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安街六〇六号（606 east ann street）是我在安亚堡的地址。我在1952至1957年在这家赁客的屋子里住了五年。每次我将污秽衬衫送到自由街（liberty street）的洗衣店的时候，老板娘已不待吩咐，她一面写收据，一面又唱着：

“606 east ann”，有一次她还加上诠释：

“旁的人都搬家，只有你老住在这地方。”

其所以如此乃是我无家可迁。

美国学生要不是暑假返家，则是在旁的地方找到短期工作或上暑期学校，秋间再觅新居。我去密大的时候，起先只取得旅游签证，依法不得工作。后来改变身份取得绿卡，找得的工作却是五十英里外底特律的一家建筑公司画蓝图。在我得到硕士学位之前，每星期二、四往底特律上班，其他各日做学生，上班时来去有合伙汽车（carpool），至此也无搬家的必要。于是安土重迁，光阴荏苒，不觉就是五年。我搬屋子的时候三十四岁，五年之后已经三十有九，实在已感受时间逼迫之可怕了。

可是事后忖来：这段生活之中仍不乏有趣的场面。

1952年是我第二次来美。1946至1947年间我已经在堪萨斯州的陆军参谋大学住过一年。不过当初穿制服、住营房，与外界隔绝。这次来时在学士班大三读起，实际混插入美国社会。密大的选课指导，知道我准备长久居留美国，特别关注我尽可能的选上大一几门基本功课，有如英文作文，美国政治制度从县政府组织各州宪法开始，这确是明智之决策。只是如此我经常坐在年龄大致只有我一半的同学面前，看到他们和她们真是黄发垂髫，脸颊红圆圆的，眼睛亮晶晶的觉得大不自在。

1950年间美国民族间成见未除，南方各州饮水喷泉和汽车候车室都仍有黑白之区别。可是在北方各州，尤其在安亚堡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黑白混同，已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则是同等机会法案尚是以后十多年至二十年之事。密大的黑人或黄色人种的教职员尚是绝无仅有，即班内的同学有色人种最多亦不过三数人。只有足球队每年往南部招募新兵，所有前卫中卫多系黑人，取其跑步之快。除此之外其他球员尚是白人，没有今日在体育竞赛中处处黑人或占先或包办的形态。

一般按部就班上学的学生多住宿舍，僦屋而居的学生大概都有特别原因。我的房间在楼上。同房诺门，祖先法国人，来自麻省，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班，课余在大餐厅做侍者。隔房亚瑟，希腊人，也是第二代移民，他是统计学的研究生。彼德大三音乐系，胸襟宽厚，我们觉得他唱《老人大河》（old man river），大有成为职业音乐家卖座的可能。只有约翰不苟言笑，不和我们来往，成日k书。要是我们在房里吵嚷得厉害他即挟书去图书馆k。楼下是房东菲史一家自用，只有一间房间出租。住客大卫·林也是华裔，但是他来自新加坡。他不讲普通话，我不懂福建话，所以我们只能以英语交谈。起先我们没有料及，日后只有他在各人之先一举成名。成名的原因却为离谱，此是后话。

成人一做学生，上只受名义上的督导，下无责任，总是淘气顽皮。国军军校的高级班补训杂牌将领，各区队长队副（中下级军官）说及，他们所辖学员，虽任军长师长，一旦编入行列，也无不返老还童，总是笑脸嬉皮。诺门、亚瑟等虽比我年轻，至此也各逼近三十。上课备考之外无事一身轻，乃经常弄恶作剧。

有一次诺门把他解剖过的死老鼠摆在我的午餐纸袋里。我一气之下将他的打字机藏匿在房东太太的储藏室里，让他在急于赶交专题的时候找不到打字机。这还是韩战期间，也是麦卡锡以共产党的红帽子戴在各人头上的时候，诺门和亚瑟说我已近中年，还在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必为中共派来的间谍无疑。通常诺门做侍者下班迟时我们托他在街上带回各样小食，也有时他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带。他给我电话时，总是变更音调，装腔作势地说：“这是联邦调查局fbi。”几经如此，我们也不以为意。不料一日真的联邦调查局要来住处询问我，他开口也说：“这是fbi。”

