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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危机——“奎兹”联盟——桑迪岬岛事件——美国的海军——是否应该降低关税——内部改良学说——与英国的条约——“切萨皮克”号事件——《禁运法案》——美国的损失——禁运的理由——禁运政策的废除——载誉而退
滚滚的乌云笼罩着大西洋。无论哪位心地善良、热爱和平的执政者，都会对这儿发生的不幸之事怒不可遏。杰斐逊对欧洲列强别无他求，只希望美国能够独立发展，不要与欧洲纠缠在一起。法兰西帝国和英国不愿意让美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拿破仑·波拿巴不可能容忍美国中立。英国也露出了贪婪的本性，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垂涎三尺，既要自己获得利益，又要遏制美国的发展，想蛮横无理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全然无视国际法和人权的存在。1804年11月，杰斐逊不得不承认，即使在美国的港口，美国船也难免受到英国大炮的威胁。法兰西帝国同样做好了劫掠的准备，只不过还没有和美国撕破脸皮。杰斐逊总统满怀希望地说：“各国政府与我们友好相处，认同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他们的官员和臣民都奉行这样的政策。大家在其他方面也无多大分歧。”杰斐逊的希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年之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在1805年3月的一份信中，杰斐逊非常不满地说：
我们的沿海地区被侵扰，港口被私人的武装船只监视。其中有些是无组织行为，有些是非法行为，还有些行为看似合法，但没有得到合法组织的授权。英法两国在美国的港口以及公海上抢掠美国生意伙伴的货船，而且连美国货船也不放过。他们打着法律裁决的幌子将船只带走。可他们哪敢接近法院，只是顺手将船只洗劫一空，在偏僻之地击沉船只，让别人无据可查。美国船员受到虐待，被丢弃在公海上或荒芜的海岸上，缺吃少穿。
1806年1月17日，杰斐逊不得不就同样令人恼火的话题再一次发表言论，并提到“纪念几位美利坚商人”的问题。随后的争论中，来自新英格兰商业区的联邦党人与约翰·伦道夫以及六名追随者组成了一个叫“奎兹”的独特联盟。约翰·伦道夫大胆地宣称，那些怨声载道的种植庄园主和东部的商人并无共同利益，“美国是个农业大国，如任由塞勒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诺福克和查尔斯顿几个地方任意摆布的话，民众自有公论”。新英格兰的联邦主义者和约翰·伦道夫反对政府的理由如出一辙。他们本没有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也无济于事。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绝大多数人支持杰斐逊总统的措施。该措施明确指出，1806年11月15日以后，禁止从英国本土进口特定商品，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进口英国制造的商品。拥有无限权力的杰斐逊先生可能会说：“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意味着一切措施都能够顺利实施……众议院的状况也和以前一样好。”杰斐逊很清楚贸易带来的压力，但还是坚持执行自己的措施。
早期的纽约
令人惋惜的是该措施并未奏效。相关法案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在美国桑迪岬岛附近，英国“利安德”号军舰向美国一艘近海贸易货船开火，导致一名男子死亡。杰斐逊命令“利安德”号军舰驶出美国水域，并下令逮捕该舰的指挥官。杰斐逊担心自己太过温和的措施可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于是写信给美国驻英公使詹姆斯·门罗，让詹姆斯·门罗向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先生新成立的友好内阁提出强烈抗议。杰斐逊说：“民众要求我们比以前更加有所作为。绝不能让新成立的英国内阁以为我们期待他们做什么，绝不能让他们把这件事看作是其先辈们的措施带来的后果，更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在请求他们改变这些措施。希望英国内阁能妥善处理此事。”显然，杰斐逊忘记了英国人的本性，但也没有万全之策来对付这些邪恶之人。有人说，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不是杰斐逊倡导和平，坚持理性和正义，摒弃了虚张声势式的威吓，美国后来十年的历史可能将会重写，战争也不会到1812年才发生。当时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英国在1807年、1808年或1809年完全可以像1812年那样随时开战。当然也有可能如此，若美国乘全国民众情绪高涨之际陷入了战争，几年内肯定会饱受战争之苦。正是杰斐逊和平、正义、理性的主张让国家避免了长期而沉重的负担。有人猜想，当时若杰斐逊主张开战，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其实杰斐逊是绝不会放弃和平的。就算美国民众支持杰斐逊制定政策参与战争，他也不可能接受。