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解除总统职务的时候，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对于政局前途缺少明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孙中山主张将政权完全让与袁世凯，同盟会专门从事社会事业，因此不少人盛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说，作为同盟会放弃政权后的出路。黄兴则鼓吹“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他说革命党人应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不是为争权夺利而来。在孙黄两人的思想影响下，汪精卫标榜所谓不做官、不当议员等“六不主义”。此外，宋教仁则主张利用议会政治抵制袁世凯的强权政治。另有部分急进派则认为，同盟会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应当再来一次革命，彻底摧毁北方封建军阀的反动巢穴，才能实现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
另一方面，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利用南北议和，篡夺了总统的地位，取得了他在战场上所不能取到手的东西，总应该称心如意了吧！但是，他认为同盟会仍然存在，南方大部分地区也仍然控制在同盟会的军事力量之下，终觉美中不足。同盟会虽愿跟他和平共处，他却不愿跟同盟会两强并立，时刻抱有以武力征服南方和彻底消灭同盟会的野心，只是因为向帝国主义借款的事尚待进行，北洋军尚待大力扩充，同时同盟会和临时参议院对内阁问题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态度，他才暂时地把他的野心抑制下来。
唐内阁倒台后，孙中山决定在正式国会未成立前，所有同盟会会员均不参加下届内阁。同时，由于南北保持着假和平、假统一的局面，袁也不便从北洋派旧官僚中提出组阁人选，他挑选了在唐内阁中担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叫他组织新内阁。
这位同文馆学生出身，由低级翻译员一步步爬到公使地位的职业外交家，长期在国外服务，精通外交仪节，习惯西方生活方式，颇为外国人所称道。他曾领衔发出劝告清帝退位的电报，也算对袁立过功，所以南北统一时，袁提拔他为第一届内阁的外交总长。现在唐绍仪走了，袁觉得此人既非北洋派旧官僚，又非同盟会会员，叫他出来组织“超然内阁”，以代前任“混合内阁”，既可表示自己不用私人，而此人又不失为百依百顺的好工具，正是一举两得。
由于同盟会表示不参加内阁，其他各小党又都没有资格争总理，所以陆征祥的同意案在参议院中顺利通过。袁于6月27日发表命令准唐绍仪辞职，29日特任陆征祥为内阁总理。根据内阁制精神，阁员必须与总理同进退，唐绍仪既已辞职，所有唐内阁的阁员也必须全部连带辞职，另由新总理提出新阁员全部名单，咨请议会同意。可是陆内阁出场时，前内阁阁员除属于同盟会的蔡元培等四人连带辞职，非同盟会的熊希龄、施肇基二人自动辞职而外，所有属于袁系的内务、陆军、海军三部总长，均蝉联不动，也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仅仅提出财政、司法、教育、工商、交通、农林六名总长，称为“补充阁员名单”，咨请参议员同意，这就不是整个内阁改组，而是总统撤换一个总理，补充几个阁员。参议院对于这种不合法定手续的同意案，也竟未提出异议。
7月18日，新总理出席参议院提出阁员补充名单如下：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工商沈秉堃、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外交由总理自兼，不另征求同意。根据内阁制精神，总理第一次出席议会，应当宣布大政方针，提供议会讨论。可是陆征祥在参议院发言时，打着苏州官腔，绝口不谈大政方针，而把补提几位阁员比作“开菜单”，表示他的内阁花色品种，样样俱全，一定很合大家的口味。此论一出，全场为之哗然。议员们纷纷质问说：“议会乃神圣庄严之地，总理为政府首脑。当此国步艰危之日，总理应如何郑重其事，发抒伟抱，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望！何乃出此庸俗不堪之论，徒污同人之耳！”第二天投票表决时，这张“菜单”全部被否决，并且有人动议要弹劾总理不称职。陆本来胆小怕事，哪里吃得起这一吓，当天他便装病躲进医院里去了。
其实，开菜单的人不是总理而是总统。总统点出来的山珍海味，参议员全盘拒绝，总统的面子又怎么能够下得去呢？于是便有一批人口口声声要为总统打抱不平。
