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杨朱墨翟之徒盈天下，而《吕氏春秋·尊师篇》亦言“孔墨之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则墨子之学其于战国之际，盖曾与杨朱共夺儒家之席。及杨氏学衰，亦尝与儒家中分天下，其盛盖可知矣。及秦焚书坑儒，而墨与诸子百家亦同受其厄。然汉兴，仲尼之言遂县诸日月，而诸子之籍亦渐见重于后世。老庄之徒，其盛万万不及墨子！然自汉以降，为老庄之学者亦几并孔孟。独墨子之书则传之者绝少，几有灭绝之忧，何哉？岂以其非乐节用，以“自苦为极，而其行难为”二语见《庄子·天下篇》。 欤？抑亦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故墨衰而老盛欤？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者之文，于秦则为乱法，故痛绝之；自汉以后，则一变而为“随时抑扬，哗众取宠”，二语见《汉书·艺文志》。 故世主特尊宠之；岂真能尊孔子之道哉？至于墨者之学，则侠也；陈灃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事，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详《东塾读书记》。 其自苦既为学者所难能，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纲所甚恶；且其名理异同之辩，已为学术统一后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为国家统一以后所大忌；则其学虽欲不微，其可得乎？

《墨子·公输篇》，墨子说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此盖墨子之高弟，常随侍左右者；犹孔子之有七十子，非墨子之弟子止于三百也。其后淮南王书亦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其弟子姓氏可考者，据孙氏诒让所考有十有六人：一禽滑釐，二高石子，三高何，四县子硕，五公尚过，六耕柱子，七魏越，八随巢子，九胡非子，十管黔敖，十一高孙子，十二冶徒娱，十三跌鼻，十四曹公子，十五胜绰，十六彭轻生子。再传弟子三人：一许犯，二索卢参，皆学于禽滑釐；三屈将子，学于胡非子。三传弟子一人：田系，学于许犯。此二十人皆传授可考者也。而此二十人中，魏越原非人名，详见拙著《墨子间诂补正》。 则可考者十九人而已。其余墨学名家，有田俅子，相里子，相夫氏，邓陵子，苦获，己齿，五侯子，我子，缠子之徒，墨家巨子有孟胜，田襄子，腹 。其墨学杂家，又有夷之谢子，唐姑果之属。皆见孙氏《墨语》。就中惟随巢子著书六篇，胡非子著书三篇，田俅子著书三篇，我子著书一篇，见于《汉书·艺文志》；相里子著七篇，邓陵子亦有著书，见于《姓纂》引韩子语；缠子有著书，见于《意林》。其余皆未闻有著述。即此诸家所著述，其书亦皆已不传。今墨子书五十三篇，在宋为六十三篇，在汉为七十一篇，则其亡者亦多矣。今墨子书盖皆不尽墨子作；或者墨子弟子之作，亦有所附益欤？古之著书，非同后世之为名也。故为某家之学者，其所为文，即往往附于本师。故管子之书非尽管子之作，为管子之学者均有焉。

庄子之书亦非尽庄子之作，为庄子之学者均有焉。此非古人之伪增也，其风尚体例盖如此也。周秦之书，盖大抵类是。其学可为一家之学，其文多非一手之文，故居今日而读古书，以谓某书必为某人一手之作者非也；见其偶有牴牾，则遂斥以为后人之伪者亦非也。故吾于墨子之书，其醇粹者固可定为墨子之语；而年代偶有差误，言语或有驳杂者，亦可知其为后之为墨学者之所增益；后之为墨学者之书虽不传，然亦可由是而睹其一斑矣。

古之为学者，有自鸣其一家之文；无为其师说作章句之书。故荀孟不闻为孔子书作注疏。孔子之于《易传》，亦止明大义而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墨子书有《经说》，皆说大义，非章句之学也。故墨子一传再传诸弟子之书虽不传，然其必无章句之书则可知也。

章句之学，始于汉儒。然无为墨子作注者。至晋鲁胜始为《墨辩》作注。《墨辩》者，墨子书之一部分，即今之《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也。兹录其叙云：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孙星衍校改刑。 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原“必”上无“名”字，“察”下无“形”字，从孙诒让校增。 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孙诒让云：“刑”当作“形”。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晋书·隐逸传》。

名学为一切学术之基本，故孔孟老庄荀墨之徒，莫不讨论其学。盖以非此则其学说无由而成立。此西人所以谓名学为科学之科学也。见王国维译英国随文《辨学》。 然至于汉儒已不为所重，故诸子名学之书皆不显。唯晋鲁胜独能致意及此。墨子之书，世儒之所轻也；而《墨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则轻中之尤轻者也；彼鲁胜者，独能为之于举世不为之日，怀兴微继绝之志，岂非人杰之士乎？然推求其因，或亦受释老之影响，与夫当日清谈之风气使然欤？陈灃《东塾读书记》于“坚白异同之说”条注云：后世谈元谈禅者，皆有类于此。 然鲁胜书据其序则当甚可观，而其书亦已不传，岂非以世儒学重浮华，崇文而弃质故邪？故晋人所注之《老》、《庄》至今完好，而《墨辩》之注阙焉。

虽然，鲁胜之书，止墨子书之四篇而已。其为全书作注者则概乎其未之有间。至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言有《乐台注》，其书已亡，无由论述。迄清乾隆间，硕学辈出，考证之学大兴；学者始以治经之余，校注子籍；注《墨》之书，毕沅实为之导其先路。其《自序》云：

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弨，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因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

此毕书之大略也。孙星衍序之云：

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与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

足以见此书当时之价值矣。然疏失之处，亦正不少。

一，好以儒言傅会。如：《亲士篇》，“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毕云：“旧脱‘不’字，据上增；疚究同，犹云‘内省不疚。’”而不知古文“退”字作“ ”，从“内”声，“内”即“ ”之省假。俞樾谓‘内’当作‘ ’，其说是也，其改字非也。 “进不败其志，而退究其情”，正足见墨子进退勇于为道之决心；非内省不疚之消极主义也。又《亲士篇》云：“虽杂庸民，终无怨心。”毕注云：“言遗佚不怨。”而不知此谓志在救世，虽穷而在野，与庸民杂居，亦无怨也。凡此皆傅会儒言之失。

二，引据类书尚多漏略。如：《法仪篇》云：“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毕注云：“旧脱‘爱’字，以意增。”而不知《群书治要》所引正有“爱”字也。刘师培说。 《七患篇》，“大臣不足以事之。”毕注云：“旧脱以字，一本有。”而不知《群书治要》所引正有以字也。见孙氏《间诂》。

三，征引尚多未备。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为毕书得意之作。如《耕柱篇》云：“古者周公非关叔。”毕注云：“‘关’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传》云‘掌其北门之管’，即关也。”毕说是也。然，《说文·木部》：“棺，关也，从木，官声。”管亦从官声，则从官声有关义可知。此“关”“管”相通之最要义证，而毕氏未之及焉。

此外疏漏尚多。读孙氏《间诂》，自能知之。兹不复一一。至其对于墨子之评论，则尤为非是。其《自叙》云：

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讳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子；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之词。

据毕说则墨子殆不道孔子讳，必事孔子如师也，有是理乎？孙星衍承其说而为之叙其书，竟引《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久’字旧脱，据王念孙校增。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为墨出于儒之证。而不知淮南之所谓“受”与“学”者，盖犹今之所谓“读”；读其书而知其是非，非必师事之也。

孙星衍，卢文弨二家之注已见毕书中。毕书集其成，而其简略尚如前之所云，则卢孙之简略，更不足论矣。

同时又有汪中，亦治墨学。其书今不传。惟见其序于《述学》耳。然就其叙言之，其书必大有可观者。其序略云：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存五十三篇。明陆稳所叙刻，视他本为完，其书多误字，文义昧晦，不可读。今以意粗为是正，阙所不知；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

今定其书为内外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仿刘向校《晏子春秋》例，辄于篇末述其所以进退之意，览者详之。

则汪书之内容，与诸家之不同，盖可知矣。至其持论亦比毕孙为精通。

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备城门》以下，临敌应变，纤悉周密，斯其所以为才士与？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惟儒墨则亦然，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自注：《艺文志》董无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丛诘墨伪书不数之。 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今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吾读其书，惟以三年之丧为败男女之交，有悖于道；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民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杨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巨子；自注：《去私篇》、《尚德篇》。 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汜论训》。 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议以恶之哉？

其谓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虽似太过；然当时诸子尚未定于一尊，则互相非距，不免流于偏激，亦势所必然者。故墨子之不尊孔子，本不宜为墨子讳；汪氏之见，盖卓于毕孙远矣。

汪氏持论虽精于毕孙，然其注今不传，未知其果能胜毕书否？自毕以后，则有王念孙，其书成于道光间。王氏为逊清考证学巨子，故其成就尤远在诸家之上。今节录其《墨子杂志叙》如下：

是书错简甚多，卢氏所已改者，唯《辞过篇》一条。其《尚贤下篇》，《尚同中篇》，《兼爱中篇》，《非乐上篇》，《非命中篇》及《备城门》，《备穴》二篇，皆有错简；自十余字至三百四十余字不等。其他脱至数十字，误字，衍字，颠倒，及后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辨正之，以复其旧。此外脱误不可读者尚复不少。