战争风起云涌，政治矛盾此起彼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显得很无助。杰斐逊的处境和独立战争时期任弗吉尼亚州长时一样悲惨。杰斐逊丝毫没有为战争做准备的打算。他厌恶军事力量，海军的状况依然如故。在军事方面，杰斐逊认为最过分的做法是建造炮艇。谁都在嘲笑美国那些摆设式的小型舰队。据说它们平时被保存起来，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着。战争来临时，它们才会被运到海中，然后再从邻国请人来驾驶它们，去迎战训练有素的英国舰队。英国舰队曾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取胜，在尼罗河上挫败了法兰西海军，将哥本哈根夷为平地。似乎正是因为这些美国的舰艇不会威胁到别人，杰斐逊才愿意保留。至少制造这些舰艇的花费并不高，杰斐逊也愿意花十万美元制造十来艘。杰斐逊对海军事务有如此独特的见解。英美两国的冲突却令美国人怒发冲冠。
英国“利安德”号军舰向美国商船开火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在非重大问题上，杰斐逊偶尔也会私下里暗自伤怀。有时，他因好战的西班牙人大发雷霆，有时却默默地准备与西班牙开战，去解决路易斯安那的边界问题或佛罗里达的归属问题。杰斐逊曾说：“我们要把整个墨西哥湾看作我们水域的一部分，禁止在该水域发生任何敌对行动，不让别的国家巡航。只要我们同意使用武力，就可立即禁止这里的一切活动。我们决不允许任何武装民船在该水域航行，也决不允许我们的港口有外国的巡洋舰通过。这对我们国家的安定和贸易发展至关重要。”杰斐逊的这番豪言壮语是在一封信中说的。当时，美国军舰遭到炮击，美国水手在自家港口被残忍地杀害。杰斐逊义愤填膺，说话时自然情真意切。
英国人像海盗一样在大西洋沿岸横行霸道，但杰斐逊始终对自己的和平措施充满信心。民众对杰斐逊的信心也没有动摇。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再次获胜，整个国家都在坚定地支持共和党。1806年12月1日，第九次国会会议召开。1806年12月2日，杰斐逊给国会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与英国政府谈判中的拖延事出有因。无论怎样，我都要在会议期间将谈判的最后结果告诉你们。”会上提出拨款建造炮艇的议题，因为战争也是为了保卫和平。
尼罗河之战
英军轰炸后，哥本哈根几成废墟
当时国库出现了盈余，杰斐逊需要考虑如何使用这些盈余。这段话虽然在目前的叙述中是一段插曲，但特别值得一提，希望大家注意。
我们是否应该降低关税，让国外产品比国内产品获得更大的利润？降低日常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关税无可非议，但征收关税的大部分商品是外国奢侈品，有钱人才买得起。这些富人具有爱国情怀，他们支持继续征收关税，将其用到公共教育、道路、河流、运河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改善上。他们还认为关税可适度增加，而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权力并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
杰斐逊提议制定宪法修正案，使国库的开支合法化，这与共和党一贯谴责的内部改良并不矛盾。杰斐逊的提议与以前大不一样。那些认为共和党总是反对内部改良的人们感到很困惑。共和党人的计划的确超越了宪法。杰斐逊过去就提出，联邦只有在对外事务上是一个整体，各州拥有而且应该拥有独立的政府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处理各自的内部事务。杰斐逊的确在推行内部改良学说。他认为，分清联邦和各州的权力后，民众会精诚团结，政府管理将集中统一。杰斐逊说：“各州之间将形成新的沟通方式，彼此之间的隔阂也会消失。各州的利益明确，关系将牢固而持久，进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对杰斐逊这种不同寻常的变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理应按他的原则发表一番有趣的评价。”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外交事务。1806年12月3日，杰斐逊发出特别指示，建议“暂停”尚未生效的《禁运法案》。杰斐逊认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先生出任英国首相，应该会珍视两国之间的友谊。绝大多数人支持杰斐逊的观点，联邦党人的反对显得微不足道。1807年2月19日，杰斐逊宣布，詹姆斯·门罗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与英国达成了和平协议。人们在传言，英国法律允许战舰指挥官在美国强制征用人员的条款依然存在。几天之后，美国收到了协议，人们失望之极。这次谈判就像约翰·杰伊先生的谈判一样，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却异常糟糕。杰斐逊认为和平谈判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式，但谈判的结果完全出乎预料。从长远考虑，杰斐逊不愿为美国眼前的利益而开战，但绝不会妥协。当时参议院正在开会，杰斐逊没有将条约转给参议院，而是立即发给了詹姆斯·门罗，表示协议上的条款美国根本办不到，应该重新进行谈判，希望达成与上次完全不同的协议。杰斐逊处理协议的方式无可挑剔，但联邦党人抨击他，说拒绝协议的方式专横跋扈。这种做法的确带有专制色彩。然而，当年约翰·亚当斯这样做时，杰斐逊并没有如此尖刻地提出批评。
