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统部艺文

〈按：正闰迄无定说，兹部所采，概入艺文，不立总论，祇各存其说，以备参考〉《正统论上》宋·欧阳修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刘汉石赵苻秦。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也。然而论者众矣，其是非予夺，所持者各异，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何哉。盖于其可疑之际，又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也。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为北史者诋南，此自私之偏说也。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固结。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无所私，疑得其决，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所谓非圣人之说者，可置而勿论也。

《正统论下》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夺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然诸儒之论，至于秦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其说多不同。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是汉人之私论，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可置而勿论。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耳。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崇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功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其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西戎，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其私东晋之论者曰：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黜吴楚者，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耳。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倖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也。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夫晋之为晋，与夫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悯怀之间，晋如线耳。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悯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敝，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僣迭，强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坚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裔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馀者强。其最强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固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耳。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虽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二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秦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魏论》前人

新与魏皆取汉者，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雠。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昔三代之兴也，皆以功德，或积数世而后王。其亡也，衰乱之迹，亦积数世而，至于大坏，不可复救。然后有起而代之者。其兴也，皆以至公大义为心，然成汤尚有惭德，伯夷、叔齐至耻食周粟而饿死。况其后世乎。自秦以来，兴者以力，故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而已。彼汉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灵而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故豪杰并起而争，而强者得之，直较其迹尔。故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当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

《梁论》前人

黜梁为伪者，其说有三：一曰后唐之为唐，犹后汉之为汉，梁盖新比也。一曰梁虽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绝，是梁于唐未能绝，而李氏复兴。一曰因后唐而不改。因后唐者，是谓因人之论，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说也。夫后唐之自为唐也，缘其赐姓而已。唐之时赐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异心，或怀远人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当唐之衰，克用与梁并起而争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耻争之不胜，难忍臣敌之惭，不得不借唐以自托也。后之议者，何谓而从之哉。其所以得为正统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灭同光之号，不过于河南，则其为唐，与昪景等尔。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于一之号也。昔周之东，其政虽弱，而周犹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绳诸侯者，幸周在也。当唐之亡，天祐虚名，与唐俱绝，尚安所寓于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虽不中于事理，或可善其诚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于唐亡，托虚名者，不独李氏也。王建称之于蜀，杨行密称之于吴，李茂正亦称之于岐。大抵不为梁屈者，皆自托于虚名也。初，梁祖夺昭宗于岐，遂劫而东，改天复四年为天祐。而克用与王建怒曰：唐为朱氏夺矣。天祐，非唐号也。遂不奉之，但称天复。至八年，自以为非，复称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兴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论之，庶几不为无据云。

《正统论上》苏轼

正统者，何耶，名耶，实耶。正统之说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实，而无其位。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德。是二人者，立于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统之论决矣。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故天下趋于实。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贤者矣。未有贱而曰吾贵者也。天下之争，自贤不肖始，圣人忧焉。不敢以乱贵贱，故天下知贤之不能夺贵。天下之贵者，圣人莫不从而贵之。恃有贤不肖存焉，轻以与人贵，而重以与人贤，天下然后知贵之不如贤，知贤之不能夺贵。故不争。知贵之不如贤，故趋于实。使天下不争而趋于实，是亦足矣。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正统听其自得者十，曰：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后唐、晋、汉、周。使夫尧舜三代，之所以为贤于后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统。故后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无以为尧舜三代之比。于是乎实重。

《正统论中》

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欧阳子之说全，而吾之说，又因以明章子之说。曰：进秦梁失而未善也，进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名尔。正统者，果名也，又焉实之。知视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夫魏虽不能一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章子之不绝五代也，亦徒以为天下无有与之敌者而已。今也绝魏，魏安得无辞哉。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于一，德既无以相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于是焉，而不与之统，亦见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哉。吾将曰：是乡人与是为盗者，民则皆民也，士则皆士也，大夫则皆大夫也。则亦与之皆坐乎。苟其势，不得不与之皆坐，则乡人何耻耶。圣人得天下，君亦得天下。顾其势，不得不与之同名，圣人何耻耶。吾将以圣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圣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远也。且章子之所谓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为正耶，以天下有君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无取乎私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章子曰：祖与孙，虽百岁，而子五十，则子不得为寿。汉与晋，虽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则魏不得为有统。吾将曰：其兄四十而死，则其弟五十为寿，弟为寿乎其兄。魏为有统乎当时而已。章子比之妇，谓舅嬖妾为姑。吾将曰：舅则以为妻，而妇独奈何不以为姑乎。以妾为妻者，舅之过也。妇谓之姑，盖非妇罪也。举天下而授之魏晋，是亦汉魏之过而已矣。与之统者，独何罪乎。虽然，欧阳子之论，犹有异乎吾说者，欧阳子之所与者，吾之所与也。欧阳子之所以与之者，非吾所以与之也。欧阳子重与之，而吾轻与之。且其言曰：秦汉而下，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为名，甚尊而重也。呜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欧阳子其敢有所不与耶。且其重之，则其施于篡君也。诚若过然，故章子有以启其说。夫以文王而终身，不得以魏晋梁而得之，果其为重也。则文王将有愧于魏晋梁焉。必也使夫正统者，不得为圣人之盛节，则得之为无益。得之为无益，故虽举而加之篡君，而不为过。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晋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轻者也。然后魏晋梁，无以愧文王，而文王亦无所愧于魏晋梁焉。