盖其书有四大特色：（一）改正错简。如自叙所举诸篇是也。（二）发明古义。如《非儒篇》云：“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毕氏读为苟且之“苟”，而王氏以《说文》训“自急敕之笱”正之，是也。（三）因传写之讹以考见古字。如《尚贤中篇》，“贱傲万民”。“贱傲”二字，义不可通。王氏以“贱”为“贼”之讹；“杀”字古文作“ ”，与“敖”相似，知“ ”讹作“敖”，又讹作“傲”是也。（四）阐明同声通假之字。如《尚贤中篇》：“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王氏引《管子·侈靡篇》，“公将有行，故不送公”，以明“故”“胡”通用，是也。有此四者，故墨书至王氏而大略可读矣。然其误解者亦时或有之。兹举一二例如下：

一，《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王注云：“‘雷降雪霜雨露’，义不可通。‘雷’盖‘霣’字之讹，‘霣’与‘陨’同，《春秋经》庄七年‘星陨如雨’，《公羊》‘陨’作‘霣’。”按王氏改“雷”为“霣”，非也。考《说文·雨部》，霣下云：“齐人谓雷为霣，从雨，员声。”“雷”，《说文》作“靁”，籀文作“ ”云：靁间有回，靁声也。盖“回”“员”双声，故“雷”“霣”同字；假“霣”为“陨”，为同声之假；假“雷”为“陨”为双声之假；其理同也。王氏必以“雷”为“霣”之误，此于古音考之未审之过也。

二，《非攻下篇》，“以诤诸侯之毙。”王云：“‘诤’涉下文诸字从言而误，今改。”按王氏改“诤”为“争”，非是。《说文·言部》，“诤，止也。”《攴部》，“救，止也。”然则“诤，救”同义。“以诤诸侯之毙”，犹云，“以救诸侯之毙”，义自可通；何劳改字？此于古义考之未审之过也。

墨子书虽至王氏而略已可读，然《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四篇，函义既奥博，讹脱尤众；毕王之书，尚未能得其十之一二也。武进张惠言则有《墨子经说解》，以专释此四篇。其书据其后叙，成于乾隆五十七年。然其书未尝刊布，至光绪丁未，孙诒让始得校写本，以其说入于《间诂》；乙酉岁，国学保存会，始有景印本。其书先列《经上》旁行为一篇，而后以《经说》上附《经上》为一篇，为上卷；《经下》旁行为一篇，又以《经说下》附于《经下》为一篇，为下卷。其注均用单行小字。其书之得失，孙诒让论之甚允。孙氏云：

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谈名理；虽校雠未审，不无望文生义之失；然顾有精论，足补余书之阙误者。

至其后序立论尤多精辟。今节录如下：

当孟子时，百家之说众矣。而孟子独距杨墨。今观墨子之书，《经说》、大小《取》尽同异坚白之术；盖纵横名法家惠施公孙龙申韩之属皆出焉。然则当时诸子之说，杨墨为统宗。孟子以为杨墨息而百家之学将销歇而不足售也。独有告子者与墨为难而自谓胜为仁，故孟子之书亦辩斥之。呜呼！孰知其后复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乐节葬；此三言者偶识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聪明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强，相为动宰。”此其与圣人所以治天下者复何以异。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禹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薄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惟惑其兼爱之说；故虽悖于理不安于心，皆从而和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断然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

其论孟子辟墨不辟其他说，而独辟兼爱，可谓得擒贼先擒王之旨者矣。张氏之外，治经说四篇者，尚有丁小山，定本《墨子间诂》作“小疋”；聚珍本作“小山”。柱按：据孙志祖《读书脞录》作“小山”，则定本误也。 许周生二家之书，见孙志祖《读书脞录》。小山名杰，周生名宗彦，并德清人，孙诒让云：然其书今皆未流布，不知尚存否也。

继毕王而为全书校释者，有苏时学，著有《墨子刊误》。其书刊于同治丁卯。孙诒让与梁启超书，见《籀高述林》，原题“梁卓如”。 称其书为专门之学。陈灃为之跋云：

苏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误》见示，正讹字，改错简，涣然冰释，怡然理解；而《备城门》以下尤详。墨子以善守称，《备城门》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书之最古者。墨子之书害道；而爻山乃能取其长，探其奥，真善读古书者。

观陈苏两家所称道，则其书之足重可知。然以余观之，亦有巨失。

一，笃信《伪尚书》，故往往据《伪尚书》而误解《墨子》。如《非命中篇》，“《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苏氏云：“此与上下二篇所引，略见孔书，而其词稍异；所引《太誓》亦然；真古文也。而□（此处原文为“□”）必以古文为伪，何欤？岂作书者不能雷同以征信，反加点窜以致疑欤？抑孔书不足信，而墨子亦不足信欤？”此说孙氏《间诂》未载入。 其笃信古文如此。故于《非命下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苏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引《伪书》欲改“殷”为“夏。”而不知作书者剿袭墨子。墨子所引之《泰誓》，乃伐纣后告戒之辞，此简朝亮说，见《尚书集注述疏》卷末伪古文。 而作伪者，乃以为伐纣时之言，故改“殷”为“夏”也。

二，小学非其所长，故所说时或不免于陋。如《亲士篇》云：“谿陕者速涸”。苏《注》云，“陕与狭通”，此说孙氏《间诂》不录。 而不引《说文· 部》“陕隘也”为释，以明狭为陕之俗。《尚贤篇》，“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苏《注》云：“事当为使，二字形近而讹。”而不知古“事”“使”同为一字，见于金文也。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至其本书校勘之疏，尤为他书所罕见。如“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乃《所染篇》之文，而录入《法仪篇》。《修身篇》“虽劳不图”，而注竟以“啚”为“图”，皆未改正。刊书草率，未免太甚。馀详余所著《墨子刊误刊误》。兹不赘。

苏书，孙氏《间诂》，采取甚众。然亦间有不录者，如上所举二例之类是也。然苏书行世甚少，世之得见其书者盖亦寡矣。

与苏氏同时而治墨学者，有邹伯奇，陈灃，孙诒让与梁启超书称其学云：

《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义既苦奥衍，章句又复裭贸。昔贤率以不可读置之。爻山即苏时学。 刊误，致力甚勤；而于此六篇竟不著一字；专门之学，尚复如是，何论其他？唯贵乡先达兰甫陈灃。 特夫邹伯奇。 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其旨。惜所论不多，又两君未遘精校之本，故不无望文生训之失。

盖以泰西科学释《墨经》，实始于邹陈二君矣。邹说多载于陈氏《东塾读书记》，孙氏《间诂》采之，多题为陈说；此学者所当知者也。陈氏对于墨子，亦有极精辟之言。兹节录其三则如下：

诸子之学，皆欲以治天下。而杨朱之计最疏，墨翟之计最密。杨朱欲人不贪，然人贪则无如之何；老子欲人愚，然人诈则无如之何；商鞅韩非皆欲人畏惧而自祸其身；墨翟兼爱非攻，人来攻则我坚守；何以为守？蕃其人民，积其货财，精其器械；而又志在必死，则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长也。

孟子谓墨子无父，尝疑其太甚；读墨子书而知其实然也。墨子书云：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志，岂有贤于婴儿子哉？”自注：《公孟篇》。 此之谓无父。

韩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自注：《显学篇》。 韩非犹以墨子为戾，孟子谓之无父，不亦宜乎？盖专欲富国强兵，遂至于戾而无父而不顾。是则墨子之学矣。”

其论墨学之得失，可谓深得要领矣。继苏氏之后而为全书之考证者，有俞樾，著有《墨子平议》，刊布于同治庚午。其书精博与王念孙书等；且后出于王书，故足补王书之所未备者甚众。然疏失之处，亦时或不免。姑举一二如下：

一，《兼爱中篇》云：“虽然，天下之难物于故也。”“于”旧本作“於”。俞云：“‘于故’二字疑衍。”而不知“於”道藏本作“于”；“于”有大义，故从“于”之字，均有大义。《说文·大部》：“夸，奢也，从大，亏声。”段玉裁注云：“奢，张也。”是“于”有张大之义。《艸部》，“芌，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芌也；从艸，亏声。”段《注》云：“《口部》，‘吁，惊也’，《毛传》曰‘ ，大也’，凡于声多训大。”然则“于故”犹言“大故”也。《吕氏春秋·节丧篇》，“不以便死为故”，《注》云：“故，事也。”“大故”犹“大事”也，“难物”“大事”，正相对为文，岂得谓之衍字乎？此俞氏于古人语根未及深求之过也。

二，《节用上篇》云：“冬加温，夏加凊者，芉 不加者去之。“芉 ”二字，学者多不得其解。俞云：“‘芉 ’疑当作‘鲜且’。‘鲜且’者，鲜 也。《说文》：‘《黹部》， ，合五采鲜色；从黹，虘声。’鲜色谓 ；故合而言鲜 。”而不知《中篇》皆作“则止”。“鲜 ”或可误为“芉 ”。而断无可误为“则止”之理。予以谓俞氏以“芉 ”为“鲜且”，其字则是，其义则非也。“鲜”“斯”双声，古多通用。《易·系辞》“君子之道鲜矣”，《诗》“鲜民之生”，“鲜”均当为“斯”之转。《说文·且部》，“且所以荐也；从冂，足有二横，一其地下也。且古文且字，又以为几字。”几者人之所止，故且有止义。如阻沮等均有止义。然则此文之鲜“且”，其义犹云“斯止”也。详拙著《墨子间诂补正》。 若俞氏之说，则未免深求之过矣。

