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摩里亚半岛起义——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疏于防范——希腊起义者的活动——帕帕·弗莱萨斯——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敌对行动的开始——起义领袖们——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和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希腊人的第一次胜利——莫尼姆瓦夏之困——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到来——希腊人在莫尼姆瓦夏、弗拉哈瑞和纳瓦里诺的暴行——的黎波里之困及大屠杀——海岛上的起义——希腊在海上的胜利和暴行——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上将——希腊人第一次使用火船——土耳其人摧毁加拉西迪
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在公国的努力并没有获得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一致支持。在起义领袖们看来，在希腊本土发动起义似乎更有希望，因此绝不能让北方起义的失败影响摩里亚半岛起义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穆斯林分散而居，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当时，从外面传来的消息给当地人带来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1820年秋天，伯罗奔尼撒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地震。这再次加剧了那些迷信之人的焦虑。然而，伊斯兰教信徒尽管清楚地意识到非伊斯兰教信徒们正在悄悄地准备起义，却无动于衷，甚至连最起码的预防措施都没有。到处都是坚不可摧的高塔和堡垒。如果伊斯兰教信徒努力将那里的人员武装起来并为他们供给食物及必需品，这些高塔和堡垒就会成功阻挡对手的进攻，因为对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手头甚至没有像样的武器。当起义终于爆发时，伊斯兰教信徒还完全没有准备，还没来得及协调抵抗措施，起义的第一波怒火就已经将伊斯兰教信徒焚烧殆尽。
土耳其人的懒惰散漫与希腊人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表露出的不切实际几乎相同。如果当时希腊人能制定一个连续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鼓动者们，通常是些不择手段贪污起义募集资金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使徒。他们游历全国，到处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并呼吁他们为宗教和自由事业拿起反抗的武器。在这些鼓动者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是大主教乔治斯·迪米特里奥斯·迪凯奥斯，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帕帕·弗莱萨斯。他的道德观令教会蒙羞，因为他打着起义的名号侵吞募集资金，还说是为了起义着想。尽管如此，帕帕·弗莱萨斯依然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在战场上的英勇献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帕帕·弗莱萨斯
持温和党派观点的起义活动家们，大部分都属于富裕阶层或有着官方背景，对帕帕·弗莱萨斯一派的极端政策持反对态度。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同时也包括那些至此还致力于希腊宗教事业的主教们。1820年秋季，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一些高级军官们试图在摩里亚半岛组织一次起义行动。在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的领导下，他们组建了七个地区监察部门，但这个起义计划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大众热情高涨的时候，温和的非暴力政策有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由于受到别有用心的煽动，老百姓开始怀疑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领导人的动机，于是无视他们的建议，通过暴力和残忍的行为引发危机，这加快了鼓动者们极力拖延的摩里亚半岛的起义行动的进程。
随着摩里亚半岛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奥斯曼帝国决定由库尔西德帕夏来管理摩里亚半岛。尽管库尔西德帕夏诚实、肯干又能力非凡，但当他抵达目的地时，他发现这里看起来和平安定。当苏丹命令他从无能的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手中接手阻挡来自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任务时，库尔西德帕夏毫无顾虑地将任务交到副手萨利克·阿加手中。然而，他的懈怠让那些起义活动家们燃起了重新行动的信心。土耳其官员萨利克·阿加对日益高涨的暴乱感到震惊，发布公告命令基督教教徒们交出武器，并召唤主教们到的黎波里。尽管带着疑虑，一些人还是听从召唤，接受了邀请。至于包括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在内的其他人，虽然勉强踏上旅程，却找了借口半途而返。事实上，土耳其官员萨利克·阿加发布的公告只会让本来试图避免的危机提前到来。起义的领袖们似乎马上就要做出决策，但普通百姓愤怒而急躁，再也无法忍耐。
