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发生不久，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在北京召集开会。袁世凯命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莅会代致颂词如下：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亿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共深庆幸。念我共和国家由于四亿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亦本于四亿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于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有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成。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借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逐渐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族人民之幸福日益臻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国家，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地，是则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企祷者也。谨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4月24日，国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出现，这便是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的进步党。进步党仍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为熊希龄、张謇、梁启超、汤化龙等，实际负责人为汤、梁二人。
进步党仍像共和党一样，自居为国民党和北洋派以外的第三种势力，是个所谓中间型的独立自主的政党。可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在领袖方面，推举黎元洪以对抗孙中山；在党纲方面，提倡“国权主义”以对抗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这就显然跟国民党具有非常强烈的对抗性。其实，进步党的“撮合山”，仍然是袁的爪牙梁士诒、王赓等；梁士诒不便出面，王赓则列名为理事之一。党费也仍然由袁供给。他们所提倡的国权主义，又称为中央集权主义，实质上就是拥护袁的独裁政治。因此，他们不是什么中间派，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御用党。立宪党人往日是袁的政敌，今天化敌为友，这是袁利用旧政敌对抗新政敌的一种手法，而立宪党人之所以依附袁世凯，也不外乎利用袁的实力，插身政治舞台，分尝杯羹而已。
从进步党成立之日起，国会便由四党并存之局变为两党对峙之局。
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议长为林森，副议长为陈陶遗，以上二人都是同盟会员。参议院迁往北京后，改选统一共和党吴景濂为议长，共和党汤化龙为副议长。正式国会成立后，4月26日参议院选举张继、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以上二人都是国民党员。28日，在袁的大力支持下，众议院选举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以上二人都是进步党员。
袁虽然组成了一个半明半暗的御用党，但还不能改变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于是他又叫王赓用大量金钱收买国民党议员脱党入党。凡愿脱离国民党而加入进步党者，不分参众两院议员，一般得洋四千元，其中三千元由议员本人独得，一千元为介绍人的“佣金”。脱党议员必须签名盖章，书写卖身契纸，上面写道：“此后对本党（进步党）服从命令，永不脱离。”一手交契，一手付洋。买卖行情又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分为三等：凡脱党而不入党者为下等，脱党入党者为中等，脱党入党又能揭露国民党的内幕，为进步党擂鼓助威者为上等。自从有了这个“猪仔”市场以来，不少政治掮客，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中，扬扬得意地吹嘘他买进了参字号上等货几件，众字号中等货几件；甚至中人之外又有中人，大包头之下还有小包头。有一个名叫屈荣崇的掮客，做了一笔下等交易，讲明买价二千七百元，其中卖者实收二千元，以五百元为“佣金”，另提二百元为交际费。不料卖者直接从买主处领得全部买价，掮客毫无所得，于是屈荣崇向法院提出诉讼，诉状中有“买卖狗羊尚有佣金”之语。随后又有议员邓元登报声明说：“日前有某某送来洋蚨二千余翼，当将该款分送各义举备用。某君忽遗函迫胁未能实践脱党之约，语多威吓。不知政党作用，当以政见为结合，非金钱所能引诱……”此文发表后，丑事传遍全国，原来号称“神圣庄严”的国会，不过是一个藏垢纳污的政治交易所而已。