隔了一天，北京城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发了一道通电，大骂参议员“不顾大局，陷国家政务于停顿”。又有所谓“两湖起义军人”邓玉麟、阎鸿飞等[1]发出内容相同的一片狺狺之声。同一天，参议院接到不少怪电话和匿名信件，警告参议员不得无理取闹，否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此外，北京城还出现将以武力解散参议院的谣言。
尽管北京城出现了一批牛鬼蛇神，对参议院大施压力，但是总统的态度仍然十分和善，一面吩咐新内阁改提补充阁员名单，一面授意北洋派皖籍军人姜桂题、陆建章、段芝贵等于7月25日假座安庆会馆大宴参议员和北京新闻界人士，矢口否认军人干涉政治。可是，宴会临到尾声，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闻记者陈绍唐，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吼叫说：“明天不通过补充阁员名单，即当宣布议员死刑，勿谓言之不预！”
26日参议院开会投票时，通过了第二次补充阁员名单中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交通总长朱启钤、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被否决，改提刘揆一获得通过。以上六人，周、许、朱三人都是北洋派旧官僚，范是君主立宪派，陈、刘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本已约束全体会员不得参加新内阁，可是有人硬要过总长的瘾，不受约束，同盟会也只好听之任之。
这出文武合璧的连台好戏，分明是民国成立以来北洋军阀使用武力威胁议会的第一炮。但是，同盟会和参议院诸公，都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保证南北统一，为了避免列强干涉，都应当容忍下去。正由于同盟会采取了这种大量容人的态度，袁的鬼头刀就磨得更加锋利，不久便有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发生。
8月10日，湖北起义军人张振武、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一行13人到了北京。事前袁接到黎元洪的密电，揭发张振武“蛊惑兵士，勾结土匪，图谋不轨，方维与之同恶相济，请即捉拿正法”。黎元洪既是湖北“首义军人”，又是民国第一任副总统，不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可是，既然张、方二人图谋不轨，确有其事，为什么黎元洪不在湖北捉拿他们就地正法，而要引诱他们到北京去送死昵？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必须把黎元洪从南北议和以来所持的政治态度从头说起。
[1] 邓玉麟、阎鸿飞等被两湖当局荐往中央任职，均已被袁收买。
南北议和时期，黎在同盟会与北洋派的明争暗斗之中以中立者自居。君主立宪派也自居为同盟会与北洋派以外的另一种势力。此外，南方各省有些既非北洋派又非同盟会的地方军阀，以及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若干投机政客，也都自称为“中间派”。以上这些人，由于臭味相投，不期然而然地都集中在“开国元勋”黎元洪的旗帜下，因此形成了一个以黎为首的所谓中间势力集团。
黎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找到了一个酸秀才，此人名叫饶汉祥[1]，善写骈体文章，经常替黎写些祈祷和平的电报，送交各报发表。在那些日子里，南北大战虽已停止，但是各省争城夺地之战不断发生，战区人民大受其害。对于这种战争，黎总要发出一个通电，恳求作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那位酸秀才又善于堆砌一些悱恻动人的辞藻，有所谓“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等，写得既是古香古色，又似乎一字一泪。特别是黎以“开国元勋”而兼副总统，不惜纡尊降贵，向那些好战的将军们“垂涕而道”，“泥首以请”，因此这些电文发表后，一般和平主义者无不拍案叫绝道：“副总统说得对，真不愧为救国救民的菩萨心肠！”
但是，这位名满全国的大菩萨，在湖北起义军人眼中看来，不过是从床背后拖出来的一个胆小鬼。他忘记了他的湖北都督和副总统的地位都是由南方革命党死拉活扯拉出来的，今天居然神气十足，自立门户，“坐南朝北”，实在太忘恩负义了。同时，黎也感觉到这些起义人物恃功而骄，不把他放在眼里，对自己的威信大有影响。在湖北裁兵复员的过程中，黎以收束军事为名，逐步地解除这些人的兵权，分别地把他们推荐到中央去，请袁给以有名无实的大官，以遂其排除异己之私。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三武”之一[2]，曾任湖北都督府军务部副部长，平时对黎颇不礼貌，黎久已视若眼中之钉。黎介绍他到北京去求官，袁给以“蒙古调查使”的空衔，他因无事可做，又回到湖北来，经常跟旧日袍泽往来。这时候，湖北也有“二次革命”的风声，张既不满现实，不免常发牢骚。黎疑其不利于己，于是杀机顿起，一面用好言好语劝他再到北京去活动，一面加以“图谋不轨”之罪，请袁将他处死。
