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 ——关于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

赵冈

联经出版公司影印《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问世，我得以先睹。

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手抄本是1959年发现的。书是用墨笔抄于竹纸上，竹纸很薄，而且年深日久，已变成米黄色。全书分装十二册，每册十回。影印本在纸张大小、分册、装订形式上都尽量维持了原状。此部稿本的收藏人，可考的有一位，即杨继振，在他之前是谁收藏，已无法追查，在他之后又流入何人手中，也无法得悉，杨继振得此抄本时已然残缺不全。他在题记中说：

内阙四十一至五十十卷，据摆字本抄足。

这只是指整整一分册遗失，由他抄来补足者。此外尚有零星补抄的地方，共有下列各处：

第十回第四页起至第十一回第二页止

第廿回第五页起至第二十一回第二页止

第廿四回回末半页

第四十回第五页以下

第五十一回第一至四页

第六十回第五页起至第六十一回第五页止

第七十一回第一页

第八十回末一页

第一百回第四及第五页

可以看出，零星补抄者大多数是各分册的起头与末尾部分。杨继振据以补抄的摆字本是程甲本，除了正文以外，原抄本的总目也不全。第四页上有杨的图记，是从第八十四回的回目开始，其第一至八十三回的回目已缺失，1959年以后才由他人抄来补足。

杨继振，字又云或幼云，号莲公，别号燕南学人，晚号二泉山人，隶内务府镶黄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说：

杨继振，字幼云，汉军镶黄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无所不精，于古泉币，收藏尤富。

杨继振著有《星风堂诗集》及《五湖烟艇集》。但是最著名的还是他对书画古玩的收藏。此抄本上有他的题记多条，署名又云，幼云，及“继振”两字的特有签名式。另外还有“杨继振印”“江南第一风流公子”“猗欤又云”“又云考藏”等印章。杨继振的两个朋友也在此抄本上写过题记。一位是于源，字秋洤（泉），又字惺伯、辛伯，秀水人，著有《一粟庐合集》。其中《一粟庐诗稿》卷四中有与杨继振的唱和诗。另外一位是秦光第，字次游，别号微云道人，于源的诗稿中也有《赠秦次游（光第）兼题其近稿》诗一首，足证三人是朋友。

此稿本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这要分成三部分来说。换言之，除了杨继振补抄部分不算，这部分本是由三部分结合而成，即：

前八十回未改前的正文

后四十回未改前的正文

全部的改文，包括附条在内

前八十回正文的来源，是一部带有少量脂批的脂评本《石头记》，所残存的批语前都冠以“批”字。此本文字与现有各脂评本颇有出入，譬如其第四回又第五回的回首回尾题诗，第四回护官符下各家的注文，以及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的分回方式与回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四十回的正文，这一部分正文与前八十回正文，不是同时抄得者。可由其回目抄写格式证明前八十回（杨继振所补抄部分不算）的回目抄写格式是

第某回：回目

而后四十回的回目抄写格式是

红楼梦第某回：回目

后四十回正文的文字有许多特点，与前八十回正文及程高排印本的后四十回文字，在风格上都迥然不同。这部分文句很简短，大都平铺直叙，缺乏细腻的描写，更有趣的是，后四十回的原著者不善于用口语写书，而且对于京腔中的特殊语调与用字极不熟悉，许多研究者都已注意到，文中所有该用“都”字者，全是写作“多”。“多”与“都”读音不分，正是南方人的特征。文中也使用了许多南方俗语，如“物事”“闹热”“人客”“事体”等。

最后再说改文部分。很显然，这部稿本最初由两部来源不同的正文合并一起以后，又加上了第二道工序，那就是对正文的修改。各回中改文有繁有简，不过到了后四十回改文极夥，有几页中改文的字数甚至超过正文的字数。因此，改文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情形，此人在原则上是想把改文尽量写在正文旁边行间，很多页中的改文太多，与正文错综间杂，密集一处，有的时候改文实在太多，在行间无论如何是写不下，于是这些改文便被写在一个纸条上，附贴于该页书上。全书计有十八个附条，其中十六个是在后四十回，只有两个在前八十回中。在第三十七回第一页的附条，据该处朱笔批注，已然“逸去”。故只有十七个附条保留下来。附条上首开端都有一个小圈，附条应该接的正文处也有一小圈，表示两者应于何处衔接，如果按这个线索去查，全书中似乎还有若干附条，已然遗失。

