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殖民动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英殖民帝国的形成也非朝夕之功，其初期阶段的筚路蓝缕不必赘述。年轻的英格兰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犹如初生牛犊。它敏锐地觉察到，擅长航海的英格兰人迎来了新机遇。英格兰南部诸郡对这点的认识尤其深刻。在水手的帮助下，乡绅与商人进行探险活动。其中很多人是奔着黄金去的。不过，早期移民对财富的渴望与后期移民的利欲熏心没有关系。一个人眼光独到、勇敢无畏并且能够掌握命运时，就算唯利是图，也显得高尚。来到陌生的地方，栉风沐雨，与野蛮人相遇，只有那些有勇有谋的人才能从容应对。英格兰人对黄金的渴望远不及西班牙人。他们虽然辛勤劳作，但经常一无所获，于是不得不寄希望于商业贸易。

新时期贸易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开辟新航路，另一方面是推进贸易转型。威尼斯、热那亚与东方的贸易一片繁荣。里斯本、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富甲一方。东方航路畅通。在发现新大陆前，欧洲人更熟悉博卡拉和中国西藏等大部分亚洲地区。

第2节　葡萄牙率先进行殖民活动

葡萄牙海岸线狭长，国土面积相对较小，但其航海业在欧洲首屈一指。与摩尔人交战数年后，1385年，葡萄牙宣布独立，比邻国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尔王国的独立早了一百多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1]非常热爱航海探险，虽未身先士卒，但也为后辈树立了榜样。四十三年来，他一直居住在葡萄牙的海岸边，管理着地理航海学校。为重振日益衰落的骑士等级制度，亨利王子担任骑士团团长，并重组了“基督秩序”，终其一生致力于非洲海岸的探索事业。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他终身未婚。文艺复兴运动包罗万象，自然也涉及迦太基和希腊的航海知识。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在探险家们朝耕暮耘前，迦太基人和希腊人已经绕非洲海岸航行了两年多。

漏船远航久，

罗盘子午丢。

北辰闪耀处，

方可知归途。

亨利王子

葡萄牙的探险意义重大。亨利王子发现博哈多尔角以外仍是未知世界。直布罗陀海峡和好望角相距六千英里，葡萄牙探险队仅航行了七百英里就到达了博哈多尔角。当时，如果继续向西航行五百英里，探险队就可以抵达马德拉群岛，发现塞内加尔河与冈比亚河。亨利王子发现新大陆不仅适合生产原作物，改良后还可以种植西西里的蔗糖作物和克利特岛的葡萄。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但他的丰功伟绩将被世人永远铭记。后来，探险活动继续进行。探险家们不仅发现并命名了塞利拉昂山脉，还发现几内亚湾海岸线往东南延伸。1492年，迪亚士绕过开普敦，发现非洲海岸线继续向东延伸，于是在阿尔戈阿湾立柱标记后返航。随后，三艘装配精良、负重四百吨的船再次起航。达·伽马有幸开辟了欧亚航线。1497年7月，他带领探险队从塔霍河起航，1498年5月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登陆，并在卡利卡特建立了殖民地。后来，他又沿马拉巴尔海岸继续建立殖民地。博哈多尔角与冈比亚河之间的距离不足一千英里，但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却长达四十年。在接下来的四十年，葡萄牙在印度开拓殖民地。最终，亨利王子开启的航海事业完成了重组“基督秩序”的使命。

