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1914年7月28日，正当袁政府喜气洋洋庆祝讨狼军事将告结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8月6日，袁政府宣告中国对欧洲战争严守中立。当时美国也是中立国之一，袁政府电请美国政府转告参战各国，请其尊重中国中立，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交战行为。美国政府未作明确的回答。日本驻华代办小幡立即向袁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
这时候，西方交战国双方在中国展开了白热化的外交战。德国驻华代办马尔赞组织了“中德协会”，以中德亲善之名拉拢中国知名之士；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康悌、俄国公使克鲁朋斯基对于中国政府不停付德国的庚子赔款，德国利用此款在中国大肆宣传活动，表示很大不满；对于青岛德国守军利用中国人修筑防御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议。
8月15日，日本政府借口英日同盟和“确保东亚和平”，向德国政府递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德国军舰完全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与日本，以便将来交还中国。以上两项，统限于8月23日午前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措置。显而易见，这是日本参战的先声。
德国代办马尔赞发表谈话称：“德国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也应将台港交还中国。”
8月16日，日本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收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自行破坏中立。17日，小幡又将日本政府致德国的最后通牒转达袁政府，并附以按语称，日本决不侵犯中国领土，希望中国政府以诚相见，日本必将尊重中国中立。
8月20日，德国代办照会外交部，请中国禁止外国军队经过中国领土。同一天，德国胶州总督下令驱逐日本人出境，显然他们不打算放弃青岛。
8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说，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提出“中日新议定书”六条：（1）日本帝国政府确保支那共和国之独立及领土安全；（2）因第三国侵害支那共和国之安宁，或于领土保全上有危险之地位，日本帝国政府当迅速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3）支那共和国政府不得妨碍日本帝国政府右列之行动，而应予日本以相当之便利；（4）日本帝国为欲达其前项之目的，在军略上必要之地点，得临时收用之；（5）非经两国政府互相承认，不得与第三国缔结违背本协约之条约；（6）与本协约关连之未尽各细目，由两国代表临时协定之。
这个议定书一望而知是“日韩议定书”的翻版。日本第一步破坏中国中立，变中国为其保护国；第二步就是并吞中国。此项消息传出后，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忿慨，中国报纸纷纷著论抨击。此项消息也引起北京外交团的极大震动，纷纷向中国外交部探询虚实。袁命外交部向日本公使馆查问，日方极口否认。其实，此项消息不是《朝日新闻》凭空捏造的，后来日本政府并未提出，是因消息泄露，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反感，日本军部与文治派在这个问题上激烈争论，文治派认为处理中国问题，不宜操之过急，否则日本在国际上将陷于孤立，因而把这个问题暂时地搁置下来。
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无满意答复，正式对德宣战。袁政府害怕日德两国在青岛地区作战，是日照会德国代办，抗议德国以青岛为作战根据地。德国代办连忙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中国，但不能交与日本。德国虽有此非正式表示，袁政府却又不敢直接接收，电请美国政府代接收后交还中国。美国政府置之不理。日本政府又一次反对中国政府倾向美国，竟然捏造中美同盟的谣言，大肆反华宣传。
8月26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到了北京，向袁呈递国书。
这个时期，俄国公使克鲁朋斯基向袁政府提供许多情报，表示亲切关怀之意。他报告说：“德国人以重金组织了一个专门拉拢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秘密团体，名曰‘巩卫团’，其总部设于奉天，以破坏日俄两国在满蒙地区所设的粮台、军营、军火库为其主要任务，已募得七八百人，并挑选其中23人为干事。该团总团长为德国人牟里哈。”他又报告说：“你们莫信马尔赞的甜言蜜语，他奉德皇威廉二世之命，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向中国人表示好感，一面向日本人接洽德日同盟，以承认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为日本不参战的交换条件。马尔赞本人以及德国驻北京记者柯里格尔经常鬼鬼祟祟地出入于日本公使馆之门。”最后他又表示意见说：“依我看来，德日同盟不会实现，而日本在中国的自由行动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占领青岛后，肯定不会交还中国，而且还得提防它的下一步行动。”
