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到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通电辞职，南北和议因而中断。其实，当时有两种南北和议：一种是南北代表面对面的公开谈判，一种是南北双方具有影响的人物的幕后活动，当时称为“场外交易”。唐绍仪辞职后，公开谈判是中断了，场外交易却仍在加紧进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布就任临时总统的一天，袁世凯又一次祭起了他的法宝，指使以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北洋派将领48人发出联名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这显然是对南方示威的一个电报。次日（1912年1月2日），他上朝代奏这个电报，还假惺惺地表示，他自上台以来，一切措施诸多不当，应当引咎辞职。隆裕太后是个没主见的人，免不了好言慰勉一番。袁乘机建议：南方革命党公然组织政府，应即大张挞伐，请朝廷宽筹军费，以励军心。隆裕只得从内库提出黄金八万两发交内阁，以供前方军用。
这时，在上海观望风色的岑春煊，发出一个通电，大骂袁世凯因争个人权位而反对共和[1]。
1月3日，时局又有出人意料的发展：以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为首的清朝全体驻外使臣发出联名通电，劝告清帝退位，“以安皇室而定人心”。此电由袁的谋士梁士诒主稿发出。
袁世凯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忽而表示拥护君宪，忽而又暗中鼓动要求清帝退位。翻云覆雨，莫测高深。就是在北京城里反对袁内阁最力的王公大臣，也都猜不透他的闷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前面讲过，孙中山回国前，同盟会已经同意立宪派的主张，不以武力夺取政权，把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只等袁世凯压迫清帝退位，即推他做临时总统。孙中山回国后，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虽然选举他为临时总统，但这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刺激袁世凯早日表明态度，以免夜长梦多。所以在选举会上又一次作出决定：“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的一天，同盟会中还有人害怕和局将因此破裂，引起兵连祸结，汪精卫公然散布北洋军将大举进攻的谣言，力劝孙中山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迫于形势，只得打电报给袁，表示本人“暂时承乏，以待贤者”。同时立宪派也打电报给袁，保证南方决不食言，促其照原议执行。
[1] 岑春煊因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未赴四川总督任，留在上海观变。
关于清帝退位的问题，袁屡次暗示，他一定能够办到，但他决不唱粉脸戏，只能武戏文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因此想出了一个“两面光”的办法，建议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一项优待清室的条例，允许清帝退位后仍不废除皇帝称号，以保持其形式上的尊严，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巨额岁费，以维持其豪华生活。他认为用优待条件来交换清帝的“光荣退位”，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关于清帝退位的手续问题，在南北和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双方代表曾经有所争论。南方主张以承认民主共和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北方则主张召开临时国会来解决国体问题。后因双方拟定的临时国会的组织法，对北方不利，袁世凯未予同意，和议因而中断。其实，袁不是一个尊重民意的人，其所以建议召开临时国会，不过是用以应付清室的一种策略，通过召开临时国会这个形式，促使清帝让出政权。一月上旬，南北双方在暗盘交易中都主张采取捷径达到改朝换代，因此集中研究优待清室的具体条件，连召开临时国会这个形式也不再提了。袁的戏法一步紧似一步，不让清室有从容考虑的余地。
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由直隶提督、淮军老将姜桂题领衔通电称：“现值军情紧急，请求皇帝命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是袁用以压制满族主战派的一条妙计。他明明知道，满族王公大臣都是一毛不拔之徒，打起算盘来总是有进无出的，而他们既不肯出钱，仗就打不下去，他们也就不能“空口说白话”再唱主战论了。