自毕氏至俞氏八九十年间，墨学已日臻完备。然自毕书外，汪书不传，其余均不列入《墨子》原文。故著者虽众，散见各家之书，未便学者研诵；其于墨学犹未为大功也。后俞书二十五年，乃有孙诒让之书，取许叔重题注淮南王书曰《鸿烈间诂》之义，名其书为《墨子间诂》；博采诸家之说，录入《墨子》本文之下。俞樾序其书云：

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薶终古矣。国朝指逊清。 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书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是书也。

俞氏之说，诚非溢美之谈。然孙氏书实有两种。一为聚珍本，于光绪乙未在苏州毛上珍印行；二为定本，即今通行之本，镂版于光绪丁未。两者各有长短，孙氏自书定本云：

余续勘得剩义百余事，有误读误释，覆勘始觉之者，咸随时迻录别册存之。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余前以未见皋文先生《经说解》为憾。一日，得如皋冒鹤亭孝廉广生书云：“武进金溎生运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稿本。”急属鹤亭驰书求假录。金君得书，则自写一本寄赠，得之惊喜累日。既又从姻戚张文伯孝廉之纲许假得阳湖杨君保彝《经说校注》，亦间有可取。因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

是定本所网罗殆富于聚珍本矣。然就版本之校勘而论，则聚珍本之错误少于定本。兹略举一二如下：

一，本文之脱误。如《尚同中篇》，“以求兴天下之害。”“兴”下脱“天下之利除”五字。本作“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各本均同。聚珍本不脱，而此独脱。

二，注文之脱误。如《尚贤上篇》：“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注》引毕云，“或以《诗·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诗而为之说”云云。“之”字下“诗”字，毕本原作“语”；此误为“诗”，而聚珍本则不误。

此则聚珍本比定本为优者矣。然亦有聚珍本误而定本不误者，要在少数而已。兹略不举焉。

孙书内容共四种。一间诂十五卷，二目录一卷，三附录一卷，四后语二卷，共十有九卷。于墨学之故训及学说等，可谓甚备。盖不独孙氏之学力使然，亦时势所使然也。盖治《墨子》者日多，其说亦日备，故孙氏得以集其大成之功耳。

孙书所采，则前此治《墨》者尚有洪颐煊及戴望；其说无多，今不论焉。

至孙氏之对于墨子学说，亦颇有持平之论。其自序云：

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唯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乖盭，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儒墨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之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

稍后于孙氏而研究墨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章氏精训诂及佛乘，故所言多独到之处。惟无专书，略见于《国故论衡》、《原名篇》而已。如云：

《墨经》曰：“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说》曰：“智者若疟病之之于疟也，自注：上之字训者。 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此谓疟不自知，病疟者知之；火不自见，用火者见之；是受想之始也。受想不能无五路，及其形谢，识笼其象，而思能造作。见无待于天官，天官之用亦若火矣。五路者若浮屠所谓九缘：一曰空缘，二曰明缘，三曰根缘，四曰境缘，五曰作意缘，六曰分别缘，七曰染净依，八曰根本依，九曰种子依。自作意而下，诸夏之学者不亟辩，泛号曰智。目之见，必有空明根境与智；耳不资明；鼻身不资空；独目为具五路。既见物已，虽越百旬，其像在；于是取之，谓之独影。独影者知声不缘耳，知形不缘目，故曰不当。不当者不直也。是故赖名。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无所仰于名矣。此名所以存也。

其解说颇精，大抵类此。

然自毕氏以来，为墨学者或整理全书，或书中之一部分；虽各有精审之处，然大抵皆训故章句之学；而于墨子之学说，评论者不过寥寥千百言之叙文，略见己意而已，言墨子之非者，固自有其卓识；而言墨子之是者，亦多游移于孟墨之间；未有大声疾呼，提倡墨子学说者也。有之，自梁启超始。其于清末撰《新民丛报》时，曾作《墨学微》。其发端叙论云：

新民子曰：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鸣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

以墨学为救国之学说，虽似言 人所未言，然俞樾于序孙氏《间诂》云：

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亦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则俞氏早已见及此。唯俞氏之说，似偏于战守之具，而梁氏则大倡其学说耳。梁氏书第一章《墨子宗教思想》，第二章《墨子之实利主义》，第三章《墨子兼爱主义》，言论颇为清晰。胡适谓其能引起多数人对于墨学之新兴趣，其言良是。梁氏至民国十年，复刊行其《墨子学案》，盖为清华学校演讲而作者。其书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墨子之根本观念》，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第四章《墨子之宗教思想》，第五章《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第六章《实行的墨家》，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第八章《结论》，并附有《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梁氏自序谓与《墨学微》，全异其内容云。

梁氏又别有《墨经校释》，刊布于民国十一年。其书一《自序》，二《凡例》，三《余记》，四《正文》，五《旁行原本》，六《经上之上经说上之上》，七《经上之下经说上之下》，八《经下之上经说下之上》，九《经下之下经说下之下》，十《胡序》。此为张惠言后专释《墨经》之巨著。盖梁氏前二书为提倡墨子学说之论述；后一书为校释《墨子》一部分之著作。前者近于义理之学；后者近于考据之学也。兹将梁书分别论之。先略举《墨学微》及《墨子学案》之一二例如下：

一梁氏于《墨学微》论墨子之政术，及《墨子学案》论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均引墨子《尚同上篇》选立天子之说，以为与卢梭《民约》绝相类；谓选立为人民选择而立。其《墨学微》云：

其谓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要从事乎一同。谁明之？民明之。谁选择之？民选择之。谁立之？谁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然则墨子谓国家为民意所公建，其论甚明。中国前此学者言国家所以成立，多数主张神权起源说，家族起源说；惟墨子以为纯由公民意所造成，此其根本的理想与百家说最违异者也。

其《墨子学案》且举墨子建立巨子之法，以为例证；而不知此乃大谬特谬。孟胜之传巨子，全为个人之传授；不足以明其为民选，适足证其为独断也。余以谓墨子之所谓选立者，乃言天之选立，非谓由人民选立也。举证如下：

甲，《墨子·尚同上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母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 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此段诸“选立”字，且置其选立天子之说而不论；而论其他之选立三公，立诸侯国君，选立正长；果为谁之选立乎？其云：“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云：“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又云“诸侯国君既以立，以其力为未足”云云；此诸所谓“以为”者，天子三公以为也，诸侯国君以为也。其文义甚明。然则下文接言“选立”，乃天子选立三公；天子三公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选立正长；甚明。此皆由尊立卑，则墨子之意，以选立天子归之于天，可知。

乙，《墨子·天志上篇》云：“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正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此文云：“有天政之”，云“天之为政于天子”，是明以天为天子之上司。而此文所云，亦皆为以尊政卑，与《尚同上篇》所云以尊选卑者，文同一例。则彼虽不明言天选立天子；而以此文例之，则墨子之意，固以天选立天子，甚明也。

丙，《尚同下篇》云：“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孙诒让云：上“天下”二字，疑当作“天”。柱按：孙说是也。 然则，此岂非墨子以选立归之天之确证乎？又《尚贤中篇》云：“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此则明明言天鬼立天子矣。尚可谓之民选邪？尚可谓为无神权说邪？

丁，《尚同上篇》既云“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十义”，倘选立者为人民，则一人选一人，二人选二人，十人选十人，安能选出一人，立以为天子者乎？

要之，墨子此论，假令以为民选天子，则亦决非初民政治所能，有违事实；如以为天选，亦远不及柳子厚封建论为有合于理；梁氏于此等处，均未阐发，不免多阿所好之言。

一，梁氏《墨子学案》第三章论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有一段云：

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从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幻想家了。

依梁氏此说，则墨子直二千年以前劳农政府之先达矣。然梁氏谓“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语，考墨子之《节用中篇》所言“圣王制为节用之法”云云，下文皆继之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此皆与民对言，则其法为专对在位者而言可知。且云，“圣王弗为”，而不云圣王禁民不为；所称者亦为古圣王，则古圣固未有绝对干涉人民衣食住之事者，则墨子此言，亦必非如梁氏所说，都由政府干涉可知。然墨子“尚同一义”，则节用之义，亦必欲强天下之同；是梁氏之言，似亦未为大过；唯言墨子之于衣食住，尽主由政府干涉，则终属臆测，而无显证耳。

至梁氏又谓“遍查《墨子》书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君位要世袭”云云，尤为不然。考《天志上篇》云：“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柱按之通知。 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以业万世子孙为善，非赞成君主世袭而何？梁氏于是乎疏矣。

要之，近人之学，颇似商贾趋时，好以外国学说，皮傅古书；往时人喜谈卢梭，故以卢梭说傅会之；今人喜谈劳农政府等，故又以劳农政府等傅会之。此乃近世学者之长技也。其学术之能耸动听闻者在此，其短处亦正在于此。

至于《墨经校释》，长在文字明晰，能引人入胜；依鲁胜之例，引说入经，各附其章；又以校与释分而为二；均极便学者研究。至其疏失，亦可得而言。

一、拘守《经说》必牒举经文首一字以为标题之说。故多妄加妄减。而不知《经》说固多牒经文首字为题，而亦有牒举两字者，有首句《说》与《经》文有同字而遂不举者；不必拘守一律，以削趾就履也。此条胡适已论之。

