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高速发展，产业活动生机勃勃，大自然的回馈也越来越多。人类的需求日趋增多，国家财富随之积累。中国和日本借鉴了欧洲的产业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日臻成熟，欧洲却无法对其进行干预。然而，印度的情形与这些国家都不同。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印度的殖民区域多在落后民族聚居的地方或人烟稀少的深山大泽。无论印度的殖民落脚点在哪里，文明的发展都会刺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

英国人在温带地区从事的产业活动非常多，但无法承受热带地区的重体力劳动，只能提供资金或施以管理。欧洲早期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随后逐渐将重心转移到了温带地区。

为了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欧洲殖民地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以下五种政策：

第1节　雇佣原住民

西班牙采取了雇佣原住民的方式。为攫取财富，西班牙强迫原住民弃农从矿，甚至残忍迫害他们。很多原住民因劳累过度死亡。西班牙在巴哈马群岛大开杀戒，仅有十六人幸存，牙买加原住民无一幸免。一些重要的殖民地人口稠密，无法施行种族灭绝政策，只能采取压榨或剥削的措施。英国殖民者往往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非常少，英国殖民者征服了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将其驯化为奴。毛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难以教化，非洲祖鲁人和卡菲尔人被驯服成了苦役，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没有太大用处。西属与葡属殖民地的原住民更容易融入当地产业生活。墨西哥和南美的主要人口是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英国人对日耳曼血统心存敬畏，阻碍了种族融合。因此，英国殖民地的混血人种并不多。无论采取一夫多妻制，还是像卡罗来纳种植园家庭那样引进家奴，“家”的概念都无法得到升华。生活在破瓦残垣，常被鞭笞的农工，即使偶尔受到善待，也依然不属于任何家庭。

第2节　黑奴制度

雇佣劳动力本来是合理合法的，但殖民者的雇佣方式令人不齿。西非黑奴是美洲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也许有人会问，殖民者为什么不雇佣非洲黑人，而是买卖黑奴呢？这也许是欧洲和非洲共同开发美洲资源的阴谋。奴隶贸易最后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缺乏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征得黑人同意；第二，输送渠道畅通无阻。欧洲人对待黑奴的方式非常野蛮，黑奴几乎没有任何人权。地位低下的黑奴成为满足贪欲和发泄仇恨的工具。葡萄牙人最先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贩奴机构，将黑奴从非洲工厂贩卖到巴西种植园。西班牙人虽然从未涉足这种交易，但仍然千方百计地向古巴、波多黎各的种植园提供奴隶。西班牙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支持奴隶买卖，认为黑人比印第安人更能适应高强度的劳作。英国也涉足奴隶贸易。我们虽然不能以19世纪的道德标准衡量17世纪的贸易，但发现约翰·汉普登和弥尔顿的祖国竟然为了这笔垄断交易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并试图通过《乌得勒支和约》达到目的。奴隶制持续了二百五十多年，大西洋年均贩奴十万人次，非洲人民经受了沉重的苦难。伊斯兰教徒将黑人从西非驱赶到埃及、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土耳其，使其成为家佣；欧洲人将黑奴贩卖到种植园。家佣的地位比弗吉尼亚和牙买加的黑奴地位高一些。在最近关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记录中，黑奴贩卖与牲畜买卖的账目往往混杂在一起。黑人婴儿的生死记录与驴、牛的记录并无二致。正如一位法兰西作家描述的那样，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建厂，利用黑人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使双方在大西洋东海岸交战。

