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拿破仑所获得的尊敬以及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督政府深感不悦。造成拿破仑与共和党政府之间的纠纷的原因多不胜数。这位年轻的将军傲慢独立，蔑视任何非他本人制定的军事计划。拿破仑虽然牺牲了威尼斯，但在与外国的谈判中始终保持至高无上的姿态。拿破仑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不禁令共和党政府心怀警惕和怀疑。回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后，他被视为“法兰西的荣誉”而备受欢迎。拿破仑的这些优越姿态激怒了黯然失色的督政府。同时，法军的一些低级将领对不在自己掌控下的政府也心怀畏惧，即使拿破仑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也丝毫未能消除将领们的顾虑。拿破仑尽管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而且比起政治来似乎更喜欢文学和科学，但也表达了对软弱、不团结的政府的不满情绪。督政府的嫉妒心理虽然被掩盖在顺从的表象之下，但仍会本能地感觉到拿破仑的不满和威胁。无论是出于想摆脱对手的动机，还是出于更高级的动机，督政府企图让拿破仑去做一件充满了艰险的事。《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后，英国是唯一一个仍与一路凯歌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继续作战的大国。由于在与英国全权公使的谈判中，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督政府因此恼怒不已，于是请求拿破仑从海岸出兵向英国发动袭击。这是霍赫最偏爱的战术，这位杰出的将领前不久去世时引起了全国哀悼。然而，1797年的远征失败了。坎珀当和圣文森特的战役摧毁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盟友——巴达维亚共和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拿破仑认为这个计划过于草率，便提出了一个更有获胜希望的建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建议体现了丰富的创造力和筹谋力，展现了前所未见的强大力量。这是拿破仑在意大利时就有的想法，即将目标转向东方的古老权力中心。这个想法深深地吸引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将军，那就是入侵并占领埃及，因为埃及是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重要一环。督政府爽快地认可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势必能清除可怕的对手。一旦成功占领埃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将在地中海占据主导地位。拿破仑有丰富的手段来实施这个计划。拿破仑的战前准备工作既隐蔽又有技巧，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能力。法军护卫队在意大利的港口集结，直奔海岸线，以便尽可能地隐瞒这个计划。1798年5月，由强大的舰队和军队组成的远征军从土伦起航。拿破仑试图效仿亚历山大大帝的经历，希望在征服并将埃及变成法属殖民地之后，能从尼罗河进入印度河。

坎珀当海战

当拿破仑正在实施入侵埃及的计划时，拉施塔特国会一直在开会，而欧洲大陆各国也一直在进行和平谈判。1795年条约以来，基本上已经成为法兰西盟友的普鲁士因奥地利的失败暗自高兴，它从欧洲目前的战乱局势中看到了增强自己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势力的手段，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方针一拍即合。并且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普鲁士同意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莱茵河畔不断吞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吞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属小国，同时消灭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教制度——这是督政府最主要的目标。这种自私的、叛国治国策略受到了许多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反对。正是由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侵犯神圣罗马帝国并参与帝国的事务，许多普鲁士的作家才总是将自己国家的灭亡归因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然而，奥地利已经退出战争，分裂的奥地利帝国群龙无首，所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正常状态下，局势可以稳定下来了。但在与法兰西大革命关系密切的国家中，古老特权和民主观念却正在愤怒地碰撞。尽管战争尚未爆发，但和平的前景并不乐观。当欧洲处于这种不安的状态时，新的矛盾迅速产生，而督政府的共和热情和狂妄自大更加重了这些矛盾。离开意大利前，拿破仑在热那亚建立了利古里亚共和国[1]。不久之后，瑞士的几个州又出现了民主起义。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影响和法军的帮助下，在经历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后，赫尔维蒂共和国建立了。随后，荷兰发生了一场暴力事件，彻底推翻了橘色王朝和旧秩序。此外，法军入侵教皇的领土，并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皮埃蒙特到处都是革命者，这违背了当时《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的规定。在和平的名义和战争的状态下，革命发展迅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府激情澎湃，毫无顾忌且鲁莽地加快了革命步伐。因此，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度失去最令人敬畏的指挥官时，一些欧洲大国已经开始观察事态并为战争做好准备。谈判进度缓慢，尤其是当睿智的小威廉·皮特先生贡献出自己的财富、再次组建起才解散不久的反法同盟时，连奥地利也想再次组织武装力量了。