二、本前人之说而不出前人之名。如《经》上云：“勇志之所以敢也。”《经说》云：“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是也害之。”张惠言云：“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者，则命之‘勇’矣。”孙诒让云：“‘名’犹‘命’也，言因敢得‘勇’名。”而梁氏则云：“‘命’犹‘名’也。言因敢得‘勇’名。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即命曰‘勇’；虽不敢于彼，仍不害其为‘勇’也。”其说全本张孙。又句下校释之语，亦多此类。如《经说下》云‘极胜重也’，孙注云：“《说文·木部》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极。”《梁》注云：“《说文》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之极。”梁氏此注亦全本孙氏。如是之类，未免有攘美之讥。

三、援引多讹。如《经说上》云：“不若金声玉服。”梁云：“‘不若’之‘不’，孙云疑衍。”然今考孙书本云“不”疑当作“必”，而无“疑衍”之文。如《经上》云：“ 间虚也。”梁本改“ ”作“栌”，云：“‘栌’字从孙校。”然考此条孙注引王引之云：“‘ ’乃‘栌’之借字。”是当云从王校而不当云从孙校也。又梁氏引张惠言云：“但就虚处则谓之栌。”今考张原本作从糸之“ ”，不作从木之“栌”；而梁氏既改经文“ ”为“栌”，并改张注之“ ”为“栌”，误矣。凡此皆著书不小心，或削趾就履之过。

四、改字太多之病。如《经上》云：“同异而俱于之一也。”说云：“侗二人而俱见是楹也，若事君。”梁校云：“侗”疑当作“同”。“楹”字当为“相盈”二字分写之讹。“人字”涉上“人”旁而衍。“见”字涉上文“是”字形近而衍。“事君”二字不可解。是《说》文十二字，而梁氏疑改者几过半数。如此解释古书，其意虽美，恐非古人之意也。不知此文本无一误。“侗”与“同”同，犹“侒”与“安”同。墨子之意，谓当立一以为法仪。“于”依也。“之”此也。谓人人虽异而俱依此一以为法仪也。《说》云“二人而俱见是楹”，则譬此“一”为“楹”；以此“楹”为标准，虽二人之不同，而“俱见是楹”，以是“楹”为标准则同。“若事君”者，谓若万民之事君，而志无不同也。举“二人”为言，即仁从二人之意，多数之称也。此即《法仪》、《尚同》、《天志》之旨，不须改字而本文自通。

五、文字之学本疏。故于古音义，无所证明。如《经下》云：“谓而固是也。”《说》云：“未有文名也。”梁氏以牒经文首字标题之例，改“未”为“谓”，其义是也。然而不知“未”即“谓”之音转。桓二年《公羊传》云：“若楚王之妻媦。”《解诂》云：“媦，妹也。”按“媦”从胃声；“妹”从未声。“媦”“妹”声近义同。则“谓”从胃声，故转而为“未”。此《经》作“谓”而《说》乃作“未”之证也。盖梁氏之于小学，似非所长，故其书除删改文字外，于古音义，无所阐发也。

虽然，梁氏提倡墨子前后著书三种，其功可谓勤矣，可谓墨子之功臣矣。

自梁氏提倡墨子之后，有胡适，章士钊，皆喜以名理说墨子。胡氏著有《墨辩新诂》；然刊布者只《小取》一篇，其书甚有条理。此外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有《墨子》及《别墨》两篇，几占全书之大部分。然惟别墨之论，与梁氏不同，其余则梁氏之《墨学微》，实已开涂径。胡氏据《庄子·天下篇》“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之语；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为别墨之书，或为公孙龙惠施之徒所作。而不知庄子所谓“倍谲不同”者“相谓别墨”；则谓虽诵《墨经》而背于《墨经》者，乃谓之别墨；是别墨乃背于《墨经》之称，安得反谓《墨经》为别墨之书乎？“别”之古文为“八”。《说文·八部》，“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重之则为“ 。”《说文·八部》云：“ ，分也。从重八。《孝经》曰：故上下有别。”虞翻说《尚书》“分北三苗”，“北”古别字。盖“北”篆文作“ ”，亦象二人分别相背之形。则“北，八， ，别”四字，古音义相近相同。则“别墨”犹云“背墨”。相谓“别墨”乃彼此互相诽斥之词；故下文接云“以坚白异同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言其彼此相非难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云“取舍相反不同”，犹庄云“倍谲不同”也。韩云“自谓真孔墨”，此斥其自是；庄云“相谓别墨”，乃斥其相非。是己则非人，非人则是己；其言不同，其实一也。夫见诵《墨经》而背《墨经》者，因谓《墨经》为背《墨》者之作，是何异于见称诵孔墨，而背孔墨者，因谓孔墨为背孔墨者之学乎？且“倍谲不同”者“相谓别墨”，则别墨非一人；而《墨经》者乃所俱诵者也。若以《墨经》为别墨之书，则属别墨中何墨之书乎？为此一别墨之书，则彼一别墨必不诵，何云俱诵乎？凡此于论理有不可通者。而世人乃大共尊信之。是真大惑不可解者矣，至章士钊乃反其说，以《墨经》为墨家与施龙辩难之书，一立一破。学者又或共相尊信之，以为最新之发明品。章氏所著有《名墨訾应论》，《名墨訾应考》，最为学者所称道。又有《章氏墨学》，皆阐发其訾应之义。然其“訾应”二字，本于《庄子》书，而所征引者为《墨经》，则是以《墨经》为訾应之辞矣。其说之不可通者有二：一，庄子所谓“訾应”，指诵《墨经》者之互相訾应，非谓与名家訾应。而章氏题云：《名墨訾应》。是命题已非其实矣。二，庄子之言，谓以诵《墨经》不同之故而訾应；则訾应之言，当别有书；决不能以《墨经》为訾应之书。犹自汉以来诵《春秋》者有三家，倍谲不同，学者互相驳诘；其驳诘之辞，亦当别有其书；不能指《春秋》为其驳诘之书也。而章氏乃以《墨经》为墨者訾应之词，是何以异于谓《春秋》为后儒驳难之文乎；此其不可通也明矣。

章氏释《墨经》其精警之处固多，其牵强之处亦复不少。兹举一例如下：

《经上》云：“盈莫不有也。”《说》云：“盈，无盈，无厚，于尺无所往而不得二。自注：原衍一得字。 ”章释之云：“盈说在盈否之盈。以释兼爱主义。但盈矣，以词害意，而别无说以通之；是将受攻者以柄，而大义终莫明也。”故说曰：“盈无盈。”《墨经》与《说》以正负两面相互而明一义，其例有之。如经“厚有所大也”。《说》“厚惟无所大”是。惟“无盈”之说亦然。夫“无盈”者非“无盈”也。盈而吾见其有间，可得将吾意以入之也。虽有间矣，而其间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为域极细，不容一发；必吾将以入之者无厚，而后游刃有余；此庄生所以称屠牛垣以无厚入有间者也。果无厚矣，凡遇整然成形，浑然一致之物，无往而不可分；分尺得二，是为显证。由是兼爱而适然爱其一体何害？爱其一体而仍无损于兼爱，抑又何难？

章氏谓《经》与《说》以正负两面相互而成一义，其例有之，其言诚当；与余不谋而合。其解说则病添字太多。如训“无盈”为“非无盈盈而吾见其有间可得将吾意以入之也”。训“无厚”为必将吾之所入者无厚而后游刃有余云云。添字已如许之多；此外尚须加许多枝节之语，皆原文所无之义。如此释古书，将何说而不可乎？余按前条释 ，“ ”即“虚”之借；见拙著《墨子间诂补正》。 上云“虚间虚”，即一无所有；此云“盈莫不有”，即无一不有；义实相反。然惟其相反，故恐人以为非盈则虚；是以非“莫不有”即为“无所有”，此乃大误。故《经说》释之曰：“无盈”犹“无厚”也。盖既已谓之“无厚”矣，如刀刃然，无论如何之薄，必有厚者存；若云真无，便是无刃，不得谓之刃矣。是故既已谓之刃矣，则必有刃之厚存。“于尺无所往而不得二”，谓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所往而不得以二分之也。世所谓“无厚”之“厚”，即此不竭之二，于论理决不能谓之无也。惟“盈”亦然，虽与“虚”相反；然此与“有无”之相反不同。如云“无有”，则其为“无”，可知。若云“无盈”斯虚，斯乃大谬。盖既云“盈”矣，则所谓“无盈”者，无论如何之微，必有“有”存焉，而不得谓之无有；犹“无厚”之不得谓之无“有”也。此节盖论“积极名词”与“消极名词”之关系。“积极名词”示一性质之存在，如“金类的”，“有机的”，是。其相当之“消极名词”，则示此性质之不存在，如“非金类的”，“无机的”，是。凡“消极名词”，往往加以消极冠字于“积极名词”之上，是为消极名词之形式。然亦有“无消极之形式”而有其性质者，如虚之一语，乃盈之消极语是也。有“有消极之形式”而不必即有消极之性质者，如“无盈”之于盈，是也。此犹“无厚”之于“厚”也。异乎非金类之于金类，有消极之形式，又有消极之性质者矣。参考王国维译《辨学》。

稍前于梁氏而与孙并时治《墨》而不为后人所注重者，尚有四家：一王树枬，二吴汝纶，三王闿运，四郑焯。郑书自以为过孙氏《间诂》，今不存。王树枬有《墨子校注补正》，以《万历本校墨子》，足补孙氏所未逮。吴书虽注重文章，然训释亦颇有足以正毕王之说者，略举二例如下。