非洲部落居民被捕

奴隶被扔进条件恶劣的船舱，运往美洲种植园

奴隶登陆美洲海岸

在历史长河中，反对奴隶贸易的声音不绝于耳。贵格会清楚地认识到奴隶贸易的不合理性，教徒们因同胞的贪得无厌备感伤心。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抵制奴隶贸易。1780年，宾夕法尼亚废除了奴隶制。格兰维尔·夏普提议，英属殖民地的黑奴应该重获自由[1]。1784年，剑桥大学玛格达莱妮学院的一名硕士曾以“强迫黑奴劳动是否合法”作为论文观点。托马斯·克拉克森为奴隶解放事业奉献了一生，最终斩获殊荣。威廉·考珀、埃德蒙·伯克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曾言辞激烈地抨击奴隶制。威廉·皮特试图从法律角度证明奴隶制的不合法性。颇具影响力的威廉·威尔伯福斯坚信奴隶制是不公正的，并与托马斯·克拉克森共同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事业。废奴主义者前仆后继，付出了五十多年的心血和努力，终于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幅鸿篇巨制。黑奴为种植园带来了丰厚利润。因此，种植园主通过贿赂各市长与选民抵制废奴呼声。1832年，《改革法案》的颁布遏制了徇私舞弊的行为。法兰西革命使人们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废奴运动进程加快，奴隶贸易因此受到影响。美国独立之前，弗吉尼亚议会加入了废奴运动。弗吉尼亚下议院分别于1794年和1796年通过了废奴法案，但在1804年，上议院以七十六票对七十票否决了该法案。1806年，下议院通过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提议，并于1807年生效，但不幸的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威廉·皮特都已经去世。该决议在下议院以二百八十三票对十六票通过，并以六十六票的多数票在上议院通过。1808年，美国终于取缔了奴隶贸易，但非法贩奴行为并没有销声匿迹。1811年，亨利·布鲁厄姆说服议会，将奴隶贸易设为重罪，并通过部署海上巡洋舰遏制奴隶贸易。新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废除不公正的奴隶贸易，慈善家们也认为这种贸易是浪费资源。然而，罗伯特·巴克斯顿的提议在1823年再次遭到否决。1825年，威廉·威尔伯福斯从议会退休，但罗伯特·巴克斯顿依旧在为废奴事业努力。1833年，亨利·乔治·格雷携同亨利·布鲁厄姆和约翰·斯坦利，一致通过了废奴法案。此外，英国还决定给贩奴者发放两千万英镑国家赔偿金，并以税收的形式落实该政策。废奴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公民交口称赞并表示愿意负担重税。1834年8月1日，废奴法案生效，七十七万零两百八十名奴隶重获自由。威廉·威尔伯福斯没有亲眼见证废奴法案的两次审议过程，抱憾离世。1846年，托马斯·克拉克森也逝去。种植园主尝试利用学徒制挽留黑人，但并没有奏效。1838年，学徒制流产。与此同时，废奴范围扩大到了东印度种植园以及其他国家，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48年）、葡萄牙（1851年）、荷兰（1860年）和美国（1864年）。在过去的十年中，巴西和古巴仍然存在贩奴现象。直至1886年，古巴才彻底废除了奴隶制。虽然古巴政府没有提供国家赔偿金，但也并没有影响当地的生产活动。巴西预计在19世纪末废除奴隶制，但奴隶主必须预支一定的赔偿金。1887年，奴隶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奴隶主惩罚不听话的奴隶

威廉·考珀（1731—1800）

美国废奴运动期间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

直到19世纪，“奴隶制”的政治概念才逐渐消亡。废除奴隶制不仅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瓦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坚决支持奴隶制，认为低贱的奴隶既可以满足产业需求，也可以用来抵债。斯巴达和雅典践行了奴隶制。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奴隶制并没有被彻底废除。[2]美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尚未普及人权概念。奴隶制不会因基督教的谴责而终止，但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中逐渐消解。贵格会教徒的信仰纯粹专一，福音派教徒竭力复兴本教，这都使人们意识到奴隶制与人类的幸福生活格格不入。欧洲各国深受奴隶制的影响，不遗余力地为废除奴隶制做出努力。

亨利·布鲁厄姆（1778—1868）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

托马斯·克拉克森（1760—1846）

托马斯·克拉克森在议会发表废奴演讲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光明总会从黑暗中迸发出来。经过二百五十多年黑暗的奴隶制，人类终于盼来了废除奴隶制的时刻。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载着人类道德意识的净化过程。