这位外国公使提供的情报，不知是真是假，使袁政府眼花缭乱，如入五里雾中。
8月27日，日本第二舰队公然宣布封锁胶州湾。
战云弥漫东海上空，眼见中国中立就要受到破坏，中国领土就要被人蹂躏。袁的唯一办法就是求救于他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袁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继承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所不同的，李是以俄制日，袁是以英制日。袁政府根本没有汲取李鸿章的失败教训，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大，英国在英日同盟中居于主体的地位，有了这座靠山，它就可以阻挡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朱尔典告诉他：“日本已经加入了协约国，站在我们的一条战线上，我们没有理由帮助中立国来抵制自己的盟国。如果中国也加入协约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中国也是我们的盟国，又是日本的盟国，我们不能眼看盟国欺侮盟国，日本更没有理由再来欺侮中国了。”袁表示：“中国加入协约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中国没有力量出兵欧洲，怎么办？”朱尔典说：“出兵不出兵的问题是无所谓的，只要中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尽可能地支援我们，就可以被认作尽了盟国的义务。”
袁听了可以不出兵的话，不觉喜动眉梢，表示愿意加入协约国。他向朱尔典提出了三个交换条件：（1）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派专家来指导中国的军火工业，提高其质量，以应协约国之所需。（2）未经中国同意，协约国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之条约。（3）中国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以上三个条件，其目的不仅想利用英国抵制日本，而且想利用英法两国的技术援助，扩大军火生产，以适应他自己扩张军队的需要；并且在英法两国的协助下，消灭国民党人进行反袁活动的国内据点。通过朱尔典的活动，这三个条件取得了英、法、俄三国政府的一致同意。但当征求日本的意见时，日本政府坚决反对，并且警告它们：“以后凡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否则日本不能认为有效”。
日本从来不认为袁是它的好工具。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千方百计地把袁政权扶植起来，当时英国在远东的地位非常强大，而英国在中国所导演的“南北和”又已取得了西方各国的同意，日本不能不十分勉强地跟着英国走。可是，现在欧洲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英国倾其全力对付德国，无力兼顾远东，只得以同盟国的关系，委托日本保障它在地中海以东亚洲广大地区的特权和利益。日本乘此机会，力图控制中国，英国没有力量制止它。袁把一切事物看作静止不变的，不懂得今昔的情势大不相同，今天有关亚洲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日本不再跟英国走了，反过来英国还必须充分地尊重日本的意见，才能取得它的谅解和合作。
关于中国参战的问题，虽因日本不同意而作罢，但是袁政府还是叫梁士诒经手运步枪两万支到香港接济英国，又设惠民公司招募大批华工到法国战地服务。
袁的另一座靠山是美国。美国公使芮恩施向梁士诒表示，美国愿意借款给中国开办银行，加强北京市政建设，并可代中国建立海军。他还介绍美商麦登斯父子公司与中国政府合办“东太平洋轮船公司”，开辟一条通过巴拿马运河的中美航线。美国前任驻华公使柔克义留在中国担任公府顾问，建议中国实业界人士组织“赴美游览团”，以促进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总之，美国政府并未忘情中国，总是千方百计想把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势力打进来；而袁对美国也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美国也是一个中立国，又是既富且强的大国，既可以向它要求经济援助，又可以利用它牵制日本。但是，由于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定，美国对华投资不能不观望一时。果然为时无几，中国新的更大的变局又发生了。
