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殖民事务的人认为，贸易的核心是生财与易金。在英国国内，常常会有人问：“殖民地到底有什么作用？”即殖民地对国家的财富积累有何助益？与此同时，殖民者也在质疑：“宗主国有什么作用？”诚然，大英帝国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文明的推广、宗教和道德观念的传播，都足以激发殖民者成就一番事业的热情，但这也许有点理想化。考虑到英国的历史与未来的外交政策，人们想知道英国和殖民地如何积累财富，以及如何使殖民利益根深叶茂。虽然这些质疑过于直接，但宗主国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在殖民地攫取财富。此外，社会名流和民间组织进行的宗教活动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深刻影响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态度及外交政策。

亚当·斯密在其扛鼎之作《国富论》第四卷的“殖民地”一章中指出：欧洲各国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扩张与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建立不同。希腊的殖民统治体现在独特的移民政策上，罗马的殖民统治重在移民政策与军事征伐的结合。虽然上述殖民手段在欧洲各殖民地都行之有效，但也仅仅是亚当·斯密著书立说的一己之见，并不是英国建立殖民地的唯一动机。亚当·斯密还提到，葡萄牙的本意不在殖民，而是效仿威尼斯交能易作、发家致富。西班牙对美洲的开发源于偶然发现的金银矿山，以及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产资源。英国、荷兰、法兰西三国加入对黄金和东方财富的追逐游戏，试图在最繁华的美洲殖民中心攫取利益。

无论各国的殖民动机是什么，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欧洲的扩张、产业中心的兴起、殖民地财富的积累、欧洲五大列强的利益交织。

第1节　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家可以抽取一些在殖民发展史中经济繁荣、组织有序的样例进行研究。历史不断重演，人类的财富创造力令人惊讶，以前的蛮荒之地成为人类的宜居之所，河流、盆地和海岸成为城市、城镇、村庄和农场，这一切都被载入史册。锡拉库扎、阿格里真托、他林敦和以弗所的发展速度赶超了英国的众多城市。迦太基人烟浩穰，其影响力已经超过提尔。英国殖民地发展迅速，譬如，墨尔本虽然只拥有四十年历史，但比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布里斯托尔更繁荣；多伦多一百年前只是一座小村庄，现在却比古老沉寂的诺威奇和诺丁汉更兴旺昌盛；赫尔港虽然物产丰富，颇负盛名，而且皇家山附近的建筑与码头替代了曾经的印第安小木屋，但整体经济依然不及蒙特利尔；费城的发展突飞猛进，追赶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兰开夏郡；芝加哥超越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与巴黎旗鼓相当的纽约令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柏林和维也纳望尘莫及，并有望在1920年超越伦敦。英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活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亚当·斯密将新殖民地迅速发展的原因总结为“百亩良田、严苛律法、秩序井然、艺术蓬勃”。促进殖民地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下：

多伦多

芝加哥

格拉斯哥

（一）“百亩良田”。加拿大的麦田与森林、澳大利亚和开普敦的牧羊农场、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累累金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园。这些土地都掌握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手中，爱尔兰人只能为其打工。

（二）“土地的自由利用及产品转型”。财富的积累受到已有资产和持有者的影响。经济学中所谓“不见成效的”土地消费者所有权和抵押权微不足道。殖民地发展早期，种植园主主导了生产的整个过程，并将积累的大笔财富用于雇佣劳动力。日渐积累的财富使种植园主迅速脱离了工薪阶层，成为雇主。殖民地的人口增长既源于本土的生息繁衍，也得到外来移民的补充。

澳大利亚绵羊养殖业，工人在给绵羊冲洗

（三）“垄断产品的生产”。作为弗吉尼亚摇钱树的烟草业无法在欧洲发展。羊毛产业虽然已经落户欧洲，但产量远不及澳大利亚。烟草和羊毛都属于垄断产品。1884年，加拿大出口总额为七千六百万美元，其中包括二十一种林产品、四十种农产品和八种海产品。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出口额总计一千六百万英镑，其中羊毛织品为六百万英镑，黄金为四百万英镑。