我只以为这是诺门的顽意。于是带笑地说：“诺门，这次你真的扮得好，我建议你去好莱坞演电影。”

对方还在否认他在开玩笑。我虽然已听出不是诺门，还是不信为真，只说：“不管你是谁，你真的装扮得妙。”这位联邦侦探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念着档案上我出生年月日和父母姓名，这才使我相信确系弄假成真。幸亏以后他亲来访问只涉及我曾任职于东京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关系（这家公司曾与大陆做生意），无关大局。只是使我吃了一惊。事后埋怨诺门与亚瑟，怪他们以政治关系开玩笑。

可是毫无用场。有时他们也称我为柴那门（chinaman）、毛派（maoist）、“中国之自由公民”（free people of china），我一提及我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任下级军官，他们又说我属于“蒋家帮派”（chiang kai-shek junket），必定钱多（loaded）。和他们辩论无益，只有替他们取小名以作对抗。

圣诞节刚要来临，贴邻的门前装饰一对木质大蜡烛，上装电灯泡有如火焰。我们经过门前的时候，林提议：“让我们摘下他的灯泡。”

诺门说：“把它整个搬过来。”（let's take the whole thing.）

于是我们七手八脚，把假蜡烛的电源截断，将一对全部搬过来，安装在六〇六号门前。又找到一条电线，接通电源插座，使门前光照着辉煌。亚瑟说：“这一套来得好，我好久没有过。”（this is a good one, i haven't had it for a long time.）又经过一昼夜之后，邻居先生才发觉门前的装饰不翼而飞，只离原处不过十码，他虽然带笑地取回物归原主，却也告诉菲史太太，他们几乎报警，如果一经过警察局则成刑事。

看来东安街六〇六号是外国学生学习美国俚语的良好场所。以上如是开玩笑或做事没有实际的目的为“只跳一跳”（just for the kicks.）。睡觉乃是“倒进袋子上去”（hit the sack.）。洗手间称为“屎屋子”（shit-house）。我们同屋之人每隔数天必听到彼德以他的宏大肺量叫着：“这是谁？把屎屋子熏得臭气冲天！一定是肠肺都烂透了！（rotten to the core）”我就告诉他：我们中国人也有一段粗俗的俚语，是为“自屎不嫌臭”。

又直到以后我在暑假做小工才知道美国工头（foremen）很少会严辞厉色地责备下属，即有警告申斥，也以笑谑的方式让场面轻松。如此看来，由来已久，与我们做学生时的习惯相贯通。

我所说的无种族成见乃是指对公众权力上不分轩轾，并不是私人爱好之下也与肤色无关。因为亚瑟老呼我为“柴那门”，我也称他“希腊佬”。殊不知在安亚堡，希腊佬（greek）有两重意义：一指男生之加入兄弟会和女生之加入姊妹会，各会以希腊字母为名，是以为“做希腊人”（go greek）。一又泛称自地中海沿岸而来肤色较棕黑的移民，也不问其祖籍（其实真正的希腊人仍不乏金发碧眼之男女）。尤其安亚堡有好几家小餐馆希腊老板自任厨司又兼侍者，所以称人希腊佬至此又有轻蔑之意。

亚瑟有一天走进我的房间和我说：“我不计较你在屋子里称我希腊佬，不过不要在外面也这样喊叫，好吗？”

我反驳他：“那你为什么柴那门不离口，又动辄称我毛派蒋派呢？”

原来亚瑟拼命想找女朋友，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嫌自己矮小而丑，又过于吝啬，而只怪人家人种歧视，他至此已对外自称爱尔兰人。有时他照镜子，又自问：“我不是很像爱尔兰人吗？”

诺门将他的镜子抢过来，又用手指整理自己的头发，也顾镜自怜地说：“看这个漂亮小子！”

