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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大军从东京开拔后的第十三天，河北宣抚使童贯、宣抚副使蔡攸亲自统带这支已经有十分之二的官兵开了小差而缩小了的大军，到达高阳关。
既没有坚强的作战意志，又缺乏严密的纪律组织的一部分官兵，无法适应部队生活和艰苦的行军，他们开小差是必然的事情。正式列入编制的官兵虽然迅速减少了，随着大军一起行进的闲杂人员却不断膨胀起来。他们多数是沿途被强迫拉来搬运行李、辎重的夫子，还有通过转运衙门直接或间接的介绍，前来承揽军用商品的专卖商人，还有一批批自动跑进部队来跟官兵做些小买卖的零售商，也有一些和官兵们沾亲带故的人员，他们一时还摸不清可以从哪里入手，先混进部队观望观望，等到有利可图时，再相机行事。这一大批人抵充了开小差的名额，壮大了声势，使得大军抵达高阳关时，仍然不失为一支受命征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根据宣抚副使的命令，大军进关时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入城式，以鼓士气。虽然他们要进的是自己这方面、而不是从敌人手里拿下来的城池。通常只有在后面一种情况下，而且又是特别重要的城市，才有必要举行这样一个军事仪式。可是在宣抚副使看来，这点微小的区别，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现在需要借这个仪式来调剂一下枯燥无味的行军生活，用来娱乐自己。长途行军，征尘仆仆，毕竟是件苦差事。虽说一路上都有地方官竭诚款待，恨不得把他们所属的地皮刮下来招待长官，可是贫瘠的边界地面，早已被他们刮得天高三尺，所剩无几，怎可与繁华的东京相比？蔡攸早在心里抱怨：“早知如此吃苦，不走这趟也罢。这都是王将明（王黼字）挑我的好差事，他自己倒窝在田令人怀里纳福。”
老实说，只要有差可开，不论是公差、私差，不论是大差、小差，宣抚副使蔡攸第一个想滑脚溜走了。
靠着御用钧容直的吹吹打打，一路上笙簧齐鸣、金鼓鼎沸，入城式举行得好像迎神赛会的行列一样，倒也显得威武热闹。童贯曲尽地主之谊，热热络络地款待了蔡攸。其实河北宣抚使童贯是高阳关的地方最高级别长官，如果是主人，河北宣抚副使蔡攸又何尝是客人？何必让童贯来款待他？但是根据习惯势力，童贯在任何场合中都喜欢以主人自居，一有机会就要喧宾夺主，加上他深知蔡攸是一种专靠官场的荣华富贵喂养肥大的软体动物，是一条只知道以吮血为生的蚂蟥和懒得蠕动一下的蜒蚰，受不得一点委屈。他童贯必须主动地多多替他掘下一些陷阱，让这条没骨虫全体软软地陷进陷阱里，自己才好腾出手脚来干“正经”。他童贯到前线来有许多正经事要干，就是嫌这个“副使”在旁边碍手碍脚。蔡攸一离开东京就忘掉了自己的使命，童贯却一直牢牢地记住这条懒虫是官家特别派来“监视”自己行动的。
“杀”进高阳关以后，童贯一面下令大军休息三天，大举犒赏官兵，每名士兵发给二斤熟肉、一瓶美酒，以酬答他们连日行军之劳；一面以宣抚使的名义，命令正在雄州待命的西军分兵两路：种师道统率泾原、秦凤、熙河军由东路，刘延庆统率环庆、鄜延和胜捷军由西路分别出雄州城向白沟河推进，开到边境线上驻屯，听待宣抚使后命。
西军已在雄州驻了一个多月，迟早总得离城开赴前线。这道命令的用心深密之处是在表面上不落痕迹，实际却在不知不觉间贬损了种师道的地位，把他从指挥全军的统帅地位上拉下来，变为局部战区的指挥官，将他和刘延庆放到相提并论的地位上。一向对权力和地位十分计较的种师道当然不能够容忍这样一道命令，当夜就把它顶回去，并且还火气十足地说，他是奉御笔拜为全军都统制的，如果朝廷别有差遣或贬谪，也要以御笔为准。
种师道的理由很充足，童贯知道这道命令下得过火了，对于别人也许还可以，对付种师道可不能如此简单、粗暴。他把幕僚们埋怨一番，暂时收回成命，说到雄州开过军事会议后，再定大军的行止。
六天以后，宣抚副使又一次声势浩大地“杀”进雄州城，拜领了知雄州和诜的接风宴会，当夜就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开得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种师道先发制人，一上来就用明白无误的措辞表明自己对伐辽战争的态度。
“伐辽决策，师道与全军将士丝毫未尝与闻。”种师道摆一摆他那有分量的手，加重语气，“朝廷一旦贸然用兵，强畀师道以都统制之职，师道唯有鞠躬尽瘁，以勤王事。倘获寸进，此乃社稷之灵，官家之福，师道不敢居以为功；如若事机不顺，稍有蹉跎，责有攸归，师道亦不任其咎。今日开宗明义，师道当着诸将之面，把这话讲清楚了，免得将来再有后言。”
从雄州宣抚司不断发往东京的文书，以及和赵隆吵架以来，童贯早知道种师道不赞成这场战争。他也深知种师道之为人，在军事会议上并不抱有软化他的希望，这些原来都在意料之中。但是现在种师道这席话说得如此坦率，丝毫不为他、为朝廷留些余地。“责有攸归”四个字简直是指着鼻子骂人，这使他非常狼狈。
“今日之事，朝廷早……早有成算，”童贯嘿嘿嘿嘿地嘿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与他的气派不大相称的话，“朝廷用节下为都统制，无非是借节下的威名以镇服群情。事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
童贯这句话说得十分勉强，他的目的原想贬损种师道，结果却反而抬高了他的身价。种师道巴不得童贯说这一句，立刻接下去敲钉钻脚地把它牢牢钉住，说道：“辽事成败，自有朝廷任责。这句话众将军都听明了。师道正要修本上奏，太尉这句话师道要写在奏章里，太尉休得见怪。”
童贯去年以镇压方腊之“功”被晋升为太师，封楚国公，目前正被宣抚司的僚属们空前绝后地称呼为“宣相”，叫得他自己也飘飘然起来。如今种师道完全无视这些事实，仍然以童贯十年前到西军来任监军时的官衔称呼他。这种称呼如果不是他的旧属对他表示特别亲热的关系，那就是充分表示轻蔑。这使童贯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宣抚司的僚属们也为之愤愤不平。
然后会议进入第一个议程——关于进军路线的方案。童贯仍然坚持他在高阳关颁发的命令。种师道虽然同意两路进兵，却顽强地反对由刘延庆和他分统两军。理由仍然是那一个，他的都统制是官家御笔亲封的，都统制要统率全军，不能分统一路。如有撤换，也要以御笔为准。
会议之初，是种师道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阶段。
“节下直如此以御笔为重，怎见得没有御笔，就不能分统一军，开赴前线？”童贯奸诈地向蔡攸笑了一笑，问道，“刘太尉，你意下如何？”
刘延庆被种师道的声势慑住了，期期艾艾回答不出话来。