库尔西德帕夏
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
实际上，希腊独立战争始于一次人民战争，是农民和希腊游击队员反抗压迫的斗争。战争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尽管所谓的领导人都极其腐败和无能，但这场民众运动是大势所趋。各地起义如同星星之火，虽然起初只是在某地爆发的暴力行为，其性质几乎同抢劫无异。一名土耳其收税官和他的随从遭到袭击并被谋杀。一支六十人兵力的阿尔巴尼亚雇佣兵被三百名希腊游击队员偷袭和屠杀。这发生在1821年3月。1821年4月，起义已经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在摩里亚半岛的每一个地方，仿佛是在预先发出的信号的号召下，农民揭竿而起，屠杀了目之所及的所有土耳其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碰到谁就杀谁。
在摩里亚，任何土耳其人都不会幸免，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
这首歌传唱起来。口口相传的歌谣宣告了一场灭绝战争的开始。摩里亚半岛的穆斯林约有二万五千人。在起义爆发后的三个星期内，除了那些成功逃进城镇的人，穆斯林无一幸免，尽遭屠戮。
与此同时，全国起义终于确定了领导人。1821年4月2日，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举起了教会起义的大旗，占领了卡拉维里塔。1821年4月6日，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率领主教安德烈亚斯·伦道斯、安德烈亚斯·泽米斯、索蒂尔和帕帕迪曼塔普洛斯，带着一群用镰刀、棍棒和吊索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一起向佩特雷行进。1821年3月31日，在卡拉维里塔起义发生的两天前，土耳其人就接到警报。土耳其人占领了城堡要塞，从那里连续两天对卡拉维里塔狂轰滥炸。在燃烧的废墟中，狂热的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无情地互相厮杀。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和主教们的到来令希腊人精神大振，大家希望能迅速占领城堡。起义民众在城镇的中心广场立起了一个十字架，通过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并以希腊领导人的名义发布起义公告，其中包含了这些强有力的口号：“基督平安！敬执政官！土耳其人必死！”[1]佩特雷起义的直接结果是摧毁了一个曾经繁荣的城镇。然而，希腊军队都是一群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领袖们不仅缺乏指挥经验，而且相互嫉妒，各怀鬼胎，因此无法迅速攻下城堡。1821年4月15日，约瑟夫帕夏击败了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和起义部队，并将他们逼退到山区。起义部队虽然后来多次尝试进攻佩特雷，但都没有成功。在1828年易卜拉欣帕夏退出摩里亚半岛之前，佩特雷一直在土耳其人手中。
佩特雷大主教盖尔曼诺斯举起教会起义的大旗
安德烈亚斯·伦道斯
当主教们在伯罗奔尼撒北部升起起义的旗帜时，南部地区的人们也在各自领导人的指挥下投入了战争。在麦西尼亚，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在族人的支持下占据了这片土地。马伊纳是拉科尼亚南部一个荒凉的山区，那里居住着骁勇善战的部落，居民们吹嘘自己是古代斯巴达人的后裔[2]。尼基塔斯·斯塔马泰洛普洛斯、阿纳诺斯塔斯和其他著名的首领们也加入了起义。最重要的是，摩里亚半岛著名的游击队领袖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一直是英国希腊军团的军官，这时也跨过桑特岛参与到希腊独立战争中。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的勇气、个人优势，以及在游击战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非凡作战技能，使他成为一位合格的希腊游击队领袖[3]。刚一抵达战场，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就被选为起义的领袖。尽管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性格随和，但他拥有的世袭尊严和权力使他更有资格担任这一职位。
易卜拉欣帕夏
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
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缺乏有效的组织或计划。起义者迅速控制了大片国土，而大量的农民和山民涌进城镇，包围了土耳其人。此外，由于没有准备任何武器和物资，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镇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彼得罗斯·马夫罗迈克尔斯和他的马伊纳士兵包围了卡拉马塔，并在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抵达前将卡拉马塔攻陷。奥斯曼帝国的居民中，男人被屠杀，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隶。在山洪泛滥的河岸上，二十四位衣着华美的牧师在五千个士兵面前，唱着庄严的德鲁姆颂歌，庆祝战争的第一次胜利。
