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的夏天，兰波再也无法忍受巴黎，他向往着家乡亚登省清新的空气。这是他在城市里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他一辈子都住在和乡村交界的小城里，罗什的农场是唯一的避难所。“我恨夏天，”在给德拉艾的信中，他写道，[337]“天气热起来的时候我快要死了。我仿佛得了口渴的不治之症！亚登的河流和比利时的山洞，这些都是我特别想念的。”
此时的他开始无法忍受自己在酒店里住的房间，它正对着臭气熏天的大厅。这是一家典型的拉丁区酒店，肮脏不堪，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这家酒店为无数代的穷学生提供居住之所。一走进酒店，在发霉的楼梯上就能闻到从来不打扫的厕所里冒出来的腐臭尿味，肮脏不透气的房间里有老鼠流窜，在黑暗、温暖的夜晚，垃圾桶的臭味——“poubelles”[338]这个名字本身就透露了垃圾桶里腐烂的气味——会飘在大厅狭窄的管道里。当日光透进昏暗的房间，阳光的光线却从来无法到达，唯一可见的变化就是房间原本的黑色被深灰色所取代。
到了七月，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决定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并强迫魏尔伦陪伴他。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对他造成影响。他去了蒙马特，和魏尔伦在街上会面，并告知了他的计划。当时魏尔伦正从家里出来去附近的药房取妻子的药。一开始，魏尔伦有所顾忌，因此拒绝和他一起离开。他问道：“那我妻子怎么办？”但兰波粗暴地回答他：“让你的妻子下地狱去吧！”魏尔伦最后还是允许他的朋友说服了自己，追随着离开了。
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咖啡馆里。夜幕降临时，他们登上了一辆前往阿拉斯的火车，魏尔伦的一位年老的阿姨就住在那里。当天是1872年7月7日，兰波并没有预料到那一天会是他巴黎文学生涯的结束。他离开了首都，当他前一年从外省来到这里时，他充满了希望，计划征服巴黎；但他什么都没有征服；他依旧默默无闻，离开时身后只留下了敌人。
他们整夜都在旅途中度过，第二天清晨抵达了阿拉斯。他们二人的行为举止就像正在度假的、不负责任的孩子。[339]当时还没到能够得体地拜访魏尔伦的阿姨的时间，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在火车站的餐吧坐下，边吃早餐边决定，他们要吓唬每一个他们所看见的、正在洋洋得意喝着早晨的加奶咖啡的中产阶级。他们开始故意轻声对话，但声音足够让所有人能听见；他们说着自己曾做过的抢劫案，甚至吹嘘曾经蓄意谋杀过某人；他们为自己胡编乱造的本事感到十分满意，于是过分堆砌了太多细节。突然之间，两个狰狞的警察打断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听见他们对话的酒保偷偷摸摸地报了警。他们被当场逮捕，像游街一样被带去了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十分困难地向裁判官解释，这些对话都只是玩笑罢了。几天前，阿拉斯执行了一场死刑的行刑，魏尔伦和兰波的对话引起了当地人的误会，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可能和之前那个上了绞刑架的罪犯有关联。无论如何，裁判官对这对好友来阿拉斯的动机很是怀疑。最终，他们被警察带回了火车站，并把他们推上了去巴黎的火车。抵达巴黎后，他们并没有留下；他们从巴黎北站转车去了东站，买了去夏尔维勒的火车票。兰波夫人当时正和家人一起住在罗什乡下的避暑小屋里，因此不会有遇到她的危险。这对好友花了一天的时间和夏尔·布列塔尼一起饮酒作乐；夜幕降临时，他们雇了一批马车带他们去往比利时边境某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太可能要和海关官员打交道。进入比利时境内后，他们立刻就登上了前往布鲁塞尔的火车。
与此同时，在巴黎，玛蒂尔德·魏尔伦被丈夫抛弃，她非常焦虑，担心丈夫的安危。从他去药店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而去拿药只会耽搁他不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她绝没有想到他可能出去旅行了，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没有拿任何的行李，而她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不带换洗衣服就出门旅行的。她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故，于是要求警察帮忙在所有医院、巴黎城中所有警察局和停尸房寻找他。但这一切都是枉然，没有人知道任何与他有关的消息。
