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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报复——消息对欧洲舆论的影响——俄罗斯帝国的抗议——镇压塞莫皮莱北部的叛乱——希腊的无政府状态——试图组成政府——阿尔戈斯第一次代表大会——《埃皮达鲁斯宪法》——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当选总统

起义爆发时，希腊人虽然犯下了那些令自己及独立事业蒙羞的罪行，但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黎波里大屠杀后，大量未埋葬的尸体引发瘟疫，殃及了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而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复仇又给了希腊人重重一击。

当希腊人在摩里亚半岛犯下的恶行传到君士坦丁堡时，原本沉默忍耐的穆斯林胸中燃起难以遏制的熊熊怒火。虽然施暴者远在天边，他们鞭长莫及，但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分散居住着大批希腊人，土耳其人可能会对他们施行报复，不过这种制裁手段难以区分无辜者和罪人。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本人既证明了他性格中蕴含的强大力量，也证明了他愤怒的强烈程度。他不满足于下命令逮捕他能抓到的所有希腊游击队员，决心采取报复行动，向整个希腊世界发动袭击。根据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规定，国家高级官员要对自己治下官员的行为负责。1821年4月16日，土耳其宫廷里穿着长袍的希腊议员穆苏里被执行死刑。接着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正如已经解释过的，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是希腊公民和宗教的领袖。作为公民领袖，他必须为希腊的行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负责。而作为宗教领袖，他是教徒们最尊敬和最神圣的代言人。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被宣布为一场十字军运动和灭绝战争。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希望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证明他已经接受了挑战。1821年4月22日清晨，和往常一样，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在牧师的簇拥下举行了庄严的弥撒，仪式结束后又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宫廷的一个信使宣读了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敕令，他罢免了格雷戈里奥五世，并命令与会的主教们立即开始选举一位新的大牧首。惊恐的主教们泪流满面，但别无选择，只好服从。当东正教的新领袖接受任命时，仍然穿着神圣长袍的、受人尊敬的格雷戈里奥五世正被带出去吊死在宫殿的大门前。尸体在那里挂了几天后被放下来交给了犹太人，他们将尸体拖过街道扔进海里。后来，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的尸体被一艘希腊船捞了起来，确认身份后运往敖德萨，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尊为殉道者，予以厚葬[1]。

有一段时间，这种野蛮的复仇行为似乎只会阻碍自己实现目标，因为土耳其人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欧洲诸国的和谐，同时也挑起了反土耳其战争。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弥漫着恐惧和愤慨。对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来说，这件事几乎就像教皇本人被杀害了一样。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所有人都深感震惊。然后，他们团结起来为遇害的东正教大牧首格雷戈里奥五世报仇。如果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在国内，受到臣民情绪的影响，对土耳其的战争就可能立刻爆发。事实上，由于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政策深信不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他的大使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向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离开君士坦丁堡。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来说，比起欧洲的和平及他所主导的反对革命复古政策，在奥地利东部边界外的大屠杀只是小事一桩。对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2]来说，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似乎对欧洲很有必要。由于英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珀西·斯迈思的强烈反对，一项为了保护基督教教徒的关于在君士坦丁堡联合示威的提议失败了。那段时间，土耳其和希腊都摆脱了欧洲列强的干涉。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

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斯特罗加诺夫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

