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利用南北停战议和时期，腾出双手来镇压北方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其概况如下：
1911年11月，北方革命党人陈雄等秘密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北京暴动。袁得到情报，叫人设法打进去，诡称“袁宫保完全赞成你们以暴力推翻清室的计划，你们起事时，将派袁大公子率领部队打接应”。党人信以为真。1月29日，敢死队分五路进攻天安门及东、西华门，袁的军警分途围捕，党人全部落难，为首三人陈雄、李汉杰、高新吾均被杀害。
12月18日，党人耿世昌在任丘、雄县起义，袁派毅军镇压，耿世昌等被捕牺牲。
12月20日，北方各革命小团体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会、铁血会、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在天津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合并各党团成立“北方革命协会”，以便统一行动。他们反对同盟会对袁的妥协政策，主张在北方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首先策动滦州驻军起义，同时联络北京、天津、通州、保定等地驻军响应，以达扫穴犁庭之目的。
滦州自第二十镇举行“兵谏”失败，张绍曾被迫下台后，清政府将该镇分散调开，留驻滦州者仅有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一标。该标共辖三营，管带（营长）为王金铭、施从云、张建功。1912年1月2日，该标在北方革命协会的策动下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孙谏生为军务部长，白毓昆为参谋部长，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凌子煌为敢死队队长。冯玉祥也是第二十镇的管带，他的一营驻在秦皇岛附近的海阳镇。孙、白、陈、凌四人都是北方革命协会会员，被派到滦州策动起义的。
袁世凯接到情报后，由于兵力一时不易集中，先派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到滦州，用甜言蜜语劝告王金铭等取消独立。王金铭反劝王怀庆参加革命，本人愿以都督一席相让。王怀庆看见势头不对，马上改口表示同意。随后借口视察城外阵地，突然乘人不备，加鞭打马而逃。
革命军第一、第二两营均驻滦州城外，城内驻有第三营张建功部。张建功受了王怀庆的引诱，1月4日据城叛变。王金铭不愿同室操戈，决定放弃滦州，率领第一、第二两营向北京进发。火车开到雷庄，发现雷庄、古冶间的一段铁路已被清军拆毁，不能继续开行。此时王怀庆又派人前来，力言双方政治目的并无不同，请王金铭、施从云到古冶开会，讨论和平解决。王、施二人挺身前往，当场被捕牺牲。王怀庆随即指挥毅军会同北洋军第三镇之一部由铁路两翼包抄前来，革命军寡不敌众，孙谏生、白毓昆、陈涛和革命军干部多人均英勇战死。冯玉祥也在海阳被捕，解往保定治罪，路过北京时由他的亲戚陆建章营救得释。
滦州独立前，北方革命协会已经联络好北京、通州等地毅军，定于1月9日各在当地响应起义。不料滦州革命军先两日失败，通州联络机关又因叛徒告密被破坏，党人蔡德辰及王丕承父子等七人均被捕杀。至此北方革命协会所布置的京、通、保、滦军事大暴动的计划，全盘失败了。
滦州起义是继第二十镇举行“兵谏”后的第二次滦州事件，起义军仍是第二十镇之一部。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事前计划不周，仅凭血气之勇，仓促发难，陷于盲目军事冒险。革命派的警惕性也不高，甚至认敌作友，戏剧性地演了“单刀赴会”的一幕。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但也震动了包括满族王公大臣和袁世凯等整个清政府统治集团，使得他们疑神疑鬼，终日惶惶，北京城笼罩着极其浓重的恐惶气氛。
滦州起义失败后，北方革命党人又在北京布置了一个暗杀计划。1月16日，他们在东华门一带埋伏多人，打算狙击袁世凯，不料一击不中，不少党人壮烈牺牲。这一事件，留待下文补述。
刺袁失败后，北方革命党人决定再举行一次天津暴动，目的在于首先占领天津，然后出兵进攻北京。1月27日，北方革命协会召集派往北京、通州、保定等处联络军队的代表，和被联络各军所派的代表，在天津老西开吉祥里本部举行秘密会议，议决组织敢死队三队，于29日午夜12时起事，分途扑攻直隶总督衙门；只等炮声一响，驻扎天津的水师炮筏和驻扎韩柳墅、小站等处的军队立即举旗响应。29日晚间，革命协会派日本人谷村藏身于总督衙门附近的一家木厂里，叫他抛出炸弹两枚，作为起义信号。谷村因情绪紧张，看错了钟点，提前抛出信号，第一路敢死队队长姜赐卿率领队员一百四十余人向金刚桥跑步前进，直隶总督陈夔龙急忙派人将悬桥拉起，下令断绝全城交通，并派大队人马搜捕革命党人。由于其他两路未及配合行动，姜部孤军奋战，大多力竭战死。