《正统论下》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以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欧阳子纯乎名，故不得实之所在。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著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于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为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论正闰》周密

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先主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也。余尝闻，徐谊子宜之言云：立言之人，与作史记之体，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圣人以秦誓次于帝王之后，亦世衰推移，虽圣人不能强黜之。汉儒虽以秦为闰位，亦何尝以汉继周耶。若如诸公之说，则李昪自称为吴王恪之后，亦可以续唐矣。余尝见陈过圣观之说，甚当。今备录于此云：《纲目·序例》有云：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自注其下云：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或问：《纲目》主意于朱子。曰：主在正统。又曰：只是天下为一，诸侯朝觐，讼狱皆归，便是正统。夫正闰之说，其来久矣。甲可乙否，迄无定论。盖其论，无论正统之有无，虽分裂之不一，或兴创而未成，必择其间强大者一国当之，其馀不得与焉。此其论所以不定也。自纲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统所在，有绝有续，皆因其所建之真伪，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为之予夺。此昔人所未及。今历考之，自周之亡，秦与列国分注而为首，此正统之一绝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遂得正统，此正统之一续也。二世已亡，义帝虽为众所推，不得正统，特先诸国而已。此正统之再绝也。义帝亡，而西楚为首。至汉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统。此正统之再续也。王莽始建国之年，尽有汉天下矣。虽无他国，亦从分注，此正统之三绝也。更始之主，虽汉子孙，而为诸将所立，犹不得绍统。光武即位，乃得正统之三续也。汉献帝之废，昭烈承之，虽在一隅，正统赖以不绝。后主亡而魏吴分注，此正统之四绝也。晋武平吴，亦得正统，此正统之四续也。悯帝亡，而元帝中兴，虽在江南，而正统未绝。安帝为桓元所篡，未几返正，以至恭帝禅宋，而与魏分注。此正统之五绝也。自是历齐梁陈魏齐周南北分注，比之隋文平陈，而复得正统，此正统之五续也。隋恭帝侑废，而越王侗与唐高祖分注，此正统之六绝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统。此正统之六续也。昭宣帝为朱全忠所篡，而晋与淮南以其用唐年号，特先梁而分注，此正统之七绝也。自是历后唐晋汉周，皆不得正统，可谓密矣。然正统之兼备，自三代以后，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汉高以兴，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统之归吾无间然。他如秦以无君，无亲，嗜杀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晋武帝袭祖父不义之业，卒以平吴一统，而与秦隋俱得正统，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以秦晋及隋，概之羿莽，特其成败，有不同耳。顾以其终于伪定，而以正归之，殆于不可。故尝为之说曰：有正者，不必有统。非汉唐不与焉。有统者，不必有正，虽秦隋可滥数。夫有正者，不责其统，以正之不可废也。有统者，终与之正，是不特统与正等，为重于正矣。无统而存其正，统犹以正而存也。无正而与之统，正无乃以统而泯乎。若曰：纪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与不正，万世自有公论。则昔人正闰之论，犹不能一而以是断魏汉之真伪。吾恐犹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则正者为正，不正者为国。以统言之，则正固正也，统亦正也。今而曰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却使不得正统，如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晋与隋者。其必以正统归之矣。庄周有言：窃钩者诛，窃国者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盖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窃钩者也。秦晋及隋，窃国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凭藉世恶，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论在也。今以朱子正统之法，而使秦晋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计得者，将不以曹丕自说而幸己之，不与同传其以力得者，将又不曰汤武之事，吾知乎。是后世无复有公论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自今以往气数运会之参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侥倖者，皆可以窃取而安受之，而为人类者，亦皆俛首稽首，厥角以为事之，理之当然，而人道或几乎灭矣。天地将何赖以为天地乎。窃谓三代而下，独汉唐本朝，可当正统。秦晋与隋，有统无正者，当分注，薰莸珷玉，居然自明。汉魏之际，亦有不待辨者矣。