杰斐逊沉着冷静地退回了协议，一丝不苟地行使国会赋予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中止了《禁运法案》。英国的观点很简单：美国人不愿意打仗，所以更容易成为掠夺对象。法兰西帝国紧跟着做出响应：既然美国人被抢劫了，法兰西帝国必须参与分赃。英国不时发出枢密院令。拿破仑·波拿巴攻占柏林、在米兰取得胜利后，法兰西帝国颁布了报复性法令。除了表明英法两国的沿海贸易对美国船只开放之外，这些法令再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世界贸易一半被英国人垄断，另一半被法兰西人霸占。海上的商船若不遵守英国的规定就会被英国巡洋舰捕获，若遵守了英国的规定又会被法兰西帝国扣押，反之亦然。美国公民在自己的港口也不能安全地贸易。英国战舰常在美国领海徘徊，强行征用海员，短短几年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深受其害。1807年6月，英国“猎豹”号战舰用排炮向美国“切萨皮克”快速护卫舰开火，打死打伤船员若干，事发地点就在汉普敦水道外。“切萨皮克”号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受到袭击。英国指挥官登上甲板，带走了四名海员，至少有三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其中一个人被绞死在哈利法克斯。
拿破仑·波拿巴攻占柏林
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杰斐逊说：“自从莱克星顿战役以来，我从未见过全国上下像现在这样怒不可遏。”新英格兰各州的极端联邦主义者中，有些人害怕与英国敌对，认为英国指挥官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大多数联邦党人对这种行为咬牙切齿，和共和党人一道愤怒地抗议。杰斐逊说：“联邦党人经常谴责我们的一举一动，但在这件事情上，双方因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虽然杰斐逊怒气冲冲，但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一时头脑发热而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杰斐逊认为：“不能任由国会在战争、外交和别的措施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我们的责任。”杰斐逊立即派遣一艘军舰前往英国要求赔偿，并建议国会于1807年10月26日召开特别会议。杰斐逊说：“我们给英国人承认事实和赔偿损失的机会，这是文明国家的理性和惯例。我们得让商人有时间积累财产，让海员们有时间调集船只。”杰斐逊当时预见到了战争，说自己正在全力以赴地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美国人“有作战的能力”。当时杰斐逊有可能真的认为国家马上要进入战争状态。美国的炮艇少得可怜，只能略微加固港口的防御工事，并筹集少量的物资。后来国会拨出了很少一部分钱支付了这些费用。
1807年10月26日，国会正常举行会议。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占绝对优势，用“行政主义者”描述国会议员们最恰当不过，因为他们完全在杰斐逊的个人影响下行事。无论杰斐逊建议采取什么措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迅速执行。大家都知道，杰斐逊善于把握事态的发展，要等到英国对“切萨皮克”号事件做出回复后，再制订政策。直到1807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英国才做出答复——将派特使处理此事。
英国“猎豹”号战舰炮击美国“切萨皮克”号护卫舰
1807年12月18日，杰斐逊做出了简短而重要的指示。他说：“无论在公海上还是别处，好战的欧洲列强正威胁着我们的商船、海员和货物，而且这种威胁会越来越大。保护我们的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至关重要。我有责任建议国会考虑此事。国会一定会认识到，禁止美国船只离开自己的港口才是上策。”英国枢密院令定于1807年11月11日发出，而到了1807年11月17日才公布，该命令宣布“封锁”美国商船进入法兰西帝国和英国同盟国的港口。联邦主义者支持英国内阁的做法，认为杰斐逊并不知道英国枢密院的命令，禁运建议是不成熟、不正当、不友好的行为。行政主义者们反驳道，杰斐逊经非官方渠道早知道这个命令。若英国能够对美国以诚相待，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沟通解决。英国假装派罗斯先生为特使去美国解决“切萨皮克”号事件，但又用各种荒谬的方式阻挠他。罗斯离开伦敦一段时间后枢密院令才发出。美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外交礼仪迎接并招待了这位特使，给予他应有的尊敬。罗斯先生只能将真实情况公布于众，起航回家。英国的表现很不友好，但杰斐逊为迎接英国特使做了充分的准备。作为一名特使，罗斯应该为英国卑鄙的做法脸红。