葡萄牙商人励精图治，贸易范围从塔霍河扩展到了中国珠江。1508年至1515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担任印度殖民地总督，手握大权。1513年9月，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弗洛登交战，英王亨利八世忙于解决内乱。与此同时，葡萄牙建立了巴西殖民地，将其作为贸易站，不允许当地政府干预。果阿和潘吉姆至今还留有一些殖民遗迹。布拉干萨家族[2]将孟买作为凯瑟琳公主[3]的嫁妆赠予英格兰。葡萄牙是西方探险事业的先驱。哥伦布曾向亨利王子阐述开辟西方新航线的理念。亨利王子虽然对葡萄牙的殖民扩张功不可没，但这次却犯了一个错误，他误解、轻视并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幸运的是，他创办的学校帮助哥伦布、麦哲伦和葡萄牙探险家加入了西班牙的远航队。这支远航队渡过了普拉特河，成为首批从东边进入太平洋的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并没有立即开展殖民活动。葡萄牙乘机占领了新大陆的东部地区，西班牙仅占领了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划分的失误，南美洲被划到了新大陆的最东边，因此，巴西归葡萄牙所有。当时，南大西洋与非洲一样不为人知。现在，虽然巴西与葡萄牙没有任何政治联系，但葡萄牙曾经的殖民印记仍然留在了巴西。葡萄牙后期的殖民史并没有值得关注的地方。1580年至1640年，葡萄牙受治于西班牙，领地只剩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果阿和澳门，以及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之间狭长的非洲海岸线，美洲东部的葡萄牙殖民地也相继落入荷兰之手。但荷兰对殖民地的治理非常松散。在与英格兰的斗争中，葡萄牙虽然实力不够雄厚，但其殖民历史依然值得一提。我们希望，葡萄牙古老而光荣的文化传统能够在非洲大陆传播开来，否则就与英国的南非殖民地一样了。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和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等殖民先驱的探索精神备受殖民史学家的赞誉。

迪亚士在非洲海岸航行

葡萄牙的孟买殖民地

亨利八世（1491—1547）

达·伽马（1460—1524）在卡利卡特登陆

凯瑟琳公主（1638—1705）

麦哲伦探险驾驶的“维多利亚”号

18世纪的澳门

第3节　西班牙的殖民活动

翻开西班牙绚丽的殖民史华章，其中不乏轶闻趣事，包括活跃的物质生产、盛行的英雄主义、难以忘记的悲惨遭遇，以及不可名状的挫败，这一切令人感慨万千。一旦荷兰和英格兰对西班牙施加压力，西班牙就会举步维艰，无法开展殖民活动。提及西班牙人，往往难以将他们与“骑士精神”和“浮躁鲁笨”两个对立的词联系起来，但这恰好体现了西班牙人的两面性。在勒班陀海战[4]中，墨西哥曾支援西班牙，助其获胜。但西班牙人浮躁鲁笨，常常事倍功半，广受英格兰人的诟病。西班牙[5]不仅拥有杰出的传教士拉斯·卡萨斯和温柔高贵的伊莎贝拉一世，还出现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6]这样的暴徒。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曾大肆屠杀伊斯帕尼奥拉岛人。西班牙天主教徒在殖民地的暴虐行为激起了英格兰德文郡绅士们的怒火。然而，堂·吉诃德[7]是西班牙的灵魂人物，彰显了西班牙真正的绅士风度。因此，西班牙人的这种两面性不可调和。

勒班陀海战

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

西班牙的早期殖民活动有三大优势，具体如下：

第一，由于长期与摩尔人交战，西班牙绅士已经对游击战习以为常。

第二，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8]在位时的西班牙，卡斯蒂尔、安达卢西亚、比斯开湾的海员都加入了佛兰德斯的纺织行业以及意大利与盟国的产业组织。

第三，西班牙擅长借助外力成就霸业。来自热那亚的哥伦布和葡萄牙的麦哲伦以西班牙的名义远航，为其赢得了在西方世界的话语权。

腓力二世（1527—1598）

西班牙在加勒比海湾开发了一座岛屿，准备聚敛财富。但由于当地的资源有限，失望的探险家们只能另辟蹊径。埃尔南·科尔特斯远赴美洲中部，到达墨西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抵达秘鲁。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是发现太平洋的欧洲第一人。这些探险家不畏艰险，四处探索，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里挖掘珍贵的金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活动包括现有民族的迁徙和新民族的产生。移民赋予了新大陆一定的殖民特性。西班牙人与美洲的土著人逐渐融合，不仅保证了人种的多样性，还使美洲殖民地具有了“半欧洲化”特征。英格兰利用种族融合进行殖民，殖民美洲的方式属于种族入侵。西班牙促进了中南美洲的民族融合。后文将详细叙述西班牙专制政府成为大资本家的过程。当时，西班牙的贸易活动席卷了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并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很多商贸机构。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舰队分别往返于迦太基与韦拉克鲁斯，进行贸易运输。

