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退休后的工作——扩大美国领土——给财政部长的建议——对战争的看法——邪恶的一面——密苏里妥协案——南北分界线——关于奴隶解放的观点——与司法部门的斗争——声明和抗议
杰斐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已成为内在需求，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失。退休后，杰斐逊经常与新总统保持书信往来，偶尔行使党内职权。这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内的权力完全不同。人们恶意的调侃也随之而来，言下之意是现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只是前总统杰斐逊的傀儡。詹姆斯·麦迪逊当然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傀儡，但别人的调侃无疑会伤害新总统的感情并降低他的威信。杰斐逊敏锐地察觉到詹姆斯·麦迪逊的处境，减少了与新总统的往来。
大家应该注意杰斐逊提出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一些观点。杰斐逊认为，新政府领导下的国家会在一段时期内和平而繁荣，战争是一种“亏本的买卖，而非无限制的掠夺手段”，能避则避。杰斐逊指出：“现在的欧洲处于狂热状态，我们不能以正常的眼光审视荣誉。”当时国家正准备签订一个贸易条约，杰斐逊力劝詹姆斯·麦迪逊，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不能像过去签订的《杰伊条约》那样，让英国迫使美国立约。
杰斐逊做梦都想扩大美国领土。他说：
拿破仑·波拿巴会以低价将佛罗里达及其附近地区卖给我们，以阻止我们与西班牙殖民地的残余势力联合。这些地区本该属于我们。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佛罗里达及其附近地区特别重要。尽管困难重重，我还是同意古巴加入我们的联盟……我们应该在独立战争中就把北方纳入联邦。我们应该拥有一个辽阔无边的自由国度。我相信，我国的宪法在扩大领土和自治方面早已十分完善。
这些话是杰斐逊在1809年说的，完全是在做白日梦！
到目前为止，杰斐逊已经改变了自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敌视态度。他说：“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平衡发展是我们独立的必要条件。制造业满足我们的消费，又能促进原材料的生产。商业则将我们过剩的农产品推向市场，换来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
杰斐逊写信给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敦促他要不遗余力地偿清国债。杰斐逊说：“还清债务对政府的命运至关重要，这完全取决于詹姆斯·麦迪逊先生和你自己……实现这一目标将给你带来荣誉，国家也会感激你。”杰斐逊很尊重艾伯特·加勒廷。1810年冬天，有人攻击艾伯特·加勒廷，共和党内也产生了分歧。杰斐逊尽其所能阻止这一分歧。杰斐逊高谈雄辩，宣扬党内和解，并制定了党内一致性原则。激进派和保守派欣然接受了这一折中性的原则。
1812年春，杰斐逊意识到英国和美国的战争一触即发。他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说：“英美两国就要开战，但不是我和你开战。两国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互惠互利，为什么要开战呢？上帝肯定会宽恕我们的政府诉诸战争的做法，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承受过如此多的苦难。”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忍耐力为常人所不及，他们为避免即将到来的战争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杰斐逊以乐观的态度审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希望美国能够保卫自己的港口并收回英国所占的领土。杰斐逊说：“今年，我们获得加拿大至魁北克附近的土地，为我们接下来进攻哈利法克斯做好铺垫，最终要把英国人赶出美洲大陆。”由此可见，杰斐逊军事方面的才能的确难登大雅之堂。杰斐逊说：“英国的支持者竭力怂恿我们选择海洋作为战场，那是美国的弱点、英国的强项。”奇怪的是，许多地方都强烈要求杰斐逊担任1812年的总统候选人。杰斐逊的党众对他的敬仰已达到了盲目的程度。亨利·兰德尔先生还告诉我们“詹姆斯·麦迪逊的一位知己听詹姆斯·麦迪逊亲口说，要把国务卿的职位交给杰斐逊”。1812年10月1日，杰斐逊就这一话题写信给威廉·杜安[1]，说：“我信奉罗马人的观点，昔日的将军如果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有益的事，今天就是当下士也值得尊敬。若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则是虚荣。岁月不饶人，我已经老了，体能衰减，精神也大不如以前。”杰斐逊显得忧郁而且顾虑重重。信的最后，杰斐逊满意地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并不想让朋友们来可怜自己，无论何时退休都无所谓。”这可能是一个借口，也可能不是，因为杰斐逊总是唠唠叨叨地说自己早已年老体衰。
总统任上的詹姆斯·麦迪逊
威廉·杜安
