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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间断过从辽统治地区逃回来的广大汉族人民，即使在两个朝廷维持着一般和平关系的时期也是如此。这才是真正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过奴隶生活的老百姓。自从前线存在着交锋状态以来，辽加强了边防力量，加紧了边境的巡逻盘查，但是利用黑夜、浓雾、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和辽军防范偶然疏忽的机会，潜行南渡，甚至利用一点武装力量，乘间杀死几个辽的边防巡哨、强行渡河的汉儿们［1］［1］这是当时对辽统治地区中的广大汉族人民的统称，并无贬义。却是更加频繁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才带着宋军发射过去的旗榜。旗榜虽然号召他们南归，他们能看到它的机会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旗榜都被契丹军队没收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辗转听到有关旗榜的传说，在辽军中，这件事被封锁起来，严禁彼此谈论。但是在十万大军中，要对这样每天大量公开进行的事实做到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消息，甚至把实物外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人们回不回来，与旗榜无关。除非是形格势禁，严格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否则他们总是要南归的，一有机会就逃回来，好像河堤决了口，水必须外流一样。

一个深夜里，有一大批汉儿，分成几处渡河，然后集结在一块儿，没等到天亮，就奔赴宋军来了。这批人中间，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他们丢了所有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除了随身衣服和可以携带的一点细软以外，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统统丧失了。他们还不知道今夜可以宿在哪儿，有什么可以吃的，但是他们有着回到自己家乡、回到亲人身边来的坚定信心。他们一碰到宋军，就热情地、兴奋地、迫不及待地跟亲人们讲起他们的冒险史来。经历过艰险困难的人，一旦回到亲人身边来总是这样说话，这样把一口口的苦水吐出来的。他们争着、抢着，好不容易才说清楚他们怎样昼伏夜行，绕过好几道巡防线，躲过几起巡哨队才得偷渡过河。有人到了这个已经算是安全的地方，才想起父母妻儿还留在那边不得同来；有人则因为一起出来的亲戚们在半途中失散了，他们如果始终到不了这儿，又回不到那边，很可能是被巡防的辽军截杀了，因而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场已经隐忍克制了好几天才突然爆发的恸哭，使人感到特别悲伤。

正在最前线驻屯巡防的裨将杨可胜延接了这批客人，初步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就沉思起来。杨可胜是杨可世的弟弟，却不像老兄那样的暴躁脾气，碰到事情都要用脑筋想一想，军队里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作“杨三思”，他可以当之无愧。

两军相持，忽然从敌方来了一大批人，首先就要警惕起来，从坏的一方面来考虑，这里有没有敌方的阴谋诡计，是不是派了一批奸细混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他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他们全都是亲戚，分析了他们那虽然混乱，却可以贯串起来的叙述。排除了一切疑点以后，才肯定他们确是一批心怀汉家、冒险南归的老百姓。这批人人数多，影响大，不同于往常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这值得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上级汇报。

杨可胜谨慎的考虑和妥当的安排受到统帅部和宣抚使本人的嘉奖。

从这以后，渡河南归的汉儿日益增多，有时，一次可以多达一二百人。他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的宋军阵地都是他们的“乐土”，驻屯在范村一带的胜捷军就常会非礼、虐待他们，甚至夺走他们仅有的包裹和衣服，更加谈不上为他们妥筹食宿之计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阻止他们源源不绝地从彼岸渡河归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受到非礼的待遇，他们多少还存在着希望和幻想；在那边，他们从太祖以来就累积了一百多年的经验，早已连希望和幻想的可能性都连根拔去了。

老百姓“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局面开始形成了。宣抚司的僚属们当然要把它归功于宣相的招抚政策。僚属们使用一套精选的辞令称颂宣相的功勋道：“旗榜朝发，遗民夕归，如响斯应。宣相料事如神，算无遗策，岂碌碌诸子所能蠡测？”

“区区几个老百姓逃回来，济得甚事！”童贯抑制了内心的喜悦，故作谦逊的姿态说，“要待那耶律淳夫妻派人赍着降表，纳土献降，尽复燕云之地，这才算是大功告成哩！诸君称扬太过，未免有点井蛙之见了。”