这些改文的文字大部分都与程高最后一版排印本（即我所谓的程丙本）文字相同。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曾以书中的诗词为比较样本，统计结果是二百零五条改得与程丙本一致，一百九十多条则与程丙本相异。诗词以外的改文，大体说来是把原来简短的，平铺直叙的文句，加以复杂化、美化，使之变成细腻的描写。而且原来正文中非口语用字都改成口语，非北京话都改成道地北京话。

这部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引起研究者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牵涉到高鹗是不是后四十回续书人的问题。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在程甲本出版（1791）以前，已经出现了有关《红楼梦》百二十回本的传言，1789年舒元炜在其八十回抄本的序言中有“数尚缺夫秦关”之句，“秦关百二”所指确数是什么虽难断定，但序文中另有“业已有二于三分”的话，可见是指百二十回之数。舒元炜只是听到说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之事，但是自己未能得到。周春在其《阅红楼梦随笔》中则说有人亲自读到这套全本《红楼梦》，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

周春，浙江海宁人，字芚兮，号松霭，黍谷居士，生于雍正七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中过进士，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上述那条记载是书于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后一次乡试是一七八八年，杨畹耕买到两部钞本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据我查证，杨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一七八五年）擢巡抚。五十六年病卒于山东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纪录，但名下注：“榜姓杨。”《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三有传云：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

此人与周春是海宁小同乡，前后中式，应该是相当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杨，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号，他中进士后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杨。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毙案，下吏议，赴京事既定，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来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乡试。按清朝考试制度，应由当地巡抚出任乡试监临。于是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红楼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五十五年秋，台湾生番首领为了高宗八旬万寿，自请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领前往热河行在瞻觐。想来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才把有关《红楼梦》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这些事都发生在程甲本问世以前。

以上这些资料已经使高鹗续书之说发生了动摇，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手抄本被发现后，更增强了这种倾向。

此抄本第七十八回有朱笔写的“兰墅阅过”四个字，杨继振将此抄本题为“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杨继振做此判定，不知是否仅根据“兰墅阅过”这四个字，还是另有根据？不过，很多迹象与资料似乎都不利于杨继振的此项判断。

第一，后四十回正文的文笔语气与改文不像是出于一人之手。其次，“兰墅阅过”这四个字也未必就是有利的证据。经过核对笔迹，研究者似乎都同意这四个字确是高鹗亲笔所写。这表示高鹗与此抄本确有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除了“兰墅阅过”这四个字外，全书没有任何高鹗的题记与印章，如果真是高鹗的手定稿本，他为什么不写“重订”“手订”，或“手定”等字样，而说是“阅过”。而且，这四个字既不是写在卷首，也不是写在书尾，而是选定第七十八回，原因何在？难怪有好几位《红楼梦》研究者都觉得这是高鹗看过别人的抄本而题的字。一幅字或画上如有“某人阅过”的跋文和图章，通常都是表示这幅字或画是经过此人鉴定或观赏过。所以有人说，这四个字排除了，不是证明了，这是高氏所修改的稿本的可能性。

又有人详细核对过程伟元、高鹗最初排印的《红楼梦》版本，与他们最后的刻本，发现两种版本每页的版口是一致的，全书几乎都是如此。这一点可以说明高鹗在排印了第一版以后，就以印就的书为底稿，在上面进一步加工修改，然后才排印成次一版的书，唯有如此，才能使版口取齐。但是，这个百二十回抄本的改文与程甲本不同，反而与程丙本有许多相同者，也是十分费解的事。

到现在为止，研究者对于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的性质，尚未获得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高鹗是续书人，但此稿本不是高鹗所修订的手稿，而是属于另一个人，而且此抄本也不是据程刻本而改得者。

二、高鹗不是续书人，而是对后四十回加工修改之人。这部百二十回抄本是属于高鹗某友人，原来只有前八十回，程伟元得到后四十回续书原稿后，而在高鹗动手修改以前，此人曾借抄了后四十回的续书。高鹗修改此书全部竣工以后，他又按定稿的刻印本改正其手中的抄本。