事情有点僵化了，童贯事前安排下的两个主要幕僚述古殿学士刘鞈、龙图阁直学士赵良嗣乘势出来转圜，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大军仍分两路进兵，西路改用辛兴宗统率，东路改由杨可世统率。辛、杨二人都是童贯赏识提拔的将领，辛兴宗久在刘延庆麾下，杨可世却是种师道手下一员得力大将。这样安排仍有种师道、刘延庆分统两路之实，但在形式上避免了刘延庆与种师道分庭抗礼的现象，这就使种师道比较容易接受。向来在童贯与种师道两人之间充当调停者角色的刘鞈，想出这个方案来，也算是煞费苦心。双方无话，这一条就算通过。
在分兵统将问题上略作让步，是童贯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的一部分。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削减种师道的统帅权，钳制他的活动，使之不得妄自主张、胡作非为。这时他看到种师道由于初步胜利，站稳了脚跟，正要提出用兵作战的具体战略方案时，就摊出了手里的王牌。
“朝廷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他完全摆出宣抚使的架势，气势威猛地宣布，“诸军开抵前线后，务要善体朝廷及本使之深意，严戢士兵毋得与辽军持械相斗。本使已经印制了大量书榜旗帜，招徕辽人，前来降附，稍停就可由宣抚司分发各军应用。诸将倘与辽兵相接，只可以旗榜招抚，切勿动兵，衅自我开。”
远迢迢地把十万大军从西北边区调到河北战场上来，与辽军夹河相持，战事一触即发。没料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忽然由宣抚使本人宣布禁令，不准与辽军持械相斗。既然不准交战，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莫非吃饱了干饭，到河北地面上来游览一番？诸将听了这道命令，不禁面面相觑。
童贯看到诸将领困惑的表情，进一步向大家解释道：“辽、金用兵以来，辽军屡蹶，五京已失其四，士气萎靡，人心瓦解。朝廷对此，筹之已熟。大军所到之处，只消揭示旗榜，辽军自然望风投拜。破竹之势，成在俄顷。诸位将军，切遵此令！”说着他又加重语气重申禁令道：“本使言出法随，诸军如敢擅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
“不得衅自我开”还不排斥自卫的还击，“杀一人一骑者，定以军法从事”，这就意味着只好俯首帖耳地叫敌人任意宰割了。这两句话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宋襄公式的仁义自然不能够使诸将心服，杨可世不禁问了一句：“戢兵不战，自是朝廷盛德，”他杨可世戎马半生，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离奇的命令，说话时，不自觉地浮现了一个讽刺的微笑，“只怕辽军不识仁义，持械前来相杀，难道我军真的束手受刃不成？”
杨可世这一问，连同他的讽刺的表情，受到在座大部分将领的支持，但是这大大触怒了童贯。
“只要我军不去挑衅，”童贯厉声道，“辽军绝无持械来斗之理，本使对此深有把握。诸将但当恪遵将令，如有故意抗违者，自都统制以下，一律以抗旨论罪，本使决不徇情枉法，轻恕尔等。”
这话说得重了，种师道也变了脸色，问道：“太尉如此决策，可也出自庙算？”
这一问正好堕入童贯计中，他又嘿嘿地冷笑两声，但已经不是战败的阉鸡的哀鸣，而是狼子的阴险的嗥叫了。他又一次向蔡攸点点头，然后转向种师道说：“节下喜欢御笔，具见爱君忠忱。现在即请蔡副使申读《御笔三策》，这是出师之日，官家亲手交与本使的。节下听了，也可放心。”
童贯只有在对付种师道时，才需要蔡攸的合作。蔡攸默契在心，果然从怀中探出御笔，音调铿锵地读起来。
既有御笔为证（还盖上了种师道熟悉的“宣和天子之玺”），正、副使又各自补充了文件中没有写下来而由官家口头告诫他们的话。对于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煌煌天语，种师道还有什么可以争辩？原来他这个都统制只是个摆摆样子，而不准与敌军对垒作战的都统制！他的指挥权早在战争以前就被褫夺殆尽，成为一匹告朔的饩羊了。他的气势顿时萎瘪下来。童贯看到自己的目的完全达到，种师道被击得体无完肤，不由得又嘿嘿地笑起来，这一次的笑声就像一匹驴子施用了阴谋诡计把坐骑者掀翻在地时那种得意忘形的嘶鸣。
会后，种师道要求把马扩调到统帅部去工作。童贯不客气地拒绝道：“节下倒真有知人之明，只是本司对马子充已别有差遣，碍难遵命。”于是他模拟着官家的口气，大模大样地接下去说，“此事却再理会。”
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拒绝，种师道愤然地离开会场。他明白这次童贯气焰之高，绝非当日在西军中当一名有名无实的监军可比。在名与实两方面，统统颠倒过来了。
的确，这次童贯气焰之盛，有着非种师道所能理解的依据。原来童贯成竹在胸，已经暗暗布下一着妙棋，这一着下去，不但能够堵塞西军立功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剥夺蔡攸在伐辽战争中的发言权。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深信一旦大功告成，奏捷之日，他要独自垄断胜利，使得种师道跌足叹气，无可奈何；使得蔡攸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也要使官家暗中叫苦，让他明白他派来监视他童贯的蔡攸，原来也不过是一只听凭他玩之于掌腹之间的“摩睺罗”而已。
摩睺罗是一种用泥土抟成，或者讲究一点用木雕或用金属铸制、像小孩之形的玩偶。事实上，从官家派蔡攸来监视他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亲信幕僚中间给蔡攸加上这顶光荣的冠冕了。
他是多么瞧不起蔡攸！
2
童贯这步妙棋是采纳了他的主要僚属赵良嗣的建议，又加上几个亲信的精心擘画，反复推敲成熟后才付诸实行的。因为事涉机密，直到如今，完全了解内情的，也只限于这少数的几个人。
原名马植，后来经过北宋朝廷两次加恩，换名赐姓，才取得现在姓名的“赵良嗣”是一个从辽逃亡来到北宋的官僚贵族，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神秘人物，是童贯庞大的智囊团中极少数可起实际作用的高级幕僚之一。
赵良嗣是“联金伐辽”这一外交策略的真正发明人。后来由于这个建议被朝廷所接受，许多人都来抢夺它的发明权，但他们都是一些冒牌者、影戤者，这块真正的金字招牌只应当挂在赵良嗣的店面上。
赵良嗣虽然是它的真正发明人，但并不是它的最初执行者。最早参加海上之盟外交活动的人员是马政，然后是马扩，当然也还有他们的随行者。只有到了最初的危险阶段已经过去，谈判开始顺利进行的时候，赵良嗣才加入，并且以他卓越的谈判艺术，使这项外交活动取得显著的成果。
人们喧传赵良嗣是个不忘汉家、缅怀故主的“志士仁人”，即使在海上之盟的外交活动尚未开始，宋、辽两邦还保持着正常关系的时期，赵良嗣就以这个好听的名声腾誉在一部分北宋士大夫的口碑之中。