除收买国会议员而外，袁还用金钱地位收买当时负有盛名的“大名流”、“大政客”。这一年，康有为因母死回南海原籍奔丧，袁致送奠仪十万元。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变相的收买。袁曾任命章太炎为东北筹边使，这本来是个有官无职的空头衔。这位书呆子不知底细，这一年春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到长春去上任，却碰了一鼻子的灰回来[1]。宋案发生后，5月间他又一次到武昌去看黎元洪，再由汉口乘车到北京。王赓、孙毓筠二人建议给他一个勋位，袁于5月24日下令授以勋二位。王赓跑去向他贺喜，并借给他一套大礼服，替他穿戴起来，陪着他到公府勤政殿去受勋。
授勋仪式完毕，袁、章二人坐下来聊天。袁首先问道：“听说黄兴要起兵为宋教仁报仇，不知有无其事？”章说：“南方谣言很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袁说：“你可知道，宋教仁就是黄兴派人去暗杀掉的啊！”章未及回答，他又急促地问道：“你说谣言很多，对北方有何谣言？”章说：“道路纷纷，都说总统想做皇帝。”袁愣了一下，就极口分辩说：“这是哪儿来的话！我受国民重托，当上总统，这完全不是我的心愿。身在北京，忙于政务，田园生活，梦寐难忘。我想不出做皇帝有什么好处，几曾见帝王的子孙后代有好下场的！我害了自己不够，难道还要害我的子孙不成？”章试探地说：“皇帝也不见得一定做不得。如果能够整军经武，奋发图强，一举而战胜外国，立非常之功，那时候天与人归，群情推戴，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此时袁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何尝不想做一番事业，使国家转弱为强，怎奈国民党人太欢喜捣乱了，使我受到牵制。”章说：“那些暴徒好比一群恶狗，见了骨头就抢，骨头尽了，又要张牙舞爪乱咬人。”袁听了这个比喻，不觉拊掌大笑。
章在北京一共住了七天，就回上海跟汤国黎女士结婚。6月15日他们举行婚礼的一天，孙中山、黄兴二人仍旧前往道喜。不久他打电报辞去了那个有名无实的东北筹边使。
这时候，袁在政治方面尽可能地争取同盟军，用以孤立国民党，而军事方面，也在秘密动员，准备随时发动战争。4月7日，山东都督周自齐和辫子军统帅张勋同时接到北京参谋部发来的密电，命令他们集中部队，枕戈待命。驻扎兖州的辫子军立即扣留津浦路的客货车，以备运兵之用。周自齐接到情报，以为辫子军果然要造反了，于是忙不迭拆毁泰安、兖州间的一段路轨，阻止辫子军前进，因此双方前哨一度发生接触。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补发一电有所说明。原来袁政府虽然决定对南用兵，但在准备时期，绝对保持秘密，对于北方各部队只是分别通知而未说明用兵对象，以致闹了这个笑话。
[1] 章太炎到长春后，曾以长官的身份召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长春知府德养源。孟、德二人均置之不理。章又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大发雷霆说：“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方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民国政府！”陈昭常也一笑谢之。
袁政府用兵南方，首先必须解决战费问题。他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帝国主义借款。这笔借款交涉，是帝国主义进一步与袁勾结的一次秘密外交。1912年唐内阁时期，借款一度发生波折，唐绍仪向四国公使道歉后，谈判本可继续进行，不料帝国主义内部发生矛盾，又把这个问题搁下来。原来，四国银行团排斥日俄两国，引起两国不满，美国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忽又同意吸收日、俄两国参加，而以两国承认将满、蒙地区置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为交换条件。显而易见，这是美国又一次企图插手东北的阴谋。1912年5月15日，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银行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合作问题，日、俄两国代表仍坚持他们两国在满、蒙的特权，反对国际借款用之于开发满、蒙；而其他四国代表则又坚持发行债票的所得利益只能由四国银行共同分配，反对日、俄两国共享。因此谈判陷于僵局。后来经过法国代表调停，谈判改在巴黎举行。6月20日，巴黎会议达成协定，承认日、俄两国加入，但此后不得再加入任何一国；借款总额规定为六亿两，分作五年支付；借款用途由六国加以监督，并由六国代替中国政府征收盐税。6月21日，六国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告六国银行团正式成立，并于24日将巴黎会议的决议案通知北京政府。此时唐绍仪已经去职，内阁问题尚未解决，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六国在大借款以前先成立一笔小借款，以应当前需要，六国银行团坚持必须全部接受巴黎决议案，否则拒绝任何借款，包括小借款和一切零星垫款在内。