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龙在绍兴推官任内，先后不足四年，在这短短不足四年的期间，北京方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但是子龙并不清楚。从我们现代看，这是不应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7世纪之初，这是现实的生活。

子龙在绍兴推官任内，先后不足四年，在这短短不足四年的期间，北京方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但是子龙并不清楚。从我们现代看，这是不应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7世纪之初，这是现实的生活。时代正在迅速地转变，现在认为应当知道的，有许多在旧时代只认为是不可能。就以20世纪初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件事来说吧，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但是那时候在江浙一带，有多少人能具体了解呢？明代末年的国家大事，人民不了解，州县官不了解，那么无论陈子龙怎样地关心国事，愿意为国家献出他的一切，但是对于当前国事的演变，他怎样能理解呢？可是无论他能否理解，国事的演变，对他必然要起重大的影响，在生活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在文学创作方面，都留下不可磨灭的业绩。为了要对他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不能不提供一些必要的叙述。

明思宗是一个想为国家做一些贡献的君主，但是他竟无法完成他对自己提出的任务。他看不到公忠体国的大臣，看不到独当一面的大将。即使有了，由于他的焦躁和独断，也不理解怎样去使用他们，这样他就在这三五年内把这个朝代送上无可挽回的命运。

崇祯十三年，明代的统治者面临着两面的威胁。山海关以外是建州的军队，这是外患。河南、陕西是农民军的军队，这是内乱。这两种形势都在发展。建州的军队不仅威胁山海关以外，而且蔓延到宣化、大同，随时都有进入关内的可能，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并吞中原的野心，也没有并吞中原的可能。他们冲破了长城，集中兵力威胁北京，以后再向南掳掠，向南到畿南，到山东济南、临清、德州这一带，待到饱掠以后，仍由长城口回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和汉初的匈奴，唐初的突厥一样，他们还没有想到夺取北京，作为中原的主人。从另外一方面讲，当时的农民军，最初只是由于自然灾害的流行，和贪官污吏的压迫，这才铤而走险，最初是由山西、陕西一带的贫苦农民自发组织的，到了崇祯十二三年以后，他们已经演变成为有组织的农民军。当然，在这些不同组织的当中，也经过了不同形式的分化和演变。有些被当时的政府吸收了，成为国家的军队，而留在农民队伍当中的则出现了两个强大的领袖，这就和元末的朱元璋、陈友谅一样。

明朝统治者的困难，就在于既要应付匈奴、突厥，又要应付当时的“朱元璋”“陈友谅”。

崇祯十三年的冬天，决定由洪承畴统率八总兵东征。本来的计划是调兵十五万。这个数字是不小了。承畴奏称“行间兵数，多多益善，敢曰不善？但兵行粮从，所费浩大，必先算粮刍，足支一年，然后会兵，各镇庶无饥饿”。最后决定发兵十万，马四万，骡一万。连骡、马计算，也可称为十五万。

这是对付外患的。对付农民军，早些时候由杨嗣昌负责。嗣昌以内阁大学士的名义南下，他本来看到安内和攘外不能同时并行，因此主张安内必先和外，但是这个政策不能公开提出，所以尽管他由陈新甲背地进行，但在表面上还是主张攘外。卢象昇就吃了这个亏，因此他在畿南对外作战中，嗣昌把他的兵力拆散，军队削弱了，象昇还得应付向南推进的建州军士，终于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象昇战死了，建州的军队也在饱掠以后逐步北撤。

在建州北撤以后，嗣昌的任务是和张献忠的部下作战。嗣昌并不是一无所长，由于他得到思宗的支持，他提出十面埋伏的作战方略，终于把献忠的部队逼向四川。献忠在玛瑙山吃过一次败仗，把精锐都丧失了，但是他在川、鄂边界上，收拾散亡，重新打开局面。到崇祯十二年，嗣昌、献忠二人就在四川境内展开了战斗。献忠的作战是向自己负责的，打了胜仗就前进；打了败仗，不妨收拾残余，重新斗争。可是嗣昌是要对思宗负责的：打了胜仗固然好，打了败仗就得拿性命偿还这一笔血债。在他和献忠作战中，把献忠逼入四川，这应当算是一份成绩，可是把张献忠逼入四川，在他这里固然舒了一口气，在四川便感到切肤之痛。这还不会激怒思宗。可是献忠在出川途中，杀了襄王朱翊铭，这便成为失陷藩王的罪名。这件事献忠也很清楚，所以在他俘获翊铭的时候，给翊铭酒宴，他说：“你没有罪，可是我得借你的头颅给杨嗣昌一个失陷藩王的死罪。”翊铭喝了酒，献出了自己的头颅。嗣昌追踪献忠，进入四川，打一些胜仗，可是献忠的军队并没有垮，现在又出川进入湖北、江西，嗣昌却背上了一个失陷藩王的罪名。这时候，他又听到洛阳的陷落，福王被杀。崇祯十四年三月一日嗣昌死。《明史》卷二百五十二说他不食死，《国榷》卷九十七说他自经。总之他是自杀了。