三、高鹗不是续书人，程高两人得到后四十回续书原稿后，曾多次加工修改。其改稿过程中产生了若干过渡稿本，而此抄本就是高鹗手中的过渡稿本之一。

现在，这部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被提供到更多的研究者与爱好者的面前，让大家来共同研判中国文学史上此一大公案。

再谈程排本《红楼梦》的发行经过

赵冈

拜读高阳先生大作《红楼倾谈》，获益良多，高阳先生考据方面往往有令人惊喜的卓见。新闻界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除了“勤”以外，还要有“新闻眼”，能够发掘新闻，搞考据的人最难得的也是这种特质，能够看出被掩盖着的问题，能够发现线索。

这种特质无以名之，姑称之曰“考据眼”。福尔摩斯比苏格兰警场的探长们高出一筹，就因为他具有这种禀赋。高阳先生有过人的考据眼，但是不肯多写这类的东西，认为是会荒废本业，这是很可惜的事，只要对学术有贡献，何必分本业副业。

譬如说，高阳先生从“苏大司寇”这一称谓而判断出《樗散轩丛谈》中那条笔记的书写年代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至五十九年十一月，这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发现，其推论合理可信。我一直认为陈镛的这条笔记值得特别注意。高阳先生推断出其写作时间，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苏凌阿的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是乾隆五十四年春的事，程甲本刊印即是乾隆五十六年冬的事，五十七年春以后不久陈镛就写下了这条笔记。这是当时人的记载，与后人传闻之谈不同，可信性高得多。

不过有关程刻本发行经过的问题，并未因此而全部解决。这其中牵扯上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这要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的一篇文章谈起。伊藤先生是以研究《红楼梦》为专业的，功力深厚，思考缜密，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不久前在《鸟居久靖先生花甲纪念论集》中发表一篇论文，题名是《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文中讨论之点很多，我只能在此文中提出两点略加讨论。

第一点，伊藤氏根据出版史料证明木活字版印书，能印的份数极有限。通常像武英殿聚珍版的书，每种只印三百部，有些木活字版只印二百部或一百部。而且据长沢教授研究，木活字版印刷到一百部左右时，往往就发生字面高低不齐，不得不换字。

如果我们接受伊藤氏的推断，倒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譬如，它可以帮助解释程伟元及高鹗在短期内再三修订《红楼梦》的动机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弄不清为什么程高在刊印了程甲本后不到七十天就又刊印程乙本，这岂不是用程乙本去抢自己程甲本的市场么？如果发现在我们接受伊藤氏的推断，这一点就顺理成章了。活字版每次只能印三百部，而生意又这么好，当然供不应求，既然非重排第二版不可，正好可以趁机对文字方面再多加修饰一下。

不过，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木活字版可印刷的份数是否真是如此少？中国出版商使用木活字版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此种印刷方法始终未曾普遍流行，想来它有很大的缺陷，则一定是事实。但是，可印份数会否真少到三百份？从程高的排印本看来，似乎并非如此，王佩璋曾经比较过程甲本及我所谓的程丙本，发现两本每页之行款、字数、版口等全同，每页中文字尽管有变动，可是到了页终则又总是取齐成一个字。在一千五百七十一页中，每页起讫之字不同者不过六十九页。她甚至于发现程丙本的活字就是程甲本的活字。我们目前无法比较程甲本及程乙本，不过我相信这两本一千五百七十一页的版口应该完全相同。这种现象显示，活字版可以长用，可以一用再用。编辑为了节省重排的工作量，尽量取齐版口以利用原版，而只个别植换木活字，否则，如果原版已不堪用，非重排不可，高鹗、程伟元蛮可以放手去校订，便不必采用这种缚手缚足的编辑方针。因此，我对这一点还有相当的怀疑，希望能看到一些研究古代印刷术学者的意见。

第二点是伊藤漱平提到，在程甲本出版后不久就有《红楼梦》流传到日本，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到达日本的时间和它们的装订方式。在日本长崎有一家姓村上的家族，其上世在清朝是从事中日贸易的。此家保留了很多旧的文件，其中有一套“差出账”，记载每次中国船到埠，他们购入中国货品的清单。货品中往往有书籍名目，村上“差出账”记道，在宽政癸丑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中国船主王开泰，从浙江乍浦出航，于十二月九日在长崎入港，运来书籍六十七种。第六十一项书名是：