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1475—1519）

由于治理不力，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逐渐分裂，有的朝迁市变，有的攀附欧洲。毫无疑问，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使伊比利亚半岛损失惨重，但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弥补了其经济损失。西班牙热衷于侵占他国，驱逐其国民，但最终，这种民族特性使它丧失了世界霸主地位。然而，西班牙昔日的辉煌曾激励伊纳爵·罗耀拉、圣特蕾莎修女、迭戈·委拉斯凯兹、牟利罗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等前赴后继，为西班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西班牙的辉煌烟消云散了。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1—1541）

第4节　英格兰的殖民活动

要了解英格兰的殖民史，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著作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这位传教士曾是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学生，1582年出版了著作《英格兰重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详细描述了英格兰当时的航海与地理发现。但理查德·哈克卢特没有潜心研究学问或著书立说。他从小喜欢研究人类行为。面对叔叔的地图，他曾欣喜若狂地沉浸在地理发现的冒险故事中。曾有人指责英格兰在航海军事竞赛中姗姗来迟，但其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英格兰人的勇敢，依然占据了绝对优势。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著作以清晰的思路描述了英格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及之前的航海探险与地理发现，史料丰富，案例经典。

牛津基督教堂学院

理查德·哈克卢特记载了威尼斯海员卡伯特父子发现北美洲并得到英王亨利七世鼎力支持的史实。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将自己的航海发现绘制在地图上，并附了注释。理查德·哈克卢特将其解读为：“1497年6月24日凌晨5时，约翰·卡伯特和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率领一支英格兰舰队，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抵达了新大陆。这是卡伯特父子的第一次航海探险。”与此同时，汉弗莱·吉尔伯特和马丁·弗罗比舍率领的一行人向西北航行。雅克·卡蒂埃与法兰西探险家一起勘探了加拿大的河流，沿海岸线向南航行至佛罗里达。英王特许卡伯特父子以英格兰的名义扩充船只，招募船员，并规定新大陆均享有英格兰王室的保护和贸易特权。作为回报，卡伯特应将航海收益的20%献给英王。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特许下，获得了相应的权益，但王室的馈赠远少于通过贸易保护获得的收益。1600年，《东印度公司规章》以贸易收支平衡为宗旨，将航海家们的成功归功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除了军官与海员，探险队里还有几位绅士冒险家。探险队组建初期纪律涣散。指挥官为了严明纪律，禁止船员们污言秽语、聚众赌博。因此，“探险队逐渐变得指挥有序，每个人都做好了再次为国家效力的准备”。马丁·弗罗比舍第三次航行的口号体现了当时的宗教思想，即“上帝先创造了人，然后创造了世界”。返航时，这种宗教思想仍然根植于英格兰的政治理念中。1583年，汉弗莱·吉尔伯特制订了管理纽芬兰的三大规定：第一，宗教信仰要皈依英格兰国教；第二，反对英王的统治就是叛国；第三，发表对英王不敬的言论，将被割耳、剥夺船只以及财物。作为探险队唯一幸存的绅士，黑尔斯先生如实记录了汉弗莱·吉尔伯特的航海轶事，并指出其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传播宗教。然而，很早以前争夺海上利益的战争爆发了。1578年，汉弗莱·吉尔伯特发布了关于纽芬兰渔业立场的声明。声明指出，在比斯开湾，西班牙的渔船有二十或三十艘，葡萄牙有五十艘，法兰西王国和布列塔尼公国有一百五十艘，而英格兰的渔船只有五十艘。但后来，“英格兰成为各大渔港的霸主”，积极发展捕鱼业、制盐业和造船业，继续发扬传统风尚。