杰斐逊总统没有选择战争，而是通过禁运来保护贸易。杰斐逊执政后期的历史无非就是联邦主义者的攻击和行政主义者的辩护。在参议院，约翰·昆西·亚当斯抛弃了联邦党，投票支持杰斐逊的禁运政策。他说：“总统先生提出了这个建议，体现了他对国家高度的责任心，我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总统无疑是在高瞻远瞩，这项政策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在杰斐逊的建议下，参议员们召开了四个小时的秘密会议，通过了《禁运法案》。在众议院，联邦主义者们却秘密地争论了三天。他们除了拖延时间之外，根本无力回天。《禁运法案》最终以八十二票支持、四十四票反对获得通过。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连同杰斐逊的两栖炮艇都成为历史。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的“禁运政策”是错误的。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七十多年前没有人怀疑过该政策。1807年到1808年间，人们认为禁运是卓越的治国之道，既能有效防守又能主动进攻。当时，这种观点深入人心，人们都习惯性地认同并支持。现在也有人赞同这项政策。联邦党人的报纸曾为该政策大声疾呼。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商人，为了使竞争力较差的对手筋疲力尽，也站出来强烈支持禁运。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次禁运和以前一样，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联邦党人提醒大家，杰斐逊的《禁运法案》与以前有关禁运的法案不同，并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但很少有人担心会有危险发生。
杰斐逊认为，商船上公民的财产和海员的安全若想得到保护，商船就得停泊在美国港口，而到了公海上，货物和人都可能被掳走。对外贸易的限制不亚于对国内贸易的限制。杰斐逊认为禁运政策并没有损害美国形象。他描绘了英国工业不景气时商人遭受损失，大量的英国工匠流离失所、无饭可吃的情景。杰斐逊说，英国的劳动者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新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像美国农民那样有存粮可吃。听杰斐逊说话的口气，好像所有美国人都是农民。杰斐逊完全没考虑到靠贸易生存的沿海居民。杰斐逊认为，沿海居民充满爱国热情，受到损失后也不会闹事，美国的禁运会引起许多英国人的不满，他们将会叫嚷着威慑英国议会和政府。全国大多数人都对杰斐逊的禁运政策充满信心。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先生从英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证实了该政策对英国造成的压力。这些都是杰斐逊实施禁运政策的正当理由。行政主义者们在辩论中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搞清楚：第一，既然禁运是一项国内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商船和海员，就应该同时积极备战。若一直用禁运来保护自我未免有些荒谬。因为禁运时间一长，就会带来负面影响。只要各国找到处理彼此关系的新方式，禁运就该解除。第二，禁运涉及外国事务——其实就是为了影响英国的立法，就像在做实验。既然实验注定要失败，我们就应该放弃。
事实上，应从这两个方面做出权衡。若从第一方面入手，为解除禁运而辩论是不可取的，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用充足的武力保护人和财产的地步。政府的政策显然管不了国外的事情，禁止商人在海上贸易就是为了间接地保护他们。当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能够直接用武力保护他们时，自然就解禁了。如果要为后来的解禁辩护的话，必须从禁运政策对国外的影响入手。英国政府对美国的禁运政策置若罔闻。美国中断贸易后，商人们可能只是暂时受到损失。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受害者。禁运政策注定要对国家的航运和贸易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英国的既定目的是搞垮美国的贸易，因为美国贸易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威胁。在英国内阁成员的眼中，禁运是竞争对手自己送上门来的好事，他们高兴都来不及。杰斐逊应该明白英国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政策，赚取比美国更多的利润。在英国，受到禁运影响的英国人不多。而在美国，整个航运业和商业界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最终将导致贸易的彻底毁灭。禁运在美国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帮助英国实现自己的计划。禁运是一项长期政策，如果禁运失败了，美国将一败涂地。即使成功了，美国贸易也会遭受严重的损失，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无论怎样，英国人定会获得相当大的利益。美国贸易遇到的每一次挫折都促进了英国贸易的发展。
讽刺《禁运法案》的漫画：商人躲避禁运
