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广西独立后，又发现了五将军之一电，对袁说来，这是追魂夺魄的连珠炮，因此洪宪王朝的金銮殿坍倒了，南征军也打不下去了。
所谓五将军之一电，是一个没有发出的密电。发电人是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靳云鹏，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李纯，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汤芗铭。
自从发现这个怪电报以来，袁像患了失心疯一样，终日喃喃自语，如醉如痴，口中一遍又一遍地念念有词，念的是：“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前面讲过，袁千方百计地想调冯国璋进京，冯就称病请假。袁索性把心一横，准备下令免冯的职，又因有人反对不敢下手。经过几番较量，冯知道老头子不会善罢干休，乃于3月9日公然销假视事。袁也知道这是由消极抵制转变为公开对抗的一种预兆。
袁派阮忠枢仆仆奔走于徐州、南京之间，分途抚慰张勋和冯国璋，往来不止一次，因此北洋派内部分裂和冯、张二人反对帝制之谣，甚嚣尘上，对征滇军颇有影响，对全国人心也大有影响。
袁猛然想起，帝制问题发生之初，外间也有北洋派解体之谣，冯、张二人均曾通电辟谣。现在，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再来一次辟谣，叫他们二人联合北洋诸将发表一个拥护中央、拥护帝制的电报，岂不可以大长北洋派之志气，大灭护国军之威风。他主观地认为，冯、张二人虽然越走越远，但在口头上总还是拥护我的，他们在军事上不肯拔刀相助，在政治上帮点小忙总还是可以办到的吧。因此，他叫阮忠枢督促冯、张二人照此办理。阮忠枢转达袁的意旨后，冯、张二人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口里却又不便拒绝，只得阳奉阴违。等了几天无下文，这位钦差大臣心生一计，就代他们拟好了一个电报，不去征求同意，就代为发出。阮忠枢也曾想过，电报已经发出，他们总不至于通电否认吧。果然，冯、张二人并未公开否认，但是此电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可能他们暗中否认过了。
冯对帝制问题，始而口出怨言，继而拒绝受调，这种不合作的态度，由不公开发展到半公开，几乎通国皆知。他回答全国反袁派打来的电报，或者接见他们派来的代表，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半推半就，若即若离。其言外之意，暗示他不是护国军的敌人，决不为袁火中取栗，但也决不直接参加反袁，以免有部下倒戈之嫌。他正在拉拢一部分北洋军阀，想在护国军与袁家军之外造成第三种势力，一方面利用护国军倒袁，一方面又联合北洋派抵制护国军。明眼人知道，这种做法是从袁的往日经验中学来的。
广西独立后，反袁派的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冯打算联合几省军阀，提出一个建议，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南北和议。这个建议首先取得靳云鹏、李纯、朱瑞、汤芗铭四人的同意。冯觉得五人联名的声势不够大，于是用五人联名作发起人，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军阀的同意。这个密电落在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手里。朱是一个首先称臣劝进的无耻之徒，即向袁告密，这便是“五将军之一电”的由来。
袁叫冯发出一个“雪中送炭”的电报，冯却回敬他一个“落井下石”的电报。3月19日，他接到密报时，又气又急，几乎晕倒过去。直到这时候，他才完全明白，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大将，已经转变为他的敌人；而内部敌人比外部敌人可怕得多。他两眼失神地望着坐在他身边的内史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袁又喃喃自述，他的上两辈子人都没有一个活到59岁的，这一年他已58岁，恐怕也过不了59岁这一关。他又嘀咕着说：“昨晚有巨星陨落，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应在文忠公（李鸿章）的身上，这次也许应在我的身上。”说时，他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心里充满着死亡的恐怖。
袁的疑心病本来很重，自从发现五将军密电以来，这种病发展得更厉害，几乎同猜疑性精神病病人一模一样，既要疑朋友，又要疑部下；既要疑本国人，又要疑外国人，更要疑那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第三类型的人物。他觉得周围无一不可疑之人，也无一不可疑之事，这种精神状态把他折磨得身体日益衰弱。如果说在他身边还有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人，那就是多年来为他出谋划策而从不露面的杨士琦。于是他把杨找来问计。
杨的意见大体是：要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必须和平解决南方问题，而要和平解决南方问题，首先必须取消帝制。袁也估计到帝制问题已成泡影，但又顾虑到取消帝制后，南方仍然不肯罢兵，又提出总统问题来，怎么办？很明显，他的目的是想再由皇帝变回总统，决不甘心下台。杨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帝制与反帝制的问题，而是南方军人反对北洋派的问题。那就是我直彼曲，我们继续用兵就有把握了。”
其实，根据当时的形势，不能设想，如果取消帝制，袁与各方面的矛盾就都可以立即解决，全国人民就可以原谅他而停止反袁活动，护国军就可以罢兵而让他再表演由皇帝变回总统的戏法。杨士琦不是不懂得这一切，但他另有神机妙算，想把帝制、反帝制战争转化为南北战争，用以清除北洋派内部的矛盾，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他认为，北洋派一旦团结起来，仍然可以征服南方，统一全国。这种主观唯心的想法，仍是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万能论，正与袁意见相合。
