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西班牙

文明国度与野蛮部落之间的博弈、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等，推动了欧洲的殖民扩张。扩张和垄断带来的巨大利益使英格兰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英格兰轻而易举战胜了葡萄牙，但其与西班牙的冲突频发。双方为争夺属地兵戎相见。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双方都没有出动军舰或派遣海军，只是展开一些袭击骚扰和烧杀抢掠。英格兰对殖民扩张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受塞缪尔·珀切斯崇拜的“海上霸权之母”伊丽莎白一世对殖民活动非常支持，而且精于权术。伟大的弗朗西斯·德雷克船长为航海探险事业砥砺前行，却无奈时运不济。1588年，在异教徒的注视下，西班牙集结无敌舰队进攻英格兰，最终铩羽而归。统领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在圣保罗参加了感恩节仪式。当天出席活动的还有苏格兰国王、丹麦国王、挪威国王、瑞典国王和纳瓦拉国王、日内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市民。作为新教国家的代表，英格兰本土重熙累盛，但其海外殖民活动显得相形见绌。为了解决查理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西印度群岛争端，英格兰与法兰西签署条约，特设了皇家殖民岛屿。这时，勤劳的法兰西新教徒还没有遭到迫害。与此同时，法兰西王国羽翼渐丰，西班牙王国却日渐式微。虽然西班牙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出于对罗马教皇权力的恐惧，英格兰对西班牙仍然存有敌意并视其为豺狼虎豹，坚信西班牙与教皇阻碍了英格兰的自由和进步。弗朗西斯·德雷克曾给牙买加的海军中将写了一份信，信中说道：“古罗马的西班牙与英格兰一直交恶，犹如古巴比伦王国冒犯了上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冲突是英格兰以上帝的名义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为了获得胜利，奥利弗·克伦威尔派罗伯特·布莱克远赴地中海，与佛罗伦萨公爵和突尼斯大公抗衡。他在下议院指出：“英格兰的天敌就是西班牙。”当时，西班牙拒绝在西印度群岛进行宗教钳制与贸易垄断，但英格兰的天主教徒更亲近西班牙，从而使英格兰对西班牙产生了误判。当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结束、西班牙的骑士精神灰飞烟灭时，英格兰才意识到法兰西已经日富月昌，锋芒逼人。

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

查理一世（1600—1649）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

第2节　荷兰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荷兰与英格兰之间摩擦不断，争夺所谓的海上霸权。荷兰由部分脱离西班牙统治的省份构成，包括锡兰在印度半岛海岸线附近的海角与海峡，以及印度洋与中国诸海之间的群岛。作为欧洲大陆的海上先锋，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东部区域，并试图打通环绕新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岛的东北航线。荷兰探险队首次发现了冰封区，并于1596年在新地岛东海岸北纬80°的北极地区度过了三个月。荷兰虽然并没有打通东北航道，但却发现了斯匹次卑尔根岛的鲸鱼产地。现在，一百多艘荷兰船只在那里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东北方向的航行受挫后，荷兰逐渐取代了葡萄牙，统治锡兰海角，并在美洲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在环球航海的六大事件中，荷兰就占据了一半。借助精准的地球仪、详尽的海图和清晰的地图，荷兰探险队开始绕合恩角航行。二十多年后，亚伯·塔斯曼发现了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通过公私合营的产业运营方式，荷兰获的实力增强了。弗朗西斯·培根曾在《论叛乱》中将荷兰的产业与贸易比作世界上最好的地表矿。荷兰人头脑聪慧、勤于劳作，基于商业兴建产业。一些荷兰殖民者获得了官方的资助，但大多数殖民者受私人赞助。这种合资经营模式有利于资本的良性循环。由于需要长期、按时支付高额红利，而荷兰人又节俭成性，持股人比较急功近利，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慷慨”与“远见”在荷兰人中间根本无迹可寻。教育体制的私有性局限了改革进程，但荷兰人希望即刻获得利润，终究无法走上殖民扩张的康庄大道。