于是他一面传令嘉奖前线接纳遗民有功的将士，一面又重申不得过河挑衅、恪遵本司指挥的禁令。

大功告成，即在眼前，只要张宝、赵忠回来，降表即可接踵而至，这似乎只是近在一旬半月之间的事情。

人心的向背，总是关系到战局的成败，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种师道对这两句老话是明白的，他很重视这个事实。但他综合了前线的报告，来的都是汉儿，并未发现辽的军队有望风投拜的迹象。种师道是军人，眼睛里第一位看重的是军队，军队不动，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恶战，他不可能持有像童贯那种乐观的看法。

一向主张用兵谨慎的种师道，这时统筹了战争全局，越来越不相信可以“不战而胜”的庙算。

虽然军事史上有的是大兵压境、等候敌人自行溃乱的前例，但同样也存在由于旷日持久，松懈了自己的军心士气，给敌方争取到时间，巩固了战略地位，实行反击的反面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可以被两方面所援引，但是一切带有成见的人，总是只记得、只肯援用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种师道心里反反复复地想到的是桓温的灞上之役。那时东晋大军已经进入关中，直迫前秦的心膂之地。桓温驻兵灞上，按兵不动，目的是希望前秦人心浮动，不战而溃，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苻秦由于在军事上尚未受到大创，一有机会，就组织反攻，大败晋军，迫使桓温逃回南方。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与当前的形势十分相符，值得他们深思。

此外种师道还考虑到宋、金夹攻残辽，犹如一场逐鹿，必须跑在前面，才能获得先鞭。我军按兵不动，如果金军在北线突然发动攻势，尽得塞北之地，威胁燕京，那时我军就要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既然势难避免一场决战，他主张应该趁此老百姓纷纷来归的大好形势，挥师渡河挑战，对辽军施加压力，或一战歼之，或多方扰之，才是取胜之道。远道而来的客军，利于急战，这是军事的常识。他认为宣抚司现在正好做了一个违反常识的“守株待兔”的笨伯。这个笨伯还要把错误坚持下去，他是非常反对的。

自从第一次军事会议以来，他就避免和童贯见面。宣抚司设在雄州城里，统帅部设在城外到边境线的中心点，相距二十里，两人犹如参、商二星，难得碰面。万不得已与他碰了面，也是哼哼哈哈一阵，尽量少谈公事，不提任何建议和要求。宣抚使与都统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事事都处在相反的地位上，只是表面上还保持客气，不至于撕破面皮而已。

是种师道之所非，非种师道之所是，爱种师道之所憎，憎种师道之所爱，这就是伐辽统帅童贯全部的六韬三略。而都统制种师道一向对于自己的爱憎是非，又是十分坚持，不愿任何人加以非议的。因此两人就不得不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中。

跟童贯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事情攸关到战局的成败、朝廷的利害，又不允许长此沉默。不得已而求其次，种师道去找了行军参谋刘鞈，阐明自己的见解，希望刘鞈向童贯转言。

刘鞈是童贯的亲信，是目前童贯智囊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刘鞈在西军中有过长期的经历，与前任都统制刘仲武、后任都统制种师道都有相当深厚的交情。刘鞈不止一次地在种师道与童贯两人之间起过桥梁作用，经过他的细致委婉的工作，缓和和弥缝了两人间表面上的裂痕，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刘鞈是他种师道的战友，还是他的政敌，这个问题老是在种师道心里摇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他去探访刘鞈时，刘鞈急忙丢下手里的公事，倒靸相迎，态度是殷勤的。

“到底有老交情，跟他可以谈谈，不比童贯那厮不可理喻。”一向在宣抚司受到冷遇的种师道被刘鞈的态度感动了，心里想道，就直率地提出“战抚兼施，以战为主”的策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转言。

“我公所见甚是，克敌之道，必须剿抚兼施，才能克奏肤功，缺一不可。”刘鞈稍稍停顿一下，考虑要用怎样的措辞才能巧妙地缓和他俩之间的矛盾，“刘某所见略同。只是宣抚一再宣称别有妙算。他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刘某也不甚了然。我公何不稍待数日，俟与宣抚一起去前线视察阵地时，根据实况，相机进言，庶可有济。”