（四）“国内贷款”。美洲殖民初期，移民或自筹资金，或由公司提供资金，或贷款。对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来说，英国能否提供资金是第一要务。随着银行和股份公司的蓬勃发展，英国的资金流通越来越顺畅。譬如，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新西兰移民的贷款利率分别为20%和15%。现在，银行信托和银团的贷款利率分别降为6%和5%，而地方议会和市政当局的贷款利率为4%。只要殖民地发展稳定，殖民者就可以轻松贷款三十年，从而发展有前景的产业。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大英帝国的蓬勃发展受益于“交易不是以物易物，而是承诺未来以极高的利率将新资产抵押给旧市场，从而使巨额资金流通到新国家”[1]。

弗吉尼亚工厂的女工正在生产香烟

（五）“成年移民”。大英帝国对移民进行教化，但其他宗主国却对此置若罔闻。据统计，一位英国人从出生到二十一岁，其抚养费用为一百七十五英镑。三十年间，英国将十万移民输送到了澳大利亚，总价值为一亿七千五百万英镑。

（六）“技能和知识储备”。数百年来，殖民者掌控着欧洲大陆的艺术和科学发展。

（七）“机器发明和工具制造”。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机器与工具随处可购，而且一应俱全。

（八）“制造业和贸易”。殖民者在新大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拓展市场，发展商业贸易。

此外，亚当·斯密在《法律、秩序和政府》一书中补充道：“从属关系的惯习体现在新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司法方面。”然而，如果没有黑斯廷斯战役、班诺克本战役、玫瑰之战、纳斯比战役、克雷西战役、西班牙无敌舰队、布伦海姆战役与丰特努瓦战役，就不会有伫立的城堡，以及男爵与侍从、骑士与自由人。所有封建制度一贯如此，历史也总是一去不返。印第安人和毛利人暂时不会对英属殖民地构成威胁，但有必要对澳大利亚殖民者进行规训。

只有全面考虑这些因素，才能从不同角度解释殖民地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澳大利亚殖民地[2]。

第2节　殖民地的产业进程

殖民地的产业进程并不复杂。殖民者投身农业生活，生产人类生活所需的原材料。热带和亚热带殖民地市场广阔，提供了满足欧洲需求的特殊产品，如弗吉尼亚的烟草，以及牙买加的糖料、朗姆酒和糖。这些产品需求量大，而且利润丰厚。香料、咖啡、可可粉和茶逐渐成为欧洲人每日膳食的必需品。加拿大为英格兰提供木材，羊毛替代了布料，玉米、绵羊、牛、鱼供不应求。大自然慷慨地为人类馈赠了生活原料，而且这些原料不需要二次加工，一场变革应运而生。

英国的产业进程虽然与殖民地的发展方向不同，但效果显著。由于殖民地生产的生活资料充足，英国开始缩减农业规模，自由发展手工业与商贸。其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煤铁供应经济且方便；

（二）气候条件适宜纺织业的发展；

（三）航海条件得天独厚；

（四）纺织、纺纱机器的发明和蒸汽机的应用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

（五）满足需求的产业与商贸组织。

18世纪末，英国停止出口玉米，并以羊毛、棉花和亚麻制品引领海上贸易，其船队规模占据了世界船队的半壁江山。

大英帝国五十年的贸易增长图

a代表1836年英国的贸易

b代表1836年殖民地（公司）的贸易

a′代表1886年英国的贸易

b′代表1886年殖民地（公司）的贸易

英国同各殖民地贸易关系紧密，贸易总额达四亿两千九百万美元。1880年至1883年，各殖民地的平均贸易额为一亿九千九百万美元。但如果考虑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以及竞争激烈、产品淘汰等因素的影响，英国的总贸易额为七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约为殖民地贸易额一亿八千六百万美元的四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贸易总额为四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法属殖民地的贸易额为两千一百万美元，约占总贸易额的二十分之一。荷兰和法兰西的情况相差无几。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葡萄牙殖民地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五十分之一。

