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这一颗炸弹，震动了全世界，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局势。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后的国际间，对于远东局势的反映，值得覙缕叙述。
八月十四日（淞沪战争发生之次日），我外交部即向世界声明日本违反国际条约，谓：“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尽其能力，维持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其时，日本已不复为国联会员国，我政府即拟根据盟约第十七条之规定进行申诉，先于八月三十日向国联提出“事实声明书”，陈述日军开衅之经过，指明日本政府应负之责任；继于九月十二日提出“补充声明书”，正式申请国联援用盟约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处理事变。国联行政院以国联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曾设有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中日争议，遂交由该会处理。该会当即举行会议，并邀请中、日、德及澳大利亚参加委员会之工作。我与澳大利亚当即接受，日、德则表示谢绝。在开会期中，适逢日机在中国不设防城市滥施轰炸，即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议中决议，严正谴责日空军之暴行。此议决案复经国联大会于翌日予以通过，采为大会自身之决议。另指派若干国组织小组委员会，考察中日战争所造成之局势，研讨因此所引起之问题。小组委员会旋经开会讨论拟具报告书两件，第一报告书，就中日争议之起因，详为分析，考虑当事双方在条约上应负之义务，其结论谓：“日本陆、海、空军对中国所实行之军事行动，实与引起冲突之事件全不相称，且系违背日本所签订公约下所负之义务。”第二报告书，则郑重声明目前中日争议，并非纯系两当事国间之事，在某种范围内实与一切国家均有关系。就争议之性质言，日本即已违反一般条约上所负之义务，故此项问题不能由中日两当事国直接解决。应由国联大会发动会员国中之同为《九国公约》签字国者，于最短期内，设法召集“九国公约会议”。同时，国联大会应对中国表示道义的声援，并请各会员国个别援助中国。国联大会旋于十月六日通过议决案，采纳咨询委员会所送之报告书为大会自身之报告书。
英国政府旋商得美国政府之同意，于十月十日请比国政府出名，邀请《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京召集会议。（被邀者有英、美、法、葡、荷、意、中、日及加拿大等十九单位，定于十月三十日在比京召开会议。）被邀各国除日本外，先后答复接受邀请，并同意邀请德国与苏联。苏联当允接受，德国则以并非《九国公约》签字国表示未便与会。日本则以国联对于日本违背条约义务已有定议，羞怒之余，拒不出席与会。嗣会议日期延至十一月三日举行，先后集议数次。我代表声请与会各国，务勿以财政上、经济上之资源、军火及军用原料，供给破坏条约之日本，而对中国及时予以道义上、物质上、财政上及经济上种种有效之援助。当时与会各国代表，除意国代表外，对于日本行动深表憎恶，可也并不积极主张对日本采取集体强硬政策，予日本以财政上与经济上之制裁。仅于十一月十五日会议中通过冠冕而空洞的宣言：“就法律而论，此次冲突实与《九国公约》暨《非战公约》之签字国有关；就事实而论，实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有关。日本为干涉他国内政而使用武力，既无法律根据，且此项权利一经公认，将永为纠纷之渊源，在此种情形之下，各国不得不考虑其共同之态度。”意代表袒日，投反对票，瑞、挪、丹三国弃权。可是《九国公约》会议，虽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结束，而所谓“共同之态度”，只是一种态度而已，并无任何有力的行动。
英外相艾登于十一月一日在下院宣称：“帝国政府准备与美国共同行动，不在美国之先，亦不落美国之后。”又于十二月二日在答复反对派议员要求行动时，激昂地说：“倘使反对派议员诸公是主张制裁的话，我可以提醒诸公，可能的制裁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无效的，不值得实行；一种是有效的，即使不一定促成战争，亦冒战争的危险。我慎重地说，无论哪个国家，除非相信有压倒的力量来支持它们的政策，是不应考虑在远东从事那种行动的。难道反对派议员诸公，真正以为：目前的国联，只有两个大海军国家（我们英国和法国），已能算是具有那种压倒的力量么？各位必然完全晓得，那种压倒的力量并不存在。”比京会议在这妥协的暗影之下，审理中日争端，就因为这种妥协精神而完全失败。像这样不痛不痒的决议，倒反而更增加了日本军人的气焰！
中国诉之于国联的行动，到《九国公约》会议也完全绝望；抗战行程中，我们乃努力争取友邦的交谊，别开外交上的新途径。