单单从这些答话中还很难判断出刘鞈是敌是友，但他说不知道童贯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分明是句遁词。再说他不肯立刻转言，还可能包含着缓兵之计，这就使得种师道的情绪激昂起来。

“兵家争胜负于俄顷之间，戎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今日有利于我者，明日未必不转而有利于敌，怎容得迁延耽搁、从容计议？”他带着一点激愤说下去，“我军远来，锐气方盛，人心向顺，正好乘势一战。不意宣抚司下了那道命令，恰似兜头一瓢冷水，寒了大家的心。近日又处分了杀敌有功的将士，赏罚颠倒，人心不服，挫辱士气，莫此为甚。如再因循苟且，旷日持久，到了那时，进退两难，悔之晚矣！”

刘鞈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闭起眼睛来摇头，然后苦笑一下。这个表情的含义是明白的，它表示：他刘鞈本人即使十分同意你种师道的见解，但是童贯的刚愎自用，却为你我所深知，你都统制尚且不能够说服他，我行军参谋又怎能以片词只语改变他的主张？

这个表情种师道也是十分熟悉的，它使他回忆起过去在西北共事时，刘鞈比较偏向他的立场。“老朋友也有他的苦衷，倒也不能见怪于他。”这时种师道已经在自己心里把刘鞈当作朋友了，代他找出理由来为他辩护。同时他也有满腹牢骚，要在朋友面前发泄。自从出师以来，种师道从未感到自己像今天这样软弱无能。他种师道从军四十多年，当他还是一个偏裨的时候，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就是一个赋有全权的偏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施令，不会受到干扰。现在他身任都统制，正在进行一场赌博朝廷命运的战争，而人家偏偏把他放在无所作为的虚位上，一切事情做不得主，连说句话也得请人转达，这种情况，怎不令人气短！

“刘参谋，刘参谋！”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说，这时他对办好事情已经不抱希望，而只要求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种师道是这样一种人，看起来深沉不露，实际上却也不是槁木顽石，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有时是出乎意外的强烈的：“俺种某老矣！拼着这垂暮之身，报效朝廷，还有什么顾虑？但不忍看到童太尉的所作所为，隳坏大局，贻祸朝廷。你刘参谋千万看在官家面上，相机转圜才是。”

这话显然说得重了，刘鞈知道他这番话是带着自己的感触和强烈的不满而发的。凭他们相处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要在童贯和种师道这两个都是刚愎自用的长官之间调停、弥缝，确是非常困难。而命运偏偏要把自己放在他俩之间，过去在西北如此，现在到河北来又是如此。他刘鞈今年活到五十五岁，已经长着满头白发，他的一生，忙忙碌碌，恓恓惶惶，似乎只是要做好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他记起了他的前辈范纯仁，一生都处在两党的夹缝里，被人称为“头白调停范纯仁”。他自己不幸也落到这样的命运，真是十分可悲。

作为一个调停者的为难之处，是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是非”和“利害”之间的矛盾。他常常承认种师道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富有经验，符合常识的要求，而且思虑周密，各方面都能兼筹并顾。可是童贯却代表着一种可以左右许多人命运的势力，童贯所拥有的这种势力自从他与王黼合作以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于刘鞈的仕宦生活和一生奋斗的目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种师道所代表的理智和常识与童贯所代表的权势对他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他选择了是非，就难免要牺牲个人利益，反之也是如此，很难找到两全的办法。因而，每当他俩发生纠葛，需要他出面来调停，有时又不允许他模棱两可，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时，他就不能不同时考虑着这两种因素而发生剧烈的内心冲突。

是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堂堂正正的人呢，还是做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官儿？这也是刘鞈心里常在摇摆着的问题，这个矛盾似乎也是不能调停的。

其实最妙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地承认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蔡京就比他聪明得多，一语道破真相：“既要做好人，又要做好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两者不可兼得。能做出这样的承认，事情就好办得多，只消选择其中的一个就好，比如他刘鞈无论在做官或做人这两方面都比不上蔡京聪明，却偏要掩盖这个事实，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已经找到调停的途径，认为理性和权势之间的矛盾、做人与做官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有时含含糊糊地就想把它们混过去。可是顽固的种师道偏偏又不肯含糊了事，一定要把他放在炉子中烤炙，逼得他非要在两者之间明白表态不可。