与此同时，斗争本身的过程再次证明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格言的智慧：“绝不折中。”在希腊本土和群岛外，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无情、严厉的政策产生了效果。1822年年初，已经爆发的几次地方起义都遭到镇压。约阿尼纳和皮立翁山以北的区域恢复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效忠。在这条线以南，希腊人所奉行的同样的“绝对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除了纳夫普利亚、莫登和佩特雷等要塞，现在整个摩里亚半岛都掌握在希腊人手中。从科林斯湾往北，远至阿尔塔湾和塞莫皮莱山口的区域都归希腊人管辖。希腊已经从一个原本的附属国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如今摆在希腊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叛乱的无政府状态滋生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对希腊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远不如他们进行游击战的能力。掺杂了私欲的爱国主义，再加上见证了古希腊文明毁灭的由来已久的地方争斗和嫉妒，恰好构成现代希腊人的典型特征。奥斯曼帝国的打击让整个希腊民族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实际上，一个没有受到独立战争影响的公共组织仍然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没收土耳其人的财产并充公的做法使起义者掌握了大量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这些财富就落入了主教和军事领袖们手中。他们常常利用这些财富来满足私欲或实现野心，这导致当时整个希腊呈现出完全混乱的状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服从，他们共同的宗教热情及对土耳其人的仇恨，才可以挽救希腊的独立事业。每一个大主教、主教或军事首领都以为在自己的地盘成功取得了相当于苏丹统治时的君主特权。在他们的权威统治之下，目前为止各地区的军队、财政部门和政府还没有效忠于任何更高的权威部门。此外，他们也没有做出丝毫的努力来改革奥斯曼帝国体制中那些最令人痛心的弊端。显然，农民的反抗是由宗教而不是政治不满引起的。在他们的起义获得成功后，国家的财政安排、征税的方法都既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财产的安全。国家既没有设立法院，也没有安排公布财政账目。事实上，在一些地方中心，公众舆论监督着最严重的暴行。然而，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里，由于没人会考虑纯粹地方性的爱国主义，腐败和欺诈在全国横行。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就是一个对令人厌恶的嫉妒、阴谋、无耻的贪婪和卑劣无能的记录。只有广大人民的英勇、耐心及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才能减少这整个画面的污浊肮脏。似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正确地制定宪法。英格兰的宪法起源于“地方机构的集中”。如果希腊宪法同样以现有的社区制度为基础，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事实上，虽然历届国民议会屡屡尝试制定宪法，但每次他们开会时，只是提出一些合理的计划，并且大多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提出的迂腐的教条计划，因此往往并不成功，难以实施。

同时，民众对中央行政人员的需求也不容忽视。1821年6月7日，首先建成了元老院，或称为伯罗奔尼撒参议院[3]。这是一个纯粹的寡头委员会，并没有经过普选，而它的权力将一直扩张到起义军攻陷的黎波里。在与大主教盖尔曼诺斯的合作中，元老院获得了特殊的力量。起义开始时，他的雄辩、神圣及旺盛的精力大受欢迎。然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这位主教并没有实现开始时激起的希望。很快他的声望下降，因为人们识破了他的宗教热情只是掩饰自己骄傲、野心和贪图享乐的假面具。不久他就抛开了自己的虚假的神圣面具，整日穿着华丽的装束，如同一个蛮族王子。他根本不具有足以维持他的位置的必要品质。很快他就遭到排挤，尽管那些人同样地肆无忌惮，但比他更有能力[4]。

1821年6月22日，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到来给局势带来了一个新契机。由于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担任着希腊游击队首领，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总督，随后宣布自己代表哥哥担任副总督。在公国，亚历山大·希普西兰蒂早已经由于起义失败而声名狼藉，因此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这样装腔作势极其愚蠢。然而，当时希腊民众认为他已经得到俄罗斯帝国的支持，因此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到来意外地受到士兵和平民的热烈欢迎。由于不喜欢外界对希腊事务的干涉，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遭到以大主教盖尔曼诺斯为首的寡头们的强烈反对。随后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导演了一场充满阴谋和批评的争斗，并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促使民众积极地向他表态。在的黎波里陷落前，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突然离开营地并发布了一份公告，声明他为希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为主教们和参议员的自私反对而化为乌有。这个战略非常成功。听到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离开的消息，士兵们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时，那些寡头们正面临着生命危险。只有当他们承诺服从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命令后，秩序才重新得以恢复。这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从莱昂达里凯旋，已经拥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力。

如果能力出众，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有机会成为希腊的乔治·华盛顿。然而，事实是他太无能了，甚至无法维持他赢得的权威。权力逐渐被他的副官们篡夺，而那些主教们也重新拥有了权力。在普通人眼中，既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将他手下的恶行都归咎于他本人。因此，随着权力逐渐丧失，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的声望也在下降。

