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学术分裂，诸子百家，各以其术鸣；造诣既精，持论亦或不免于偏；故彼此相非，短长互见。墨子之学，既大行于战国，乃未几而日就衰落；则昔时诸子之非难，其立论亦大有可注意者矣。昔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墨语》，有《墨学通论》一篇，最为论墨者之要删。然于诸子之是非，绝未定论。在彼书体例固应尔。然未足究诸子论难之得失也。兹特重加整理，分别论之，以与学者规蒦焉。

（一）对于墨学全体之批评

《庄子·天下篇》云：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己之大顺。中略。 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中略。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者远矣。中略 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荀子·王霸篇》云：

今以一人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今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 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者之所谨守也。

《荀子·天论篇》云：

墨子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中略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荀子·解蔽篇》云：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中略。 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

庄荀二家所论，可谓深中墨学之利弊。庄子以才士二字称墨子，可谓确切之至。周秦诸子，其才如墨子者，盖无其人焉。其云“以绳墨自矫”，“为之大过”，“其道大觳”等语，均可谓深得墨学之精神。又云：“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则墨学之所以不能行于后世者，庄子盖以见及之矣。又云：“使后之墨者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则墨之流而为侠，韩非所谓“以武犯禁”者，故庄子以为乱之上也。荀子谓“墨子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蔽于用而不知文”，批评墨道，尤可谓简而赅。惟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之故，是以兼爱无差等，而其爱不足以爱，而卒至于无爱也；惟其蔽于用而不知文，故节用非乐，功利主义之弊，而至于自私自利。夫以不足以爱之势，而处以自私自利之心，则墨学之极弊，势不至于如杨朱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者不止也。是偏弊之过也。虽然，荀子所谓“墨子自为，为役夫之道”；而以“论德使能而官施之”，为儒者之所守；不知墨子之自苦，惟在躬自操作，以养成耐劳及牺牲之精神；至于治天下国家，亦何尝不设官以治？《尚贤中篇》云：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中略。 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

此与荀子所谓“论德使能而官施之”何异？荀子必举而非之，斥为“役夫之道”，诬矣。

（二）对于兼爱说之反对

《尸子·广泽篇》：

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不不字据何焯校增。 己，皆弇于私也。

《孟子·滕文公下篇》：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告子下篇》：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子兼爱之说，尸子以谓弇于私，盖亦谓蔽于私见，犹荀子之所谓蔽也。此百家之所同病也。而孟子斥墨子为无父，然《墨子·兼爱下篇》亦尝云：

姑尝本原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之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

然则墨子兼爱，未尝不爱父也。而卒至于无父者，则末流之弊，功利主义之害使然矣。汉武以后，儒学统一，孟子之书盛行，人皆恶无父之名，而遂鲜有敢言墨学者，予墨子以最大之打击，厥惟孟子矣。

（三）对于节用说之反对

《荀子·富国篇》：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 车，鼋鼍鱼鳖 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力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饮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旧本“罚”上有“赏”字，据卢文弨说删。 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 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杨注：是于犹言于是。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山丘，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此文辟墨子尚俭之过，可谓精极。盖墨子纯从消极着想，故对于财政，多偏重节流而不甚及于开源也。荀子之论则纯从积极着想，止求人之能善治，则无患乎物力之不足。故衣服宫室非特取其足而已，而又加以文饰焉。于是各尽其力，以从事，随其力之获而美与饰有等焉，荣与辱有分焉。则人各竞尽其力以求乎美饰。美饰之所至，精巧至焉。然而天下之美饰无有尽，则器物之精巧无有限，而财源之开发亦无有极。由是精器物以开财源，聚财货以精器物，而人类之进步乃永永无穷矣。荀子所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者，诚可谓善于形容者矣。就今日而言之，则以器物之精巧，故天文台之测验精确，而气候可以预知；是上得天时也。以器物之精巧，故一切农业矿产，获利无穷，是下得地利也。群策群力，以求进步，是中得人和也。而今日财源之发达为何如乎？若从墨子之俭，止求当时之足用而已。则民之劳力，惟耗于日用粗拙之业，乌有进化之可言哉？

