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方在波士顿遇见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后聚谈到十点半，他辞别了出来。朋友原来邀他在旅馆里住夜，他辞谢了。在夏天像奥顿这样的旅舍，单人房间起码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卫方每一旅行就失眠。与其辗转反侧地纠缠着枕头和床单挣扎，还不如星夜回家，说不定在巴士上还可以若断若续地坐着打盹。
在车站里，他发现洗手间在地下室。但楼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把守，来人非持有车票，不得下梯。
上下楼梯之后，卫方还想到当晚他和朋友在奥顿的餐室里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鳕鱼，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 special）。他们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几分钟就走来问。
朋友告诉沾米，海味煎烹得过度。“抱歉。”沾米说着。卫方在旁边没有明讲的则是鳕鱼味同嚼蜡。付账时，朋友在账单上签了字，另给小账三元。沾米取过去，初时并没说什么，过了三四分钟他又回来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账单与小账的胶型碟子。“先生，”他告诉朋友，“你的签字没有注明房间号码。”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间号码加写在签名之下。这时候，三块钱小账仍在碟里，沾米就趁着这机会做文章。“先生，”他说，“难道这里的服务这么坏？”
“什么？”东道主已经把笔放在口袋里，很惊讶地瞧着沾米。
对方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很理直气壮地陈述：“你给的小账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当面被抗议小账给得不够，这是第一次的经验。可是，这是沾米的世界，小账已是分内应有而不是额外施恩。他又不能原谅这两位资深公民之年老无知，重复地说：“这小账不及十分之一……”
卫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当他的东道主胸前挂着飞行员和降落伞的徽章时，对这种质问的反应，现在到底是经过圣命的牧师（ordained minister），此一时彼一时也，态度自然不同，他从皮包里找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碟子里，才把三张一元钞票收回。沾米对他的抗议算是得到圆满的解决，低声哼着道谢退场。
波士顿到纽约的巴士挤满了旅客，有些人在车门口站队达一两小时，就是想要占得座位。卫方上车时已经找不到座位，后面还有三十个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辆车，但是这时候司机用扩音器叫乘客将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怀抱中，“如果一个人占着两个座位，就要加买一张票。”这样的呼唤之后，卫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边，她被迫将一个约三四岁，正在酣睡的孩子贴着自己抱起。
最后还有一位太太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占着一个座位。司机走上前要她买票。
“照规定他不需要票。”她辩着。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司机紧迫着，还站在旁边不去，这位太太意态怏怏地也把小孩贴身抱着。司机算是替走廊上最后一个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点人数，又向传音器里说了些话，巴士才离站，至此已近半夜时分。巴士脱离了波士顿市区，进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么时候，他真的打了一阵盹，醒来只听着司机大叫。“哈特福！”此时只有一位乘客下车，座席也给一位新来的乘客接替。卫方又在朦胧中继续他的旅程。再醒来时，巴士已入纽约州。外面的雨已经停了，沾湿的树叶在路灯之下带着晶莹的景色。自从1974年卫方已成为美国公民。提到美国好的地方，卫方是毫不犹疑的。在他所著的历史书里，已经说明抗战后期，中国是靠美国的支撑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也记着1950年间在美国南部旅行的时候，车站的洗手间没有派专人看守，却有“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区别，任何地方都是分作两处。即是饮水的喷泉，也标示着colored和white，真是泾渭分明。
巴士在清晨四时半到纽约汽车总站（port authority terminal）。下车之后，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象。偌大的纽约总站，只有灰狗经营的地下室一部分开放，有警卫守门，只让有票的人进来。候车室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人在地上躺着睡觉，也有人靠在楼梯旁边看报纸。
提着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经问明白了：第一班去纽普兹的车在清晨七点出发，车站在六点半才开门售票。离现在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这时候街上虽有车辆行人来往，但所有的店铺全都关着，即使咖啡店也是门扉深锁。他抬头望着很多的摩天楼，又兴起今昔之感。卫方第一次到纽约时，全部的建筑都是钢骨水泥，现在却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筑的外表了。