终于，几天后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布鲁塞尔的信。这封信读来十分可悲，体现了兰波对魏尔伦极强的掌控。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别担心。别为我而感到悲恸和哭泣！我正在一场噩梦之中！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340]
收到这封信后，她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从那个蛊惑她丈夫的恶棍手中把他夺回来。她和母亲一起前往布鲁塞尔去找他，希望能说服他跟她一起回来。在一首日期注明为“布鲁塞尔——伦敦。——1872年9月至10月”的诗中，魏尔伦描述了和她的会面；听说她已经到了，他紧张地回到自己的酒店房间里。[341]
我又看见你了。我推开半掩的
卧室的门。你仿佛倦了，在床上偃卧。
单薄的躯体，被爱情遗弃！
你跳了起来，赤裸着，快乐地哭泣着。（罗洛 译）
然后，他突然被爱和悔恨所控制，紧张和顾虑一扫而空。
什么样的疯狂的亲吻和拥抱！
我为此发笑，通过我的泪眼。
那些时刻，将是我的最糟
和最美好的时刻，一年又一年。
我不会再一次看到你的笑颜，
你那优美的诱惑，亲切的目光，
再也看不到你，怎不叫人埋怨，
并永远记住你那过去的模样。（罗洛 译）
他原谅了她为他的感官而设下的陷阱，只能想到自己的爱和她的美。
但当她再次穿起衣服时，他的爱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那打扮得循规蹈矩、一本正经的妻子。她的天真无邪和不加矫饰的欢乐消失了，他们之间的问题再次出现，他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继续。
我又看见你了，穿上夏天的衣衫，
黄的白的衣衫，印着花儿窈窕，
那令人迷醉的已经逝去的时间，
快乐的含泪的温存，都已消逝了。
那长成了的少女和娇小的妇人，
出现在眼前，像往常一样梳妆打扮。
而那已经是我们的注定的命运，
她凝视着我，从那面纱后面。
但我宽恕你！正是因为这样
我还记得你，唉！带着某种自尊
一幅得意的肖像；当你的目光
转向一侧，你那闪着光彩的眼睛。（罗洛 译）
据说他向她坦白了自己和兰波之间的关系，但她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342]她依然指望着丈夫对自己的爱，她刚刚才得到了这份爱的证据，希望能说服他和她一起回去。她愚蠢地计划了两人重归于好后要一起做些什么，她要把他从他自己手里拯救出来。她想着，他们可以一起旅行——她的父亲会愿意为了这样一件好事而给他们预支一些钱。就他们两个人，他们可以一起去新喀里多尼亚；她不在时，她的母亲可以照顾孩子。他们将会一起变得更坚强，并忘记过去；保罗会完全切断现在这段关系，还会完成计划中那本他现在看来无法继续写作的关于巴黎公社的书。
和妻子、岳母会面后，魏尔伦被她们说服，愿意和她们一起回巴黎；但他恳求她们让他向兰波告别，并当面向他解释一切。他还承诺说会在火车站和她们碰头。但当他来到火车上时，两位女性立刻意识到，他的状态不再像之前那样温和；他喝醉了，脾气很坏。但他还是和妻子、岳母一起进入了车厢，并坐在角落里，沉浸在忧郁和沮丧中，拒绝任何搭话。到了边境时，他们必须离开车厢做海关检查，然而，转眼之间，两位女性就看不见他了，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回到车厢后，她们到处寻找他，但就在火车即将离开时，她们看到他站在离她们有一段距离的站台上。“跳上来！”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喊道，她激动地向他挥手，用虚伪的热情来掩盖内心的焦虑。“你要是不小心就会被留在后面的！”但魏尔伦只用摇头做了回答。火车喷出蒸汽，驶离了车站，而他没有坐上这趟车。这是玛蒂尔德·魏尔伦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丈夫。
第二天，她收到了一封他寄来的信，如果情形不是那么悲伤的话，其实信中的内容读来还有几分幽默。[343]
等待着两根手指和一口锅的悲惨的胡萝卜仙子、老鼠公主、小图钉。您什么都对我做过了；您可能杀死了我朋友的心脏。我会回到兰波身边去，如果在您让我做出的背叛后他还愿意要我的话。