亚伯·塔斯曼（1603—1659）与家人

曾经的荷兰国力鼎盛、百业俱兴，是英格兰商人最向往的国家，备受伦敦交易所的关注。荷兰商船在欧洲两万五千艘商船中占比超过60%，是法兰西的三倍。荷兰通过向欧洲运输商品获取佣金，促进了转口贸易的发展。控制欧洲的转口贸易后，荷兰征得英格兰同意，将《海洋法案》修改为：放行荷兰商船上的法兰西商品。当时，在英格兰，荷兰商船属于中立船，法兰西商船属于敌对船，因此，法兰西商船上的荷兰货物均被英格兰没收。这与旧的海洋法恰恰相反。荷兰商船在欧洲畅通无阻，获益颇丰，但却因损人利己成为众矢之的。出于宗教同情，奥利弗·克伦威尔并不希望英荷对立，但他最后还是被迫采取了行动。著名的《航海条例》由此产生。约翰·德莱顿曾在诗中描述了当时的景象：

贸易就像血液循环，

一旦阻滞，

商品流通就会如履薄冰。

世界财富聚集之所，

必为浅滩沉船之处！

《航海条例》规定，被贴上荷兰货物标签的非荷兰货物不得运送至英格兰。该条例一旦生效，必定会对荷兰造成致命的打击。英格兰不乏“勇猛”的海员精神，譬如1652年，罗伯特·布莱克对抗德·吕泰尔和科内利斯·特龙普时的雷厉风行。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查理二世[1]统治时代，英格兰在与荷兰的战役中屡战屡胜。《航海条例》生效后，英格兰从荷兰手中夺取了东海运输的垄断权。但英格兰的目的并不是干涉荷兰的海上贸易，而是想在海运业占有一席之地。1667年，英格兰与荷兰在战后签订的协议规定，荷兰负责所有莱茵河流域的商品运输。商品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经由荷兰商人转手，英格兰商人无权插手。随后，法兰西与英格兰冲突骤起，英荷联盟建立，但查理二世再次失信于荷兰。1714年，斯图亚特王室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荷兰也不复往日的辉煌。奥兰治的威廉[2]出于宗教同情和商贸利益，利用英荷联盟抗击路易十四。

罗伯特·布莱克（1599—1657）

德·吕泰尔（1607—1676）

科内利斯·特龙普（1629—1691）

查理二世（1630—1685）

第3节　法兰西

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争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是时候结束了。17世纪的法兰西希望在欧洲独占鳌头。伏尔泰曾称颂路易十四时代为“世界文明全面发展的伟大时期”。如果在弥尔顿时代，英格兰能涌现出远胜于高乃依或让·拉辛的杰出人物，一定会令莫里哀、让·德·拉·封丹和塞维涅夫人黯然失色。尼古拉·布瓦洛的文学批评风格简洁明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模式。虽然雅克-贝尼涅·波舒哀和弗朗索瓦·费奈隆与其他任何一位英格兰神学家不相伯仲，但在哲学方面，托马斯·霍布斯却无法与勒内·笛卡尔相提并论，也没有人能与布莱士·帕斯卡平分秋色。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和尤勒·马萨林出众的领导才能使法兰西的政治制度源远流长。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是可以与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媲美的法兰西政治家，他在欧洲殖民化进程中的丰功伟绩流传至今。他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殖民体系，加强了国家机构改革，其改革范围包括住房、金融、农商、外事和海事等方面，但并不仅限于温饱政策，还重点关注惠民政策。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执政的二十二年里，在金融方面，法兰西王国的毛收入由八千四百万法郎增至一亿一千二百万法郎，净收入由三千二百万法郎增至九千四百万法郎；在商贸方面，法兰西创办的五大商业公司均由法兰西王子持股；在外事方面，法兰西增加了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兵力，并侵占了海地，盘踞在卡宴和加拿大，占据了路易斯安那、戈里和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在苏拉特、金德讷格尔和本地治里建厂；在海事方面，法兰西海员数量由三万六千人扩招至七万七千人，海船数量从三十艘增至一百七十六艘。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与英格兰的沃尔特·雷利、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威廉·皮特一样功勋卓著。法兰西奠定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基础，构筑了世界的主流道德框架，其文学、艺术和科学驰名当世。相比之下，英格兰却名不见经传。

塞维涅夫人（1626—1696）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1585—1642）

沃尔特·雷利（1552—1618）

1690年前，英格兰与法兰西立场相同。法兰西的殖民地位难以撼动，而且前景可观。法兰西在北美开发了加拿大、阿卡迪亚和布雷顿角，坐拥纽芬兰海岸，南据密西西比河口，从西印度群岛入侵了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并占领了非洲的塞内加尔，侵占了印度半岛的本地治里和金德讷格尔。曾几何时，法兰西群贤毕至，雄居世界，其商业与海事规模方兴未艾。

