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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一叶扁舟逐着惊风骇浪，在黄河的急湍中驶航，先后克服了流产、早产和难产三重难关，几番逃过灭顶之祸，到了三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亸娘总算生下了一个婴儿，为多灾多难的马家添了一口先天不足、营养不良，不知道能不能养活长大的女小子。刚刚透过一口气来，这个微弱的喜讯马上就被一个更可怕的噩耗冲掉了。五月初九，河东榆次一战，宋军败绩，马家的家长马政与主帅种师中一起战死。

马家的第二代男主人马扩这时还关押在真定府的监狱中，等待旷日持久的审理结案，事情未许乐观。

马家第三代的男主人，尚未成丁的马亨祖原在和尚洞山寨中。四月底，马政随军出征河北，路经真定，与马扩在监狱中见面时决定把亨祖带去见小种经略，接着随军西入河东，榆次之战，马政战死，亨祖消息不明，生死难卜。

经受得起千锤百炼、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马母，在媳妇、儿子、丈夫的灾难中，还是挺住了，把这些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和血带肉地吞入肚里。但是最后一个消息把她打倒了。她卧倒在床，就在床上向刘七爹作个叩头的虚势，要他去河东一遭，查明亨祖的确息。如果他受伤未死，被谁收容了，设法把他带回；如果他成为金人的俘虏，尚未遭毒手，这里倾家荡产，变折了银子也要去把他赎回来；如果他已战死，就在当地为他招魂，设法把爷孙的尸骨一起带来保州暂厝，将来盘回西北熙州，与祖宗葬在一起。

当男丁将绝，这个家已濒于破碎的边缘，马母心里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唯一的愿望。

在这段时期中，全靠赵大嫂内外兼顾，既要维持这一家人的生计，又要照顾马母和亸娘的病。幸亏有她这根支柱，这个家还没有完全垮下来，但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马家的命运也成为靖康朝廷的缩影，东京保卫战的胜利，暂时延续了它的寿命，但是这个微弱的喜讯，挡不住接二连三而来的重大的打击，加上内部纠纷，层出不尽，战守大计，迄无定策，等到当年冬季，两路金军再出，这个朝廷也早已摇摇欲坠了。

金军刚刚解围北去，朝廷故态复萌，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参加争论的，除了主战、主和两大派外，还有可战可和派、朝战夕和派、阳战阴和派等形形色色的派别，他们都在发表议论，传播奏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官僚阶级议论多、务实少的政治特点。

争论的一个方面是用人问题。

东京数十万军民痛心疾首，好容易把他撵下台的主和派头子李邦彦甚至在金兵还没有完全撤离东京时就回到太宰的位置上。理由是：太宰张邦昌出质金军，揆席犹虚，需要他来坐镇。似乎没有李邦彦，天就要塌下来。

李邦彦刚坐上太宰的位子，就要排斥与他势不两立的死对头种师道和李纲，后来种、李先后出任河北宣抚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表面上倚任，实际上是把他们排斥于朝廷之外。这个企图十分明显，可谓路人皆知。

李邦彦组成的这副政府的班子，以后人员虽屡有变动，基本政策却没变，卖国投降，直到他们的政策完全贯彻，政府垮台为止。

争论的第二个方面是追击金军的问题。

金军退走前夕，种师中率领的秦凤军三万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到东京。种师道即命他率部尾随金军之后，俟其半渡而击之，可歼其全军，永消后患。三天后，李纲又建议用澶渊故事[1]“护送”全军出境，密告诸将，有机会就纵兵追击，当时金军掠夺到手的金银绢帛妇女辎重极多，军行迟缓，击之确有可胜之道。

种、李的主张都是正确的，渊圣也同意李纲的建议，派军十万，紧紧“护送”。这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又受到李邦彦等人的反对、破坏，结果是中书省、枢密院各行所是。枢密院下的命令是“出击”，中书省下的命令是“保护”，弄得护送诸将摸不着头脑。最后结果又是主和派的主张胜利，他们派人在黄河边上竖立大旗，严令军队不得绕过大旗追赶金军，否则，一概处死。

以后种师道又提出亡羊补牢的办法，建议集合大军驻屯黄河两岸，防止金军再次渡河，预为“防秋”之计。渊圣准奏施行，不久又听了主和派大臣的话，认为万一金军不来，这笔巨大的军事费用，岂非白白浪费了？这一条还是拒绝采用。

大好机会都被断送了，以后种师道气愤致疾，以至病死。李纲在河北、河东宣抚使任上，受制于朝臣，无所作为，最后被逐到江西。朝廷清一色地都换上主和派，这才使得他们耳目清净。

争论的第三方面是对发动宣德门事件的军民太学生处分的问题。

宣德门事件以后的第六天，金军即自动撤退，两者的因果关系十分显然，可以说，是人民挽救了北宋王朝。何况，那一天渊圣宣旨中有“诸生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的话，充分肯定陈东等人的爱国行为，本来已没有再加讨论的余地。

不过主和派在宣德门外吃了大亏，岂甘罢休？他们一再提出“陈东等以布衣胁天子不可赦”。太学的行政官国子司业黄哲上奏：“太学诸生伏阙上书，致令兵民乘势作闹，上烦圣训丁宁。臣等职司教导，不能表率诸生……难以备员学官，见今待罪，伏赐黜责。”

这件事舆论的反应强烈，太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压得越厉害，反抗也越强烈，他们打听到黄哲之待罪是由于受到某些政府要员的胁迫所致。太学生沈长卿上书抨击主和投降派之无耻行径，也提到目前某些措施与当日渊圣本人的表态前后矛盾：“臣虽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变乱之说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是也。”这封万言书敢于指责当权的政府要员是“奸邪之人”，也敢于指责“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此”，可说是封建式的民主的一个样板。