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的职业生涯开始时并不顺利。他威名赫赫，手下聚集了大约六千人的兵力，于是他就用这支部队围攻了卡里塞纳。然而，五百名土耳其骑兵轻松地击溃了他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一并击破了他对卡里塞纳的围困。不过，这次的打击只是暂时的。由于受到圣母幻象[4]的鼓舞，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很快又征集了另一支军队。不久后，几乎所有摩里亚半岛的市镇都落入了起义军手中，而遭到抓捕的穆斯林民众被无情地用刀刺死。
现在起义的怒火蔓延到科林斯湾北部。1821年4月月初，德韦纳霍里亚的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教徒也举起了希腊独立战争的旗帜。随后，阿提卡和维奥蒂亚的人们也都迅速效仿。在希腊游击队员帕努里亚斯的鼓动下，萨洛纳[5]民众也奋起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枷锁。在利瓦迪亚，英勇的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率领基督教教徒包围了穆斯林。1821年5月月初，雅典的穆斯林被围困在卫城。至于迈索隆吉[6]，这个后来在希腊独立战争的历史上尽人皆知的名字，直到1821年6月才宣布参与起义。
与此同时，到1821年4月月初，摩里亚半岛只剩下少数几个城堡没有被攻下。大批的起义队伍将城堡重重围困。两千人封锁了科林，另外三千人围困着莫登和纳瓦里诺。四千人聚集在佩特雷城前，而一万人聚集在的黎波里周围的高地上。阿克罗科林斯被八千名起义士兵围困，而马伊纳三千名勇猛的部落族人则包围了莫尼姆瓦夏堡垒。
莫尼姆瓦夏堡垒是第一个倒下的。原本这座堡垒坐落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巨石上，连暴风雨也对它无可奈何。然而，那里给养不足，一支希腊中队的到来切断了海上救援的希望。守军很快就弹尽粮绝，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尽管希腊围攻者向莫尼姆瓦夏堡垒的土耳其守军暗示，如果投降，他们可能会得到想要的东西，但土耳其守军决心抵抗到底。为了恐吓他们，希腊人将一些在海上捕获的可怜的犯人，无论男女都带到岸上，将他们赶到墙边，在那里冷酷地展开屠杀。且不说要忍受对手杀鸡儆猴的恐吓，其实单靠饥荒就能逼迫守军投降。很快，食物都被吃光了。为了生存，有一段时间莫尼姆瓦夏堡垒的土耳其守军不仅吃一些小动物及虫子，还吃从岩石上刮下来的植物。很快，这些东西也被吃光了。突然之间，憔悴但目光凶猛的守军狂暴地从要塞中冲出，击退围攻者，将他们的尸体拖进堡垒。守军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了这是他们最后得以存活的方式。
就在这时，新近任命的摩里亚半岛总司令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出手干预。抵达希腊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受到民众无比热情的迎接。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是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的弟弟，而他在公国举行起义的失败经历已被载入史册。此外，尽管北方的起义已经被镇压，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却宣称自己是哥哥的副手，坚持认为自己是受起义秘密组织“友谊社”的指派行事。虽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能力并不比他的哥哥更强，但他的性格更好。人们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应该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而且会尽其所能阻止那些他还没来得及看到的、可怕的、可耻的场面[7]。
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
现在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提议，通过格雷戈里奥斯·坎塔库泽诺斯之口向被围困的人提出条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承诺，如果被围困者停止无用的抵抗，和平投降，他们的家园将得到保护，他们的生命也会得到保障。另一种方案是，如果他们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会给他们安排两艘双桅船使用，并按照他们的选择在亚洲海岸的任何地方登陆。在做出这些承诺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确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不过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比较虚荣，加上还不适应刚刚接手的指挥一职，此外，他也很可能误判了自己对那些构成军队大部分的不守纪律的匪兵可能拥有的权威。这很可能会对他在接下来的恐怖场景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造成考验。