欧洲各国与殖民地的贸易（1880年到1882年平均值）

（源自1884年的罗森统计协会数据）

第3节　贸易政策垄断时期

欧洲各国纷纷为殖民地制定了贸易政策，通过各种手段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西班牙的殖民活动卓有成效，为王室赚得了巨额财富；美洲各殖民地情形迥异；葡萄牙对巴西漠然置之。亚当·斯密曾尖锐地指出，西班牙殖民地并未因获得宗主国的过多关注而迅速发展，葡萄牙殖民地也未因被宗主国忽视而走向衰败，因此，宗主国对殖民地关注与否并不影响其发展进程。如果瑞典重视自己的殖民地，其发展前景可能比现在更好。法属圣多明戈并不承认法兰西政府，无须殖民保护依然可以欣欣向荣。

英国的殖民事业步入稳定期，开始在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实施并不彻底的贸易垄断。西班牙将贸易限制在位于美洲的韦拉克鲁斯和迦太基港口，以及西班牙的加的斯和塞维利亚港口，英国不像西班牙那么狭隘，也不像丹麦、葡萄牙和法兰西那样，将殖民地交给贸易特许公司管理。法兰西效仿英国，对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建章立制，只规定部分商品的自由买卖。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贸易。

垄断产品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航海法案》规定的产品，如本国无法生产的糖、蜜、咖啡、烟草、生姜、棉花、皮毛、染色木材等，以及本国可以生产但供不应求的猪肉、木材、铁、焦油、松节油、兽皮和毛皮等。前一类产品可通过直接拨款低价购买，后一类产品则被禁止从国外竞争对手处购买，因为现行政策必须把握的要点是“多出口，少进口”，以此维持“贸易平衡”。

第二类产品可以通过英国或殖民地船只出口到他国，包括谷物、木材、食盐和鱼类，以及1731年后新增的糖和朗姆酒。

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此外，英属殖民地的购买范围也受到了限制。为进一步加强殖民地对英国市场的依赖，英国政府禁止在殖民地建立工厂，除了诸如将木材制成桅杆和帆桁的简单生产，即使是为了满足本地消费，殖民地也不能提炼糖料、铸造钢铁。邻里之间互纺互织，羊皮制品不得自由运输。

亚当·斯密认为，上述规定有失偏颇，而且对殖民地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是：第一，殖民者开发土地资源，利用奴隶进行初级加工生产，促进了殖民地的繁荣兴旺；第二，英国本土市场优势显著，进口商品关税高于殖民地商品，糖、铁、烟草业也因此打开了市场。此外，政府还对生丝、麻、亚麻、颜料、建筑木材和海军合作社的产品给予补贴；第三，英国对舶来品加收入境关税，如果消费者在马萨诸塞购物免税，在约克郡或苏格兰就必须支付关税。

直到1776年，人为规定并没有彻底改变殖民地产业的发展现状。对殖民地来说，英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而且运输服务高效便捷，贸易市场首屈一指。这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是由商人主导，利润为先、贸易方可平衡，也揭示出商业政策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1776年，英格兰的商业政策受到两次重创，《国富论》对该政策进行了批判。十三个殖民地颁布的《独立宣言》使英国的殖民贸易功亏一篑[3]。

第4节　自由贸易

1846年，《国富论》出版七十年后，英属殖民地兴起自由贸易运动，试图摆脱英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此外，商品买贱卖贵的交易方式奠定了未来企业的自然基础。

自由贸易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威廉·皮特认同亚当·斯密的理论，采取措施加强海关商贸。1820年，商人阶层敏锐地察觉到了利益所在，提交了著名的《伦敦请愿书》，表示支持自由贸易，反对税收制度。爱丁堡商会也发起请愿活动，宗旨与《伦敦请愿书》大同小异。在政治经济学家和商人的双重施压下，政治家不得不采取行动。《航海法案》放宽了对各国商贸的限制。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公司开业前，威廉·赫斯基森极力提倡对进口棉花、羊毛、亚麻、丝绸、皮革和铁制品征收保护税。1842年，罗伯特·皮尔支持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发起的反《谷物法》运动，并于1846年解散了反谷物法同盟。两百年来，《航海法案》一直帮助英国发展商贸。1850年，该法案被废除，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

