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夏天，我因友兼师余英时教授的推荐，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于6月全家迁居于麻省剑桥，自此有机会与所长费正清教授接近。
费教授是美国研究现代中国的开山老祖。我在密歇根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早闻大名。他的一部名著《美国与中国》也给我大开眼界，读此书才知道美国政坛新闻界与学术界对中国有一段共识之由来。况且我作博士论文的指导者余英时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也都是费先生门前桃李，于是我也和很多其他学中国历史的一样，自分只是“三等僧众”，以能与大师直接接触为幸。
也真料不到费先生真能谦恭下士。1970年的夏天，天气奇热，研究所所在的柯立芝大厦的砖墙正当西晒，当日尚无冷气设备。一天下午，我独自在一间研究室里解衣宽带赤足。突然有人敲门，仓猝开门，迎面竟是费公（和他接近的研究生都如是称他，一班学生则将他两个名字颠倒，呼之为king john）。我还没有去拜访他，他倒先自我介绍：“i’m john fairbank．”同时他又带来门下一位博士候选人居蜜女士。居小姐研究明代社会史。费公就和我说：“你对明史既有心得，不妨给她指点。”所以我未行弟子礼，倒已先被作幕上嘉宾看待。
在美国学术界讲我有如“非科班出身”。因为弱冠期间刚入大学，随即投笔从戎，以后在部队里待下十余年，体验过扪蚤吃狗肉各段经历，也曾装腔学做粗线条的硬汉子。自是再回头念书，也免不了在很多地方支吾将就，而尤以外文为甚。我虽然也曾上过美国的参谋大学，可是始终没有将英文有系统的培植得妥当。总是道听途说，满以为无师自通，实际上很多地方马虎松懈。而在哈佛的几个月间也真得到大师费先生一再的指正。中国之方志英文为gazetteer。如果我在稿本上错拼十次，费公也用红笔给我纠正十次。毫不轻松放过。“物资”则为material。如果提到时只是一种笼统的观念，有如泛称原料则为单数。如果涉及各种建筑材料，有如砖瓦油漆则为复数。如果我稿本上有任何差错，费公尚在纠正之后，仔细说明原委。这时候他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候选人和像我这样的外来访问学者已不下一二十人。他自己还在修订《美国与中国》之第三版，有时候尚应各界邀请撰写书评，在电视前发表谈话，而仍然有此耐心，也真令人感佩。
我那时的工作，着眼于明代财政。我既已用“明代之漕运”作博士论文，也参加过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主持的《明代名人传》之研究工作，又曾在教书之余将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实录》浏览一遍，更曾往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翻阅明代方志。积下来的资料，也算盈筐满箧。至此想写一本专书。虽然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猜想只要努力加工，应仍能及时交卷。在哈佛的另一好处则是成书时例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此乃美国汉学出版品之精萃。华裔教授中之闻名人物如何炳棣及刘子健都为执笔人。所以我虽非常春藤大学之科班出身，也指望所著书杀青，登上龙门身价陡增，不难在纽普兹学校加薪升级。
1970年乃是美国学潮起伏之际。五月初，俄亥俄州之肯特大学即因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游行示威和弹压的州卫兵冲突，酿成流血惨剧。可是麻省剑桥却反是风平浪静。哈佛的各部门呈现特殊现象者为职业介绍所及雇聘处。大概每年一到夏间，此间教职员学生和眷属多往他处游历或研究，外来的学生和家眷等又莅临进香膜拜，出进之间，各种工作、尤其是临时性质的书算等职位，必有一番更动和交代。此外哈佛广场某晚有青年男女十余人，头发剃得奇形怪状，身穿褐色、黄色袈裟，也不知代表何教何宗，只是手执小铃“锨，锨，锨”地向人化募，而旁观看热闹的多，化缘的少。此外则虽是游人如织毫无其他特殊形象。
我的工作大要是将业已收集妥当的资料筹备整理翻写为英文。即使有时候须往哈佛燕京图书馆翻阅补充资料，这样的出处不多。一般的工作可以在柯立芝大厦内闭户造车。原来我的计划是将所写书包括整个明朝，上自洪武永乐下迄天启崇祯，注意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注重税收中晚期以银代实物的影响，可是费公严格地指出，那样牵涉过多，内容必泛滥无边际。他一向的宗旨，学生的论文不管题材为何，所概括的时间不过二十年，这样才能紧凑扎实。后来我一再辩论明朝的资料与19世纪不同，才折衷将预定的书刊所概括的期间限在16世纪。费正清先生又说：“你专注于16世纪，并不是其他的时代一字不提，同时你把16世纪写得好，则应当答复的问题必已找到适当的答案。”后来看出这些指点都说得对。
我写的第一章可算一帆风顺。其对象是明代官衙组织及各单位与财政税收的关系。关于明代官衙组织，早有先进学者贺凯教授（charles o. hucker）惨淡经营作成专书。写历史总是“后人骑在前人肩上”。他的一生著作我只要仔细拜读，半年也可得其梗概，因之引用起来，不觉即已事半而功倍，何况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府州县三级地方制本来就有它的层次和程序，所以纵使他们每个机关都预闻财政与税收，叙述起来仍不会杂乱无章。我给费公看的稿本经他褒奖，“你写得好，既正确又明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作历史的重点在“分析”而不在“描写”。这一点却伏下了我与他的关系日后发生隔膜之一大主因（见他1970年7月8日来信）。