[1] 饶汉祥字宓僧，湖北广济县人。以举人游福建，不得志而归，僦居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黎元洪用为机要秘书。他做文章喜用僻典怪字，各省军政当局纷纷模仿，形成民国初期的一种怪文风。[2] 湖北三武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
袁接到电报后，知道这是借刀杀人之计。他不露声色，将计就计，作了下面的一些布置。
张振武等到北京后，从8月11日到13日，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轮流设宴招待。以淮军老将姜桂题为首的北方军人，联名发起召开南北袍泽大会，予以热烈欢迎。袁也亲自在公府设宴接待，气氛非常融和。
黎见北京毫无动静，不觉满腹狐疑，13日又打来一个急电，催促从速下手。
14日，张在六国饭店大宴参议院同盟会、共和党两党议员。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张振武搞的是“南北一家”，而不是什么“二次革命”。
15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和湖北将校团13人突然被军警逮捕，当天由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天判决处张、方二人以死刑，当天执行。同时，京师步军统领宣布张、方二人的罪状，把黎元洪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照录出来。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北洋政府公开地非法杀人的第一刀，发生的地点在首都，被害人为武昌起义的有功人员，主使者为副总统黎元洪，执行者为大总统袁世凯。此案发生后，各方面人士纷纷议论：“昨为座上客，今作刀下鬼，北京城的政治气候变动得多么快呀！”由于张、方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有人怀疑“袁宫保”将要杀尽革命党人，为清朝皇帝报仇。此时在北京城的湖北另外“两武”—孙武和蒋翊武，于17日到公府见袁，要求给以“免死券”，可见这一血案闹得满城风雨，革命党人人自危。
上海同盟会方面，首先由黄兴打电报质问袁说：杀人总要有罪证。如果张方二人确实有罪，就请政府拿出真凭实据来。北京方面，同盟会参议员张伯烈提出质问案说，如果没有罪证，政府何得擅杀革命有功之人？可是，袁在回答参议院的咨文中轻描淡写地说：“贵院要求提出张、方二人罪证，当令黎都督查明具复。”
袁不但把杀人之罪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发给张、方二人遗属的抚恤金各三千元，并将被捕的湖北将校团团员全部释放，各给一千元为回籍川资。通过这些做法，果然全国舆论为之一变，对袁由怀疑变为谅解，认为他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碍于副总统的面子，使他自己做了替罪之羊。在此以前，全国舆论都骂袁是当代最凶恶的刽子手，最狡猾的政治阴谋家，而称赞黎是忠厚长者，和平天使。通过这一血案，大家才又认识到“忠厚长者”之阴险毒辣，并不在杀人魔王之下。
黎的伪善面目被揭穿，受到全国舆论的指责，内心非常惶恐，他不得不借重广济才子饶汉祥的一支笔，发表一个洋洋数千言的长电，列举“张、方二人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获已者三”，来替自己解释。当然，单靠文字解释是不够的，于是他又另做文章，将张振武的功罪问题分别处理，说什么“其罪固不容诛，其功亦不可没”。关于张振武的身后事，他保证“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特派专员迎柩归籍，并饬沿途妥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自祭奠，开会追悼，以慰幽魂”[1]。
尽管黎挤出一副鳄鱼的眼泪，可是舆论并未因此而挽回，他越是装模做样，别人越是骂他笑里藏刀。于是黎又耍无赖引咎辞职，并请裁撤副总统一职，推荐黄兴继任湖北都督。这个电报刚发出，他又转念一想，万一弄假成真，政府真个批准辞职，岂不落得名利两空！于是他又指使湖北全体军官发表一个通电，表示湖北军民一致爱戴副总统，千万不要让他辞职。电报用最后通牒的口吻威胁参议院说：“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会诸君能否担兹重责，请于二十四小时内电复！”
