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所谓要塞，十分之九为历史产物，只在开国初年和前期具有战略价值，今日一般为兵营或训练的场所。雷温乌兹要塞（fort leavenworth）也是如此。它创设于19世纪初年，有雷温乌兹上校率兵维持从美国中西部至西南圣大菲（santa fe）驰道的安全。他就在密苏里河畔西岸当日驿车来往之处设栅造寨，作为供应补给的中心，所有防御性质的设备亦不过对付红种人的部落之来袭着眼。所以我们在1946年8月底初来此处时看不到任何城楼碉堡，深为诧异。后来问明仔细，才知道沿密苏里河畔的山上，还有遗留的旧式火炮数门，至此已被当作古迹看待。要塞不过是沿用旧时名号并无相对的实质。
可是雷要塞虽不驻重兵，却有陆军监狱一处，美国人称之为“纪律营房”（disciplinary barracks），大概在19世纪此地有等于中原文物的边际，用囚人实边，也是中外相同，有如“派发至边瘴区充军”。所以此间的纪律营房不说，另有联邦监狱一处和堪萨斯州监狱一所，视拘禁的人所犯的法律不同而定。40年代，我们不时遇到美国朋友的揶揄。如果我们说曾在雷温乌兹要塞居留耽搁一段时期，对方可能装腔作势地问：
“雷温乌兹的哪一部分？”（what part of leavenworth?）
其实堪萨斯州在20世纪早已不是蛮荒边境，这些监狱也和雷温乌兹市远隔。只有陆军参谋大学，才与这小市镇分庭抗礼。而且美国的其他的军事区域如训练步兵的本宁要塞（for benning）和训练炮兵的西尔要塞（fort sill）都离不开兵营体制：木制平房成为标准的建筑，卡车来去，飞尘扑鼻，随处有宪兵指挥交通，各色各样的指路标帜触目即是。参谋大学无此迹象，只有一片温文雅静，即是学员与教职员所分配的宿舍也视有无家眷分别为单独的住宅和公寓。街中除间或有服勤务之士兵打扫清洁之外，无部队来往，一般情形与今日很多小型大学极为相似。
参谋学校创立于美国内战之后（创立人即是小说《飘》中提及焚烧饿狼陀并且纵兵搜掠乔治亚的谢尔曼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统一陆军的战法和经理补给的程序作了实质上的贡献。史迪威的文件中即不时提及雷温乌兹。只是战时的速成班只两个半月。战后又再度提升更名为陆军指挥与参谋大学（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我们在1946年秋季报到时，是为正规班之第一期，在学期间九个月。当日学校的便览称，参大之目的在训练师级以上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开学典礼时主持教育的副校长狄恩少将（william f.dean）即席宣布：美国陆军上将之中只有一人例外，其他全系参大毕业生。此特殊人物乃是麦克阿瑟，他虽未曾在参大毕业却曾任教官两年。
参大正规班第一期有学员三百余人，除了五十多个外国学员代表着二十多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之外，其他全系美国军官，以中校级占绝大多数，很少上校和少校。大概他们来此之前已经经过一度选拔，毕业之后可望不久升级为上校，任师参谋长和作战课长等职。学员中阶级最高的为英国之一旅长（英国旅长［brigadier］非将官，与美国准将［brigadier general］不同）。尉级学员全班只七人，全系外国军官，内中、法、荷，及智利各有上尉一人。中国学员在南京出发时奉命在出国期间一律降二级。我那时官居少校，至此与另一少校徐应芬屈居中尉与海地之一黑人中尉为全班之最资深者。当局的设想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国军官阶严谨，其实这办法既不必要，而且与参大体制不符，只增加我们就学期间的尴尬。