关于取消帝制的法律问题，袁本来打算立即召集立法院，向之提出撤销承认帝位案，授意该院立即作出决议，同意取消帝制，请他仍以大总统的地位统治全国。这种做法，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表示帝制问题不是由他自己发动，而是民意机关强加于他的，昔日以民意而承认变更国体，今日以民意而恢复民国，“概与本店无涉”。二、可以取得回任总统的合法根据。但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尖”，来不及召集立法院，只得一面由他自己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一面召开参政院临时会通过此案。
取消帝制和停止对南战争，是政治上的一个突变，必须找几个负有声望而又不赞成帝制的大人物，才能同护国军和反袁派人士打交道。袁认为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三人最合其选。但是，这三位大人物都已被他一脚踢开，今天事急而求人，可能他们负气不肯来。最后，他不得不老着脸皮写了三封亲笔信，告以决定取消帝制，请求他们参加3月21日下午在公府举行的紧急会议。这些信都由承宣厅派专人分送，并且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务必发驾光临。”
这一天的公府会议，正同清朝末年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一样，谁都不肯发言，还是袁自己提出取消帝制的问题。他有气无力地说：“取消帝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不罢兵，那就是我直彼曲，我们就有充分理由用兵平乱了。”
袁发言后，以目示意，希望徐、段、黎三人出面来讲几句话，帮助他收拾残局。黎元洪仍然装哑子不做声。徐、段二人被袁的眼色逼得紧了，只得简单讲了几句，都说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这时候，突然有一位将军站起身来大声说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圣主效犬马之劳！”大家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应召到京讨论出兵问题的安武将军倪嗣冲。袁惨然一笑说：“丹忱（倪的别号），你别唱戏了！”随手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之一电递给他看，他才哑口无言。
随后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的问题。徐先是推三阻四不肯担任，经不起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帮忙谁来帮忙”的话，徐也就无话可说了。
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麟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
如果说袁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就是表示他已经知难而退，从此不再作帝王之想，那又是大错而特错了！就在发表这个申令的同时，袁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护国军拟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全体将领均将被撤职的谣言，以骗诱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
承认帝位案撤销的一天，日本大隈首相召集元老、重臣举行紧急御前会议，拟以保护各国侨民为借口，出兵中国，即命第二师团整装待命。在日本人的策动下，前清肃亲王善耆在大连召集宗社党二千余人开会，拟在南满铁路界线内训练“勤王军”，由日本财阀大仓供给资金，军人土井大佐担任训练指挥，又由日本特务勾结蒙匪巴布扎布在海拉尔举行暴动，这些事件均因袁世凯暴毙而未得逞。
承认帝位案撤销后的第三天（3月25日），黎元洪气冲冲地跑到公府来，要求袁下令取消他的王位。他还算了一笔旧账：过去不久，他在《政府公报》上看见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一道奏折，保举一批官吏，在县知事陈培埏名下注有“此人曾由参谋总长臣黎元洪保举”字样，他一定要袁追究其事，弄个水落石出。袁不便发作，只能报之以苦笑。
同一天，参政院全场一致通过袁所提出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上年12月 11日全场一致通过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一样。同日咨复袁，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并自请解散。
再过了一天，袁接到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的劝退电，称他为“先生”、“执事”而不称为总统。前面说了两句泛泛的客套话：“白宫暌隔，瞬已两年。”接下去就大骂而特骂：“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此外，康有为也有一封劝退信，措辞非常严厉。袁没有勇气再跟他们打笔墨官司了，反而电请他们以国家为重，设法调停时局。
3月29日，公府焚毁有关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
4月2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所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应当说明，自从袁承认接受帝位以来，帝制问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作了“年内不登极”的口头声明。第二阶段由于云南独立后前方军事不利，外交压力加强，被迫宣布缓办帝制。第三阶段由于广西独立和发现五将军的密电，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被迫撤销承认帝制案。第一阶段，对外称民国而对内则称帝国，当时称为“关起门来做皇帝”。第二阶段，在前方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第三阶段，在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同时，在致前方将士的密谕中，却又说“并非根本取消帝制”。
同样，袁责成黎、徐、段三人与护国军讲和，也是一种拖延和欺骗的手段。一直到他咽气之前，还在千方百计地鼓动张勋、倪嗣冲等布置对护国军继续作战的计划，根本没有与南方议和的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