沿着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着建筑物走。因为有些无家可归（homeless）的人正傍着墙壁睡觉；有灯光的一片地方，则有不少街头的叫花子。
他不能过度的发牢骚，诉不平。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种时装美术艺术表演展览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难，只要在这几平方英里的面积内打开门径，无一不获得生活之满足，物质上的报酬也很实际，十万百万随手而来，也不分人种国籍的畛域。他也不能过度的代街头搭地铺讨饭吃的人申冤。美国现在可算“全部就业”（full employment）。到处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广告。不然像沾米那样的侍者，要是记挂着饭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资深公民的顾客面前讲小账不能少过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于报纸杂志上有时还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业人数，则有专家分析其咎在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数则是无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说得不好一点，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仍旧踯躅于街头的人，也就是没有出息。在重视成功的社会里，他们只能被称为失败failure。
卫方也索性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踯躅于纽约的第九大道与四十二街之间？又何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尚在侃侃而谈，闲坐着吃龙虾，今日则自己扛着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账？
虽说闲常他有这样的想头，可是又不愿如此衷心的糟蹋他自己。
他也不愿争辩在经济景气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会还是在各人本身。他认为两种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争论，他就会被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中去了。他学的是历史，这时候他希望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现时政治保持距离，可是历史承先启后，又不能和今日不关痛痒。同时他看到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一个大问题：刻下美国和很多亚洲国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冲突已属次要。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制成品侵入西方的市场，使美国对外贸易，产生收支上绝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静气的根据数目字谈判。惟独两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产生更大的差异，至为可虑。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同时提倡资本主义，日本人却将神道的宗旨渗进了他们的生意经里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国一样的在实行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城市国家针对内外情势严格的主张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谦”和“一国兴仁”的办法就和美国的新闻界造成一个势不两立的情势。
卫方之所谓宗教，有一种广大的含义，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与无形的成分，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后的”宗旨，又牵涉很多人众，即不妨以宗教视之。这样看来，神道也并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个字笼罩之。即是穿鲜明净洁的衣服，反映着山川自然之灵气，甚至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恩义观念，只要在这种美术化原始型的条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现着既简单又真切有力的风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国人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赚钱之外，还要各人在其行动之中，反映着他们国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而然的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集体的效果。有些日本人还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种优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之趋势。
