机处之下。从这个时候起，直到20世纪初，总理衙门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另一个中枢。在此之前，中国向以礼部与理藩院为主，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6)这种机构体现了天朝体制居中驭外的命意，本身就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为前提。但是，从道光到咸丰，20年之间，新来的外国人用大炮两次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于是，中外交往的机构不得不因此而变：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奏准：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传照军机处办理。又奏准：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又奏准：于司员十六人内，择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奏折、照会、文移等事。其机密要件，内阁各员缮写；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各站驿递事件，由兵部司员经理。(7)

局设未久，即改总理衙门。名称的变换，反映了天朝大国观念遭到打击而动摇的事实。所以，它有被迫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并因之而带上半殖民地化的印记。当其时，君臣朝野之间，往往视之为不祥之物，士大夫顾清议者多耻预其选。这种心理，反映了传统中人忍辱含垢的感受。其中既有千年闭塞留下的惯性，也有重创之后的民族苦痛。因此，总理衙门从开始起，同时又被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8)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于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

但从礼部、理藩院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毕竟有旧与新的区分和联系，这种区分和联系表现了近代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变化。最初设置于总理衙门之内的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以及后来设置的海防股都是以古所未有的机构承当古所未有的业务。它们筦连同文馆、总税务司，并与设在上海、天津的南、北洋大臣职掌相关，在传统官制以外另成一种系统。其初意虽在应付时局，但随着事权的扩大，则不得不变为“新政”的总枢之地。所以，光绪年间的刑部官吏沈瑞琳慨乎言之曰：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向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物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9)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以新物取代旧物，而是在旧物边上别置一新物。可以称为布新而不除旧。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

二、自强与求富

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这种想法最初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在身获重咎离开广东以前，曾奏议“以（粤海）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10)；同时有皖人郑复光著《火轮船图说》，表达了民间爱国之士的认识。但前者受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拒斥，后者也罕得知音，不能形成声响。

真正由议论施为实务的，是1861年设于安庆的内军械所。它寄托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11)的意愿。而后，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其经费从海关收入提取，因此能成为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这四个是主要的新式军事企业。此外，各省先后办过20个机器局（其中湖南机器局后来停办，因此实际存在过的是19个），这种机器局都是兵工厂。如此阵容，很能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批人认识到练兵不但关乎技击之术，而且须凭仗利器。这个过程不仅搬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雷管，而且使外国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以调拨分配产品；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当然，在商品经济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它又不可能一点儿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例如顽固派攻击洋务军工“糜费太多”，就是用价值观念估算而得出的结论。不过这里的影响是一种折射。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

福州船政局所设船厂

但是，这些企业所引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产力，时人状写上海机器局景象说：

基广二百余亩，周以缭垣，中建广厦，设立厂房，置机两座，左右夹室，咸置小轮，巨机上架横梁，下置轮盘，绕以皮条，联于通力轮轴，轴置铁条，各缀铁球，以通蒸釜。大轮旋转，拽动皮条，力布四方，小轮俱转，凡锯木、截铁、磨凿之类，无不赖焉。

又有熟铁厂、熔铸厂、重大机器厂、炮位船机厂。正东开治平坦，广七十余丈，直出浦江，植木为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开船坞，广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设蒸釜，运机则坞水任意放纳。(12)

于直观的叙述中颇能描绘出蒸汽机生产的恢弘场面。这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东西，它的引入和积累虽出于实利的预想，但其内在的要求却会唤来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

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会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生产的利益和观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设置的船坞货栈之类，也曾募雇中国人工作于其中，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只有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后，才有规模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究其原始，军事企业正是催生者。这两个方面是洋务军事企业的时代意义所在。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出使外国的人们通过实地观察，目睹了西人工商业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强，坚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内地。折冲周旋之际，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比之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洋务派的认识无疑已更深入了一层。以民用工业求富，其荦荦大者为：1872年设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87年设立的漠河金矿，1880年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后扩展为天津—山海关铁路），1882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毁于火，重建后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1889年设立的湖北织布官局。此外，还有火柴业、

唐山——胥各庄铁路建成通车仪式

电报局等等。到甲午战争之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多有拒洋动机，少数还能办出成绩。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入。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终究是一种畸形物。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以及腐朽的官场习气，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矛盾。它所带来的垄断性抑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又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困难。两者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