圣文森特海战

拿破仑率军入侵罗马

正当欧洲大陆处于不安的状态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解决了所有事态指向的共同问题。拿破仑已经安全抵达埃及海岸，法军舰队的护卫队尽管规模庞大，却躲过了英国巡洋舰的监视，进而占领了地中海的大堡垒马耳他。紧接着，法军越过了沙漠边缘，并在金字塔附近的战斗中击溃了马穆鲁克骑兵。拿破仑耀武扬威地开往开罗，并试图在那里建立法属殖民地。但同时，拿破仑的舰队已经被一位英国水兵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完全摧毁。霍雷肖·纳尔逊的海上战略与拿破仑的陆上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拿破仑的舰队与法军的联系似乎被切断了，在危险的征战中受困了。霍雷肖·纳尔逊的胜利奠定了迄今为止无人敢与之抗衡的力量的基础。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敌人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令人头痛的新名字。1798年冬，战争开始，不久之后，战况就变得很明朗：这场战争将从须德海蔓延到墨西拿海峡，并可能延伸至土耳其帝国的一些地区。土耳其宫廷承诺要对拿破仑发动攻击。那不勒斯王室也令军队着手备战并准备入侵新建的罗马共和国。从1793年起，俄国就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威胁，于是派出强大兵力援助奥地利。得到了俄军援助的奥地利计划在莱茵河和阿迪杰河向法军发动攻击。除了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国普遍同意战争，英国也欢欣鼓舞地加入了战争。仍然沉浸在上次胜利中的督政府对反法同盟的挑衅嗤之以鼻，自信地期望着新一轮的胜利。最近发生的一件事给奥地利王室蒙上了一层黑暗的阴影。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全权代表在拉施塔特被谋害，引起了广泛的民族愤慨，给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政府以力量。可以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几年前就通过著名的全民动员措施进行了征兵，如今，这个措施成就了欧洲大陆上最庞大的军队的基础，为战争做好了最全面的准备。