新加坡的华裔公民占百分之七十。如果他们都以短视界的立场，坚持狭义的本身利益，也真可以暂时颐指气使，把华人的地位捧上云霄。只是处在一个亿万的印度人马来人回教徒之人海中，短视界的作法，很难有成果，而且贻害子孙。好在儒家思想“柔远人，来百工”，向来一视同仁，也是中国人的历史性格。现在新加坡决定用这种态度当作立国精神，甚至将南洋大学原来专用以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之教育场所一并封闭，要他们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如果将一个行政上的大前提，处之如宪法精义，也不容争辩，看来就有宗教上的硬性了。
很多美国人没有想起的，他们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种历史产物，也有北美合众国的特殊性格。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视作自由，一为freedom，一为liberty，前者带有浓厚的宗教意义。17世纪的清教徒，在其旗帜之下，深信他们个人接受了神之启示（calling），远渡重洋，来北美洲披荆斩棘，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挥到极端。后者追溯其根源于欧洲之中世纪，起先封建领主将城市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授予市民（burghers）等到经济发展成熟才普及于全民。美国得天独厚，也可以说是将一个已经试验有效的组织与系统，施行于一个空旷的地区。可是也还要经过无数的奋斗，最显然的则是四年的内战，当时双方都认为为自由而战，北方固然认为解放奴隶是一种解放运动，而南方也认为抵抗强迫就范的威胁是他们做人的第一要义。所以至今内战的历史仍为美国人百读不厌的题材。至于美国人在海外为自由而牺牲，已经用不着说了，旅游者只要看到各处的美国人公墓，就可以想得起。
卫方已经走过十一大道，他才折回东行，这时天已微明。他知道本身自己决定为美国公民，不可能与自由的宗旨作对。可是他觉得不顾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推行自由为不合实际。自由是一个极为广泛而抽象的名辞，在古今中外一向就为人滥用。今日亚洲诸国除旧布新，只能根据自由平等的大原则之下，让他们各自发展他们的国家性格，不能由外界干涉，使他们的群众运动，变成一个四不像的改革（unstructured form）。次之则以美国的尺度衡量亚洲，往往做得文不对题。今日美国公民享有之自由乃是社会分工合作进展到某种程度，法律赋予各人权利与义务之一种保障，包括各种特殊情形，并且仍在流动状态之中，也仍在不断地修正。要是其他国家的经济条件尚未发展到这种度，就要实行同样的自由，首先就费力而不讨好，万一侥幸让有些人获得如此之自由，他们即将之翻转为特权。刻下很多华裔青年，接受诸般误解，生活没有宗旨，甚至走私贩毒，结成犯罪之帮派；即是今日华尔街证券市场之舞弊，已有华裔参加，这都是他四十年前初来美国之所无，难道这不是滥用自由的例子？
等到车站将各种链条撤除，各处门窗店铺大开的时候，他到阿庄力克公司的柜台上买了票，顺便又去隔壁不远一家点心店，买了一块黑草莓蛋糕，他的早餐。这店里却无去咖啡因之咖啡，于是他又从自动楼梯上了一层楼，那里有一处小食店，在那里购得他要的饮料。掌柜的女店员是亚洲人，看样子也是华裔。
“六毛五分钱，”她说。突然，她看到卫方手里的纸袋，内盛黑草莓蛋糕，乃楼底下店内之物。“喂”，她指着这袋向卫方警告，“你不能在我们店里吃这些食物！”
原来这店里也有它自己的点心，也有空桌子让顾客凭站着吃早点。当然它有权力拒绝来客用他们的家具，去帮助楼底下的竞争者赚钱。卫方很诚恳地解释，咖啡与点心都准备在巴士上用。
他又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才匆忙地奔去楼下的候车室。他左手抓着两个纸袋并报纸，右手拇指稳定着挂在肩上的行李袋，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的乃是阿庄力克的汽车票。如此他可以及时站入乘客的行列中去，用不着掏腰包。
他已经站在庆士顿和纽普兹的乘客阵容里了，可是他还是想着东方与西方，美国和亚洲。
这中间之不同已经展开成为一种宗教问题。清教徒在麻省登陆已经快四百年，今日很多的美国人，已不常到教堂去做礼拜了，可是“我的良心只有神知”的观念却已经透过三百多年来无数的历史事迹转化而成一种社会力量，把持这种观念的人，当然要尽力保卫各人的独立人格，因之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到最高峰，这也是使卫方在年轻时代醉心于美国之一大主因。可是这种想头也容易使各个人所想象的宇宙限于自身的人身经验。在今日一种带收缩性的世界里，这样的宇宙观是否合适，甚成疑问。
当司机开始收票，乘客每六七秒钟向前走一步时，他更猛省地记起，他想发表的意见不易被人接受。“什么，”他可以预算到对方反应，“你打算传播东方及集体性的哲学（philosophy of collectivism）？”
卫方无意传播东方之集体性的哲学，他只希望这样一个世界能够依然存在。这也没有超人的见解，他想今日之资深公民必有很多与他有同样的想头。他为人父已二十多年，曾看到不少的美国父母带着他们的子女，去参加小狐童子军cub scouts、芭蕾舞、幼年棒球队、软式棒球队。纵使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又纵是他们都不明言，总也不能离开一个心有同感。
现代的中国人，很少的会以赎身超度（redemption）的观念，或因个人与神之特殊关系之下祈求永生。可是据他所知，一种父以子继、兄以弟继的传统却仍然壮盛。换句话说，他们都在血缘关系中祈求永生。如此则必须现有的一个世界依然存在，于是也必须延长扩大个人的宇宙观。这种想法是否可以与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并存？他希望如此。
他衷心地希望如此。在二十四时之内，兜了一个大圈子，走了五百多英里路，看到了数十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当然内中仍有不少个人的想法，只是始终没有忘怀这样的一个念头。
1990年7月《广场》第二期
1990年9月1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