漫画《独立宣言》：山姆大叔看着年轻的乔治·华盛顿（美国）把约翰·布尔（英国）踢出“美国”

签署《独立宣言》

英国继续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并授权殖民地政府进行管理。然而，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成了欺骗与干扰的手段以及产业和贸易发展的屏障。英国逐渐取消了商品限制，鼓励殖民地进行自由商品交易。责任制政府一旦经宪法授权，就可以将贸易管制纳入帝国事务中。然而，英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殖民地刚开始实施新宪法，就遇上了自由贸易的热潮。英国自由贸易的胜利一开始就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同。唯有瞻前顾后的人依然有所顾忌，质疑是否有必要让所有国家共同迈入自由贸易时代。这些人与受益于帝国发展的罗马领事一样，矢口否认帝国的成功。1846年至1880年，英国政府打算将商贸活动作为地方性事务交给殖民地政府管理。然而，美国和英属殖民地断然拒绝了这一计划，仍然期待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和产业引导。

威廉·赫斯基森（1770—1830）

罗伯特·皮尔（1788—1850）

英属各殖民地都征收关税。维多利亚殖民地和加拿大反对贸易保护，关税点为5%。新西兰、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开普敦对此举棋不定。新西兰和昆士兰最终将关税点定为7.5%，新南威尔士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1880年，自由贸易风光不再，新西兰与昆士兰日渐式微，开普敦瞻前顾后。作为自由贸易唯一的堡垒，新南威尔士也并不是一呼百应[4]。新西兰作家威廉·吉斯伯恩在《新西兰殖民地》中提到，征税是对殖民者实行的保护政策。据说，加拿大和维多利亚人的劳动报酬往往低于传统的钢琴手工制作师。事实上，为了“保护”钢琴制造业，加拿大对英国本土和国外钢琴征收五英镑关税，维多利亚征收25%的关税，开普敦则征收15%，昆士兰和新西兰增加了5%的关税，只有新南威尔士免税。纵览1886年的印度及其他英属殖民地，数百万英亩良田无人耕种，服装业、袜业、机器及台球桌产业方兴未艾。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民主宪政有助于手工业阶层摆脱政府管制，发展手工业。进口钟表、农具和车辆、丝绸制品、煤炭等均要缴纳20%关税，药品、服装制品缴纳25%的关税。鉴于维多利亚在商业活动中得到的丰厚回报，“艺术品免征关税”的规定让商人们获利不少[5]。

新西兰作家威廉·吉斯伯恩（1825—1898）

英国控制了殖民地的商业贸易，阻碍了代议制殖民地和直辖殖民地自由贸易的发展，作为税收支柱的关税也受其影响。英国议会必须决定是否对印度的棉花产业实施保护，使其免受兰开夏郡自由贸易的影响。英国不需要考虑印度的需求，也不用决定是否在某些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殖民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殖民政府的行动，以及殖民地与外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洽谈合作。目前，这种限制正在消失。英国严禁西印度群岛与美国、加拿大单独缔约。令西印度群岛更加不满的是，英国政府规定任何殖民地都不得擅自与外国缔约，而且缔约对象仅限于某些特定国家或与其在制造业市场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

