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鼓吹政党政治。究竟同盟会为什么要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既已决定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为什么又要搞政党政治？这些道理，必须讲个明白。
前文讲过，同盟会和立宪派本来是互相敌对的两个政治派别。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鉴于大势所趋，投机参加革命，因此两派由分而合。但是，立宪派并非真心与同盟会合作，革命刚开始，他们就暗中捣鬼，多方夺取革命政权。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时期，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露骨，因此两派又由合而分。
由于国体改建共和，立宪派从前所用的“宪友会”那块招牌挂不出来了，因此他们改头换面组成了若干小政党，如汤化龙、林长民等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组成共和统一党，籍忠寅、周大烈等组成国民协进会，等等。他们经常跟同盟会唱对台戏：同盟会主张建都南京，他们就主张维持北京旧都；同盟会提倡民权主义，他们就鼓吹国权主义等等。
武昌革命爆发后，同盟会内部也起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同盟会是由三个革命团体，即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陶成章与章太炎等所领导的光复会合并组成的。1906年，章太炎脱离了同盟会，并与陶成章恢复了光复会。孙中山未回国前，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暗杀了陶成章，排斥了光复上海有功的光复会会员李燮和。光复会也反对同盟会所推举的革命军大元帅黄兴，两派关系日益恶化。南北议和时期，章太炎回到上海，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怪议论来拆同盟会的台。他发起组织政党，首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将这个组织与立宪派“大名士”张謇在辛亥革命前所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合并起来，定名为“统一党”，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号召。这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公开合作，以江浙人士为中心，公然与同盟会相对抗的另一派别。
章太炎是名满全国的革命先进，孙中山想把他拉回来，所以临时政府成立时，聘他为高等顾问。1912年5月，章应黄兴之召到南京，参加正在举行的殉难革命同志追悼大会。他写了一副挽联如下：“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言虚！”
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后，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革命大文豪对同盟会如此深恶痛绝，不免喜在心头，便也聘为公府顾问，并派王赓与之保持联系。王赓是袁的狗腿子，善于吹牛拍马，而章又是个爱听奉承话的人，不免受到迷惑。王赓在北京替章挂出了统一党的招牌，同时袁又叫熊希龄介绍财政部次长张弧打进统一党，通过张弧供给他们的资金，此后这个党便成了替袁收买无聊政客和分化同盟会的一个特务机关。
同一时期，同盟会另有一些人也分化出去，例如老同盟会会员刘成禺、孙武、蓝天蔚等都是湖北人，他们受了黎元洪的收买，成立了一个以湖北人为中心的政党名叫“民社”，而以黎为领袖。
1912年5月参议院迁往北京后，同盟会会员在参议院中仍是多数派，其他政党望尘莫及。为了对抗同盟会，袁派他的狗腿子分途拉拢，把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社和另一部分光复会会员所组织的“民国公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共和党”，总部设于北京，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太炎、张謇、梁启超等为理事。这个党领的是袁的经费，奉的是袁的将令，可是他们绝对不承认是袁的御用党，而自居为同盟会和北洋派以外的中间势力。但是，他们跟袁唱着一个调子，暗中指摘同盟会为“暴民党”，而自称为“稳健党”。
章太炎未到北京前，虽对孙、黄二人抱有不满情绪，但对袁、黎二人也无好感。他经常以“本初后人”[1]和“江左刘表”影射袁、黎。通过王赓等人的拉拢，他一步步地落入了袁的圈套。1912年7月，他应黎元洪之邀到武汉观光，受到了一次极其隆重的招待，不免有飘飘然之感。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投机军阀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说黎具有生活朴素、言辞简明、态度稳重、平等待人等美德，而以堂堂大都督之尊，每月仅支薪水二十元，与普通科员毫无区别，尤其值得称道[2]。他还推“爱屋及乌”之义，认为湖北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他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此时他断弦待续，在湖北提出了征婚条件，对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3]。他在湖北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袁、黎合作，抵制孙、黄，说什么“以项城之雄略，黄陂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
[1] 本初是三国时代袁绍的别字。把袁世凯比作袁绍，是讥其“四世三公，不学无术”。
[2] 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均不支薪，各级文武官吏一律月支二十元为生活费，并非湖北一省如此。
[3] 章太炎在湖北征婚，提出四个条件：（1）对象必须为湖北人；（2）文理清顺；（3）大家闺秀；（4）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而有从夫之美德者。
随后章太炎由湖北到了北京，正值参议院因不满陆征祥而将补充阁员六人的同意案一律否决。他竟与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大骂参议院为“奸府”，说什么当此“列强瓜分，危机四伏，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宜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泥约法，以待危亡。”他们还认为黎副总统“首倡大义，勋业格天”，请其“昌言建议，并与各省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亡”。这个电报借口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公然鼓动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实行个人独裁，同时还鼓动黎元洪联合各省军阀以武力解散参议院，拥护袁世凯独裁。