这件血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虚有其表的假招牌，实际上是“中华军国”，军阀可以任意杀人，法律等于具文。但是，当时的各党各派，包括君主立宪派，都把这件血案当作是同盟会与袁、黎二人的争端，因而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同盟会虽然放了几次空炮，但也觉得责任在黎而不在袁。此时同盟会部分骨干正在提倡所谓“政党政治”，在全国各地展开国会竞选运动，预计将来国会成立，同盟会可以成为多数党，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国会而纳入法治轨道，此时不宜引起政争。
此案发生后，南方空气非常紧张，袁也磨刀霍霍，准备厮杀一场。由于同盟会悄悄收兵，袁也感觉到扩军、借款等问题尚未解决，战争迟一步发动对他有利，因此南北形势便又暂时地缓和下来。
[1] 黎元洪给张振武之子二千元，令其入京求学，另给家属生活费每月三十元，至张子毕业后能自谋生活而止。张子不肯接受，有人告以不接受将有灭门之祸，才不得已受之。张柩由北京运回武昌时，黎在抱冰堂举行追悼大会，致送挽联如下：“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公论；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无负故人。”
紧接着，袁发起在北京举行党政首脑建设会议，讨论民国成立后一切应兴应革的问题，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三人北来参加。他估计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孙、黄二人在此危疑震撼之秋，不会也不敢冒险到北京来。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记下一笔账，认为同盟会无合作之诚意，留作下一步讨伐南方的借口。一种是他们应召北来，那也很好，既可以利用跟他们二人的合作关系，压制同盟会中的急进派，又可以借此粉饰中国的真正统一，争取各国早日承认中华民国。
刚刚演罢了“恶虎村”，接着又排“南北和”。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同盟会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不怀好意，反对他们的领袖身入虎穴。黄兴也有同感。孙中山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政权已经交出去了，合作关系就应当维持下去。至于个人的安危问题，那是可以置之度外而不必认真考虑的。
孙中山由上海北行路过天津的时候，有一位总统府秘书登门求见。此人告密说，张振武被杀前，袁总统叫军政执法处捏造了一封张振武写给黄兴的假信。信上写道：“承嘱杀元洪事，刻已布置周密。”此人再三叮嘱，不可泄露他的姓名。孙中山半信半疑，就把这件事情转告黄兴。黄兴却沉不住气，立即打电报问袁有无其事。袁回电矢口否认，并且否认总统府中有这样一个秘书。其实，其人其事都不是假的，这是袁所布置的准备跟同盟会决裂的另一阴谋诡计。张振武死后，袁估计同盟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他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他就把这个伪证公布出来，反咬一口，诬蔑同盟会负责人有计划地布置暗杀暴动，准备二次革命，把破坏大局的责任转嫁给同盟会，从而大兴问罪之师。由于后来事实的发展不是这样，他才改变主意把这一伪证归入档案之中。
8月24日，孙中山由天津到了北京。他在距离张振武案不满十天就来到北京，使袁暗叫一声惭愧。他想道：“往日我不敢到南京去，今天他却敢到北京来。”他立刻藏起屠刀，堆上笑脸，把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加饰黄缎子窗幔和椅垫，开往车站迎接。同时，他下令待孙中山以总统之礼，全城市民悬挂国旗，军警沿途警戒，把孙中山迎接到迎宾馆来。
孙、袁二人以前从未见面，当他们初次会见的时候，袁热情地握手，大声地欢笑，仿佛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袁是全国闻名的个人野心家，为人阴险恶毒，通过这次接谈，孙中山就觉得人言不可尽信。他的脑中忽然闪出一道幻想，想用自己的人格去感化这位封建军阀，劝他抛弃实力政治，遵守法治轨道，为民主事业作出一番贡献。孙中山还拟旧话重提，劝他把首都迁往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个意见，孙中山打算进一步欢迎袁加入国民党[1]，本人愿以领袖的地位相让，以表合作之诚。