明朝的两面受敌，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命运，但是即在这最后的关头，还得和死亡斗争。承畴的出师，正是在四川紧急时。承畴至松山，建州的大军也自义州大举反攻。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张兵出击。承畴估计自己的军队，虽然号称八镇，只有白广恩、马科、吴三桂三镇军队敢于进攻，其余的五镇只能配合作战，因此不主张分兵。特别提出可守而后可战的主张，略谓：

……久恃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得逾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今本兵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

这一个主张，是得到思宗同意的。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还是主战。特别是职方郎中（职方司是兵部主持作战计划的，郎中是司的长官）张若麒躁率喜事，见小胜即谓围可立解。新甲立即通知承畴，他说：

……近接三协之报，云敌又欲入寇，果尔则内外交困，势莫可支。台臺出关，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斯时台臺不进山海，则三协虚单；若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谢圣明而副中朝文武诸人之望乎？主忧臣辱，台臺谅亦清夜有所不安者。

承畴同时又奉密敕，敦促克期进兵。这时新甲推荐马绍愉为兵部职方主事，出关赞襄。承畴是大帅，但是在若麒、绍愉两人的敦促之下，这就完全打破了持久战的策略。七月二十八日承畴进兵，二十九日抵松山。他看到建州部队驻扎在乳峰山之东，下令部下驻扎乳峰山之西，和建州对峙着。乳峰山距锦州五六里，俯视锦州，如在几席，炮火相应。这里还有东、西石门，承畴进兵以分敌势，使其腹背受攻。承畴又立车营，外边再加一道木城，建州部队更受到威胁。在这次战争的前夕，自建州营逃出的俘虏，曾经说起，建州部队因为粮食紧张，骑兵每天还吃到两顿，步兵只能吃到一顿，正因为紧张，因此声言进犯三协，故意夸大进兵的局势。承畴原想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是兵部陈新甲听从张若麒、马绍愉的主张，仍在不断地催促进兵。

现在的问题是切断供应的问题。从锦州到松山，中间隔了乳峰。建州的策略是切断明人的饷道。敌人在松山进行包围战，这就必然要影响明兵的士气。

承畴召集部下进行会议，和他们讨论撤回宁远就饷的策略。他说：“敌人正在调动新旧兵力，对于我军交替进攻。我军既然出兵，也利在速战。各人应当率领所部，并力一战，本人亦当身临前敌，胜败在此一举。”

明军诸将主张撤回宁远就饷，意见不很一致。

晚间，张若麒给承畴捎来一信，提出：“我兵再胜，今日再鼓，亦不为难，但松山之粮不足三日，且敌不但困锦，又复困松山。各帅既有回宁远再战之议，似属可允。”

若麒在前方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不当进战的时候，他在促进；应当固守的时候，他又促退。承畴在作战中度过了不少的年月，现在确实感到为难，只有再一次和部下会议。

洪部的几位总兵，各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主张当晚开仗，有的主张明日开仗，有的主张先行退兵，以备日后再战。

承畴看到不同的意见全部摊出来，他激昂慷慨地说：“诸位都曾提出要报效国家，今天就是报效的一天。即使粮尽被围，也应当和部下说起：战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努力作战，才有侥幸万一的希望。我已经决定孤注一掷，希望诸位好好努力。”

会议散了，承畴正在送到会的几位总兵出帐，总兵王朴赶上一步，带领部下先逃。这一下大众都溃退了，马兵步兵，你踩着我，我踩着你，弓、甲等武器，扔得满地。远远看到火光，认为那里就是敌人，他们走不向前，只有向后退，可是退下的时候，恰恰为建州兵队所乘，于是来了一个大崩溃。

这一晚曹变蛟、王廷臣突入松山，辽东巡抚邱民仰发誓要和承畴同守。当晚承畴决定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城，三分之二的兵力突围。第二天突围的兵力冲出去了，到了尖山石灰窑被建州部队阻击。明兵奋力死斗，建州兵暂时退却；可是不久就进行了大包围，明兵决计退回松山，可是路截断了，要回也回不成，只能向海边靠拢。一阵大潮来了，大部分的残部被浊浪吞噬了，只剩余了二百余人。白广恩回松山了。张若麒、马绍愉搞到一条渔船，逃回宁远，这两位负责作战计划的正在计划着怎样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洪承畴。承畴呢，他和白广恩计议，如何走小凌河，进袭建州老营。这个计划又失败了，承畴和部下只能死守松山待援。