赵良嗣出身于一个既受到契丹贵族统治，同时又心甘情愿地帮助契丹贵族统治北方广大人民的汉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对于统治者，他们是奴才，对于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又是主子。他们是一种钻在夹缝里的奴才式的主子。奴才的驯良和帮凶者的凶恶，他们兼而有之。
赵良嗣既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当然不可能具有远远超过被这个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思想水平。说什么不忘汉家、缅怀故主，都不过是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贴上去的标签。凡是要卖身于别人的人——无论是他的祖先卖身给契丹贵族，无论是他本人又回过头来卖身给北宋王朝，除了需要有一点为新主子效劳的本领以外，也需要贴上好看的标签才卖得起好价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交易以来也同时发明了广告术。所谓广告就是要人们相信实际上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赵良嗣的标签就是他的广告。因为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产生他在标签上写着的那种高尚情操的温床。对于北宋的统治阶级和契丹贵族两者，他没有道义上的选择，只有利害上的考虑。他要选择的只是看哪一个集团能够给他更多的功名富贵。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赵良嗣确实很有才气和活动能力。他不幸偏偏生在那样的“末世”，当时辽的贵族统治集团已经腐朽到这样的程度，它只需要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奴仆，而不需要喜欢标新立异、崭露头角的帮凶了。那个需要有能力的帮凶来帮助他们建立、巩固和维护贵族统治的“盛世”早已过去了。赵良嗣急于功名，稍微露出一点才华，就显得与其他的帮凶格格不入，主子也看不上眼，使他有了生不逢时之感。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事摩擦，他在祖宗为他铺平的富贵道路上，几番绊了脚，摔了跤，以致造成他的仕途踯躅，停滞不前，还被戴上一顶“内行不修”的帽子（在这个阶层里，有几个人内行修洁？这无非是欲加之罪，随手捡来的帽子）。这当然使他深感不满，于是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此外，他在政治上确是非常敏感的，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腐烂透顶的辽政权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道路。他采取了一个大胆果断的行动，偷偷钻进北宋派到辽政府来贺圣寿的使节童贯的行馆中，纵论天下大势，就势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深受童贯的赏识，接着就在童贯的掩护下，乔装为使团的随行人员一起回到东京。
在辽的统治集团中被人像烂苹果一般扔掉的赵良嗣，一到东京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首先，他是以“不愿臣虏”的高姿态来标榜自己的，这使得他的卖身交易有了道德上的借口。然后他发挥了全套本领，他对辽的统治内幕，包括北面官和南面官[1]两个方面都是如此熟悉，对于辽的政治、军事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他所预言的辽、金战争的发展趋势被后来十年中发生的事实一一证实，如合符契。一个人的预言能有这样高的命中率，说明他的观察力、判断力确非寻常流辈可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在北宋士大夫群中成为一个佼佼不凡的实力派，一个名实相符的“契丹通”。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辽朝必将灭亡，北宋政府应该从中捞到好处，实际上是巧妙地挑动他们的贪欲，使之同意他的联金伐辽之议。
不过别人只能起舆论作用，关键人物是童贯。一定要得到童贯百分之百的首肯，经过官家批准，他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从三年前朝廷派马政泛海使金，开始了海上之盟的活动以后，赵良嗣的理想逐渐得到实现。他要从中捞到好处，必须依靠童贯的推挽，童贯要想取得更大的富贵也需要他的帮助。他们两个相互利用，靠得更紧了。
马政、马扩和赵良嗣先后参加了海上之盟。由于各人的动机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难免要发生这样、那样的龃龉。就算这样，马政、马扩还是高度评价了赵良嗣的活动能力。马扩不得不承认在和完颜阿骨打以及其他女真贵族的辩难争执中，赵良嗣的头脑是清楚的，言辞是犀利的，而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大体上也还符合北宋朝廷的利益。
当然马扩对赵良嗣的评价不是从道德意义，而是从实际事务出发。这一点赵良嗣自己也很明白，因为共事得长久了，他那些政治标签早已褪去颜色。此外，他虽然是个功名之徒，却不是一个能够作伪到底的伪君子，日久终要露出马脚来，马扩从实际事务上对他的评价已使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日趋分崩离析的辽政权中，抱着与赵良嗣同样想法的人显然不止他一个。赵良嗣的表叔李处温就是另一个例子。
李处温的家世比赵良嗣更加烜赫，他的祖父李仲禧、伯父李俨都被赐姓为耶律，封为王、公。可是这个冒牌的“耶律”毕竟是件西贝货，他们必须抱牢奚、契丹贵族的大腿，譬如说他伯父耶律俨就是抱牢国舅萧奉先的大腿，才保得牢十多年南面官的领袖地位。李处温少年得意，竟然忘记了这条祖传的信条，对主子们也有些忘形起来，这当然不会给他带来好结果。于是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走上了与赵良嗣同样踯躅的道路。
共同的命运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情感，在那时，表叔侄终日厮混在一起，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赵良嗣在南奔前曾和李处温以及他的儿子李奭三人一起到燕京著名的北极庙中沥酒设誓，约定彼此在南北两方面积极活动，如有成功，彼此提携，决不相负。