孙、袁二人第二次举行会谈的时候，孙中山畅谈自己关于建设民国的抱负，袁则洗耳恭听，态度非常“诚恳”。谈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袁赞不绝口地说：“好极了，妙极了，这真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方针。”谈到发展实业以厚民生的问题，孙中山主张政府集中力量大办铁路，首先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以求达到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关于整理财政的问题，孙中山主张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以纸币代替硬币作为流通货币。孙中山每提出一项意见，袁总是毫不含糊地满口赞成，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论。孙中山感觉到对方已经逐步地融化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中。
袁也谈到吸收各党人才参加国家建设的问题。他举一个例说：“我上年组织内阁时，曾请梁卓如[2]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跟我通信往来。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主张已经有所转变，像他这样一些人，我们可不可以允许他们回国，并且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呢？”孙中山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从来对事不对人。我们国家的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只要他们确实改变了过去的主张，愿意把自己的聪敏才智贡献给年轻的民主共和国，无论他们从前属于何党何派，我们一概欢迎。”
关于召集国会后成立正式政府的问题，孙中山表示本人决不竞选正式总统，并且代表黄兴放弃竞选。又保证同盟会改组后改名的国民党，一定以全力支持袁当选正式总统。
谈到这里，袁霍地站起身来激动地说：“你所谈的一切事情，样样都对，都非常之对，我都赞成，非常之赞成。只有这件事情我不赞成，非常之不赞成。我以衰朽之年，勉强出来支撑危局。现在无论外交、军事、财政诸端，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太多了。将来选举正式总统，只有像你这样年富力强而又才高志大的人，才能当之无愧。我怎么成！我怎么成！”
[1] 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
[2] 梁启超早年别号卓如。
孙淡然一笑说：“我们不但今天要你担任正式总统，而且将来还要你连任下去，担保十年之内不换总统！”
袁吃惊地说：“孙先生，你这不是越谈越远了吗？我只能勉力维持到国会选举正式总统的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我请求你放我回到洹上村去，做个太平盛世的老百姓。”
孙中山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建立一个新国家，不能设想没有一段艰难困苦的过程。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发愤为雄，自强不息，无论任何困难都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我们请你担任十年总统，正是加强个人责任，保证你对一切事情都能放手去做。你不必气馁，如果遇到困难，我们愿意帮助你去克服，而且，全国四亿主人翁也将共同努力，不会把困难搁在一个人的肩头上！”
袁听了这番话，内心似乎受到很大的感动，脸上闪耀着一道热呼呼的红光。稍停一下，他又搔耳抓腮地说：“我说你不过，你真是太会说话了，道理太多了。不过，这岂不是居我于炉火之上，而你自己落得个逍遥自在之身？”
孙中山严肃地说：“这却不然。我们可以分工合作。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件是训练军队以抵抗外国人的侵略，第二件是开辟交通以发展国民经济。我们不妨制定一个宏远的规划，十年之内，你练成精兵一百万，我造好铁路二十万里！”
袁听到这里，兴奋得无以复加，站起身来引吭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