第4节　第二次百年战争

从奥兰治的威廉继位，到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3]的滑铁卢大捷，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使两国人民饱受战火之苦。约翰·罗伯特·西利教授指出，在第二次百年战争的一百二十七年时间里，为了争夺欧洲大陆以外的统治权，以英格兰与法兰西为首的两大阵营交恶六十四年。法兰西革命引发的无政府状态打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平衡，王朝更迭等因素使法属殖民地与宗主国长期处于敌对和仇恨状态。

1661年，英格兰人口增至约七百五十万，法兰西人口稳定在两千万左右。法兰西历史学家维克托·迪吕伊概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路易十四统治的王国地利人和，并且拥有名臣辅佐。即使经历了投石党运动[4]的浩劫，法兰西的权威也没有受到丝毫撼动。当时，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掌握着法兰西的财政大权，英勇善战的卢瓦侯爵统率着法兰西大军。没落的西班牙、混乱的神圣罗马帝国、怯懦的奥地利、弱小的意大利、在查理十世古斯塔夫[5]统治下一蹶不振的瑞典，以及颓败萎靡的荷兰，映衬出了法兰西的强盛。二十五年来，因为斯图亚特王室反对在外交事务中掺杂民族主义情怀以及英王威廉三世尸位素餐，所以英格兰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1769—1852）

滑铁卢大捷

法兰西对宗教采取了零容忍政策。1685年，新教特权被取消。于是，一部分法兰西人被迫流亡英格兰，因为当时的伦敦已经有三十一个天主教圣会。也有一些法兰西人流落到了荷兰、神圣罗马帝国和美洲。法兰西首相竭尽全力清除异教徒，却没有意识到这对法兰西来说其实是一场灾难。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万良工巧匠不顾士兵的阻拦越过了边境线，试图远离专制独裁的法兰西王国。法属殖民地的监控比英属殖民地严格，路易斯安那的居民并不像新英格兰的居民那么自由，而且法属各殖民地禁止居民从事圣事活动。法兰西政客曾经指出：“国王不能为了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将新教徒驱逐出境。”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1622—1660）

此外，法兰西政府并不能与时俱进。历任官员中，出类拔萃的文臣武将寥寥无几，赤胆忠心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法兰西专制政府或发动侵略，或防御突袭，但疲于应付持久战。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恶迹昭著，对政府造成了致命打击。面对与英格兰频发的冲突，法兰西亟须增强海军力量。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曾详细描述了1692年的拉霍格海战。儒勒·米什莱也曾谈到，英军实力日渐强盛，法军无法与之抗衡。欧洲各国一致认为，正是英格兰人的无所作为延续了斯图亚特王室的国祚。一旦坚决反对法兰西的英王驾崩，英属殖民地就将再次落入法兰西人手中。路易十四为自己的后代争夺西班牙王位，继而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当时的法兰西已经犹如西风残照。英格兰进退维谷，无论加入西班牙与法兰西联盟还是加入西班牙与奥地利联盟，都会得罪另一方。儒勒·米什莱说：“英格兰觊觎西属印度群岛，垂涎美洲和亚洲的贸易走私品，渴望发展商业贸易，而法兰西却继承了颇有争议的王位。”1704年至1713年，路易十四疯狂地滥杀无辜，其罪行罄竹难书。安德鲁·阿格纽爵士曾指出，英格兰应该关注自己的海上领地，一旦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被法兰西取代，英格兰在未来将无所建树。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功勋卓著。英格兰人对国家的未来信心满满。

拉霍格海战

儒勒·米什莱（1798—1874）

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充满浓厚的殖民利益气息。腓力五世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并与法兰西王室联姻。然而，《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西班牙不得为法兰西提供任何海洋商贸方面的便利，但英格兰可以每年派一艘五百吨位的商船在西属殖民地从事大规模走私贸易。