但是认为刘鞈在童贯、种师道之间真是一杆公平合理、毫无偏倚的天平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杆天平秤的本身就是不平的，它的所谓“公平”只存在于刘鞈的主观想象中。

刘鞈是元祐九年[1]中的进士，经过二十八年宦海浮沉，目前已做到述古殿学士，受到朝廷重视，很有希望做到枢密使甚至拜相。他是当时官场中的一个红人，有着锦绣的前程，当然也要受到官场一般规律的约束。那种规律指南针一般清楚地指示着他们在做人和做官的选择上，只能顺从利害关系而不能坚持是非标准。既然做大官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当然只能按照官场的指南针行事。当他做出这种选择时，个人素养和品质能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到头来总是受到完全的排斥。可是他偏偏要在自己内心中强调它们，并且用来把自己区别于一般官僚，这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现在与种师道的谈话中他不知不觉地又顺从了权势和利害关系的要求，把天平秤倒向童贯的一面。种师道的话说得太露骨，对童贯实行了人身攻击，他要不明确表态，就可能被种师道误认为他是自己一伙的人，要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童贯了。他不能使种师道产生这种错觉。可是在相反的情况中，童贯在亲信之间，有时在半公开的场合中，也同样对种师道实行人身攻击，攻击得更加恶毒，他刘鞈虽然号称公正，却不能常常挺身出来为种师道说几句话。他对自己承认的理由是如果让童贯感觉到他的倾向性，他就无法保持公正的、平衡的地位来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了——这就是他的所谓公正的立场。

“目前大军压河而阵，形势十分有利。”他立刻正一正容，用这种严峻的表情让种师道感到在露骨地攻击童贯这一点上，他决不能成为种师道的同路人，“宣抚奉官家御笔，发踪指示，我公力任艰巨，同舟相济，大功告成已指日可待。纵使策略上小有异同，都可商量解决，我公何乃出此颓唐之言？至于要用到刘某之处，刘某何人，岂敢不为我公驱策？”

这是官话。在朋友间的密谈中，有一方讲出官话来，其目的就是对另一方的推心置腹的限制。种师道立刻发现自己在不应当与之推心置腹的对象面前泄露了真情，犯了错误。现在他还不能够轻率地就刘鞈到底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却带着这样深刻的隔阂感，跟他冷淡地分手走开。

“官场之内，势利所在，还谈得上什么道义之交、故旧之情？俺今番跑来找他说话，未免是多此一举了。”

种师道不明白他自己也同样受到这条规律的约束。势利所在，在某些场合中，他种师道自己又何尝谈得到道义之交、故旧之情？但对于刘鞈的这种表示，却看得清清楚楚。

2

五月上旬的某一天，杨可胜又在前线接纳了一批从对方逃亡归来的汉儿。这批人人数不算多，连老带幼，外加两个手抱的娃娃，一个半身不遂、行动十分不便的老大娘，总共也只有二十四名男女。把娃娃和带病的老大娘带着一起走，说明他们是一群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回到汉家怀抱中来的逃亡者。可是他们是一群享有特权的逃亡者，他们受到辽军的护送，直到界河边上，然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乘坐了辽方特备的船只，插上白心旗，从从容容地渡河过来。

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人物？不！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须眉雪白的老大爷，作为他们的代表发言人，口齿清楚、理路明白地叙述了他们不寻常的逃亡经过。

他们都是住在易州地界的同村人，听到“王师”北来，早几天就结伙逃出，不幸在界河附近被一队巡逻的辽军截获。“这可糟了！”他们心里想，“在这里被辽军逮住，不是斩首，就是捆成一只粽子，往河心一丢，再也不得活命。”果然，辽军把他们一个个捆起来，推推搡搡地威吓着要斫去他们的头。后来赶来了两名军官，嘁嘁喳喳地商量了半天，就把他们往营房里一送。关了一天两夜，又把他们转送到一个警备严密、刀戟林立的处所。一路上，他们的眼睛都被蒙起来，不知道这在哪儿。有一个大官模样的人出来见他们。“好大的气派，端的非同小可之辈。”老人没有猜到那长官就是辽军前敌统领耶律大石，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敬畏的口气叙述着，“他睁着炯炯发光的眼睛，披一袭绿色锦袍，腰里佩把宝剑，威风凛凛。”

