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召开上海和会的国内外因素。徐、段对召开和会同床各梦。西南实力派对时局的态度。和会的主要障碍

北洋派分化为直、皖两系，是袁世凯当权时久已存在的事实。这种分化在第二次南北战争时更有发展。皖系首领段祺瑞凭借内阁总理的地位，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受到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暗中阻挠；而冯所主张的“和平混一”计划，也因受制于段不能实现。因此，冯、段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对于西南五省，陷于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僵局。最后，冯、段相约同时下野，在冯代理总统任期已满的时候，改选北洋派元老徐世昌为总统，由徐物色自己的私党钱能训继任内阁总理。

徐上台后，全国人民反对本国军阀内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浪潮日益高涨。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帝国主义贪婪的眼光又投射到远东这块半殖民地国家来，不久便有美、英、法、意、日五国，向中国南北两政府提出联合劝告。这个劝告是美、英两国发动的，表面上希望中国迅速召开南北和议，结束国内战争，达到和平统一，实际上却是反对日本所竭力支持的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是反对日本独占中国，而企图扶植一个亲西方政权来代替亲日政权，用政治投资来控制中国。法、意两国是在美、英两国的倡导下参加的，日本则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插上一手，以免被排斥于中国问题之外。它一方面对皖系军阀不得不由公开支持转变为暗中支持，另一方面在巴黎和会大施手腕，力图分化西方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联合阵线，从而巩固其在中国夺得的权益。

段祺瑞拥戴徐世昌上台，并不是自己甘心退休。他认为武力统一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只是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武力可供使用，因此，在南北和议进行时期，他利用参战督办的职权，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参战军三个师和西北边防军四个混成旅[1]。这些军队都是用日本军火装备起来，并由日本武官施以训练建成的。显而易见，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段不敢公开反对和议，只能争取喘息时期，扩大私人武力，而当他认为有足够的武力可以投入战场的时候，他就打算推翻和会，再走武力统一的老路。

徐世昌虽是段所扶植的傀儡，却不甘心以傀儡自居。在军事力量方面，他竭力拉拢直系军阀，并利用冯、段互不相下的局势，企图消除直、皖两系的壁垒，把北洋派重行团结起来，使自己成为北洋派的唯一最高领袖；在对外关系上，力图靠拢西方国家，取得政治借款，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对西南五省的问题上，他继承了冯国璋的“和平混一”方针，认为西南实力派所争者为个人的权力地位，只要地位摆得平，所谓法律问题他们是不会坚持到底的。他授意他所选派的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在与南方进行和谈的时候，避开法律问题，先解决事实问题。所谓事实问题就是关于西南实力派的地盘、地位的分配问题。

西南最大的实力派滇、桂两系军阀，正如徐世昌所估计的，只求权力地位获得保障，对法律问题并不十分关心。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坚持武力统一的段祺瑞，因而在外交方面，也就反对段的后台老板日本。西南军政府实际上是桂系军阀所控制的傀儡机构。孙中山已被迫离开广州，留在军政府的国民党人伍廷芳、王正廷以及被派充南方议和总代表的唐绍仪，都是著名亲美派。当五国提出联合劝告的时候，他们不但欣然接受，甚至还想取得国际势力的保证，使上海和会能够顺利进行。根据这些情况，所以尽管西南五省在口头上不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而在对外关系上，在“和平混一”的方针上，是与徐心心相印的。

但徐是个赤手空拳的北方总统，而控制北京政府的段，并不需要和平。段虽退出了内阁，但内阁的原班人马未动，新任内阁总理钱能训徒拥虚名，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安福国会是段的政治工具。段仍然拥有参战督办之名，掌握军事大权，各省皖系军阀也仍然看他的眼色行事。不但这样，在北京政府选派议和代表时，段安插了几名安福系分子在内，暗中授意他们，“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由此可见，段是南北和平的主要障碍。这个障碍不除，和平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此外，所谓法律问题也就是南北两国会孰存孰废的问题，南北双方都难于找出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来。徐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他不但没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权力，而且取消了安福国会，他本身在法律上也就站脚不住。西南实力派既然标榜“护法”之名，没有适当理由把旧国会一脚踢开，而如果他们出卖旧国会，也必然会受到国民党的激烈反对。因此，这个问题也给和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　陕西问题引起争端。李纯提出在陕西等处停战划界的建议