被围困的土耳其人由于饥饿而虚弱不堪，已经陷入绝境。无论是否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承诺，这些土耳其人都要紧紧抓住他们能获得的最后的希望。他们打开城门，放下武器，选择投降。很多人决定离开家园，流亡海外。现在这些人开始登船出发。六百多人已经登上了双桅船。突然，马伊纳人冲进镇里，激怒并杀死了那些还没到达岸边的人，以及相信了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承诺决定留在镇上的人。上了船的人很快就到了海上。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他们上岸了，不过不是在亚洲的某处海岸，而是在爱琴海中某处荒僻无人的石头岛上。在那里，人们强行脱掉这些人的衣服，侮辱并殴打他们，最后将他们丢在那里。在没有食物也没有衣物的情况下，他们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死亡[8]。法国商人邦福特先生碰巧救了几个人。听说了这些人的可怕经历，邦福特先生租了一艘奥地利船，将幸存者带走了。在谈到希腊人犯下的暴行时，人们通常会说这是“被残忍错待的野蛮民族实施的残酷报复”，并以此为由来宽恕他们。那么，让我们看看莫尼姆瓦夏堡垒的穆斯林是些什么样的人。在1821年的一份发回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在黎凡特指挥法国中队的海军上将黑格兰写道：“在莫尼姆瓦夏的要塞里有三百名希腊人，那里的土耳其人从没有用任何方式骚扰、迫害过他们。相反，在闹饥荒的时候，土耳其人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并一直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马伊纳人和摩里亚的希腊人在攻破城堡时非但没有用善良来回报他们，反倒在土耳其人的清真寺里犯下各种恶行。”[9]
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起义都充满背叛、残忍。也许应该对一个狂野民族的疯狂行为予以理解，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被压迫、被摧残的强烈仇恨终于找到发泄的渠道。然而，没有什么能为冷酷无情的背叛开脱，因为这种背叛往往会引发流血事件。既然欧洲已经对希腊人残酷报复土耳其人的行为做出了严厉判决，历史正义就不允许我们掩盖他们由于受到煽动而犯下的罪行。对此，再举两个例子就够了。
弗拉哈瑞是希腊西部最重要的城镇之一。除了基督教教徒，还有大约五百个穆斯林家庭和两百个犹太人。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奥斯曼帝国的驻军由六百名阿尔巴尼亚雇佣军组成。1821年6月9日，弗拉哈瑞遭到约两千名希腊阿尔马托利游击队员的袭击，后来又增加了四千人。发现对方人数众多后，阿尔巴尼亚人就通过他们的首领努尔卡和阿尔马托利游击队的关系同希腊人谈判。最终，希腊人允许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带着武器和财物撤离。然而毫无疑问，在离开前，这些阿尔巴尼亚人认为让所有战利品都落入希腊人之手是一件憾事。于是，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开始掠夺土耳其人，并强迫犹太人放弃自己所有的钱财和珠宝。这些可怜的人原本希望能通过财物交易获得阿尔马托利游击队首领的保护，遗憾的是他们的财富已经被掠劫一空。于是一走出城镇，犹太人们就立刻向希腊人通知了努尔卡的背信弃义，并在得到个人安全的承诺后放下了武器。然而，这一承诺立即遭到背叛。大屠杀先从犹太人开始。男人、女人和孩子受尽折磨，被强迫吐露可能隐藏珠宝财物的地方，随后被无情地杀害。穆斯林们虽然更贫穷，但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只有少数较富裕的家庭获得了希腊领导人的赦免，用赎金换取自己的生命。
1821年8月19日，纳瓦里诺投降后的恐怖屠杀之所以没有那么令人反感，只是因为这些事件违背了领导人的意愿，而他们已经为将投降的土耳其囚犯运送到埃及做好了准备[10]。从土耳其人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被带到港口的一艘希腊船上。在登船时，由于希腊士兵粗暴搜查土耳其妇女而引起了争吵[11]，随后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在场的一位希腊教士福阮茨带着恐惧和愤怒描述了这个场面。“被枪弹击中的妇女企图跳进海里逃跑，却被射杀了。被剥去了衣服的母亲们怀抱着婴儿跳进海水中遮羞，却被凶残的步枪手枪杀。希腊人从母亲们的怀里夺出婴儿，将他们摔死在石头上。三四岁的孩子被扔进海里淹死。”公正地说，当时发生在希俄斯岛的大屠杀激起了欧洲舆论对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反对，也推动了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但后来看来，这的确是一种很大的罪行，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然而，根据野蛮民族的行为准则，他们这么做既有动机又有理由。
然而，比起在的黎波里的战斗场面，希腊人的其他暴行则“黯然失色”。1821年的整个夏天和初秋，面对希腊大军围城，的黎波里土耳其守军一直在坚守。库尔西德帕夏派了一支部队来支援和营救，却在沃特茨被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打败。的黎波里城内的人们曾经徒劳地等待着奥斯曼帝国舰队带来补给食物，现在却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1821年9月月底，的黎波里已经岌岌可危。
围攻的黎波里
这时的希腊军队由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统率。如果他留在的黎波里，随后发生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避免，而希腊的解放事业也不必蒙受难以磨灭的耻辱。然而不幸的是，有些希腊领导人出于私人目的，希望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不要从中作梗，于是他说服自己前往摩里亚半岛北部，去阻止土耳其人从科林斯湾登陆。趁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不在，起义首领们通过向富裕的居民做出安全保障的承诺向他们索要钱财，并承诺在谈判期间开放粮食供应。虽然粮食价格极高，但也允许饥饿的市民买卖粮食度日，借此为投降做准备。同时，指挥阿尔巴尼亚驻军的埃尔马斯贝伊正在为他本人及部下与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谈判安排特别条款。由于首领们过于贪婪，谈判拖延了下来，直到希腊士兵们怀疑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再也不愿假手于人，奋起冲进城镇。整整三天，带着肮脏的欲望和极度的残忍，这群野蛮的暴徒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论男女老幼都无人幸免，妇女和儿童先遭受酷刑折磨，然后被处死，手段极尽残暴。屠杀极其惨烈。连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都说，当他骑着马进城时，从大门到城堡要塞，他的马一直是踏着尸体前进的，都没有碰到过地面。他的胜利之路由对手的尸体铺就。两天后，那些可怜的仅存的穆斯林被聚集在一起，男女老幼一共大约两千人，以妇女和儿童为主。他们被赶到邻近山区的一个峡谷里，在那里被像牲畜一样屠杀了。