拿破仑在金字塔附近的战斗中击溃马穆鲁克骑兵

拿破仑在开罗

霍雷肖·纳尔逊

拿破仑的舰队在尼罗河战役中被霍雷肖·纳尔逊摧毁

从战术角度来看，接下来的一系列战役没有太大的例证意义。阵地规模巨大，双方在战场上表现怯懦，一遇到障碍就止步不前，战争策略过于陈旧。除其他原因外，将瑞士作为主战场的主要原因是瑞士的山脉地形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种论断完全不合理。反法同盟军尽管总的来说指挥不力，但几个月以来，却获得了比法军更大的优势。如果反法同盟军的指挥官真正有能力有技巧的话，反法同盟军可能早就侵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了，甚至可能占领了巴黎。事实是，那不勒斯军队在台伯河上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在法军的推动下，那不勒斯变成了帕珀共和国[2]，撒丁国王则被赶出了皮埃蒙特。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战争气运早已不再青睐法军。法军尽管最终从极端危险中逃脱，但已经失去了1796年战争的光荣成果。在斯瓦比亚的阿尔卑斯山和康士坦茨湖之间的地区，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遭受重创，损失惨重。卡尔大公卡尔·路德维希·约翰·洛伦茨如果没有在军队或维也纳宫廷会议的强迫下将力量浪费在乌里山地区，那就极有可能越过莱茵河，侵入阿尔萨斯，并在瑞士击败法军。同时，奥地利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就穿越了阿迪杰河这个巨大的天然障碍。不久之后，曼图亚和里沃利的士兵们途经明乔河、跨越阿达河，遭到之前的手下败将苏沃洛夫——一位凯瑟琳统治时期的著名老将——率领的俄军的追击。让-维克多·马利·莫罗曾因与让-查尔斯·皮舍格吕有共谋嫌疑而一度声名下跌。然而，1797年果月18日，让-查尔斯·皮舍格吕事件真相大白后，让-维克多·马利·莫罗被提拔为驻意大利法军的指挥官，努力实现了与从南部穿越亚平宁山脉而来的雅克·麦克唐纳部队的会师。苏沃洛夫虽然没有高超的战争技巧，但在史上著名的特雷比亚河河岸地区彻底击败了两位法军将领。之后，法军在诺维再次失败。虽然意大利人民仍然忠于共和国事业，但反法同盟军已经占领了意大利半岛。除了热那亚和其他一些要塞，法军在意大利的失败速度比获胜的速度更快。如果反法同盟国全力以赴，这场战争原本可以很容易地蔓延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本土，但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气运转向。在著名的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的指挥下，英国和俄国同盟军在荷兰海岸发动了攻击。而身在莱茵河下游的卡尔大公卡尔·路德维希·约翰·洛伦茨奉命与这支部队远程合作。这一操作违背了奥地利首脑的意愿，削弱了瑞士境内对抗法军的力量。安德烈·马塞纳在1796年的战争中学到了丰富的经验，是拿破仑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他抓住了面前的有利时机，从天而降，来到了被称为“虚构症患者”[3]的俄军将领所率领的俄军前方，并在第二次苏黎世战役[4]中将其击败。苏沃洛夫试图向这位“虚构症患者”提供援助却无功而返，并且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军队。这次失败与之前一样，引起了反法同盟的内部分歧。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在挺进荷兰时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而卡尔大公卡尔·路德维希·约翰·洛伦茨的部队却根本无法提供有效援助。这一事件加剧了这种分歧。英俄盟军的进攻行动被放弃了。虽然反法同盟军占领了意大利并在普罗旺斯的边界设立了警戒部队，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领土仍保持完好。

雅克·麦克唐纳

苏沃洛夫

安德烈·马塞纳

同时，因国内纷争不断，督政府迅速衰弱。共和国的状态变得令人惋惜。1797年果月18日政变给极端的共和党带来了胜利，雅各宾派残余再次抬头，充满威胁性。督政府和议会变得十分警惕，激烈地反对令人生畏的雅各宾派。几个雅各宾派的“爱国者”已经通过1798年的选举回归，督政府采用了雅各宾派曾经采取的鲁莽措施，宣布这几位代表的席位空缺。宪法再次遭到蔑视。尽管统治阶层的行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却沦为分裂的寡头政治，完全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现状，督政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软弱，更不受欢迎。尽管如我们所见，拉施塔特全权代表的命运激起了愤怒的风暴，1798年的新战争极度侵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并再次激起了反共和主义的希望，督政府再次向富人强制征税并声明清除剩余的大部分债务。这些愚蠢的冒险措施引起了众怒。在这场危机中，1799年的逆转激起了盛怒，新的压迫再次出现，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国家因此加速衰落。在失败和恐惧引起的恐慌中，所有党派都因特有的民族激情而联合起来抵制督政府。督政府推出了两名官员顶罪，但根本不可能解决实质问题。同时，被击败的军队指挥官们早已对平民统治心怀蔑视，愤怒地发泄着不满。而受欢迎的领导人再次现身，呼吁人们重拾1793年的精力，迫使政府使用法律、军事和财政手段来抵制祭司和移民贵族。得知反法同盟军胜利的消息后，旺代露出起义的迹象。国内收入来源迅速枯竭。军队离开了曾经生活的肥沃的土地，被派往边疆，待遇骤减，物资匮乏。国家在反革命的恐惧和恐怖统治复兴之间徘徊，所有温和派人士急切地渴望一个能捍卫国家、拯救革命成果的的强大政府。在危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毁灭性事件发生时，执政的五人中最有远见的西哀士预言“我们必须有一个首领”。立法机构、军队和人民对制度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快便凝聚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在第二次苏黎世战役中，法军将领安德烈·马塞纳成功击败俄军将领亚历山大·科尔萨科夫