赵良嗣南奔后，知道李处温在宦途中已略有起色。没想到在最近风云多变的政局中，李处温脱颖而出，居然因拥立耶律淳夫妻为帝后之功，一跃而居首相之职。这个消息第一步是由和诜打听得来的，续后又经过从辽逃来的赵良嗣的亲戚张宝、赵忠二人证实，确非虚传。他们又打听到李奭现在宫中担任宿卫，受到帝后的宠信，宫中、省中的大权分别掌握在他父子俩手中，声势非凡。这是一个大好机会，赵良嗣决定拿他父子俩来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犹如童贯拿他赵良嗣当作童贯的政治资本一样。他立刻向童贯献计，要打通李处温这条内线，敦促耶律淳投降，或者嗾使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捕获耶律淳，以达到不战而屈人的目的。
赵良嗣深信这条计策十拿九稳，并非因为他跟李氏父子有一段香火因缘，这是不可靠的，他们谁也不会认真相信“如有渝盟，神明殛之”一类的鬼话，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功名之徒，都懂得从现实的利害关系来考虑自己的前途。所谓“利之所在，趋之如鹜”，这个与他们性命相关，才是十分拿得稳的。目前李处温虽然高居首相之位，可是辽政权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它的灭亡，只是指顾间事。耶律淳分明是一只巢于飞幕之上的燕子，一条游于鼎沸之中的大鱼。他李处温一向见事明白，利害分晓，难道为了这一爵之荣，就肯去当耶律淳的殉葬品不成？他李处温，还有那个由于私怨一向对契丹高级贵族切齿痛恨的表弟李奭绝不是这样的大傻瓜。只消把他们拉上一把，他们一定会把耶律淳当作一件奇货卖给北宋朝廷，这个，他赵良嗣知之有素，确有把握。
赵良嗣的建议，深契童贯之心。因为童贯自己也是个政治冒险家，“富贵香饵抛将去，哪有鱼儿不上钩？”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以己度人，他相信这确是一条好计。他们把张宝、赵忠两个召来，温言慰谕一番，当场就填写了团练使的告身[2]，又厚赐金帛，要他们潜入辽境，进行秘密活动。先去搭上李处温的关系，把赵良嗣给李处温父子俩的信送去，然后相机行事，或正面劝降，或暗中策动叛变，如果大功告成，将来的赏赐绝对是现在的千百倍。由于宣抚使亲自打了包票，又有赵良嗣在一旁极力怂恿，撺掇得张、赵两个又惊又喜，心痒难挠，恨不得立刻飞过境去，把这件天大的功劳用两副翅膀掮回来。
宣抚司给耶律淳的劝谕书是一篇官样文章，童贯还郑重其事地把行军参谋刘鞈找来，执笔起稿，内容无非是分析当前辽危亡的局势，夸耀大宋的兵威，保证耶律淳归附以后，子子孙孙，永保富贵。最后童贯还特别关照要提醒一句，说“贯与国王幸有一面之缘，不敢不以诚告，唯国王审思而熟计之，勿为庸人所误”。
童贯与耶律淳确有一面之缘，那是在十年前，他去辽廷贺圣寿时，在朝会和国宴席上，与耶律淳碰过头，相见恐怕还不止两次。但辽的宗室贵族太多，什么耶律黑、耶律白、耶律长、耶律短的，多得叫童贯实在记不清楚。对于这位位尊地亲、贵为皇叔、爵为国王的耶律淳，他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别人告诉他耶律淳的妻子萧普贤女是辽廷第一号美人。在权门豪族所喜欢的一切玩意儿中间，美人是童贯唯一不感兴趣的，使他印象较深的倒是“第一号”的排列。耶律淳既然拥有号称“第一号”美人的艳妻，想必是个会享福的亲贵。后来听“归朝人”传说，耶律淳即位后不久，即因病废在床，目前一应军国大事，统由这个萧后裁处。皇后必定姓萧，皇帝不能亲政时由太后或皇后摄行，这两条都是辽的传统，童贯知道得很清楚。但除此以外，他对于耶律淳和萧后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徒拥虚名的年迈的皇帝和一个想象起来皇帝他年轻、能干得多的皇后而已。其实不仅是帝后，对于辽的主要将帅，他也是十分模糊的。赵良嗣多次为他提供资料，但是能够进入到他的高贵的、不大愿意在具体事物上多花心思的头脑中，只剩得一个脾气暴躁、行动鲁莽的脓包货、四军大王萧干和一个虽然号称智勇双全，但处处受制于人、无能为力的前军统领耶律大石。善于把复杂的、具体的事物转化为简单的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员的必要条件。
可是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实行了这条计策，使他向实际靠拢一步，这封由他亲笔署名的书函将成为一片香饵，把皇帝、皇后两条大鱼钓来。他跟他俩的距离缩短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俩都是实际存在，而不是抽象的人物。在他的意识中甚至产生了更加具体的形象：这个皇帝一定是个须发雪白、矮矮胖胖的老人（这个得之于回忆和想象），这个皇后一定是个纤秾合度、仪态万方的女人（这个全凭想象）。他们之实际存在，对于他不仅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变得十分可亲。因为他们将为他提供一笔简直无法估计的巨大利益。一个大员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有与他的切身利害关系联系到一块儿时，才能产生现实概念。这种联系越密切，概念也就更加具体。
但是谕降书能不能发生作用，还得看看张、赵两个能不能搭上李处温的关系。看来，赵良嗣给李处温的信是更加重要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顷年沥酒北极庙中，以归朝灭虏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愿。今幸朝廷遣大臣领兵百万，将临于近境。足下速集义士，开门迎降。如能执拘虏酋，可以变祸为福。虏中五京，已陷其四矣！如能完我全燕人以归朝廷，则是足下阴德，与时无穷，可以坐享富贵矣！勉旃，勉旃！人回希示复。
这封信感之以情，歆之以利，怵之以威，李处温读了岂能无动于衷？李处温那厮身为首相，耶律淳夫妇的命运早已握在他的掌中，他一动手，还怕不能成功？看来，二百多年来棘手难办的辽局，就要收功于俄顷之间了。
两封八行书，胜于十万兵，这就是童贯在军事会议中那么踌躇满志地宣称可以不战而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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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会议后的第二天，东路军统领杨可世亲自率领由泾原、秦凤两路军的精锐混合编制的先锋部队，开拔到白沟前线。
杨可世虽然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宣抚使不准过河挑衅的决定，但还是努力想要做一个服从上级命令的模范统将，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执行上级命令，他都要求自己的部队远远超过兄弟部队，特别是辛兴宗统率的西路军。他通过各级军官，认真地向全军传达了宣抚使的命令。等部队在前线站住脚，找到了居住点和存放军需物资的临时仓库，他自己的东路军指挥部也在河南十多里地的南塘洼成立。一切就绪以后，他就机敏地行动起来，执行朝廷的招降措施。