为了瓦解满族人心，袁又到处散布谣言，把革命党人说成具有三头六臂，无孔不入，“他们已经派人钻进北京城里来，布下天罗地网，一旦发生暴动，主战派谁也休想活命”。
最后，袁的底牌终于摊出来了。1月12日，他指使奕劻在宫廷会议上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问题。此言一出，老年王公哑口无言，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由于意见分歧，会议无结果而散。
16日，袁自己上朝请旨定夺。他用半软半硬的口吻向隆裕太后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隆裕太后听了这些话，脸色变得苍白，停了半晌，才有气无力地说：“明天再开御前会议，大家从长计议。”
当天上午11点半钟，袁从宫廷里退出来，乘坐一辆金漆朱轮双马车，车前车后簇拥着一大批扈从人马，威威武武地走出东华门，向外务部新衙门驰去。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首，猛地听得轰然一声，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下来，马车的驾驶人在人慌马乱中加鞭疾驰而过。刚刚走到祥宜坊酒楼门口，说时迟，那时快，又是一颗烈性炸弹从酒楼里飞出来，紧紧跟在马车旁的卫队营管带袁金标及排长一人，亲兵、马巡各二人，马二匹，登时都倒毙在血泊之中。路人也有二人被击死。袁的卫队开枪还击，马车在烟尘滚滚中飞也似的跑过去了。
出事后的俄顷，大批军警闻声赶至，在现场捕获了刺客张先培、黄之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恩训、杨禹昌、黄永祥、萧声十人，尚有数人逃走无踪。袁命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当晚亲审刺客，其中七人被法国记者保释，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则因身怀凶器，证据确凿，被判处死刑，当晚执行。
这一暗杀事件突如其来，莫说北京方面事前毫无风声，就是南方同盟会和其他各方面也都感到意外。事后查明，参加事件的人有的是同盟会会员，有的是北方各革命小团体的成员。他们都反对同盟会的妥协政策，认为袁世凯一日不除，则民主共和一日不能实现。他们采取自由行动，先一晚布置暗杀计划，将参加的人分为三队，一队在三义茶馆伪装茶客，一队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酒徒，一队在东安市场附近徘徊打接应。由于他们射击之术不精，两次伏击都没有损伤袁的一根毫毛。同盟会女会员郑毓秀也是参加者之一，她跟几个同伴在市场附近抢叫了一部马车，逃出天罗地网。她跟法国人素有往来，脱险后立即找到驻京法国记者营救被捕的同志，其中有七人因证据不足，被保释出来。
从这天起，袁即称病不上朝。这次暗杀不成，对袁无所损害，仅仅受了一场虚惊，但对他的政治投机却起了有利的影响。以前满族主战派骂他是革命党的奸细，是清朝的大奸臣，经过这场风险，隆裕太后就向他们解释说：“你们都说袁世凯靠不住，今天看起来，他毕竟是咱们大清朝的忠臣。”于是下诏封袁一等侯爵，并派特使前往慰问。以前袁散布革命党将在北京暴动的谣言，大家半信半疑，这个谣言却因他自己做了革命党人的靶子而使人们信以为真了。
17日召开御前会议时，奕劻和贝子溥伦都主张从速退位以保皇室安全。太后问载沣有何主见，载沣战兢兢回答说：“事到如今，除此别无办法。”可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和辅国公载泽等都极力反对退位。他们的论点是“天下得之不易，如果自我而失之，将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太后因拿不定主意而伏案痛哭。
18日续开御前会议，奕劻把南方所承认的优待清室条例逐条念了一遍，又有蒙古王公反对退位，会议仍无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以溥伟为首的满族主战派组织了一个以保全皇位为宗旨的宗社党，坚决反对退位，主张继续用兵。他们派人分别警告载沣、奕劻等人，嗣后不得主张退位，否则将以激烈手段对付。这样一来，那些胆小鬼又都摇头吐舌而不敢吭声了。
袁既不肯明目张胆地用逼宫的手段驱走清帝，而在宗社党的恫吓下，奕劻等人又都缄口不言，退位问题便成僵局，而清帝一日不退位，南方当然一日不肯让总统，这种夜长梦多的局面，可能引起南方出兵北伐，就将使袁陷入进退两难。他搜索枯肠，一筹莫展，最后想起了他的后台老板朱尔典，忽然灵机一动，打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在天津组织第三政府，然后向南方讨价还价。19日再开御前会议时，袁指使新任外务部大臣胡惟德、民政部大臣赵秉钧、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代达内阁的意见，主张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办理一切未了事宜。这个意见提出后，不但满蒙王公哄然反对，就是奕劻也摇头不以为然。
到了这时候，在座诸公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停了半晌，梁士诒才别开生面地引出话题来说：“现在财政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竭国库之所有，不够支付一个月的军饷。要打也打不下去了！”