第3节　引进苦力

废除奴隶制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不再从非洲进口劳动力。英国的苦力主要源自印度。为了养家糊口，很多印度人自愿离家，远赴与家乡气候相似的地方，从事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仅享有薪水，还能拥有人身自由和家庭权益，最后衣锦还乡，平生第一次成为资本家。譬如，一艘船曾运送三百二十名印度苦力返回加尔各答。这些苦力携带的钱财高达六万五千美金。低种姓的印度人多在毛里求斯、纳塔尔和西印度群岛的糖业种植园劳作。亚热带地区的昆士兰多雇佣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殖民地政府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规范苦力的运输渠道，为各殖民地分配苦力并提供膳宿，以确保苦力得到公正待遇。此外，政府还监管苦力的膳食，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障，定期检查他们住的工棚，并统一劳作时间和工资标准。每位苦力享有两次被雇佣的机会，除非受到官方惩戒，否则不得中断雇佣关系。他们可以长期定居在殖民地，也可以重返印度。昆士兰殖民政府的失职之处在于制度的实施方式，而不是制度的具体内容，譬如代议制殖民地和直辖殖民地制度。波利尼西亚人的为奴史曲折坎坷，船工们地位低下，工作环境十分混乱。虽然昆士兰幅员辽阔，但种植园大多远离市中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失职、波利尼西亚人受到虐待的理由。昆士兰的新内阁上任后，不仅实行了居民优待政策，还特赦了部分罪犯。英属殖民地的苦力大多聚居在一起，如圭亚那的七万名苦力、特立尼达岛的七万名苦力、纳塔尔的四万名苦力、牙买加的一万三千名苦力和毛里求斯的二十五万名苦力。

奴隶制和苦力制之间的对比清楚表明，如果国家律法公正，不仅可以满足经济需求，还可以赋予苦力人身权利。

比起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奴隶制，英国的奴隶制并不苛刻。

苦力制度为全世界带来了福音。英国通过议会控制苦力来源地——印度殖民地和其他使用苦力的英属殖民地。鉴于同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的频繁交往，英国可以有效监管苦力制度。旅居海外的英国人可以随时将所见所闻报告给政府。因此，种植园主认为，善待苦力关乎国家声誉。尽管殖民进程进入尾声，但种植园主获益颇丰。就像校长需要接受政府检查一样，种植园主也受到国家的监管。虽然一些殖民地对此持有异议，但英国人雇佣其他民族作为劳动力的方式从未改变。

中国劳工的处境比较特殊。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不受欢迎，甚至遭到驱逐。但他们胸怀抱负，一些人留在城市工作，一些人涉足商业，不再投身田间劳作。整体来说，中国劳工的问题属于自由移民问题。

第4节　囚犯劳动力

在早期的殖民活动中，葡萄牙强迫囚犯在巴西种植园劳作，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17世纪的动乱时期，英格兰将圆颅党政治犯遣送到殖民地充当劳动力。邓巴战役、伍斯特战役、利默里克战役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受降的骑士遣送到了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1686年，蒙默思之乱平息后，囚犯们被发配到巴巴多斯。来多尔切斯特、埃克塞特和韦尔监狱的六十八名农夫、七十二名织工、九十名工匠和一百名其他囚犯因叛国罪被判处十年苦役，随即流放到了殖民地。刑满释放后，这些囚犯可以前往其他海岛或波士顿、纽约和弗吉尼亚，甚至返乡。后来，“将囚犯流放到海外”的方式也开始用于处置普通罪犯，并成为除了死刑以外最严苛的惩罚。