与此同时，我们从一位布鲁塞尔警察写给警局侦查部门的信中得知，1872年8月6日，兰波夫人要求比利时警方寻找她儿子的所在，她的儿子和一个名叫保罗·魏尔伦的人一起离开了。信中说明，魏尔伦住在圣若斯—滕—诺德的布拉邦街，关于兰波却一无所知，他应该是和这位朋友住在一起。[344]
魏尔伦和兰波在比利时待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乡间游荡，之后，在9月时，他们经奥斯坦德抵达了多佛。
来到伦敦后，他们第一站就去找了法国同胞，艺术家雷格美。雷格美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画，画中魏尔伦和兰波那不修边幅的形象似乎并没有在伦敦苏活区充满波希米亚风格的氛围中格格不入。[345]那里有巴黎公社的流放者——政治家、记者、作家和煽动者——当时苏活区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比文学世界的巴黎要多得多。雷格美帮助这两个法国人找到了住处；他们先是住在霍兰德街35号维尔麦希的故居，那是一栋十八世纪的亚当风格建筑——就在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
一开始，这对好友感到孤单并开始想家。魏尔伦在给勒佩勒捷的信中写道：“一只扁平的黑虫，这就是伦敦。”[346]他们思念巴黎街头启发灵感的灯光，思念大道上那些把桌子放在人行道上的热情迎客的咖啡馆；他们最想念的是那些友好的服务员，他们总是带着俏皮的幽默感，又能充满技巧地把冰水倒进绿色的苦艾酒：一滴一滴地倒，让它变成雪一般的烈酒。魏尔伦充满厌恶地描写了狭小的英式酒馆，人们只能站在案几边急匆匆地一杯接一杯吞下手中的酒。[347]你会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厚重的皮带会把它绑得紧紧的，导致它卡住，而这扇门对你的态度极端不友好，也不欢迎你的到来，在你走进去的时候会击打你的背部，还时常会打掉你的帽子。内部的装潢阴暗陈旧，也看不见桌子，只有几张锌制台面的案几，人们就站在它们旁边，安静、庄严地喝酒。在这些酒吧里，据魏尔伦说，“哦！盎格鲁—萨克逊人那令人悲叹的低级”，甚至没有人开口说话。那里没有法国咖啡馆里的文学对话，那种明快、充满智慧的对话既是教育，也是享受。柜台后面站着酒保，他们都穿着短袖上衣，有的时候还有肥胖、邋遢的女酒保，她们花枝招展，但品位极差。
和所有来到伦敦的欧洲大陆游客一样，魏尔伦和兰波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星期天所震惊，感到无比沮丧。在那遥远的维多利亚时代，星期天比现在要沉闷无聊得多。他们抵达伦敦时是星期天的早上，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任何一家开着门并能为他们提供一顿像样的饭的地方。10点钟之前，所有地方都关着门；从10点到下午3点，有几家酒馆和餐厅开了门，但警察警觉地注视着它们，手上拿着手表站在那里，确保它们不会超过必须关门的准确时间；6点到7点之间，相同的闹剧还会再上演一次。即便是鞋匠也不准在星期天工作；曾有一个鞋匠竟敢在圣主日招揽生意，他被一个路过的“条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348]没有任何剧院或娱乐场所开张，这个世界上最大城市中的市民唯一的娱乐就是海德公园的户外布道，配合着救世军乐队那令人绝望的惨淡音乐。
魏尔伦和兰波逐渐融入了苏活区的法国氛围中。当时那里有很多在巴黎公社运动后为逃避死刑或新反动政府报复而离开法国的难民；安德里厄（andrieu）和维尔麦希就是如此；后者由于在出版革命报纸《杜歇老爷》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这些难民住在莱斯特和苏活广场附近阴暗的房子里，或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肮脏的房间里。他们会在弗朗西斯街上的社会学研究社和几个他们能创造某种欧洲大陆氛围的酒吧里碰面。其中包括格雷旅馆路上的约克公爵酒馆、莱斯特广场附近的撒布隆尼埃和普罗旺斯酒店，以及老康普顿街5号上的一家酒吧。维尔麦希在那里进行了关于布朗基的讲座，并朗诵了魏尔伦歌颂起义的诗《哦！圣梅里教堂》。