《正统辨》元·陶宗仪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奉命使臣纂修宋辽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进《辽史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冬十一月，进《金史本纪》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进《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会稽杨维桢尝进《正统辨》，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人，咸称之曰铁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当世。表曰：至正二年五月日，伏睹皇帝诏旨，起大梁张、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职，专修宋辽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臣维桢，谨撰《三史正统辨》，凡二千六百馀言，谨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于人心。是非之公盖统正，而例可兴，犹纲举而目可备。前代异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论，既明，正闰之统可定。奈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恭惟世祖皇帝，以汤武而立国。皇帝陛下，以尧舜而为君。建极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统以书。元尝怪辽金史之未成，必列赵宋编而全备。芸台大启，草泽高升，宜开三百载之编年，以垂千万代之大典。岂料诸儒之谦笔，徒为三国之志书。春秋之首例未闻，纲目之大节不举。臣维桢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继周统。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泰始。唐始于灭盗，而不始于武德。稽之于古，證之于今，况当世祖命伯颜平江南之时，式应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岁。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故臣维桢，敢痛排浮议，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冒干天听，深惧冰兢，下情无任，瞻天望阙，激切屏营之至。辨曰：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于人乎。故正统之义，立于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于《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于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述《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晋始于平吴，而不始于太和。唐始于群盗既平之后，而不始于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二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干南之后，拘于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至于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势寖盛。契丹之号，立于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于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七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裔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承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馀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于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于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契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昪，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于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闰为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于五代之年，皆细注于岁之下，其馀意固有待于宋矣。有待于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阨，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馀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馀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况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于《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于咈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远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于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馀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馀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于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于唐，唐史修于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如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亲览经史，有志于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于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钜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于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辨，以俟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

《帝统论上》明·方孝孺

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术而守者，汉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无术以守之，而子孙受其祸者，晋也。其取之也同，而身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号令行乎海内者，为正统邪，则此皆其人矣。然则汤武之与秦隋，可得而班乎。汉唐之与王莽，可得而并乎。莽之不齿乎正统，久矣，以其篡也。而晋亦篡也。后之得天下而异乎晋者，寡矣。而独黜莽，何也。谓其无成而受诛也。使光武不兴，而莽之子孙袭其位，则亦将与之乎，抑黜之乎。晋之君子，未尝黜晋也。其意以为后人行天子之礼者，数百年，势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则莽苟不诛，论正统者，亦将与之矣。呜呼，何其戾也。正统之说，何为而然邪。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则彼固有天下矣，何必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贬正大，分申君臣之义，明仁暴之别，扶天理而诛人伪，则不宜无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圣智者同乎暴桀，顺人者等乎逆弑也。侥倖而得天下者，虽其势力之强，无所为而不成，然其心私计而深念，未尝不畏后世之公议，天下之大法，以为万世劝戒。能探其邪正顺逆之实，以明其是非，而概以正统，加诸有天下之人，不亦长侥倖者之恶，而为圣君贤主之羞乎。适事机之会，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处非其地，用非其时，圣君贤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统一宇内，而动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动不以正，而以正统称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与之同此名乎。故谓周、秦、汉、晋、隋、唐、宋，均为正统，犹谓孔子、墨翟、庄周、李斯、孟轲、扬雄，俱为圣人，而传道统也。其孰以为可非圣人而谓之圣，人人皆知其不可。然不可为正统，而加之以正统之号，则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万世，而无弊乎。名者，圣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仲由、冉求为大臣，孔子忿然争之。若二子之才，鲁之诸臣莫及也。苟为大臣，未见其为过，而孔子慎而不许，盖才如仲由、冉求，而以为大臣，则伊尹、周公将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则二子非其类矣。故曰：可谓具臣矣。秦隋而方乎周，岂直若二子之与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称之也，决矣。盖必其有道焉，而不可知。尝试论之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奚为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苻坚而僭大号，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二统立，而劝戒之道明。侥倖者，其有惧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盖窃孔子之意也。

《帝统论下》

正统之说立，而后人君之位尊。变统之名立，而后正统之说明举。有天下者，皆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可智力得，而不务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骄肆，而不知戒举。三代而下，皆不谓之正统，则人将以正统非后世所能及，而不勉于为善矣。其弊至于使人懈怠，而无所劝。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归之正统，或归诸变统，而不可必得。故贤主有所劝，而奸雄暴君，不敢萌凌上虐民之心。朱子《纲目》之作，所以诛暴止乱于前，而为万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尽天下之情伪，则小人将驰骛乎法之外，而窃笑吾法之疏。是孰若无法之愈乎。故正统以处其常，而参之以变统，然后其变可得而尽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汉晋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与之以正统。苟如是，则仁者徒仁，而暴者徒暴。以正为正，又以非正为正也。而可乎。吾之说，则不然。所贵乎为君者，岂谓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正，仁义之极操，政教之原有，以过乎天下也。有以过乎天下，斯可以为正统。不然，非天所据而据之，则是变也。以变为正，不若以变为变之美乎。故周也，汉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则可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僭窃也，不谓之变，何可哉。正统则处之以天子之制，变统则不得并焉。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得不贵之乎。非其类，无其德，民必恶之。当时恶之，后世以其位而尊之，则违乎天矣，故不得不贱之也。贵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孙，虽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国，犹尊之以正统之礼。贱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孙虽有贤知之才，亦不能掩其恶。夫如是，而后褒贬明。夫如是，而后劝戒著。夫如是，而后正统尊，奸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