这就是当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局势。拿破仑却并没有因为身陷危境而泄气，一直在受困的非洲角落里继续大胆的事业。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平息埃及后，拿破仑跨越海峡进入叙利亚。接着，他又凭着非凡的智慧一路向前，按照周密的计划到达波斯，并通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印度。然而，当企图占领海岸上的一个堡垒时，拿破仑被英国的力量牵制了。令他极为失望的是，他不得不在解除了阿卡围困之后退兵埃及。随后，土耳其宫廷派出的土耳其游牧部落对拿破仑发动袭击，以确保将他彻底摧毁。但拿破仑残忍地屠杀了他们。当回到那个离他12个月前被迫登陆的地方不远的海岸时，拿破仑第一次收到了关于1799年大逆转的消息。拿破仑尽管充满了执政的野心，但决不是胆小背信之人，于是他当机立断，做出了决定。拿破仑把权力交给训练有素的副将克勒贝尔（克勒贝尔的军队目前安全无恙，周围也没有敌人），然后立即出发回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如拿破仑所预料的一样，那里正需要他，正期待着他的到来。拿破仑幸运地从英军舰队中蒙混过关，并于1799年10月在普罗旺斯的海岸上登陆。拿破仑归来的消息散播开来，引起了全民族热烈的欢迎，揭示了法兰西人民的本性。在通往巴黎的每个驿站，蜂拥而至的人们欢迎他的到来，将他视为不幸的国家最后一线希望。这位著名的将领眼光所到之处，全是情绪激昂的士兵。首都的兴奋情绪更加高涨，民众和驻军公开呼吁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连议会和督政府也顺应激烈的舆论浪潮，表现出或假装表现出崇敬和欢喜。

西哀士

在这种情况下，现有政府难以为继。短短几天时间，拿破仑就成了真正的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极端共和党人尤其是新晋的富有贵族本能地认为拿破仑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之外，所有党派都信心满满地围绕在他身边。陆军的首领们虽然彼此嫉妒，但也一致赞同此事。包括西哀士在内的两位开明的温和派督政官，也赞成即将到来的革命。元老院的大多数人也支持发动政变以便让拿破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位具有真知灼见的领导人看似远离喧嚣、静候时机，实际上此刻已经为当前的危机做好应对准备。这次行动即使诡计多端、暗箭难防，但也绝不像前一时期面对类似变化时那样充满残酷与血腥，结果迄今仍受耻笑。针对在巴黎出现的关于雅各宾派行为的指控，元老院于雾月18日，也就是1799年11月9日，投票决定元老院和五百人院都应该转移到圣克劳德去，镇压立法机构并将其悄悄解散。同时，首都的驻军力量得到了加强。为了防止暴动，国民自卫队和长期无权的革命政府首脑已被监视起来，三位督政官保罗·巴拉斯、路易-杰罗姆·戈叶和让-弗朗西斯-奥古斯特·莫林的居所也已被军队公开包围，西哀士和他的同事罗杰·杜克正式从他们所领导的部门辞职，从而导致了政府解散。拿破仑在一夜之间成了巴黎的主人，军人和将领都忠心为他效力。由于拿破仑所做的一切都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欢迎，因此他似乎总能轻松获胜。在当时的所有社会力量中，有一个组织极受欢迎，那就是五百人院。五百人院激烈反对拿破仑，认为其行为无礼。虽然五百人院的大部分成员暗自希望国家发生变革，但当发现自己只是被拿破仑的诡计欺骗和引诱时，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抱怨，散发出危险的信号。1799年11月10日，拿破仑出现在圣克劳德，按照约定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迎接他的是人们厌恶和恐惧的叫喊声。一时间，由于大会的守卫动摇，拿破仑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不过，毁灭已然注定。吕西安·波拿巴——既是五百人院的议长，也是拿破仑的弟弟——宣布五百人院合法解散。五百人院被支持拿破仑成为国家主人的武装分子清理一新，只留下足够数量的代表来批准这业已完成的权力移交。随后指定的临时政府由三名执政官组成。虽然其中两名是西哀士和另一位温和派成员，但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官，地位当真是至高无上的。