1914年9月2日，日本侵略军二万余人配合少数英国军队号称“英日联军”，以对德宣战为名，突然在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地区登陆。当天占领黄县、莱州（掖县），即分兵三路，一路由莱州到潍县，一路由招远到平度，一路由莱阳到金家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参战不向欧洲出兵，而以青岛弹丸之地为其目的物，德国已表示愿将青岛及胶州湾租借地交还中国，而日本不许中国接收，日本不直接进攻胶州湾，而首先侵占莱州半岛，事前并不通知中国政府，这不是强盗行为又是什么呢？
日本出兵之前，对美国不能无所顾忌。日本首相大隈致电美国政府，说什么“日本信义自守，断无侵占中国领土之意”。美国未及回答，日本就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破坏中国中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野蛮行为，并未提出抗议，仅仅致日本一个照会说：“如日本在胶州湾地区以外有所行动，必须先与美国商量。”从这一表示中，日本政府了解到美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它自己在中国的权利，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且日军已在胶州湾地区以外的龙口登陆，美国无所表示，日本就更加可以大胆地为所欲为了。
9月3日，德国代办质问袁政府：日军已在龙口登陆，破坏中国中立，中国政府究将如何应付？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袁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应付的办法，只是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9月3日发表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行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袁政府这种划战区的办法，也是从清政府的外交档案中学来的：1904年，日俄两国在辽东半岛作战，清政府无力制止，就用这个鸵鸟政策来自己欺骗自己。此时袁政府也将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本、德国的交战区，希望他们到此止步，至于潍县以西的中立区，希望他们予以尊重。
这个办法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德国，因为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日军可以源源而来，而德国远在海天万里之外，青岛德军又是一支孤军，他们不可能把兵力分散到广大地区作战。所以9月5日德国代办提出抗议说：“中国政府推广战区，系在日军登陆以后，此举便利于德国敌人之行动，将来战事结束，德国在青岛所受之损失，须由中国赔偿。”袁政府无法自圆其说，只得于9月10日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中国实力不足，不能阻止日军登陆。”
日军在龙口登陆后，即派军事间谍四百余人化装为中国人，来到济南，分别住在各外国旅馆里。中国警察奉命不许检查。同时，日军并无意于立即进攻青岛，反向西面逐步移动。日本外相加藤公开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日军所过之处，华军倘不撤走，以致引起冲突，日本政府将认为中国政府助德敌日，应请郑重考虑。日军于9月12日占领即墨，25日占领潍县车站，10月5日占领青州车站，6日占领济南车站，10日占领博山煤矿，中国军队奉命节节退让，不许抵抗。
日军在占领区内公然采取战胜国对待征服地的态度，向人民强征强买，向地方当局勒索供应，甚至奸淫抢劫，无所不为。日军逐出龙口税收人员而以日人代之。日军派员在莱州检查邮电，检查后将邮件抛弃满地而去。日军擅入民家避雨，将主人全家逐出，到处寻找食物，任意宰杀鸡羊，并将门窗拆毁以供烘衣烧饭之用。日军司令在平度张贴布告，宣称采取所谓战时连坐法，村中如有一人犯“妨碍皇军”之罪，全村人民尽皆处斩。不少农民被指为“妨碍皇军”而惨遭集体屠杀。日军威逼平度知事胡大华签字，限期交出牛羊米面若干，胡知事逃往一绅士之家，被日军搜出，即予以严密监禁，受尽百般凌辱。日军所占胶济路沿路矿山，一律驱逐华人，改派日人管理，使不少工人职员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军的种种暴行和罪行，袁政府仅仅不痛不痒地提过一次抗议。9月10日，外交部抗议日军在山东境内发行纸币，毁伤稻田及虐待人民。另一方面，袁命各省当局严禁人民抗日，10月2日又下令取缔“排斥友邦”之小学教科书。
10月2日，参政院参政梁启超提议，关于日英联军在山东的种种行为，应向政府提出五点质问：（1）日军仍由潍县西进，政府如何对付；（2）日使已向外交部表示欲占胶济路全线，此举是否破坏中国中立；（3）此次名为英日联军，政府曾否向英国提出抗议；（4）日军在山东的种种暴行，政府曾否调查实情；（5）日军发行多数军用票，政府曾否过问。即使是这种软弱无力的质问，袁也嫌其好管闲事，一直到10月22日，才派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到该院讲了一番海阔天空的话，草草敷衍了事。