全场寂然无声。
接着，胡惟德紧蹙着双眉悲叹地说：“根据各方消息，外国人将出兵干涉，如果再打下去，就有亡国瓜分之祸。”
在场诸人仍然面面相觑，屋子里的气氛显得十分阴郁，似乎各人的嘴上都贴上了一道封条。
最后，赵秉钧突然站起身来，拉开嗓门喊道：“今天开会，明天开会，议来议去，议而不决。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这样慢条斯理地再讨论下去了。我们内阁认为，除另组临时政府外别无办法，今天如不作出决定，全体阁员只得总辞职以谢国人！”说罢，他也顾不得什么君臣体统，气鼓鼓地夺门而出。
胡、梁二人一言不发地跟在他的后面走出来。
至此，袁所布置的不唱粉脸戏而用软工迫使清帝退位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此外，袁曾经把在天津组织第三政府的意见电告南方，南京临时政府也断然予以否认。南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必须清帝先行退位，孙中山才答应将总统的地位让出，袁只能继承孙中山的地位，而不能自立为王。
袁在天津组织第三政府的计划，至此也完全失败了。
1月20日，伍廷芳将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同意的优待清室条例电达袁内阁。为了防止袁玩弄手段，22日伍又奉命转达孙中山所提的五个让位条件如下：（1）清帝退位后，袁内阁备正式公文通告外交团；（2）袁本人也用正式公文表示赞成共和的态度；（3）本人（孙自称）俟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4）临时参议院推选袁继任临时政府总统；（5）袁必须忠实遵守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宪法。
以上表明，南方并未背弃让出总统的诺言，但袁也必须实践自己的诺言，促成清帝退位，才能取得总统，舍此别无办法。
但是，清室方面，自19日御前会议不欢而散后，反对退位的势力愈来愈嚣张，宗社党人公然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恢复皇族内阁。对于南方问题，他们坚决反对不战而屈，认为即使战而不胜，也可迁都热河，退保东北，内联蒙藏，外结强邻，再图恢复。这时候，良弼已把冯国璋拉进宗社党的圈子里来。冯向他们自告奋勇，愿意率领禁卫军亲临前敌。良弼等人估计，除禁卫军而外，北洋第一镇是铁良会同袁世凯训练建成的，其中有不少满族子弟兵。淮军旧将和京旗各营，大多是坚决反对革命党的。北洋六镇中拥护皇室者也大有人在。只要皇室大振纪纲，明令讨伐“叛逆”，各省一定还有不少“闻风向义”之士，大兴“勤王之师”，前途尚有可为。他们没有想到冯国璋扮的是一副鬼脸，讲的是一派鬼话，有了这样一个鬼头鬼脑的人物钻进来，袁对宗社党的一举一动，无不一目了然。
清室不打不倒，南方催促履行诺言。在这种情况下，袁要完全不唱粉脸戏是不可能的了。但他一想到逼宫篡位，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就不由得不寒而栗。最后，他又一次祭起他的法宝来。
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将领47人又一次发表联名通电，吁恳清帝退位，改行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他们痛斥王公大臣阻挠共和，破坏大局；并且杀气腾腾地说，此项请求如不被接受，将“率领全军将士到京，与败坏大局之王公大臣剖陈利害”！这就是说，你们这些戴红顶子穿黄马褂的家伙，如果不识高低，硬要死赖着不走，阻挡袁宫保高升总统之路，那么我们就将杀奔北京，反上朝廷，看是谁家的天下！
事情变得多么快呀！仅在25天以前，这些北洋派的将军们发出来的联名电报，不是说誓死拥护君宪，反对改建共和吗？曾几何时，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列名者还是原班人马，当中只缺少了冯国璋一名。大家知道，此刻冯公另有任务，不便兼扮两角。
正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电报发出的当天，北京城又出了一件大事情：宗社党的骨干良弼被人行刺，身带重伤，命在垂危。
良弼从来就是袁的政敌，此刻又是清帝退位的主要阻力。在那些日子里，袁因宗社党阻止清帝退位而大伤脑筋。他曾经想到，如果把良弼干掉，宗社党将因失去核心而全盘解体，清帝退位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但又想到，如果他直接杀害一个“黄带子”，用以促成清帝退位，历史上也将留下恶名。最好用借刀杀人之计，使自己能够避恶名而得实惠。恰好这个时刻，汪精卫由南方来到北京，于是袁世凯父子立即在他的身上动起脑筋来。