洪承畴是有作战经验的，他知道怎样组织进攻，怎样组织守城，现在他在松山死守，准备在增援的军队到达以后，重新反攻。但是从秋后待到冬天，崇祯十四年过去了，他还得等待，直到崇祯十五年二月，松山终于陷落，他的部下副将夏成德把他缚了献给建州。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都被执不屈，终于被杀。总兵祖大寿守锦州年余，三月城亦陷。松山、锦州陷落以后，建州向杏山进兵，杏山亦陷。

松山、杏山、锦州的陷落是明朝和建州的最后一次决战。在这次战争以前，建州的力量虽在不断地壮大，但是明朝还能组织几次强大的力量予以有力的回击。洪承畴的进攻，应当说是明思宗在起义军队不断进攻，中原广大地区已经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洪承畴即使在投降建州以后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但是他在出兵的时候，确实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思宗一边重用洪承畴，给他以反攻建州的重任，可也听信陈新甲冒昧进攻的主张，以至纵容张若麒、马绍愉的盲目督战，终于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洪承畴后来的屈膝求生，固然是无可解释的罪行，但是对于这最后一次的重大的失败，责任主要还在思宗。

在洪承畴死守松山时，周延儒在崇祯十四年九月进京，奉命仍直文渊阁。延儒的复出，据杜登春《社事本末》，完全出于复社首领张溥的密谋。在温体仁罢免以后，杨嗣昌、薛国观相继主持国政，复社中人松了一口气，但是还不能放心，最后由张溥和钱谦益、项煜等人共同策划，派干仆王成贻带了七封书信直向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投递。文选司是专管人事工作的，郎中是主要负责人员。当时的制度，是人事调动，主要必须通过文选司，因此吴昌时的地位特别重要。为什么要带去七封信呢？这七封信很可能是同样的字句，分别藏在各式各样的衣服行李当中。带去的时候，都扯碎了，这样即使在进京的当中遇到搜检，也不会发生意外。到京以后，再把碎片掏出来，重行装裱，这在当时称为蓑衣裱。吴昌时看到蓑衣裱的来信，当然也看到一份重重的厚礼，这是《社事本末》没有提到，我们可以从周延儒、吴昌时、钱谦益的为人推测的。崇祯十四年二月去信到京，四月召用周延儒，九月入朝，仍直文渊阁。不幸的是张溥就在四月逝世，因此对于这次密谋的结果，他是无从知道了。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看到复社和东林不完全一样，东林只是一些比较保守的士大夫讲学的机构，并不具备政党的条件。复社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组织，人品很不一样，他们的力量，可以从弯弯曲曲的线索直达最高的领导阶层，对于政治起极大的作用。其次，复社的领导的人物，无论他们怎样打扮自己，有些简直不堪设想，后代把复社看成是一个纯洁的组织，就脱离了现实。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思宗的后期，盲目地发展锦衣卫等这一类的特务组织，正和他的曾祖父世宗一样，当时的中央成为双重性的领导。世宗在前朝是皇帝；在后朝是道士的领袖，最后受到道士们的愚弄。思宗在前朝是皇帝，在后朝是特务组织的领导，最后受到特务们的愚弄，终于亡国自杀，把自己的生命偿还了这一生的血债。不幸的是当时千千万万的人民，包括陈子龙在内，都成为这一种畸形发展的牺牲品。

崇祯十五年元旦，无论松山前线是怎样的浴血抗战，北京城里的文武大臣照例举行庆贺大典，文武大臣都在殿前肃立称贺，思宗召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谢陞上殿。他们东向肃立，思宗从御座下来对他们一恭到地。皇帝说：“自古圣帝明王，尊师重道，诸位都是我的老师，请受我一揖。自今而后，如何调和燮理，奠安国家都要倚靠诸位老师。”当时的思宗，确确实实希望他们能够做出一番事业。

当前最吃紧的事业，还是松山前线。洪承畴和他的部下死守战线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们正在日夜盼望内地的支援。是不是还有支援的能力呢？到前线去的十万大军，是在中原战火连天的当中，挤出来的一点最后的力量。当然建州也是把所有的兵力投到战线。可是现在建州是取的攻势，而洪承畴在几次失败以后，前线的兵力垮了，只能组织最后的力量，拼命死守。怎么办呢？宁前道副使石凤台听说建州有意讲和，就派人去联系，回来的报告，说是建州首领皇太极也是愿意讲和。石凤台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向北京报告。思宗认为他没有得到朝廷指示，擅自派人接洽，立即把凤台监禁起来。

但是当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思宗和这三位大学士讨论一下。

周延儒是状元宰相，正和宋末的文天祥一样，但是人品全然不同。天祥写得一手的好文章，平时经常自称状元宰相，不无一些矜张，但是他把国家的一切艰苦工作，双肩挑起，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辛苦，最后在北京的刑场，用自己的头颅，给后人以做人的最好榜样。周延儒不同了。他的作品我没有读过，想来既是状元，文章一定会作的，可是他爱的是金银财宝，后来他也带过兵，可没有打仗，只把建州入侵的部队连同他们掳获的胜利果实，一路送出长城，最后的结果是建州部队在长城边写上四个大字“不劳远送”，而思宗却赏他一根绳索，由他自尽。状元宰相和状元宰相是不一样的，正如常人和常人也是不一样的。