他选择了沿河岸醒目突出之处，竖立起几杆宣抚司发下来的黄帛大旗，旗上写有“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严禁过河，擅自启衅”十六个大字，向辽军表示我军决不动手的诚意。
然后他派出一些小分队，每队不超过二十人，在河岸附近寻找一些有掩蔽的据点，或者临时用木材、草席、竹片搭制起窝铺[3]，架起弩机，把宣抚司发来的招降黄榜和一种特制的红边白心旗（旗上写有“吊民伐罪，有征无战，持旗榜来降者，优予赏赐”等字样），成捆地缚在摘去矢镞的大箭杆上，用弩机发射到对岸辽军阵地中去。
他又严令士兵们除了执行上述任务以外，不许在河边逗留，更不许进入辽军的射程范围内。
自从三月中旬西军陆续开抵雄州以来，种师中早就拨出一部分人马驻屯在河南岸形胜之处，并定出严密的经常性的瞭望、巡哨制度。这支巡哨部队与辽军隔岸相望，彼此严密地警戒和监视着对方的行动，却没有发生过正式的接战交锋。
现在防河的辽军忽然发现对方不平常的举动，立刻戒备起来，并且据情转报上级，从后方调来军队加强沿河巡哨，准备迎敌。几名中级军官也驰到一个对峙点上来作现场观察。他们拆读了士兵呈送上来的旗榜后，一定感到十分恼火。其中有两个军官不待和同僚交换意见，携了弓矢武器，立刻策马驰到河边来，对隐藏在窝铺中的宋军戟指怒骂。
由于河床狭束，相距不远，宋军看得出他们的一切行动，并且听到他们的詈骂，大家议论开了。
“老弟，他们在胡噪什么？看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断不是说好话。只怪俺是个聋聩，一句也没听懂。”
“俺也听不懂。”
“你不是懂得河西家[4]的说话，怎不懂得他家的话？”
“河西家和契丹话不一样，他们两家打话时，也要人在旁转译。”
“轻声，轻声！”有人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俺听出一句了，是我家的话，骂俺家的什么宣抚是属狗的。”
“你可听清楚了？”
“你听，他不是一股劲儿地在骂狗宣抚、贼宣抚？”
宣抚是个陌生的官职，骂宣抚与士兵无关，没有引起他们的敌忾心。还有人问：“宣抚是个什么官儿？他可比得上俺家的小种经略相公？”
“宣抚是一军之主，”有人蓦地想起旗榜上的署衔，“听说比老种经略相公还大呢！前天不是传下将令，严禁杀敌，这就是宣抚干的事。老种经略相公哪会下这等狗屁不通的命令？”
“天下哪有比老种经略相公更大的官儿？可知这个瘟宣抚要挨骂了。”比小种经略相公更大的官儿，他们只承认还有一个老种经略相公；比老种经略相公更大的官儿，他们只承认还有一个赵官家。如果在他们中间插进一个什么人，那一定是个贪赃枉法、运用非法手段爬到经略相公头上去的坏种。他挨骂，活该！士兵们的逻辑就是这样。
可是挨骂的不仅是这个瘟宣抚，而且扩大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几个人一齐清楚地听到一句恶毒的咒骂。他们嚷道：“这厮可恶，骂起俺老娘来了。”
“这还了得，俺倒要跑去问问他，俺老娘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干他个屁事，值得他骂？”
开口骂娘，虽是天下通行，却最能达到激怒对方的目的。他们几个大兵果然被激怒了，不听队官的约束，一声呼哨，登时跳出窝铺，径奔河边，要去找那个骂娘的军官问个明白。
刚投入前线的士兵还保持着最旺盛的作战意志，保持着对于战场上一切事物的新鲜感，他们抑制不住想要和他们生平第一遭见到的辽军打个照面，这与其说出于对敌军的义愤，还不如说出于自己的好奇。早听人说，辽人的所谓“髡发”，是把头顶心的头发都剃光了，周围留一圈，活像垫锅底的稻草圈。这不都成为小孩了吗？只有孩子家才留这样的发式。要证实这个，不但要走到近处，最好还要碰到一个友善的辽军，请他自己把帽盔掀下来让他们看个仔细，才能叫他们相信。还有人说辽人的胡子硬，翘起来足足可以挂上一张角弓，他们在什么评话里也听到过这话，国初时被河东呼延赞一鞭打死的那个耶律什么，他的胡子就是这样硬的。这也得摸一摸，让他们亲自验证了才能相信。
士兵们和河西家打了半生交道，战场上碰上头就得拿出本领来拼个你死我活，这才叫气概呢！可是眼前的辽军，既不许跟他们厮杀，又不许跟他们搭话，这算得个什么？士兵们嘲笑着上级传下来的这条闻所未闻的命令，嘲笑着对岸那几个军官戟指怒骂的无礼态度，嘲笑着自己毫无戒备、简直好像赤身露体一样暴露在敌人的射击面前的大胆无聊的举动，直奔河岸去。可是在他们的内心中存在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他们认为照这样子执行着的“和平战斗”的办法一定是双方上级讲明白了，而暂时还不能公开宣布的新鲜玩意儿。我军不过河去，对方焉有过河之理？我军发射旗榜是掩盖耳目的勾当，对方恶声怒骂，也是假戏真做。双方一定订立了什么秘密协定，一到适当的时机就会公布出来。他们隐隐约约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场名义上的战争中，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交锋。
他们还没有跑到河边，没有解决他们要想解决的问题：是稻草圈还是在左右两边留了发辫？胡子究竟有多硬？一阵铦矢劲箭突然像雹子一样落到他们面前。他们还来不及相信这个，连忙找一个土墩子，暂时躲避一下。还有人伛偻着身体，大着胆向前疾趋数步，拾起箭矢来彼此传观，证实了这确是没有摘去矢镞，可以致人于死的真正的箭矢，确确实实地打破了他们的天真幻想，这才破口大骂起来：“狗养的小妇们，动了真刀枪了。”
“狗养的”是一种没有点名的骂娘法，同样也可以激怒辽军。又是一阵箭雨飞来，可是士兵们已经用熟练的步法，躲开箭矢，飞也似的奔回窝铺。
在窝铺中，他们七嘴八舌地交换着愤怒的斥骂，骂那些辽军不识抬举，不懂得礼尚往来。骂辽军背信弃义，破坏了协定（他们还是相信有这样的协定和默契）。然后他们也骂起这个瘟宣抚来，由于他的愚蠢，相信敌人的鬼话，上了当，差一点叫他们成为箭下之鬼。
辽军的挑衅行为，没有改变宋军的决策，宣抚使仍然严申禁令。双方隔开一条并不宽阔的界河，一方不断把真正能够杀伤人马的箭矢发射过来，一方仍把摘去矢镞、换上一捆捆旗榜的箭杆发射过去。这样的双方交换不等价的礼物的酬酢局面持续了五六天。在绵亘几十里的边境线上，包括东西两路，每天都有十多个有时多至三十个宋方的士兵，由于好奇心和不谨慎，或者还想去亲自证实一下辽军是否真是这样不识抬举，而贸然闯入对方的射程内，被埋伏着的冷箭射中而有伤亡。每次发生了新的伤亡事故，就会在士兵中间引起极大的骚动。
假使宣抚使没有下过这道荒谬的命令，假使士兵们的手足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地渡河去杀敌，可以抽出箭矢来射击，他们仍然也会发生许多意外的伤亡事故。在一场战争中，在广阔的战场上，既然双方都以杀伤对方人马为目的，要避免这种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是人们早已习惯这个，并不认为它是意外，这种伤亡应该由敌方和自己本人来负责。现在宣抚使下了这道命令，士兵们的心理就完全不同，他们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这个瘟宣抚。他们认为死亡的袍泽们都是这道命令的牺牲品，本来不应当这样含冤枉死的。他们还怕自己一个不留神也会成为这道命令的牺牲品。英勇地战死是光荣的，不明不白地被敌人和自己的长官合谋害死，死了也不瞑目。