陕西问题是上海和会面临到的第一道难关。

和会召开前，南北两军的主要战场在湖南，陕西在南北战争中并不占居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湖南战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北军将领吴佩孚等（直军）与湘桂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等成立了停战协定，这个战场打不下去了，段祺瑞便在陕西开辟了第二战场，借以继续保持南北的战争状态。在和谈进行的前后，他调遣大批北军投入陕西战场，企图在短期内消灭陕西民军。他诬蔑陕西民军为土匪，不承认为南军，他把在陕西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属于“剿匪”性质的一种战争，与南北战争无关。

陕西督军陈树藩是个以投机起家的地方军阀，本非北洋派。一九一六年，他赶走了陆建章，就向当权的段祺瑞递门生帖子，取得了督军地位，成为皖系附庸军阀之一。他在陕西勒种鸦片，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声色自娱。他的部将和陕西民军纷纷宣布独立。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三原宣布独立的胡景翼，就是他手下的一员勇将[2]，而三原也正是以前他自己向陆建章宣布独立的根据地。随后民军首领郭坚、卢占魁又在陕北宣布独立。陈所保有的仅陕南一隅之地。为了支援陈树藩，段调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由河南带兵“援陕”，并派刘为陕西省长以酬其功。同年六月，孙中山也派于右任（陕西人）入陕宣慰民军，八月八日，各路民军推举于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总部设于三原。

陕西靖国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是陈树藩善于使用阴谋诡计，曾使靖国军遭受两次严重打击。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靖国军出兵渡过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谋与胡景翼原有私交，表示愿意“开城投降”，胡就单骑进城接洽收编问题。不料姜氏父子用的是诈降计，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献功。陈树藩却用拉拢手段对待胡，表示不究既往，劝他写信招降自己的部队。可是胡在信中写下暗号，表示自己决不投降，胡的部队也就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拒绝投降。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由凤翔回到兴平防地，陈又指使民军内奸李栋才伪造郭坚书信，邀请井到南仁村开会，井中计被杀，李栋才割下首级来，也送往西安献功。

陕西靖国军虽然受到两次挫折，但仍继续有所发展。上海和会召开时期，靖国军已经成立了六路：第一路司令郭坚，驻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风、郿县；第二路司令樊锺秀，驻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英，驻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维峻，驻防泾阳、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驻防郃阳、澄城、关山、兴市；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驻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此外，云南督军唐继尧所属川滇靖国军也已进入到平利、兴安、镇巴、紫阳一带，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盘日益缩小。

和会召开前，段祺瑞调派奉军许兰洲部加入“援陕”。和会召开时期，又调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部开入陕西，并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出兵长武、邠县，与驻防凤县的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约有两师），合力围攻靖国军。当时在陕西境内的北军与靖国军，双方兵力约达二十万人，陕西全省成为一座遍地皆兵的大军营，陕西人民所受的战争灾难，不在湖南人民之下。

上海和会召开前，南北两政府都曾下过停战令，约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问题留待和会处理。段祺瑞掉了一个花枪，提出所谓南、北军占领区应当维持战争发动前的状态，这就是说，陕、闽、鄂西南三个地区内的南军都是在战争发动后产生的，这些地区都应退还北方。但是，北军在战争发动后所侵占的湖南等地，他就不肯计算在内。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剿匪问题，诬蔑陕、闽、鄂三省南军为土匪，而“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内。由于北方提出剿匪问题，于是南北双方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战。北方把郭坚、樊锺秀、卢占魁等都说成是土匪。南方质问说，难道于右任也算土匪吗？北方承认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质问说：“难道陈树藩所收编的王飞虎、白翎子、徐老毛等都不是土匪吗？”

南方议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要求包括陕西在内实现全面停战。担任南北“调人”的江苏督军李纯提出了五项建议：（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域；（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在外交团的压力下，南北两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个问题解决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北方议和总代表朱启钤才由南京到上海来，与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共同推定久居陕西的山西人、旧国会议员张瑞玑到陕西监视停战。

