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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形象——好客的前总统——源源不断的参观者——妻子的债务——经济上的困难——处理财产——全国各地的资助——弗吉尼亚大学——是不是基督徒——最后的岁月

杰斐逊的个人形象颇具戏剧色彩。卸任总统职务之后，这位老人展现出善良与睿智、慷慨和理性，一副“蒙蒂塞洛圣人”的模样。杰斐逊觉得这样的形象无可厚非，认为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保持这样的形象。杰斐逊将这样的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最后。起初，杰斐逊想做蒙蒂塞洛的隐士，但很快发现，像他这样的隐士一般会为声名所累。全世界的慕名者都纷至沓来，一探究竟，所以还不如退休来的稳妥。杰斐逊十分好客，在以好客闻名的弗吉尼亚也很少见。他的客人络绎不绝，源源不断。有亲戚携家带口而来，也有父母带着孩子前来拜访，一待就是几个月。朋友们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一般。各路社会名流时常到此小聚一番，这让杰斐逊十分开心。蒙蒂塞洛就像展览馆一样，有上进心的文明人都来“参观”前总统。美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仿佛迟早都能找到去往蒙蒂塞洛的理由，去拜访这位“隐者”。亨利·兰德尔有一封信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一年中至少有八个月的时间几乎是每天都有零零散散的客人来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美国各州。他们中间不乏商人富贾，也有时尚达人。有公务人员，也有技术人员，有军人，有医生和律师，也有牧师和神父。国会议员、外交部长、传教士、印度来的代理商、旅行者、艺术家、陌生人，以及杰斐逊自己的朋友都会到杰斐逊家中做客。他们到此，有的是出于个人对杰斐逊的尊重，有的只是来猎奇，有的是经他人推荐，有的只是来看看偶像，也有来凑热闹的。

人们挤满杰斐逊的房子。一些人甚至站在走廊边上看着杰斐逊在屋里来回走动。杰斐逊在树下休息或者去广场小坐时，都会有人蜂拥而至，盯着他看。这样的情形让杰斐逊即开心又烦恼。在周围人的眼里，杰斐逊仿佛就是传说中的怪物。有时杰斐逊也会去远处的农场躲两天清静。任何时候都显得谦和善良，这也是他的本性所致。在农场小住的日子里，有人从窗外偷偷地向屋里观望，也有人私下里向杰斐逊的朋友抱怨前总统躲在农场里不肯见人。

杰斐逊理应预见到自己退休后最初几年的生活。他的家就像是一个宽敞而出名的旅店，客人们来的很多，却没有人想过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最多的时候，需要为来客准备五十张床。家里的佣人和马夫们忙得无暇顾及劳动生产，大部分的吃喝用品都需另外购买，家里的钱日渐耗尽，娱乐的方式不得不变得简单，但杰斐逊觉得这样的付出很值得。当时在别人眼里，杰斐逊的生活令人艳羡，但高额的开支必然使他的生活更加拮据。此外，其他方面的压力相继而来。在独立战争之前，杰斐逊的妻子曾欠下英国人的债务。杰斐逊尽管极为诚信，但还是很难偿还。杰斐逊将妻子名下的部分土地以金价售出，最终只卖得相当于总价百分之二点五的价钱，而且还是纸币。根据战时法令，杰斐逊若将这笔钱上缴国库，所欠英国人的债务就由国家承担，并可宣告债务人无罪。战争快要结束时，杰斐逊拒绝了这项对自己有利的债务承担方式。在给债权人的信中，杰斐逊写道：

蒙蒂塞洛

我很愿意与您商议此事。如您所愿，您将收到我偿还的款项。如果您满意的话我将十分欣慰。不论是现在弗吉尼亚的法律条文还是将来会出现的新的法律条文，都不会影响我的决定。我希望以真正的正义来对待此事，这样的正义来自理性而并非专制或强权。我会解决这笔款项带来的种种问题，毕竟这笔欠款由我产生。我会支付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一十二美元的欠款，这相当于我一半的财产。

