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持续的内战——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的成功——政府的无能——国家的不幸——阿尔马托利游击队与法国人在阿尔戈斯大战——奥托一世的到来——结语

国王奥托一世的到来指日可待。针对最后的一些细节事宜，伦敦会议做出了安排。1832年8月底，针对摄政委员会和参议院发来的表示效忠及欢迎的声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给出答复。现在，由安德烈亚斯·米奥里斯上将、康斯坦丁·波扎雷斯和迪米特里乌斯·帕普卢塔斯组成的大使团正前往慕尼黑，代表希腊国家向这位新统治者致敬。

然而，国王奥托一世即将到来的消息并没能阻止内斗。相反，为了在国王奥托一世到来前铲除对手，各方各派采取了更暴力的手段。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处处取胜，所向披靡。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将格里瓦斯和鲁米利亚人都赶出了的黎波里。现在这些人又从地峡返回，最终占据了迈索隆吉。扬尼斯·科莱提斯再次向首都进发。现在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正在纳夫普利亚同里科德上将及霍瑟姆上将会谈。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要求重建政府。经历一系列会议和阴谋后，扬尼斯·科莱提斯得到法国人的支持，而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一派则得到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同情。最后，名义上扬尼斯·科莱提斯留任，并与两名同事共同管理政府，但实际上他的统治只局限于纳夫普利亚。与此同时，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统治着除纳夫普利亚外的整个希腊，至少摩里亚半岛已经牢牢落入他的手中，长期归他管辖。似乎是为了结束傀儡政府在纳夫普利亚的完全无能的表现，摄政委员会和参议院争执不休，于是参议院逃去了阿斯特罗斯。

1832年是整个希腊独立战争进程中最悲惨的一年。与遭到奥斯曼帝国入侵时相比，在本国同胞的残暴和掠夺中，希腊人遭受了更多苦难，甚至比他们在易卜拉欣帕夏军队手下遭受的痛苦还要多。1832年年底，整个国家已经完全精疲力竭，而双方党派也都厌倦了这场自杀式的斗争。《特罗泽宪法》《阿斯特罗斯宪法》和《埃皮达鲁斯宪法》中高调宣布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原则早已经被遗忘，它们都被淹没在战争的喧嚣中，迷失在各党派的呐喊里。如今这座由扬尼斯·安东尼奥斯·卡波基斯迪亚斯总统费尽心血建立的行政大楼已经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法院关闭，而参议院也被解散。在纳夫普利亚，为了能够在需要时代表希腊国家，国务秘书们依然维持着他们的影子政府，因为眼下还没有迹象表明有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希腊。在地峡以北，这个国家相对摆脱了当地暴君的控制。在没有任何上级管理的情况下，行政区实行自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地峡以南，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逐渐将摩里亚半岛从除他以外的一切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严令遵照家族式统治传统，将在他手下的首领和其他卡波基斯迪亚斯派系官员的帮助下治理摩里亚半岛。只有在国家的最南端，马伊纳人还始终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一边与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作战，一边同盟军舰队的海军上将展开战斗。

现在，为了迎接国王奥托一世，纳夫普利亚正在积极准备。为了确保国王奥托一世的人身安全，一些巴伐利亚士兵将陪同他前往。这些士兵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在行政中心给这些军队腾出空间，三个法国军团被转移到阿尔戈斯，而当时阿尔戈斯还掌握在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伯爵和格里西奥蒂斯军队手中。法国人的出现引起了阿尔马托利游击队的怀疑。人们在一起窃窃私语。很快，这些窃窃私语就转化成了行动。在城里的街上，法国人遭到突袭，接着就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希腊人死伤无数。随后希腊人又执行了几次死刑。这是希腊独立战争中的最后一场血战。

1833年1月28日，纳瓦里诺海湾山上的巡逻士兵报告说，有一大队战舰正沿着海岸驶来，而领头的船上挂着希腊国旗。接着，消息迅速传开：新国王终于来了。1833年1月29日，在大炮的轰鸣声和人民的欢呼声中，舰队驶入纳夫普利亚港。希腊的第一位国王奥托一世终于踏上了希腊的海岸。