三　段拒绝交出参战军。陕西战争未停。北京政府发表《中日军事协定》有关文件。唐绍仪提出三项质问，和会陷于停顿。日本被迫停付参战借款

二月二十日上海和会开幕时，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朱启钤承认电达北京政府切实办到，如果不能办到，北方议和代表愿意全体辞职以谢国人。二十一日，双方代表决议催促张瑞玑兼程赴陕执行监视职权。二十二日，唐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宣布中日密约等问题，朱也承认电达北京政府请示。由于朱对南方代表采取了迁就的态度，北方代表中的安福系分子表示不满，认为朱的意见不能代表全体。这是安福系暗中阻挠和议的第一步。

为了配合上海和会的进行，西方外交团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现在对德战争已停，中国仍在招募参战军，是否用以对内作战？”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做了否定的回答。徐世昌便利用外交团的压力，劝段将参战军移交陆军部管辖。段对这个意见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因为陆军总长靳云鹏也是他手下的一员健将，但是段的第一号亲信、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坚决反对。原来段党内部早已分化，徐、靳两人因争权夺宠而形成水火，徐世昌的这个意见，正是要拉拢靳云鹏，抵制徐树铮。在此时期，徐世昌曾拟就一套裁兵计划，说明全国军队共有一百三十八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国家无力负担，拟俟南北统一实现后，向国际银行团借款裁兵，将全国军队缩减为五十万人；裁兵完成后，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军人不得兼任省长，借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个计划正是以前历届总统借款裁兵计划的翻版。于是徐树铮将计就计，向段献策，提出保存参战军用以监督裁兵的建议，这样，既可以拒绝南方取消参战军的要求，又可以杜绝外交团的责难。这种用招兵的方法来监督裁兵的说法，本来不值一笑，但这是当时情况下段所能采取的唯一借口，他就用这个理由拒绝交出参战军。关于南方代表所提的停止参战借款问题，段当然也不肯同意，徐世昌无力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以财政困难、军费无着为理由，表示不能接受。

在这时期，陕西靖国军无法发出电报，只能用快信向上海和会南方代表提供情报。由于交通阻隔，唐绍仪在二月下旬所接到的还是一月上旬的情报。根据情报，一月六日管金聚由凤县攻占宝鸡，继续向凤翔进攻；陈树藩部集中武功；奉军由潼关、吊桥移向兴平、武功；刘镇华部进攻盩厔；张锡元部进攻渭南。以上情报证明，徐世昌虽然下过停战命令，但是陈树藩阳奉阴违，段祺瑞继续通过参陆办公处调兵遣将，密令进攻，与徐的明令停战，恰恰是背道而驰，各搞一套。

二十四日，唐绍仪因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向北方代表提出严厉的质问，并要求撤换违反停战成约、破坏和平的陈树藩。二十六日，唐又接到一月中旬的陕西情报，靖国军在北军的强大攻势下，先后退出乾县、盩厔、郿县、扶风，北军又向凤翔、岐山、蒲城、富平进攻。南方代表团宣布从本日起停开正式会议，改开谈话会，在北京政府未撤换陈树藩以前，不议其他案件。其实，陈树藩不过是段手下的一名走卒，南方代表这个要求并非关键性问题，而北京政府在段的控制下，连这个起码要求也是办不到的。

与此同时，湖南善后协会派遣代表文鹿鸣、傅钝根向和会请愿撤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们向和会缕述北军第七师在湖南的种种暴行，泣不成声，南北代表无不为之感动。属于湘籍的南方代表忿然提出，一定要撤换张敬尧，否则和会不应开议其他案件。张敬尧也是段的爪牙之一，当然这个要求也是北京政府办不到的。

此外，北京政府准备发行民八短期公债四千万元，南方代表怀疑北京政府利用和谈为缓兵之计，一面筹措战费，准备继续用兵，因此表示反对。

关于南方代表所提的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并将这个协定的有关文件交付和会审查的问题，二十八日北京寄到四个文件：（一）《中日军事协定》文书，（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三）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四）解释“欧战终止”日期的补充文件。根据后一文件的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应到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战争状态才算终止。这个文件是二月五日上海和会召开前，由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与日本陆军代表东乙彦签定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京卖国集团所要的一套手法，在和会召开前延长了《中日军事协定》的有效期，将既成事实置于和会之前，而现在公开这个文件，就是表示《中日军事协定》目前不能废止。