巴西奴隶主在惩罚奴隶

奴隶们在繁重的劳动后休息用餐

英国痛失美洲殖民地后，只能重新寻找处置囚犯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都不愿意接收罪犯，詹姆斯·库克在澳大利亚最偏远的海岸建立了罪犯安置点。这个地方植物品种繁多，因此，詹姆斯·库克将其命名为植物湾。1787年，六艘运输船和三艘仓库船承载着七百五十七名罪犯，其中包括二百名女囚犯，在一艘战舰和交通船的护送下，驶往植物湾。后来，海军源源不断地向植物湾运输牲畜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犯人们刑满释放后，会得到土地、牲畜和能够维系十八个月的粮食。一些人将这些物资挥霍殆尽，但大多数人克勤克俭，开始了新生。英国每年约有两千至三千名罪犯被判流放，他们大多因伪造罪和盗马罪被判无期徒刑，畏罪潜逃的人会被判处死刑。随着自由民的到来，出狱后的犯人会留在殖民地兼做劳工。后来，这种劳动力供给方式开始流行，社会风气逐渐败坏，政府渎职腐败，物欲主义盛行。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生性善良的人们依旧乐观向上。但也有一些人以暴制暴，加剧了社会矛盾[3]。罪犯“诗人”乔治·巴林顿的名句曾作为悉尼歌剧院的开场白：“真正的爱国者愿意为了国家的未来远赴他国。”

詹姆斯·库克在植物湾登陆

乔治·巴林顿在考文特花园剧院偷盗奥尔洛夫伯爵的口袋时被逮捕

随着新南威尔士领土的扩张，横跨蓝山的盛景再次出现。自由民络绎不绝地来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农业岁丰年稔，人们开始反对接收流放犯人。殖民地政府也左右为难：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受到了威胁，决定将罪犯运往普利茅斯；开普敦人民反对囚犯定居在本地；范迪门地断然拒绝囚犯输送计划；西澳大利亚举棋不定，囚犯输送计划最终流产。以霍华德为代表的民众对不幸的囚犯深表同情，尤其是女囚犯。杰里米·边沁、查尔斯·亨利·麦金托什[4]和塞缪尔·罗米利开始倡导较为温和的刑法。18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判死刑，但仅有一百零八人被当场处决，其中十五人犯有谋杀罪。1849年，温和派政府上台，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十五人犯有谋杀罪。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多次强调，死刑制度有悖道德。英国政府勉强认同了他的观点，于1867年废除死刑。

杰里米·边沁（1748—1832）

塞缪尔·罗米利（1757—1818）

然而，法兰西依然执行死刑制度。屡教不改的罪犯被送往卡宴和新喀里多尼亚殖民地，困扰着附近的澳大利亚殖民地。

第5节　雇佣自由移民

人类的体质适宜在温带地区劳作。自由移民是殖民地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殖民地供养他们，从而形成了新的社区。新的商品市场为自由移民的子女提供了海外就业的机会。商人们积极开展商业活动，工厂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澳大利亚定居。

本国的排斥与外界的吸引形成了移民动机。新的殖民地充满诱惑，就业机会多种多样，这也是英国产业发展的尴尬处境。随着英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水平的提升，原本饱和的殖民地仍然需要吸纳更多人口。不知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土著是否认为“澳洲花园”已经人口过剩，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口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已经达到四百万。伦敦被威廉·科贝特称为“瓮”，星罗棋布的花园和一望无际的田野从市中心向外延展。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口密度，如果想了解英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人口密度，那么应该调查一下居民的居住感受。如果国内的人口密度不大，但移民依然源源外流，说明英国的国力终将日渐式微。

威廉·科贝特（1763—1835）

殖民初期，移民动机缓解了英国国内的人口压力。探险家前往殖民地寻找新的财富之源，航海家和旅行者的描述令人心驰神往。出于政治仇恨、经济衰败、宗教迫害等原因，人们背井离乡前往殖民地。一百五十年来，大量自由民自愿移居到英属殖民地。1760年，美洲殖民地人口达到了三百万，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仅有七百万。