7月中我交第二章稿时，情况已不如以前的完满了。首先他给我的评语（手写）即是牵涉过多，缺乏组织，我自己再读原稿，也确实如此。我再花了两个礼拜的工夫，一度改稿，也加入了一套数字，再附一段短笺，对我自己注重描写的立场有了带防御性的辩护。费公给我的答复更使我读来悚然。“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他给我如是坦白的写着。最后他说今后这稿本让一个第三者阅读，因为他是经济史专家。
原来哈佛东亚研究所是一个跨越各院系的组织，所引用的研究费用，也按各部门分配，即是像我们访问学者所作研究之成果，也代表各不同院系教职员的功业。这样一来，问题可麻烦了。给我看稿的经济专家暑期周游国内外，8月初回剑桥，他给我第一段评语即是：“作此等书务必先根据人口统计和耕地面积的确实数字。黄的文稿无一项可供读者抱有信心的因素。”我知道此人自己的著作一向以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为依归。我曾到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对谈。他不能对我给传统中国的看法存信心，我也不相信他所掌握的计量经济学之万能，竟可以代替古代中国的历史。我和他说及不仅今日我们无法确知明代的耕地面积，即是明朝皇帝和户部尚书也不知道其确数，否则即不会有张居正丈量所发生的问题。我又对他说：“你这样不是要我做历史家，倒是责成我做财政改革者（fiscal reformer）了。”这当中有一个历史不是说明为何如此的发生，倒先要主观的咬定“应当”如是的发生之存意。至此他也笑了。
可是东亚研究所的安排如此，因是也不知道是他使我的写作徒增障碍，还是我使他的生活由简单变为复杂。我听到他在接过我的电话后叹气，也无从断定我给他的麻烦是否超过他给我的烦恼。我曾向费公建议明代财政史不属于经济史，因为当日的财政税收不按现代经济的原则。言外之意，若是要找另外一个评论者，也要从汉学里有根底的人中另觅高明。这样的建议，又等于由一个外来的人干预哈佛大学的行政，也使费正清所长无从接受。而最重要的，我的文稿也确实表现我的弱点，跨地过广固然是资料使然，但是我的陈叙缺乏严谨的组织也是事实，读来总是不顺口，要是我没有这些弱点，还可以指望费公的袒护了。
1970年8月，我陷于生活里一段危机之中。纽普兹学校听说我得到研究费，“不久即有专书在哈佛大学出版”，已提议给我升级为正教授，而这时候东亚研究所给我的一万元花费将半，九个月的时间也耗用了三分之一，而拟定所著书尚无头绪。哈佛的专家尚且建议我放弃笼括明代财政税收的想法，专注重于官僚组织之作风。他的着眼不是完全无理，但是他忽视了我已搜集的材料和准备的工作（例如全明朝八十九个户部尚书的传记）以及另开门面的工程浩大。
此外我更有一段切身的困难。我们租住奥浦兰路（upland road）的房屋只及于暑假的三个月，9月将届，房东回府。我在其他各处寻觅的房舍，因值哈佛开学的正常季节，所索租金非我的生活费内可能从容支付，并且合同统为全学年无一例外。我在东亚研究所的临时位置，只及于夏季和秋季学期。预定明春我仍须回纽普兹授课。在纽普兹所租公寓房间也不便放弃，倘放弃则明春寻觅栖身之地也更为不易，况且内中的家具也无法安置。8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我又去见费公。这次我没有去他的办公室，只待候他中午去餐厅进餐时在走廊上拦截他。即是今日我回忆至此仍然感到当时的尴尬。我申请研究费已经表示写书发表胸有成竹，不意到剑桥后不能兑现，既生枝节，又有支吾争论，现在工作尚无头绪，更要请他对生活问题通融照顾，不免忸怩。
我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将家眷送回纽普兹，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一半在家中做，每两星期后来东亚研究所住留两星期，以便引用图书馆并且和他接触。他的淡蓝色眼睛对我看着约半分钟，可见得这问题也仍须考虑。可是他一经思量就很快的答复：“这有道理（it makes sense），你写一封信给我，将你的建议放在纸上。”
费正清在麦卡锡整肃左派人物期间受威胁，而即在经理哈佛东亚研究所的时候也要顾及各方面的倾轧。学人虽属自治团体，可是里面的争吵不休，中外一样。费公也亲自告诉我他的处境艰难，所以凡事都空口无凭，有书为证，确有必要的顾虑，至此我也更体念到我提出回家工作的要求时，他迟疑了一会之由来。以后我再回想到当时情节，仍免不了愧疚交并。
三天之后，我的申请得到他的批示。他信上说，这事向无先例，可是只要我的工作因此安排而有效率，他就想不出有何原因不予同意。因为颁发研究费的目的只在促成我的工作，使我能早日成书。
自此之后我于9月中，10月中，11月中和12月圣诞前夕都去过麻省剑桥，每次交稿卷一章，1971年正月之后，纽普兹已开学，我的最后两章书稿用挂号寄去。我的允诺每次到哈佛居留两星期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做到。只有第一次住了十天，以后我看到无人对我来去存意，也就将时间缩短以节省旅费，增加工作的时间。这多次的来去也没有惊动费公，只有11月中的一次他留言他的秘书，叫我参加他当晚家中茶会，那种集会纯系社交联谊性质，我难得如此轻松的机会，所以当场彼此都没有提及文稿一事。我最后将稿寄去时，则知他已去南美洲。
为什么我回纽普兹之后突然秃笔生花，写下来的各章也有体系，以前的结构问题都不存在，以致出版后获得一致的好评？这决不是此地山水钟秀。原来我在8月间的一天，危机的成分尚未解除之际，心内焦急如坐针毡，只好放弃一切写作在街中信步走去。穿过波林士顿街的宿舍区之后即转入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循着查理河东行，更因为内心的逼迫，只是越走越快，未顾得街上情景，也忘记了路之远近。及至陈家餐馆（joyce chen）已是汗流浃背。在餐馆里既喝热茶又灌冰水，更因着室内冷气一身清凉，也不知灵感如何产生，只是此时此刻之后，对于写中国历史已经启发了新的南针。大概这问题在脑内郁积已久，又感到逼迫，才有了今后的决心。