保持诚信虽然代价巨大，但是值得。当杰斐逊从国库领到微薄的资助款后，想起了那些曾拥有过的土地。他惋惜地说：“这些钱能买个不错的外套。”亨利·兰德尔曾说，由于英国军队的掠夺，杰斐逊的收入来源愈来愈少，“他损失的财富相当于英国人掠夺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所产生的利益的总和”。在政府供职期间，杰斐逊主要靠工资生活，时常会入不敷出。只有在担任副总统时才积累了一些存款。据亨利·兰德尔估计，卸任总统时杰斐逊的个人资产有二十万美元，但扣除债务后具体数目就不得而知了。这笔相当可观的资产中包含了房产和家居陈设，以及价值不菲的藏书，还有土地和奴隶。实际上蒙蒂塞洛的财产和奴隶都已经用来抵债。杰斐逊的个人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开支。经济上的困难使杰斐逊日渐潦倒，变得一无所有。其实在情况变糟以前，杰斐逊就以两万三千九百五十美元的低价将自己的藏书卖给了国会。这笔钱也未能维持多久。1819年，杰斐逊为自己的好友威尔逊·尼古拉做了两万美金的担保。威尔逊·尼古拉并没有被人诟病，但这次担保使杰斐逊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虽然杰斐逊内心煎熬，但他依然友好地与威尔逊·尼古拉相处。杰斐逊的所作所为常为人们所称赞，也曾有人为之动容。

无论欠款人多么善良、诚实、与众不同，欠款都必须偿还。杰斐逊这位昔日的美国总统当时的境遇和其他农场主一样，濒临破产。那时也不是将资产都变卖为现金的最佳时间。如果将最后的这点财产变卖，杰斐逊就会一无所有，成为彻底的穷人。杰斐逊试图从已经废除的弗吉尼亚州法律中寻找解决办法。杰斐逊请求立法机构，希望能以公平的、现实的办法处理自己的财产。杰斐逊说：“我可以保留蒙蒂塞洛的房子以及周边的农场，这样我余生就有地方住，死后也有地方安葬。如果不能如愿，我就只能将这里的所有房产变卖，带着家人住到贝德福德郡去，那里起码有一间木屋可供我们安身。”杰斐逊的请求一提出就遭到了反对。在信中，杰斐逊谦逊地说：“与我之前的担忧相比，现在的问题更多。我不确定立法机关是否会无视我的请求。我本来信心十足，却发现是我高估了自己，心中不免有点失落。”事实并未让杰斐逊失望，授权法案在两院以高票通过，杰斐逊十分欣慰。这个方案最终并未实行。这一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都有人出钱给予杰斐逊帮助。有人集会倡议，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开始捐款。就像亨利·兰德尔所说，“那些曾受过这位前总统恩惠的人们，现在看来要回报他了”。杰斐逊拒绝了国库借款和赠予者的好意。他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拿国库一分一毫。政府偶尔给予我补助，我已经很满意了。我乐意接受他人自愿给予我的帮助。我的付出是我收入的三倍。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美国民众。”杰斐逊还说：“人们以这种崇高的方式，自告奋勇地帮助我这位年迈的退休公务员，使我不至于无家可归。这些钱没有一分是从纳税人身上榨取的，它们都是来自纯粹的善心，完全出于自愿。”

别人的慷慨只能让杰斐逊最后的时光过得较为安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帮助。杰斐逊离世后，他的财产依然笼罩在债务的阴影下，捐助也已停止，遗嘱执行人必须处理所有的遗留问题。田地以每亩三到十美元的低价出售。即使如此也无法偿还欠款。所幸的是遗嘱执行人偿还了剩余的欠款，没有一个债权人因为杰斐逊的离世而遭受损失。