虽然罗伯特·沃波尔竭尽全力试图使英格兰免受欧洲战争的影响，并终生致力于和平事业，但依然没有摆脱商人们对他的厌恶。1743年，由于西班牙明确禁止开放贸易，英格兰卷入了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奥地利王位的继承权引发了代廷根战役和丰特努瓦战役，基于殖民利益的法兰西与奥地利联盟由此建立。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秘密联姻对英格兰非常不利。1748年，亚琛战役暂时休战。儒勒·米什莱评价这场战役说：“这场仓促而愚蠢的战争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即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各国海外殖民地的形势也容不乐观。英格兰与法兰西在美洲和印度的各种政策相互矛盾，局部冲突不断。在美洲，法兰西试图通过堡垒连接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两大殖民地，并利用大西洋和阿勒格尼山脉封堵英属殖民地。英军支持的弗吉尼亚殖民者在俄亥俄山谷奋力抵抗法兰西与印第安联军，乔治·华盛顿时任殖民地领袖，成功地将阿卡迪亚人从圣劳伦斯赶了出去。人们可以从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伊万杰琳》中感受到这种离殇。英格兰与法兰西在印度的统治权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法方代表是位高权重的贝特朗-弗朗索瓦·马埃·德·布尔多奈、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马奎斯·德·比西-卡斯泰尔诺和托马斯·亚瑟。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想要依托印度半岛的土著建立印度殖民帝国，以便区别于葡萄牙和荷兰的工厂体系，但遭到了反对，被迫做出了让步，最后郁郁而终。精明的罗伯特·克莱夫和实力雄厚的东印度公司解决了卡纳蒂克海岸问题。但由于缺乏资金，托马斯·亚瑟无法开展计划，致使法兰西在印度殖民地的利益丧失殆尽，最后被法兰西政府处决。贝特朗-弗朗索瓦·马埃·德·布尔多奈锒铛入狱，令人惋惜。

腓力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

丰特努瓦战役

第5节　威廉·皮特

七年战争的战火蔓延到了欧洲大陆。1756年，联盟战线发生了变化。奥地利转而与法兰西结盟，法兰西也以“自由与和平的欧洲”的名义支持玛丽亚·特蕾莎。奥地利与法兰西两百年的敌意烟消云散。1757年年初，英格兰全力支持腓特烈二世推动的“自由欧洲和德意志新教运动”。五万援军驻扎在汉诺威和波罗的海，并在罗斯巴赫力克法军，遣散了西里西亚的奥地利人。明登大捷后，腓特烈二世乘胜追击，形成了新的势力范围，神圣罗马帝国统一。当时的欧洲时局对英格兰很不利。腓特烈二世四面树敌，频繁引发战争。爱德华·布雷多克在俄亥俄山谷丧生；梅诺卡岛被法兰西的地中海舰队攻陷；直布罗陀岌岌可危；坎伯兰公爵寡不敌众，被迫解散了汉诺威军队；腓特烈二世被逐出波希米亚。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感慨道：“国将不国！”

玛丽亚·特蕾莎（1717—1780）

回顾历史，英格兰还没有出现一位像威廉·皮特这样踌躇满志、深得民心的首相。威廉·皮特联合腓特烈二世对内肃清吏治，对外折冲千里。他的干将詹姆斯·彼得·沃尔夫率兵轰炸了魁北克，罗伯特·克莱夫统辖着孟加拉湾。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克与爱德华·博斯科恩分别在基伯龙和拉各斯大败法军。1759年，英军捷报频传。1759年6月，英军攻克了瓜德罗普；1759年9月，明登大捷，英格兰军舰在土伦登陆；1759年10月，英军勇夺魁北克；1759年11月，布雷斯特军舰以岩石和浅滩为掩体，向法军发起了进攻。有评论写道：“如果继续打下去，攻打法军就如同殴打女人一般可耻。”贺拉斯·沃波尔曾写信给朋友道：“我们那破旧的钟时刻准备着奏响胜利之音！我现在听到的全是征服美洲的捷报。再见，朋友！附言：如果我们在圣诞节前攻下墨西哥，我会复信给你。”

罗斯巴赫战役

贺拉斯·沃波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法兰西的处境非常尴尬。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君主制国家像它这样蒙羞。法兰西似乎没有文臣武将和精甲锐兵。其内阁的行为远比战时的行径更滑稽可笑。”由于法兰西支付不起国债利息，英格兰报纸曾嘲讽道：“巴黎的‘小路易’是和平的破坏者。”