随着的黎波里陷落，希腊独立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完成。纳夫普利亚、佩特雷和其他几座堡垒仍然在顽强抵抗。然而实际上，在起义开始后的六个月内，希腊人控制了科林斯地峡以南的所有国土。
的黎波里陷落
与此同时，在希腊北部，战争的走向各有不同。继最初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后，希腊人很快就品尝到失败的苦涩。在莱瓦迪亚被击败后，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和萨洛纳大主教已经逃往塞莫皮莱。1821年5月5日，他们在塞莫皮莱被库尔西德帕夏的另一位副手奥马尔·维里奥尼和科塞·穆罕默德帕夏击败。遭到抓捕的阿萨纳西奥斯·迪亚科斯和萨洛纳大主教都被处决，而获胜的帕夏们则沿着奥塔山下的峡谷继续前进。在格拉维亚的“可汗”号上，他们遭到著名的阿尔马托利船长奥德修斯·安德鲁斯拦截。由于力有未逮，在顽强抵抗后，奥德修斯·安德鲁斯被迫撤退。土耳其人收复了利瓦迪亚，将它烧成平地，并在斯克里乌再次击败奥德修斯·安德鲁斯。然而，土耳其人没有立即挺进雅典卫城实施救援，而是无所作为地浪费了一个月时间，给了希腊人喘息的机会。希腊起义军久攻卫城而不下。如果不是因为缺水，要塞原本牢不可破。就这样，由于守军在一直坚守，这座要塞坚不可摧，直到传来的谣言称，奥斯曼帝国大军正在朝卫城推进。围城的希腊起义军闻讯惊恐万状，很快就散去。1821年6月30日，奥马尔·维里奥尼率领一支大约两千人的部队打败了围城的希腊军，终于解救了被围困长达八十三天的雅典卫城。
奥德修斯·安德鲁斯
与此同时，在进入摩里亚半岛前，穆罕默德帕夏一直在底比斯等待强大的增援部队到来，计划对的黎波里发动围攻，继而从希腊人手里夺回的黎波里。在这段时间，土耳其人的懒散不作为让希腊人能够有时间不受干扰地制订他们的计划。奥塔山和帕纳塞斯山的通道都被奥德修斯·安德鲁斯和其他有名的鲁米利亚首领占领。1821年8月月底，在拜拉姆、梅米什和沙欣·阿里三位帕夏的领导下，一支大约五千人的土耳其军队穿过塞莫皮莱的山口，计划于1821年9月4日在通往莱瓦迪亚的路上袭击瓦西利卡的希腊人，而希腊军队早已经设好埋伏。直到土耳其军队进入奥塔山的峡谷中，起义军从两翼包围土耳其人后，希腊军才让子弹像急雨冰雹一样射向对手。拥有骑兵、大炮及各种武器的土耳其人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希腊军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受到奥德修斯·安德鲁斯要来的传言鼓舞，希腊起义军举起手中的剑，击溃了土耳其人，而他们为这次战役只付出了八百人丧生的代价[12]。
奥马尔·维里奥尼
瓦西利卡战役
经历了这次失败，再加上的黎波里陷落的消息，奥马尔·维里奥尼无奈开始从阿提卡撤退，而土耳其人则越过山脉撤退到塞萨利。
在希腊西部和伊庇鲁斯，几乎在同一时期，战争主要集中于正在约阿尼纳背水一战的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利亚人之间。目前这里的斗争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希腊和基督教起义。勇敢的马尔科·波扎雷斯手下的苏利亚人已经组成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联盟，不仅与希腊的阿尔马托利军官们结盟，而且与那些阿尔巴尼亚穆斯林酋长们结盟。他们都致力于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的事业。在共同对抗土耳其人方面，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直向前推进，几乎攻陷了重镇阿尔塔。然而，当希腊人在弗拉乔里对穆斯林展开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阿尔巴尼亚酋长们耳中时，他们意识到起义的残酷性，并将自己的命运与穆斯林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投入战斗，抵抗希腊人。这样一来，虽然对土耳其人的任何积极的打击策略都难以获得预期效果，但在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和苏利亚人被打败前，希腊西部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中。
马尔科·波扎雷斯
直到1821年年底，希腊人的起义在处处取得胜利。当然，土耳其人仍然占领着重要的埃维厄岛，并在大陆占领了雅典卫城和勒班陀要塞。然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无论希腊人如何努力，依然无法夺取纳夫普利亚、佩特雷、科林和莫登，而科林斯湾入口处的城堡也仍然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幸运的是，除了这些地方，塞萨利边境以南所有的希腊人都已经从宗教枷锁中被解放出来了。