第5节　商业联盟

大英帝国不再团结一心，国内的社会状况也不容乐观。专制统治落下帷幕，但统一的商业联盟依然难以建立，无法像稳固的奥匈帝国那样，将商业联盟作为国家事务予以解决，最终建立关税同盟。基于商业目的，部分或全部欧洲国家都可以组成商业联盟。英国与各殖民地，以及各殖民地之间的所有关税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对外国商品征收单一关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政策不切实际，建议英国及其殖民地在关税方面互惠互利。但英国实施了倾向性政策，如对美国小麦征收薄税，对印度、加拿大小麦免税，对法兰西的葡萄酒征收重税，降低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对德意志帝国的糖料征收关税，对西印度群岛的糖料免税。种族情感和政治纽带影响了国家凝聚力。譬如，帝国主义者比较喜欢“热爱家园”“老家”等字眼。商业联盟降低了关税，减轻了人民的压力，从而形成单一的产业组织。虽然英国处在不利地位，但苏丹代表乐观地表示，英国与殖民地在商贸市场上依然互惠互利。

大英帝国的商业联盟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优势

1. 商业联盟体现出无形的宪法精神，扩大了英国对各国议会的影响。

2. 英国对外增加关税，并降低殖民地的关税，自由贸易由此盛行。英国仅免除新南威尔士的关税，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其是否放弃关税保护。如果其他国家不遵从商业规则，英国将迫使其践行诺言，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会日趋扩大。英国的成败对自由贸易来说也是经验教训，因为它迫使其他国家审时度势，考虑是否继续屏蔽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

（二）困难

1. 商业联盟的成立必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敌对与抵抗。1860年起，英国外交局势骤变，在国外征收的关税总额远低于产业苛税。在某种程度上，敌对情绪将对英国构成威胁。可以想象，加拿大购买英国的特许商品以取代美国商品，美国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如果英国禁止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与美国和南美洲共和国进行贸易往来，美国可能会坚决反对，因为这些贸易占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

2. 工商阶层对英国采取纯粹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示赞同，并视其为一场精神与社会的胜利，其意义堪比奴隶制的废除。世界终将接受自由贸易，英国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政策。

3. 大部分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为佐证，认为殖民地在一定发展阶段仍然需要宗主国的贸易保护。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等认为，殖民地申请贸易保护是明智之举。政治经济学权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亨利·西奇威克对此深以为然。殖民地坚决反对自由贸易，认为这一政策会导致廉价劳动力与生活窘迫的印度人之间的竞争。

4. 殖民地人口众多，只有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才能增加收入。对英国货物征收的关税比例较大，一般不会大幅降低关税。售卖土地、建设铁路与征收关税成为新兴殖民地的主要收益来源：售卖土地的收益具有资本性质；铁路收入可以产生商业回报，用以支付政务开支和债务利息；海关收入则构成税收主体。

第6节　商业联合会

加拿大自治领的商业联合会运转正常，澳大利亚也想建立商业联合会，而南非早已先行一步。1890年，奥兰治自由邦加入开普敦殖民地的关税联盟。在针对斯威士兰问题的谈判中，有人提出了“德兰士瓦加入商业联合会”的条件。一些高级专员认为，英属贝专纳和纳塔尔也应该加入联合会。政治联盟失败之际往往是商业联合形成之时。

第7节　贸易与政治

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是“政治方向主导贸易活动”，从中可以看出政治纽带的重要性，数据统计也印证了这一点。

英国（uk）贸易分布（1866年到1884年的平均数）

图表来源：法拉，《自由贸易》表七

以1884年为例，英国与德意志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国的人均贸易额分别为二十四先令、三十五先令和四十七先令。但英国与英属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人均贸易额高达一百六十八先令，发展速度令人震惊。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贸易全球化时代还没有到来，或最佳买卖市场还没有出现。显而易见的是，政治方向引导人们攫取财富。然而，各国的社会环境不同，人们的需求也不同，因此，应该根据人们的消费需求生产商品。但这些具有国别差异的商品并不是贸易主体，纱线和棉布、石油和煤炭、羊毛和黄金才是兼具国际特点的商品。这种观点完美解释了美国的问题，但无法阐释殖民地人均贸易额产生的原因。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立法机制，都无法改变美国的社会基础与生活习惯。因此，不能将美国问题与其他英属殖民地问题一概而论。