首先伸手给中国，予以精神与物质的支持的是苏联。（苏联本来和中国是患难之交，帮助过中国的革命。）淞沪战事的第二星期，《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便于八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签订；二十九日在莫斯科、南京同时公布。两国重申一九二八年《非战公约》中之原则，即两方再行声明不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策之工具。两方依照此项原则，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又两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他方约定不得对于该侵略国予以任何协助，或有不利于被侵略国之举动。当西方的国家，在那儿发不痛不痒的谴责（日本）与同情（中国）时，苏联的援助，便于战事紧急中到来了；他们的援助，有飞机、重炮和军事顾问团。同时，远远地怀抱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堡垒线，作随时可以袭击“满洲国”的姿态，吸引了关东军主力在东北，使之不敢随便调动入关，有着消极的牵制作用。虽是苏联当时所付“六个月后参加作战”的诺言，并未兑现；他们的帮助，在抗战初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第二个朋友是美国。十月五日（淞沪战事正激烈时），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说：“最近世界政治形势日趋险恶，人类对于永久和平之期望，已为大难将临之观念所摧毁。其初系不法干涉他国内政，或违反条约，侵略他国土地；驯至今日，愈演愈甚；未尝宣战，又无警告或理由，而多数无辜之平民妇孺，竟横遭空军之轰炸残杀矣，多数之船只，正任意被潜艇击沉矣。”他严正指摘日本的侵略行为，并主张和隔绝疫疠病人一样，隔离“侵略者”。接在第二天，美国务院正式宣布：“美国已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行动不合国际关系之原则，并违反《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规律。”《九国公约》会议在比京开会时，美国愿参与积极对日本侵略的制止，禁运、抵货、财政或航运上的限制；若非英国保守党的政府因循敷衍，在那时可以收实效的。南京陷落前一天（十二月十二日），美舰巴纳号（panny）在南京上游二十九里处五和县境内，被日飞机炸沉，死三人，伤十六人。十三日美总统致书日皇，对被炸沉事表示深切焦虑。同时美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当局知道情势的严重，乃由日外相广田、驻美大使斋藤向美道歉，并赔款了事。其时，美国人民反日之情绪，激起了高潮，各地举行抵制日货示威游行。虽然切实的援助还在很久的将来，不过美国的朝野人士毕竟是同情中国，至少已来了道义上的支持。（日本轰炸中国的飞机和炮弹，炸弹的钢铁，都从美国输入；日本依赖美国的输入而对中国作战，这也是事实。美国商人的短视，后来自己又自食其果了。）
英国的姑息政策，一直持续得很久。上海第一颗炸弹的爆炸，破坏了英国的财产，危害了英国人的生命；日本海军陆战队为拼命阻止我军进展而放火焚烧的许多房产，很多是英国人所有的。日本飞机轰炸的铁路，是抵押给英国的；伦敦因此时常向日方提出抗议。可是英国一切保卫它自己利益的努力，就被日人看作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捣乱行为。上海战争开始不久，日本就发动大规模的反英运动。在东京的《读卖新闻》上（军方的报纸），一个激烈的作家说：“从事战争的是日本与英国，中国不过供给战场而已。”那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所乘的一部汽车在从南京往上海的途中，为日本两架飞机（在距离上海约五十哩的地方）所扫射。英使所乘的汽车，车顶铺着很大的英国旗；日机偏用机枪扫射，许大使受了重伤。伦敦立向东京提强烈抗议，要求正式道歉，惩凶，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东京有意挑衅，对英国的照会迟迟不答。英国送出照会的第二天，日机袭广州，其地和香港不过一衣带水之隔。东京《国民新闻》载着一篇显然为军部所授意的文章，说：“我们的海陆军，不像外务省，毫不恐惧英国。广州的空袭已使英国人大为恐怖，因为英国资本集中在广州。因此，对广州加以有效的空袭，是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途径。”那年冬天，英国的战舰和商船常常为日本的飞机和野炮所攻击，十二月十二日，美舰被炸沉的一天，有六艘英国船只同时被炸。日本虽赶快对华盛顿道歉，而对英表示“不胜遗憾”的照会，有意延至数星期之久。（那年冬天，东京煽起普遍的反英情绪，一个包括许多众议员的时局讨论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军对于外人在华利益，加紧压榨，英国是主要的牺牲者。可是英国当局还是坚守他们的绥靖政策，霞关与唐宁街不时表示妥协与善意，友谊的保证交错在血腥斗争当中。英国所准备造成的“东方慕尼黑”局面，我们还得付极大的代价。（以后还得详细说到我们的困苦。）
（尤脱莱说：“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英国的政策渐渐转向到给予中国以更大的支持，可是很少有物质的援助给中国。英国一直是非常恐怕触怒日本的感情的，它和以前一样，渴想在日本胜利时能得到它们的好感。希特勒，在官方的声明中支持日本，可是继续让德国的军火出售给中国。英国在整个政策同情中国，继续帮助维持中国通货的稳定；可是在军火方面，却不大卖给中国而继续以军需品供给日本——发财的是加拿大和澳洲的矿商，不列颠的金融家，以及英国其他部分的资本家。现在它一面发财，一面希望能维持足够的日本好感，使它不致攻击上海的英国利益。英国显然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到日本疲竭到如此地步，它可以轻易地以压力强迫它至少吐出一部分它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形下，都万分情愿商谈一个决定，让日本完全控制华北，只要它不碰到上海和中国其他部分。”）
在抗战初期，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孤独的；欧美列强都忙着料理身边的问题，还没工夫来关心远东的大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