这群难民穷得叮当响，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找得到工作。当时，伦敦和巴黎的警察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前者会将法国人在英国的所有活动都告知后者，并根据巴黎方面的要求，尽可能阻碍他们谋生。英格兰像现在一样，对暴力和起义有着深深的恐惧，这些不幸的人被看作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而不是为自由献身的英雄；因此，他们也必须忍受最令人讨厌、最具侮辱性的监视。在这群可怜人中，不修边幅、声名狼藉的魏尔伦和兰波似乎十分自在。在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稳定、有规律之后，魏尔伦对伦敦十分满意，希望这种生活能够永远继续下去；他也成功完成了他的杰作《无词浪漫曲》。“在这里，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了诗歌，”他在给勒佩勒捷的信中写道，[349]“我把自己献给智慧的思考，以及和一小群艺术家和文人进行的纯粹艺术性的严肃谈话。”
据说，魏尔伦和兰波在伦敦还见到了英国文学运动的成员——如作家罗塞蒂（rossetti）和斯温伯恩（swinburne）。但他们的交往——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不是特别深刻，因为两边——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在给埃米尔·布莱蒙的信中[350]，魏尔伦说他很快就会认识斯温伯恩，但我们之后没有再得知相关的消息，因此只能假设他们确实见过面，因为后来，魏尔伦在比利时的狱中曾要求勒佩勒捷把他最近出版的《无词浪漫曲》寄一本给斯温伯恩。[351]
斯温伯恩确实一直以来都对法国文学很感兴趣，他也是最早一批波德莱尔的推崇者；自从他在1871年的夏天在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泰纳（taine）会面之后，这一兴趣又变得更加强烈。
兰波很可能和画家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的儿子奥利弗·马多克斯·布朗（oliver madox brown）见过面，后者被戈斯（gosse）称为“了不起的男孩”。他可能就是那个魏尔伦向布莱蒙提到的、他记不起名字的诗人：“我很快就会和斯温伯恩见面，还会有另一个诗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的寂寂无名和他惊人的才华一样令人讶异。再过几天我会给你寄去关于这个有趣的家伙的消息。”[352]
奥利弗·马多克斯·布朗是法国难民安德里厄的学生，从1871年开始，直到1874年这个男孩去世，他都由安德里厄教授法语和拉丁语。安德里厄也是兰波的好友，在兰波从1872年到1873年在伦敦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伙伴。奥利弗·马多克斯·布朗和兰波差不多年纪——兰波比他大一岁——因此，安德里厄自然会让这两个有很多共同兴趣的文学天才见面。他们俩都是诗人，也都对古典诗充满了热情——尤其是卢克莱修——他们俩都受到过巴黎公社运动的深刻影响。马多克斯·布朗似乎很希望能认识一个来自巴黎的年轻革命诗人。从幼年时起，他就被看作一个天才，他的家人也充满理解地培养、鼓励他的才华。八岁时他就已经创作出了第一幅完整的画作，那是一幅水彩画，也得到了来自他父亲的艺术家朋友们的赞美。1869年他十四岁时，他所画的题为《喀戎从奴隶手中接过婴儿伊阿宋》的画作在达德利美术馆展出，他的《马捷帕》于1871年在新不列颠学院展出，《普洛斯彼罗和婴儿米兰达》则于同一年在南肯辛顿的国际展览馆展出。1871年冬天，他正在写作一部作品，被英格拉姆（ingram）称作[353]“最为不朽的作品之一，一旦读过，就会在读者的记忆中留下印记”。这一作品就是《黑天鹅》，这部小说为了迎合英国当时在道德上的偏见，于1873年以删减的形式出版，标题为《加布里埃尔·丹佛》。然而，尽管英格拉姆对其充满了赞赏，并且作者在十九岁时就已经死亡这一点在当时被看作文学的一大悲剧，现代读者对这本书只感到言过其实，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马多克斯·布朗的所有作品的确都体现了当时短暂流行的品位，与我们现在的品位不符；他的作品也证明他是一位前途光明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但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和兰波在同样年纪时的创作相比，他的作品中并没有前者的力量和天才的灵光。
就算他和兰波确实见过面，他也可能会认为这个法国青年过于不修边幅，因此不适合被邀请到他父亲位于菲茨罗伊广场的家里，那里是伦敦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经常聚会的场所。也许他还会觉得兰波缺乏管教、不受束缚的个性令人反感；因为尽管马多克斯·布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波希米亚，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优雅、有教养的人，兰波却完全自发地成了一个举止粗鲁、傲慢无礼的粗人。