贺逢圣是一位忠厚老实的长者，他没有什么主张提得出，正和周延儒没有提出一样。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周延儒是不敢提，贺逢圣是不知道怎样提。

谢陞在石凤台下狱的时候，就和同僚说起松山前线的事，他认为我们的力量消耗已尽，凤台的主张暂时松一口气是对的。内阁的共同主张是松山前线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

在这一天思宗问起他们的主张，他们共同主张用间。

思宗说：“松山被围，已经半年，一些消息也不通，还谈什么用间？可和则和，不妨便宜行事。你们看怎么样？”

谢陞的答复很简练，他说：“彼果许款，款亦可恃。”款就是和的别称。

求和的策略既经决定，由思宗吩咐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行事。新甲推荐兵部赞画主事马绍愉可遣，思宗立即升绍愉为职方郎中，赐二品服，赴建州前线，探求讲和的线索。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中。

前线还是很紧张，洪承畴在苦斗中支撑，朝廷可能忘却他们，但是朝廷已经到了无力支援的境地。承畴唯有苦撑。

延儒并没有忘却他的主要任务。无论复社和黄道周的关系怎样，但是复社为了收拾人望，必然要支持黄道周，他们策划周延儒的起用，主要目的是这样。延儒上台以后，就为道周说话，道周在狱中的生活，开始得到改善。

八月的中旬，思宗和延儒谈到南宋的情况，慨叹了一声，说起：“现在怎样能有岳飞这样的将才！”

“是啊，”延儒说，“岳飞确实是一位名将，但是史册叙述岳飞的为人，说他如何打败女真，可能也有一些夸大。即如黄道周的为人，日后史册记载，也难免说这样的人才，没有得到重用，天下都感到可惜。”

思宗没有作声，时间在静默中度过了。

待到思宗回宫以后，立即传旨，释放黄道周，仍以东宫少詹事录用。

陈新甲通过马绍愉，正在秘密进行议和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任务。在松山、锦州节节失败以后，建州是战胜者，明朝是战败者，因此明朝受到建州的侮慢是必然的，条件也提得很苛刻。双方商定陆地以宁远东双树堡为界，海上以长山岛为界。每年建州输人参五千两、貂皮五千张；明朝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当然这只是初步的计划，仍待双方最高当局的批准。

这一切都由新甲暗中进行，但是消息已经透露出去了。御史们正在商量提出反对议和的主张，有人和谢陞说起。谢陞说：“皇上有意主和，诸位不必多说了。”这是一个霹雳，于是御史们就对他提弹劾。经不起言官的攻击，谢陞罢免了，但是问题还没有澄清。

兵部尚书陈新甲是奉了密诏进行和议的，他不时有密奏直达思宗，思宗也不止一次给他手诏，中间往来已经数十次。思宗吩咐要绝对保密，新甲当然也是遵命照办。

一天，马绍愉来信，密报交涉情况，新甲看过以后，因为有事，把密报放在案上，恰巧那时邸报（当时北京的报纸，由官方支持）的记者到了，陈家的仆人认为这只是塘报（当时的地方公报）的消息，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的，把马绍愉的来件交给他。不久以后，马绍愉的来往信札全部公布，北京城内都震动了。给事中方士亮首先提出弹劾。思宗看到这一道奏疏，愤恨极了，立即责令新甲自陈。偏偏新甲认为这是奉过上谕的事，不但不自己引罪，反而自称有功。思宗更激动了。七月中马嘉植再行提出弹劾。思宗立即把陈新甲监禁起来。这一次陈新甲慌了，上疏认罪，请求宽恕，思宗仍然不许。新甲在惊慌中，到处进行贿赂，请求斡旋。有两名亲近的言官为他请求刑部侍郎徐石麒进行缓颊，石麒不允。有人请大学士周延儒、陈演讲话，他们都在思宗方面进言了。

他们提出国法的规定，敌军不包围北京，不杀兵部尚书。

思宗说：“其他姑且不论，在陈新甲兵部尚书任内，宗藩先后被敌人戮辱者七人，那不比包围北京的情况更严重？”