一种悲愤的情绪和激昂的同仇敌忾心在战士们心中继长增高，他们渴望撤销这道禁令，渴望改变现在的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渴望过河杀敌。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富有勇气和力量，渴望揪住一个敌人死斗，把他搠死、斫死、掐死、打死，心甘情愿地和敌人一起死在疆场上。
事态发展得更加严重了。有一天，辽军竟然聚集到几百个人，组成大部队，偷偷渡过界河，把宋军的一个窝铺包围起来。面临着生死决斗，这道曾经束缚过士兵手脚的命令，被可笑地撇在一边了，谁也没有想到它。这些宋军英勇地抵抗，英勇地还击，英勇地战死，在临死前还忠实地执行了一项传统的禁令，把一床强弩拆得粉碎，以免敌人掳去仿造。这个小分队虽然没有留下一条活着的生命，却也让辽军丢下同样多的尸体，匆忙地渡河退回去。
散布在第二线的官兵们闻讯赶来支援，他们也没有受这道命令的约束，准备痛快地厮杀一场。可是他们来迟一步，辽军撤退，战斗已经结束。一下子看见这么多的袍泽英勇地战死在敌人无耻的袭击中，他们止不住热泪滚流。连日来积压在心里的闷气突然像只气球似的爆炸了，一切束缚都打破了，大家围成一团，大声地、杂乱地、怒气冲冲地议论着。
“他死得多么英勇！”一个战士对首先进入他视线的战死者敬了一个军礼，一脚踢开被死者紧紧抱住的敌兵的尸体，“端的是个好兄弟！”
“过河去，为战死的兄弟们报仇。”
这句高喊迅速发展成为响亮的口号，许多人呼应着喊道：
“过河去，过河去！”
“过河去杀他个片甲不留，看看到底是谁家强、谁家弱！”
“拼着俺这条老命，过河去杀他十个八个，死了也流芳百世！”
“去，去，大家都去！不去的是属熊的！”
已经形成一股热潮，已经有了很多的发难者，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领头的人，一个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暂时还没能产生这样一个领袖。
“自家懑到这里来干什么？”有人讽刺地问。
“一天吃三斤馍，还有撒尿、拉屎。”
“屎不会拉在家里，老远地跑到这里来拉？”
“还有发射那鸟旗榜。”
“还有做番子的活箭靶。”
“宣抚使这道命令把你钉死在箭靶上了，再也躲闪不迭。”
“哪个吃屎喝尿的宣抚下的这道命令？”
“就是那个挖去睾丸、断了子孙根的宣抚下了这道命令。”
“宣抚使的胆子也早跟他的睾丸一起阉了，可知是头骟驴。”
“怪道他没见敌人的影子，先就躲起来。”
“怪道他……”
前锋统领杨可世率领几名偏裨和一队亲兵赶到现场来。他老远就听得一片嚷嚷声，不自觉地按一按佩刀，策马直往人丛中冲去，厉声喝问道：“哪个在这里鸟乱？”
众人都含着怒气沉默了，只有一个身材颀长、面目严冷的军官，越过众人，笔直地走到杨可世面前，行个军礼，朗声回答道：“末将李孝忠带了部属在此。”
杨可世明明认得他，叫得出他的名字，却故意问道：“你是什么人？哪一路的？”
“末将是秦凤路小种经略相公麾下第五副将吴玠部下的都头李孝忠。”
“你既是小种经略相公麾下，须要识得法度，在这里胡噪什么？”
“请统领看看战死的弟兄。”李孝忠指着地上的尸体，显然不顺从地说。
“俺自己不长眼睛，要你这个小小的都头来指点？”
李孝忠的眼光突然像一柄闪耀着光芒的利剑直刺进杨可世的眼里，他坚定而清楚地回答道：“统领的眼睛只看上面，几曾往底下看看？”
杨可世两颊的肌肉忽然神经性地颤动起来，这是一个杀人的信号，他鹰隼般迅捷地拔出佩刀，刀子迎着逆面的夕阳发出光辉。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儿，李孝忠非但没有一点退缩，反而迎上一步，挺起胸膛，迎着杨可世的刀子，仿佛他胸前披着两重铠甲似的，理直气壮地说下去：“末将没说错话，统领的眼睛能多看看底下，就不会有今天这等惨事了。”
李孝忠用无比的勇气，在精神上战胜了嚄唶宿将杨可世。当别人都为他捏一把汗的时候，他的危机已经过去。杨可世把佩刀扬了一下，但这已是一个要退进鞘子前的借势。他插进佩刀后，问道：“你还要什么？”口气显然缓和下来。
“末将请令过河杀贼。”
“你不要命？”
“末将这条命，只愿跟辽人拼了。”
“你不怕辽人，也须听宣抚使军令。”
知道沉默着的士兵都站在自己一边，因而增长了优势感的李孝忠更加沉着坚定了，他毅然回答：“末将只遵将令，不听乱命。”
“这是一条吃了豹子胆、狒狒心的硬汉，”杨可世不由得暗暗称奇，“不枉小种经略相公一番栽培，俺麾下就是少这等人。”
“李孝忠听令！”杨可世假装没有听懂他的下半句话，发令道，“你把弟兄们的尸体都收拾好了，再把番子的尸体都掩埋起来！限半夜完成，不许留下痕迹，不许叫人知道！”
“末将遵令！”
杨可世拨转马头，带着随从走了。
“今夜俺要渡河去杀贼，为弟兄们报仇雪恨。”这里李孝忠没等杨可世一行人跑出他的视线范围，就大声发令道，“哪个愿意随俺去的，都留下来一道商议！”
所有在场的官兵，包括两名比李孝忠职位高的中级军官都愿意留下来接受他的指挥和安排。
一个士兵们自己挑选的领袖产生了。
4
李孝忠是大军开抵雄州后，被种师中派来防河的原班人马之一。他在这里已经驻屯了一个多月，熟悉附近形势和隔岸辽军的配备情况。他利用掩埋尸体的机会，同大家反复商量，拟订出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决定在午夜以后涉渡界河，去袭击北岸十里外的一个敌方据点，那里驻有两名拽剌[5]和几百人马。拽剌耶律登哥是剽悍的勇将，在达鲁古战役中，与金人力战有功，与我军对峙以来，多次惹是生非，前来挑衅。李孝忠根据辽军遗下的尸体判断，白天这支辽军肯定是他统率的，要报仇就报在他身上。
李孝忠熟悉地形，掌握敌情，这使他胜任一名指挥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坚决相信这个行动为大家所渴望、所需要、所支持，并且毫无疑问将会实现，将会取得成功。他把士兵们和自己的意愿化为具体行动了，这使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和当然的组织者。
李孝忠是一名低级军官，在职务上，他没有统带过一百人以上的队伍，可是根据他从军十多年的经验，他没有发现过比现在更旺盛的士气和激昂的敌忾心，这是他相信袭击战必然可以成功的最有力的保证。战士们这股气吞山河的势头，不要说去袭击一支小部队，即使面临着十万辽军的全面攻击，他们也无所畏惧，而准备与之拼命，与之同归于尽。
战士们对胜利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他们对死亡有足够的准备。他们的活路是不多的：被敌人打败，就会受敌人的屠戮；打败了敌人，回来又可能被宣抚使以违旨的罪名杀害。根据战场上的规律，对于死的准备越充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两者成正比。