基伯龙海战

七年战争在现代史上意义深远：第一，它巩固了普鲁士王国的君主制；第二，它明确了英格兰对印度的统治权；第三，它确定了英格兰对北美洲的统治权。

英格兰的丰功伟绩都归功于伟大的威廉·皮特。1778年6月3日，贺拉斯·沃波尔发表了饱受争议的评论，他说：“我并不知道威廉·皮特的墓地所在地，也没有那么热爱他，但我真正了解他！威廉·皮特领导的英格兰坚不可摧，而且声名远扬。法兰西虽然失败了，但依然对约翰·丘吉尔、马尔伯勒公爵和威廉·皮特心存敬畏。因此，我的批评不足挂齿。”

威廉·皮特（1708—1778）

英格兰与法兰西联手向美洲殖民，进入了百年战争的新阶段。对法兰西海军的供给致使英格兰军备锐减，陷入重重困境。1780年的英格兰危机四伏。法兰西与西班牙联合舰队围攻了直布罗陀；驻扎在西印度群岛的军舰对英属殖民地虎视眈眈，侵袭了加的斯的六十艘英国商船；北欧各国保持中立，全副武装地竖起了冰墙；荷兰的主要殖民地也掀起了抵抗英军的热潮，重创了英格兰兵力；印度的穆斯林领袖海德尔·阿里威胁着英格兰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保罗·琼斯等走私者毁坏了英格兰商船；爱尔兰牢骚满腹，议会中的反对派能言善辩。幸运的是，威廉·皮特的精神并没有消逝。乔治·奥古斯都·埃利奥特解救了直布罗陀；沃伦·黑斯廷斯坚守着印度；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征服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大败法军。1782年，法兰西收复了部分失地，恢复了声望，但与1763年相比，它的海事实力依然比不上英格兰。

乔治·奥古斯都·埃利奥特解救直布罗陀

第6节　抗击拿破仑

法兰西的君主制垮台后，为了争夺欧洲霸权，英格兰与法兰西再次挑起了战事。拿破仑领导的战争并不是殖民战争。霍雷肖·纳尔逊成功削弱了法兰西的海军势力，并反对大革命精神与拿破仑的计划。拿破仑将目光投向了东方。1797年，意大利大捷使坎波福尔米奥恢复了和平。随后，拿破仑转战埃及和地中海，攻克了英属殖民地，并殖民印度。这是他应对英格兰的战略。正如德·斯塔埃尔夫人所言：“摧毁英属殖民地是对英格兰贸易的致命一击。”霍雷肖·纳尔逊在尼罗河流域节节获胜，西德尼·史密斯也在阿克里攻无不克。这些战役有效地牵制了法兰西的力量。拿破仑凭借《柏林敕令》重创了英格兰。但英格兰毫不气馁，成功拆散了法兰西与西班牙联盟。1814年，英国与普鲁士王国、俄国在维也纳削弱了法兰西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英国守住了自1783年以来获得的殖民地。

第7节　结局

回顾这场旷日持久、触目惊心的百年战争，英格兰凭借强盛的国力与进取精神，无论是在威廉·皮特掌权执政时期，还是政权更迭、庸人治理时期，英格兰人的家国情怀丝毫没有减少。历史学家对法兰西的成败给出了公正的评判，即法兰西内忧外患，比英格兰的处境更艰难，需要解决的难题也更多。在英法两国对抗初期，法兰西文明影响深远，同时比英格兰文明更强盛，但因患有先天“软骨症”，独木难支。英格兰人思想自由，身强体健，而且不想统治他国，只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兴旺向外寻求合法的物质资源。

霍雷肖·纳尔逊在尼罗河流域打击法军

西德尼·史密斯在阿克里战胜法军

为了争夺殖民地和攫取商业利益，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冲突不断。它们之间的战争与以往野心勃勃、剑拔弩张、血流成河的战争不同。弗朗西斯·培根在《论邦国的真正伟大之处》中指出，英法战争的精神既非野心也非激情。这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时代宣言不谋而合，即“思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勇士，没有思想的战争仅是一场蛮夷之战”。约翰·罗伯特·西利教授也曾说，这种旷日持久的利益争夺战意义非凡，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

* * *

[1]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查理一世之子，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共主。1651年9月3日，在伍斯特战役败北之后，他逃往欧洲。1658年，他成功复辟，实行开明统治。——译者注

[2]即后来的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译者注

[3]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曾两次担任首相。1815年，他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成为英军的最高统帅。——译者注

[4]投石党运动（fronde）是1648年到1653年法兰西王国爆发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5]查理十世古斯塔夫（karl x gustav，1622—1660），瑞典国王（1654—1660）。——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