“《红楼梦》，九部十八套”。

这种两套合装一部的装订方式很奇怪。程刻本前后几版的装订方式都是一样的，每部共二十册，合装成四套。与上述情形不符。如果改装每十册一套，每部二套，则嫌太厚，而且为什么要改装，都是疑问。看来，这运销日本的九部《红楼梦》大概是另一种字体大小不同、版面大小不同、装订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版本。

果然如此，则时间上又有了问题。程甲本的高鹗序言是出于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后五日，该书真正印就而卖到市场上，最早也该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而宽政癸丑五年则是乾隆五十八年，王开泰在乍浦出帆的时日，上距程甲本出书的时间最长也不过一年零十个月。什么人拿到程甲本立即翻刻，而且远销到浙江，进而外销日本？这一年零十个月的时候够不够完成这些程序？

伊藤漱平企图把这些运销日本的《红楼梦》，周春书中提到在苏州开雕印刷的《红楼梦》，以及东观阁翻印本《红楼梦》两件事贯穿起来。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书中首篇说：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从周春的笔记中我们可以判定几件事，壬子冬，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冬天苏州书坊中还买不到《红楼梦》，否则周春自己早就买了，根据周春所说的“开雕”及“新刻本”字样，伊藤认为这个苏州版不是活字排印本，而是真正的雕版刻印本，是与程本完全不同的印本。以周春对书籍的经验阅历，对各种版当能区分。如果他是一个用字谨严的人，则上述推论不无道理。

不过，时间上还有点问题。乾隆五十七年冬开雕，五十八年冬便已远销日本，雕版印刷能够来得这么快？如果半年之内就能雕成一千五百多页书，程高为什么不雕版而要排印活字版？

而且在五十八年冬书已远销日本，周春反而晚至次年夏天才在当地书坊买到书，也不好解释。

伊藤先生很重视东观阁书店历次翻刻的《红楼梦》，这确是一个好线索。不过，要把东观阁的版本与周春所看的苏州版拉上关系，则还有相当困难。根据《红楼梦书录》，东观阁第一版《红楼梦》完全是用程本的书名，即《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有题记。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东观主人识。

此后又有“本衙藏版本”，把题记中“东观主人识”五个字去掉，书名依旧。到了嘉庆二十三年又有东观阁重刊本，书名改为《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扉页题写“嘉庆戊寅重镌，东观阁梓行”。

《红楼梦书录》中所提到的东观阁诸版，我都没见过。但是日本却有几部。伊藤还提到有一种东观阁版，书名为《红楼梦全传》者，在《书录》中尚未列入。东观阁在嘉庆二十三年已重刊，则其初刊本一定很早。而且它是刻印本，而非活字排本。不过，其初刊本能否早到可以在乾隆五十八年就输出日本，则还是一个问题。雕版要费时，否则程高自己早就做了。其次东观阁多多少少还做了些加工工作，“细加厘定，订讹正舛”。再者，东观阁是否真出过袖珍版，每部两套，也都难以确定。

我很久以前就曾记下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东观阁版《红楼梦》，久想去翻检。今冬趁寒假远东旅行之便，特别到东京绕了一下，发现内阁文库已迁至皇宫外，改组成公文书馆。不巧，我去时该馆刚开始年假第一天，全日关闭，结果失之交臂。

即令有证据证明东观阁的初刊本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已发行，而且是以每部两套的方式装订的，我们还是无法把它与周春买得的苏州版《红楼梦》拉上关系。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东观阁诸版都是翻刻程甲本，但是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中所提到书中的某些字句，则可以判断他买到的书是程乙本或程丙本，绝非程甲本，东观阁既雕印程甲本，马上接着又翻刻程乙本，工程未免过于浩大，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东观阁诸版与苏州版还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程伟元的画——有关《红楼梦》的新发现

张寿平

一九七四年双十节前夕，我在台北市今日公司的今日画廊发现了程伟元的画。画廊主人冉西来先生说：“这一幅画颇得人们喜爱，可惜大家都不知道程伟元为何许人？”当时，我报以一个苦笑。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间，程伟元与高鹗一同校订《红楼梦》一书，并连续发行了两种版本（今称“程甲本”“程乙本”），以至于《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流传后世。然而其本人的声名居然落寞如斯。且其作品流落在外而无人收藏，这更是可悲可叹的事！但也幸而有此，我得获此奇遇。最后，我购下了这一幅画。

