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是广东提督，一个是广西提督。民国成立后，这对老搭档又分任了广东、广西两省都督，实力地位完全相等。可是，袁世凯点将封官之日，根据清朝大省设总督、小省设巡抚的老例，封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陆荣廷为宁武将军，陆就有忿忿不平之感。接着，袁对各省将军授爵位的时候，龙又被封为一等公加郡王衔，陆则被封为侯爵，差距越来越大，陆的闷脾气也就越发越大了。封爵令发表之日，他不许手下人称贺，甚至各省将军请袁“早正大位”的联名通电，他也拒绝列名。
袁所选任的各省巡按使，大多负有暗中监视本省将军的任务。1915年9月，袁任命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事前并未征求陆的同意。随后袁又加派王“会办广西军务”，这就证明袁对陆的疑心日益加深，不仅叫王监视陆的行动，而且进一步企图分割其兵权。陆虽不敢公开反对，但他一面称病请假，一面电召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迅速回家“侍疾”。他对袁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成了敌对情绪了。
在此以前，袁叫各省将军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来，一律派为公府武官。这是自古以来早已有之的“以子为质”的办法。陆未请示而擅自召回人质，这就犯了袁的大忌。陆裕勋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杀子之仇，岂能不报！但陆自知卵不敌石，只得隐忍不发。陆子毙命后，袁有电报表示悼念，又派员到汉口料理丧事。这种猫儿哭鼠的假戏，当然不能弥合袁、陆之间的裂痕。
陆、龙两人都是清朝末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提拔起来的。岑是袁的死对头。黄兴赴美国后，国民党军人接受岑的领导，想利用这位老官僚在两广的旧关系，发展反袁力量。岑在南洋一带活动，跟进步党人有密切往来。他写了一封密函，策动陆荣廷参加反袁。梁启超也屡次发函劝陆“高举义旗，以成此不世之功”。陆对国民党孙、黄二人素怀不满，对岑、梁二人则颇有好感。如果进步党人反动讨袁，又有老上司参加，他是愿意同他们合作的。他同蔡锷也是旧相识。蔡在云南起义时，也曾请他起兵响应，他表示广西与云南各守疆土，互不侵犯。这是一种局外中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不与袁合作的一种反映。
陆的着眼点在于北洋派的内部分裂。他早有所闻，北洋派大将冯、段二人都是同袁貌合神离的，如果他们进一步破裂，讨袁事业就大有可为。段无直接兵权，又被软禁于北京，所以他特别重视冯国璋的动向。他在南宁为儿子陆裕勋举行丧礼时，冯派来一个吊丧代表，此人名叫潘博，与江苏军署秘书长胡嗣瑗同为宗社党人。他们二人同样抱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希望讨袁军兴，全国大乱，为清室复辟制造有利的条件。潘博见陆时，把袁、冯二人的分化情况讲得入骨三分，使陆不能不信。但陆是个城府甚深而又精打细算的人，如无十足把握，决不轻下赌注。1916年1月，他派代表唐伯珊、陈协五二人到南京，进一步观察冯的动向，然后到上海，代他邀请梁启超来桂一游。
先是，梁在天津与蔡锷见面时，相约蔡抵昆明之日，梁即动身南下，广泛联络各方面，以加强反袁力量。梁接到蔡由海防发来的电报，预计（1915年）12月15日可抵昆明，梁即提前秘密离津，于12月18日行抵上海。他同唐、陈两代表在上海相见时，接受了陆荣廷的邀请。随后岑春煊也到了上海，就住在梁的家里。岑、梁二人一致认为，推动陆荣廷起义是讨袁事业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性问题。
3月1日，有日本青木中将[1]来访。他不待梁开口，即单刀直入地说道：“你此行以海道为宜。”他替梁排好了一张日程表，某日乘某轮由上海出发，某日到香港应当如何如何，某日换乘某轮由香港出发，某日到海防又应当如何如何。他还一再表示，每到一个码头，都有专人妥为照料，保证一路平安。梁听了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胸中立即涌现出十八年前的一段往事：西太后大捕维新派人士，他正在走投无路，有日本人突如其来，把他营救出险。今天，西太后换了袁皇帝，布下了天罗地网，大捕反袁人士，又是日本人前来保驾，天下事怎么会有这样凑巧，这样不可思议呀！