在那些日子里，北方党人虽然屡次起义失败，但是接踵而起者不乏其人，更有荆轲、聂政之流，追踪达官贵人，进行政治暗杀，使清政府防不胜防。
袁世凯忽然想起了汪精卫，于是叫袁克定把他找来密谈。原来，汪奉同盟会总部之命，于1911年12月7日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北方支部，经常往来于北京、天津、上海之间。袁把他找来问道：“现在和议已有眉目，而北方暴动事件层出不穷，为什么革命党人一定要干这种杀人放火的勾当？”汪回答说：“这些事件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干的。”袁说：“北方有许多秘密党团都自称为革命党，我只能以同盟会为对象，其他都是冒牌货色。我给你二十万元，请你以北方支部长的地位，把那些五花八门的秘密党团一律解散，所有成员一律资遣回籍。嗣后如再发生破坏行为，即以暴徒论罪。”
1912年2月21日，汪在天津医学堂召集北方各革命党团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当场宣布，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北方各党团一律解散，所有成员均可加入同盟会，但行动须受约束；其不愿加入者，一律给资遣散。汪的这一专断行为，引起了北方革命协会的极大愤慨，他们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柩抬出来，陈列在天津车站上，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
袁一面利用汪精卫制止北方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一面用金钱和官职收买党人中的动摇分子，对于不受收买而又继续活动的党人，则派特务加以暗杀。同时，他还以“肃清土匪”为名，调兵遣将，扫荡北方各省的革命军和民军。
袁到北京组织内阁后，首先策动山东取消独立。山东巡抚孙宝琦与清政府关系很深，以前宣布独立，并非出自本心。参加独立的第五镇，本是北洋六镇之一，其中也有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两种势力的并存，而反革命派仍占多数。山东各路巡防军则均掌握于旧军官之手。袁指使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等在军队中进行分化活动，将革命派军官排斥去职，反革命派军官聂宪藩、吴鼎元、张树元等逐步取得了优势，孙宝琦乃于1911年11月27日宣布取消独立。山东从假独立到取消独立，为期仅有半个月。孙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老官僚，取消独立后引咎辞职。袁命布政使胡廷枢署理巡抚，并提升张广建为布政使，吴炳湘为巡警道，对革命党人展开了血腥屠杀。党人在济南不能立足，纷纷转移到鲁东活动。
12月12日，党人在烟台举行暴动，逐走胶东道台徐世光、警卫队统带郑汝成，宣布独立。说也奇怪，这批党人既已夺得政权，却又不肯占有政权，适有舞凤军舰从天津开来，他们为借重海军力量，竟然不分青红皂白，拥立该舰舰长王传炯为独立军司令。袁接到警报后，升任第五镇炮兵标统张树元为胶东兵备道，命其率部进攻烟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南北和议发生顿挫，孙中山派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海军北伐司令，率领海容、海筹、建威、豫章、通济五舰，装运沪军刘基炎、闽军杜潜等部开往烟台，并任胡瑛为山东都督。蓝天蔚为关东都督[1]。孙中山打算第一步巩固鲁东根据地，第二步运兵在辽东半岛登陆，进而规复东北。此时胶东半岛登州、黄县、文登、荣成、牟平、诸城、益都、高密、即墨等县均入革命军之手，王传炯因通敌暴露逃往北京。
胶东革命烽火的升起，不但烧红了山东的半边天，而且对袁的巩固华北的整个计划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调走了老朽无能的胡廷枢，升任张广建为山东巡抚，叫他以武力统一山东。
此时南北和议断而复续，双方相约前线两军各守原防，袁不便明目张胆地进攻胶东，于是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一面叫张广建派兵进攻，一面反诬革命军兴师犯境。因此，胡瑛、张广建二人经常通电打笔墨官司，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应负破坏和平之责。在此时期，帝国主义对胶东战争表面宣布中立，暗中支持清军，如烟台英国领事为清军提供革命军情报，德国胶州总督借口胶济路沿线不得驻兵，压迫革命军退出，等等。
当鲁东方面打打停停之际，鲁南方面也因张勋败兵入境而不断告警。1912年2月7日，张勋的辫子军在徐州哗变，苏鲁边境突然吃紧，袁命张广建派兵加强鲁南防务。张广建无兵可派，命台儿庄驻军分统李奉选就近率部移驻徐州。不料李部移防时，突然起义响应革命军，张勋狼狈逃往兖州，其残部退入利国驿、韩庄一带，徐州遂被江苏革命军第三师冷遹部占领。张广建请袁飞调北洋军十营增援山东。他在告急电中惊呼：“东省如不能撑持，则北方势弱，大局可危。”但袁也无兵可调，只得派曲同丰[1]到兖州，偕同兖州镇总兵田中玉到韩庄视察防务。由于南北和议即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约束前方各军停止军事行动，江苏革命军才未越境向鲁南追击。