一，《尚同下篇》云：“若苟义不同者有党，上以若人为善将赏之。”毕云：“赏旧作毁，一本如此。”吴云：“毁”字是。“将毁”之者百姓将毁之也。承“有党”为文。故有“百姓”字。下“将罚”之“罚”乃“誉”之讹耳。

二，《尚贤下篇》：“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王云：“‘言’当为‘之’。”吴云：“‘言’助句之词，《尔雅》与‘之’同训间也。王改非。《所染篇》，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与此同也。”诸如此类，颇为精审。其子闿生，亦时加有案语，固颇有可采者；然如《兼爱上篇》云：“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闿生注云：“男谨案焉犹乃也。”夫“焉”字训“乃”，王念孙父子早有此说；而闿生竟未出王氏之名，言之如己出，何邪？岂王氏之书，亦竟未之读邪？诸如此类，亦不可殚举。

王闿运书刊行早于吴书，王书于光绪甲辰，刊于江西官书局；吴书于吴氏殁后，刊于宣统元年。 闿运本词章家，考证非其所长；除武断妄改外，并多袭前人之说。然亦有足以补诸家之阙者。如：

《非攻中篇》，欲以抗诸侯以英名攻战之速。

此“英名”二字，诸家均忽略无释；而闿运注云，“当作莫若”，实为至当不可易。其书自《备城门》以下校释比诸家为详，可谓能详人之所略；又于《经篇》引《说》就《经》，复《经》上下旁行之旧，亦其善于诸家者也。

与王闿运同时治墨者，尚有曹耀湘，著有《墨子笺》，刊布于民国四年。王闿运深称之。其书于每篇之末，皆略论其大义，亦颇有胆识。如书《兼爱篇》云：

墨子之学，其为儒者所诋訾，在于兼爱。孟子至比之于禽兽，以为无父。究其实则忠孝之理所由推行而尽利也。人必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万物犹一体；然后可以得亲顺亲，为人为子。故《孝经》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又曰：“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合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又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盖重之以申明之，圣人之训，炳若日星矣。儒者即欲自别于墨氏，独不思《孝经》之言乎？孟氏之书其自蹈于偏蔽者欤？

在前清老儒，能发为此言，显斥孟子，王闿运《墨子注自叙》云：吾友曹郎中耀湘，又题曹书，称为镜初先生。 亦可谓异于常流者。然其引《孝经》云云，岂果与墨子之兼爱同乎？《孝经》一则曰万国，曰先王；再则曰百姓，曰先君；三则曰君；盖皆指天子国君有位者而言，非墨子之教人“爱无差等”，“爱人亲若其亲”者比也。又如《书大取篇后》云：

按墨子《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凡六篇，篇第相属，语意相类，皆所谓辩经也。《大取》则其所辩者较大，墨家指归所在也。凡墨子之说，其为儒家所排斥，世情所畏恶者三端：节葬也，非乐也，非儒也。有为儒家所排斥，世情不以为恶者，兼爱也，非命也。有为世情所畏恶，而儒家不以为非者，尚同也，非攻也，节用也。有与儒术相合而亦不违乎世情者，则尚贤也，天志也，明鬼也，与夫亲士贵义修身之说，皆是也。既与人情有违，则行之不能无窒；与儒术有异，则言之不能无争。墨子述大禹箕子之教，修内圣外王之术，思以易天下；故必为辩经，博极万事万物之理，穷其源而竟其委；使天下后世咸晓然于易知简能之故，则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其宗旨则略具于此篇，所辩者大，故曰大取也。

此说可谓深知墨学之要领矣。其校改亦颇有卓见。如：

《亲士篇》，焉可以长生保国。

“长生”二字，诸家皆不留意；而曹本改“生”为“世”，云：“原讹作生。”则“长世保国”。其义实比“长生保国”为长。盖世古作 ，与生形近而讹也。又如：

《节葬下篇》，曰必捶 差通垄虽凡山陵。

此文诸家校释，多未安。曹校改为“曰凡山陵必 涂差通垄隧”。《注》云：“‘虽’‘隧’音近而讹。”文义遂似可读。其书于大取颇详，而略其攻城门以下。其言云：

自《备城门》以外，存文十一篇，讹脱特甚，今亦不复校录其文。墨子以非攻为教；若非详明守御之法，则世之溺于功利之说者，未必因口舌而为之沮止。故其止楚勿攻宋，亦示之以能守之实用，而后楚人信之；非仅以空言感动暴人也。老子称“兵者不详之器，有道者不处”，若墨子专言守御，犹是仁人之事也。唯是古贤之书，有言理言事之别。言理者可以救一时之人心，此心同，此理同，俟诸百世而不惑也。言事者，则视乎其时，视乎其地；可以捍此时之患，未必可以行之于彼；可以捍一时之患，未必可以推之于后世。故墨子《备城门》诸篇，纵使文义完足，在今日实为已陈刍狗；况其讹脱不可读乎？倘泥古法，逞臆说，以断烂残缺之简记，疑误后人，殃民覆国。仁人必不忍出此。岂墨子之志乎？与其过而存之，毋宁过而缺之。倘亦有当于先圣之教邪？

其言固似持之有故。然天下学问，有求行求知二者之别。研寻古人之至理名言，是求行者也。研寻古代之事迹，则多属之于求知而已。泥古以行，固大可不必。然若以为不能行者，则概不当论述；则古史之事迹，其为吾辈所不应究者不已多乎？

与曹书同年刊布者，尚有胡兆鸾之《墨子尚书古义》，其自序略云：

欲证古书，必求古藉。墨子生孔子后，在孟子前。其时真本具存。墨子出游，关中载书甚多；则亦勤于稽古之士。《吕览·当染篇》，称墨子学于史 之后。《淮南·要略训》又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其称《尚书》者必孔子删定之本。阎氏若璩，王氏鸣盛，江氏声，魏氏源，程氏廷祚，陈氏乔枞，皆尝引之；或略而不详，或辩而不精，读者不无遗憾。兆鸾幼承家学，粗涉经术，于趋庭之暇，时有所获；辄依墨子篇第，编辑《尚书古义》。凡前人之说，一一明称，于义未安，亦不敢曲和。古书奥邃，难以强通，义从盖阙，不复诠释。

盖专取墨子说《尚书》之一部分以治《书》，于墨学经学，均为别开生面者矣。余著《墨子之经学》成后，方于友人陈镇凡处得阅胡书。 然其引淮南王书，遂谓墨子所引《尚书》皆孔子所删定者，则殊未然。淮南书所称，盖谓墨子读孔子之书耳，非以墨子为孔子弟子。墨子非孔子弟子，故其立说务与孔子反。孔子言“焉能事鬼”，而墨子独“明鬼”；孔子言“天何言”，而墨子独言“天志”；孔子重丧葬，而墨子独“非葬”；孔子言“亲亲之杀”，而墨子独言兼爱无差等；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墨子独“非乐”：皆受孔子之反响而为反孔之论者。当时，孔子虽删书以授弟子，其未删者犹在天下。墨子既多反孔之论；则其所读之书，安能谓其必在孔子所删之内者乎？

稍后曹书而为全书训诂者，又有尹桐阳，其书成于民国八年。大抵祖述王闿运之说。然绝不出王闿运姓氏，是可异也。然其书以《亲士》、《修身》、《非儒下》、《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为《墨经》，为卷一；其余《所染》、《法仪》、《七患》以至《非命下》等，为《墨论》，为卷二；《耕柱》以下为杂编，为卷三；则与王异。注释句读亦间有与王异者。且能征引古书以证明王说，信可为王氏功臣矣。亦颇能以近世科学释《墨经》。如：

《经上》云：“止，以久也。”《经说》云：“止无久之不止。”尹云：久从人象后有止之。因以为稽留之词。运动之物体，不受作用于外力，必不变其运动之状态。止之故必须有久也。无久则可推定永动不止耳。

凡若此等，皆能发前人所未发者。

此外最近刊布者则有四家：一刘师培，二陶鸿庆，三张纯一，四李笠。今分别论之。

刘师培所著有《墨子拾补》。其卷上已发表于《国学丛刊》；卷下予于友人盐城陈斠玄钟凡。 假读之。

斠玄，刘高弟，故得钞录其稿本也；其书重检《治要》、《六帖》、《文选注》、《类聚》、《御览》等，均足以补孙氏《间诂》之缺遗。其释义亦多精确。如：

《天志中篇》，“撽遂万物而利之”。刘云：“撽”为“交”字假音。《诗·小雅·桑扈》，“彼交匪傲”，《汉书·五行志》中引“交”作“徼”。《论语·阳货篇》，“恶徼以为智者”，《释文》云，“徼郑作绞”，《庄子·庚桑楚篇》，“交食交乐”，《徐无鬼篇》作“徼食徼乐”。自注：此用平议脱。是敫声之字古与交通。此文假“撽”为交，“撽遂”犹云交育也。《国语·齐语》云：“遂滋民”。韦《注》云：“遂育也”。《管子·兵法篇》，“定宗庙，遂男女”，是遂育义同“交遂万物”，“交”与上语“兼”字对文。犹他篇所云“兼相爱，交相利”也。

其精审多类此；盖刘氏为近代考证大家，其书信非浅学之徒所能几也。

陶鸿庆著有《读墨子札记》，说亦精卓。如：

《大取篇》，“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陶云：此当云“大人之爱人也，薄于小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小人之利人也”。“爱人利人”即指下文以臧爱利其亲，以乐爱利其子言之。上文云：“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与此文同一例。如今本则不成义。