3月1日，梁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登上了日本横滨丸，躲在舱位下层锅炉边安身。船开行后，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偷走到甲板上，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在由沪赴港的三天途程中，梁的思潮就像海涛般翻腾起伏，很难安然入睡。他草拟了不少讨袁文件和方案，其中有一方案是由起义各省组织一个临时政权机关，名曰军务院，代行国务院的职权。7日船到香港，梁躲在舱底下不敢出来。果然香港总督派有不少便衣侦探，在船前船后探头探脑，侦察有无反袁分子过境。7、8两日，日本驻广州武官、日本驻港领事、日本邮船会社和日商三井洋行两个支店的负责人，先后上船来“接洽公务或业务”，偷偷到舱底下探望梁，态度非常“亲切而周到”。他们告诉梁，以前通过越南的护照，只须缴费数元即可领到，最近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关照法国驻港领事，领照人必须亲到领事馆查对照片并捺印指纹，因此必须采取“偷过昭关”的办法。
[1] 青木1916年1月23日到上海，是日本政府派来“考察中国时局”的军事特务。
妙义山丸是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定于3月12日由港启碇，开往海防附近洪崖去运煤。到了这一天，三井支店长林氏派小火轮驶靠横滨丸，把一个化过装的假日本人由小火轮接上妙义山丸。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假日本人一上船，妙义山丸立刻鼓轮开走，时间排得非常紧凑。在这个陈旧肮脏的煤船上，日本人早已替梁布置了一间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15日船抵洪崖时，一个名叫横山的日本商人，偕同两个日本妇女，早已前来迎候，乘着天黑夜雨，把梁接上一只小艇。为了避免法国官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16日夜间八时到达海防。横山把梁隐藏在自己开设的牧场里。第二天，又护送梁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事后，梁回忆这段传奇式的旅行，对于日本人这样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这样周密，不能不感到很大的震惊。
梁未到广西前，广西已有山雨欲来之势。云南独立后，由于法国公使拒绝袁政府假道滇越路运兵，袁就决定了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的另一计划。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拒绝北洋军假道的呼声，电阻袁派兵开到广西境内。袁既不肯放弃这个计划，又怕把陆逼上梁山，就反过来劝陆自己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饷械两绌而敬谢不敏。后来袁毕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叫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这不仅由于龙氏弟兄是云南人，在滇南蒙自一带有着地主武装的潜在力量，可以造成里应外合之势，更重要的是龙觐光与陆为儿女亲家，他的儿子龙运乾就是陆的乘龙娇客，以至亲来假道，不致引起陆的猜疑。果然陆无法拒绝，于是心生一计，请龙觐光多带军火，少带士兵，士兵可在沿途招募，有了军火不愁没有军队。刚巧龙济光正忙于调兵遣将，镇压广东境内的反袁活动，抽不出更多的军队，仅派四千人组成了征滇军，交乃兄带往广西。
1916年1月，龙觐光率领由广东抽调的四千人，和在广西境内沿途招募的新兵四千人到了南宁。此时陆在武鸣老家装病请假，龙觐光于1月30日到武鸣访他。两亲家见面时，陆的态度非常消沉，表示本人为病魔所苦，什么事情都不愿干，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当然龙觐光也就不便深谈下去了。
2月8日，袁任命龙觐龙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这是任他为云南将军的先声。龙觐光派团长李文富由百色进攻剥隘，并约他的另一儿子龙体乾在故乡蒙自勾结乡团内应。同时，袁电请陆派兵协助龙军进攻。陆闻命之下，立即派儿子陆裕光率领一部军队加入龙军。自此以后，陆对袁的态度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向左右称道袁的许多好处。这些甜心蜜语传到北京，袁虽十分老练，但也受到迷惑，认为陆的态度改变，多少受了亲家翁的影响，特别是北洋军在四川打了几次胜仗，见风转舵，人之常情。于是他进一步请陆进兵贵州，开辟进攻云南的第四条战线。陆也毫不推辞，要求袁拨给步枪五千支和军饷一百万元，以壮行色。当然，陆对袁表示了忠诚，袁对陆也不能不表示信任，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接受了陆的要求。
当然，袁不是一个轻易上当的人，他的鬼主意层出不穷。3月7日，袁任命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任命令指出，给陆这个任务是出自陆本人的请求。袁一面勾结陈炳焜拆陆的台，一面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如发现有可疑之处，可乘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