魏尔伦和兰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酒馆中游荡、通过与所有教养和阶级的人聊天来学习英语中度过。在有学生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教授法语，但这种机会非常罕见。从那一年《泰晤士报》的广告版面上可以看出，当时也有不少和他们相同资质的法国人在寻找这类工作。为了让潜在的雇主对他有信心，兰波买了一顶礼帽；他对此感到异乎寻常的自豪。这顶帽子在好几年内都是他拥有财富和他人尊重的象征，在回到夏尔维勒时，他也戴着它。“他就像爱一个可敬的老友那样爱它，”德拉艾写道，[354]“他会用手肘温柔地抚平它丝质的表面，他的动作充满了天真和令人感动的怜爱。”
在伦敦时，魏尔伦和兰波没有试着隐藏他们之间的关系；据说，他们会公开吹嘘两人之间的关系，即便来自法国的难民也为此感到有些震惊。有关他们俩这一行为的流言最后还是传到了巴黎，玛蒂尔德·魏尔伦的律师也听说了此事，当时他正在为申请分居收集材料；因此，他乐于听闻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流言。然而，关于巴黎对他们的猜测的消息传回了伦敦魏尔伦的耳中，他开始害怕起来。他不希望在法律上和妻子分居，他依然对她抱有爱情；他也不想和当时年仅一岁的儿子分开。他写信给兰波夫人，告知她人们口中关于她儿子的流言，希望她能够做些什么来阻止流言四散。很快，他就开始常常和她通信。奇怪的是，她对他的态度似乎十分友好。[355]后来，兰波自己也在11月给母亲写了信，要求她从莫泰·德·弗勒维尔那里取回他的手稿——他在巴黎时把这些手稿交给了魏尔伦保管，但魏尔伦由于匆匆离开、前往了布鲁塞尔而把它们留在了蒙马特。他告诉她，这些手稿可能会被出版，因此可以带来一些收入；他知道金钱收入的可能性总是能让她行动起来。此时，她正计划立即前往巴黎。她先是让两个女儿以寄宿生的身份住进了圣墓修道院——当时，维塔莉十四岁，伊莎贝尔十二岁——然后就动身前往首都。[356]抵达巴黎后，她拜访了老魏尔伦夫人，两位母亲很快就取得了完美的共识。她们都不认可儿子们之间的那种友谊，但都倾向于首先把责任推到对方的儿子身上。最终，出于互相怜悯的情绪，她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两位母亲在不喜欢莫泰·德·弗勒维尔一家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魏尔伦夫人给了兰波夫人一封介绍信，让她去见莫泰·德·弗勒维尔夫人；然而，这位生下怂恿魏尔伦的邪恶天才的母亲并没有受到魏尔伦那受伤的妻子的母亲的欢迎。莫泰·德·弗勒维尔一家不喜欢这个面无表情、穿着外省服饰、举止也是外省风范的乡下女人；此外，他们也不希望再和任何与兰波有关联的人扯上关系。他们决定不做任何妥协，也不达成任何协议，因他们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可能阻碍女儿和保罗·魏尔伦这个恶棍分开的事。他们不愿意谈论魏尔伦和兰波之间的流言，也不愿意回答这一流言是否真实，他们拒绝把手中的任何手稿交出去。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手稿中也包括了《精神狩猎》和一些韵诗和散文诗。离开尼克莱街时，兰波夫人满腔怒火，她比从前更有决心，一定要把儿子和他那个朋友分开；但同时，在魏尔伦和妻子的关系上，她对魏尔伦生出了更多的善意。她给阿蒂尔写信，告知她自己没能成功，还告诉了他莫泰·德·弗勒维尔一家的打算。她告诫他，如果不想因为教唆他人的丈夫而和玛蒂尔德对簿公堂（玛蒂尔德当时正在准备起诉魏尔伦）的话，他就该立刻回到夏尔维勒。与此同时，在魏尔伦向她寻求建议时，她也告诉他，如果不再见她的儿子的话，他也许能够改变妻子的决定。[357]
兰波听了母亲的话：他留魏尔伦一人在伦敦，在1872年的圣诞节回到了夏尔维勒。魏尔伦则是独自待在伦敦，没有亲密好友陪伴的他变得阴沉忧郁。当兰波在那里时，霍兰德街上那间小小的房间曾是如此快乐的家，但现在，在冬天黄色的浓雾或无尽的大雨中，它看起来是如此的凄凉。独自一人的魏尔伦沉浸在孤独中，写出了《无词浪漫曲》中最有他个人特色的一首诗。
泪洒落在我的心上
像雨在城市上空落着。
啊，是什么样的忧伤
荆棘般降临我的心上？
啊，地面和屋顶的雨
这样温柔地喧闹！
对我的心的愁郁，
啊，这扬起歌声的雨！
泪水洒落，没来由啊，
落在这病了的心里。
什么？没有人背弃我？
这忧伤没来由啊。
这确是最坏的悲哀：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没有恨也没有爱，
我的心有这许多悲哀。（罗洛 译）