1821年8月3日，在这些争斗和阴谋引发的混乱中，一个希腊法纳尔人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也抵达希腊。在这之前，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早已经在瓦拉几亚的总督约翰·卡拉贾的政府获得了十分大的政治声誉，然而，在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长期为希腊服务的职业生涯中，这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还被认为是一个可敬的人和真诚的爱国者。遗憾的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的名誉和诚实都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混乱局面。在混乱中斗争了一段时间后，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通过计谋让自己提名为希腊西部的行政长官，并前往迈索隆吉。在没有中央政府进一步授权的情况下，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代表来自阿卡纳尼亚省、埃托利亚、西洛克里斯，以及伊庇鲁斯加入希腊事业的那部分省份的会议。西奥多·内格里斯是希腊东部的行政首脑，他在萨洛纳召集了一次类似的会议，来自阿提卡、维奥蒂亚、梅格里斯、福西斯和东洛克里斯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迈索隆吉，参议院受命领导执政府。萨洛纳的参议院获得了最高法院的称号。

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乌斯·希普西兰蒂还试图努力为自己争取名声，因此决定于1821年12月在阿尔戈斯举行公民会议。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遭到主教们和军事首领的强烈反对。在阿尔戈斯，他们通过自己的部队完全控制住事态，并将集会转移到离古老的埃皮达鲁斯不远的皮亚达。在这段时间，寡头们仍然留在阿尔戈斯，开始重建伯罗奔尼撒参议院。实际上，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实权。因此，在1821年年底，希腊被分成三部分，每个部分都实际上隶属于自己的参议院，而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议会在皮亚达公布的“宪法”，也就是《埃皮达鲁斯宪法》仍然是一纸空文。与此同时，各参议院所能行驶的权力仅限于在掌握了大多数人和金钱的派系范围内。大多数情况下，参议员们所提出的空洞无用的讨论都遭到粗暴的起义首领们的轻蔑对待。

1822年1月22日，新宪法颁布，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当选为希腊总统。他的能力和素质不足以令他胜任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过说实话，在文化和经验上，同他纯粹的动机一样，比起希腊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更优秀。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力量和坚忍的品质及开阔的眼界，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无法胜任日常烦琐的行政管理事务并了解政府所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5]的谈话中，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6]提到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说：“从长远看，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将无法维持自己的希腊领导人地位，因为他缺乏这样一种地位所必需的气概。他不具备军人的素质。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位外交家能够建立一个革命政府，或有能力保证士兵和军官们服从其命令。”这种说法在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身上非常正确，而对于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来说也是一样。此外，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伯爵是一个有尊严和威严的人，从没有过当兵的念头。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尽管戴着眼镜，身材矮小，却不止一次试图当将军，这十分可笑。这给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本人和希腊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事实上，早在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走马上任时就有了不祥的预兆。为了巩固地位，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一心想通过给自己的外交声望增加军事荣誉。在从迈索隆吉出发的路上，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试图攻击土耳其人在佩特雷的驻军，但这次行动只是证明了老天并没赋予他成为一个将军的能力。土耳其人突袭并包围了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将他击败并抢走了所有东西，只给他留下身上穿的衣服。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达托斯狼狈不堪地逃到政府驻地。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人们或许会怀疑，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强大和最聪明的统治者也不一定能够将陷入混乱的希腊管理得井然有序。从这件事情中需要吸取的教训是，在共同的恐惧和群情激昂的复仇情绪驱动下，希腊人应当暂时忘记他们个人的野心及相互间的嫉妒。

注解：

[1]　自古以来，君士坦丁堡就凭借神学文化而闻名。据说希腊的“天主教教徒”曾经为庆祝异教徒的教宗之死而唱过庄严的圣歌。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214页。——原注

[2]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大臣，后来的伦敦德里第二侯爵。

[3]　伯罗奔尼撒参议院握有十分重要的权力。

[4]　托马斯·戈登：《希腊革命史》，第1卷，第237页。——原注

[5]　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1823年前往魏玛，留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身边工作，并成为他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晚年关于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言论和活动，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的体现。

[6]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