当天晚上，孙中山打电报给黄兴说：“弟到京后，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相见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平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8月27日，袁在迎宾馆大张盛宴欢迎孙前总统，叫他手下的众位将军作陪。酒过三巡，孙中山隐隐听得交头接耳之声，又有人提高着嗓子在骂人，因为隔座太远，孙中山只听到“暴徒捣乱”的几个字，同时又听得侍卫人员抚弄兵器之声。他又偷眼一看，只见那位东道主正在据案大嚼，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态，似乎毫不在意。孙中山心中不免暗笑，但是没说什么。
孙中山到北京后，一般前清遗老，亡国大夫，纷纷散布谣言，说什么：“大清朝的锦绣河山就断送在此人之手，我们应该让他直着走进来，横着抬出去！”为了消除民族误解，孙中山亲去访问前清摄政王载沣，说明民主革命并非以排斥满族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1]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华民国，希望皇族勿为谣言所惑。当天载沣即到迎宾馆答拜。
9月11日，黄兴也从上海来到北京，当然又有一番隆重的欢迎，不必细表。
9月12日，清室在金鱼胡同那桐宅设宴欢迎孙、黄二人。贝子溥伦代表皇室致欢迎词说：“此次国体改建共和，皆孙、黄两先生奔走鼓吹之功。两先生以非常之人而建非常之业，咱们皇太后非常钦佩，因而有还政于民之举。希望五族从此一律平等，国基从此日臻巩固，皇室也得以享受共和幸福，谨以此为祝。”黄兴在答词中把建立共和归功于“孙先生数十年来的辛勤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他没有驳斥“还政于民”的谬论，反而奉承地说：“然非隆裕太后之明哲，其成功必不能如此之速。”
孙黄二人在北京的一段时期，经常有人请他们题字留作纪念。孙题“天下为公”，黄题“南北一家”，以表达他们对国家前途的善良愿望。
黄兴本来不打算到北京来，而既来之后，看见袁的笑眯眯的面孔，热呼呼的招待，不觉坠入迷魂阵中。他开门见山地劝袁加入国民党，并且代表孙中山和他本人愿以党的领导地位相让。袁谦逊不遑地说：“我怎么成，我怎么成！”但言下并无拒绝之意。
袁把黄兴拉他入党的话告诉杨度，并且扮了个鬼脸说道：“皙子[2]，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说罢，哈哈大笑。杨度也扑哧一笑说：“正要报告总统，廑午也在拉我入党呀！”
袁说：“你为什么不答应加入他们的党呢？你们不是多年的老朋友吗？”
杨说：“当年我在东京的时候，他们就劝我加入同盟会。而今更不用提了，我只能跟着总统走！”
[1] 民国初期所称的五族共和，漏掉许多少数民族，此种提法根本不妥。
[2] 杨度别号晳子。
袁连连摇晃着脑袋说：“你这种想法不对。你看，目前的形势，孙黄之徒想在军事上打倒我是办不到的了，可是他们又在政治上变把戏，主张实行什么政党政治，想在我的头上套上一道紧箍咒。前几天孙悟空要把正式总统让给我，今天你的老乡又要把国民党领袖让给我。我若钻进他们的圈套，以后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自己不能行动一步，这种场面我可受不了！如果他们肯放弃政党政治，皙子，你不妨做个革命党，我也不妨做个革命党，大家都做革命党，倒好耍子。”他边说边又大笑起来。
他们谈得正起劲的时候，赵秉钧一脚跨进来，大惊小怪地说：“报告总统，黄兴拉我入国民党！”
袁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智庵，你若加入国民党，你又可以高升一步了。”他叫赵秉钧附耳过来，吩咐了一些言语，随即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命令你加入他们的党，不得违误！”
这里应当交代一笔。自从陆征祥称病辞职以来，袁叫赵秉钧以首席阁员代理国务总理。赵把国务会议搬到总统府举行，因此内阁事实上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袁叫赵加入国民党，当然又是一套新戏法。赵领了将令，果然去找黄兴，填了志愿书，加入了国民党。
隔了一天，袁找黄兴商量内阁问题，他说准备提名沈秉堃继任内阁总理。沈已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且挂了个国民党参议的头衔[1]，袁之所以有此口风，大有拉拢黄兴之意，当然是一种试探性质。孙、黄二人早已决定国民党人在国会成立前不参加内阁，何况沈秉堃入党不久，不宜叫他负此虚名。黄把不同的意见告袁，袁踌躇不安地说：“总理一席未便久悬，希望你们早日推定一位。”黄建议即将赵秉钧的代理总理改正式总理，并推荐沈秉堃为内务总长。这个建议有一半正中袁的下怀，另一半则非他所能接受，原因是内务总长兼管全国警察，袁一定要派自己的爪牙担任。9月22日，袁将提名赵秉钧为国务总理一案咨交参议院，黄兴疏通国民党议员投同意票，得以顺利通过。袁又改提旧官僚朱启钤继任内务总长，而派沈秉堃为有名无实的蒲口商场督办[2]。
