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1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周中，我已经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学期中，我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只是没有勇气去承认罢了。”

这似乎对我来说是在充满虚饰做作的文件中仅有的几个坦白的条目之一。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当我去蓝星的时候，虽不能说是真正的虔诚信徒，但至少我很爱去教堂，并有志成为一名牧师。我喜爱教堂的礼拜，在假期中我参加了更多的礼拜。那兴趣也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我成了一个天主教徒，并非是种种仪式吸引了我，我从来都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当我开始对蓝星感到厌烦，我也厌烦了礼拜，而礼拜已被列入许多学校的课程中。

几年前，我创作了几行诗，在思想感情上完全不对头。它们来源于我对剧目的评论：一部戏也许可以用“冗长乏味”和“单调”来谱写。我把这简单的双关语用在以下那些令人悲叹的祈祷中：

啊，神，您庇佑高高的教堂，用白垩石和燧石将其建起，您听不见铸币厂中贬值的钱币叮当作响么？听不见那根本无心的、冗长的、闷声闷气无精打采的祷告词么？接受这个现实吧，因为这就是我们那寡妇的一文钱，这单调的素歌是教徒对上帝最无私的奉献。他们给我们的这一枚硬币听声音都不像是真的；涨满了钱袋可我们依旧贫瘠。它根本不够支付教堂门外等候的源源不断的救济需求。我们饿了、累了、受到了压迫；它无法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救救我们吧，神，以免我们在那一刻失去对未来财富的所有希望。如若到审判日我饥饿、寒冷、落魄地出现在您面前，请您继续展示您永恒的爱，那份化铜为纯金的爱。请一定记得对我说：“他们用铅和锡支付了债务。他们什么都未给予你；汝带来了汝身。穷困的仆人，进来吧。”

我很确定，在任何一行诗中都没有诚挚的情感。我既不担心最后的审判，也没对牧师们抱有任何不满。一段时间后，我认为“坚振礼”十分“荒唐”。我写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它那么吓人。一些感到害怕的小孩子发了许多誓，他们永远不会和穿得花里胡哨的主教以及周围那令人沮丧、充满威胁感的领导和院长交往。”

这完全是胡说，我知道那些“坚振礼”的候选人并不害怕。我想说的是，我对所有与教会有关的事情都丧失了胃口。但是，在蓝星的最后两年里，我很渴望去争论基督教的智力基础。我现在觉得很奇怪，在一个宗教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我们竟然被给予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希腊文的《新约》和英国国教的历史，而不是护教学。在艺术爱好者和身边各式各样的繁荣的团体中，我们仍然在不停地辩论：“我方不相信灵魂不灭；我方认为宗教机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方不能使神圣的上帝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解”，等等。所有无聊的疑惑都被提了出来但又没能解决。人们鼓励我们为自己思考，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变成了对立面。暗地里违法的、颠覆性的书籍是肯定有的，而它们被强加在我们身上。我能想起三个被别人推入不忠诚境地的场景。

在战争期间，许多大学教师前往公学教书，号召自由的年轻人前往部队。在蓝星我们有两位教师。一位是年纪较大的物理学家，他很特殊，尝试着让一群在他面前号叫的淘气鬼听见他自己的话，然而结果令人悲哀，总是毫无效果；另一位是个年轻的牧师，后来成了一个主教，像罗纳德·诺克斯《地狱与边缘》中的“明亮的大角星”。在他的神学课和布道中，这位雄辩的、博学的年轻人向我们介绍那时很流行的史怀哲博士的想法。他问道：“耶稣知道自己是上帝吗？他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还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别人告诉他的呢？他预料到自己会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被天使们所救了吗？”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让我们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并鼓励我们成为异教徒。

阿诺德·伦恩的《漏洞之争》也影响了我。是我们的老师大声读给我们听的，它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两个学生之间的争论，其中的那个无神论者总是提出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让他的儿子去？为什么他自己不来？”似乎很有说服力。在写作时，阿诺德·伦恩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推理方式特别受十六岁男孩们的欢迎。

第三件事是权威人士所不能预见的。蒲柏的《论人》是英国文学奖的固定书目。学习这本书让我对莱布尼兹的哲学思想有了粗略的了解；从他那里我轻松地跳跃到了启蒙运动，它的倡导者也特别受欢迎。

我的经历并不特殊，我认为，当时最少一半的六年级学生公然承认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没有人为我们提供矫正办法。我也记不起来被敦促去读基督教义的书。

放弃培养我的教义我并不感到迷失，而是感到了无生气。我的日记中充斥着异教徒的沮丧和自杀的念头。然而，却有一个分寸把握的问题。我是被任命为教堂司事的男孩之一，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德赖伯格在教堂里准备星期日所用的东西。突然，我告诉他我发现没有上帝。他说，既然是这样，准备圣坛就没你的事了。我和牧师约定要讨论一些事情，我非常喜欢他，也非常尊敬他。当我到他房间的时候，另一位院长也抽着烟坐着，我不得不当着第三方的面解释我当时的困境。对成熟者来说，青少年的困惑十分令人厌烦，但我很确定，一个无神论者作为教堂司事也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