正如前一章中所述，这首诗的灵感来自兰波笔下的一句诗，被引用在这首诗的开头：“雨轻轻在城市上空落着。”但这句诗并不存在于任何现存的兰波诗作中，唯一的可能，就是它包括在兰波送给学生时期的好友拉巴希埃的一首诗中，但这首诗也已经遗失，拉巴希埃曾尝试通过记忆来重写这首诗，但只能想起一个句子。[358]
雨轻轻地在平原上空落着。
魏尔伦独自一人度过了圣诞节，节礼日也显得沉闷孤寂；当天，他写信给勒佩勒捷：[359]“昨天是圣诞节！今天是更可怕的星期天，和圣诞节差不多虚伪！我非常悲伤，独自一人。兰波，你不太熟悉他，只有我一个人能真正理解他，他不在这里了。我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空虚，其他一切对我来说不过是虚无罢了。”
之后，在一月潮湿的天气里，他病了。尽管只是一场流感，但处于悲伤中的他开始夸大自己的病况。他顾影自怜，孤单地流泪，和往常一样，他开始戏剧化自己的处境。在他的想象中，他认为自己快要孤单地死去，远离所有人；没有人会照看他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刻，没有人在意他的死活。于是，他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信，[360]告诉她自己快要死了，请求她立刻前来，并给兰波寄几英镑的钱，这样他也可以到这里来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魏尔伦夫人带着一个侄女立刻出发前往伦敦。兰波两天后也追随着她们到了；他不过只离开了一个月而已。
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魏尔伦向勒佩勒捷写道]，[361]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否则，你一个星期之前就会收到——还有我所有的好友——一封告别信。我给妻子和母亲都发了电报，告诉她们赶快来这里，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快死了。只有我母亲来了。一个月前离开了这里的兰波两天前也到了，他还带来了他的关怀——加上我母亲和表亲的，他们成功地拯救了我，就算不是从死神手里把我抢回来，至少也把我从可能会致命的孤独中拯救了出来。
魏尔伦恢复健康后，这对好友又重新开始了他们在酒馆流窜的放荡生活。魏尔伦后来把这一段时间称作“1873年在伦敦度过的可耻生活”。为了彻头彻尾地熟悉伦敦，他们时常会在城中步行游荡。“我们每天都在伦敦的郊区和附近的乡间大肆散步，”魏尔伦在给布莱蒙的信中写道，[362]“我们去了丘镇、伍利奇和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现在对伦敦了若指掌。德鲁里巷、白教堂、皮姆利科、金融城、海德公园，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再神秘。”兰波也会拉着魏尔伦一起去造访伦敦市内的码头。“我无法描述那些码头，”魏尔伦这位很少离开巴黎的城市人写道，[363]“真是难以置信！就像提尔和迦太基滚到了一起！”在码头上，他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涌入，他们有着黑色、棕色和黄色的肤色；在他们各种颜色、不同形状的帽子下藏着粗糙、凶暴和美丽的脸庞。他们看到各种箱子、盒子和篮子的货物丰富地堆在一起，来自地球上最远的地方；他们听到人们说最奇怪的语言，看到大包的货物上印着他们读不懂的神秘符号。兰波在港口度过越来越多的时间，查验着各种不同的货物，在有人能听懂他说话时，他会和水手聊天，让他们描述远航时的所见，试着理解、进入他们那永不停歇、游牧民族一般的生活。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型的船只，这一体验带着新的张力，把他带回了童年时——在他开始精神层面的任务之前——的梦境中。当时，在他的想象中，他旅行到了地球的尽头，只要有母亲给他的亚麻布，他就可以乘上自己的那条“醉舟”。此时，相同的梦境和向往又一次占据了他的头脑。也许就是那时，他开始好奇，如果选择一种以行动为主的生活，会不会真的比静思默想、体验神秘的生活更好。在他成为超验世界的探险者之前，他已经开始了一次面向世界中不同宗教的冒险，他最终还是会返回初心。让·奥伯里（jeanaubry）说，[364]兰波在伦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结缘，从他们那里发现了位于遥远国度的商业机会，并了解了寻找这些机会的人的下场。
魏尔伦和兰波也会在白教堂和波普勒这样的贫民街区游荡。魏尔伦在书信中把这些地方描述为风景如画的麻风病人棚户区，这些棚户上方会挂着希伯来语的标识。在他看来，那些在暗巷里流浪的犹太人就像是伦勃朗画中的人物，他们肤色铁青、形容枯槁，留着散乱的胡子，双手就像骷髅的利爪。