如果禁运对英国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法兰西帝国也没有什么好处。禁运政策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法兰西帝国当然愿意美国继续禁运下去。英国人在雄心勃勃地发展贸易。拿破仑·波拿巴非但没有感到不安，看到敌人的补给被切断反倒感到十分满意。
英国的政策既精明又有效。1812年战争之前，美国商人已饱受挫折，在战争中他们又历经艰险，遭受损失。贸易和航运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如果政府的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商人们就可以保存足够的实力。杰斐逊的禁运措施出台之后，进行相关立法时考虑欠佳，使商人们本有的一点实力毁于一旦。杰斐逊曾对贸易比较反感，现在却无意中让美国贸易受损，很难恢复元气。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完全不懂贸易。
杰斐逊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商人们带来了损失，更不会承认这有悖于自己的初衷。联邦党人讽刺道，联邦党执政期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政府”。联邦党人的禁运与杰斐逊这可怕的无限期禁运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联邦党人真正讨论的是禁运时间长短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禁运的原则性问题。如果禁运是一种合法的措施，禁运期限应该按照当时的情况而定。有人认为，《禁运法案》没有明确规定禁运结束的时间，所以该法案没有效力。也有人认为，禁运毁坏了贸易，与宪法相悖，最高法院可以将其废除。杰斐逊将美国公民关在国门之内，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这是温情主义政治的极端做法。就其本身而言，禁运政策不但不民主，而且极其愚蠢。杰斐逊也许认为自己很明智，商人们的本金不受损失，还有利润可赚。商人们并非愚蠢无能，比杰斐逊更了解贸易。
杰斐逊似乎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行禁运。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明智合理的措施。这种说法正确与否，需依据美国和英国出现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实施禁运后，美国国内并无异样，国外也没引起什么骚动。杰斐逊无法影响国外之事，这无可厚非，但国内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若杰斐逊主张建立海军，增强国防，或者有意开战，只要向国会知会一声，国会就会立刻照办。杰斐逊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坚定地维护了和平。
杰斐逊的传记作家们起初很愿意充满热情地讲述，杰斐逊之所以实施禁运，是因为国会和民众都不反对这项政策，后来又说这个理由有点勉强。这种说法难以让人信服。杰斐逊作为总统就应该比普通民众更有智慧，就应该承担引导民众的责任。国会坚持禁运的理由与他们第一次实施禁运时的理由相同。约翰·亚当斯先生认为实施禁运是“总统的职责”。这也是美国国会内外多数人认同禁运的原因。杰斐逊起初只是支持约翰·亚当斯的观点，后来却对其大力宣扬。直到后来禁运政策变得不得人心，成为败局时，杰斐逊才开始觉得总统的这种“责任”使自己筋疲力尽，厌烦透顶，欲去之而后快。说句公道话，当政府犯错误时，反对派通常会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没有人能给杰斐逊提出合理的意见，因为联邦主义者们比行政主义者更加盲目。联邦主义者对禁运的批评表明他们对禁运的真正后果一无所知。他们只看到了禁运给英国造成的伤害，污蔑地称“禁运”是杰斐逊为暗中帮助法兰西帝国而制定的一项“狡诈”的政策。除了对英国人的要求卑躬屈膝外，联邦主义者们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
1807年12月18日，杰斐逊向国会提出禁运的建议。1808年3月23日，杰斐逊写信给马萨诸塞州的李维·林肯，说：“法案得到了批准，除了你所在的州外，其他州的联邦党人都同意该法案。实际上，除战争之外，我们能打的最后一张牌只有禁运。”1808年6月23日，杰斐逊写道：“不可能继续延长禁运期限，战争已为期不远。”1808年8月9日，杰斐逊总统写信给战争部长亨利·迪尔伯恩，信中的语气与“威士忌酒税暴动”发生时所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这话是说给大西洋彼岸的敌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正在受禁运之苦的美国公民。杰斐逊说：“波士顿的托利党人公然进行威胁，如果禁止进口面粉，他们就要暴动。当务之急是阻止他们暴动。恐怕当地的州长控制不了这里的叛乱局面。一旦出现非法暴力事件的征兆，希望你能火速抵达现场，帮助州长平息骚乱。”
亨利·迪尔伯恩