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这些设施，是传统的封建文教体制边上长出来的新东西。虽然它们没有直接取代后者，但由于它们的存在，保守的封闭圈子毕竟出现了缺口。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初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以后次第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任总教务近30年。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随后两年，上海、广州先后成立了性质相类的广方言馆。无疑，这是一种进步。但“同文”、“广方言”之命名，其虚骄自大的意思还显然可见。因此，这又是一种拖着根深蒂固传统观念蹒跚而行的进步。

同文馆

与之相联系的是译书。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尤以外交和史地政法一类为多，其中有中国人看到的第一本国际公法。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里翻译的书籍达199部，而以自然科学、实用科学为多。梁启超所编的《西学书目表》，近一半出自于江南翻译馆。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职几十年，以翻译事业沟通中西，功不可没。他所主编的《格致汇编》是这个时候很有影响的一种出版物，但其主旨并不在传教，篇幅以科技为多。他虽是一个西方人，但却成为洋务潮流中的同道者和参与者。当时，类似这样的人，还有一些。

傅兰雅手迹及其与江南制造局所签订的合约

另一件可以记录的洋务创举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容闳主持下，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被派赴美留学。（原定以15年为期，学成回国。但顽固派担心幼童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13)，因而出死力以阻挠。由是于1881年全数撤回。）同一时期，福州船政学堂也曾派遣30余名留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这是名副其实的走向世界了。在这两批留学生中，出过一些近代著名人物。知名度最高的，前一批里有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一批里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天津水师学堂学生合影

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才。机器、大炮、轮船、电报，饱读八股制义、高头讲章的士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因此，出现了一批专攻军事和工艺的专门学堂。其中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工学堂（1893年）尤为知名。这些地方研讨的是“艺事”。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艺事渐为人重。在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自然还比不上科举制度的尊荣，但它们的存在又会动摇和瓦解科举制度。因此风气稍开之后，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一部分西学课程，古老的书院制度以其顺乎潮流的变化表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切，又推进了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总算起来，洋务运动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大约有30个。这个数目，也可以称为“一批”。同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相比，不见得逊色。正是这一批事业（包括从事文化活动的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西方的史地国情，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哺育出戊戌维新的成批志士。梁启超后来说：“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籍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14)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这一点，洋务的倡导者是始料不及的。

四、“中体西用”

1861年，因出入过“夷场”而早识时务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大概是最先思考用西学辅接中学的人，在这里，取彼之长和守护旧物的意思是同样明显的。继之，身处中西交际之局的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词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七八十年代以后，论者渐多，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诸人往往本之同一旨趣，或引申发挥，或就事论议，多归指于“中体西用”，用一个节略语为命题，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识。甲午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种“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5)。按照今日的分类标准，这些人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之别，但他们却同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各自阐发自己的思想。显然，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如欲细作辨析，那么，洋务派多在朝的当权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谈时务的人们则多不居于庙堂，后者是附从于前者的，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言论先行，实施随之，实施的成败得失，言论家又往往是敏锐的批评者。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

《格致新报》，1898年3月创刊于上海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6)虽说“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翻译、出版、科技、学堂、留学生为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都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有益结果。这些东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中体西用”这个命题，既表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又规定了中学和西学的区分。“中学”是熟识的东西，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统归于形而上的“道”。西学是陌生的东西，并且伴随着民族冲突来到中国，因此，对于它的认识和汲取，不能不表现为几代中国人经历的艰辛曲折的过程。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因中国人眼中西学内涵的延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杨炳南的《海录》、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都是这种观察的记录。他们最为震慑同时又希望拿来的还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多数人心目中的西学或“长技”仅止于此。只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二）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因此，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其时，沪局译馆所出之书虽以军制与制造为大类，但数学和声、光、化、电等等学问亦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李善兰、华蘅芳，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这个过程，又成为格致之学“藉制器以显”(17)的时期。

（三）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薜福成作《机器殖财说》，郑观应倡“商战”，以为“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这种呼声，唤来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企业。他们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此期所译西书，显以科技类为多，感世忧时之士往往寄希望于“延精于中西学者，广译西国有用之书，贱价出售，以广流传，使咸识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见化，然后诽谤之风息，朝野一心，人无间言，为国者则庶几乎有所藉手矣”(18)。