在雷温乌兹期间，中国学员除了间常被美国教官邀往家中晚餐之外，极少社交生活。校园之内既全系教官及同学之眷属，亦无从觅得异性朋友。我们刚入学三星期，有一位中国同学晚间和一位未成年之少女在户外邂逅，被巡视的宪兵发觉将姓名列入报告之中，立时风传至华盛顿，中国驻美武官当即派员来参校，也未调查事实真相，询及此人在此场合下是否有为非引诱之动机，也不由辩说，只是勒令退学遣送回国。经过此段风波，我们无不引以为戒。此外我们只能于周末至堪萨斯城与只身之女性喝酒跳舞，在这情形“高不成低不就”，也无从产生罗曼蒂克情事。另一实际之困难则是阮囊羞涩。我们每月的生活费只美金一百二十元，同学共认“自中国军官有留学生以来未曾有如是待遇之苛刻者”。再加上学校功课忙迫，也使我们无从淘气滋事。参校每日授课五小时，但是学员应预备之读物，即美国军官也称有时非读至夜深莫办。而且上课时任何时间都可以由教官无预告的提出临时小考。我们最讨厌教军医的教官，他们动不动将全本带技术性质之小册子指定为预备读物，勒令从头到尾看过。我自己既感到校课的紧张，看到好几位菲律宾同学态度潇洒，就问他们如何能将指定读物全部看完。他们当中有一位即据实说：
“我们每晚读到八点钟，到那时候看完与否不论，我们总是掩卷去看电影。”当日电视尚未登场，校园之内的电影院入场券仅美金二角，每三日即有新片登场。而且菲律宾在战后正式脱离美国而独立，这些同学正抱怨独立之后无一好事，首先即被停止同美军的待遇，自是士气消沉，也更对校课不能专注的感到兴趣。
更带着滥竽充数的态度者乃是南美洲各国的军官，当中有好几位年齿已长，也不习英文，上课时另有通西班牙语的译员在旁指教，此中成效如何看来甚为可疑。他们的考卷也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听说美国同学最低，也有月入四百元，而且公家供给各种便宜，已经感到艳羡，而南美和中美的学员有的月入在千元以上，在1940年间，可算是极尽奢华，怪不得他们常在校园之外生事。后来我在1950年间再度来美时，听说当中若干人已为各该国高级将领甚至为政府之首要。
参大学员三百多人，教职员倒有一百多人。大多数教官与学员阶级相埒。他们成为先生，并不是因为年资深，而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管职务各有专长，不论讲授高射炮和轻战车搜索的教官都在战场上有实地经验，而且收集逃兵，被敌人俘虏时如何脱逃也成为特别题材，有专人讲授。甚至军中参与妇女辅助队（wac's）所产生的问题也由一位女教官讲授，她并且提到花柳病及怀妊等问题。从这些方面看来，美国人对中国人凭借着官僚主义凡事只顾外表门面的作风肆意攻击可算在心理上具有内在的原因。前述高射炮教官即讲到二次大战期间因为部队间通信不确实，美国曾在西西里岛上空击落自己的飞机十余架。教授军政府的教官已经对日本人的效率出言称赞，他说及占领军所派往日本各县之监视小组常常发现日本人在进行做某项事，他们即问何以如此，对方答称乃是奉有贵方上峰的指令。大概占领军的公文，由麦帅总部（驻东京）经过第八军司令部（驻横滨）下达各处监视小组需历时一星期，而日本内阁将同一公文转至下方则不出二十四小时。
教官之充分的时间准备也出于我们以前意料之外。我后来与一位教官熟识，他就告诉我，凡讲授一小时已预算准备之时间八十小时，所有讲稿都全部写出也经过预习。参大有特别之图书馆收藏各种参考资料，也有专门设计绘制讲坛之后各色图表之美术室。后者在今日已在各大学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仍不可多见。我们全班三百多人，在分科之前统统在一大讲厅授课。每个学员占用之台桌横宽五尺，以便展读地图。凡讲课及答问均用扩音器，室内扩音机之传话器无乃三四十座，所以讲座有戏台之色彩。每一教官上台，即有军士持着此人名氏之牌匾，字高一尺，挂在讲座之左。因为每一课目总是设想在某种情况之下所产生之各项问题，有时对付此一问题之专家，讲说不过半小时或十五分钟。教官既鱼贯出入，名牌也随着更换。讲坛之后布幔揭开后之图表也都是硕大无朋，粘贴于有小轮推转之木板之上，早已于先一日按次序摆布妥当。掌管这一切勤务之职员，称为“课堂监督”（course director），官居上校，有玻璃窗间隔之小室在厅后视察，手下也有男女军士一二十人奔走协助。看来所有工作都已预先分配妥当。即使某一小时内有预排的临时小考，也可以在临时三两分钟内观测得到，因为教官之演讲业已告一段落，厅后之女军士数人，一字横立手中各持试卷一叠，按时出现，只待候命分发。在此就学的九个月间，我曾未见课堂监督须临时指画某人应做某事者。我们的课堂监督范·忽力上校（john van vliet）如被聘为舞台监督必能毫无差错，胜任愉快。