二十八日，唐绍仪在谈话会上向北方代表团提出三项质问：（一）陕西战争不但未停止，北军反而大举进攻。（二）参战军不但未取消，反而大加扩充。（三）《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未寄到，北京政府不但无诚意取消，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以上三项，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同日，南方代表将上述事件向外交团发表声明。

三月二日，北方代表因为北京没有回电不能作答，即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因此上海和会正式宣布停会。从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二日，和会仅仅进行了十一天，其中正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就在寸步难移的情况下中断了。

南方代表在停会后通电全国，指出：“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两事，证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另一电报称：“北京政府拟发行八年公债四千万，向银行抵借，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一千万归参战军，一千万为安福俱乐部经费。此案未经国会通过，不能承认。”

上海和会本来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诞生的。当和会遇到困难的时候，美、英两国曾联合法国向北京政府继续施加压力，表示中国已经无战可参，参战军不应继续存在；并且暗示中国政府如果不能自动裁兵，可由国际监督裁兵。由于这个压力，段又大起恐慌，他就偷偷摸摸地取消参战军名义而改称国防军。其实，全国正规军都是国防军，在陆军之外而另有国防军，这种作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西方三国还根据以前外交团的共同决议——中国未实现统一以前，各国不得提供借款——压迫日本停付参战借款，停止军火运华。日本公使小幡被迫发表声明，参战借款二千万元，除已付三百万元外，其余一概停止支付，同时停止军火供给。

四　四国公使向北京政府面提劝告，和会恢复后转入秘密谈判。北京政府内讧。南北军人表示不干政的喜剧。和会的最后破裂

上海和会中断，引起了西方三国的极大不满。三月四日、五日，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柏蒲先后谒见徐世昌，极力劝告恢复和谈，并希望中国在欧洲和约签定之前实现国内和平。他们本来打算联合五国提出第二次劝告，日本公使小幡借口未奉到本国政府训令，不肯参加。于是三月七日，美国公使芮恩施、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柏蒲、意国公使华雷偕同谒见外交部次长陈箓，当面劝告中国政府应当早日恢复上海和会，不要提用参战借款，不要将参战军投入内战。同时，抗议北京政府不应以盐税余款抵借八年公债。

同一时期，全国各方面抢救和会之声四起，有些团体提出要派代表监督和会继续进行。

三月六日，在湖南前线的直军将领吴佩孚致电唐绍仪，指出和会破裂是由于“某派（安福系）作梗，东海（徐）受困，威信不行”，大家应当“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这位北洋派战将公开支持南方，打击皖系和安福系，他的态度已经变得日益露骨和更为强硬了。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总辞职的电报后，曾经回电慰留，并于三月三日重下陕西停战的命令。随后南北双方在和会停开的责任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南方指责北方无和平诚意，北方则指责南方别有用心，并举出和会召开前南军将领林葆怿、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别就任福建、四川、陕西三省督军等事实为南方无诚意谋和的证据。钱能训在通电中指责南方代表不应以对待敌国的最后通牒对待本国政府，并且说陕西战争已停，南方代表不应偏听于右任的一面之词。

三月十二日，陕西划界监视员张瑞玑由北京启程前往西安，十四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认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复和会。十四日南方代表发表第二次宣言，认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参战借款仍在支取，参战军仍在迅速扩充，《中日军事协定》时效延长；似此情形，和议无从谈起。

但是，一方面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外交团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直桂两系军人坚决反对继续进行战争，所以上海和会虽然停开，和平之机仍未断绝。桂系首领陆荣廷建议一面恢复和议，一面进行交涉。四月一日，长江三督与吴佩孚联名电请重开和会，并建议陕西停战问题加派大员前往彻查。这个电报是由李纯主动，取得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三人的同意，由南京发出来的。也就在这一天，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3]，因此停顿了三十六天的和会又于四月七日恢复谈话会，九日恢复正式会议。这次会议，南北代表相约不公布内容，以免引起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所以当时称之为“扃门会议”。

南北代表在“扃门会议”中采取摊牌的办法，把双方所要提的问题全部都摆了出来，然后逐一地谋求解决的途径。南方提出的有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关及其所属部队，停支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以及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问题等。北方提出的有全国裁兵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五十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等。