[1] 孙中山命蓝天蔚在烟台招集东北旧部，俟时机成熟，即由海军运兵到秦皇岛、营口等地登陆。此项计划，因南北和议告成作罢。
后来南北和议成立，山东有两个都督，一南一北，形成对峙。袁坚持山东为北方势力范围，南军必须撤走。黎元洪出面来打圆场，主张将胡、张二人同时调开以示公平。于是袁下令调任胡瑛为新疆、青海屯垦使[2]，而将张广建调为甘肃都督。同盟会认为大处已经退让，小处不必相争，便叫胡瑛收束山东军事，卸职下台。袁派另一爪牙周自齐继任山东都督，从此山东完全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
其次是收买投机军阀阎锡山，夺取山西的地盘。山西革命军自吴禄贞遇害后，即将石家庄部队召回娘子关。接着段祺瑞率领第三镇进驻石家庄。山西革命军认敌作友，派贾德懋往石家庄谈判和平，被段拒绝。袁到北京后，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卢永祥率领第三镇攻占娘子关，阎锡山化装逃往保德，第三镇一路未遇抵抗进入太原。第三镇是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袁宫保的王牌军，他们一路上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山西人民恨之入骨，在赵城铸有卢永祥的铁像，以彰民忿。
清军虽然占领了太原，但是归绥局势突起变化，驻军与晋军联合宣布独立，而第三镇又是袁手中仅有的一支机动部队，不能长期摆在远方。于是袁通过梁士诒的关系，把阎锡山收买过来，任为山西都督，而将张锡銮和第三镇调回直隶。从此阎锡山背叛了同盟会，成为附庸于北洋派的地方军阀。
第三是利用淮军守住了河南，并以河南为基地，进一步将触角伸入陕西、安徽。
河南地处全国中心，又是武汉方面北洋军的后方，在军事上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袁因兵力不足，不得不用升官许愿的方法，拉拢淮军旧将来保卫河南。
[1] 曲同丰原任第十九镇笫三十八协协统，云南起义时逃回北方，即在袁世凯军中服务。
[2] 湖北军政府外交部撤销后，黎元洪派胡瑛为湖北代表，到南京参加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孙中山任为山东都督。南北和议成立，山东军事结束，袁政府任他为陕甘经略使，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但袁还不放心，又改任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叫他无法上任。
1911年年底，革命党人在开封起事，虽由旧军柴得贵等镇压下去，但不久民军又在南阳、鲁山一带揭竿而起，“中州大侠”王天纵由嵩山起兵攻占洛阳，加以毗连河南的陕西、安徽两省先后宣布独立，河南形势非常危急。袁提升武卫军左翼翼长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叫他镇守豫东地区。调毅军统领赵倜会同北洋军第十二协周符麟部扫荡豫西民军。河南局势粗定后，袁改任倪嗣冲为安徽布政使，叫他率部由豫东进攻安徽，叫赵倜率部由潼关进攻陕西。
安徽自宣布独立后，由于军事上缺乏中心势力，野心家争权夺利，局势非常混乱。南京政府成立，派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安徽都督。
孙毓筠是个变化多端的投机政客。他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荒年逃荒逃到安徽寿州来，在城外二十里大柳树定居。此人生有两个儿子，他叫大儿子经商求富，二儿子读书求官。后来长房以贩卖布匹起家，一直传到孙毓筠，才又弃商而仕。二房“世代书香”，其中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军机大臣，称为“寿州相国”。论行辈孙家鼐是孙毓筠的叔祖父。
孙毓筠早年也中过秀才，因见孙家鼐飞黄腾达，于是着了官迷，纳资捐了个同知，后来又加捐捐了三品道台。父亲死后，他在家中守制读《楞严》、《圆觉》等经，又着了学佛迷，想抛弃红尘出家为僧。1905年，桐城人吴樾在北京前门外车站行刺出洋五大臣一举，义声震动全国，孙毓筠又着了革命迷，先叫妻子汪珏带领两个儿子到东京留学，自己也于次年东渡，参加了同盟会。就在这一年，第二次萍醴大暴动发生，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人分往长江各省运动新军起义，孙毓筠与安徽同乡人段云、权道涵等奉派往江苏、安徽等省活动，孙中山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饯行。他们到南京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两江总督端方知道孙毓筠是孙家鼐的本家后辈，曾将案情电告，有笔下超生之意。