我们虽不乐意于他的自吹自擂，心里倒有数：诺门身长六英尺，头发鬈曲而带深色的棕红，背脊挺直，脸上和身上没有一盎司多余的肥肉，眼睛明快，面颊有酒窝，又经常带着那样令人迷惑的微笑，确是女人欣慕之对象。我和他并肩在街上步行的时候，看到年轻女人横扫过来眼光之多，只能暗自心服：他实在是一个有征服力量的妙龄少男。

像安亚堡这样的大学城市充满着年轻男女，到处都有性的迷惑和吸引力。环顾左右，无处不有眉目传情的景色。教室里讲的是性与卫生。性的分析，也透过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凡一沾上文学与美术，饮食男女诚然是无法避免的题材。何况外间的电影舞台、报纸杂志全在鼓吹“利比多”（libido）。历史上安亚堡尚是“抢亵裤运动”（panty raid）的发祥地。

我为了日后为自己的书刊绘图，曾去艺术系选了一门人体写生的课。班中的模特儿全是男女同学，女子一丝不挂不说，男子也只多了裤裆下一面三角小巾，我们在画图时专心一志画图，每至一小时休息十分钟时，男模特儿总是被爱慕的女同学围绕。他们的身体也实是健美。及至回教室时他们的胸前胁下总是沾挂着口红的痕迹。此全系欣慕他们的女同学在走廊里当众颁发的褒奖状。

我在“非礼勿视”的儒家教条之下束发受教长大，除了电影之外，从来没有在真人实事的场合中，面睹如是男女之情欲可能百无禁忌的当众披露，有时不免感觉大不自在，不知如何这畏怯之情也给亚瑟看出。他问我：

“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的情欲（lust）发扬一下子呢？找不到打伙的对手（date）吗？”

我老实告诉他，生为中国人，我有我的自尊感，不愿平白被人拒绝。

“怕被人拒绝！”亚瑟自身说法地解释，也带轻蔑反抗的声调：“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人家拒绝我；我也拒绝人家。凡是没有经过我询问邀请的女子，也是被我不受理（reject）之人。你直想一想：这样的女人有多少？”

原来面皮厚的自有其厚黑哲学。他见着我疑难的表情又添着说：“给这班女崽一个机会！（give those wenches a chance!）”

我的羞怯之情未被亚瑟·加干拉司劝说而消失。一到春天草木迎风，百卉争妍，安亚堡的女人以袒胸露腿的轻装出现，我们在域外做苦行僧，确实不大好受。这时代还没有以东方女人做广告上之模特儿的办法，凡是公众媒体总在宣扬白种女人之美。我们当然深受这广告心理学的摆布，即是一个相貌平庸的女孩子看来也有她的特色。而真具特色的更是仙女下凡了。有几次夜间诺门说他看书不能专心，他披上夹克，准备上街遛一阵子，让女人“捡拾”（pick up）。这更只让我和大卫·林嫉妒艳羡。

直到后来我和林加入卫理公会教堂的学生合作社，才逐渐将这苦行僧的身份消失放弃。合作社由教堂供给厨房餐室水电。会员男女学生都有，轮流充任厨司、买办、洗碗碟等工作。午餐只付费五角，晚餐一元。要在这情景之下才能和异性熟识，要在饭后喝咖啡的时候（合作社只供应牛乳）才能约会看电影或骑自行车往外游玩。我又一直待到后来积了钱买第二手汽车才真正有打伙之对手。

你看着安亚堡一万多女生，外表上个个穿着齐整，平日也无装阔、穿时装、戴首饰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万别千差。内中当然不乏百万富翁之千金，可是也有贫民窟穷人子女。她们的态度更是因人而异，有些南方来的女生还以为和有色人种的同学贴邻坐在一起为破天荒，却还有些女孩子偏望与有色人为伍。还有醉心东方文化的女子专爱与东方人接近。有的以广交异性对手为荣，也可以增加经验，有的却又深居简出，一有对手即必涉及婚嫁，也真是非礼勿视。有些女孩子二十岁不到，已怕找不到对象不能结婚；也有些刚二十多岁即早已“曾经沧海难为水”。这样谁能找到理想的搭档？谁敢贸然邀请？