这个大官模样的人还说得一口好汉话，不要舌人在旁转译。他开头是和颜悦色地抚慰他们：“俺叫部下把你们好好请来，不知道可曾惊动你们，叫你们受苦？”他叫人拿出酒菜来，当场给他们斟上了酒，劝饮压惊。然后说道，“你们都是大辽子民，大辽不曾亏待你们。你们心向南朝，要逃回去，大辽也不加阻拦。多少汉儿逃去了，俺只当不知，闭着一只眼睛放他们走，这个你们都知道的。”随后他生起气来，话也说得激昂了，“你们走了倒好，留下的庄稼，大军打了当军粮吃，留下的房舍，大军拆了当劈柴烧，难道还替你们留下不成？大辽百万雄师，岂在乎你们几个汉儿？就算走了十万八万，也损不了大辽半根毫毛。”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完全沉下来了，脾气越发越大，“你们可恕，只是那些不忠不义的反复小人，俺绝不饶恕。”他回过头去，喝令把那两颗首级取出来，指点给大家看：“这两个就是俺说的不忠不义的反复小人……”妇孺们害怕，用手掩起面孔来。他又喝道：“看看怕什么？俺就要你们看看小人的下场。这两个原先都是我家的子民，食大辽之禄，做大辽之官，后来却去做了南朝的间谍，他们南往北来，为非作歹，做尽坏事。后来被俺逮住了，又心虚胆怯，真情毕露。这等反复之人，既不忠于大辽，又不忠于南朝，俺要容得他，天地神祇也容不得他。昨天俺已下令把他们正法了，烦你们把这两颗狗头带去，寄语童宣抚，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要战则战，要和则和，以后千万休再派这等脓包货来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俺岂是好惹的！”他说完了，还怕传错话，叫他们照样复述一遍，才放他们回来。

老人说的情况再清楚没有了，还附带着表情，绘声绘色，仿佛把这两颗首级带回来，把事情讲清楚，不传错一句话，就是他们替大军送来的一份见面礼。杨可胜看了首级，却不认得他们是谁。但他知道这是一件有关进出的大事，向统帅部请示后，就亲自带着老人，拿了首级径向宣抚司汇报。

宣抚司的办事人员也认不得这两颗首级。

最后转到赵良嗣手里，经过再三鉴定，才确认无误这两个就是他们在大半个月前派往辽方，宣抚使把整个赌注都押在他们身上的他的亲戚张宝和赵忠两个。

童贯听了这一震惊的消息，立刻召开绝密会议。

会议的第一个决定是把消息严密地封锁起来。一面严令杨可胜不得把此事外传，一面又由宣抚司立刻派人去前线，以压惊为名，把留下的二十多人，一齐接到宣抚司来，准备一举把他们全部歼灭，实行“毁尸灭迹”。

赵良嗣想到将被消灭的都是汉儿，不禁动了兔死狐悲之念，随口问了一句：“那两个娃儿呢？”

“留下娃儿，难道由你来喂奶不成？”童贯当机立断地回答，“你赵龙图未免是妇人之仁了。”

然后大家坐定下来，分析研究老人叙述的内容。辽军统军是谁，是不是耶律大石？三四十岁年纪，披一袭绿袍的将军多着呢！赵良嗣再三追问老人那位将军的瞳仁有没有异状，偏生老人在紧张的心情中，没看清楚，定不得他是谁。他的那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听不出张、赵两个在何时何地被截获，更无法判断他们和李处温父子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搭上，有没有泄露秘密，那两封书函落在何人手里。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作了种种推测，可惜都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招抚策变之议，应否赓续，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幕僚终究不过是幕僚，他们虽然可以贡献出千百条意见，主意可是要宣抚使自己拿。大家等童贯的最后裁决。

“偌大的一件功劳，难道就此罢手不成？”大家等了好久才听到童贯开口，他的脸色阴沉沉的十分难看，“诸君都是读书人，却不懂得‘再接再厉’这句话。本使受命伐辽，不管千辛万苦，总要达到目的，才肯罢手。”