此时孙中山已将政权交出，同盟会所属各省革命军也正在大量解散或者班师回防。孙中山主张将政权尽让予袁世凯，同盟会退为在野党，这个意见受到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同盟会出生入死打出来的天下，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现在同盟会在参议院中仍为多数派，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也大多在同盟会的手中，将来成立国会，并由国会产生正式政府，同盟会一定可操胜算，前途大有可为。武昌起义立过功劳的宋教仁，带头反对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主张同盟会应当加强组织，积极布置，进为在朝党。他的具体政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1）在组织上提出“毁党造党”的建议。他认为同盟会是革命时期组织武装暴动的革命团体，今后进入国家建设时期，原有组织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主张以同盟会为基础，广泛吸收各党各派参加，使之成为一个新型大政党，积极展开国会的竞选活动。（2）在政治上提出“政党内阁”的主张。他认为同盟会在未来的国会中取得第一党的地位后，根据民主制的精神，应当出来组织政党内阁。总之，宋教仁是个议会迷，认为法律神圣，国会万能。他一方面既要维持同盟会与袁世凯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又要以法治精神限制袁的个人权力；一方面主张在军事上放弃对袁的斗争，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要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力。他主观地认为，军队不过是政权的附属物，只要把政权拿到手里，就可以指挥军队，使一切野心家不能跳出他们的手掌心。他还认为，过去袁之所以敢于以武力威胁参议院，因为参议院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代表机关，而国会成立后，袁就不敢再用这种手段来对付由全国人民选举而产生的正式代表机关，否则他将成为民国叛徒，而叛徒是任何人所不敢为的。
说也奇怪，宋教仁曾因提倡责任内阁制而大受攻击，他今天所提倡的“政党政治”或“政党内阁”，也仍然是老一套，却大受同盟会会员的欢迎。他的主张成了同盟会绝大多数会员的共同要求，他也立即成了同盟会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人物。
宋一度担任唐内阁的农林总长。他住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即农事试验场），经常跟参议院中的各小党负责人往来。每逢应酬过忙，城门关闭，他就在赵秉钧的家里过夜。一天，赵向他说：“像你这样一位交游广阔的人，怎么能够缺少交际费呢？总统知道你手中不宽裕，叫我送给你一本银行支票簿，你随时可以支款应用，数目不拘多少。”宋知道这是糖衣炮弹。他觉得却之不恭，用了一笔小款子，即将原折退还。袁又通过赵向他示意，将来一定请他担任内阁总理，只是不要再提“政党政治”的话。宋也请赵转告袁：“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政党政治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通则，责任内阁制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内阁向总统负责，总统更好办事，这有什么不好呢！”
宋在北京进行“毁党造党”的工作，先后与以谷钟秀和吴景濂为首的“统一共和党”、以伍廷芳为会长的“国民共进会”、以岑春煊和伍廷芳为总理的“国民公党”以及董之云等所组织的“共和实进会”取得协议，它们四个小党与同盟会合并，成立一个大政党，取消同盟会的名义，改称“国民党”，只等孙中山一到，就将新招牌挂出，并进行上层领导的改选。
1912年8月25日，也就是孙中山到北京的第二天，国民党举行成立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并由理事九人互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国民党虽是同盟会的后身，但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是名称的改变。这个问题曾经引起不少老同盟会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同盟会是多年来领导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而在革命成功以后，这面旗帜忽然不见，“何以对死者而慰生者”。但是各小党都不同意保留这个名称，因为保留这个名称，就是意味着各小党被同盟会吞并，而别立名目，则是意味着各小党以平等地位跟同盟会一道组织一个新党。其次是组织上的改变。同盟会采取的是总理制，而国民党采取的是理事制。为什么要改变组织呢？据说共和党采取的是理事制，国民党也应与之相适应。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是以合议制代替了一长制，削弱了孙中山的领导权。第三是政治纲领的改变。国民党取消了同盟会所规定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纲领，而代之以“注意民生政策”的抽象条文。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将民主革命分为三个步骤，即由军政时期、训政时期进入宪政时期。这个方略也被抛弃了。这是因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都不适合一般官僚政客的口味，他们坚决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反对土地国有，对于一党训政也不赞成。为了迁就他们的意见，也不得不把调门放低些。
国民党成立后，有人挖苦地说，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变成了国民党的二民主义，民生主义没有了。有人更加尖锐地指出，只有一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也没有了。