后来我和几个女孩子混熟，她们告诉我：有些女生虽在月经期间，一有邀请不愿错过，于是用冷水淋浴止住月经，回头再用热水冲回。也有女生望与教授交游可以在考试时得到高分，或者提及某人钱多，“他会邀请我吃牛排”。也有女生与人交游而产生不良后果。这也是避孕丸尚未发明之际，女生可以往密大的卫生处查验。也由这些女孩子告诉我，恐怕自己已怀妊的女生到卫生处检验的时候不用自己本名而冒用周边已婚同学的名字充数。但不论真名与假名，如果结果是正面的，可能使受验之人疯狂。

安亚堡有几处幽暗的街头尽端（dead end）不时有男女停车在侧。有一夜我与女友效法于桑间濮上之际突然有强烈的电光照在头上。只因我们谈得开心，没有觉得巡逻警察之来临。他看到我们衣衫完整，只查看我的驾驶执照。他又问我：“你知道安亚堡停车的规矩吗？”

我答说不知。他就指点：

“你要停车可以到福勒路那边靠休龙河去，在那里你可以停到十二点钟。”

我们照他的话开走，找到了指定的场所。可是刚离开了警察的监视，又遇到一群恶少年的骚扰，他们来打岔，还说秽亵言语。有一晚我们遇到三四个恶少年驾无顶汽车而来，我料知他们的目的在捣乱，于是开车疾奔而去。当中一人以一个啤酒瓶向我们方向掷来，幸亏没有掷中。他嘴里还说：“干完了吗？（all done?）”

于是我们在矛盾之中。全不开放不好，待开放又有障碍。警察也有他们为难之处，遇事干涉不妙，完全不闻不问也怕出蹊跷。

只到这时候诺门才告诉我：要和女人来往，没有大问题，只怕事后麻烦，要负责任。他又说：“有些女人愿和你们一类人来往，可以不负责任。”我只能猜想他谓我非美国公民，却不知为何与他来往要负责任，与我来往则可以不负责任。

可是最后还是诺门·戈雷自己先遇到麻烦。他在安亚堡任女人捡拾并没有如何的成就，最多也不过在冰淇淋店里和人邂逅。他和他的未婚妻却在这春天之内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原来诺门与露易丝原本互不相识，因人家安排的约会（blind date）而相恋而订婚。他来密大，露易丝留在麻省，两人每隔三两天必有情书来往。（平信邮费只三分！）有一天她提及周末与人约会，信内还有这样的一句：“他们福尔锐瓦的人都说我们纽白德弗的女孩子轻佻。”我想她故意让诺门嫉妒。果然，诺门接信后寝食不安，他给信让我看，又解说福尔锐瓦去纽白德弗有十英里之遥，他和露易丝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做搭档而订婚。这样看来他们所订之婚已靠不住了。

于是东安街的参谋团聚商，亚瑟主张诺门应向露易丝追回订婚戒指。只有我是忠厚长者，始终以中国传统成人之美自命。我说：

“你不是三两天前自己还在街上找人约会吗？”

诺门回说：“那不同。一个女孩子已经订婚，手上戴订婚戒指，就不当随便与男人来往！”

我虽同意他所说，看到他一夜未眠，容颜颓丧，与平日笑脸常开、乐观自信的诺门判若两人，不免为他难过，乃主张他打长途电话将这旨意据实告诉露易丝，并且对自己的行动也加检点。（这时电话费却很高昂，长途电话动辄三元。）至于悔弃婚约，我指斥他为“可笑的孩子气”（ridiculously childish）。