这一幅画，长一百二十九厘米，宽六十一厘米，可称大中堂。画面是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交缠而成的一个大寿字，依照世俗惯例，这该是为祝贺某家夫妇双寿而画的。原来应有的上款，想必在原主人出让时被裁掉了。下款是“古吴程伟元绘祝”七个字。下面钤两个印章：一为“伟元”，圆形朱文；一为“小泉”，方形白文。制作都相当精雅。右下角钤一个押脚印章，文为“小泉书画”，方形白文。左下角还有收藏印一，文为“嫩江意弇氏藏书画印”，方形朱文。

这一幅画，画笔苍劲，布局自然，松针与柏叶层层复叠而交代极为清楚。尤其难得的是虽为酬应之作而无俗气，虽经精心设计而无匠气，足见程氏在绘画方面的素养与功力俱臻上乘。友人李兄叶霜见到这一幅画后曾以怀疑的口吻说：“作者有此画笔，当可入《桐阴论画》。但清代画史失载其名，程氏亦不以画名，怪哉！”

凡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读过程伟元的《红楼梦》序文及其与高鹗合撰的《红楼梦》引言。所有研究“红学”的学者，一定会注意到程伟元这个人。但是，对于程伟元的生平，一般只知道他是书商，其余便不甚了了。他的画，以前只发现过一个扇面，虽曾在海内外红学圈中轰动过一阵子，而我手头却无此资料。因此，我购下了这一幅中堂后，立即请邻居鲁传鼎兄致书现在羁居美国的赵冈先生，问讯上项资料，并告诉他我的奇遇。赵先生来信说：“大陆上发现过程伟元绘的折扇一面。据说画为米家山法墨笔山水，有题记，字还不错，间架微近李北海，满挺朗。其文曰：‘此房山仿南宫，非仿元晖之作。米家父子虽一洗宋人法，就中微有辨。为于烟云缥缈中着楼台，政是元章奇绝处，辛酉夏五，临董华亭写意。程伟元。’有钤印二方，其一文曰‘臣元’。此处‘臣’字不是名字中的一字，想来此人已有功名，当然不是普通书商，程伟元是苏州人，我早有此想法，现在得张教授藏书证实，他们那家书店是苏州人办的，北京、苏州两地联号。程伟元的两位前任经理先生，一姓金，一姓谢，都是苏州人，‘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因此，其后任经理也该是苏州人。”赵先生不愧为当代红学名家，他对于程伟元其人的了解之多，已超过我的想象。

现在，我们可以总合所得关于程伟元的材料，做一个程伟元生平简介如下：

程伟元，字小泉，江南苏州人。有功名，然久任某书局经理。该局为苏州人所办，苏州、北京两地联号。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至北京。乾隆五十六、七年间与友人高鹗一同校订《红楼梦》，并曾发行两种版本，雅擅书画，嘉庆六年辛酉夏五月作米家山水扇面。有“伟元”“臣元”“小泉”“小泉书画”等印章。

赵冈先生来信以后，我一直异常兴奋，现在，我手里的程伟元的画已成为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新发现了。因为：

考据之学讲究证据，以前所发现的程伟元所绘的扇面虽能证明程伟元不是普通书商，但却只是“孤证”。孤证是一般考据家不采用的，也是无法使人完全信任的。譬如有人问：怎样能证明这绘扇面的程伟元，就是校刻《红楼梦》的程伟元而不是另外一个程伟元？这就要另外寻求证据了。而现在，我们发现了这第二幅程伟元的画，而且是上面钤有“小泉”和“小泉书画”的印章，这就有了有力的佐证；这绘画的程伟元既字小泉，当然就是校刻《红楼梦》的程伟元了。程氏所撰《红楼梦》序文的具名不就是“小泉程伟元”吗？质言之，程伟元雅擅书画，不是普通书商这件事，必须借我的这幅画才可证实无疑。

