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诗的区别——词非“诗余”——词的来历——胡夷之曲与里巷之曲——新曲的创作——《回波乐》——李隆基——李白——元结——张志和——《调笑令》与《三台》——刘禹锡与白居易——《闲中好》——温庭筠——李晔、韩等
一
五七言诗在唐代，时见之歌坛，但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可歌。诗人们每以其诗得入管弦为荣。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的故事，即是其一例。唐代可歌的曲调，有词传于世者绝少。崔令钦的《教坊记》，共录曲名三百二十五，为词人所袭用者不过十一而已。在这三百二十五曲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今已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即唐代的歌坛上，所用的歌曲是极为繁多的，在其间，五七言诗体，也往往“合之管弦”。到了后来，便专名这种可以入乐或“合之管弦”的歌曲为“词”。故后来“词”中，也有《南柯子》《三台令》《小秦王》《瑞鹧鸪》《竹枝》《柳枝》《阿那》等曲，原是七言的律绝体。所以，我们可以说，“词”乃是可歌的乐曲的总称，而五七言诗则未必全是可歌者，必须要“合之管弦”，方能被之声歌。
论者每以“词”为“诗余”。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诗之外又和声，则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也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百四十）他们是主张词由诗变的。其实不然。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长短句的产生是自然的进展，是追逐于新声之后的必然的现象。清人成肇麟说：“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抑扬抗队之音，短修之节，运转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而终乃上跻于雅颂，下衍为文章之流别。诗余名词，盖非其朔也。唐人之诗，未能胥被管弦，而词无不可歌者。”（《七家词选序》）这话最有见地。
二
词的来历，颇为多端。但最为重要者则为“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往往有其很悠久的历史。若蝴蝶然，当其成虫之前，必当经过了毛虫和蛹的阶段。词虽大行于唐末、五代，然其酝酿的时期，则已久了。中国音乐受外来的影响最深。汉代乐歌已杂西域之声。及六朝而更盛行“胡夷之曲”。《隋书·音乐志》叙此种情形甚详。《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这可见“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词调中，受这种影响最深。我们或可以说，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来的歌辞。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辞皆已不传，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故我们于唐末、五代词外，便绝罕得见以前的乐“词”。
因为受了新的“胡夷之曲”的排斥，“古曲”在唐代几乎尽失。《唐书·音乐志》谓：“自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等八曲。”
“里巷之曲”亦是“词”的来历之一。如《竹枝词》《杨柳枝》《浪淘沙》《调笑》《乃曲》等皆为南方的民歌。刘禹锡说：“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刘宾客集竹枝词序》）又如张志和有名的《渔歌子》，也当是拟仿当时的渔歌而作者。
初期的“词”，大约只是胡夷、里巷之曲的拟仿。但到了后来，便有自制的新声出现。欧阳炯说道：“《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花间集序》）所谓“豪家自制”，便指的是音乐家们的创作了。这些创作的新声，在词调里也有不少。宋人尝写“自度曲”。直到清代，也还有所谓“自度曲”者出现。
三
最早的“词”，或追溯到六朝时代的“长短句”。但“长短句”，即在《诗经》里也有之。这里所谓“词”，则是专指唐以后所产生的可歌的新声而言，故不必远溯到唐以前。武后的时代，是重新声而“不重古曲”的时代。李景伯、沈佺期和裴谈所作的《回波乐》，恰好是“词”的前驱。稍后，有张说的《舞马词》六首，崔液的《蹋歌词》二首。唐明皇（李隆基）最好新声，他自己且是一位大音乐家，其所作《好时光》：“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正足以表现出那个花团锦簇的开、天时代的背景来。
这时代的大诗人李白，相传也作词。《尊前集》收他的词十二首，《全唐诗》则收十四首。在这十几首词里，误收者当然不少，像《清平乐令》等显然是不会出于他的手笔之下的。至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二首，则辩难者尤多。但这二首“绝妙好辞”虽未必是白所作，其为初期词中的杰作，则是无可置疑的。
元结有《乃曲》五首，张志和也有《渔歌子》五首，当都是拟仿里巷之歌的。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唐肃宗时待诏翰林。后被贬，遂不复出仕，自号烟波钓徒。著有《玄真子》。像《渔歌子》里的：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一首，是最为吟诵在人口头的。其兄张松龄见其浪游不归，也尝和其韵以招之。
诗人韦应物、王建、戴叔伦、刘禹锡及白居易皆尝作词。应物作《三台》二首，《调笑令》二首。建写《三台》六首，《调笑令》四首。叔伦作《调笑令》一首。叔伦的“山南山北雪晴，干里万里月明”，是词中罕见的咏吟边情的名作。
刘、白二人拟作民间的《竹枝词》《杨柳枝》《忆江南》诸词不少。像禹锡的一首《竹枝词》：