其书颇足与刘书相颉颃。

张纯一所著有《墨子间诂笺》，刊布于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复有补校之刊行。章炳麟序其书，谓精卓之义，往往有诸家所未发者。然而李笠则颇多非议之。云：

纯一自言注《墨》都二十余万言。此编专辑其订正《间诂》者，特其一部分耳。笠缮写《校补》方竟，适友人伍君叔傥，寄赠此书。亟加考核，则校勘之功甚疏，旁参之本绝少，臆说孤证，时所不免；空言充牣，余颇病之。又其校语与王景羲诸家同者数见不鲜，亦间有与余暗合者。

李氏斥之虽太过；然谓其校勘之功疏，旁参之本少，则良然。如：

《兼爱下篇》，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

此文孙氏《间诂》所校既有未安。张氏校云：“‘恶’下当从俞说增‘从’字。‘也’字衍，当删。疑当作‘然即敢问有室家者不识将恶从奉承亲戚’。”意虽不误，语气大非周秦。不知明万历本原无“敢问不识恶也”六字；焦竑校本陈仁锡本亦均无此六字。证以后文云：“然则敢问今岁有疠疫，万民多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不识将择之二君者，将何从也。”与此句上下文云：“然则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为是乎？”此两段文虽详略不同，其文例当一。而后文不重“敢问”二字，然则此文万历本陈仁锡本无此六字者是也。张氏以参证本之少，故于俞孙诸家所不照者，多无能匡正。又如：

《亲士篇》，逝浅者速竭。

此“逝”字，王引之谓当作“遊”，俗书“游”字作“遊”；俞氏谓当作“澨。”张云：“《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逝’即川流意。不必破‘逝’为‘遊’。”李笠云：“张说谬。《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何晏《集解》引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邢昺《疏》亦云：‘言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则‘逝’字实为感叹时事之往，非谓川流之往。又‘游’‘流’字并从水，含有水义。故可云‘浅’，云‘竭’；而与‘谿’字对文。且《论语》‘逝者如斯’，上有‘川’字；即如张说，义或可通；离‘川’言‘逝’，以为水流可乎？《张笺》引《四子书》，多用朱熹《注》；取材既卑，毋怪其陋。”李氏此言，又未免斥之太过。唐以前诗文已有逝水之名，王襄尉迟纲墓碑逝水讵停光阴不借。 则以“逝”为指川流，自是唐以前之古义。惟不应离川言逝，以为水流耳。又《说文· 部》，“游，旌旗之流，从 ，汓声。”此“游”字取义于“流”字之证。李不引此以证王驳张；而云游从水，故有水义；殆亦自失于陋矣。夫“游”字说文入 部，可云“从 从汓”，宁可云“从水从斿”邪？

李笠所著有《定本墨子间诂校补》，观其叙，盖成于民国十一年，而于十四年十二月始刊布。兹节录其自叙云：

笠非年受书，便私淑孙氏。甲寅之岁，初读《墨子间诂》，辄为举正数字。辛酉春月，馆邑之南鄙。索居无聊，取定本《间诂》与聚珍本、毕刻本对勘，至有不合，定本之捝讹尤多。自注：自脱一字至五六字不等。因念孙氏《间诂》，斟酌诸本，至为勤劬。重刻之后，便有差跌。则孙氏引据诸本，庸无差跌乎？孙氏所未见者，不更有差跌乎？尽较书扫叶之功，伸大儒未竟之绪，积累之事，谈何容易？其时亡友杨君则刚嘉。 亦体斯旨，会获明茅坤校本及百家类纂本，并孙氏所未见者，更取孔本陈本俞本《北堂书钞》，与定本《间诂》互勘，颇有匡益。笠每欲合杨君所校，及王氏《墨商》，撰为墨子校勘记，以为读《间诂》者之助。频以事牵，终年未暇。今岁在王氏家塾，为诸生讲授墨子，参读梁启超《墨经校释》，见其中有因定本《间诂》致误者，为之不怡累日。如《经说下》，“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聚珍本《间诂》则上原有“可”字，道藏本，茅本，毕本，王本，张本，杨本并同。定本偶捝“可”字，而梁氏云：“孙本无此字，据嘉靖本增。”胡适后序，便诩为创获，曰：“梁先生的《校释》，有许多地方与张惠言孙诒让诸人大不相同。”又曰：“梁先生这一条，乃是用嘉靖本校《墨》的第一次。”噫何其出言之悖，而厚诬孙张诸人欤？又本篇：“谓有智焉有不智焉也。”定本“也”讹作可，而梁氏承之，以为涉上文而衍；不复据嘉靖与茅张毕王诸本改；胡序亦不及正。夫梁胡二人并邃墨学，转展承误，则笃信定本《间诂》之过也。盖《间诂》为学人崇奉久矣，因陋就简，将有不自觉者；则校勘之役，庸可缓欤？因复重理铅椠，别取张杨《经说》，影嘉靖本，顾校本，王注本，暨孙籀庼、王子祥朱墨校本，稽核异同，推寻谊指，更取则刚所校附入编中，间有差失，辄为审定。盖论学无私见，亦孙氏治墨之矩也。

李书大略已尽于此。其书采获自比张书为多。盖自《间诂》以后，能博采诸家以注《墨》者，惟李书而已。其功亦岂时流所及乎。然采录虽勤，发明则少；《墨辩》部分，李氏自谓别撰集解，今且勿论；大小《取》以下，所采亦陋；除王闿运及杨嘉校语外，几无物矣。至其采录王景羲之语，尤多鄙陋可笑者。

此外尚有胡韫玉、刘昶二家，胡箸有《墨子经说浅释》，止毕《经上》，及《经说上》；又有《墨子学说》，均刊布于所编《国学汇编》。《墨子学说》，分总论，非攻说，节用说，非乐说，节葬短丧说，尚同说，法天说，杂论等，颇多新颖之议论。其《经说浅释》亦引说就经，于梁启超之说，颇多非难。其释义亦颇有发明。如：

《经上》云：“儇稘秪。”《说》云：“儇昫民也。”胡改“稘秪”为“稘牴”。依孙说改“民”为“氐”。释云：“儇”为“环（環）”之借字。《周礼·乐师》环拜以钟鼓为节。司农《注》“环，旋也”，《说文》，“稘复其时也。《虞书》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盖岁一周为稘也。《说文》“牴，触也”。引申之为接触之称。言环者如岁之一周而相接触也。《说文》“昫，日出昷也”。“氐，下也”。日出昷者，日初出也。日初出以至氐下，即环之义。《经》以一年释“环”。《说》以一日释“环”。

其新颖处多类此。

刘昶箸有《续墨子间诂》，其书亦刊布于民国十四年，颇能以小学阐发古义。其凡例略云：

通假之例，必征于字句间，分作双行，免与正文相混。墨学多古字古谊，每与《说文》相发明；故宗主许书，而以段桂朱三家之说辅之。形讹之字，必列篆隶；其沿革稍繁者，则比而识之，非敢于变更也。

其解释之新颖者，如解《经说》“久弥异时”条云：

久（假）弥异时也守（讹）弥异所也《经上》 。

旧本

今（到）久古今（讹）且莫（正）宇东西家南北《经说上》 。

宙（正）弥异时也（正）宇弥异所也

今释

宙（顺）今古亼（正）旦暮（俗）宇东西家南北

《庄子·庚桑楚篇》：“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注》：“宙为古今之长，而古今长无极；宇有四方上下，而上下四方未有穷处。”《三苍》云：“宙虽增长不知其始末之所至；宇虽有实而无定处可求。”此异时异所之说也。是则“久”乃“宙”之音假。自注：《经下》说在长宇久亦是假久作宙，盖‘宙’‘久’一声之转耳。 “守”即“宇”之形讹。自注：当从《说》以正《经》。 孙云：旧本“久”上有“今”字。昶案以下句为例，当是“久”下有“今”字。“今且莫”当是“亼旦暮”。自注：亼乃集合之正字，俗人不知亼即集字，疑为今之残文，转写作今。且莫则颠倒讹误萃于一句矣。 盖地体自转，此旦则彼暮。自注：俗莫字。 行南陆则昼长，行北陆则宵长。今古亼旦暮而成，故云“弥异时也”。地为圆体，无在不是中央，无在不有四方，亦无所可称为何方；如图，次于3家，则4家谓为北，1家谓为西，2家谓为东，5家谓南；而自3家言之，莫不相反，任何迁徙，而中央四方，从无定称。故不曰东西中南北，而曰东西家南北，斯为弥异所也。《经下》云：“谓此南北过而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淮南·齐俗训》：“西家之谓东方，东家之谓西方；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皆斯义也。

观此一条，可见其书之内容矣。然其所释亦往往有前人所已言者。如《亲士篇》，“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刘引《庄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小《注》云：“俞曲园谓‘近为先之形讹’，当以此语正之。”而不知孙氏《间诂》已引之矣。又《大取》篇：“益其益，尊其尊。”刘云：“尊乃 之音假，减也。”而不知《间诂》已引俞云“尊当读为 。《说文·刀部》‘ 减也’。‘ ’有减损之义，故与‘益’对文成义”。然则刘氏之续，不已複乎？凡此之类，可见刘氏续《间诂》，而于《间诂》尚未细读也。