这时，陆一面通电就任贵州宣抚使，一面又向袁加索军饷一百万元。袁正在迟疑未决；l2日接到广西巡按使王祖同的密电，报告陆离开南宁前召开军事会议，陈炳焜在会议上大声斥责陆：“事新君（指袁）则不忠，背旧主（指岑春煊）则不义，忘杀子之仇则不慈！”密电说，陆在会议上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是此人绝不可靠，必须加意提防。
3月11日，陆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13日，他与正在来桂途中的梁启超及广西全体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限于24小时内答复。15日，陆在柳州行营通电宣布独立，改称广西都督兼护国军两广总司令，并以梁启超为总参谋。
广西独立前，龙觐光的军队于3月9日占领剥隘，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三路暴动，分别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觐光移驻百色后，其先锋李文富部又已推进至富州附近。正当他们得心应手之际，陆裕光突然从内部动起手来，龙军全部被缴械，龙氏父子俯首被擒。龙运乾不敢直接打电报给丈人，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从中缓颊，放他父子一条生路。陆有回电说，政见虽有不同，亲戚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乃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怎敢不依，乖乖地签发了这个电报。同一时期，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都被驻蒙自的滇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派兵扑灭。由于交通不便，这些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袁所接到的是一片报捷的电报，因此他兴高采烈地于3月20日正式任命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云南巡按使。可是，命令发表之日，这位“云南将军兼巡按使”正站在万人大会的台上，声颤手抖地宣读广西独立电文，这是百色人民交给他的一个任务，他也不敢不从。
广西独立是护国战争的一个重要关键，它对四川方面作战的护国军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瓦解了“征滇”北洋军的士气，并使袁意识到星星之火业已燎原，而绝对不是他以前所讲的以一隅而抗全局的问题。广西独立后，蔡锷在大洲驿下令反攻，一路势如破竹，3月18日占领江安，20日占领綦江、南川，26日占领彭水。右翼黔军亦于20日占领永顺，25日占领麻阳。由于战局急遽变化，加深了北洋派的内部分化，促使袁的独裁政权和帝制运动面临末日。
如将护国战争与辛亥革命对比一下，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各省当权派的态度和反应却不一样。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后，不出两个月，全国就有十七省宣布独立。护国战争时期，云南起义后，经过八十多天，只有三个省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的另一特点是，独立各省都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手段，先向袁提出劝告，袁不予接受，然后宣布独立。第三个特点是，云南、贵州、广西各省都是先向袁政府骗取军饷军火，然后宣布独立的，袁的一生惯于行骗，而此时则处处受人之骗，可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四特点是，独立各省对袁的爪牙都作了宽大处理，云南当局对袁派来毒死了一个师长的大特务，仅仅予以扣押，后来又把他释放了，对政治特务任可澄还让他列名于起义通电之中，对举行暴动的龙党，也都任其逍遥法外。贵州放走了特务龙建章。广西保护特务王祖同安全出境，并赠以程仪二万元；对龙觐光则派兵迎接到南宁，以免受到百色人民的清算。龙军愿回广东者一律保护出境。当然，反袁的核心进步党，比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更富于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所以这些情况的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