关于胶济铁路的问题，袁政府曾于9月21日发表声明：“此路由中德两国合办，除战区外，其由潍县至济南之段，暂归中国保管。”德国代办针对此项声明提出抗议，声称：“该路如受损失，中国须负赔偿责任。”日本公使公然提出照会，否认此项声明为有效。他强词夺理地说：“山东铁路，根据1898年条约，纯属德国公司所有，不得因潍县以西一段在中立地区内而更改德人原有之地位。日本与德国宣战，不得不占领及管理该路。查此路为青岛租借地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日本不必先照会中国政府，请中国早日协定办法，俾日军得早日占领该路。”袁政府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德国并未派兵管理此路，如日本派兵管理，德国提出质问，其将何词以对？”10月2日，袁又命曹汝霖向日本公使日置益提议：（1）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不允许将胶济路出让予日本以外之第三国；（2）战后日德两国对此路订立各种协定，中国政府不持异议。日本公使回答得非常干脆：“日本之意已决，此案无再商量之余地。”
日军占领济南前一日，日本公使又一次横蛮无理地照会袁政府：“胶济路为德国人所有。日本与德国开战，其目的非仅及于青岛，凡德人在东方所有之权利，日本均可以武力取得之。当战事初起时，德人利用该路运兵，中国并未切实制止。日本为军事需要，有占领该路全程之必要。现中国虽担保不再有前项情事，日本不能相信。当日俄开战时，日本首先占领南满车站，昔年有此先例，则日本此次占领胶济路，实为正当之举。”
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7日，袁政府提出抗议说，济南非行军必经之地，请日军退出。日本公使8日回答说，此为本国军事预定计划。日本尊重中国中立，不渝初衷，决无他意。9日袁政府再提抗议，声明胶济路系中德两国合办，并非德国公司。10日，袁政府又向英国抗议日军占领胶济全路为非法。英国公使11日回答说，日本因正当防卫而占领该路，英国未便干涉。
10月15日，各省将军联名请缨抗日。袁回电说：“日军行动，英使已保证于胶济路以外不致有何行动。日本素敦睦谊，谅亦不致有意外之举。各将军务须镇静以待，不得稍涉惊扰，致碍外交前途。”
日军进攻青岛时，德国守军仅有六千余人，德皇威廉二世电令他们“战至最后之一人”，但当形势十分危急时，又令“毋庸死守”。11月7日青岛被日军攻下，德军被俘者二千三百余人，日军也伤亡一千七百余人。是日适为德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强占胶州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0日，日军司令神尾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移让礼”。11日，日本内阁议决，在欧洲战争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交战区一律施行军事管制，青岛守备队司令下设立军民各级官吏，山东省路矿均归该司令监督，海关均派日人管理。日本政府还制定青岛要港管制条例，大体上与旅顺口管制条例相同。13日，日本政府任命岩村为青岛要港干部司令官，广濑顺为青岛港知事兼防备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期内，中国人民出入青岛，均须领取日军许可证。日本组织胶济铁路警备队，强迫中国护路军队撤走。
12月7日，袁政府宣布撤退山东战区中国驻军，并通告日本，青岛既下，中国境内战事已告结束，请即撤退胶济路沿线日军。日本答称，日军撤退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日军接收青岛海关后，袁政府税务处根据《中德关税条约》“青岛海关税务司由中国政府选派德国人担任”的规定，调任大连海关关员日人立花正树为青岛海关税务司，日方借口军事期间，须由军事当局管理，加以拒绝。12月18日，日方在龙口、大连间架设海底电线，又在龙口、高密间架设陆上电线。
1915年1月7日，袁政府发表声明，取消山东省行军必经之战区。日本认为事前未与协商，也发表声明，日本不受中国此项声明之约束。
以上这笔流水账，就是日本强盗打着对德宣战的旗帜，公开地侵略中国领土的过程。如果说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只是在于胶州湾一隅之地，当然大错特错，就是说它志在山东一省，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实现其蓄谋已久的所谓大陆政策，在吞并朝鲜之后，进一步企图吞并中国，以遂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在此以前，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特殊权利，日本不可能独占中国，它的侵略矛头只能局限于东北满蒙地带；但自世界大战发生后，西方各国在欧洲战场上互拼你死我活，没有余力顾及东方，日本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因此大动干戈，要把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亚洲大国，从世界地图上消灭掉。
在日本进兵山东的过程中，袁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完全破产。英国不仅未能阻止日本，反而被它牵着鼻子走；美国只求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