（四）对于非乐说之反对

《庄子·天下篇》：

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

《荀子·乐论篇》：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 ；谢墉云：《礼记·乐记》作论而不息，此作 乃 之讹。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听其颂雅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服从。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齐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天下畏之。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柱按：据上文当捝“奈何”二字。 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黑白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致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职也。墨子曰：“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君子以为不然，乐者圣王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俗易。原作“其移风易俗”，王先谦云：《史记》作“其风移俗易”，语皆未了，此二语相俪，当是“其感人深，其移风俗易”，王校是，今据正。 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下略。

庄子虽未显斥墨子非乐之非，然历引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乐，则其意可知。至荀子之言，则可谓精辟矣。夫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一昼一夜，此天地之所以有生物也。万物虽原乎阳光之力以生；然亦必有夜之阴以息之，而后可以生长。借令天地有阳而无阴，有昼而无夜，则必不能生物。何者？不待生而早已焦死矣。万物之生，本于天地之有阴阳昼夜，故万物之长，亦不能自违其道，而必有动静劳逸以为对待，而后生生之理具焉。此不独人为然，而于人为尤著。盖人之劳动其身心，比禽兽为甚；故其逸乐亦当比禽兽为甚。故禽兽之乐，止形之于口；而人之乐，则口之外并形于金石矣；此自然之势也。而墨子必欲去之，无乃逆于生物之原则乎？故墨子之非乐，不特当时诸子非之，即其弟子亦非之。《三辩篇》云：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乃下原有非字，据俞校改。 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此“驾而不税，张而不弛”二语，最足尽墨学之失。是非乐之说，虽墨子弟子亦不甚尊信之矣。盖墨子徒见天下之有苦，而不知天下之有乐。夫使天下之人，皆趋于苦而无有乐生之意，尚成何世界乎？善哉，荀子之非墨子也！曰：“天下敖然若烧若焦。”杨注：敖当读为熬。 “熬然若烧若焦”六字，可谓切中墨子之道。盖推墨子之意，必当使天地有昼而无夜，则人亦有作而无息，非“使天下熬然若烧若焦”不止也。

（五）对于节葬说之反对

《庄子·天下篇》：

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

《韩非子·显学篇》：

墨子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

此反对墨子节葬之说，其理由固无大足以动听者。然以韩非之刻，犹以墨子为戾，本陈灃说。 则墨子节葬之过，势必流于残忍可知。且墨子既节葬，而又明鬼；是矛盾之教也。王充《论衡·案书篇》云：

儒学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者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王充之难，盖可谓切当。

（六）对于好辩之反对

《庄子·骈拇篇》：

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

《庄子·天下篇》：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

此可见墨子之好辩；故后世之墨多以诡辩相胜。

（七）对于称道古昔之反对

《韩非子·显学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此非儒墨之复古也。韩愈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而不知儒墨所言之尧舜之名虽同；而所以为尧舜之实者盖不同也。

总而论之，非墨者大约为儒道法三家。《淮南子·汜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是杨朱亦非墨也。 道家如庄周则毁誉各半；而对于墨子之人格则极称道之。法家如韩非，虽非之亦不甚力。惟儒家之孟荀非之最甚；而荀卿为尤辩。盖墨之非儒最力，故儒之非墨亦最力。各欲为其术争胜，故破坚陷敌之词虽多，而两怒溢恶之言，亦时所不免也。然至汉之儒者，则颇有持平之论。

《史记·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中略。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势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要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汉书·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义，而不知别亲疏。

此汉儒之论，司马谈父子，或言其贵黄老，而非儒。然《史记》列孔子于世家，称为至圣，则亦儒也。 可谓切中。岂非以汉武以后，儒术独尊，墨学已微，语非对敌；故易得其平欤？然自此以后，称之者亦少，惟昌黎韩愈奋起于唐，以孔墨并称，曰：“辩生于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氏固最服膺孟子者，而独于此则不复顾孟子无父之斥，禽兽之称，毅然斥为末学之辩。其言虽无当于墨学。要不可谓无爱于墨子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