童贯的一句话为继续讨论定出调子。于是大家又一窝蜂地主张再接再厉，连刚才主张罢手的幕僚们也混在大众之间，反戈一击，痛斥起那种疲软怯懦、知难而退的没出息的议论来了。

童贯无疑是一条贪婪的狗，胃口奇大，永不满足。同时，他又是一条专制霸道的狗，一旦咬住一块肉骨头，不管是否有人棒打脚踢，他还是死死咬住，不肯轻易松口，并且也不愿让他的僚狗们跑来分润油水。在他的字典中，绝没有“礼让”二字。

此外，童贯又最工心计。招抚之议，由他一手策划，是他握在手里的一张王牌。没有它，他拿什么去制服随时都想翘起尾巴来跟他捣蛋的种师道？

还有蔡京那厮，最是反复无状，饯行那天，说了满口好听话，叵耐最近寄一首诗给儿子，竟然冷嘲热讽地说：“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信誓当念，行军好休，不是反对战争是什么？还有更加露骨的一句：“身非帷幄孰为筹？”这分明是说，我蔡某当初也曾参与末议，今天你们大权独揽，把我排斥在外，将来坏了事，休要怪到蔡某头上。幸灾乐祸、希望偾事的心情，跃然纸上。如果不幸而被他言中，招抚不成，战事失败，不但要见笑于蔡京，肯定还会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

招抚之议，对他童贯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决不能因一时的挫失而罢手。至于招抚的形式，那还有改变商量之余地的。那个绿袍辽将不是说过“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休做偷鸡摸狗的勾当”？这“偷鸡摸狗”四字，特别触他的心境。当初少年之时，他净身进宫以前，就是以偷鸡摸狗为业。如今不干这个了，他倒真要光明磊落地派个使臣去劝谕辽君臣归附，兼以打听李处温的消息。如果前情未露，仍可与他暗中联系，相机行事；如果事情败露了，也不过牺牲一个使者而已，他决不会因此而心慈手软起来。

童贯又一次表示了这番他要正式派个使者去劝降的意见，僚属们又一次哄然叫绝。

“宣相所见最是高明。”李宗振倚老卖老地评论道。李宗振跟随童贯最久，自认为是个记室之才，不能掌正印，曾公开表示过要终身追随主公，不作其他非分之想。因此童贯一力把他保举到一个幕僚绝无仅有的承宣使的头衔。从此他的地位变得超群绝伦，刘鞈、赵良嗣都不在他眼下，更何况碌碌余子。他说起话来，不忘记自己一方面是主公的忠实僚属，一方面又是朝廷中屈指可数的几十个承宣使中的一个。他具有这样的双重身份，因此在献媚之中，要略微占点身份。他说：“辽将料定我不敢再派人去，我偏要派人去公开招降，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才是兵家的攻心妙算。”

“公开招降是虚，暗中接头是实。”贾评立刻接下去补充。贾评是李宗振的候补者，一旦李宗振出缺，他就是童贯手下的首席幕僚。李宗振以年资和官衔取胜，他贾评却以才干和机智出人头地。他的机智表现在李宗振要想半天才能说出的话，他不假思索就能出口成章。他的囊袋中储满着作为一个僚属所需用的词汇，随时可以探取应用，这一点也早为宣抚司的同僚们所公认。现在他顺口溜下去：“妙就妙在以虚掩实，以实带虚，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变化无穷，神鬼莫测。”

他们的意见被大家推许一阵后，问题就转到出使的人选方面。

“张、赵两个，机事不密，误了本使大事。这番谕降，既要冠冕堂皇，又要暗中做好手脚。派去的人，务要智深勇沉，胆略过人，才能胜此重任。”童贯忽然爆出个大冷门，把眼珠向四座一转，问道，“在座诸公，都是足智多谋，无愧为当代人杰。今日推举使臣之选，大家看看谁去最为妥当？成就得这段大功回来，本使一定上告朝廷，不吝重赏。”

众人没有料到要在与会成员中间挑选使臣这一招，现在两颗血肉模糊的首级忽然带着特别恐怖的神情在各人的头脑中复现出来。高谈阔论，固然是幕僚之所长，真要去冒险，大家却未必这样傻。一时众人都低下了头，唯恐童贯的眼睛会像斧钺般地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顷刻以前还像一阵阵振翅鼓噪的知了，刹那间都变成噤声的秋蝉。