为了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希腊人在海上的斗争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821年4月7日，地理位置重要的斯皮齐亚岛就已经宣布支持希腊的独立战争，并立即装备了一支由八艘双桅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在伯罗奔尼撒海岸巡航。在米洛斯岛附近，他们突袭并捕获了一艘土耳其护卫舰和一艘双桅横帆船。船上的穆斯林被带到斯皮齐亚岛，遭到公开拷打和处决[13]。这是海上的第一战。在海上，陆地战的英勇及残酷再次上演。1821年4月23日，普萨拉岛效仿了斯皮齐亚岛事件。土耳其人的船遭到突袭。这是一个对希腊独立战争来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因为普萨拉岛的海上力量足以阻止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向他们在摩里亚半岛的同胞派遣增援部队。然而，占据着最重要“海战”位置的伊兹拉岛，却由于岛上长官的胆怯犹豫而踌躇不前。直到1821年4月28日，在政客埃科诺莫斯的鼓动下，岛民们奋起反抗，推翻了岛上的独裁政权，升起了希腊国旗。现在这些岛屿的舰艇都合并成一支舰队。尽管当时可敬的雅科纳基·通巴茨只是一位地位不高的海军上将，却担负起统领这支舰队的重任。然而，即使是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14]也不可能在这样一支由各岛屿组成的杂牌舰队中维持良好的纪律，因为舰队中每一艘船都相当于一个独立团体。海员们桀骜不驯，冲动狂暴，遇事就喜欢大吵大嚷。事实上，希腊海军并没有比海盗好多少。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计划，加上恐怖屠杀事件时有发生，海上战争的情形与当时陆地战争的情形极其相似。一个实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由萨奇提斯和皮诺兹指挥的两艘伊兹拉岛船捕获了一艘装载有贵重货物的土耳其船，船上还有许多乘客。其中一位是最近被罢免的伊斯兰教领袖，据说他此行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麦加朝圣。这个伊斯兰教领袖属于奥斯曼帝国政府里一个政策相对宽容的派别。事实上，当加尔茨、雅西和摩里亚发生屠杀的消息传来时，正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努力克制土耳其人实施残酷报复的冲动，而这使他招人痛恨并最终被流放。船上还有其他一些土耳其家庭。伊兹拉岛民冷酷地杀害了所有人。在甲板上，无助的老人、贵族夫人、相貌好看的奴隶和小孩子都被像牲畜一样屠杀。脆弱无助的伊斯兰教领袖的罪名是对希腊人过分热心，却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人遭到侮辱和屠杀。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后来，有人试图通过表明这次屠杀是报复行为来为这种残酷行径开脱。当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直到杀害了他，那些犯下这些暴行的人才听说自己的大牧首被处决的消息。事实是，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场灭绝战争。狂热的学究们认为重拾古典时代的荣耀和残忍手段是希腊获取自由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讲述了雅典人如何消灭了迈洛斯的居民，以及雅典战争时期，在伊哥斯波塔米取得胜利后，斯巴达人是如何处死所有雅典囚犯的[15]。
海上的胜利对希腊的独立事业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这其中的残酷滥杀行为已经令希腊独立事业蒙尘。在返回伊兹拉岛后，水手们拒绝按照国家的规定分享战利品，并坚持将所有的战利品都留给自己。当时，联合起义舰队已经瓦解，因此难以对土耳其人采取有力的联合行动。与此同时，由于岛屿叛乱，奥斯曼帝国政府陷入了最大的困境：土耳其人需要组建一支舰队来对付岛上的起义者，而迄今为止招募的海军新兵恰恰就是来自这些岛上的居民。土耳其人原本不擅长水战。作为陆地上的士兵，土耳其人所向披靡，在海上却无计可施。现在，土耳其人被迫给战船配备了没有经过训练的渔民和船夫，以及一群阿尔及利亚海盗、马耳他人和热那亚冒险家。在种种恶劣的情况下，尽管1821年4月30日爆发的萨莫斯岛起义已经使他们再次意识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但直到1821年6月3日，奥斯曼帝国舰队才离开达达尼尔海峡出征打仗。现在只有两艘战列舰、三艘护卫舰和三艘单桅纵帆战船。然而即使是这些船都无法配备足够的人手，更不必说驾船海员们只有基本的航海技术。
与此同时，希腊舰队被分成两个中队，其中规模较大的一队由三十七艘船组成。在雅科纳基·通巴茨上将领导下，这个中队在群岛中巡航，准备拦截奥斯曼帝国舰队。另一个中队由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指挥，乘船封锁佩特雷，监视伊庇鲁斯的海岸。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注定是一个会在战争史册中熠熠发光的名字。
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
良好的性格使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在品格上远远高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同僚，而当时周围大多是这样的人。他是现代希腊的卡利克拉提达斯[16]，完美展现了乔治·格罗特描绘的斯巴达人高贵的品格：“除了勇气、精力和清廉，他还有两种其他品质，这两种品质即使在杰出的希腊人身上都非常罕见，那就是绝对正直的处事方式，以及仁慈的、泛希腊式的爱国主义。”[17]大多数起义的领导人只考虑如何才能获得财富和权力，而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却将他的全部私人财产都献给了希腊的独立事业。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用自己无私的爱国主义来激励他的同僚和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公元前216年8月2日，在阿普利亚发生的坎尼战役中，执政官们即使经历了惨败，也并没有对罗马感到绝望。