李善兰及其译作《谈天》

（四）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还在70年代，若干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9)。经过80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90年代，散见的点滴言论与私相议谈渐变为那个时候先进中国人的公开论题。“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20)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尽管以此立论者并未同时修改“中体西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以“君臣之义”为纲纪的“中体”。多年来以是否赞成议院这一条作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界线，其实这一条也不是铁案如山的。70年代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80年代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都在奏议中言及过西人的政体。前者说：“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21)后者说：西人“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2)此外，郭嵩焘、彭玉麟也有类似的言论。这些人多被目为洋务人物之典型者，但他们已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西体”，并想把它引进来，使“中体”有所改变。

《格致汇编》

（五）比政教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虽然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中国知识界所发掘和传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开始在窥其崖岸了。在严复申论达尔文、斯宾塞学说数年以前，钟天纬曾作《格致论》，略述西学源流：“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其中提到阿卢力士托德尔（亚里士多德）、贝根（培根）、达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并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学说，以事实纠正“西学源出中国”的附会之说。其论述之简明和准确，在那时的中国人中还是罕见的。这种对西学的探索由格致而进入哲理的趋向，代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必然会有的一个阶段。稍后，康有为等之谈及培根，严复《天演论》之风靡一时，不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学界的。

上述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汲取西学的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因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因此，洋务运动中的好些人，觉察到桎梏与荆棘，寖寖乎要以“西体”为法，去改变中国的某些旧制。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总教习的卢木斋自述本不厝意于西学，“以谓一艺一术，不足语道，及读西士译就各种新理新书，又与严又陵诸君子游，则益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中土圣人递相传授之实际，洎今学者亦湮其源，独赖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穹乎阖辟之始，扩诸名教之繁，推隐钩沉，发交畅，虽其于道，未必遽合，要其征实不诬，则固吾圣人复起，有不能废者也”(23)。这是“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推动观念变嬗的结果。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五、“决理易，靖嚣难”

在洋务运动120年之后，我们审视已经过去了的往事，可以多一点儿理性，少一点儿感情，对其间的是非曲直做求实之论。但当时，每一件带有创置意义的举措设施都曾招来詈责，激成争论。它们常常在反对声中艰难地出世，其中一部分又在反对声中夭折。传统社会中守护夷夏大防的人们容不得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即使“西用”依附于“中体”，其入门之途仍然处处障碍难逾。过去立论，多视洋务派与顽固派为一丘之貉，虽有分异，亦不过在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其实历史的真相不尽如此。(24)两者之间不仅有论辩，而且有忿争。

概括这一类争论，比较大的先后有三次。

1866年年底，奕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一建议，本是洋务事业发展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自浸润于传统观念中的人们视之，洋务毕竟是“用夷变夏”，是一种有悖正道的东西。要把正途子弟拖入洋务，则事关名教之能否继往开来，一脉相传，实不可等闲处之。因此，它惹得守旧官僚们肝火极旺，群起而攻击痛诋是毫不奇怪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道学鸣于时的大学士倭仁。他真诚地相信中国的礼义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礼义和权谋，人心和技艺的对比，使西学在传统文化的光环之中显得格外鄙陋和渺小，又反衬出守旧者宗旨的正大：“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25)但正是这种真诚，恰又深刻地显示了传统惰力的沉重和可怕。在沉重的惰力压迫之下，一些本来有意入馆学习的科甲人员也退缩回去了。主持洋务的奕不无憾意地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报考者。”(26)

70年代发生的关于设厂造船（炮）和海防的争论，其中突出的是造船问题。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指称闽省连年造船，糜费太重而并无实用：“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没有水师船只，如果制造坚实，驭以熟悉沙线之水师将弁，未尝不可制胜，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浩费？将欲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他由福建推及江苏，主张“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其每年额拨之款，即以转解户部”。与宋晋见识相近的还有历任闽浙总督吴棠、英桂、文煜。(27)这一类言论见诸奏折，又经上谕批发各地疆臣，在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左宗棠是闽省船局的创始人，也是反对这种主张最尽力的人。他说：“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他与宋晋的着眼点不同，因此算出来的账也与宋晋不同：“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堕军实而寇仇，殊为失算，且即原奏因节费起见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万，能复追乎，定买之三十余万，及洋员洋匠薪工等项，能复扣乎，所谓节者又安在也？”宋晋的攻讦既使他愤怒，又使他伤情：“兹朝廷洞瞩情形，密交疆臣察议，成效渐著，公论尚存，微臣得于钦承垂询之余，稍申惓惓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与国事奚所裨益？兴念及此，实可寒心。”(28)他的话正说出了一代洋务人物共有的惆怅。