停了半晌，童贯点名道：“李参军说的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此言深契吾心。更兼他当年曾随本使出使虏廷，备悉彼中情况。此番就请李参军出去辛苦一趟如何？”

做了人家的承宣使，每个月大把地领请受，如何不给人家卖点气力？童贯向来是讲究现钱交易的。

一向口齿伶俐的李宗振忽然变得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他“李……李”地“李”了半天，才迸出一句：“李……某老……拙无能，今……非昔比，怎挑……得起这副重担？依李……某看来，”他忽然捞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依李某看来，贾机宜深明兵家虚实妙用，还得贾机宜前去，才了得大事！”

“在下才疏学浅，怎堪任用？”贾评果然是机智绝伦、临危不乱，他一脚把球儿踢回去，“老成练达，孰如李参军？应酬中节，不辱使命，孰如王机宜？出生入死，履险如夷，孰如范阁学？依在下看来，这番出使，还得他们三位联袂前去，才是千妥万当。”

王麟正想推辞，忽然听到童贯“嘿……嘿”地冷笑了几声，吓得他不敢则声。会议顿时落入沉默的深渊。

停顿了好半天，众人才听到刘鞈用不平常的颤声说：“此行关系辽局成败，十分重要。刘某要想破格推举一个人……”

“刘参谋莫非要推举马子充？”赵良嗣抢着他的话头接下去，“子充虽然年轻，这几年出使金朝，折冲之间，深合机宜，真可当得‘智深勇沉，胆略过人’的考语。愚见这番劝谕辽廷君臣，非得子充前去，不能成功。”

“赵龙图的话，与鄙见若合符契。”刘鞈的紧张情绪骤然消失了，他频频向赵良嗣点头，表示感谢他支持自己，“愚与子充父子多年深交，极知子充胆识非常，心雄万夫。此行只有让他去最为合适。”

不管谁是首席幕僚，刘鞈、赵良嗣在童贯的智囊团中仍拥有最高发言权。既然他俩的意见相同，其余的人也跟着活跃起来，一致表示他们与赵、刘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怕事情发生变卦，彼此又补充了马子充还有机警绝人、擅长言辞、敢于面折、熟悉虏情等无可怀疑的优点。由于把球儿踢回给李宗振，顺便把他的老搭档王麟也拉进去做陪客的贾评，心中不无歉意，他慷慨激昂地补过道：“子充此行，如不成功，俺贾某甘愿责下军令状，与子充同受责罚，誓不后悔。”等等。

于是最后的结论出来了：使辽人选，非马子充莫属。

轮到童贯结束这场会议时，他也点头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本使最初想到的也是这个马子充，只是想把这场富贵留给诸公，其奈诸公不领此情何？”他忽然用了一种非常尖刻的语气讽刺幕僚，表示他洞察一切，不会受到僚属们的蒙蔽（即使他们是他的亲信），这是一个自以为精明的大僚时刻不忘记要做的事情，“诸公平日与子充情意未孚，议论多有枘凿，不想今日公而忘私，如此推许他，看来也只好让他去燕京走一遭了。只是他将来成得大功回来，名利双收，诸公看了，休得眼红。”

然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叮嘱今天会议的内容，千万不要让“摩睺罗”知道。

“蔡副使昨日新纳宠姬，醇酒妇人，还忙不过来，”他轻蔑地说，“不必用这种军中的机密事去烦他了。”

3

童贯说话中带着一根令人难以咽下去的骨刺，但是大家既然齐心协力地把这场祸水推开去了，管他咽得下、咽不下这根骨刺，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会场。只有刘鞈一个人的心情反而十分沉重起来。

原来今天刘鞈在会议中，起先打算推举的出使人选，并不是如他后来点头承认的马扩，而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名的儿子子羽。刘鞈之所以有勇气敢于排除一切顾虑，打破常规，把儿子的名字提出来，因为有双重理由支持他：对公来说，遣使谕降，确是当前的要着，需要一个能够胜任的人选去充当使臣；对私来说，子羽参军以来，只在参谋处当一名无足轻重的掌书记，办些例行公事，还没有机会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目前战场上既无用武之地，让他出使一行，正是他探虎穴、取虎子，为自己造成脱颖而出的唯一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恰巧落在他的脚下，白白错过了，岂非十分可惜？