国民党刚成立的一天，还闹了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原来同盟会的民权主义有“男女平等”的一项条文，这一条对妇女有很大的吸引力。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成立女子北伐队、女子尚武队、女子救护队，等等，这些都是女子求自身解放而参加革命的具体表现。其中著名人物有湖南的唐群英、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志锐，江西的吴木兰等。南北议和后，她们已无用武之地，就把这些战时组织改组为“女子参政同盟会”，力争女子与男子有同等参加政权的权力。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党纲中“男女平等”的条文不见了，代之以“人民权利义务相等”。这也是迁就一般官僚政客的意见，因为他们都是反对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的。新党纲公布后，唐群英、沈佩贞等率领一批女子参政会会员跑到国民党总部，向宋教仁大兴问罪之师。宋闪烁其词说：“男女同属人民，条文非常明确，如果另列专条，倒反而失去男女真正平等的意义了。”沈佩贞、王昌国等指摘国民党选举理事九人，并无女子一人当选，显系歧视女子，要求下次选举主任、干事时，多选几名女子，以资补救。宋教仁唯唯称是。不料9月8日国民党选举主任、干事时，女子仍无一人当选。在场参加选举的女党员无不深感气忿。只见一人攘臂而起，直奔主席台上，指着宋教仁的鼻子破口大骂：“骗子，骗子！”当时北京各报夸大其词，便有“沈佩贞怒打宋渔父”之谣。
随后孙中山离开北京到日本去，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的职务，黄兴也回湖南度岁，宋教仁便成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
国民党成立前，袁世凯已将同盟会以外的一些小政党拼凑起来组成了共和党，用以抵制同盟会。此时看见同盟会吸收四小党扩大为国民党，声势比以前更大，共和党望尘莫及，不免暗暗吃惊。他了解到将来国会选举告成，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不仅足以影响总统的权力，而且对他竞选正式总统也有所不利。因此，他除竭力拉拢黎元洪[1]而外，又于这年9月以商谈国事为名，叫王赓再召章太炎入京，任为东北筹边使，给以开办费一万元，每月支薪三千元，以资联络。这一年10月，他又电召梁启超回国[2]，叫他把“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合并起来，并吸收立宪派分子分别组织的“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组成了民主党。这是袁用以抵制国民党的另一个御用党。
前面说过，临时参议院是民国过渡时期的立法机关，《临时约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临时约法规定，临时总统应于就职后十个月内，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公布命令，进行国会的选举。国会成立后，应即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并制定国家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临时参议院已于1912年1月5日议决国会采取两院制。8月10日，临时总统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选举法，通令全国进行国会的选举。接着，孙中山、黄兴二人到了北京，演了“南北和”的一出好戏。等到孙、黄二人出京，选举国会的闹戏就紧锣密鼓地登场表演了。
在选举国会的高潮中，大批时髦政客出现。他们头戴博士帽，手拿司的克，满面春风地在公共场所发表竞选演说，吹嘘他们如何了不起，如何热心替老百姓办事，讲得天花乱坠。他们的口中经常吐露着平等、自由、博爱之类的新名词，这些都是老百姓前所未闻的新鲜玩意儿。同一时期，全国各地茶楼酒馆的生意也突然地兴隆起来了，做东道主的都是那些神气十足的竞选人，而吃白食的都是替他们“抬轿子”的绅士之流的人物。
[1] 黎元洪好发表议论时局的通电，命秘书饶汉祥执笔。袁世凯每电必复，并且百般奉承。此时黎任饶汉祥为湖北内务司长，国民党人攻击他吸食鸦片，饶惧而逃回广济辞职。袁派人持亲笔函前往慰问。
[2] 梁启超回国后，在北京德昌饭店招待报界人士。他说他在东京办有《新小说报》，写过一篇政治小说，题名《新中国未来记》，其假设国名为“大中华民主国”，纪元为壬子年（1912年即民国元年），第二代大总统的假设人为黄克强。他说这篇小说竟像预言一样，大体均已实现。他说他从来只论政体而不论国体，国体改为共和，政体实行立宪，与他的政见并无不合。这种抹煞事实的诡辩，闻者无不嗤之以鼻。
老百姓们发现，有资格竞选议员的人们，都是什么党的党员。这些党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有人说，各党都有党章，一看就会明白。打开各党的党章一看，上面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可是空空洞洞不知讲些什么。有些党抬出一个“大人物”做领袖，其实这个“大人物”并未过问党内的事情，而这个党也不过是挂出了一块空招牌，根本无事可做。有些竞选人既是甲党党员，又是乙党党员，还有以一人而兼跨三四个党的。有些人今天是甲党党员，明天又变成了乙党党员。不少党的名称和内容也是大同而小异，看不出有何实质上的区别。因此老百姓们开始怀疑起来：“这些老爷们能够替咱们办事吗？”
国会选举从8月办到12月，总算把这件事办成功了。1913年1月10日，临时总统公布了第一届国会的召集令。2月选举名单揭晓，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596席中占了269席，在参议院274席中占了123席，即使把跨党分子除外，也超过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1]三个党的当选人的总和。果然不出宋教仁所料，国民党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在竞选中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它的前身同盟会有革命党之称，现在革命成功了，加入革命党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因此各省的头面人物包括政学绅商各界，纷纷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所控制的省区相当广大，其政治影响也远远超过其他各小党。此外，宋教仁亲自巡视南方各省，主持国民党的竞选工作，他由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南京、安庆、汉口、长沙等地，到处指授机宜，不断发表演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会成立后他们的三大政治目的：（1）拥护南北统一；（2）实行政党政治；（3）与袁世凯继续合作。为了保证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孙中山、黄兴二人发表通电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此电一出，黎元洪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表示。这样一来，全国各方面又一致预测将来选举正式总统，袁世凯一定能够当选。
正当国会召开的前夕，突然传出消息，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被刺身死。正是：平地忽起风波，晴天何来霹雳。
[1] 此时统一党又脱离共和党而恢复其原有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