拿破仑屠杀袭击他的土耳其游牧部落

拿破仑企图占领海岸上的一个堡垒时，遭到英军的牵制

拿破仑成功解除阿卡之围

保罗·巴拉斯的居所被包围后，等待着他的是被逮捕

这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事件之一，现代欧洲史册中称之为雾月18日政变。正如罗马元老院在《内战记》中所记载的那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名字也将在历史上留名。尽管真相被掩盖在体面的形式下，但自始至终新上任的恺撒[5]才是一切。不久之后，历史即将重演，再次见证一个恺撒帝国[6]的崛起。在推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现行政府的过程中，拿破仑行事之果敢丝毫不逊其雄心。他为五百院布下陷阱的欺骗行为着实不明智，激起了那些原非敌人的人们的愤怒。由此，我们看到了拿破仑对民众情绪以及与民众力量相关的一切的轻蔑态度。这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独特标志，也是一个显著的缺陷。但谴责雾月18日政变是“暗杀法兰西自由”的犯罪行为的人们确实歪曲了事实，没有完全理解法兰西大革命的本质。拿破仑打倒了督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让法兰西安于自己的领导，这只是加速了长期以来军事统治的进程。历史证明，拿破仑实施的专政是法兰西所需，是法兰西人民的选择。正如拿破仑本人吹嘘的那样，这次事变的成功“不费一滴鲜血”。至于有关摧毁了“自由”的指控，那只是无中生有。如果“自由”真正在国民心中生根，那拿破仑就不可能打倒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实际上，整个革命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民权和共和制度的发展来说，都没有促进意义。革命的性质和法兰西人的性格共同作用，令事态发展为军事专政，而拿破仑恰好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在君主立宪制的腐败废墟之上建立自由等任何东西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制宪议会的立法机构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暴政相结合。至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只是激情的产物。经历了恐怖统治后，反抗行动随即产生。尽管督政府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这些反抗行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此外，在法兰西和欧洲其他地区当时的情况下，一个需要以和平来维护的共和国是很难稳定长久地存在的。短命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在军队力量的影响下匆忙建立起来的。由于与民族气质和历史传统严重不符，它只能以失败告终。当民族危机出现时，法兰西人向权力低头并崇拜军事辉煌，这加速了现有革命的进程。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必然会有一个人应运而生，并且能够满足国家的愿望、希望和一切想象。尽管革命的爆发再次证明法兰西人性格多变易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雾月十八日政变是势在必行的。

拿破仑本想在圣克劳德解释他的行为，却因众人的厌恶陷入危险处境

面对其哥哥拿破仑的危险处境，五百人院的议长吕西安波拿巴宣布五百人院合法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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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热那亚共和国（1100—1815），1798年到1805年称利古里亚共和国。1797年，拿破仑占领意大利后，热那亚共和国改名为利古里亚共和国。——译者注

[2]帕珀共和国是第一个在那不勒斯王国领土上建立的由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支持的共和国，是费迪南四世逃亡后在法军的推动下建立的。该共和国建立于1799年1月21日，结束于1799年6月13日。——译者注

[3]即俄军将领亚历山大·科尔萨科夫（alexander korsakov, 1753—1840）。——译者注

[4]1799年6月，安德烈·马塞纳与奥地利的查尔斯大公率军在苏黎世展开第一次苏黎世战役，奥地利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取胜；1799年9月，安德雷·马塞纳与俄军将领亚历山大·科尔萨科夫率军在苏黎世展开第二次苏黎世战役，法军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译者注

[5]这里是指拿破仑，此处将他比喻为恺撒。——译者注

[6]这里是指法兰西第一帝国，也称拿破仑帝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