就在这时候，英国资本家白启禄上书财政部，建议中国政府打破六国银行团的封锁线，另辟借款途径，并介绍英国克利浦斯公司提供一笔借款。9月22日，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国克利浦斯公司签订了一项借款一千万镑的合同，指定以盐税为担保。10月23日，六国公使声称盐税已经指定为庚子赔款的担保品，不得移作他项抵押，对中国政府向克利浦斯公司借款提出了极其强烈的抗议，吓得袁政府急忙将此项借款合同取消。以上过程表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虽有其共同利益，但又矛盾重重，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产生了这种同床异梦，尔虞我诈的情况。可笑的是，英国公使在其他五国的压力下，也列名于六国抗议，反对英国借款，这真是外交史上的一件奇闻。在此以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用停止一切垫款和小借款的恫吓之词，迫使袁政府接受其监督中国财政的苛刻条件。袁政府在全国各人民团体、国会、国民党和南方各省实力派的一致反对下，也不能无所顾忌，不敢贸然接受巴黎会议所提的借款条件。于是帝国主义进一步用讨债逼债的方法，对袁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从191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他们打伙儿向袁政府索讨以前各项垫款和已到期的庚子赔款，逼得财政总长走投无路，叫苦连天。
六国银行团成立时，美国因未达到开放满、蒙的目的，心里已不自在。1913年3月4日，美国代表又未当选为参加监督中国财政的“协理洋员”，更如火上添油。3月20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伪善地声称“不愿干涉中国内政”，突然宣布美国银行退出六国银行团，打算另外成立一个新银行团来对抗五国，而在新银行团未成立前，他又声明并不限制美国银行向中国投资。威尔逊的这一撒手锏，引起了其他五国的极大震动，它们害怕夜长梦多，横生枝节，迫切希望与袁政府重开谈判，迅速成立借款协定。而在这时候，宋案突然发生，袁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完全破裂，他决心以武力征服南方各省，为了筹措战费，也非向帝国主义借款不可。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袁政府不必再顾虑来自各方的反对，因此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就“水到渠成”了。
1913年4月26日，正是江苏军民两长宣布宋案证件的一天，国民党人还想跟袁打一场笔墨官司，阻止大借款的进行。黄兴在通电中举出宋案证件中的一段资料说，在应桂馨的证件中，有一件说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渴望大借款早日告成，为政府锄除异己之用”。此电一出，国民党势力下的江西、湖南、广东、安徽四省军事当局立即通电响应，反对此项用以发动内战的大借款。到了这时候，袁政府已经横刀在手，当然没有再向国民党赔笑脸的必要了，所以财政总长周学熙气冲冲地回答黄兴一电说：“黄先生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了，有本事的不妨放马过来，真刀真枪相见，拼一个你死我活吧！
也正是这一天，称病请假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忽然不药而愈，他偕同外交总长陆征祥[1]、财政总长周学熙两人，偷偷摸摸地溜进了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跟守在里面的五国银行团代表们见了面，双方不声不响地在早已预备好的借款合同上签了字。这件事情，上海国民党早有所闻，事前电告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叫他率领一批国民党议员守候在东交民巷口，阻止阁员进去。袁政府也早已作好准备，届时派来一批军警，恶狠狠地把这批手无寸铁的议员轰走了。
[1] 陆征祥辞去内阁总理后，袁世凯又于1912年11月任为外交总长。
这笔大借款名为二千五百万镑，按八四折支付，实际只有二千一百万镑。帝国主义指定借款用途，首先把历年来各国借款、垫款、到期庚子赔款，以及各国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受损失，一股脑儿都在借款内扣除，因此袁政府实际到手的只有八百二十万镑。利息规定五厘，借款期限为47年。从第十一年起，按年还本。借款条件：借款期内，中国政府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任何一国银行团借款；中国政府领款凭单须由审计处所属稽核外债室华洋稽核员会同签押，方能核准；中国财政部盐务署下设立盐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之；各地盐斤纳税后，须由该地华洋经理、协理会同签字，方准放行；盐款存于外国银行，非经总会办会同签字，不得提用。这笔借款在47年之内，中国方面连本带利须付出六千七百八十五万余镑。
这是一个从垄断借款到指定用途，又从指定用途到监督中国财政的亡国条约。有了这笔借款，袁政府用以发动内战的战费问题得到解决，袁即批准赵秉钧辞职，仍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