刘铭传

左宗棠

1880年岁末，刘铭传于奉诏入京之际力请修建铁路，其词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29)李鸿章本同此心，倾力赞助。以为“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30)。他们着意于中外比较，未甘后居他国。但更多的人却“群相哗骇”(31)，指“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32)。他们相信的是“自昔圣人刳木为舟，法斗为车，此即机器之权舆，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因为外夷以谋利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所以，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33)。在义与利的对立之中显示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排斥。而朝野之议论更易为人接受的是因铁路而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种观念虽不可论证，却比能够论证的东西更合乎社会心理。新旧对峙，由此而激发长期争论。风水龙脉之类，比起倭仁的“礼义”，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但在落后的社会里，它却能因为落后而成为力量，足以同风驰电掣的蒸汽机车相抗衡。

郭嵩焘

以上所述三次争论，在当时曾有过颇大影响。除此之外，那些较小的争论、冲突则难以缕述。可以说，新政之举，几乎步步都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盛宣怀在江西、湖北勘察煤铁矿藏的时候，就曾因探查地质而触及坟山，因触及坟山而惊动宗族；因惊动宗族而引出种种封建势力的群起而攻之。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步履之艰难，不读当日留下的材料是难以体味的。郭嵩焘说：“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34)他的话心含痛楚而笔意冷峭，画出了顽固官僚的愚昧与可恶。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顽固是一种社会病症，仅仅把它归于守旧官僚的可恶是不够的。因事及人，新政的遭遇不可能不连累新政的主持者。奕排行第六，又力倡洋务，于是被目为“鬼子六”；洋务能手丁日昌则有“丁鬼奴”之称；李鸿章一生事业与洋务相连，久被清议攻讦，晚期曾心酸地自谓：“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尤为凄惨的是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西方）使节，他是在一片冷嘲热骂中步出国门的，作为洋务同辈里见识、才干高人一头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话讲得太多而备受攻击，体无完肤。在他生前，《出使日记》被毁版；在他死后（庚子事变正盛之际），有人还奏请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顽固派对于洋务派的憎恶，有的时候真有点儿切齿腐心的味道。但是，复杂的问题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而居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近代百年都是如此。过去我们总是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封建主义同一性。但从两者的冲突，争论之尖锐程度来看，光说这一点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

改良派也批评洋务派，但他们同顽固派的攻讦是不同道的。实际上，改良派、洋务派本是同根所生，虽自立门户，而多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所以，他们的论争没有那么多的喧嚣和意气。改良派批评洋务派是因为洋务派“遗其体而求其用”，前进得不够。这种批评，是为后来的维新变法作思想准备。过去，常常强调改良派与洋务派的种种区别。其实，洋务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异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

【注释】

(1)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文祥》，392页，上海，世界书局，1937。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529页。

(3)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文祥》，389页。

(4)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1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5)这句话是五四运动前后杜威在中国讲的，用以描述洋务运动非常确切。

(6)此外，鸿胪寺有时也兼办这一类事务，如缅甸与中国的交往，在清代常由鸿胪寺主持。

(7)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抚夷局”，50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

(8)奕等：《章程六条》，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2676页。

(9)“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林则徐集·奏稿》，中册，8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13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12)《机器局》，见毛祥麟：《墨余录》，2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1页。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6页。

(17)《徐雪村先生像序》，见《格致汇编》，1877年秋。

(18)《中国亟宜广开风气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105，7页。

(19)《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见马建忠：《适可斋记言》，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见《皇朝经世文统编》，卷6，7页。

(21)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173，11691页。

(22)《张靖达公奏议》，卷8，33页。

(23)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见《天津文史资料》第17辑，106～10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4)很奇怪，在叙述鸦片战争的时候，人们常常过分夸大了实际上并不那么厉害的所谓禁烟和反禁烟的争论；而叙述洋务运动，则对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那种不无刻毒色彩的激烈争论漠然视之。

(25)《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14页。

(27)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4，35页。

(28)同上书，卷86，3～4、7～8页。

(2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1000页。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142页。

(31)同上书，149页。

(32)《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同上书，154页。

(33)同上书，152页。

(34)《伦敦致李伯相》，见《郭嵩焘诗文集》，卷11，189～19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