杰斐逊既没有被这来自新英格兰强烈的怨言所吓倒，也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杰斐逊认为战争已“为期不远”，可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1808年9月，杰斐逊感到很失望。他本想通过长期禁运迫使英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但毫无成效。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谈判时，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先生推断英国有可能废除枢密院令。杰斐逊说：“我不太相信外交中得出的推断，更不相信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的诚意。”转眼间到了1808年11月7日，国会又开始开会。全国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想听听杰斐逊对国会有何指示，是否会宣布战争即将开始？国外的失望，国内的不满，以及后来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各州的失利，会不会对杰斐逊产生影响呢？杰斐逊没有明确表态。杰斐逊说，自己曾向英国暗示，不管法兰西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只要英国撤回枢密院令，美国就会停止对英国的禁运。英国内阁并没有注意到杰斐逊的这种意向。杰斐逊坦率地承认，通过禁运影响英国立法的措施已化为泡影，并说必须“依靠国会的智慧决定最适合当前事态的政策”。显然，杰斐逊不想再提出任何建议，也不想再承担责任。杰斐逊有点得意，因为禁运“向外国表明了美国国会多么坚定，多么能克制自己”。杰斐逊没提及英国人令人恼怒的自满情绪。他们看着美国人长期忍受痛苦，自己却从中受益。杰斐逊也没有提及美国驻英公使曾向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提议，如果英国废除了枢密院令，美国将停止禁运。乔治·坎宁这位刻薄的绅士说愿意帮助美国摆脱禁运，英国发现禁运给美国造成了很多不便，可英国不能因此而撤回枢密院令。拿破仑·波拿巴还以讽刺的口吻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扣押所有在海上发现的美国商船。还说，法兰西帝国出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帮助美国阻止因犯法而逃跑的船只。杰斐逊并没有向国会提起拿破仑·波拿巴的这番话。
乔治·坎宁
为了避免战争，杰斐逊开诚布公地说自己不想发动战争。禁运本是一项临时措施，但在杰斐逊的支持下成为一项长期的政策。事实表明，杰斐逊像君主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众议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支持继续实施禁运。在参议院，一项直接废除《禁运法案》的决议最终以六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未能通过。1808年12月21日，参议院又通过一项强制执行《禁运法案》的法案。不久，杰斐逊和行政主义者就发现，自己做的蠢事令人害怕。马萨诸塞州议会谴责《禁运法案》不公正，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违背了宪法，没有法律约束力。康涅狄格州州长小乔纳森·特兰伯尔拒绝依照杰斐逊的新法案征兵，并向州议会建议要拒绝执行这项联邦法令。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了与马萨诸塞州相似的决议。公众舆论也认为《禁运法案》有不妥之处。有影响力的联邦党人开始提议，如果不为该法案制定明确的计划，各州应脱离联邦。
听到这些威胁后，杰斐逊变得犹豫不决，情绪不太稳定。1808年11月，杰斐逊还没有废除禁运的想法。1809年1月14日，杰斐逊说，最初制定禁运政策的目标已经实现，禁运政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到了该废除的时候。几天后，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在1810年5月额外举行一次国会会议，并在1810年6月1日废除《禁运法案》，然后“以武力恢复和维护航海权”。从杰斐逊1809年1月14日的观点来看，他显然为国会的决议感到高兴。实际上，杰斐逊依旧痛苦地坚持和平的愿望。他抱怨道：“如果现在开战，恐怕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还清债务的那一天。如果能再和平发展八年，我们将摆脱债务，我们的收入必定能够足以应对任何战争，不用收税也不用贷款。我们的地位和实力将日益增长，终将超越别的国家。”1809年1月25日，来自弗吉尼亚的威尔逊·尼古拉提出1809年6月1日废除禁运的决议。威尔逊·尼古拉是杰斐逊的朋友，也是众议院的行政主义者的领袖。通过激烈的辩论，废除《禁运法案》的日期定在1809年3月4日。这次投票预示着政府禁运政策的失败，将废除禁运的日期提前了三个月。十八个月后，杰斐逊写道：“当时联邦党人暂时占了优势，迫使政府废除禁运，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人们都不知道杰斐逊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失败了，但不愿意承认。杰斐逊失望而痛苦地看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内心极其焦虑，极想摆脱尴尬。此时，杰斐逊很渴望辞去总统职务，比当年想辞去弗吉尼亚州长的那种感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职前，杰斐逊不想做出任何决定，不想提任何建议。1808年12月，他甚至说：“我不参与制定任何措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政务将交给我的继任者。我的主要任务是去做一个旁听者。”换句话说，离职之前，杰斐逊已宣布提前三个月卸任了。1809年1月底，杰斐逊重申：“现在我快要退休了，除了表决以外，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的继任者现在应该开始参与制定措施，因为他将执行这些措施并承担责任……再过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摆脱这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了。”