此外注《墨子》者尚众。有张子晋之《墨子大取释义》，章炳麟为之序；有张子高之《墨经注》，邢子述之《墨子玄解》，均见称于章士钊。又有张纯一之《墨子分科》，其书均未得见，想尚未刊布，未能论列。其余讨论墨学者有释太虚《墨子平议》，胜义甚多；有伍非百《名墨訾应考》，辨正章说，蔚然可观；又有《墨经原本非旁行考》，《墨辩释例》，《墨辩定名答客问》，《评梁胡栾墨辩校释异同》等篇，其《非旁行考》，余于前篇论《墨经》之体例已辩之矣。然伍氏诸篇，要均甚有价值之作，无疑也。又有钱穆箸《墨辩探原》，明《墨辩》之旨，在乎兼爱，可谓洞见本源之论。又如汪镒甫之《墨家名称派研究》，汪馥炎《坚白盈离辨》，无观之《墨子与科学》，李毅衷《墨学衰微的缘故》等作，亦不无可取，各有所长。江瑔《读子卮言》，陈钟凡《诸子通谊》，均有论墨之作，并多独到之言。墨子之学，盖于斯为盛矣。

然天下之事，为之太过，必有反响；而学术尤甚。有汉儒之考据，则必有晋人之清谈；有唐人之注疏，则必有宋人之空疏；有宋人之空疏，则必有清人之征实。在一学派独盛之时，亦必有一二人极力反对，以为异时一变其学之先导。墨学亦何能外是。是故墨学自孟子辞而辟之之后，晦暗二千余岁；虽唐之昌黎，一倡其学，以孔墨同视，而世亦莫之应。以至清乾嘉之间，汉学盛行，注经者已次第臻于极盛；故学者又别开生面，以治子书；而墨子始为人所注意。然犹多不敢显称墨子，以违孟子。唯汪中独以墨之诬孔，犹孟之诬墨为说。则已受孟学极盛之反响矣。至于清末，文网已弛，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墨子；梁启超箸书且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于是有二人焉，遂箸书以力诋今之治《墨子》者。柳诒徵作《读墨微言》。其略云：

今人多好讲墨学，以墨学为中国第一反对儒家之人；又其说多近于耶教，扬之可以迎合世人好奇骛新之心理，而又易得昌明古学之名。故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诋孟子距墨之非。然世界自有公理，非凭少数人舞文弄墨，便可颠倒古今之是非也。墨子之道，本自不能通行。自战国以来，墨学久绝者，初非举数千年若干万亿人，皆为孟子所愚，实由墨子之说，拂天性而悖人情，自有以致之耳。

其论取证甚详，不能具录。墨子《兼爱下篇》言别士兼士之分，柳氏驳之，以谓兼之与别，岂止两端；见人饥寒，衣之食之，不若吾身吾亲可也；未必不若吾身，不若吾亲，即是饥即不食，寒即不衣。《兼爱下篇》，有先爱利人之亲然后人爱利吾亲之说，柳氏斥之，以谓墨子之意，专为交易起见；人人以市道相交，必至真诚尽泯。皆为精绝之论。柳氏外有孙德谦作《释墨经说辩义》。其略云：

吾于诸子，字句之间，谨守多闻阙疑之义；不欲曲为之解，以失其真。墨子之书，其中最难通者，莫如《备城门》以下，与《经》上及大小《取》六篇。《备城门》诸篇，论兵家守城之法，为墨子非攻之说见诸实用者，而可以私意穿凿之乎？如以私意穿凿，将贻害无穷矣。《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此六篇者，其中‘ ’‘ ’等字，他书不经见；又其所言之义，亦多有索解不得者；故如墨子之《经》吾一以阙疑归之。

凡吾之所谓阙疑者，以考据家之治诸子，往往求之训诂而其道几穷，不曰衍文，则曰脱文；再不然，则曰传钞之误。语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则无有为此者矣。其所以不能阙疑者，乃将以便其轻改古书耳。夫古书而可以任我轻改，则读古人书，亦太易矣。

观于今日，其释《墨经》也，以“一少于二而加于五”谓论算学；以“平同高也，中同长也”，谓之论形学；以“景之大小说在地缶远近”谓之论光学；以“力形之所以奋也”谓之论力学。自注：此外尚有心理学等不备举。 如其说，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形光诸学，近世乃闻；墨子远在战国，岂已预知之乎？夫天下事虚理可以推测；学问之道，后人所为者，必谓前人早言及之；墨子虽自成一家，亦未必创造此种学说也。

此皆与今之治墨者，以痛切之讥评者也。夫古书固不可以轻改；然谓古书决不可以改一字，则是谓古书之传，必无脱衍，必无传钞之误，亦岂尽然乎？今人箸文刊书，自经手校，尚不免于讹脱而不自知者；况传世久远之书，而谓其一无讹捝，可乎？墨子之学，固不能预知今世之科学，然焉知墨子之必不见及此，而为古今不谋而同者乎？孙氏之说，亦不可以不辩也。

余幸生俞孙诒让。 诸贤之后，得与近世治墨者同时；又性好考证之学，读书每有疑难，辄好博览群言，以求其是；不得，则自为取证，不敢妄逞臆说。诸子之中，于墨书研诵尤久，时作时辍，近乃略有所成；其关于讨论墨学者则此十篇之论，是也。其关于考证者，则有《墨子刊误刊误》，及《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补正》成书数十万言，并附以近人论墨名箸，名曰《墨学讨论集》。自今以前，为墨子之学者，自一言一字之训诂以至宏篇巨制之讨论，其大略均见于此矣。书成，锡山唐蔚芝先生许为孙氏之功臣，侯官陈石遗先生许为孙氏之畏友，奖掖后进，既感且愧。卷帙浩繁，刊行有待。谨将序例略录于下，以俟博雅君子教正焉。