人人都又小又瘦，尤其是穷人，他们肤色苍白、身形瘦弱；他们的手很长，像骷髅一样；他们留着罕见的山羊胡子，头发是悲哀的金黄色，像是生来就很脆弱一样打着卷，就像被收获后就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像温室里的花朵，像所有的疾病一样。关于这种污秽的柔软，我无话可说，直到这十分枯燥、突出的悲惨被杀死为止。[365]
目睹着这个现代大都市中存在的悲惨生活，兰波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同情和慈悲：不仅是对个人的同情，而是对深陷苦难中的大众的同情。
有的时候，他用讲隐语那软绵绵的语调，讲那叫人悔恨叫人痛苦的死亡，确有不幸者那样的人，确有艰苦的劳作，还有那撕裂人心的诀别。我们在下流小酒店喝得醉醺醺，他看我们周围的人，如同不幸的牲畜，不禁为之痛哭流涕。他还在阴暗的陋巷，扶起倒在地上的醉汉。他怀着一个坏母亲的情怀怜恤这些孤苦的幼儿。[366]（王道乾 译）
此时，他的灵感已经从纯粹神秘主义转向了更加物质的存在。他很可能就是在这时开始创作《灵光集》，如其中的《城市》，以新的散文诗形式写作的作品。他有着不可思议的技巧，将现代工业之都中的恐怖实体化；他描写了城中沉闷的街道，散落在那肮脏的、永无止境的通向地平线的线条上；在郊区，一栋栋在简陋的小花园后生根的简陋小房子。在这一切之上，伦敦的大雾和浓烟像黑暗的阴影一样飘在空中，其间有阴险的身影，那是现代社会的复仇女神。这一切都不是写实的描摹，却因一种发人深思的力量被变幻了出来，比起直白的描写，这种手法的暗示性更强。
这些《灵光集》中的诗一定不是在法国写成的，因为其中暗示了太多英国的氛围，但由于其中的诗作没有任何一首注明日期，因此无法得出关于它们是否写于此时或一年之后的决定性结论。
据说，魏尔伦和兰波还去拜访了伦敦东区码头附近的中国人聚居地，并学习了如何吸食鸦片。这也许能够解释兰波在《灵光集》中展现的关于伦敦的扭曲视觉。他几乎是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在观察这座城市，在他眼中，地表下的每一层都一次性暴露在外。或者，他眼中的伦敦变成了一幅没有透视法的原始画作，不同的“地表”一层叠着一层。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中的《神人》里描写了吸食海吸希后的梦境，他写道：“这些伟大的城市中，超绝的建筑拔地而起，就像装饰一样。”兰波对现代城市的看法与此很相似，也很像波德莱尔对德·昆西《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自白》的改编。《鸦片的折磨》中有一个段落就体现了这种相似性，但相同的例子还有许多：
惊人的、怪兽一般的建筑在他的脑海中出现，就像诗人看着被夕阳染色的云朵时会看到的移动的建筑一样。但很快，这些亭台楼阁的梦境就升到了未知的高处、沉入了深不可测的低处，它们之后是湖泊和广阔无垠的水面。……水面很快开始变化，像镜面一样闪着光的透明湖泊变成了海洋。
兰波用同样的手法描写了伦敦：
通过将广场上的屋宇归置集群，形成庭院和封闭的平台，马车被排除在外。所有公园呈现出用高超艺术造就的原始气质。高处街区有些部分无法解释：一道海的臂弯，没有船，在一个个布满大灯柱的码头间翻卷着它的一片蓝雪子。一座短桥在礼拜堂的拱穹下直接跨向一座暗门。这拱顶由直径约一万五千尺的艺术钢架构成。[367]（何家炜 译）
我们似乎能在文中看到伦敦西区的广场和露台，公园和人工湖。然后，我们来到了皮卡迪利，面对着商圈和市场。
根据铜铸的小桥，平台，以及环绕市场和石柱的楼梯等处，我想能够判断这城市的深度了！这是我不能设想的奇迹：在卫城之上或以下的域区究竟有多高，有多深？对于我们时代的一个外乡人来说，要认识这些是不可能的。商业区是统一的色卡斯风格，有阿卡德式长廊。看不到商铺，但马路上的积雪被碾压过。跟伦敦星期天早晨的散步者一样少见的几位富商走向一辆钻石装饰的驿车。几张红色天鹅绒沙发床：这里供应极地的饮料，价格从八百到八千卢比不等。出于在这广场上寻找剧院的念头，我自忖商铺应该包括比较感伤的戏剧。我想可能有一个警察局。但法律该是特别奇怪吧，我放弃了在这里冒险的念头。（何家炜 译）
最后，我们来到了市郊，那里是更加漂亮的郊区，面对着西方。
市郊，和巴黎的美丽街道一样漂亮，被赋于一片光灿灿的天空。民主因素拥有几百个灵魂人物。那儿，房屋也不一间间相连；市郊奇怪地消失在田野中，“领地”让永恒的西方布满丛林和珍奇的植物，野蛮的绅士在那儿追逐着他们的编年史，在我们幻化出的光芒中。（何家炜 译）
除了波德莱尔以外，兰波也许还有另一个灵感来源，或者说，与他人的相似之处：来自普鲁契院长（l’abbé pluche）的《自然奇观之美》。帕泰尔纳·贝里雄告诉我们，兰波八到十岁时就读的罗萨学校的图书馆里就有这本书。[368]这本书里的内容可能不自觉地在他脑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在日后被他拿来使用。普鲁契院长写道：