中国处此生死存亡关头，袁自始至终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而在内政问题上，又始终未放弃其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这套戏法当然瞒不过日本侵略者。日本首相大隈伯曾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如果中国改行君主立宪制，日本愿意从旁协助，请袁大总统放心进行。袁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也说，如果中国改行君主立宪制，中日两国政治制度相同，更有利于两国间的提携合作。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初上任的时候，曾经根据首相大隈伯的指示，暗示中国现行民主共和国，并不适合国情，中国仍然需要有一个皇帝。当然，袁不能开门见山地承认他有做皇帝的野心，可是心里暗暗佩服日本人真是机灵鬼，他们已经猜中了他的腹内机关了。
日军攻占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置益公使回国。12月日置益再到中国来，借口回任要求与袁见面一谈。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把一件公文当面递交袁，并且轻言细语地说：“这是解决中日悬案的一件重要公文，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绝好机会。如果这些悬案解决了，日本政府也愿意向大总统表示善意，将来大总统高升一步，我们日本愿意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善合作关系。不过，这是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请大总统绝对保密。”
袁把这个公文接在手里，略略看了一眼，就说：“请贵公使找外交部去谈。”
一国公使要与驻在国政府举行外交谈判，不找外交部长而直接找总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个创举。日本公使之所以有此创举，其原因就包含在“贵大总统高升一步”的一句话里。十分明显，日本政府想用承认帝制来交换袁政府承认它所提出的种种条件，而要求绝对保密，则是要瞒过西方各国，以免发生阻力。
同时，袁又接到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报说，加藤外相曾经约他密谈，暗示：中国政府如不承认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条件，日本政府将暗助国民党人进行倒袁活动；相反，如果承认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又可以协助中国政府取缔“暴民”。加藤还露骨地说，袁总统在朝鲜时期，颇有反日之嫌。今后如欲变更国体，首先必须取得日本的好感，而欲取得好感，首先必须采取具体行动。
日本公使提出交涉方案后，外交总长孙宝琦不知轻重地把日置益与袁会谈的内容公布出来，袁大为不满，即日调孙为审计院院长。1月27日，再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日置益要求除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助理员一人参加会谈而外，其余人员一概不得参加。陆是个摆摆样子的老外交家，曹则擅长日语，又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同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号称袁手下办理对日外交的“四大金刚”，以前由外交部主事提升至侍郎，在此次交涉中，他负实际责任。
日本所提的条件分为五号：第一号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四条；第二号关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七条；第三号关于日本在汉冶萍的特殊权利二条；第四号关于中国全国之领土一条；第五号关于中日合办之件七条，共计二十一条。这些条件包括开矿、修路、设厂、中日人民杂居、聘用日本顾问及技术人员，等等。如果承认这些条件，日本不仅为占领山东、吞并满蒙取得“合法”根据，而且在中国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控制权，还取得警权和军火的垄断权，其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和福建省，第一步变中国为其保护国，第二步实行“中日合并”。这是地地道道的日韩议定书的翻版，以前日本报纸登载过，日本官方否认过，而此时却又赤裸裸地摊出来了。