在诺门尚未去电时已接到露易丝的来电。他们初尚争执，中间一段两人欲言不语，又像僵持。根据他以后向我的报告，两人电话上的磋商如是结果：

露：“你要拿回你的戒指吗？”（do you want your ring back?）

诺：“我不知道。”（i don't know.）

诺门的好处乃在他引用我为心腹时言无不尽的将当中情节尽量披陈，有了这些资料我判断他们必定重归于好。露易丝既未主动提议将订婚戒指退回，诺门也未积极接受，可见得小两口吵嘴，彼此不愿当场道歉认错，下不了台。果然一星期后露易丝的包裹到，她已替未婚夫织了一件毛背心。再一周为春假，诺门回麻省度假，临行时他已大致恢复常态了。

他们间的关系自此急转直下。这次团聚之后，他们决定夏间提早结婚。我失去了同房伙伴，还有约翰·布朗禁不起东安街六〇六号的噪音，也决定迁出，我承继了他的单人房间，从每星期付费六元五角的房租骤升至每周八元。但是仍有菲史夫人来房每星期二换床单枕套，用旧剃头刀片刮洗地板上的污点及橡皮糖痕迹。秋间新婚的戈雷夫妇来安亚堡，露易丝在大学医院找到工作，密大妻子支持年轻丈夫念博士班的集团中又多了一人。新戈雷太太感念我在春间支持她，邀我至他们的狭小的公寓房间里延为上宾，我有机会在诺门新婚妻子面前叫他为“可笑的孩子气”。亚瑟妄自建议诺门退婚被露易丝打入冷宫，从此诺门奉有阃令，不得与斯人来往。

他们从此“快乐的生活”，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此间不过提前涉及。当诺门春假后只身回密大时，他仍遇上了一段新危机：他家里紧急电话通知：家乡征兵的指派小组（draft board）已将他编为a-1，随时有奉调入伍的可能。这还是1953年春夏之交，韩战正酣，板门店开和平谈判还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诺门一面找密大证明他所做的生物化学试验有关公众利益不能中辍（据我所知这是真的），私自却和我说，他根本就反对韩战。

“你只能说良心上反战（conscienti ousobjector）”，我据在参谋大学所学解释，“他们仍可征调你入伍。或者派你做担架兵。”

“no sir, not me!”诺门又带反抗式的声调说。他并且把左边肩胁抬高、右边肩胁抑低的表示一定要他入伍他将用这种姿态应付。

“诺门，”我还在说，“你不像一般文字里叙述的急公好义之美国人。”

“sisgungpa-rah, rah, rah!”他带讥讽的驳斥我所说的急公好义。

结果密大生物化学系的文件见效，博士候选人戈雷的指派序次降低，因之没有被征调，他才能与露易丝快乐地活下去。可是他带着反抗的姿态不说，诺门到底是一个诚实的青年人，事后他还是承认我所说非虚：美国在1953年已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干劲”。在这50年代好莱坞出产的电影，已经显示民间对国际战事不再热烈支持，甚至质问指派小组的编派是否公平。

这样结束了我们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第一年。入秋以后学声乐的彼德也没有在此住宿。亚瑟原打算继续攻读博士班。开课之后他接到国务院的通知，他申请参与在国外经理美援的工作已获通过，于是弃学从政，不日受训后走马上任驻节雅典。至此菲史房东又大贴广告，招募了四位新房客。因为不同的原因我和他们的交接较稀，住室内外没有以前的热闹。大卫和我则同为华裔也是资深住客，更因着同在卫理公会教堂合作社用餐，仍是朝夕过从，直到1954年夏天，我们都从密大毕业，取得学士学位而止。