亨利七世（1457—1509）

雅克·卡蒂埃（1491—1557）

马丁·弗罗比舍（1535—1594）

汉弗莱·吉尔伯特持有的特许令与后来英格兰与非洲国家所签条约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具有同等意义。英格兰远航探险的目的是征服“非基督教国家”。英格兰律法规定，如果汉弗莱·吉尔伯特及其继承者冒犯英格兰的盟国，而且拒不悔改，英格兰将不再庇护他们。任何新兴国家只有效忠英格兰，才能受其保护。

汉弗莱·吉尔伯特（1539—1583）

英格兰的定居地成了殖民地，殖民开拓也扩展到了海上，但殖民地与宗主国仍然保持着内在联系。与苏格兰结盟前，英格兰与爱尔兰所有登记在册的居民一直效忠英王并享有特权。汉弗莱·吉尔伯特及其继承者掌握着爱尔兰的民事及刑事权。托马斯·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学说指出，人们通过遵守“自然法”订立契约，并形成国家，英格兰的立法应与基督教和国教信仰相行不悖。灵活的政治模式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这一理念需要与弗朗西斯·培根睿智的法理精神、威廉·塞西尔的务实作风以及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的诚信品质结合。

英格兰的杰出人士纷纷为对外政策和国计民生建言献策。老理查德·哈克卢特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他与马丁·弗罗比舍的航海探险。他说这类探险活动不仅可以丰富航海经验，还能发家致富。他建议英格兰停止向西班牙供应燃油、麻、树脂和橘子，并减少向法兰西供应靛蓝颜料、海盐、加斯科因葡萄酒、伊斯特兰亚麻和柏油，还提议在新占领的大陆兴建城市，为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及异教徒提供避难所。

1624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塞缪尔·珀切斯出版了《珀切斯朝圣记》。该书记载了英格兰的早期历史成就，描述了“英格兰探险家如何以海为家，让一望无际的海洋成为触手可及的渡口”，以及“英格兰成就帝国霸业”的过程。

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英格兰的殖民活动蓬勃发展，成就显著。英格兰控制了纽芬兰的渔业；在圣劳伦斯和佛罗里达沿岸开拓殖民地；开辟了一条通往中国与印度的西北航道；发起了两次环球远征；数次劫掠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的货船，撼动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英格兰人以精湛的航海技术、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和严以律己的品质享誉世界。他们积极发展商业贸易，但并不聚敛无厌，同时信奉宗教，富有同情心。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威廉·塞西尔（1520—1598）

理查德·哈克卢特和塞缪尔·珀切斯的著作令人叹服。书中洋溢着英格兰人的智慧与进取精神。英格兰人虽然不及西班牙人浮华与浪漫，但依然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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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利王子（prince henry，1394—1460），葡萄牙航海探险的先驱。——译者注

[2]布拉干萨家族曾统治葡萄牙（1640—1910）。——译者注

[3]即布拉干萨的凯瑟琳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a，1638—1705），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之女。1662年，她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成为英格兰王后。根据英格兰与葡萄牙签署的联姻条约，葡萄牙将孟买作为凯瑟琳公主的嫁妆赠予英格兰。——译者注

[4]勒班陀海战发生于1571年10月7日，由威尼斯、西班牙等组成的“神圣联盟”舰队击退了奥斯曼帝国舰队。在西方海战史上，勒班陀海战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桨船作战。——译者注

[5]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娶了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两国合并，称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6]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从小没有接受教育，是西班牙文盲探险家，也是印加帝国的征服者。——译者注

[7]堂·吉诃德（don quixote）应是民国时期译法。在英语中，don是尊称，意思是“殿下或阁下”，既非名亦非姓。然而，这种译法在我国已经约定俗成，不得不遵从。——译者注

[8]腓力二世是查理五世之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