他们商议完毕，埋好尸体，各自悄悄地回到营房，吃饱了夜饭，顺手捞两个馍馍塞进腰带里，准备回来当消夜吃。然后觑个方便，把自己、战友和长官的战马衔枚牵出，携带短刀、木棍、铁鞭等可手的短刃，一齐到指定地点集中。眼前的渡口，虽然河床狭、取径直，但是有大队辽军巡哨，深夜里还是刁斗森严，吆喝声、马蹄声不绝，这里不是行动之处。李孝忠把官兵们带到下游十几里地的一个河滩旁，准备在那里渡河。
李孝忠点点人数，比原来的还多出十名。他非常满意地发令道：“对岸有个哨铺，只驻有三五名辽军，哪几个愿意随俺先涉河过去干掉他们？”
“俺随你去！”
“算俺一个。”
“俺哪回出征不打先锋，这回可也少不了俺。”
许多声音争先恐后地回答，最后一个嚷得太高声了，李孝忠不得不轻声地制止他。李孝忠注意到在许多声音中有一个有分寸的抑制的声音，它恰恰与此时此地所需要的气氛相适应，它带有浓重的晋南口音。西军绝大多数是陇右、陕西籍，也有些晋西、晋北人，晋南人却是极少数的。他对这个人看了一眼，但在漆黑的深夜中什么都看不清楚。
“你是谁？”
“泾原路队将吴革辖下士兵王彦。”
吴革是杨可世亲兵营的一名偏将，那么他是杨可世的亲兵了。
“你怎生来到此地？”
“俺刚随杨统领在此，送走了他，就留着与你们一起了。这里还有一个杨统领的亲兵。”
“好，你就随俺去！”李孝忠另外又挑了一名，准备他们三个先渡河去，然后吩咐一名队官吕圆登统率余众，命令他们留在这里，不要说话、走动，且等彼岸的信息。
他们潜渡过河，轻易地解决了正在深睡中的两名辽兵。过了这一关，他们行事的障碍就扫去一大半。李孝忠把一小片石子投进河里，发出清脆的扑通声，这是约定的信号，大队人马就从这里渡过河来。夜幕像一块大黑布似的把他们的行动都覆盖遮蔽起来，只有人和马搅动水波时，才发出一点声音，表明这里有情况。大队到达彼岸时，马是湿漉漉的，腿肚子上都沾满泥浆。人也是湿漉漉的沾满泥浆。他们脱去布衫，抹一抹身体，把它掷到河滩上。他们光着身体，沐浴在逐渐加深的夜凉中，感到无比轻松畅快。李孝忠轻轻一声号令，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像一群野鹿似的向目的地疾驰。辽军这个据点上悬挂着几盏灯，微弱的光芒，在大片的黑暗中，显得非常突出，正好成为他们驰逐的路标。
“不要看错了目标，扑个空，才丧气哩！”有人不放心地提出来。
“住口！”李孝忠严厉地制止他。这条路，他已偷偷地往来过三四趟，绝无走错之理。在这些技巧问题上，他是有充分把握的。
陶醉在胜利和庆祝胜利的酒杯中的辽军，绝没有想到奉命不准还击的宋军也会来这一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疏忽到连大门口必要的岗哨也撤掉了，大部分官兵在醉梦中被一阵急促的鼓声惊醒，慌乱中还来不及找到兵刃，就被一群疾趋而入的宋军砍倒。有的赤裸裸地在床铺中就被砍倒了，有的手脚比较滑溜些，跑到房门口也被砍倒，只有少数一些人经过英勇的格斗，猛兽般地直冲到大门口，那里已有大队宋军把守着，堵住逃出来的契丹人截杀。混合在一片怒吼、叱咤、锣鼓、兵刃相接触的铿锵声和混乱的脚步声中间，这一群冲出来的辽军也没能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这是一场痛快淋漓的闪电战，实际战斗的时间还不到半个时辰，宋军很快就获得全胜。谁也没法估计他们的战果，他们只知道在满腔怒火中，在深黑中，他们瞥见晃着辫子的敌军，就死死拦住厮杀，他们砍着、刺着，用手揩抹喷到脸上来的鲜血，却不曾计算杀死和砍倒了几名对手。直到战斗完全停下来时，李孝忠才问有没有漏网的。
“前后门都堵住了，没逃走一个，除非有人翻墙出去。”
“登哥拽剌吃他逃走不曾？”
“俺在大门口搠翻一个，”负责堵击门口的王彦说，“他已倒地，兀自跪起一条腿来，一手揿住伤口，一手挥刃猛砍俺的脚踝，好不剽悍！不知他可是登哥拽剌不是？”
“待俺亲自去看来，俺识得他的嘴脸。”李孝忠说着就提起灯笼随王彦一起跑去查看，他证实了这个被搠了七八个伤口还紧攥着刀把子不肯放松的人确是登哥拽剌无疑，不禁泛起了一种军人的敬意。
“这才像条好汉的死！”他称赞一声，然后向部属说道，“非是俺定要把他杀死，他杀了我家多少弟兄，非杀了他，不足为弟兄报仇雪恨。如今好了，报了大仇，雪了大恨，弟兄们泉下有知，也可瞑目，不枉大家出来拼命血战一场！”
李孝忠再一次传令里里外外都去搜索一番，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然后传令举起火把，把这座庙宇改成的营房烧掉。
归途中，他们屡次回头去看这场由他们卷烧起来的漫天大火，他们听见一片急促的号角声、战鼓声以及被它们集合起来的追击部队从四面八方发出来的马蹄声。他们本来可以太太平平地回去，似乎还没有过足冒险瘾，有意用一场大火引来这许多追骑。李孝忠蛮有把握地率部循着原路回来。他们听到被远远撇在后面和追到岔道上去的追骑，不禁发出一阵阵愉快的揶揄的笑声。
追骑好像排开队伍、奏着军乐在欢送他们，真是礼貌周到。他们可来不及回礼了。他们顺利地渡回界河，甚至丢在河滩上带着泥污的衣服也捡回来了，一件都不短少。
只有回到自己的地界，他们才不舒服地想起宣抚使的这道乱命，想起闯下了这场大祸，不知道将何以善其后。
5
李孝忠率领的这支袭击部队是在三更初回家的，到拂晓前这个消息已经在许多士兵中间传开了。它好像长着腿胫，生了翅膀，到处奔驰飞翔，未到晌午时分，沿界河几十里驻屯的东路军人人都在议论它，并且把事实的真相夸大几倍、几十倍。
广大士兵和中低级军官以空前的兴奋、热情来欢迎这个自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捷报。他们神采飞扬地谈到他们在半夜里亲眼看到的这场大火（有的人也免不了以耳代目），谈到这场被夸大了的袭击，遗憾自己没有能够参加在内，他们深信如果他们也有这样的好运道参加作战，一定可以取得与袭击队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战果。
这是一个英勇的时刻、胜利的时刻，人人的胸中涨满了自信心和想象力。在他们睥睨一切的眼底，再也没有什么不能够克服的困难，再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一声令下，他们每人挑一畚箕的土，就可以把狭狭的界河填平；如果一声令下，他们每人使出一把劲，就可以把小小的辽邦扛上肩膀抬走。他们气吞山河，目无全辽。如果宣抚司和统帅部能够掌握住这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利用这个最富于浪漫气息的时机，做出及时的进攻计划，这场酝酿了几年还看不见前途的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会见分晓。
如果宣抚司和统帅部真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宣抚司这项荒谬的命令反倒成为一条鼓舞士气、培养敌忾同仇心的骄敌妙计了。他们真要设下这条妙计，执行起来，恐怕也不见得能有这样自然。
可是他们不可能真正利用它。