杰斐逊乐观地推断，和平最终会到来。他希望“英国能够承认在海上强制征兵的暴行，并承诺摒弃这样的暴行”。否则，英美之间只有战争，永远无法和解。杰斐逊强烈反对英国对美国的敌视和仇恨，希望上帝保佑这一切能够改变。他说：“我非常真诚地希望能和英国平等友好地交往……我知道英国人的走狗将我描绘成了英国的敌人。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认为我是傻瓜。我也不希望看到英国受到侮辱和伤害，也不反对英国政府罪大恶极的行事准则，更不想与英国制订对外政策的人为敌。我无法确定英国是否会在政治原则中讲一点道德，不知道英国是否会对我们以礼相待，或至少以中立态度对待我们。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让我们为了与之建立友谊而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杰斐逊善于消除仇恨。他总是希望和解、原谅，让失去或破裂的友谊重归于好。与约翰·亚当斯吵完架后，杰斐逊非常诚恳地和约翰·亚当斯沟通。这只是杰斐逊人格魅力的诸多例证之一。人们觉得杰斐逊和蔼可亲。最令人遗憾的是，根据记载，他也像魔女“阿拉斯”一样，具有邪恶的一面。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总是充满善意，但杰斐逊有时也会纵容自己无情地报复别人。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民众对他的看法会大不一样，好像透过杰斐逊仁慈和友善的一面，窥视到了他本性的另外一面。
1820年，杰斐逊对《密苏里妥协案》深感不安。
杰斐逊说：“该法案事关重大，就像夜晚的火警警铃一样惊醒了我。我立刻意识到该法案对我们的联邦是一种凶兆。暂时相安无事，但不知最终会如何。”“《密苏里妥协案》标志着美国南方和北方的领导人就密苏里地区变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问题，在道德和政治原则上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并在地理上画出一条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来。这条分界线一旦被确定，恐怕再也无法从我们的头脑中抹去。该分界线会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提起，不断激起人们的愤怒，直到彼此之间产生致命的仇恨。总体来说，分为两个不同的州也比一直不和更可取。”
杰斐逊预见到了内战，说：“我们会不会再次看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联盟？是否会再一次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杰斐逊虽然预见了未来可怕的战争，但没能认清冲突的性质和结果。杰斐逊说：“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密苏里妥协案》的目的是从地理位置上划出一条线来，作为选举总统时的准则。如果法案不生效，争论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人们都认为道德因素隐含在表象之下，杰斐逊却认为以后的冲突与道德无关，南北分裂后北方受到的影响更大。杰斐逊预测道：“北方人会发现，南北的分界线与北纬三十六度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完全是两回事。以制造业和航海为生的各州将为了自己的生计而纷争不断，经历一些困难之后，他们将言归于好，根本不用担心。”
此外，杰斐逊认为国会干涉了各州的权利。他谴责“国会为新成立州的人口设定了不同条件。这本来是各州的特权，宪法不能剥夺各州的权利而将其赋予联邦政府”。杰斐逊奴隶解放的观点始终没变，但他比以前更加注重实际困难。他说：“这种财产（奴隶）的割让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奴隶’这种称谓本来就不对，我不会再考虑此事。通过财产割让，可在大范围内实现奴隶解放和迁移，而且我认为，若能谨慎处理，奴隶解放将会慢慢变为现实。我们现在似乎骑虎难下，既无法消除奴隶制，也不能让它继续存在。”
1821年，杰斐逊再次表达了对司法部门的不满，并就此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期间，杰斐逊对内部改良政策的彻底胜利颇感恼火，放弃了与司法部门的斗争，绝望地服输了。杰斐逊认为“舆论的洪流不可抗拒”，并因此暗自伤怀。他无法接受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无论从宽解释宪法有多大优势，都是对宪法的扭曲。显然，杰斐逊比以前更不能容忍从宽解释宪法了，因为从宽解释宪法后无法控制贸易，不能为政府带来声望。杰斐逊从理论层面入手，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学说不受侵犯。在实践中，杰斐逊的学说却显得苍白无力。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了冗长的《声明和抗议》，并以一般性立法的方式加以确立，其中列举了国会的无能。因为美国各州有权批准国会尚未通过的内部改良法案。杰斐逊认为，用国家的资金建设运河和道路违反了宪法，可能导致联邦分裂。他说，国家的资金“在人们遭受了巨大灾难时才能使用”。杰斐逊的惊慌毫无根据，他提出的措施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杰斐逊的确已悄然老去，这是他所参与的公共事务中最后一件值得提起的事情。
奴隶主与黑人奴隶
注解：
[1] 威廉·杜安（1760—1835），美国记者，生于纽约，1788年移居加尔各答，1791年创办《孟加拉日报》，1794年移居美国，创办了《费城极光报》，曾在1800年支持杰斐逊成功竞选总统。——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