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杰斐逊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上。作为该校的校长，他工作勤勉有成，但过程却曲折艰难。弗吉尼亚大学的办学初衷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学，引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让杰斐逊耗费了不少精力。在杰斐逊看来，大学不应该有任何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一生坚持的宗教观念引发了很多争议。杰斐逊的竞争对手不断攻击他，而他的朋友一直坚持反驳这种指责。人们的争论让杰斐逊十分恼火，但他不想站出来辩驳并结束这场争论。谈到此事，杰斐逊的语气里透着不快。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并且他也表示不会援手建立宗教裁判所。杰斐逊的孙子说，家人对杰斐逊宗教观念的了解也不比其他人多多少。杰斐逊不可能成为坚定的基督教信徒，也没有谨慎地反驳他人。从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来看，杰斐逊不是基督徒。当然，对于这些证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亨利·兰德尔认为杰斐逊是基督徒，但给出的证据也不过是关于杰斐逊相信上帝和超神力的一些言论。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杰斐逊信仰基督教。杰斐逊会穿着整齐地去教堂，也会像一位布道者一样庄严地谈论上帝，但总是慎言笃行，除了尊敬地称基督为人类的导师之外，不发表任何对上帝的评价。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只有上帝希望每个人都信仰他的时候，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我比任何信徒都崇尚上帝的教义，因为上帝拥有了所有人类的智慧，却别无所求。”杰斐逊将基督、苏格拉底和埃皮克题图做了比较后说，基督在三十三岁时离世，他的理性还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他对人类的劝诫也还没见效，也许再有三年，基督就能够建立一个拥有完美道德体系的社会。杰斐逊传播的教义零零碎碎、残缺不全，有些时常让人产生误解。杰斐逊认为基督是一位道德家，没有特殊的灵感，与神没有联系。正如莎士比亚不同于一般的戏剧家一样，基督也不是普通的说教者。他们的能力远高于一般人，且承担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杰斐逊的追随者认为基督具有神性，他们中有人对杰斐逊的见解持反对态度，但却无力反驳。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杰斐逊专注于客观地记录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许杰斐逊是当时最伟大的书信作家。他精力充沛，一直自由地写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杰斐逊又为自己找了一份繁重的工作——给每一位读者回信。杰斐逊时常走神或者犯错，自己的想法必须写下来才能记住。他曾说：“一厢情愿地出版自己的书信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样的人应该关进监狱。”杰斐逊认为自己1790年到退休前所有的信都被保留下来了。这些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文库，后人可从信中了解准确的历史。与此同时，杰斐逊还尖锐地批判了约翰·马歇尔所著的《华盛顿传》，认为其内容太过片面。得知约翰·昆西·亚当斯将要编辑约翰·亚当斯的作品，杰斐逊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需要了解真相，因为历史一旦被扭曲就会变成根深蒂固，很难更正。”去世前不久，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说：“你是我一生的支柱，在我人生的最后时刻请您来看看我。”杰斐逊甚至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焦虑，为后世的史书中对联邦党人的赞誉超过共和党人而忧心不已。事实证明杰斐逊的焦虑不是没有道理。在广大读者面前，联邦党确实比共和党更具实力和优势。

岁月催人老，杰斐逊不再是那个大家熟悉的精力充沛的人了。他陷入了无助的恐惧之中，智力减退，身体衰弱，各种迹象表明他的精神也陷入了一种病态的不安之中。杰斐逊甚至猜想自己真正的状态要比别人看到的差得多。即或在逐渐丧失记忆的时候，杰斐逊依旧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虽然在出版的书信中很少发现杰斐逊抱怨的只字片语，但却能感受到他的忧郁和愁苦。杰斐逊再也不能对工作吹毛求疵，不能因完成工作而欢欣鼓舞，但他在历史上的权威依然存在。退休后，杰斐逊依然透露出勇敢和友善。比起死亡的威胁，杰斐逊也许更害怕失去工作的能力。1826年初，杰斐逊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1826年5月中旬，杰斐逊彻底病倒了。春天的时候他还手不释卷地阅读《圣经》和希腊悲剧，但很快阅读也成了奢望。1826年的7月4日，杰斐逊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亲人们都围在他的身边。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啊！时间在慢慢流失，杰斐逊也愈来愈虚弱。朋友们不想让他失望，毕竟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渴望是如此神圣。在弥留之际，杰斐逊的意识已经模糊，但他仍然坚持着这份渴望。生命就是这样，无论杰斐逊的求生欲望多么强烈，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杰斐逊去世前大约一小时，约翰·亚当斯在佛罗里达州加斯登县昆西镇与世长辞。约翰·亚当斯在最后的时刻挣扎着说：“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在历史上，这样的巧合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