新甲的进行和谈，是奉了思宗之命行事的，这条密旨不能提出，最后只能以他的颈血，来清洗他的罪过。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建州再行进兵。他们丢开山海关，仍由墙子岭、界岭、青山，一直向南面猛扑过来。进入长城以内，他们陷落迁安、三河，进犯平谷，受到一些挫折以后，再行分兵，一支直趋通州，一支由柳树涧直趋天津。北京情况吃紧了，立即戒严，下令勋臣分守九门，同时号召各省军队开向北京，当时称为“勤王”。建州兵向真定、河间、香河进兵。不久以后，再分向临清、霸州、长芦、文安、景州、东昌、莘县、馆陶、高唐。十二月进陷兖州，执鲁王以派，以派自经。建州兵再进入蒙阴、泗水、滕县，围赣榆，陷峄县。十六年再攻滑县，趋东昌，攻德州，陷顺德。到四月间折回，经宝坻，至琉璃河。这一次建州兵在北京、山东，南到现在的江苏境内，兜了一个圈子，他们把可以掳掠的掳掠了，可以破坏的破坏了。最后才做出退回东北的计划。

周延儒对于建州饱掠欲归的情况是了解的，四月初他自请督师抵抗敌人。襄城伯李国桢这一位勋臣也是了解的，他请求选取勋旧子弟率同精锐兵士出击。这是报国的举动，是应当鼓励的。思宗一概批准。皇帝还在武英殿赐宴大学士周延儒。状元、宰相，现在又是督师，一切的光荣都给周延儒占有了。

五月，周延儒报称打了一个胜仗，杀死敌人一百有余，虽然不是太多，但确实是一个胜仗。把敌人打垮了，还不算是胜仗吗？事实上，当时的边墙到处被建州兵拆毁了，子女玉帛，可以带走的都被建州兵带走了。沿边的出入大道，日日夜夜正被这种不同寻常的运输物资占有着。

就在这个月里，周延儒因为追逐敌军有功，赐金币。延儒奏称中夜自顺义直抵密云，促各督抚追逐敌寇，现在完全肃清。思宗吩咐内阁特拟温旨，加以慰勉。不久以后延儒入见，升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荫一子中书舍人。光荣到了极顶。可是接下就是言官提出延儒蒙蔽欺君。思宗还为延儒留下一条出路，诏书说：“首辅周延儒朕所敬礼，不谓蒙蔽推诿，朕不忍，尔等从公实奏。”四天以后思宗勒令周延儒致仕。有旨：“周延儒佐理多年，朕不能尽其谋猷，体谅志向，皆朕之过，仍赐赆驰驿。”延儒临去的时候，还推荐蒋德璟、吴甡可任内阁大臣。这一切都是五月里的事。六月里兵科给事中郝絅劾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礼部祠祭郎中周仲琏。他在疏中举出：

……二人窃权附势，纳贿行私，为周延儒干子。内阁票拟，事关机密，事事先知。初推选部，昌时语人曰：“允矣，三日当下。”及引疾待旨，语人曰：“已准回籍调理。”昌时何豫知如此？总之，延儒多欲则不刚，有用而无体，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思窃附于君子而不决去乎小人，见忠直虽援护而实远之，见邪佞虽亵慢而实昵之，是以辜负知遇，耽误封疆，则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时、仲琏又延儒之罪人也。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周延儒赐死。

在周延儒赐死以前的两个月，崇祯朝的又一员大将孙传庭死于潼关。传庭代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崇祯八年官至陕西巡抚，十一年十月，建州兵入关，北京戒严，召孙传庭、洪承畴入卫，以传庭代卢象昇为总督。当时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主张，是把陕西来京的军队全部留下守蓟州和山海关。

杨嗣昌的主张是不是对的呢？很难得一个结论，因为当时的朝廷处于两面作战的地位，既要防起义的人民，又要防入侵的建州。顾了这一头便顾不得那一头。究竟顾哪一头呢？当然尽急的一头先顾。杨嗣昌主管兵部，他只能这样做。但是传庭是陕西总督，他不能不考虑陕西的问题。

传庭说：“陕西的大军一经出关，是留不得的，留了以后，陕西没有军队，实际是为了李自成撤兵，对于蓟东没有好处。可是留在蓟东，其势不是哗变就是逃亡，不为我用，势必反为敌人所用。这是大局安危所关，不能不考虑的。”这一番主张，嗣昌听不得，传庭叹了一口气，耳朵也聋了。

崇祯十二年，思宗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传庭上疏请求陛见。嗣昌大惊，认为传庭陛见的时候，势必揭穿自己的阴谋，立即上疏，指出孙传庭的耳聋只是托病，不是真聋。思宗发怒了，命巡抚杨一儁当面验看。一儁说传庭的聋是真的，不是假的。思宗激怒极了，这就把传庭和一儁同时监禁起来。