奥托一世

奥托一世的到来正式为希腊独立战争的宏伟篇章画上句号。这并不是说奥托一世是灵验的除妖之神，能解决希腊面临的复杂问题，而希腊问题也不是像议会外交官们天真地认为的那样能够随着奥托一世的到来迎刃而解。但无可争议的是，这是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斗争的正式结束。它不仅在希腊历史上，也在欧洲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期。现在，欧洲联邦共同体中纳入了一个新的基督教王国——希腊。未来的危机问题、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当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证明这最后的结局多么意义深远。的确，人们可能会想，如果在处理希腊独立问题时，这些大国不那么胆怯的话，欧洲的和平是否还会经历这么大的危机。然而，也许这是所有联盟团体的本质缺陷：即使最终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成员之间的相互猜忌也会导致它们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在政治上，妥协是万恶之源。即使一边倒的解决方式有失公允，但最终也会对整个世界有利，因为虽然协议一方可能不满意，但至少有一方会满意。不过，在妥协的前提下，双方都会感到不满，而争论的问题非但不能得到解决，反倒只会被推迟拖延。在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这件事中，妥协尤为明显。此外，黎凡特问题的后续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当时联合国家的所有政治家中，只有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一个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只要还有希望留在内阁，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就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拥有镇压臣民叛乱的绝对权威。最终，虽然毫无疑问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不可能有哪怕一丝的希腊情怀，但首先提议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希腊国家的正是他。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不是前后矛盾，只不过是一位聪明、敏锐、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对那些胆小懦弱之人的权宜之计的反对而已。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看到维持欧洲和平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镇压希腊叛乱，要么安抚希腊人的反抗情绪。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看来，镇压政策比调解政策更安全。然而，当他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镇压政策不可能实现，他发觉调解政策是唯一的选择。不过，正如一个舰队的速度取决于最慢那一艘船的速度一样，一个联合会议的策略也取决于其中最没有远见的成员的策略。在解决希腊问题时，正是英国拖累了整个欧洲的决策。如果乔治·坎宁爵士还在世，那么尽管两位政治家的观点和目标完全对立，最终乔治·坎宁爵士可能依然会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联手建立一个强大的希腊。对英国和奥地利来说，显而易见的政策就是让俄罗斯帝国紧紧地束缚住土耳其的手脚。然而，对托利党政客们来说，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友谊太过深厚，而从一开始希腊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政客手中。托利党政客们从乔治·坎宁爵士那里沿用了一项令他们自己十分憎恶的政策。虽然托利党政客们要给予希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在政策上他们畏首畏尾，处理问题的手段不够高明。他们似乎希望，如果他们选择最低限度地对希腊让步，土耳其就可能会对这个友好大国的不友好行动视而不见。然而，“没有人会因为有人打了他一棍而更爱这个人，即使这根棍子不长”[1]。如果在殴打的同时还表示爱和尊重，甚至可能会遭到更大程度的痛恨。对于奥斯曼帝国政府来说，早在纳瓦里诺战役前，英国的态度就已经变得不可理喻。正当斯特拉福德勋爵珀西·斯迈思在君士坦丁堡坚持表明英国对土耳其王宫亲善时，为了帮助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英国志愿者带着他们募集的资金涌入希腊。土耳其人不相信英国政府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当然，纳瓦里诺战役证实了土耳其人对英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于俄罗斯帝国光明正大表现出来的敌意，土耳其人反倒持欣赏态度。然而，在和平时期屠杀六千名真正的信徒，并通过这种手段来彰显与他国友谊的大国的伪善，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理解。

19世纪30年代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

事实上，英国急于将土耳其作为抵御俄罗斯帝国侵略的屏障，最终这希望却落空了。显然，即使要建立这样的屏障，一个完全不信任英国的国家也绝对做不到。何况自从阿德里安堡获得和平后，土耳其就已经屈服于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俄罗斯帝国畏惧和拼尽全力抵抗的并不是一个迟早要分崩离析的旧帝国，而是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的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国家，这个国家的力量将强大到足以抵抗俄罗斯帝国的进攻。对于要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抵御越来越广泛的斯拉夫影响的希腊来说，这尤其重要。因此，如果英国必须抵制俄罗斯帝国在地中海建立强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令俄罗斯帝国感到害怕的事，那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希腊，强大到不会有成为周围列强的傀儡国家的风险。广义地说，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政策，因为从长远看，这是英国人民唯一能容忍的政策。然而，就英国政客们当时的工作环境而言，要制定出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几乎不可能。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一直被乔治·坎宁爵士的亲希腊传统阻碍，而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则被托利党人的亲伊斯兰教传统阻碍。在担任外交大臣兼首相前，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曾经主张将克里特岛纳入希腊王国，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许多接下来的麻烦。在执政期间，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所做的也只能是将边界线扩大到阿尔塔——沃洛。因此，这样建立的希腊非常强大，但还不足以让英国政府感到满足，更何况“力量与不满的结合只会产生不需要推理来证明的道理”[2]。