山桃江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连其意境也全是袭之于民间情歌的了。居易的《浪淘沙》：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心与妾心？
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
也似是由浑朴真挚的民歌改写而成的。
河南司隶崔怀宝曾作《忆江南》一首，“平生愿，愿作乐中筝”云云，也甚富于六朝的《子夜》《读曲》的情趣。
唐末，郑符、段成式与张希复三人酬答的《闲中好》三首（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清隽可喜。像“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成式作）云云，后来的词里便很难见到这样浑朴的东西了。
四
唐末大诗人温庭筠是初期的词坛上的第一位大作家。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也是若明若昧，若轻纱的笼罩，若薄暮初明时候的朦胧的。他打开了词的一大支派，一意以绮靡侧艳为主格，以“有余不尽”“若可知若不可知”为作风。所谓“花间”派，实以他为宗教主。故《花间集》录他的词至六十六首之多；可见其中的消息了。庭筠原是一位大音乐家。
《唐书》谓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所著有《握兰》《金荃》二集，惜今《握兰》已佚，《金荃》也全非本来面目（《金荃集》，今有《疆村丛书》本，作《金奁集》，中杂韦庄、张泌、欧阳炯之作不少，显非原本）。欲见温氏之全，已不可能。这是很大的损失！但即就《花间》《金荃》诸集所录者观之，也已略可见出他的风格的一斑了。
词中的“侧艳”一派，先已见之于杜牧之的《八六子》：“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一词。然庭筠则是第一个以全力赴于此的词人。他所写的是离情，是别绪，是无可奈何的轻喟，是无名的愁闷。刘禹锡、白居易诸人的拟民歌，全是浑厚朴质之作。到了庭筠，才是词人的词。全易旧观，斥去浅易，而进入深邃难测之佳境。庭筠词的作风，可于下列诸词里见之：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
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菩萨蛮》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
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更漏子》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
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南歌子》
他所述的是烟，是月，是春雨，是香，是水精、玻璃枕，是，是凤凰，是金、金，
他连选取的对象，也是那么样的绮靡绚煌，金碧炫人！
五
唐昭宗（李晔）时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中原全陷于可惨怖的悍将们的攻掠的铁掌之中。这位诗人皇帝是一筹莫展的。他是唐懿宗的第七子，以公元889年即皇帝位。在朱全忠的旗影刀光之下，偷生地苟活了几年，终于在公元904年，为全忠所害（867—904）。其生活是很可惨的。但正因了这种惨怖的生活，数度的播迁，他的词境便更是深邃动人。惜今所传的篇什极少。像《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其凄凉悲壮，似有过于著名的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咸阳古道音尘绝”的一首。
韩为昭宗的翰林学士承旨，相得极欢，终见恶于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后复被召，竟不敢应命，避地于闽以卒。他的词，和他的诗相同，也深受温庭筠的影响，像《生查子》：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
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同时有皇甫松者，字九奇，为湜之子，牛僧孺之婿。《花间集》录其词十一首。独具朗爽之致，不入侧艳一流，像《浪淘沙》：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曹舡半欲沉。
宿鹭眠鸥飞旧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此后，便入五代了。词成了五代文学的中心，显出极绚烂的光彩来。唐诗到了温、李已是登峰造极。后乃降到三罗及胡曾、杜荀鹤辈的通俗的体格。物穷则变，大诗人们便皆掉转头来，在另一种的新体的诗，即所谓“词”的当中讨生活。因了采取了崭新的诗体之故，诗坛上便一时更现出异彩新光来，不因五代的丧乱而暗淡下去。这将在下文详提到。
参考书目
一、《隋书音乐志》见《隋书》卷十三至卷十五
二、《唐书·音乐志》见《唐书》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一。
三、《教坊记》崔令钦著，有《古今逸史》本，《古今说海》本，《唐代丛书》本。
四、《乐府杂录》段安节著，有《古今逸史》本，《古今说海》本。
五、《花间集》有汲古阁刊《词苑英华》本，有徐氏刊本，有双照楼《景宋金元本词》本，有《四印斋所刊词》本，有《四部丛刊》本。
六、《尊前集》有汲古阁刊《词苑英华》本，有《疆村丛书》本，有《景宋金元本词》本。
七、《全唐诗》有原刊本，有同文书局石印本，其第十二函第十册，为唐五代词。
八、《唐五代词选》成肇麟辑。有原刊本，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九、《全唐五代词》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十、《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册第一章郑振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