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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们的言行——贵格会教徒——通过受洗获得自由的奴隶——解救奴隶者格兰维尔·夏普——詹姆斯·萨默塞特案件——与实际商业意义不相符的政策——《独立宣言》与黑人

当约翰·霍金斯骄傲地告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自己如何“通过武力或其他手段”从几内亚海岸获得了三百个黑奴，继而将他们运到大西洋沿岸出售，并获得了利润时，伊丽莎白一世的内心被触动了。透过“巨额利润”，她仿佛看到了黑奴们惨遭武力胁迫，被迫离开家乡的画面，并将这种行为称为“是令人可憎的”。那一刻，伊丽莎白一世显得头脑清晰，富有真知灼见。一个作家用文字记录下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话，这些话在海军发展史上经常被提及。

伊丽莎白一世的话记载在书籍上，这一事实的重要性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读者将会想起托马斯·卡莱尔对数百万缄默的人民的描述。这些人的痛苦遭遇使法兰西革命成为可能。与此相对应的是，数百万人拥有权力，少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尖叫声不绝于耳。当伊丽莎白一世的反对意见记载在书籍上时，缄默的黑奴们的悲惨遭遇才被世人知道。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蓄奴传教士协会的牧师摩根·戈德温的著作《为黑奴和印第安人辩护》中，人们再次听到了黑奴的呼声。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给“那些在殖民地种植园拥有黑奴或其他奴隶的园主提供了建议”。

牧师们正在播种善良的种子。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开始了这项工作。1693年8月13日，在“费城的月会”上，贵格会教徒“对那些买卖黑奴的朋友提出了劝告和警告”。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理查德·巴克斯特（1615——1691）

贵格会教徒反对“将奴隶终生监禁”，并明确陈述了几条原因。其中第五条称：“因为奴隶和人的灵魂是罪恶城市的商品，所以商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

沃尔特·a.威科夫的著作《工人们》是一本珍贵有趣的书，书中形象描述了作者观察到的布道对芝加哥教堂会众的影响。作者也加入了教堂的布道，亲眼看见了劳动者在会众中的遭遇。布道者非常真诚，听众也十分专注。作者描述说：“对他们来说，不幸似乎不再是穷人有形的痛苦。通过日益加深的手足之情，不幸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痛苦，这种痛苦必须通过有效的帮助形式治愈。因此，一种信念日趋产生，即如果我们能为民众指一条‘出路’，提出一件符合实际的具有商业意义的事，那么民众的反应将会不可预测。”

上述引言强调了贵格会教徒在1693年做的工作。他们既没有询问也没有思考怎样才能符合实际的商业意义。在贵格会教徒的宣言和思想中，找不到一个可以说明“奴隶贸易的正当之处”的观点。许多人和贵格会教徒一样，拒绝考虑商业利益，只询问什么是正义的事情。

1645年，波士顿的一个奴隶贩子通过武力手段劫掠了非洲的一个村庄。因为贩奴船船长与船主们发生了争吵，所以这个故事公开呈现在了法庭上。听完这个故事后，地方法官理查德·索顿斯托尔宣布说，船长和大副犯了谋杀罪、偷盗人口罪以及破坏安息日罪，所有罪行“根据上帝之法应判犯罪人为死刑。”在美洲殖民地，这是第一次有人因在非洲偷盗奴隶被判死刑，也是第一次在漫长的奴隶审判中，因技术型细则释放了张狂的奴隶贩子。法庭最终宣布，自身对殖民地公民在非洲海岸犯下的罪行没有司法权。

另一起值得注意的案件发生在1767年。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种植园主回国时携带了作为随从的奴隶。1727年，种植园主遭遇困境，因为奴隶们想方设法地逃避服务。黑奴们看到英格兰白人奴隶拥有一定的自由，于是开始逃跑。奴隶主不得不去寻找逃走的奴隶。后来，黑奴中流传着一个谣言，即依据英格兰的法律，接受过官方教会洗礼的人都是自由人。随后，黑奴们匆忙赶去官方教会接受洗礼。

理查德·索顿斯托尔（1586——1661）

这部法律的字面意义和精神实质都很明了，但首席检察官和副检察长在一些奴隶主的要求下，写下了一份意见，即奴隶受洗不能剥夺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这份意见作为法规维持了近四十年。

1765年，一个叫戴维·莱尔的巴巴多斯种植园主来到伦敦，并带了一个叫乔纳森·斯特朗的黑奴，寄宿在沃平。戴维·莱尔残忍地虐待乔纳森·斯特朗，任凭他流落街头，就像将一只没有利用价值的狗抛弃在街头一样。

当时，威廉·夏普也在沃平。他花了大量时间做慈善工作。黑奴乔纳森·斯特朗设法找到了威廉·夏普的办公室。威廉·夏普听说了他的遭遇后，将他送到医院，为他治好了伤。威廉·夏普的一个兄弟叫格兰维尔·夏普，“1735年11月10日出生在英格兰的达拉谟，早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1750年，他给公谊会的一个教友当学徒，后来又先后向一个无党派政治家和一个天主教徒拜师学艺”。乔纳森·斯特朗的故事吸引了格兰维尔·夏普。乔纳森·斯特朗出院后，格兰维尔·夏普为他提供了住宿。一天，乔纳森·斯特朗以前的主人戴维·莱尔看见了他，并立即决定要再次将他据为己有。为了达到目的，戴维·莱尔绑架了乔纳森·斯特朗，然后以三十英镑的价格将他卖给了一个叫约翰·克尔的人。