第一次非正式会谈于2月2日开始。中国方面参加者除陆、曹二人外，助理员为外交部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参加者为公使日置益，使馆参赞小幡和书记官高尾。日置益对于“非正式会谈”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种延宕手法，言毕拂袖而去。2月5日正式谈判开始。日方要求严守秘密，并须从速解决，因此建议逐号讨论，每日开议一次。袁方则主张逐条讨论，每星期开议两次。在开议的过程中，外间不免有所传闻，日方不止一次地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泄漏消息，借以阻挠交涉的顺利进行；并且恫吓地说：“万一交涉破裂，贵政府应负其责。”同时要求袁政府严禁报纸登载揣测之词，并且调侃地说：“此事贵政府自优为之。”
第七次会谈后，日本政府一面增兵南满，一面日置益于3月8日当面警告曹汝霖：“如果数日内交涉仍无满意之发展，恐将发生意外。”袁政府果然被他吓倒，承认每星期改为开议三次，并在第八次会谈中，对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路期限等条款作了重大的让步。但日方仍不满意，突于3月14日向东北、天津、山东等地增兵三万人示威，3月18日日军一部公然开入沈阳。袁政府虽然遵照日方意旨，在交涉中极端保密，但是日本大举增兵来华以及中日双方外交人员频繁往来，这些迹象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所以不久西方报纸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日方所提的条件内容，并且把它公布出来。接着，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问。日本政府无法抵赖，但又不敢全部公开，便将第一、第二两号共计十一条全文公布，而将第三至第五三号共计十条隐瞒不提。
3月17日，日置益在安定门坠马伤足。23日在他的病榻前举行第十三次会议，袁方又对吉长路借款等问题作了让步，但是关于南满、东蒙中日人杂居等问题，仍未达成协议。总的说来，从2月2日到4月17日，在两个半月之中，共计举行了25次会谈，袁政府采取了讨价还价的态度，多次提出了对案及修正案，日方总是一口咬定不能接受。4月17日会谈停开。26日重开会谈时，日方自行提出修正案，从第一号至第三号维持原案不变；第四号不订入条约内，改由袁政府“自动”发表声明，第五号则与此次交涉分离，日后另外协商。日方声称，这个修正案是他们作出的重大让步，此后绝对不允许再有任何变更。其实，这个修正案在内容上和实质上未作丝毫让步，只是在形式上和步骤上作了一个种让步姿态，以缓和西方三国的干涉。第四号改由袁政府自作声明，用心更为恶毒，明里是保全袁政府的面子，暗里却又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个条件是袁政府自动提出而不是日本所强加的。第五号留待日后再议，也不过是把它抽出来作为悬案处理，并非根本取消。
日方将第五号七个条件抽出来另行办理，如果认为是一种让步姿态，也是对付英国而不是对付袁政府的。这些条件涉及英国在华利益，袁向英国公使透出过口风，英国也向日本打过秘密交道。日本政府害怕英国进一步提出抗议，于是有意识地放空气说：“德国将以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利益作为日德同盟的交换条件”；还说什么德国记者经常出入于日使馆之门，证明此说不虚，用以恐吓英国。同时，日本政府又以大量金钱收买西方各国驻华记者，叫他们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以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日本还通过汉奸窃取中国情报，例如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偷窃财政预算案献与日本，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其实，这不过是出卖国家情报的一个小苍蝇，当时主持此项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就是日本的忠实代理人。一次他在公府会议上得意忘形地说，他事先早已知道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袁气得拍案大骂：“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我！”
日本人偷窃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不妨亲自出马。日本外交官、武官之流，可以横冲直撞地在中国境内收集各项情报；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的间谍，可以化装为资本家、学者、旅行家，或者利用考察团等名义，以中国贵宾的身份出现，钻到各个角落里活动。