《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自序》。

自孟子辟墨氏为无父，而世儒遂交非墨子，同目为禽兽，不得与于人之列，遑问其学之得失哉？然自近人表彰之后，《墨子》且为天下大圣人，孔子尚不敢望，则又相与尸祝神明之不暇矣。是二者何其反邪？其皆是邪？其皆非邪？曰：皆是也，皆非也。曰：何也？曰：皆一偏之见也。夫各就一偏之见以立论，则安得不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者哉？吾尝以为墨氏之书，其言兼爱，亦本于欲人爱利其亲，故爱利人之亲。《兼爱下篇》：“姑尝本原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 其《经篇》亦曰：“孝利亲也。”其贵孝如此，岂无父者比哉？曰：然则孟子之说非与？曰：是何言也？吾之所言，墨子之心也，情也。孟子之所言，墨子之学也，势也。墨子之心，未尝不孝其亲；墨子之情，未尝不爱其亲；然而以墨子之学，求遂墨子之孝，则其势必不可得；既必不可得，则其势必将有不能孝，或舍其亲而不顾者矣。奚以明其然邪？今设有人于此，月得百金。有教之者，曰：尔亲当与之半，尔兄弟当五之一，尔妻若子亦当五之一，其余十之一以济穷乏，则从之者必甚易。是何也？其势可为也。今墨子则不然，教之曰：爱人之身若爱其身，爱人父兄若其父兄，爱人妻子若其妻子。说本《兼爱上篇》。 夫所谓人者何邪？非所谓天下之人者邪？然则虽累千万，犹不能给；区区百金，岂能有济乎？是故愿者从其说，则均分其金而其亲之所得将不及秋豪之末；其狡者为之，则不特不能视人之亲若视其亲，乃反而视己之亲若人之亲矣。是从墨子之说，将不至冻饿其亲不止矣。然则欲爱涂之人如爱其亲者，墨子之心与情也；其卒也则反而视其亲如涂之人焉，则又墨子之学之必至之势也；虽不谓之过不可得也。此墨子之兼爱无差等，所以为世疵病；而儒者之学本于亲亲之杀，所以易行而鲜敝也。岂非然哉？且夫墨子之兼爱无差等，则不能不重实利；重利之过，则亲死不足悲；《公孟篇》，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 而不能不力疾从事，唯利之是务。故其究也，则利之所在，将重于其亲，死者既不足悲，生者又安足事？是其势又不至于无父不止也。孟子之辟，又岂足谓之过乎？且夫，爱从何生？非生于其身之最亲切者邪？天下之亲切也，孰有过于父母者乎？以最亲切之父母，尚以实利故，亦有不暇悲，不暇事，况于兄弟乎？况于朋友乎？况于涂之人乎？是墨子之学，其究也不特不能兼爱，且将无一焉可爱，而唯爱其身而已。此又其势之必然者也。曰：然则墨子之学，不亦可废乎？曰：是又不然。庄生有言，“墨子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是可谓知墨子之心者矣。夫孟子盖惧墨子之末流，其势将为天下祸，故不得不辞而辟之。若夫，原墨子之心，则所谓“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篇》语。 者。当此人欲横流，争城争地之世，倘能以墨子之义告之；则亦捄时之良药矣。岂可忽哉？然则尊墨子为大圣人者非也。距其说而不考者亦非也。墨子之书见于《汉志》者七十篇，今存五十三篇。自汉之后，耳食之儒，既本孟子之言，变本加厉，深相疾恶，无有治之者；中间鲁胜《墨辩注》及《乐台注》，其书皆已不传。盖墨子之书，二千余年来，若存若亡，亦已久矣。至清毕尚书沅，始开涂径。迄于王张苏俞诸家，尤多阐发。于是瑞安孙君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采取既博，所得亦精；盖信乎治墨书空前之作矣。然自是至今，治墨子书者亦何啻数十家，综其所得，盖亦必有足以补孙氏所未逮者矣。予自志学之年，好治子部，其于《墨子》，尤所用心；孙君之书，研寻尤旧。鼎革以后，子学朋兴；《六艺》之言，渐如土苴；余性好矫俗，乃转而治《经》，其于《墨子》亦弃之久矣。乙丑之春，兼上海大夏大学讲席，车中无事，聊取《间诂》观之，忽有所得，至则笔而记之；自是以为常，一两月间，乃裒然成巨册矣。于是发愤为孙书作补正，遂博览群书，钩稽异本；而后益知孙氏之说，尚多未备；补正之作，更不容缓。略陈其概，盖有九端：一曰：解释尚多未备也。如《明鬼下篇》云：“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僇。”此“万年梓株”四字，孙注云：“未详。”此句文义，固甚难通；故近人吴汝纶王闿运诸家，亦均无敢下笔。张纯一云：“疑为鹿台之财之属上有捝文。”说亦非是。按此文当读为“万人宰诛。”说文“年”作“ ”，从“千”声。“千”作“ ”，从“人”声。故“年”“人”声近。“年”变为“人”，亦犹《节用上篇》“子生可以二三年矣”，“二三年”亦为“二三人”之变也。“梓”《说文》从本宰省声。故“梓”借为“宰。”《汉书·宣帝纪·损膳省宰注》：“宰为屠杀也。”则“宰”有杀义。株诛同声，皆殊之借。“万人宰诛”，谓万人争宰杀纣也。下文“折纣而系之赤环”。《说文》“折”作“ ”，断也。即宰杀而裂其体，系之赤环也。两句义正相应。凡兹之类，形声相假，有当亟待补入者，一也。二曰：注谊尚有谬误也。如《尚贤中篇》云：“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使之。”此“无故富贵”四字，《注》引俞樾说，以“无”为衍文。谓当作“故富贵”，谓本来富贵者也。其说之不当，孙氏已知之。然又谓“无故”为“无攻”，“攻”即“功”之借字。今按《说文·攴部》云：“故使为之也。”本书《经上》云：“故所得而后成也。”是“故”者有“所使”有“所得”之谓。凡富贵皆当有得于功业，皆有功业使之然；若“无故富贵”，则是无功业而富贵者，贵戚之类是也。然则“无故富贵”，义自可通，何必改字？凡兹之类，不免求之太过，有当亟为订正者，二也。三曰：古训尚有未明也。如《尚同中篇》云：“靡分天下，设以为万国诸侯国君。”《注》引俞樾云：“‘靡’当为‘历’，字之误也。《大戴·五帝·德篇》‘历离日月星辰’，文义正同。若作‘靡’字则无义矣。”按俞说非也。《周礼》“匪颁之式”，郑《注》云：“匪分也。”此“靡分”即“匪颁”之异文。《说文》 部，“ 赋事也。从 八声；读若颁。一曰，读若非。”段玉裁云：“凡从非之字，均有分背之意；读颁又读非者，十三十四部与十五部合 之理。”今按“匪颁”连绵字；“匪”“靡”声相转；“颁”从分声，“匪颁”与“靡分”皆即“分”字之义，《广雅》靡，离也。是“靡”亦分也。惟《周礼》用于赏赐之事，此则言域分天下耳。此古语之仅存者，而俞说妄易“靡”为“历”，孙氏引俞说而不能证其非。凡兹之类，有亟待阐发者，三也。四曰，折衷尚多未当也。如《天志中篇》云：“今夫兼天下而受之，撽遂万物而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者，则可谓否矣。”《注》引苏时学云：“‘否’义未详，疑当作厚。”俞云：“‘否’义不可通，乃后字之讹；后读为厚，谓若豪之末，无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利之，则可谓厚矣。”孙《注》以俞说为是。今按苏俞之说，字异义同，其实皆非也。此文“否”字本自无误，“否”犹无也。谓若有豪末之小，非天所为，而民得而利之者，则可谓无也。意谓人之所利，无一非天之所为者也。“天之所为”下，下篇无“也”字，义更明显。墨子书“也”字，往往作“者”字用。《天志下篇》：“昔也三代圣王。”又云：“昔也三代之暴王。”“也”均读为“者”。则墨子此文犹云：“若豪之末，非天所为者，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无矣。”文义更显。其“否”字之不误，更明矣。孙氏于此，无暇细审，误从谬说。凡兹之类，有亟当订正者，四也。五曰：独见尚须旁证也。如《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孙《注》云：“‘术令’当是‘说命’之假字。《礼记·缁衣》云：‘《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郑《注》云：‘兑当为说。《尚书》篇名也。’此文与彼引《兑命》字义相类。‘术’‘说’‘令’‘命’，音并相近，必一书也。晋人作伪古文不悟，乃以窜入《大禹谟》。近儒辩《古文尚书》者，亦均不知其为《兑命》逸文，故为表出之。”按孙说是也。然“术”“说”相通，“令”“命”同字，尚未列证。刘师培云：“古籍‘兑’‘隧’通用。《左传襄》二十三年，‘夜入且于之隧。’《礼记·檀弓》下，郑《注》引之云：‘隧’或为‘兑’。‘队（隊）’‘术’亦通用，如本书《耕柱篇》‘不遂’即‘不述’，《备城门篇》‘冲述’即‘冲遂’，是也。说假为遂，因假为术矣。至‘令’‘命’二字，古金文以为一字。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于‘命’下注云：‘古文命令为一字。’‘令’字下又云：‘古文以为命字。’则‘术令’之为‘说命’，其说确矣。”孙氏虽阐发其说，而尚未及证明，凡兹之类，有亟当录补入者，五也。六曰：训故尚当增订也，如《所染篇》云：“五入必而已，则为色矣。”孙《注》云：“‘必’读为毕。左隐元年传‘同轨毕至’，《白虎通义·崩薨篇》，引‘毕’作‘必’，是其证。”按孙读“必”为“毕”，是也。然“必”即毕尽之“毕”之本字。《说文· 部》：“毕，田网也；从田， 象形。”是“毕”本无尽义。《八部》：“必，分极也；从八弋，八亦声。”分极有尽义，是“必”乃毕尽之本字，“毕”乃同声假借字也。故《说文·王部》珌之古文作 ，是其证。又《说文·攴部》：“ ，尽也。”此假“毕”为“必”后起之本字。凡兹之类，有亟当订补者，六也。七曰：校订尚多漏略也。如《法仪篇》云：“其贼人多。”“其贼”旧作“贼其”。俞云：“当作‘其贼人多’，与上文‘其利人多’相对。”孙氏据俞校乙，是也。然考《治要》所引，正作“其贼”。而俞孙二家，据《治要》以校《墨子》，均未之及，未免漏略。凡兹之类，有亟当据补者，七也。八曰：刊印不免讹谬也。如《天志·中篇》，“雷降雪霜雨露”。《注》引王念孙云：“‘雷降雪霜雨露’，义不可通。‘雷’盖‘霣’字之义，霣与陨同。”今考王氏《读书杂志》“义”字本作“误”字。孙氏聚珍本尚不误。此乃讹“误”为“义”。校者未及细勘。凡兹之类，有亟当校正者，八也。九曰：体例尚有未善也。德清俞氏，称孙氏此书，读“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斯固足以当之无愧色。然《经上》、《经下》，考定旁行，止附篇末；篇中章句，尚仍旧观；明知其讹，沿而不改；虽矜慎重，实碍研寻。斯又亟当改正者，九也。凡此九者，或独申己见，或博采古今；或足补阙遗，或足资参考。至诸本异同，可供慎择，今兹所撰，亦并录焉。昔孙君序其书云：“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则其不自觉而待补正于后人，殆必有倍蓗于是者。”然则吾今日《补正》之作，其亦孙君之志乎；自春徂夏，已至《经篇》，英夷难作，爰归定省。家居二月，复稍增益，方待成书，忽又就道。至沪之日，阅商务书馆目录，知瑞安李笠，已有《校补》之作，奇其命名之相似；复于《学衡》得读其序，乃甚伟其书，以为孙君之功臣，非夫今日之浅学者所能一二也。乃废书而叹曰：昔李翰见杜佑通典，叹曰“翰尝有斯志，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今吾于孙书，亦云然矣。遂阁笔不理者数月。已而李书竟已宣布，取而读之，则犹觉多有未称意者。李君为孙君同乡，参校之本，固甚有本原；然疏略之讥，恐亦未免。盖有本讹而不觉其讹者。如《尚贤下篇》“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句，《注》引《淮南子·时则篇》云：“其曲朴筥筐。”聚珍本其作其，与《淮南子》本书同。此误为“其”，宜据订正；而李书忽之。又有以不讹为讹者。如《尚贤下篇》“晞夫圣武知人”句，《注》引苏云：“‘晞’当从口作‘唏’，‘唏夫’叹词，犹呜呼也。”李云：“注‘唏夫’讹‘唏大’，当从聚珍本正。”今考“唏”讹为“晞”，是也。若“夫”字则定本并不讹“大”，商务景印本亦仍作“夫”，字均不误。而李书竟以为误。夫以聚珍本校定本，李氏所沾沾自喜者，而漏误犹如此；至于故训之精奥，形声之展转，发冢解难，尤多未备。则吾书又不可不卒成之矣。于是重理旧业，继续论撰，都为若干卷，布之海内，求正通人；草创既定，爰书其始末于此；并略论墨学得失之所在，以告读者，庶几舍短取长，有益于身心家国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