以后看来才知道这不过是我以为我们已同时在密大毕业。

因为彼此没有家属来临，我们都没有去租袍服参加毕业典礼。我只在事后付费之后凭学生证赴注册处取得文凭。想象之中林也以同样办法取得他的文凭。

一年之后才从房东菲史夫人获知：大卫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并未毕业。至1955年他的衣服书籍留在室内，本人却不知去向。以后又有他新加坡的家属和密大以及津贴他上学的教会多方查访，始终杳无音讯。他手头无钱，也不能找到工作，何以能去得无踪无影，甚可置疑。可是一星期、十天、半月、一月，和半年迅速地过去，大卫·林就渐渐被人淡忘了。至此我自己也走到了生活上的危机和分歧点。我一面半工半读，一面也在黄昏与晚间带着女友去休龙河畔停车。自始我和女伴都知道我们两人匹配得并不适当，可是又舍不得分手。如是拖上两三年，最后还是诀别。我虽然至此尚未结婚，已深知离婚滋味。最近一位浪漫女郎在《纽约客》所写短篇自传，也说到她和男友分手时，其震撼有如好几个“深水炸弹”（depth charges）。我相信她所说非虚。

以后我搬到底特律做绘图员，与安亚堡的同学疏远，更将大卫·林摆在记忆之后了。

一天早晨看到《底特律自由报》之第二页，上面有大卫·林的大幅照片。标题是“隐士被发现”（recluse found）。这段新闻，读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安亚堡卫理公会的学生合作社占着教堂之一翼，除了厨房餐厅之外，也有游艺室、洗手间，侧面尚有一套房间，为一位监督员夫妇的宿舍。1959年，他们不时在夜里听到屋顶上有声响，他们疑有窃贼。只是既响又止，内外又无物件遗失，也就任之。直到午夜响声仍未停止，他们才报警设伏。有一晚午夜警察在餐室见有黑影接近储食物之冰箱，乃抽出手枪，吆喝：“站住！”此人束手就擒，讯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失踪已四年的大卫·林。

原来他在考试落榜不得毕业时将他的照相机、护照与身份证投沉在休龙河里，他只因无面见江东，不愿向给他奖学金的团体道及，又无其他出处，可能想到自杀，又无力下手。合作社的屋顶，在天花板上留有可能爬行的间隙，可由复壁推开进入。他起先爬进去藏匿在内，还在思量出路。可是身在异域，无钱无援，又不愿求乞他人，就只有永远地待下去了。

从此他昼伏夜行，以合作社冰箱内的剩余食物充饥，四年之内只有一次在假期冰箱之内空空如也时才挨饿三天。大小便也要挨到午夜之后才能偷往洗手间解决。他随身尚带有小剪刀一把，所以被拿获时须发尚为齐整。他也零星看到合作社的学生所遗下的报刊，对外界的新闻并未全部隔阂。他被截获之后经过医疗所检验，只因用牙签代牙刷，牙齿上有三处洞孔之外，视力衰退，需佩眼镜，此外身体健全。而尤其令人惊讶的：他出面之后知道母亲已在他藏隐的四年之内去世曾表示悲恸，除此之外毫无心理变态之痕迹。应对如常人。

他初出来时美国人士把他当作英雄看待，没有人告他行窃犯规，密大允许他改习商业，以避免他所修习的工程课目，移民局也原谅他的无签证逗留美国，有一位财主有意让他承继为子。（他没有与此人接头，后来就被遗忘了。）他的事迹经全国报纸刊载，视作奇闻。

我在一个月之后去安亚堡看他。他和我说起，美国准备送太空人乘坐人星恐怕禁不起环境之隔绝而起心理变态，应当先派他去，因为他已经过考验。还有《生活》周刊请他写一篇回忆，记载他藏匿天花板内四年的经验，这篇文字如期刊出。我又告诉他我曾尝试多少次，想用自己的by-line在畅销的刊物出版，始终没有成功，而他则有《生活》的登门请教。可是另一方面想到我们在合作社的餐厅里吃喝嬉笑，又经过寒来暑往，密大的同学好几人已挣得博士学位，当初新来一年级学生现已毕业，艾森豪威尔将军经过心脏病后又两任总统，大卫·林却始终躲在复壁之内，花去了一生大好时光之一部又不禁为他可惜。报载他初曝光时曾问截获他的警察：“现在是什么时候？”