同一天，袁将大借款的问题咨交国会备案。值得注意的是，备案不等于提案，国会只能承认既成事实，而无可否之权。袁在咨文中耍了瞒天过海的手法，轻描淡写地说：“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12月27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自系当然有效。”不错，袁在上年曾命周学熙出席参议院，报告政府与外国银行团接洽“善后大借款”的大概情形。当时既未提出正式咨文，又未成立借款草约，参议院也就没有表示具体的意见。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口头报告，怎么能够说已经取得“表决通过”的法律根据了呢？这不是“强奸民意”又是什么！
当时，国民党对于宋案和大借款的问题，口口声声说要“法律解决”和“政治解决”。不错，国民党在国会中为多数党，不论法律解决或政治解决，他们都是满有把握的。可是，在枪杆子的面前，抽象的政治和法律有什么用处？当时，国民党议员有的到南方躲避政潮去了，有的被袁收买而“抱着琵琶向别弹”，有的在北洋派军警威胁下，躲在家里不敢出席。所谓多数党的作用，比纸张还薄，比豆腐还软，袁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国民党似乎视而不见，这真是一件难于理解的事情。
但是，袁政府这种无视国会的专横态度，在国会中也不能不引起一片微波。有人提案，指摘政府未经国会通过，擅签对外条约，不合法律手段。这个提案只不过是轻轻拍了袁世凯一下，措辞非常软弱，可是袁在答复质问案的咨文中就用半威胁半放刁的口吻，气势汹汹地说：“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辞职，以明责任！”
众议院不满意这种答文，请代总理出席回答议员们所提的关于大借款问题的质问案。5月5日，这位北洋派头号大将，带领大队人马，前呼后拥地来到象坊桥众议院，竟像身临前敌的一样。许多准备发言的议员，看见他目露凶光，板起一副铁青面孔，吓得把话都咽下去了。有些议员不敢正面反对借款条件，只是提到政府不咨交国会表决，未免手续欠缺。这位代总理就吼声如雷地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说罢，拂袖而去。
5月6日，袁政府突然发表了一道“除暴安良”的命令。命令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所讲的“暴民”是影射国民党人。与此同时，他经常把他同别人的谈话记录送交各报发表。谈话的内容主要如下：“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有什么想头？我时时刻刻想回到彰德故居，以钓游生活度过我的余年。可是，全国人民把国家的重担子交给了我，而现在却有一股暴民鼓吹二次革命，企图破坏国家，我能够丢开不管吗？你们看，外国人都相信我，如果我不在台上，他们老早就动手瓜分中国了。同时，北方军队也只肯服从我，如果我下台去，全国秩序也将无法维持。”接着，他就唉声叹气地自怨命苦说：“这些情形，牢牢绑住了我，使我求去不得。谁知道我这个大总统过的是一种活受罪的日子啊！”从这些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已下了讨伐国民党的决心，同时又用外交背景和军事实力吓唬人，以表示他的“强大”。
袁每次对他的敌人采取行动之前，总要指使北洋军发出一片叫嚣，用以慑服对方。大借款成立后，他又指使北洋军将领发出联名通电，第一步痛骂国会对大借款问题“不顾大体，无理取闹”，以打击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第二步向国民党开刀，指责黄兴在湖北制造军事叛变，同时派人到兖州煽惑军队。这两件事情倒也不是无所本的。这一年3月，黎元洪在湖北破坏了一个国民党的秘密机关，名为“改进团”，主持人为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那个时期，黎以改编军队为名，逐步地排斥起义有功人员和国民党军人，引起了湖北军队中倒黎反袁的一股暗潮。“改进团”被破坏后，季雨霖弃职出走，黎即呈请袁政府下令通缉。黄兴又曾派人到兖州，劝告张勋应以国家为重，不要效忠袁世凯个人，张勋即据以向袁告密。两件事情一齐发作，这位开国元勋便成了叛国罪人。于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加了一些按语，呈请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袁于5月15日下令照办。同月17日，奉军师长张作霖首先发出通电，痛骂黄兴“倾陷政府，危害民国”，并且自告奋勇说：“作霖对民国存亡，不容坐视，惟有本国民公意，负弩前驱，为我庄严灿烂之民国，扫除妖氛！”接着，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毅军翼长赵倜联名发出通电，痛骂黄兴“争总统不成而捣乱”。北洋派大将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也联名发出通电，吁请大总统“大张挞伐”。使人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内，北方忽然出现了一大群誓死拥护共和的英雄好汉，而他们恰恰是两年前誓死拥护君主的清室忠臣。
在北洋派大喊大叫之中，有人主张一面讨伐国民党，一面由北方军人推戴袁为正式大总统。原来他们所拥护的中华民国，就是这样一个由军人决定一切的“中华军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