在这种气氛之下，也有些教官故意在讲授之间加入令人取笑的成分。有一个教官即在应当分发讲义时（讲义必在需阅读的几分钟之内分发）下令“分发薄棉纸”，原来英文念来是issue the tissues，只三字也能押韵。不过并非所有的学员都能欣赏如此之作风。有些同学就评论讲课而装小丑，不免轻佻。美国军队研究敌情时不主观的先决定“敌方之企图”，而先列下一条长单，条叙敌方“可能之能力”。这观念由四个教官以话剧的方式表演得明白。讲解之后，讲坛上的师长就命令他的情报课长判断敌方之能力。这位课长对着地图上敌我距离量了又量，又望着自己的手表装聋作哑的看了又看，忽一下子恍然大悟，敌人“可能的”于此时此刻此分驾临此城此地此处。他说完和师长拔步就逃，而真有两个扮德军的士兵在台上另一方搜索前来。我们捧腹大笑之余，却从此忘不了不要忽视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一概念。及至今日四十五年之后，我仍没有忘却这喜剧情节。（要是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前美方有此警觉性就好了。）
我们的分科为“人事”、“情报”、“作战”与“后勤”四科。可是在分科之前的第一学期是共同的诸兵种协同之战术，由步兵炮兵工兵团之战术及供应而师而兵团（army corps，是为中国之军）而军（army，是为中国之集团军）。分科之后一个半学期各就专修。只有情报科专供美国学员入学，虽盟军不能染指。最后的四星期往各州营房参观演习之后，又将全年所学综合一次才发文凭毕业。外国学员的成绩也另报告于各盟国之参谋本部。校长哲乐中将（leonard t.gerow）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智多星，曾在五角大厦主持各项计划，最后在欧洲战场任第十五军军长。他只在我们讲授军战术之前在讲坛上演讲半小时，这也是他分内之专长。他就着重军之行动，有如在一周之内将堪萨斯城之人口（当时约五十万）在敌人阻挠之下全部迁移于圣路易城（约二百五十英里）。也可见得问题之复杂与庞大。如此具体的描写也是给人印象深刻。
我们的课业可算得将美军在第二次大战中的经验综合整理，前已提及。可是即在当时，各教官已经觉悟到今后战争的方式因有核弹飞弹及其他科技的进展，又可能整个翻新。然则却又无法预测来日陆军之形貌。所以只好在下结论时，对未来之发展，带保留态度。只有一次在全班讨论时，有一位同学预言将来之运输机可能载重五十吨至一百吨，因之整个兵团及师可能迅速的空运。当日听来尚带未来之色彩，而今日已成事实。又另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谈及原子弹之杀伤半径为普通炮弹之七倍。以平方计则七七四十九，所以未来部队在战场之上疏散程度，应为第二次大战时之五十倍左右。这种提议虽合逻辑却无从付诸实施。凡此只表现班中教师及同学对未来之揣测。大概新武器之出现与战术及军队之经理方式重重相因，所以我人之所学除了最基本的原则之外，其他技术部分一般早已成为昨日黄花。1947年夏季毕业之正规第一期学员以后尚留在军中者，数年之后必回雷温乌兹进“再修班”的短期训练，才能保持所学之合于时用。可是这已不复，是命运给我的安排和选择了。
1992年1月10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