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的移民活动进入尾声，其影响也微乎其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地处热带的西印度群岛物产丰饶，加拿大自治领竭力吸纳移民，而且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也不多；第二，英国国内的人口过剩压力已经得到缓解，甚至需要为不断发展的制造业提供就业人口。战事频仍、赋税苛刻等因素迫使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玉米。战士们身心交瘁，一些军人过劳而死，数量超过了在特拉法尔加战役、维埃拉战役和维多利亚战役中的伤亡人数，皇家海陆军急需征募新兵。滑铁卢战役过去三十年后，英国开始致力于国内人口的增长，移民活动暂停。

滑铁卢战役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被关进了圣赫勒拿监狱，贫穷儿童抚养法案改弦易调。此外，移民活动逐渐复苏。从1815年到1830年，每年平均有两万三千人离开英国，远赴加拿大、开普敦和美国，澳大利亚也开始鼓励自由移民前来定居。美国移民与日俱增，如1830年至1840年，移民年平均增长量为七万人；1840年至1846年，年平均增长量为十万人，在移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爱尔兰农民几乎全岛迁徙，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动。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强迫小农场扩大经营，马铃薯种植业促进了人口增长和财产分化，但大部分人仅以蔬菜充饥。1846年至1847年，马铃薯歉收，民众被迫移民。移民潮带来的自由贸易减轻了上述灾难造成的影响，爱尔兰人决定自谋生路。从1840年至1846年，约十万爱尔兰移民涌入英国殖民地。从1847年至1850年，爱尔兰移民增长至二十八万人，其中大多数去了美国。[5]数世纪以来，爱尔兰人从未指望英国在危机时刻给予他们慷慨帮助。1801年，移民潮的出现使爱尔兰人口从八百万骤降至五百二十五万，现在仅剩五百万。与此同时，从1851年5月1日至1889年12月31日，爱尔兰移民总数达三百三十四万六千五百八十人。

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

帝国主义情结并没有消除爱尔兰移民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提到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时，应该牢记的是，爱尔兰人多年的仇恨可能会影响他们对英国的热爱。

苏格兰人更喜欢加拿大和新西兰，莱茵河畔的德意志酿酒商认为澳大利亚的葡萄园经济前景可观，剑桥郡的年轻人在伦敦扎稳了脚跟，并将同乡也带到了伦敦。紧密的家族联系促进了世界劳动力的流动，铁路和蒸汽船更是促进了这一流动。大多数法兰西移民去了阿尔及利亚和受法兰西影响较大的地方，如埃及。除了法裔加拿大人，现在约有五十万法兰西人定居海外。

早期的铁路轨道与蒸汽机车

德意志移民在移民史中举足轻重，他们是最早移民到海外而且活跃到现在的民族，具备优秀的移民品质。譬如，德意志移民在宾夕法尼亚的人数占比较大，他们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前往开普敦，随后遍布世界各地。从1850年至1870年，大约有二十五万法兰西人、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德意志人和二百七十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德意志帝国如果早点开展殖民活动，无疑会拥有更多的殖民地，甚至独立的德意志国家。但由于受到英属殖民地和美国的同化，其殖民影响力并不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目的地是南美洲。意大利人比较心仪西班牙、美国、拉普拉塔河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拉丁亲缘关系。瑞士人纵贯南北美洲，荷兰人相对稳定。但事实上，荷兰曾在殖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曾在《论宗教》中谈到查理二世瓦解三国同盟，致使荷兰落入路易十四手中，荷兰人悉数迁往美洲及东部殖民地。由于国土面积狭小，生产力低下，荷兰没有能力供养国民，因此，从1882年至1889年，每年约有四千荷兰人移居美国。

苏格兰曾尝试掀起移民运动，并试图在1621年将新斯科舍划入苏格兰的管辖范围内。然而，达里恩的两次移民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英国继续掌握着苏格兰的命运。

威廉·佩恩回顾了整个欧洲移民史，他认为，苏格兰对移民运动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英国，再次是德意志帝国。