胡适先生作《红楼梦考证》一文时，对程伟元了解甚少，在胡氏心目中也许认为程伟元只是普通书商，所以，尽管程氏所撰《红楼梦》序文中已说明他曾因所藏《红楼梦》一书“殊非全本”而“竭力搜罗”“细加厘剔”，高鹗所撰《红楼梦》序文中又直认自己是在程伟元“数年铢积寸累”之后，因程伟元的邀请而“欣然拜诺”“遂襄其役”；但却仍是扬高而抑程，把整理修辑《红楼梦》的功劳归于高鹗一人，并总合所得关于高鹗的材料作了高鹗年谱，而对于程伟元则居然无一字之褒。这委实是很不公平的事。在此，我敢断言：倘若胡氏当年能见到程伟元的画而知道程伟元不是普通书商的话，胡氏的《红楼梦考证》就不会扬高而抑程了。又若天假其年，胡氏至今犹存的话，他一定会重写《红楼梦考证》。

红学史上一公案——程伟元伪书牟利的检讨

潘重规

传播《红楼梦》一书的功臣，最具劳绩而又最受冤屈的，要数程伟元。百二十回《红楼梦》是他搜集成书的，编校刻印是由他主持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他不过是一个书商，所以校补《红楼梦》的工作，都归功于高鹗，而程伟元只落得一个串通作伪、投机牟利的恶名。天地间不平之事宁复过此。

前几年，周汝昌购得程伟元绘的一面折扇，画上有题记云：“此房山仿南宫，非仿元晖之作。米家父子虽一洗宋人法，就中微有辨。为于烟云缥缈中着楼台，政是元章奇绝处。辛酉夏五（按：辛酉为嘉庆六年——一八○一），临董华亭写意。程伟元。”钤连珠二小方印，文曰“臣”（白文）、“元”（朱文）。据此绘事，知他不仅工于翰墨，也应是科名中人，我看了此画的影本，已对程氏是书商之说，深为怀疑。近见文雷《程伟元与〈红楼梦〉》一文，更可断定程伟元决非牟利的书商。此文发现有关程伟元的新资料，计有：1晋昌给程伟元的唱和诗九题四十首；2孙锡《赠程小泉（伟元）》七律一首；3刘大观题程伟元画的《柳荫垂钓图》古风一首；4金朝觐题程伟元画册的诗并序；5晋昌、程伟元、李楘、刘大观、周篯龄、明义等人为晋昌的《且住草堂诗稿》写的序跋。根据这些新得的材料，可以获得下列许多事实。

一、程伟元的生卒年，根据李楘《且住草堂诗稿序》说：“程君小泉，余之同学友。”程、李既然是同学，年龄应该相仿佛，比照李楘的生年，程伟元大约生于乾隆十年（1745）。又根据程的受业弟子金朝觐《题程小泉先生画册》诗的内容，程大约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享年七十三岁左右。

二、程伟元的籍贯，据李楘是他早年同学这一事实，李楘是江苏长洲人，从小在自己家乡发蒙进学，参加乡试。程和李是同学，自然应在同一地区上学。在清代，江苏省苏州府治吴、长洲、元和三个县，辛亥革命后废长洲、元和二县，并为吴县（1995年撤销），即今苏州，因此，程伟元可能是苏州人。

三、程伟元的家世，据晋昌赠他的一首诗说：“义路循循到礼门，先生德业最称尊。箕裘不坠前人志，自有诗书裕子孙。”看起来，程氏确是一个书香门第。

四、程伟元的科名，据晋昌赠他的诗，说：“况君本是诗书客，云外应闻桂子芬。”又说：“脱却东山隐士衫，泥金他日定开缄。”这是程伟元在晋昌幕府时，晋昌鼓励他去再考进士的诗。在唐代，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晋昌对他说：“脱掉那件东山隐士的长衫吧，你去应考，一定会高中进士的。”如果他没有中过举，怎能以秀才的身份去考进士呢！所以程伟元应该是个举人。乾隆末年，他寓居京师，大概也像高鹗似的，是在京等待参加会试。后来，高鹗中了进士，做了达官，“爬上高枝儿去了”。程伟元却槖笔关外，成了晋昌的幕府僚属。