种师道以下的高级将领也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没有吭声，老实说，他们怎么表态都不行，还是保持缄默最算聪明。
当然他们的冷淡只限于表面，内心是十分痛快的。既打击了气焰嚣张的辽军，又惩罚了自以为是的宣抚使。国初两次伐辽战争都被打败了，大家谈起辽事来，不免有点谈虎色变。现在的辽已经不是当初的辽，似乎已经成为一只病大虫，但是大虫的威风犹在。昨夜的胜利，多少灭了一点大虫的威风，初战得捷，常常是更大胜利的前奏，他们希望它能够转变宣抚使的看法，变相持的局面为进攻。可是他们自己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表示高兴的权力也没有。
当东路军统领杨可世乍听到消息时，就猛击一掌，直往帐外跑去，不知道是准备去谴责他们还是夸奖他们，结果两样都没有做。他转回身子来，跟自己说：“好小子，俺早知道他要干出来的。”事实上李孝忠跟他谈话的那会儿，他已预料到这个。当时他还想过，李孝忠要是不敢过河去，就算不得是条汉子。
宣抚司也很早就得到消息了，并且确实掌握到李孝忠、吕圆登几个参加袭击行动的军官的姓名。宣抚司是一个这样的行政机构，要他们办一件有利于人的好事，总是拖拖拉拉、没个劲儿；反之，要他们办起有损于人的坏事情来，却是兴高采烈、行动迅速，效率很高。他们一听到消息，就马上派出一个“袭击队”前往东路军指挥所来袭击杨可世。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杨可世交出李孝忠来就地正法，还要开具一份参加者的名单，以便按图索骥，一一予以严惩。
杨可世竭力缩小事态的范围，故意把白天发生于河南和晚上发生于河北，主客关系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他只承认前者，否认后者。他硬说辽军渡河前来肆虐，戕杀我官兵多人，李孝忠等被迫自卫，击退辽军，辽军略有伤亡，全部事实的经过，如此而已。
“李孝忠小小的都头，战场上做得了什么主？”他还说，“是俺派他去驱走辽军，不必把他拉扯进来。”
杨可世虽然以作战英勇扬名西北，赖皮扯谎却不是他的专业当行。这一套临时编织起来的谎话，被立里客你一句、我一句寻根究底地追问起来，驳得他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这一仗是在什么时候打起来的？”
“下昼申牌时分。”
“在哪里打的？”
“河南边二里多路的董家铺子。”
“晚上那一仗呢？”
“晚上太太平平的，哪里见过仗？”
“深夜里河北岸好一场大火，观察颠倒没有看见？”
“见他娘的鬼！晚间俺好好睡得一顿大觉，何曾见过什么大火？”
“只怕观察睡得熟了，没看见它。俺等几个在司里也都遥遥地望见火光了。”
“莫非是辽军半夜里煮马肉吃，柴火烧得炽旺，众位睡眼蒙眬，看成了大火？再不然，就是他们营帐里走了水。众位没到过前线，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有水火，这个，俺哪里管得到它！”
立里客彼此挤眉弄眼，点点头，表示已经心里有数了。
“晚间的一战姑且不说——河湟鄯廓，哪里没去过，还说俺没上过前线，杨观察，你真是好记性。”为首的又追问道，“晚间的一战姑且不谈，白天董家铺子一战，观察可曾上报司里？”
“众位来得快了，俺这里正待动文书申报宣抚司和统帅部。”
“统帅部还待申报？”一个立里客尖厉地说，“他们是吃了白饭就拉屎——叫作一根肚肠通到底。”
“战死者的尸体，可曾遗留在战场上？”为首的又问。
“辽军死伤的，都被他们抢回去了。”
“我军的伤亡者呢？难道也叫辽军抢去了不成？”
“热天炎日，尸首留下来，难道叫它发臭、喂黄狗吃？夜来早就掩埋了。”
“这就不对！”立里客抓住这个把柄，顿时发起话来，“偌大的一场交战，未经上报呈验，怎可擅自下令收埋？杨观察，你枉自办了这多年营务，却不懂得这个规矩。”
“倒不是不懂，嘿嘿嘿！”另一个立里客奸诈地笑起来，“这有个名堂，叫作……叫作……毁尸灭迹。”
“毁尸灭迹，还是小事一段，杨观察，你可当得起‘违旨挑衅’‘窝藏钦犯’这两大罪名？”
“‘违抗圣旨’‘窝藏钦犯’，可是要……可是要……嘻、嘻、嘻！”
杨可世的忍耐使用完了，它的储藏量本来十分有限。逮时他突然恼起火来，厉声发作道：“可是要什么？你说，你说！”他的手指一直点到那个“嘻、嘻、嘻”家伙的鼻尖上问，“是俺干了这些事，你们又待怎样？”
“这话可是观察自己说的，观察自己承认干了这些，”一个立里客还不识相地咂咂舌尖道，“宣相……宣相……”
“宣相又待怎样？”
杨可世蓦地拎起他的铁锏，一锏下去，把一张木板拼成的条桌裂成两半，歪歪斜斜地倒在地上。他喝道：“俺说过的话算数，埋尸灭迹的是俺，下令还击的是俺，包庇李孝忠的也是俺，不干统帅部之事，宣相要杨某的头颅，就从俺脖子上取去，要李孝忠的可不能。俺杨某活着留一口气，就不许你们动他一根汗毛。狗蛋们听清楚了没有？”
杨可世一声雷霆，顷刻间就驱散了乌云毒雾。立里客一看他动了真怒，唯恐吃眼前亏，一个个咂唇舐舌地告罪道：“小弟等来此，也是奉上级派遣，情非得已。适才言语唐突，误冒虎威，太尉切莫见怪。”一面诺诺连声，一面倒控着身体，退到戟门口，转身撒腿就溜。
走在路上，他们惊魂甫定，就彼此埋怨起来：
“都怨你老哥这‘违抗圣旨’‘窝藏钦犯’八个字下得重了，岂不知他那个毛躁性子，狗脸翻转不认人。适才不是小弟转篷得快，这台戏大家怕要下不得台了。”
“老兄还来责怪于俺，俺早就说过，他是出名的‘杨霹雳’，连宣相也要担待他三分，不是你们大伙儿嚷着要来，俺岂敢来撩他的虎须？”
“休提，休提！事情做出来了，悔也无益。如今且商议怎生在宣相面前销这笔账！”
杨可世顶着杀头的罪名，把李孝忠硬保下来。立里客竭力撺掇童贯要严办杨可世，杀杀统帅部的威风。童贯却又一次乖巧地让了步。童贯对于种师道以下的西军高级军官向来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杨可世是他多年来提拔拉拢的军官，以后还有驱策利用之处，不能逼之过甚，把他完全逼到种师道一边去，对李孝忠的上司种师中更要留个余地。最后结案下来，只把李孝忠办了个革职为兵的罪名，其他参加袭击的官兵一律罚饷一个月，聊示薄惩。种师中、杨可世不能够希望得到更加满意的发落了，宣抚司要维护其威信，这已经算是最大限度的让步。
经过这一案件的处理，原来热气腾腾的广大官兵忽然沉默了。这是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内心之火的沉默，这是一种预示着灾祸的不祥的沉默。有经验的将领们看得出这种突如其来的降温意味着什么，将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1].辽官制有两套机构。以契丹、奚等族的贵族任北面官，掌各部落事；以汉族地主为南面官，掌管汉族人民的民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北面官手里。
[2].委任状。
[3].在前线临时搭制的掩蔽体称为窝铺或窝棚，规模较大的称为口铺。
[4].宋人称西夏为河西家。
[5].拽剌，辽军中级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