后来罗马参议院为此向他们授予奖赏。即使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的这份努力最终失败，他决不服输的态度也应该为他赢得一个类似这样的奖赏。即使是面对最刻薄的希腊人，他也是个例外，而不像大多数希腊人那样会遭到谴责。有一个故事很好诠释了他的品格[18]。面对自己中队的士兵在岸上抢劫掠夺，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当有人向他投诉时，他为自己无力阻止这些暴行而感到遗憾，问及所遭受的损失有多大，得到的回答是“六百皮亚斯特”。于是，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笔数量相当的钱作为赔付。在战争的肮脏诡诈和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中，这些温情的画面总能让人们短暂地忘却战争的恐怖。
雅科纳基·通巴茨手下的舰队和土耳其舰队狭路相逢。虽然在数量上希腊人占据优势，但由于武器装备规模小、质量差，他们不敢过分靠近土耳其舰队，因此只能利用娴熟的航海技术在土耳其船舰的大炮的射程外等待机会发动攻击。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821年6月5日清晨，希腊人发现在希俄斯岛以北，一艘土耳其战舰在茫茫黑夜里与同伴失散，正全力向萨莫斯方向航行。希腊人立即展开追击。不久，他们的轻型船就赶超了航行缓慢的土耳其船舰。
眼见没有机会重返中队，土耳其舰长只好改变航向，沿着米提利尼的西北海岸向埃雷索斯湾进发。在那里，他抛下铁锚，为战斗做好准备。紧接着，希腊人就发起了进攻。为了避开土耳其舰长的舷侧，希腊人潜伏在土耳其舰艇的后面航行，将雨点般的子弹射向土耳其人。然而，由于枪炮口径太小，大部分子弹都射在了土耳其战舰的实木舷上，并没有对船上人员造成伤害。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雅科纳基·通巴茨意识到这种攻击方法是徒劳的，于是下令停火，并在指挥舰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1770年的特克里斯梅战役中，在与土耳其舰队的战斗中，俄国人利用火船取得巨大成功。想到这一点，与会的各位决定使用火船。一位普萨拉岛船长同意为了这个计划将自己的双桅船奉献出来。作为补偿，他得到四万皮亚斯特币。现在，这艘仓促准备的火船由一支二十人的队伍把守着。他们奉命夜袭对手，事成后每人将得到一百美元奖金。然而，由于胆怯和慌乱，士兵们过早地点燃了战船，任其熊熊燃烧着漂向大海。这艘燃烧的战船根本没有来得及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船。
这次失败后不久，又有两艘火船从普萨拉岛开过来，希腊起义军又做了一次尝试，但还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一个叫帕帕潘尼科洛的普萨拉岛人成功地将他的“布吕洛”号驶近了土耳其人的船，用自己的船艏斜桅撞向土耳其人的船头。点燃导火索后，帕帕潘尼科洛和他的船员们跳上了另一艘船，迅速划开。这时火船燃起大火，大火在土耳其人的船上空的狂风吹拂下熊熊燃烧，很快就将它烧成一个火球。一些土耳其水手成功地逃离了燃烧的船，许多会游泳的船员跳下船游上岸。尽管如此，在这艘注定要沉的船上，依然至少有三四百人丧生[19]。希腊人发现了“海战的秘密”，而这场大火就是希腊海军在大海上为自由而战的指路明灯。
的黎波里陷落前不久，在科林斯湾繁荣的海港加拉西迪，土耳其人在海战中的劣势得到扭转。1821年10月1日，利用兵器的更远射程，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领导的一个土耳其中队压制了加拉西迪的大炮并不断炮轰全镇，而这个中队却躲在希腊炮火打不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根本不可能做任何有效抵抗。土耳其人大获全胜。整个市镇、海滩上的小船和搁浅的船都被烧毁。更不幸的是，在袭击发生时，整个加拉西迪海军人员都在港口，他们全部落在了土耳其人的手中，还被抢走至少三十四艘双桅船和纵帆船[20]。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就驻扎在对面海岸上，目睹了加拉西迪海军的惨败命运。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尽管实力强大，却毫无办法阻止加拉西迪海军的惨败。
希腊人的战船
附注：希腊海员被指控懦弱和残忍。有人指出，极少有希腊海员敢在敌人炮火的射程内大胆冲向敌人。即使有人能在战斗中勇敢地面对对手，也从来没有幻想过将船靠近在哪怕是被打得七零八落敌舰旁边，顺势将土耳其人打落船下。对于第一条批评，希腊海员在埃雷索斯湾采取的行动就是回应，因为这证明了面对土耳其重型船舰，希腊人的旧弱兵器不堪一击。当参加战斗的士兵在更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正面对抗时，希腊人证明了自己的勇气，这从他们在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上尉的领导下，与撒罗纳湾的奥斯曼帝国船舰中队的对战，以及后来在战争中英勇的攻击就可见一斑。为了保证士兵的战斗力，登船时的战斗人员的人数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对希腊人来说，将他们的小帆船和单桅纵帆船放在土耳其人的战舰旁边，看上去很壮观。然而，这不是战争。战争的目的不是显示自己的威力，而是尽快打败对手，并将战争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一事实解释并证明了使用战舰的理由。希腊人使用这些船被认为只是由于太懦弱，无法使用其他攻击手段。说到他们在战斗中所需的勇气，这么说真不算夸张。对驾驶木船的海军来说，布鲁洛特船相当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鱼雷艇。任何海军军官都不会否认，为了在战争时期有效地处理鱼雷艇，钢铁般的意志和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火船上的船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能够在战斗中逃生，但这并不是由于使用了火船这种战斗工具，而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海军极其糟糕的海上瞭望警戒，以及希腊人的布鲁洛特船靠近所引发的恐慌。