在南方代表提出的各项问题中，国会问题是双方发生争论的另一焦点。南方代表根据军政府政务会议“必须坚决维持法治”的指示，表示不能让步。当然，南方既然标榜“护法”，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就不能向全国人民交代。可是北方所召集的安福国会，不但是段的政治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在维持安福国会的问题上，徐、段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从前朱启钤启程南下的时候，曾秘密向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让步到最大限度，徐就指出一切问题可以让步，国会问题不能让步。从这些情况来看，国会问题是南北双方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问题有导致和会再度破裂的可能。但是，这个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南北双方都不重视法治问题，他们所争的仍然是军阀官僚如何进行分赃的问题。国会问题在表面上虽然争论甚烈，他们却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一种秘密交易，打算把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起来，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的议案，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这个方案是由李纯提出来，取得徐世昌的同意，然后提交和会研究的。这个方案既能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能保全徐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同归于尽，谁也不占便宜。因此，南北双方在国会问题上已经找到了别开生面的途径，这笔秘密交易接近成熟。

但这个方案不是安福系所能接受的。前面说过，北方代表中有几名安福系分子插在里面，于是他们就向安福国会告密。四月十二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钱能训的“叛卖”行为。有人建议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忿然指出：“我们以前通过钱内阁，是以保全国会为条件的，现在我们必须打倒这个违反诺言的钱能训！”曾毓隽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必须提案弹劾总统。最后他们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公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4]。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当面质问徐，并由两院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另一方面，段祺瑞电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开火。但是由于曹锟借口在天津开会，必将引起外交团出面干涉，这个会议没有开成。

这是北京政府内部矛盾的一次大暴露。徐世昌、钱能训都极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

由于北京方面风高浪大，在上海的北方代表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请示得不到回答，会议无从进行。从四月二十九日起，他们只得打伙儿装起“病”来不到会，和会又转入到另一个停顿时期。

北京政府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准备放弃公开和议而与西南军阀秘密议和或者进行局部议和。早在四月九日，以林葆怿、莫荣新领衔的西南全体将领曾经发出一个“军人不干政”的联名电报，北京政府参谋总长张怀芝、陆军总长靳云鹏首先通电赞成，随后各省北洋军阀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张敬尧、田中玉等一致通电响应。张作霖在通电中说，他拜读了这个佳电，不禁“拍案叫绝”。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从来未有的一次大合唱。以前他们只有“电战”，而现在有了“电和”了。以前干政最力的军人，现在居然赌咒发誓，声明不再干政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是北洋军阀陪笑脸、拉交情的一套手法。北京政府授意他们采取这个手法，为直接议和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南方各省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势力，彼此互相牵制，而北方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势力，意见不能一致，所以他们徒然耍了一套花招，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加以“五四”运动大风暴发生，南北代表借口一致对外，恢复了正式会议，并联名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请其拒绝签字和约。但是这次努力也仍然找不到上海和会的转机，北京政府在段的劫持下不能有所作为，而且他们正忙于镇压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也没有心情来处理和会问题，因此和会重开后仍然保持僵局。

五月十三日，唐绍仪为了结束这个不愉快的会议，突然提出下列七个条件：（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结密约的有关人员；（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军队；（四）撤换声名狼籍的督军；（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在当天的会议上，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项，其余各项从长计议，唐绍仪认为以上七项是南方坚定不移的主张，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最后结束了这个无法解决问题的会议。

* * *

[1]　参战军已成立三师，师长为曲同丰、马良、陈文运，分驻北苑、济南、保定三处。原来决定担任第一师师长的傅良佐改任参战处参谋处长。参战机构所属军队，有西北边防军四个混成旅，旅长为宋子扬、宋邦翰、褚其祥、张鼎勋，分驻廊坊（第一旅）、洛阳（二、四两旅）、宣化（第三旅）三处。

[2]　1月25日，胡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27日胡与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到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分任右、左两翼司令。

[3]　张瑞玑于3月22日行抵西安。他是旧国会议员，由南方代表建议推为陕西划界专员。他到陕西后，竭力为陈树藩辩护，说他并未进攻靖国军，因此引起南方代表的严重不满。

[4]　梁士诒辞职后，李盛铎被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