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循着这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分科的办法只能在写出历史之轮廓构画已成之后引用，不能在以前引用。因为这些分科办法已是欧美社会业已现代化之后的产物。假使我们依靠它们作出发点，仍脱离不了历史“应当如是”衍进的窠臼！
例如以明朝治理财富的立场上讲，我们首一要务乃是树立这种离奇古怪的制度之本身逻辑，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诸般需要，在现代科技尚未展开之前，即已创造了一种中央集权的体制，此时骂它无益。我们务必想象此时统计尚弄不清楚，一项文书动辄就綦时一月才到京师，主政者如何能贯彻这中央集权的宗旨。其答案则是大致以保持现局为前提。对外隔绝，以避免其冲击的力量。不主张各地区的竞争，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以落后的单位为标准，不以最前进的部门为标准，因此才能保持内部的均一雷同。推而广之，以仪礼代替行政，用纪律代替法律，只要外间的形貌过得去，用不着考究实质上的功用。所以同一财政上的名辞，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代表不同的事物，财政单位也可以有收缩性或扩张性。此中好坏不说，总之这些原则综合起来也成系统。又因为以上诸般原则，并没有由前人明白道出，写历史的人最好先找到一件具体之情形（case history），从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形，推论而为抽象之原则。
此后不仅《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根据这方针写出，而且我认为传统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一观念也因此而产生。以后写出的《万历十五年》更是整体的引用上述方案。骤然看来这是与费公治学的方法背道而驰。他重分析，我重叙述。可是在我执笔作书之前，脑内也必经过一重分析的阶段，不然我无从发现以上诸般原则，如果我写的历史能算有创造性的话，这也仍是因为他不肯随便通过我未成熟的作品，因此被激励而产生。
此项写作的方针既定，1970年的秋季和冬季，我夜以继日将以前业已搜集的资料整理翻写成书，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周七日，除了来去剑桥之外毫无间断。纽普兹的朋友以为我仍在哈佛，所以我们也无人打扰。我每天穿睡衣浴袍，至晚则和衣而睡。午饭和晚餐即由内子将刀叉盘碟接递到手，餐桌即成了我的书案。发长也不剪，应看牙医也延期。每天早上我害怕我的打字机惊扰邻居，好像只转瞬间，下午的斜阳已在庭院。公寓内外的小孩子业已放学，他们的嬉笑使我知道当天工作的时间业已用去大半。这期间缺乏哈佛经济专家的批评，使我能专心一志的工作，更是逗留在纽普兹的好处。我和内子说及将来成书后，费正清先生可能尚有议论，可是这是以后的事。如果我们争论不决，到头一事无成，反而辜负他的好意更多。在这期间我也仍给友兼师余英时知道我著书的进度。
《财政与税收》全部文稿交出后，我写信给费公，如果哈佛东亚研究所对文稿有何问题，我可以在接到通知之后二十四小时内来剑桥当面答复。可是至此并无只字回音。春假之后，1971年的上学期又飞快地过去，夏季来临又无消息，于是我将复本寄英国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d. c. twitchett）问他是否可以询问在剑桥出版之可能。崔本人是《唐代财政史》的作者，我曾和他在学术研究会上认识。他的回信，立刻可以使我欢欣鼓舞。他善意的恭维我说，他自己在这文稿里“学习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项。他的结论说“虽说我不能替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可是我想你把引用书目和注释整个寄来，他们会高兴接受的。”
这事我没有通知费公。我只想待到明年一月，则全稿交出整一年，到时哈佛仍无消息，我才可以名正言顺的请求将原稿收回。可是也料不到我和英国方面的接触仍未妥定的当头，1971年10月（去我预定的一年早三个月）我突然又接到费公的一封短柬。他信上说他一直事忙，不知道我文稿的下落。至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信给他，说我已在另觅出版社，只是没有提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崔瑞德，我诚恳地告诉他，我和他的评论人立场相去过远无法合作，“如果这样拖下去可以拖上很多年，只有使彼此不快”。我又继续说及我虽和另一出版社接洽也并无定局。如果文稿被拒绝，可见得他的评论人对，我无话说。可是真有机会在外出版，“则我的书如像一朵野菊花般的开得旺盛，既不在您的庭院之中，您也应为之骄傲，因为您是最初的浇水人”。这封信寄出后我如释重负。本来在《哈佛东亚丛书》出版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不是访问学者的义务。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给我私人善意的照顾，则是另一回事。即算我负费公，也还是如此光明磊落提出的好，当时总以为这事已就此收束。