国会决定缩短禁运期限时，杰斐逊未发表任何观点。1809年3月4日，杰斐逊卸任时就像八年前任总统时一样高兴。他从失望、失败中解脱了出来，也摆脱了即将面临的尴尬。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中，杰斐逊很无助、很困惑，也很值得同情。杰斐逊的禁运政策最终失败了。他的个人声望虽然有所减损，但依然很高。全国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足智多谋、品德高尚的伟大政治家。杰斐逊成功地将政府交给了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深受杰斐逊的影响，在政治上支持杰斐逊。杰斐逊卸任后，他们仍然保持着好友关系。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杰斐逊无权提名自己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之所以成为下一任总统，是因为他政治地位高、功勋卓著、执政能力强。在选举中，詹姆斯·门罗是詹姆斯·麦迪逊的竞争者，选举活动进行得很艰难。杰斐逊公开宣称，自己对两位竞选者不偏不倚，每一位都是他爱慕和信任的人。詹姆斯·门罗将信将疑，情绪比较冷淡。在杰斐逊的抚慰下，詹姆斯·门罗别无选择，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丝毫没有杰斐逊支持詹姆斯·麦迪逊的证据。杰斐逊在很久之前就想让詹姆斯·麦迪逊继任总统，别人肯定也知道他的意愿。
民众中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恳求杰斐逊继续担任总统候选人。若杰斐逊想成为候选人，一定会得此殊荣，但他急流勇退，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杰斐逊已多次强调总统任职期限的原则问题。他现在引退比继续担任候选人更能获得好声誉。再者，时局动荡不安，国家的前景不容乐观。
杰斐逊在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六十五岁，从政约四十年，中间偶有中断，也可忽略不计。杰斐逊从政期间好运连年，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在民主政体中更是史无前例。杰斐逊在总统职位上载誉而退，一点也不比乔治·华盛顿逊色。在七百万人口的自由国度，难免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杰斐逊的廉正和政治判断力为自己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不论制订对外还是对内政策，他都有权发号施令。杰斐逊没有军功，但对美国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任何人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杰斐逊虽然有缺点，但真正为民众着想。杰斐逊认为，民众的福祉是政府的最高目标，但他并没有像上级对下级的施舍一样给予民众恩惠。杰斐逊尊敬民众，认为他们有无限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别人称杰斐逊是煽动家，但他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不乏真诚。杰斐逊坚信自己的政治原则，不仅因为这些原则十分正确，而且他确信这些原则最终会盛行。杰斐逊和那些趋炎附势的政客不同。他把个人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正确的原则之上。杰斐逊也不同于事必躬亲的政治家。他制定了具体政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在杰斐逊开创的宽阔政治道路上，具体政策就像是铺路的石子。杰斐逊也有不真诚的时候，而且常常前后矛盾，善于趋利避害。从总体上看，从弗吉尼亚议会进行重大改革起，杰斐逊所确定的目标和制定的政策都以人道主义为崇高目标。直到今天，民众仍然怀念和敬重杰斐逊，以表达对这位朋友的感激之情。许多总统都和杰斐逊一样曾服务于民众，但没有人像他那样尊重民众，让民众感到荣耀。
卸任总统后的杰斐逊
注解：
[1]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资深政治家，从政四十年，曾三次短暂地在内阁供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严厉谴责策划派兵镇压革命的首相诺斯勋爵及英王乔治三世，1806年被委任到“贤能内阁”供职，第三次出任外相。——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