自从日本提出修正案后，中日谈判出现了一个冷静时期。一般人推测，“万木无声待雨来”，这个冷静时期可能就是暴风雨到来的前夕。果然，5月7日，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下午6时以前，对日本修正案为全体承认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8日上午，袁召集副总统、国务卿、各部总长在春藕斋举行紧急会议，因为事关重大，决定下午再召集参政院全体参政在纯一斋参加会议，以便作出最后决定。这一天正午，陆征祥由总统府回到外交部的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气急败坏地跑过来找他谈话。这位英国外交官平日讲起话来，总是态度安详，绅士架子十足，此番却满脸惊慌之色，结结巴巴地说：“……目前，中国已面临到最危急的时候了！我在中国40年，跟袁大总统有30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讲几句极其诚挚的话。贵总长知道，最后通牒只能回答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如与日本开战，将自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我们虽表同情，怎奈爱莫能助何。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全部条件而外，别无自全之道。中国暂时忍辱负重，从此整军经武，埋头十年，或者有与日本抬头相见的一天。我想贵大总统明晓时势，知己知彼，决不会轻率从事。贵总长应当负责辅助总统，共支危局。请将我的意见代达贵大总统。”陆回答说：“贵使对我国如此关怀，我们非常感谢。我一定把贵使的意见呈明大总统，并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大会上如实报告。”朱尔典把身子靠拢来咬个耳朵说：“今天我们见面，不比寻常，贵总长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普通外交会晤。我不愿贵国和袁大总统发生不幸，非得贵总长当面给我肯定负责的答复，我不能放心。”陆说：“我一定以外交总长的资格，以去就力争，负责接受日本所提的全部要求。”至此，朱尔典才殷殷握手而别。同一天，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向袁政府提出同样劝告。
值得注意的是，朱尔典跟陆征祥讲话的时候，讲得声泪俱下，足足纠缠了半小时之久，最后逼着他表示负责接受日本的条件，才放心告别而去。一个阴险狡猾的老狐狸，怎么会对中国人如此关怀，如此不顾外交惯例？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一件事情得到答案。朱尔典曾向芮恩施讲过几句私房话。他说，他对日本此举异常痛心，但英国正处在生死关头，不能不对日本人让步，否则英国不仅在中国的利益难于保持，而且在印度、澳洲等处的利益也将蒙受影响。
当天下午二时半，陆征祥在纯一斋扩大会议上首先报告了朱尔典来访的详细情形，接着他厚颜无耻地说：“日本将第五号条件撤回，此外，凡属自居优越感以及侵犯中国主权的各项条件，经过我们力争，也都得到修正，比起原案来，我们挽回不少。”随后袁发表了一段“沉痛无比”的演说。他说：“我们力量不如人，不能跟人家打起来。朱尔典公使关怀中国，其情十分可感。我们要牢牢记住他的话，埋头十年，卧薪尝胆，将来或者还有抬起头来的一天。否则，十年以后，亡国之祸必不可免。”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非常阴沉，全场鸦雀无声。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这个时刻，袁还把朱尔典当作好朋友、老朋友、真朋友。不错，就是这个朱尔典，西太后死亡时救过他的命，辛亥革命时帮助他篡夺总统，南北战争时又通过大借款帮助他打内战。可是，到了事关英国利害的时候，这位超级朋友就不惜出卖朋友，绥靖强者，还要冒充朋友，卖弄人情，何其卑劣乃尔！
当天傍晚，曹汝霖将外交部准备于次日发出回文的消息通知日本公使日置益。日置益要求先看回文底稿，这在国际外交史上又是前无其例的。但曹不敢怠慢，马上派秘书施履本亲往日使馆交阅回文底稿。日置益看到回文上只提到“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外协商”，不禁大发雷霆，声称“此项回文与原议不符，本公使未便接受”，并且还夹七杂八地讲了许多很难听的话。施回到外交部请示，曹在回文上加注“容日协商”几个字，叫施再送往日使馆核阅。日置益提起笔来字斟句酌地再加修改，一直到深夜一时才修改完毕。九日上午，曹将回文送请总统审核。袁看见文中有些地方与自己意见有出入，当即加以查问。曹只得吞吞吐吐地把日本公使要求先看底稿的情形说了一遍。哪知话犹未了，袁气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大骂曹不应不请示而行。他咆哮了一阵，却又一字不改地批准了这件回文。
关于条件的第四号，日方提案的原文是：“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不得承认租借或让与。”日方同意此条不列入协定内，改由中国政府自行发表声明。这个声明是很难着笔的，一国政府，怎么能够无缘无故地声明本国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与他国呢？好在袁是个善于舞文弄墨的行家，能够在难题目之下做出“好文章”来。他授意参政院提出一个“巩固国防建议案”，即根据此案于5月14日发表申令，声明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概不租借或让与。其中将“不得”两字改为“概不”两字，真不愧神来之笔！
5月9日，袁政府将承认日本条件的回文送达日使馆。13日，袁命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宣布中日交涉始末。25日，袁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这个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