威廉·夏普（1729——1810）

虽然遭到了监禁，但乔纳森·斯特朗还是想方设法派人请来了朋友。格兰维尔·夏普拜访了罗伯特·凯特市长，“恳求他派人救出乔纳森·斯特朗，并审理他的案件”。

于是，乔纳森·斯特朗的案子得以审理，他被解除了监禁，理由是他遭到了绑架。这起案件是一次真正的技术性抗辩。格兰维尔·夏普救了乔纳森·斯特朗，但这起案件并没有推动建立值得一提的律法。讲述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格兰维尔·夏普在这起案件中所做的努力。这是他首次为黑人辩护。后来，他继续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

很快，格兰维尔·夏普发现自己有许多解放奴隶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都是对人们合法获得的财产的攻击，不符合所有人的商业意识。因此，对格兰维尔·夏普来说，正义鼓舞他说出了自己的信仰，使他决定从事这份不同寻常的职业。在一封写给卡里斯福特勋爵约翰·普罗比的信中，格兰维尔·夏普写道：“这就是我的政治纲要。我可以将这些纲要置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我完全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应该坚持和维护正义，不必考虑任何可能出现的后果。”

这是格兰维尔·夏普首次对废奴主义者们口中的“更高的法律”做出声明。

1769年11月，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查尔斯·斯图尔特将一个叫詹姆斯·萨默塞特的奴隶带到了英格兰。詹姆斯·萨默塞特在英格兰逃跑了，但又被抓了回来，关押在一艘名为“玛丽和安”的船上。查尔斯·斯图尔特打算前往牙买加卖掉詹姆斯·萨默塞特。得知这一事件后，格兰维尔·夏普依照常规的法院令状从船上带走了詹姆斯·萨默塞特。人们一致认为这起案件将引发一个广泛的问题，即“一个非洲奴隶来到英格兰后能否获得自由”。

这是一起即将轰动整个英格兰的案件，因为它公开攻击的对象不仅是遥远殖民地的种植园主，还包括英格兰的所有对外贸易。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借助奴隶贸易的利润，得到了发展、资助和改善，最终在海上取得了霸主地位。更糟糕的是，这起案件也是对许多利益集团的攻击。酿造朗姆酒的酿酒厂、生产绳子和船帆以及其他船上装备的工厂，甚至为非洲奴隶贸易生产衣服的曼彻斯特的工业，都希望奴隶贩子们可以获得成功。

法庭上，国家财富和社会权力构成了一方，胆怯的黑奴和格兰维尔·夏普构成了另一方。曼斯菲尔德伯爵威廉·默里穿着长袍主持审判。

1772年1月至1772年6月，在法庭上，假装对奴隶贸易视而不见的法官一直非常公正。博学的辩护律师利用专业知识和法令瑕疵进行辩护，用激烈而诚恳的语气打破了平衡。随后，代表受压迫者的辩护律师打破了僵局。虽然审判现场很嘈杂，但格兰维尔·夏普的声音依然很响亮。他说：“正义会在英格兰获胜吗？”

格兰维尔·夏普的话音刚落，法庭突然寂静下来，似乎刚才是上帝在说话。随后，法官举起了剑。当怯懦的黑奴与傲慢的奴隶主安静听候判决时，被委任发言的法官说道：“古老惯例产生的具体场合、原因、机构和时间变得模糊不清后，留存下来的只有积极的法则。必须严肃对待奴隶们遭到非人待遇的案件。如果将这类案件与自然原理联系起来，那么奴隶制的存在就会显得完全不合理。通过奴隶贸易获得收益的权力是不合法的。英格兰法律禁止任何人通过奴隶贸易获取利润。因此，必须释放这名奴隶。”

从1772年6月22日开始，奴隶贩子失去了英格兰登陆地。当贩奴船上载有奴隶时，英格兰禁止贩奴船临时停靠在港口。无关商业利益，奴隶贸易终于受到了限制。

詹姆斯·萨默塞特的案件限制了奴隶贩子的活动范围。这起案件在公共谈话中引发的轰动具有强大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按照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法律，如果在公共书刊上揭发奴隶主虐待奴隶的真实事件，就会被视为一种中伤，除非这个故事确实是第一次出现在公开法庭上。没有蓄奴的英格兰人通过格兰维尔·夏普带上法庭的案件，从法律角度了解了奴隶主对待奴隶的真实情况，也让他们开始思考拥有奴隶是否正确。

格兰维尔·夏普为了一个不幸的黑奴而战，从而为在英格兰讨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合法性铺平了道路。因为有了格兰维尔·夏普，所以缄默的黑奴开始向奴役自己的种族呼吁，希望他们找回丢失的公正和仁慈。

当时的美国听不到黑奴对公正和仁慈的呼吁，但人们要求获得普遍的自由，这种要求通过加农炮的轰鸣即美国独立战争，在全世界广为人知。

当殖民地居民团结起来反抗英格兰的压迫时，关于奴隶和奴隶制的讨论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于是，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黑奴。1774年10月20日，殖民地居民签署了一份协定，表示他们“从1774年11月起，不再购买进口奴隶。之后，他们将全面停止奴隶贸易，不再关注奴隶贸易，不再租用船只，也不再将商品或制造厂卖给从事奴隶贸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