在这个国事危急的当中，监狱倒是比较安静的，传庭就在这里休养了三年。好在当时的大臣，下狱的不仅是三两个，传庭也乐得安闲，倒真的把耳聋的问题解决了。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的大军破南阳，杀唐王，再陷许州，攻开封。周王恭枵、巡抚高名衡守开封。崇祯十五年正月，思宗释传庭，命为兵部侍郎，督京军救开封。各方的军队都来了，开封解围。这时陕西总督汪乔年被杀，思宗派传庭为陕西总督。传庭认为总兵贺人龙遇敌先溃，连丧总督汪乔年、傅宗龙二人，因此在这年五月初一日召人龙议事，随即把人龙杀了。经过这一次的决策，传庭的威名大震，他募集新军，准备大战。可是李自成已经再一次把开封包围了。思宗命传庭东征。传庭上奏，军队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的经验和把握，可是思宗调哪一支军队救开封呢？他只有敦促传庭进兵，传庭也只有带兵出关。没有训练的军队凭什么打仗呢？思宗顾不得，只是不断地敦促。传庭也顾不得，上边有不顾一切的皇帝，他只要传庭带兵支援开封；下边有不少的陕西在京的京官，他们只要把大兵调出潼关，减轻陕西的负担。传庭呢，他在北京狱中的三年生活，使他不再愿意重行回味。他不顾一切地去了，临行的时候，传庭对着张夫人，顿足叹了一口气，他说：“这一仗未必就能打胜，可是大丈夫哪能再行入狱，和狱吏见面呢？夫人，你自己斟酌吧！”

“用不着担心，”夫人说，“大丈夫只要考虑国家的大事，用不着担心家中的事故，这一切不用放在心上。”

八月，传庭的大军出了潼关，旌旗兵甲一连数十里。打开汝州，破宝丰，直捣唐县。再进陕县。这时大雨倾盆，泥泞深达数尺，粮车日夜催促，行不足三十里，远远落在军队的后面。人马都饿乏了。抬头一看，迎面就是陕县。

军士们看得清楚，打破陕县就是粮食。他们很快地把陕县打下了，可是城里没有粮食，好在有的是马和骡子。他们把这些都吃光。雨还是哗哗地下着，七天七夜没有停。粮食吃光了，马和骡子作为军粮也吃光了，雨下得再没有停。九月十七日，汝州兵变的消息传来了。孙传庭看看粮草已断，没办法，下令撤回迎接粮食。陈永福督后队，后队乱了。李自成的军队从后面打过来，孙总督下令开仗，这一下打得硬，把起义的军队打破了三阵，可是对方的马队拼命地冲过来，孙传庭的阵脚站不住了。这整整的一天一夜，官兵在前面跑，起义的军队在后面追，一共跑了三四百里。兵器、辎重，一切可以抛弃的东西都抛弃了，满山满谷，都是败兵和给养、武器和车辆。

这一次的大败是铸定了。四万的士兵，全部伤亡。李自成赶过了潼关、华阴，最后追到渭南。十月初六日，两军接触了。孙传庭和监军副使乔迁高看到胜利的阴影已经很渺茫了，屈服当然是谈不到，他们带同自己的随从，大喊一声，冲入包围的队伍，他们战死了。孙传庭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是他的死是一个英雄的死，是面向死亡而不甘屈服的死。

当时有名的诗人、陈子龙的朋友、复社成员吴伟业有一篇《雁门尚书行》，写到孙传庭的一生，他在篇首就说：

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顾盼三军惊。

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吒风云生。

家居绝塞爱死士，一日费尽千黄金。

读书致身取将相，关西鼠子方纵横。

……

以下叙述到北京使者的督战：

……

忽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驰马流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沈吟，蹶起横刀忽长叹：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谁由算？”

……

什么是松山箭？洪承畴进军关东时，由于张若麒、马绍愉的督战，最后落得松山失败的，就是这一支传令箭。伟业这首长诗，沉痛悲歌，到将近结束时，忽然掉笔一转，写出孙传庭的悲痛：

……

回首潼关废垒高，知公于此葬蓬蒿。

沙沉白骨魂应在，雨洗金疮恨未销。

……

这是一首动人心弦的哀歌，虽然伟业的晚节是有问题的，但是这首诗确是好诗，把孙传庭的心事和当时的具体情况都提出了。松山箭一句更指出急于求成以致造成不可弥补的失败，思宗的心思正和张若麒、马绍愉一样。失败和亡国的责任，究竟落在谁的身上，不是一清二楚吗？