前面说过，汪与袁克定关系密切。他们相见之下，袁克定就把宗社党阻挠清帝退位的内幕，讲得非常详细，希望有人把良弼干掉，“杀一人而全局可定”。袁克定当然不便明言，但其言外之意，似乎暗示这位盟兄何不拿出当年行刺摄政王的勇气，把良弼干掉，一举而奠民国之基。汪为人何等乖觉，一听就知其意。可是，汪觉得自己今非昔比，往日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今天则是名闻全国的大人物，就不屑于再作荆轲聂政一流人物了。随后汪到了天津，把这件事情转告当年同刺摄政王的黄复生，言下也有鼓励黄再显身手之意。黄也因本人死里逃生，此等事可一不可再而敬谢不敏。恰好这时候，有个不怕死的好汉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位好汉名叫彭家珍，四川人，老同盟会会员，曾在东北军界服务多年，是当年奉天巡抚程德全的旧部。武昌起义后，程当上了江苏都督。彭到苏州去投效。程（程也是四川人）派他为东北招讨使，叫他重回东北，联络军队响应起义。彭路过天津时，来找四川同乡黄复生，打听北方的一切情形。黄把汪精卫所讲的话向他重述一遍。彭自告奋勇说：“这件事情你们就交给我去办吧！”
彭从黄复生手中领了一颗炸弹，秘密带往北京。他在奉天讲武堂当过教官，身边存有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1]的名片，他带了这张名片找到光明殿良弼的寓所，假冒崇恭去会良弼。良弼外出未归，彭转身正待回客栈去，突然看见一位青年军官乘马车前来，在门前下车，知道此人正是良弼。他不敢怠慢，立即从怀中掏出炸弹来，对准方向扔去，只听得一声霹雳，良弼中弹倒地，他自己也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气绝身死。良弼伤在腿部，被送往日本医院进行截肢手术，次日也因血中毒死了。
良弼突然被刺身死，加上北洋军将领打来的那个气势汹汹的电报，正是一日之内，祸不单临，吓得满朝文武屁滚尿流。袁一面将驻扎廊坊的第三镇之一部调入北京，一面派赵秉钧、胡惟德、梁士诒三人入宫问安。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地叫着他们三个人的名字说：“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梁士诒啊，你们快去对袁世凯说，保全我母子二人的性命要紧。”赵也是一个会唱戏的人，亏他挤出一副急泪来，抽抽噎噎地回奏说：“太后放心，臣等誓死保驾！”
从良弼被刺的那天起，满族亲贵纷纷携眷出京，分别避居天津、大连、青岛一带。有因职务羁身而不能远走高飞的，也都请袁派兵保护，因此一个个成了袁手中的政治俘虏。至此，主战派销声匿迹，宫中到处有啼痕，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1月29日再开御前会议时，到者寥寥无几，连奕劻也告病不来，已成树倒猢狲散之局。
30日，北方各省督抚由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电请即日宣布共和。至此，隆裕太后只能在皇冠与性命之间选择其一，她即召见载沣、奕劻二人，把退位的决心告诉了他们。
[1] 崇恭系满族军人，日本士官毕业。
2月1日，隆裕太后下懿旨命袁世凯与南方磋商优待条件。
2月3日，袁的病“霍然而愈”，入朝奏报接洽和议的经过情形。同一天，他电请伍廷芳转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优待清室条例。
这个条例分为三类。第一类优待清室条件，大体是：清帝退位后不废除帝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给以生活费四百万元。清帝仍可暂居宫禁，日后应移住颐和园。清帝仍可留用侍卫。清帝私有财产，由民国政府切实予以保护。皇室禁卫军名额、薪饷均仍旧。第二类优待皇族条件，大体是：王公世爵仍旧。皇族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兵役义务。皇族私有财产一律予以保护。第三类优待满、蒙、回、藏各族条件，大体是：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在法律上一律与汉族平等。王公世爵仍旧。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一律予以保护。原有住居、营业等限制一律予以取消，并由民国政府拨款代筹八旗生计。
2月12日，清室以清帝的名义奉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这个诏书是状元公张謇的手笔，事前在上海写好寄来的。诏书前面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鬼话，说什么“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在诏书后段亲笔加了几句话：“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统一南北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国协商统一办法。”这些话寓有双重用意：一来，他向全国人民和写历史的人们交代一笔，“你们请看，我的天下不是夺自大清朝之手，而是清朝帝后授我以全权，叫我出面来组织临时政府的”。这样，他就可以把魏晋篡夺之局，粉饰为唐虞揖让之局。二来，他预留地步，如果南方不肯让出总统，他就可以根据诏书自己组织临时政府，跟南方唱起对台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