这座城市有着天才般的结构，尽管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十分不同。城墙不只是围绕着广场的外壳，而是巨大的穹顶，完全笼罩着每一个方向。深挖之后，我们仅仅找到了两个门；由于穹顶之下十分黑暗，我们必须打破一部分才得以看清城市里许多广场的所在。但这里还有一件事令人惊讶：街道并不是像我们城市里那样一条挨着一条分布的；它们是一个叠着一个，一层层用石柱分开的。街道的数量比门廊少，第一条在第二条上面，二条在第三条上面，接下来都是如此。
房子都是一样的，它们抵着厚实的穹顶，紧紧地靠在一起。所有的房子都是一种规格，高度也是一样，只有一层，上面盖着露台或是共用的平屋顶；它们用非常结实、一致的材料制成，就像卧室里的地砖一样。居民们走过这个广场，就会看到石柱之间支撑着另一个穹顶和另一排房子。相同的穹顶或门廊有十一个，当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是完美对称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阴暗的光线。我没有看到任何光束或是路灯。
读完这一段长长的描写后，我们才得知原来这是马蜂建造的城市。
这一物质世界的视野取代了精神世界的视觉，这象征着兰波身上正在出现剧烈的变化。此时的他开始意识到他的人生和艺术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都是错误的。他对放荡带来充满活力的价值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他从放荡中只收获了苦涩、厌恶和更加刻骨铭心的孤独。波德莱尔曾说：“放荡之后，人总是觉得孤单，觉得被抛弃。”[369]这也是兰波的体会：“放荡或许是愚蠢的，邪恶也是愚蠢的。”他在《地狱一季》中如此说道：[370]“污秽劣迹应该抛开。”他的艺术理论也是错误的，尤其错误的是他那自以为成为与上帝并肩的神的信念。
《地狱一季》是解读《灵光集》中第一个时期作品的钥匙。《地狱一季》是对他之前的希望和信念的一次无情的控诉，是对他之前人生最残忍的批评。自始至终，在这本书每一页燃烧着的文字中，他透过模糊视线的泪水回望过去，那时，他计划改变生活、发明新的语言、新的艺术形式；而现在，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傲慢自大，他精神上的傲慢——是七宗死罪之一。他把一切都押在了这唯一的牌上，希望能进入永恒，或强行闯入全能上帝的存在之中；他用魔法、炼金术和毒品，想要在属于他的时间到来之前就进入天国；他不愿等待，不愿赢得飞升的机会——就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这需要漫长和耐心的努力。他想象诗歌是通往那个王国的魔法钥匙，想象自己已经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想象他的诗歌就是上帝通过他在说话。但他手中的牌一文不值。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的最后一篇《道德》中说，想要通过残暴的道德之法来成为上帝的人，只会坠落得比他生来的位置更低。此刻，兰波心中的一切都被打碎，他发现自己所做的不过是那些他鄙夷的诗人们已经做过的事，他所展现出的不过是他内心世界的自我罢了。尽管他带着美好的期望和伟大的雄心，但诗歌对他而言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不过是自我表达的载体而已。因为诗歌，尤其是有他个人印记的诗歌，无法帮助他获得绝对真理、获取“真正的生活”，所以他要完全舍弃它，将它放逐。他将放逐所有他至今为止一直抱有的信念，以及所有他梦想中的成就。他在《地狱一季》中《言语炼金术》的初稿中写道：“现在我可以这么说：艺术是一件蠢事。”
兰波是否曾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或是未能成功完成目标，这个问题并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他确实坚信自己已经失败了，并且是一次全面的溃败。于是，他把所有属于过去的精神和艺术存货、所有的梦想、信念和理想统统以破产价倾售一空。他准备好要开始一些新的事物，走上新的冒险。
看够了。视野已遍及所有天空。
受够了。城市的喧闹，夜晚，以及阳光下，总是这样。
经历够了。生命几度停滞。——哦，嘈杂与幻象！
出发，在崭新的情爱和喧哗中！[371]（何家炜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