子龙在明末军事节节失败以后，有一篇《文将、武将》的作品，大旨以为临阵陷坚固然需要武将，但是运筹帷幄，主要还得倚靠文将。文将这个名词，是比较少用的，但是确实有它的重要意义。明代末年的武将，真正担负得起方面重任的，非常少有，因此方面之才，不得不倚重文人。清康熙帝曾经说起，思宗之后，常用文人担负方面大员，他们只会作几篇八股文章，怎样担负得起战争的重任？这当然说得很具体，但是也不尽然。思宗以后，所用的方面大员，如汪乔年、蔡懋德，甚至如熊文灿、陈奇瑜之流，他们固然有负国家的委任，但是八股文的作家，不是没有人才的。这里我们必须理解以八股培养人才和以八股求人才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以八股培养人才，这是错误的，因为八股不能培养人才，因此在这个概念之下，正和缘木求鱼一样。以八股求人才，这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人才的培养是多种途径的，求人才只是一种片面的追求，因此，求得的可能完全不是人才，也可能同时是会做八股的人才。明代有名的大臣，如于谦、王守仁、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由八股出身？即以谙练军事、有才有守的重臣而论，如项忠、杨博、谭纶、朱燮元又哪一个不是由八股出身？我们应当知道八股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但是熟谙八股的人士之中，同样也会有折冲御侮的人才。子龙所说的文将，乍看是有些意外，实际是确有所见的。

从思宗这个时代看，我们见得确实可以称为大将之才的能够举出四人：孙承宗、卢象昇、洪承畴、孙传庭，其他如负气傲物的熊廷弼、操切从事的袁崇焕，尚不在内。

孙承宗确实是一位大将之才，在建州崛起之初，他即以内阁大臣之重任，出关督师，击退外侮。及至建州拆毁边墙，大举入侵，永平、遵化全部沦陷以后，他奉命收复失地，终于手提冀东全区，归还建置。他不辞劳苦，不居功，崇祯四年十一月解职家居，及至十一年建州大举内犯，他率同全家，死守高阳，终于自杀。在崇祯年代，这是一位功高德劭的完人。

其次是卢象昇，奉命率兵抵抗建州部队的入侵。在杨嗣昌、高起潜的阴谋下，他的部队被一再削弱了，最后只能以区区数千的军队，和新起的建州大军作战。当然，他可以率部退入广顺的区域，结合当地的广大人民共同作战，但是当时的思宗是不会由他相机做出有利国家的行动的，因此他只能面对死亡的威慑，作孤注一掷的决死战。死亡就在眼前，他跃马横枪向命运挑战，终于赢得了光荣的死亡。

最可哀痛的是洪承畴，他是当年的一位能臣，在松山作战失败以后，投降建州，以后随同大军入关，平定江南、湖广以至滇黔。最后正如《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所说的：“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他在《清史列传》本来是在《贰臣传》的，《清史稿》取消了“贰臣”的名义，这是“宽大”。是不是将来还有其他的看法呢？我不知道，也没有为他辩白的道理。但是在他和李自成作战的时候，他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及至调到关东作战，他主张持重，不急于求战，也决不主张放弃，他的策略是不可否定的。松山战役的失败，负直接责任的是职方郎中张若麒，承畴没有把若麒的冒进策略加以否定，他也是有责任的，但是若麒的红旗督战秉承中朝的意图，读史者都可看到，所以失败的主要责任，不在承畴。无论他后来的生活历程如何，在崇祯时代，他不能不算是一位大将。我们在读到江淹《恨赋》这几句：“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不能不为李陵感到委屈，但是对于承畴，由于他后来的平定江南、湖广以及滇黔，那是另当别论了。

对于孙传庭，我们不可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大将，可惜的有两件：第一，他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将军，他知道如何效忠于当时的统治者，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对方只是一群受到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铤而走险的人民，对于人民作战，无疑是错误的；第二，在出关作战的时候，明知道这是一群没有受过必要训练的队伍，但是他没有进行抗拒，由于经受不了在朝的陕西籍官吏的起哄和思宗的督责，面临着失败的必然到来，而仓促应战，终于一败涂地。“回首潼关废垒高，知公于此葬蓬蒿”，诗人的哀歌，正传达了千古的辛酸。

思宗的时代确实是有大将之才的，然而都被思宗一手葬送了。一年以后，思宗最后留下的两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倘使我们认清当时的时代，我们对于上一句不能不慎重考虑，对于下半句，也无法做出全部的肯定。

经历了崇祯十六年的年底，我们可以看到思宗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有国内的和国外的敌人。这两种敌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如何调和，可是无意之中却得到最密切的配合。建州的侵略来了，思宗集中兵力应付建州，李自成、张献忠就得到扩大的机会；李、张的形势紧张了，思宗集中兵力应付李、张，建州便有时间稳定获得的新区，作为下次作战的基地。是不是可以对于一个方面争取妥协，以便集中兵力打击另一方呢？思宗是这样想过，杨嗣昌、陈新甲，乃至谢陞、袁崇焕都这样想过，但是走不通，因为建州的统治者经过一次有利的战役，他的要求便提高一次，苏洵《六国论》说过：“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思宗也明白。崇祯十六年底这个情况大家都明白，但是谁也不愿意提出。那么是不是可以和李自成、张献忠取得一个协商的办法呢？当然谈不到，思宗对于建州，固然谈不上什么君臣之义，因为建州本来只是一个边外的部落，明人一向把这个作为朝贡国来看。“朝贡”只是一种阿q式的官话。当然，建州的首领曾经作为龙虎将军，由明朝颁赐，但是那也算不得数，因为他们来了，称为将军，去了还是做他的贝勒，并不受朝廷的节制。所以对于建州，若是取和解的形势，思宗还可以咽得下，可是对于李自成、张献忠，那就完全两样了，他认为这些人只是叛逆，是不可调和的。怎么办呢？从崇祯十六年的冬天，周延儒死了以后，思宗对于当前的形势不能不明白了。在他头脑里不断地摇晃着这个大大的问号。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思宗命令五府六部大臣分别条陈战守事宜，自己在文华殿守候着。这一次是在召见之后，给大众一个从容考虑的机会。过了一段时候，条陈收齐了，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南迁，第二条是由东宫太子先到南京。