在移民运动中，英国政府既没有收集海外劳工的信息，也没有抓住机会鼓励移民，这种不作为令人不满。德意志也不鼓励移民，但法兰西一直通过各种措施刺激殖民地的发展。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府设置了通往美洲殖民地的专属通道，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19世纪，在“伟大和平”的计划实施十年后，英国下议院开始考虑移民问题。1871年，皇家委员会的研究方案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个方案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如出一辙，即殖民地土地的销售收益应该用于奖励移民，其中，男性移民每人奖励三十英镑，女性移民每人奖励二十英镑。殖民地政府被迫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劳动力。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的发现促进了移民的分流。所有殖民地都向劳工允诺了人身自由权，并提供优厚的待遇。英国的工薪阶层渴望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大片土地逐渐被侵占。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殖民地的居民开始嫉妒移民，不再支持移民运动。

安妮女王（1665—1714）

殖民政策限制了移民的自由，移民开始与英国分庭抗礼。刚刚独立的殖民地对兰开夏郡、敦提和贝尔法斯特的产品征收重税，坚决反对自由移民，并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会再次接收移民。英国给每位移民补贴一百七十五英镑。但需要移民为国家建设出力时，却无人响应。英国为避免重蹈覆辙，不再提供补贴。身强力壮的农民只能得到每英亩二十先令的补贴。因此，美洲移民通道关闭，“自由、平等”的概念不再适用于英属殖民地。国会议员兼著名作家的卡伯特·洛奇认为，美国应该考虑是否继续接纳移民。美国曾经对那些受到压迫的欧洲人非常宽容，但现在，当欧洲腐朽文明的受害者与美国人形成竞争时，双方只有愤怒与仇视。

卡伯特·洛奇（1850—1924）

英属殖民地的前景一片茫然。虽然殖民地非常关注英国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也很关心劳动阶层，但依旧没有做好接纳英国移民的准备。如果动用武力强迫殖民地接收移民或使殖民者重新瓜分领地，很可能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也许人们可以期望帝国主义或世界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劳动者坚信，世界终究会向所有人开放，到那时，劳动力就可以自由流通了。

英国政府不谋其政，国家干预势成骑虎，权威人士建议政府取消移民补贴。殖民部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将数百万英镑提供给准备移民的人，利息为3%。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然而，英国真的希望健壮的英国人移民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英国政府一定不会阻挠，但也不应该继续发放国家补贴。政府要求殖民部竭尽所能收集所有移民的信息，并成立了移民信息办公室[6]。该部门每个季度发表一份声明，详述各殖民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并及时做出动态调整。英国邮局的季度通报成为政府发布信息的特殊渠道，但依然无法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由于产业结构类型多样，相关律法纷繁复杂，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对外律法共五百五十项，都是关于移民资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律法条令。移民信息办公室的设立对移民来说是一种福利，但其发展还需时日。爱尔兰在都柏林设立了贸易委员会移民处。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首席视察官、九名助理和七名医疗检查员。

英国的民间协会也承担了部分移民信息收集工作。譬如，移民自助协会负责联络英国、加拿大两国的移民。这个协会在加拿大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可以为带有介绍信的移民介绍工作。1889年，该协会安置了八百一十六名移民，人均花费二百一十英镑，包括个人花销。据报道，只要想工作的移民都能顺利找到工作。教会移民协会负责介绍了解劳动阶层的神职人员去殖民地工作，许多孤儿院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各个民间协会通过小规模运作，共援助三千名移民。在移民和殖民者援助协会的帮助下，四千名移民与殖民者在新西兰定居下来，并成为拥有二十万英镑收入的工薪阶层。私人援助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一位女士曾出资十万英镑，在开普敦东部殖民地建立了移民定居点。

移民可以根据自身专长在殖民地自由发展。颇具优势的综合殖民地往往包括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工头、农工、铁匠、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他们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此外，校长、医生和牧师各司其职，推动了殖民地城乡混合产业的形成。