注解：
[1]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148页。——原注
[2] 斯巴达是古希腊仅次于雅典的重要城邦。据说斯巴达人是由古希腊多利亚人繁衍而来的。
[3]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22页。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完全具备强盗头子的优点和缺点。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军事才能在希腊是无与伦比的。与此同时，他那肮脏的贪婪和卑鄙的野心使他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原注
[4] 指圣母玛利亚。
[5] 萨洛纳是亚得里亚海上的一座古罗马城市。
[6] 希腊西部城市，位于佩特雷湾北岸。
[7]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1页。书中对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持有明显的偏见，并对这个事件持有与别人相反的意见。他指责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已经预见到投降后会发生什么事，“尽管如此，他对部下仍然十分愤慨，这使他赢得了我们军官们的一时尊敬。”既然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承认他在现场受到法国军官的尊敬，那么如果要使我们相信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犯了卑鄙的罪行，就不能只凭一个带有偏见的党派人士的空话。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220页。“即使是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他还拥有了勇气、正直和人性。”——原注
[8] 1821年的《海事部档案》。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4页。——原注
[9]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3页。如果他没有引用非常权威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的话，我不应该冒昧地将这个故事讲给像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这样残暴的穆斯林听。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61页。此书中的记述没那么可怕。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28页。此书中则做出了对希腊人有利的记述，与上述有所不同。然而，我无法找到被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引用的权威材料。——原注
[10]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31页。然而，他在脚注中补充道，投降协定的一名谈判代表向他吹嘘称自己已经成功窃取并销毁了交给土耳其人的那份副本，因此不会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已经达成任何这类交易。——原注
[11] 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76页。文中有详述。——原注
[12]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9页。——原注
[13]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09页。——原注
[14]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
[15]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15页。——原注
[16] 卡利克拉提达斯（kallikratidas，前451—前406）：曾经将一支由科农指挥的雅典船队封锁在密提林港，随后又袭击了雅典人的救援船队，但被击败，最终在阿尔吉努撒埃战役中溺亡。
[17] 乔治·格罗特：《希腊历史》，1883年版，第7卷，第403页。——原注
[18] 法国船长佩罗奈补充道：“我对这个人的钦佩之情，是他对同胞们的热情，甚至是对希腊人的热情。”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68页。——原注
[19]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附录第25页。——原注
[20] 乔治·芬利：《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73页；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50页。然而，他称伊斯梅尔·德耶贝尔·阿赫达尔为伊斯梅尔·直布罗陀。参阅m.阿尔弗雷德·莱梅特：《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关于希腊独立战争的笔记》，第157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