思宗看到这两个条陈，没有一条谈到怎样保卫北京的策略，实在令人愤怒，但是到这时期，再要保卫北京，没有足够的兵力，也实在谈不上。愤怒的结果是颓丧。二十八日的会议，最后化作纸上的空谈。

南迁是不是一条策略呢？当然是，因为北方已经残破了。冀东、畿南都是久经建州的破坏，生产和人民的精神受到各种各样的摧残，实在无力担负再一次的战役，更谈不上经受建州和李自成的轮流进攻。但是要南迁也得考虑南迁的策略。从北京到南京，从现代的交通情况看，铁道交通不足二十小时，飞机不过三小时，可是从当时的具体条件看，私人来往动辄需要一两个月，更谈不到大量的官书文物、武器装备，没有半年的时间是办不到的。当时能有这段必要的时间吗？战事的发动是必然的，但也是不能预定日期的，因为战争的主动权不在思宗手里。南迁是一件大事，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和实力准备是办不通的。当时有准备的时间没有？还有畿南和鲁西都经过建州入侵军队的大规模破坏，当时有没有经济条件，作出恰如其分的供应？有没有武装力量，防御旅程中可能遇到的突然袭击？思宗也不可能不考虑到南方人民对于成祖以下这一支的思想感情。太祖去世以后，因为太子早死，由太孙建文帝袭位，可是太祖的另一个儿子朱棣把建文帝搞掉了，自己做皇帝，成为后来的成祖。南方人民对于成祖这一个系统是没有感情的。事态已经过去了二百余年，但是感情不一定就扭得转，这是思宗要考虑的。还有，整个明代对于江南的人民，特别苏、松这一带进行过残暴的压榨。这一点，明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明白，所以规定江南人民不得担任户部长官，唯恐他们了解中央政权怎样对于江南人民的压榨。除此以外，还有一条，思宗控制朝野官吏，有他的锦衣卫和内监，这是他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使得人人自危，可是思宗正在充分地运用，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不便。现在要是搬迁，这个机构是不是可以保存下来？这些问题正在思宗头脑中打转。群臣提出南迁激怒了思宗，他也感觉到北京的不安，可是怎样处理南迁的问题，他无法解决。朝廷大臣，有哪个能为他考虑这些问题，安排一个妥善的策略呢？思宗的愤怒转变为忧虑，他只在文华殿里沉吟。

还有那个太子慈烺监抚南京的问题呢，在大臣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以为思宗既然一时不能离开北京，那么由太子先往南京作为一个策略，完全符合古代“从曰抚军，守曰监国”的要求，而且先到南京，立下基础，可以支援北京的父亲，不能不算是一个两全的策略。但是这只是一句空话，太子才十六岁，他懂得些什么？固然，崇祯即位的时候，不过十七岁，比现在的太子只大一岁，可是思宗是在熹宗那个患难的时代长大的，患难是人生的一位最优秀的教师，因为它能够锻炼人，所以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宗的时代虽说不上是怎样安乐的，可是思宗把国家的一切艰难留给自己，他从没有把这些问题去压迫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现在要把国家的二把手的地位交给一个名为十六岁的孩子，这事能行吗？思宗正在咀嚼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下什么结论。

关于太子的品德究竟怎样，我们没有可靠的材料，因此不能做出结论。北京沦陷以后，南京出现了皇太子，这个是真是假，我们没有可靠资料，不能确定；可是北京也出现了一位皇太子。可能一位是真的，也可能都是假的。崇祯十六年礼部尚书林欲楫上《东宫端本箴》。箴是古代文学的一种文体，《文心雕龙·铭箴》篇说：“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这是一种告诫的文体。林欲楫警告太子慈烺“勿荒于逸”“勿惑众咻”“勿谓未壮”“勿谓具陈”，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太子有什么缺点，但是也不妨认为太子还需要积极的培养，因此可以断言由他到南京去，奠定明朝的南部，支持明朝的北部，一时还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