赵案通过后，袁就煞有介事地大放空气说：“看哪，新任总理是国民党员，又是根据国民党领袖的意见提出来的，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制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1] 国民党成立时，除推定理事长一人，理事九人外，另推社会知名之士30人为参议。
[2] 浦口商场督办并未设立机构，正如筹边使、屯垦使一样，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这年11月28日，沈秉堃赴公府宴会，回到杨梅竹斜街鸿升客栈，突患脑溢血逝世，传为袁所毒死。
袁所召集的建设会议，曾经邀请黎元洪参加，黎因张振武一案做贼心虚，怕见孙、黄二人的面，称病不肯北来。9月25日，袁通电宣布他与孙、黄二先生会谈后，并征得黎副总统的同意，成立了国家元首与政党领袖的协定政纲。其文曰：“兹决定八大政纲条文如下：（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张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全国军队由陆军部统一编造；（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这个政纲没有片言只字涉及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所规定的一些原则，只能是有利于巩固个人独裁政治。如所谓“中央集权主义”，这个中央就是袁世凯个人的中央；所谓收束武备，全国军队由陆军部统一编造，就是要大裁南方各省之兵，而北洋军可以利用国家职权改编为正规军队；所谓开放门户、输入外资、整理财政等，都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并为袁世凯大借外债广开方便之门；所谓调和党见，维持秩序，就是要利用国民党领袖的合作关系，抑制国民党急进派的“二次革命”。这样一个立国大计，既未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甚至也未提交参议院讨论，仅凭四个有实力地位和政党背景的“巨头”联名发表，根本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其实，所谓“四巨头会议”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袁世凯一人自拉自唱，孙、黄二人均未细察，马马虎虎地让袁公布出来。
大纲公布不久，袁即发表命令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黄兴为川粤汉铁路督办。
孙中山在北京一共待了一个月，跟袁进行过十三次会谈，始终没有谈到迁都南京的问题。黄兴到处拉人入党，特别重视袁的周围人物，认为只要他们加入了党，就可以成为革命同志，就可以实现“南北一家”。杨度根据袁的指示提出他自己入党的条件说：“你们哪一天放弃‘政党政治’的主张，我就哪一天入党。”黄兴惊异地说：“什么，入党要有条件？真是千古奇谈！”
孙、黄二人出京后，袁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1]发表命令，特授孙文以大勋位[2]，并授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七人以勋一位。孙、黄二人都表示不受。
黄兴离开北京的时候，委托同盟会老同志胡瑛继续说服杨度入党。此时胡瑛已移居北京，跟杨有密切往来。黄在长沙接到胡的电报说：“皙子本旧时同志，去岁辅助项城宣布共和，惨淡经营，厥功甚伟。既欲邀之入党，其所建议，理宜委曲赞同。”黄又直接电杨劝驾。11月14日接到杨的回电，认为“政党内阁”影响总统权力，希望国民党勿再坚持。胡也有一电说：“皙子前电，意志恳切。瑛承嘱往来极密，知之极深。瑛以为吾党处此时势，急应将事实上之一切障碍误解，委曲解释，以达进行之目的。”11月22日黄再致杨一电说：“政党内阁，对于内阁，可负完全责任；对于总统，可永远维持尊荣。国民党主张此制，纯为救国起见。来电谓与总统有妨，并指为不信任袁总统之证，于学理、事实均属误会。公前与兴面谈，亦曾极力主张政党内阁[3]，今忽变更前议，并另生枝节，恐非出于本心。”
黄兴终于做了一笔赔本生意：他叫胡瑛把杨度拉出来，不料胡瑛反被杨度拉过去。正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人各有志，岂能相强。
[1] 武昌于10月10日起义，后定是日为国庆日，又称双十节。
[2] 大勋位为民国最高荣誉，限于赠予外国元首，授与本国前任大总统或大有功于国家之人。
[3] 杨度所指的是赵秉钧的“政党内阁”，这是一种张冠李戴的政党内阁，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