孙家鼐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言外也有刀下留人之意[1]。同时，杨度从东京写信给端方，请其“爱惜名士，从轻发落”。端方回信说：“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雅谊，求入于轻。”于是端方叫一个姓何的道台到狱中去看孙毓筠，指点他在口供中只谈政治改革，莫谈民族革命。孙毓筠写了一篇长文，文中供述革命有两个派别，一为政治革命，只求改良政治，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一为民族革命，以推翻满族统治为目的。后者以孙文、黄兴为首，而黄兴尤为暴烈，其党徒多为湖南人。“午帅[1]务宜特别注意”。他劝端方不要杀戮过重，因为革命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不如采取怀柔政策，以免铤而走险。最后表示他如蒙宽赦，情愿出家为僧，从此不问政治。果然端方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之罪，处以五年监禁，并叫他搬到督署花园“读书悔过”，而对于同案被捕的段云、权道涵二人，则处以终身监禁，发交原籍寿州执行。
[1] 这是清朝官场中暗送人情的一套手法。端方电问孙家鼐：“孙毓筠是否华族？”示意叫他来个电报说情，就可从轻发落。孙家鼐身为朝廷大臣，不敢明保革命党人，所以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示意请其刀下留人。
南京光复后，孙毓筠恢复了自由，被任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2]。其时安徽各地称兵独立的党人，纷纷组织军政分府，割据一方，互不相下。孙毓筠在安徽有声望，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任为安徽都督，命镇军统制柏文蔚（他也是寿州人）派兵一营护送赴任。行至大通，为大通军政分府都督、光复会员黎宗岳所阻。柏文蔚增兵护送，到安庆后立即出兵讨伐黎宗岳，将其驱走。
孙毓筠不仅不能统一安徽，而且柏文蔚也觊觎都督一席，不久即为柏所取代。
当安徽群龙无首之际，袁世凯命倪嗣冲率部沿颍水向太和、阜阳前进，与皖北民军“淮上军”发生战斗。倪嗣冲家族都是阜阳县的大地主，他带领子弟兵返回故乡，太和、阜阳一带的土豪劣绅纷纷响应蠢动。在里应外合的局势下，太、阜两县于1911年12月10日、15日先后被倪家军占领。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将所俘淮上军全部杀光。他在故乡招兵买马，将所部扩充达四十营之多，成为北洋派的一支外围反动势力。
倪军侵入皖北，是袁世凯蓄意夺取整个安徽的第一步。南北停战议和时期，袁借口南北两军“就地停战，各守原防”，不肯将倪军撤回河南，而安徽革命军也无力驱之出境，因此安徽成了南北两种势力对峙的局面。
以上情况，说明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并不强大，但野心很大，到处伸手。由于力不从心，他不得不拉拢一些北洋军以外的旧军旧将来助虐扬威。当时革命党人反对停战议和，主张出兵北伐者不乏其人。李燮和曾上书孙中山说道：“袁世凯一生历史，乃一反复无常之小人。国中经一次扰乱，彼即增加一分势力。彼乘时窃势，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事之可以和平解决者，则以和平解决之；其不能和平解决者，则战争乃以促进和平……今日断非和平所能解决，迁延愈久，损失愈大……此次（南方）倡义，非恃兵力，更恃人心。北方义师屡仆屡起，响应民军，而我对岸观火。”李燮和后来虽然变节投敌，但就当时情况而论，所言亦足代表大部分党人反对妥协的心理。
[1] 端方字午桥。
[2] 江浙联军秘书长为于右任。
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后，虽然采取了总统制，可是他的总统地位带有先天性的虚弱症，号令不能畅行。他一到南京，便处在同盟会的所谓“稳健派”、立宪派、旧军阀、旧官僚的层层包围之中。这些人都说打不得，打下去就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就会流产，还有瓜分亡国的危险。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就是个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名义上在它管辖之下的南方各省，有的同盟会与反动派两种势力并存，有的政权落入立宪派之手，有的投机军人因争权夺利而爆发内部战争，有的当权派是“坐南朝北”[1]的地方军阀，甚至同盟会员与同盟会员之间也有尔虞我诈、互相排挤的斗争。正是：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现。
[1] “坐南朝北”是说身在南方，心向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