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后，再接到他的一封信。费公说他对我的文稿仍旧感兴趣。他已和我的评论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无着落的话，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essays on m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这当中也有一段解说：当我还在哈佛与评论人争执时，他说我的文稿只是“未完成的论文”（incomplete essay）。我就反驳任何历史著作都可以视作未完成的论文，即是吉朋的《罗马之衰亡》亦复如是。其实《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成稿时已二十四万字，附有二十六个数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释，每段注释都提到两三项文件，当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项出处。除了田赋盐税兵饷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监与泰山进香的收入、铸钱的情形和淮河里制造粮船的实况等，其好处则在其详尽。我无意任之分割碎裂。可是费正清的来信，显示着以他学术上的声望地位不说，只因着哈佛的经理，斡旋于两个意气用事的人之间，极尽其容忍，令人心折。
《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在英国也受了一段折磨。即临到最后排印期间也因为阿拉伯人的原油罢市，英国能源短少，全国工作减半而停顿。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书时已是1974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给费公，表示对他的“尊敬、景慕与感激”（respect, admiration, and 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来费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国实质上的领导地位，虽然他的文字仍见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间常出现于电视，可是他的言辞已失去了当年的斩钉截铁、锋芒毕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说“国家”一字不见于传统中国之字汇。又说国民政府戴上了“双焦点眼镜”既复古也维新）。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请他支持，他答应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可是三年后他知道我在纽普兹被排挤失去职位，曾不待我的央请，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现任中西部一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给我电话，不待面试愿意授我职位，只是我也有原因辞而未就。
他的自传《到中国去》（china bound）出现于1982年，虽然内中也有很多有兴趣的段落，只是也表现他为优秀主义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风采翩翩受过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学的人都有优秀主义的趋向，连我自己在内。但是以这种态度对付现今中国广大的群众运动则非常的不协调），也暴露了他对蒋介石的愤怒出于感情作用。书中也有对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亚索甫（alsop）、李约瑟（needham）和一位台湾的官员（未具姓名），书中提出他在哈佛费公给他不及格。
费正清先生给我两点最大的启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师蒋廷黻的判断，认为不少的中国人对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对中国内地实况却反而茫然莫识。另一则是中国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现代化亦会保持她的特色。从这两点启示，我可以对中国前途保持乐观的看法。不少的人没有领悟得到，中国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决定，其实则领导人物无不迁就下端。自我从军时在内地的 情形，只眼看来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刻下中国已逐渐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转。还有些人不仅对中国期望过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后果也是极端的西化。这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经过美军占领，战后改造全受美国指令，到头日本并没有成为美国之翻版。所以今日中国纵有千百种不如人意之事，只要步骤上是朝安定康乐的大方向走，我们应当鼓励协助其完成。这种乐观的看法，已不复见于费正清最近之书刊。
我给费公最后的一段短柬自称为“不听指示的学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认我负费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众，我仍要说我受大师费正清先生诲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时报周刊》三四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