印度贸易分布

想要探究政治与贸易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商业的本质。政治赋予社会以诚信，继而促进国家繁荣与资本流通，并决定着现代贸易的发展方向。由于英国的立法机构对殖民地实施了贸易保护，英国资本呈现井喷态势。虽然殖民部的权威遭到质疑，但英属殖民地仍然与英国血脉相连。劳动力在殖民地毫无优势可言，但少量资本依然可以通过极高的利率流通。出于帝国情结，英国对殖民地的证券业非常感兴趣，从而增加了证券业的信用度。

不久前，中美、南美各殖民地明目张胆地骗取贷款，英国股票持有者必须用高利率偿还西班牙、土耳其和埃及的债务。因此，英国的大量闲散资金外流，对投资者造成了致命打击。在信贷市场，殖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地位平等，资本借贷决定了贸易流通，借出去的资本不是黄金和钞票，而是购买力。殖民者随意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却无力偿还贷款。英国通过船队运输商品，进行出口贸易，并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帝国银行体系。各殖民地除了在伦敦设有分行，非洲银行、澳大拉西亚银行、新西兰银行、英属哥伦比亚银行的总部也设在伦敦。许多投资公司为殖民地企业提供方便且安全的贷款。政治对劳动力的影响并不大。只有具备了帝国特质，商业联盟才能步入国际化行列。英国政治地位的降低对殖民地的财政与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是灭顶之灾。

* *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713页。——原注

[2]上述分析可以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第251页中找到相关论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通过全面简洁的论述指出：“数世纪以来，殖民地总能以旺盛的精力赶超宗主国。这源于殖民地广袤的土地、物美价廉的商品、探险活动的自然选择，以及不同种族间的心理联系，但更重要的是，殖民者渴望改变生活方式以寻求自由。”——原注

[3]亚当·史斯密详细论述了本土产业受到殖民贸易垄断的影响。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英国相对获利较多。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殖民贸易的垄断，情况会更好。垄断导致英国国内外贸易资金流失，在其他市场也处在不利地位。这种间接贸易无法有效利用资本。自由贸易会使英国受益，但强行垄断也没有丝毫益处。

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如果要谈及拥有最高权力的贸易公司，就必须涉及最大利益。过去的产业组织相互合并，公司与个人形成了“辛迪加（syndicates）”，以吸引主要的消费生产，如铜业与“辛迪加”盐业等。在早期殖民时代，大公司的运转方式颇具启发性。辛迪加自愿组织无法击垮私人企业，进行像瑞典和丹麦这样的公司形式，从而通过特权和安全吸引股东进行竞争。如果贸易不受限制，资本充足的富裕国家会派遣更多船只。瑞典和挪威进行殖民贸易的方式一点儿也不明智，它们最好从荷兰购买东印度的产品。东印度公司的野蛮政策导致供大于求，商品价格低廉，它不得不限制产量。将东印度公司视为国家机构的行为犯有严重的渎职罪，该公司依据利润预算调控鸦片和大米产量，这种做法完全不适宜主权国家，只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英国的殖民和贸易不需要特权公司，因此，这些公司仅在美洲昙花一现。东印度公司历史悠久，但其特权被逐年剥离。1793年，更新的宪章阐明了垄断对贸易的影响。1813年，印度开放了贸易，私营贸易随即超过了公司贸易（四百二十万八千英镑）。

在荒无人烟的加拿大北部和西部地区，皮毛贸易依据公司的计划进行。多年来，哈德孙湾公司拥有特权和利益，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没收，该公司的管辖地也被收回，如1858年的英国哥伦比亚公司。1868年，该公司的所有领土管辖权被收回，但保留了贸易特权。——原注

[4]1889年的大选中，自由贸易者赢得了七十一个议会席位，贸易保护主义者赢得了六十个议会席位。参加大选的四十一位代表中只有五位是自由贸易者。在1891年3月的联邦会议上，维多利亚殖民地掀起反对澳大利亚内部自由贸易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商会的态度。——原注

[5]各殖民地征收关税的具体情况如下：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