总之，早期的移民通常由上述群体构成。约翰·史密斯非常关注想要进一步发展事业的已婚夫妇、单亲的青少年移民，贵族阶层的运动场所、种植园主是否会一本万利等问题。渔夫“在平静的海面上，穿过宁静的溪流，从伊利诺斯岛穿越水产丰饶的亚尔河”，心怀喜悦，满载而归。近年来，人们不断探索系统管理殖民地的方法，最有成就的思想先驱应该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他对19世纪殖民史满怀激情，并凭借自身的创新思想和实践能力，著有《殖民的艺术》一书，因此被公认为“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杰出缔造者”。此外，他还建议新西兰效仿加拿大的殖民政府。前文已经提到，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目标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通过高价出售土地的方式供给劳动力。虽然还没有建立长效机制，但他的努力已经卓有成效。南澳大利亚最终脱离了新南威尔士，移民们在新西兰落地生根。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纷纷成立了公司，并在威灵顿和奥克兰设立了颇具影响力的董事会，以便践行上述思想。教会人员在坎特伯雷建立了教堂，并在奥塔戈设立了长老会分会。但移民政策最终还是无疾而终，并受到了“自然政治经济学”倡导者约翰·拉姆塞·麦卡洛克[7]的抨击。185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淘金热”彻底打乱了移民制度。殖民者疲于应付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任移民自生自灭。殖民问题的权威专家小乔治·弗雷德里克指出：“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反思和实践，发现韦克菲尔德理论非常合理。无论对殖民地还是宗主国来说，如果全盘否定或完全忽视这一理论，实属英国人的不幸。”[8]

奥克兰

此外，也有一些人提议对城镇土地进行有序划分，并将教堂、学校、研究机构和医院建在城镇中心。

一百年前，亚当·斯密曾说过：“资本在自然发展中举足轻重。”这句话虽然没有提到劳动力，但实际上也包括劳动力。任何社会都是农业发展优先，其次才是制造业和外贸。基于此，他指责现代国家“本末倒置”。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况通常发生在殖民地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城乡产业并行不悖，甚至像一个百年大国那样波澜壮阔。

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勋爵曾指出殖民化的好处。如果没有国家干预，殖民地可以发展得更好，譬如许多经历了“婴儿期”和“青年期”的新兴殖民地。这种观点基于以下两个论据：第一，殖民地的发展与个体的积极性紧密相关。政府一旦强行干预，资本、商人、劳动力就会大量外流；第二，当时的英国政府还不具备国家干预的能力。只要任一论据成立，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勋爵的论点就能够成立。此外，热爱自由的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突然反戈相向，开始支持国家干预政策。他说：“只有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殖民地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并不排除一些殖民地创建者的一己私欲。不过，大多数殖民地创建的初衷是为国家谋求福祉。各殖民地产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国家立法的指导，不经法庭批准的哲学立法根本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只能欣然接受现状。”

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勋爵（1815—1891）

* * *

[1]《萨默塞特案》，1772年。——原注

[2]1669年，约翰·洛克起草了卡罗利纳的宪法法令。其中一条是关于“黑奴的绝对权力与权威”的补充条款。该条款既无愧疚之意也无开脱之辞，甚至大谈英国的宽容与自由制度。——原注

[3]马库斯·克拉克的《无期徒刑》于1889年在伦敦宾利出版，生动地描述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早期的生活片段。——原注

[4]查尔斯·亨利·麦金托什（charles henry mackintosh，1820—1896），爱尔兰基督教传教士。——译者注

[5]移民数据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如究竟有多少人前往海外定居，又有多少人仅仅是出国旅游。但这些数据依然可以用来说明问题，至少可以根据比较研究追溯每年度移民运动的变迁。——原注

[6]该部门花销不大，一年仅有一百五十英镑。——原注

[7]约翰·拉姆塞·麦卡洛克（john ramsay m'culloch，1789—1864），苏格兰经济学家、作家及编辑。——译者注

[8]罗伊科尔研究所学报，十七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