五、程伟元的才名，据晋昌赠他的诗说：“文章妙手称君最，我早闻名信不虚。”可见早在乾隆末年，程伟元待考京师时，他的才名已经高出同时文士之上，故晋昌以宗室贵族，在出镇盛京时，特地延请他入幕，佐理奏牍。晋昌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后，恭亲王常宁五世孙，从嘉庆五年起，曾“前后三持节”（裕瑞诗句）——三次担任盛京将军之职。程伟元不但是盛京将军的僚佐，而且是盛京将军的诗友。正如晋昌诗中常常咏叹的，每当他们在“把酒”“赋诗”“酒兴偏教诗兴浓”的时候，往往是“放怀”“忘骸”“忘形莫辨谁宾主”的。当然，能够同这位诗人将军“为忘形交”“作文字饮”的程伟元，显然不是一个牟利的商人。

六、程伟元的文艺，据李楘在《且住草堂诗稿跋》中说，程小泉“工于诗”，晋昌“凡席中联句，邮简报答，必与之偕”。而“新诗清润胜琅玕”“瑶章三复见清新”，都是晋昌对程伟元的评语。可见程伟元的诗歌，决不会像高鹗诗的庸俗下流。李楘又说：“程亦擅长字画。”金朝觐诗有“昔我立程门，临池学作字”之句，更说明程伟元不仅是晋昌幕府的西宾，还是沈阳书院的兼职教授。程伟元又曾为晋昌官署中的“安素堂”，题了“兰桂清芳”四个大字的匾额，可见他不但能写扇面上的蝇头小字，也能作擘窠大书。程伟元擅长绘画，李楘已明确讲了。辛酉夏五月的画扇，就是很好的物证。他的作品，在他的友人诗文中提及的，有嘉庆七年为晋昌祝寿画的一本罗汉册，有嘉庆十年左右为友人善怡庵画的小像。刘大观咏诗，题为《题觉罗善观察怡庵柳荫垂钓图》。这个善怡庵，就是高鹗的及门弟子增龄、华龄的父亲。而诗人刘大观和善怡庵是先后同僚。同高鹗妻舅名诗人张船山订过交，又为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写过跋，和《红楼梦传奇》写序的作者吴云更是至交。他和程伟元交谊颇笃，所以嘉庆十九年，善怡庵署理荆南道（湖北宜昌）时，邀请刘大观到湖北作客，在酒筵上，拿出程伟元画的《柳荫垂钓图》来，“千扈请买琼琚词”，刘大观便乘着酒兴，即席题诗，唏嘘不已：“此图出自小泉手，我与小泉亦吟友，当时盛京大将军，视泉与松（规案：刘大观，字松岚）意独厚。将军持节万里遥，小泉今亦路迢迢。聚散升沉足感慨，白首何堪还一搔。”

由诗意看来，刘大观不但有故友星散之感，也有为程小泉怀才不遇的惋叹。综观以上发现的数据，程伟元确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士，他出身书香门第，才名早著，虽未显达，却有科名，往还的朋友都是文学有造诣的仕宦中人，可见他绝非一个书商，他在京师应试期间，不但未醉心功名，还苦心搜集《红楼梦》佚稿，使《红楼梦》得流传于世，可见他不是一个世俗的上进举子，更看他在有权有势的奉天大将军幕府中时，访问他的知己词人孙锡，一同展画吟诗，倾吐怀抱。孙锡赠他的诗说：“冷士到门无暑意，虚堂得雨有秋心。”可见程伟元不但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襟怀恬淡、品格清高的才士。可惜近代研究《红楼梦》的人，不顾事实，凭空立论，对程伟元加以种种污蔑。胡先生说：“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一般学者更推波助澜说：“程伟元是一书商，可能没有任何有关此人之史料流传下来（赵冈《红楼梦新探》页二六四）。”这一类说法，对后来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前年，余英时教授在《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的商榷》（香港《中华月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号）一文中，便严肃地说：“高、程二子在红学考证中乃是被告。从严格的方法论的观点说，正像陈援庵先生所谓‘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众口铄金，人言可畏，程伟元已成为伪造《红楼梦》的主犯了！我看到有关程伟元的新资料以后，不能不呼吁爱好《红楼梦》的人士，大力替传播《红楼梦》的程伟元，把作伪牟利的飞来恶名彻底洗雪掉！

附记：张寿平教授《程伟元的画》（见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刊）是有关程伟元资料的新发现。这一幅画，款题“古吴程伟元绘祝”，尤为程小泉是苏州人之明证，收藏者是嫩江人，也因为程小泉游幕关外之故。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