警察回说：“什么时候？与你有何关系？”

大卫·林后来又在安亚堡待到1964年才得到硕士学位回新加坡，我一直到伊利诺州又迁纽约才和他失去联络。

事后想来，我虽没有和林一样地藏匿，然在东安街六〇六号做房客的期间任光阴纵逸，一待就是五年。纵然与年轻的朋友为邻，可算把少年时代拖长，可是一事无成，女友不能全始终，学士学位无用武之地，再想做研究生，前途渺茫，自己年近不惑，想来不免心慌。

另一方面我离开安亚堡后更是无所归属。我对任何人也不负责。既非中共派来的间谍，也非蒋家帮派。这时候已享到人世间最大的自由。我仍注册为密大研究生，却不聚精会神地攻读《资治通鉴》，只花费大好时光看小说与剧本。又在底特律河上的倍尔岛无师自通地学会溜冰（其实仍受近旁小孩子指点）。周末爱看赛马，好几次将一周的工资输光，于是的放荡逍遥，西方人称为abandon，全与他人无涉。

不过既要自由则须付出自由之代价。这几年内我经常回归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安亚堡的警察对林说的，“什么时候？与你有何关系？”无疑的，也适用于此期间的我。

又待事后想来，才领悟到在此机缘中，我也借此了解美国社会演化之真谛。我们一般的观感：美国原来是一个组织严密干劲十足的国家。只因越南战事持久而失利，年轻人反抗兵役，加以同时间内避孕丸发明，堕胎经过各州法律认可，披发的爵士乐队称为“披头士”（beatles），来临此邦，随着迪斯科流行，黑人争取平等地位，刑法愈宽纵，通货愈膨胀，才于1960年间一变而为今日之美国。前些日子，一位华裔同事很感慨地说及：“美国在1960年间搞烂了。现在想凑拢回来，可是已扳转不过来了。”

她所讲的只代表一种观点，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

社会的演化，有长期间的延续性。美国在60年代的变化，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各种生产强迫的提高，战后复员也经过一段周折。不过在1950年间又是各业向荣，交通更发达，通信更进步，社会上的流动性愈大，女子就业成为一般趋势。由经济方面产生的压力，要求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于是种族上的平等与性别间的平等，都应背景上的条件而产生，至于这国家由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典型文化国家演变而为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国家更是一种在亘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固然越南战事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它单独的不能促成一个大国的全面改变。即我在安亚堡时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全面改变正在酝酿发轫，如1955年最低工资定为每小时一元，前已提及。这期间的电影剧本，有如一部称为《我们的妙曼年华》（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即已渗入反战情绪。我自己在东安街六〇六号的经验，今日回顾起来，也显现着各种关系已在整备预备改变。

况且全面改变之后果也非只坏不好。不少的人以为美国开放之后秩序荡然。但是过去的秩序是如何维持？我初来美国时南部各州凡公共场所饮水候车以肤色区分不说，即在1950年间白人私自处刑将黑人吊死（lynch）之事迹仍时有所闻，而尤以触犯性禁忌的情况下为甚。我在大三的指定读物尚有资料包含着黑人男子自述，他们每至公私场所遇见单独之白人女子即感到心慌。因如有任何差错，或被人检责即将被吊死无疑。即是公众场所需要衣着齐整亦可以借此摈斥穷人入内。今日矫枉过正，也产生问题，但不能否定整个运动在向前推进。

华裔人士更在破除种族成见关头受惠。今日凡出生于美国领域之内即自动的成为美国公民之际，很少人还能记忆美国宪法史尚有一重要案件当时最高法院判决：“既为华裔则不可能为美国公民。”而美国排斥华裔移民法案（1882年）至1943年才在中美并肩作战时放弃。