因此，虽然英国政府的亲希腊政策只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果，但它迅速重新采取的亲土耳其政策永远无法实施，因为英国舆论强烈反对政府的亲土耳其政策。从18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六十多年里，英国在近东外交的最终结果是，英国在君士坦丁堡曾经拥有的所有势力如今都不复存在，而希腊作为英国曾经在地中海的堡垒，现在却在土耳其的铁蹄下支离破碎，血流成河。至于酿成后一种结果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政客们的行动，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自己的虚荣心和急躁不安，可能都要留给后世来定论。在笔者看来，索尔兹伯里勋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的谨慎外交很可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强大的希腊，只不过由于希腊人自己的仓促行动，以及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亲希腊人士的判断失误，哪怕只是轻微失误，都导致这个目标至少要推迟三十年才能实现[3]。

然而，建立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只是领土的扩张和大国的保障。与此同时，人们也怀疑希腊人的性格是否值得被赋予任何扩张的权利。必须指出，作为一个国家，希腊是支离破碎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尽管希腊人有许多有魅力的品质，但他们也有拉帮结派、背信弃义等不良品性。尽管类似的评价很多，然而事实上，在独立战争的历史上，有关希腊人的这一切明明白白，战争都证明了希腊人能为国家理想做出巨大牺牲。此外，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希腊人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观念也有可能会相应增强。如果认为作为一个民族，希腊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和维护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就是忽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教训，哪怕只是相对忽视。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就是一个国家。然而，虽然它无可救药且腐败透顶，但一千多年过去，为了抵御来自北方和东方野蛮浪潮的进击并时时要压倒它的威胁，希腊一直保护着文明和古老文化的遗迹。

太阳、风和水造就了我们！

如今的希腊人与他们的祖先非常相似。在希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满是英雄和哲学家的，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是由最纯粹的爱国主义来指引的。同如今的雅典人一样，倾听埃斯库罗斯[4]和索福克勒斯[5]的诗作的雅典人善变、迷信和残忍。古希腊文化已经日落西山，而我们看到的只是照亮奥林匹亚最高和最纯净山峰的那一抹余晖。虽然这一切肤浅、肮脏、平庸，但毁灭之夜已经降临。因此，我们不能说希腊人不值得我们同情，因为他们似乎天生不像那些热衷于夸耀自己出身的人那么勇敢。我们的态度很可能是亲希腊态度。纳皮尔上校曾经说：“所有亲希腊人都去了希腊，他们希望能找到那些普鲁塔克[6]书中描述的伯罗奔尼撒人。而现在他们又都回来了，因为他们觉得纽盖特监狱里的人比现在的希腊人更道德。”乔治·戈登·拜伦勋爵对希腊人做出了公正的评价。他知道半开化的人满是恶习，而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也必须得到极大的宽容。因此，乔治·戈登·拜伦勋爵继续说：“手持缰绳，并不是认为他们好，而是希望将他们变得更好。”情况已经变了。因为从希腊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起，希腊已经享受了半个世纪的自由。然而，我们应当用同样仁慈的判断和同样的期望来对待希腊人民。尽管土耳其人拥有很高的品质和个人价值，却被一个似乎无法改革的制度束缚。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东方的未来并不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而是在那些受尽鄙视和贬低的基督教民族手中。对这些基督教民族而言，即使不是在他们的种族中，在他们的宗教里也一定存在发展和进步的潜力。

注解：

[1]　《伯利勋爵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告》，第1卷，第101页。——原注

[2]　《伯利勋爵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告》，第1卷，第101页。——原注

[3]　这一观点并非与希腊人最初争取自由的斗争，甚至与他们进一步扩张的愿望相背。不过，从欧洲情绪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对自由的热爱与领土扩张的愿望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克里特岛，一场仅仅为了“自治”取代“共治”而发动的战争，只能用成功才能证明。事实上，希腊人的行为似乎比犯罪更严重——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原注

[4]　埃斯库罗斯（aeschylos，前525—前456）：希腊悲剧作家，希腊悲剧之父。

[5]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5—前406）：与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

[6]　普鲁塔克（plutarch，46─125）：希腊作家，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传》。文艺复兴时期，他的作品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而莎士比亚的不少剧作也都取材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