可是他毕竟提得太轻率了，话一说出口，他的勇气就骤然消失。眼前这幅图景实在太可怖了，谁要出使去，谁就可能遭遇赵、张两个遭遇的命运。内举不避亲，固然为《春秋》所美，把儿子推上死路去，却也是大乖人情的。他想推荐儿子出去大显身手，这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而推荐儿子走上死路，倒是十拿九稳。律以天理人性、圣人的教训，都是煞费踌躇的事情。他好像一个“客气”用事的战士，乍听得战争的号角声，没有多考虑一下，立刻就披坚执锐，冲上第一线。可是一看到剧烈的战斗和一批批倒下来的战死者，他忽然害怕了，畏缩了，发起抖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多谢赵良嗣忽然提出了马子充的名字，替他解了围。

他承认，从担负这项任务的任何条件来说，马扩都比他儿子强。他对这两个青年人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了解，可以做出十分公平、正确的判断来。他后来同意马扩，推荐马扩，从公事的立场来说完全可以心安理得。

可是“良心”呢？对于他，除了公事，还有一个反躬自问的良心问题。

他想起圣人之训。他明明想推荐儿子，临时又产生了恐怖心，反而硬说他想推荐的就是马扩。这首先就犯了“欺人”的罪名，把可能要压到自己儿子头上来的杀身之祸，转嫁到马扩身上去，这又大有悖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还有他与马氏父子素来熟识，彼此很有交情，当年在静塞古堡和羌人谈判后，他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而升至微猷阁待制的显要地位，这一大半是靠马政的功劳。人之父有德于己，而推祸及其子，“以怨报德”，又是圣人所深戒的。一举而有三失，显然违背了他平日自持的道德标准，使他十分内疚起来。

道德家用道德来炫惑别人，好像魔术家用魔术来炫惑观众一样，他虽然要求别人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自己的内心中却十分明白那是虚伪的。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人的行为，但绝不能约束道德家本人的行为。这在业余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专业的道德家则尤其是这样。

要替刘鞈说句公道话，在专业的道德家中间他确是个例外的人物。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用道德来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自己，两者都没有自觉。当他对别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时，确信自己也可以做到，当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认为别人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个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这类纯粹属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上感到内疚的痛苦，感到所谓“良心”上的不安。这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

怀着这颗内疚的心，他回到参谋处，就把儿子找来，详细地告诉他会议的结果（只是隐瞒了他最初要把儿子推荐上去的心理活动），要他立刻去转告马扩，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如果马扩对于这项使命没有异议，那么八面摆平，皆大欢喜，谁也不必替谁负责。如果马扩不愿出使，那么他在事前已经通知过他，使他赢得时间，可以在宣抚使面前托词婉辞这个差事。而他自己也可借此弥缝心里的内疚，减轻精神负担，偿付这笔道德上的债务。

但是并非道德家的儿子跟父亲的想法都一样。

既然这番出使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危险，那么父亲为什么不替他争取？越是危险的地方，他越要挺身而上，以炫耀自己的勇敢，显示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气概。

“马子充去得了的地方，为什么我刘彦修就不能去？”这个大好的机会被“郎罢”（他也是个福建人）生生错过了。现在他既不能使宣抚使推翻成议，改变出使人选，又不愿屈居马扩之下，要求去当他的副使。这两件都做不到，他只好等以后的机会再说，心里十分懊恼。

他到宣抚司去找马扩，没有找到他。

“这个马子充算得是什么宣抚司的人？”司里的人员抱怨道，“你要找他，还是到他娘家去找，才有着落。”

“休提那个姓马的小子！他是匹没笼头的野马，既不应卯，又不请假，到处乱跑，几天也没有影子。”

“宣相刚才找不到他，正在大发雷霆。已经打发五七个人到处去追寻他了。”

刘子羽连夜赶到统帅部去找他，那里的人也说已有好几天没见马子充了。两处都没有他的踪迹，这匹没笼头的野马跑到哪里去了？

[1].元祐是宋哲宗年号。元祐九年（一〇九四）四月改元为绍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