我个人既在异域，享受着人身上的自由，即不可能反对国内朋友希望获得类此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自由有它广泛的含义和它特殊环境内之条件。如果不顾人民生活及教育程度，不计国情与社会习惯，只因人家有此自由，我也要此自由，是为不合实际。以美国的经验而论，管制之开放尤赖一般公民之教育程度。因为法制之放松，并非即否定其后面伦理道德观念，多时只是减轻公众之干预，将约束的责任交付于各个人。于是取舍之间以各人所能承担之后果为依归。

我经常如此论说，即有人批评黄仁宇为老派头，又系军人出身，难怪有此不识年轻人意向的立场。让我提出美国两位较为“前进”的女士之经验。她们的论说，都通过亲身的实地经验，也牵涉上性关系的解放。

前述的浪漫女郎为菲昂娜·路易士（fiona lewis），她的短篇自传载在今年2月23日的《纽约客》。自传开始就提及：“我享有半幅声名的原因在此：我愿意脱下〔我的〕衣服。”她在好莱坞演了一串b级电影，也将裸体照片供色情刊物出版，文中也坦白道出她自己与导演及剧作家床笫之欢。可是她的结论，则是滥交有令人感到沉重的趋势。“我们之被性缠绵着，有似于海豹之〔在公园内的〕表演一样。又经常被麻醉剂制住，我觉得有一种‘照常营业’的令人低沉之感慨。此中无色情快感之可言。”

派拉克（lisa palac）的情形更为复杂。她的自传书名为《床之边缘》（the edge of the bed）。她曾创办关于女子性生活的杂志，又开设电子频道，泛谈女子性生活，被新闻界封为“高等科技色情之后”。她对自己的性生活当然无所忌讳。并且她曾订婚，因未婚夫多方干涉而退婚。可是自传中仍提及：“性的欲念”（生理部分）与“性的政治”（心理与社会部分）经常不相衔接。在提出订婚的一段她写出：“我已年二十九，我希望有伴侣，我希望有孩子，我急于希望被人爱着。”并且去年4月她终于结婚，行婚礼时她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她又在书中写出：“结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全美公认的原则，婚姻厘定你只能固定的与一人做爱，终身弗渝。”（黑体字代表原文大写）但她既不愿放弃“色情之后”的宝座，也不愿对自己绝无婚外情一段作斩钉截铁的保证，只是规避的说出，无从对将来尚未发生的情况预作判断。书中却还有一句，笼括着对此问题的原则：“感情上的忠实超过性的忠实。”这也就是说：只要感情能吃得住，什么事都能做。反面言之，如准备做逾情越理之事则侣伴之间彼此相同，先要准备着可能之冲击。我们在上面一段已读到浪漫女郎菲昂娜所述她自己吃到“深水炸弹”。

这一切与我所说东安街六〇六号有何相涉？

当日我们住在这出租的房舍里没有觉得，在50年代我们已在待转变的美国之中。生活程度既增高，社会上的流动性大，于是各地各处构成罅隙与空间，容我们停留下来。只要你自己吃得住，无妨放荡逍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仍在前进，如果你没有保持到常规之步骤，一朝落伍可能进入万劫不复的境界。此时社会对各人的管制放松，良心上之事各人自主。但是你对自己负责，也要预备着本身行动之后果。从诺门及亚瑟暨大卫与我的故事看来：我们好像握有千百种可能的自由，但无一不要求各人自己所能承担之后果。又即反战，全体公民仍要集体的应付以后之局势。我自己检阅这段经历，则发觉各人秉性虽不同，其行动仍受某种伦理观念支配。说来也难能相信，孟子在公元前3世纪所谓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也仍在这环境里隐约出现，作为保持各种关系之凭借。也没有人能整个地逃脱，倘非如此我这篇论文就写不出来了。也因为如此今日回味起来才仍不乏亲切之感。

我已多年不去安亚堡，但每遇春深，想到两旁人行道上树木所落下的黄绿色苞蕾布满街衢，单行街道里的汽车从五百号的方向开来将它们碾得粉碎。有时一阵急雨之后，轮胎发放着“塔—塔——坦—谭”的声响，空间则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