鉴于士气激昂，渊圣皇帝批复黄哲的奏章有“朝廷方开言路，通达下情，士人伏阙上书，乃是忠义所激，学官何为自疑，乃尔待罪。可速安职，仍晓谕诸生”等语，再次肯定伏阙事件。对沈长卿这样激烈的言论也没有加罪，反而下旨褒奖参加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雷观，赐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一个月以后又赐陈东同进士出身，温旨褒奖。主和派看看这出戏唱不下去了，只得暂告休战。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对陈东等人的切肤之恨是消除不掉的，只在等待机会，再向陈东他们开刀。

以上几个问题的争论，反映朝廷中两大派斗争的激烈。

马扩希望战衅一启，各方面的人员都能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个善良、天真的幻想。在东京，派系的矛盾，正议与邪论的交锋，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争取渊圣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正在不断加剧，有增无已，首都从来都是各种斗争集中的场所、矛盾的焦点。其他地方也不见得好多少，譬如在真定，则连他本人也成为这个伟大的信念的牺牲品了。战争并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和更大的矛盾。而各种形式的矛盾肯定会大大地削弱备战力量。

北宋政府能够用来抗战的一点力量，在新的战争来到之前，已经在内部纠纷中消耗殆尽了。

李邦彦第二次下台后，徐处仁、吴敏曾分别升任太、少宰，以下的执政除枢密使许翰外，基本上都是主和派。徐处仁有“清亮刚直”的美誉，从外地调到朝廷来，摆摆样子，实际上，除最后与吴敏吵了一架以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清亮刚直”的作风，倒是同流合污的地方很多。吴敏则依仗有定策之功，得到渊圣皇帝的信任，独掌朝政大权。

吴敏促成太上皇禅位之议，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曾向渊圣竭力推荐李纲，用为亲征行营使，在太学生伏阙上书的关键时刻，他又代渊圣宣旨抚慰，复用李纲、种师道，表现不错。这是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物。他只有与李纲合作的时候，才能干出一点好事。这一点，他的侍姬远山老早就看到了。远山曾说过他自己的躯壳里是没有灵魂的，要李太常给他安放进一个去。金兵撤退后，他与李纲分道扬镳，让李邦彦把一个黑灵魂安进他的躯壳中。他为李邦彦昭雪洗冤，竭力推荐他复职。后来索性代替李邦彦，成为主和派的领袖，官做得越大，做的事情越加荒唐，实际却是个低能儿。每次坐在政事堂上，胥吏们捧来一大沓文书，等他裁决，他想了半天，只判上“依旧例可也”五个大字，什么事情都是“依旧例”，以后“依旧例”就成为东京人称呼他的代名词。

东京人善于用概括、幽默的语言来讽刺当朝人物。当时有“十不管”之说，这十件应管不管、不应管的倒都管起来的事情，大都是“依旧例”的吴敏的德政。它使人看到在榆次败绩、盘陀兵溃，太原日益危急前的半年时间中，朝廷里的大臣们正在忙些什么。这是一幅很好的朝政写真图，不过把这十大件罗列出来，要加些注解，才能说明问题。

不管太原，却管太学。

当时太原受到猛烈围攻，粮援两绝，已到了析骨而炊、易子以食的绝境，朝廷并无积极救援的措施，这时却忙着对王安石的功罪进行再评价，下诏太学，撤去他的画像和“十哲”的地位。

不管防秋，却管《春秋》。

这一条是指吴敏拒绝采纳种师道屯兵大河两岸防秋的建议，却忙着具札子“乞令学者添治《春秋》一事”。

不管炮石，却管安石。

炮石指金军撤退时，曾在西门外遗留下五百尊大炮，至今无人收管。老百姓已经有远见地看到金军将再度围攻东京，而朝廷方面，并无任何准备，却根据国子司业杨时的一道奏章：“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把亡国导乱的罪名都挂到王安石头上，要太学生议论议论，省得他们有工夫上万言书，混淆视听。

不管肃王，却管舒王。

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死后追封为舒王。肃王赵枢是渊圣的兄弟，奉命代替康王赵构为斡离不的军前人质，斡离不退军时，把他携往北方，政府不敢索取。

不管燕山，却管聂山。

太原犹未沦陷，朝廷尚且不能救，已经沦陷了的燕山府当然更顾不得去管了。聂山原任开封尹，这时升为同知枢密院事，渊圣问他：“山，大物也，何以为名？”他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之为人，乞改名为昌。”于是奉御笔改名为昌。这一条是渊圣亲自与聂昌之间直接打的交道，与吴敏无涉。

不管东京，却管蔡京。

金军退师后，太上皇本人被李纲等大臣接回东京来，退处龙德宫。宣和权奸集团的成员纷纷受到处分。王黼、梁师成二人于解围前，已被诛杀。蔡京、蔡攸父子被放逐到广东的儋州和雷州，童贯放逐到吉阳军。至此，蔡京在潭州[2]病死，后来蔡攸赐死，童贯正法，连带赵良嗣也被诛杀。靖康主和的臣僚与宣和的权贵集团本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因权力冲突，靖康诸臣唯恐有朝一日徽宗复辟，又是蔡京一伙人的天下，不如把他们都贬死了，以绝后患。同时也可以取得明正典刑、赏罚分明的美名，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

由于首创“海上之盟”的赵良嗣已受诛戮，参加谈判活动的马扩也处于不利地位，他的冤狱，迟迟不得昭雪，可能与此有关。否则王渊、李质的诬陷十分明显，一审就可以判明是非了，何至于把马扩在真定狱中关了九个月，一直不能释放？这方面虽无直接的史料证明，道理却可以推想出来。

平心而论，不管李邦彦、吴敏等人的动机如何，诛杀、放逐宣和权贵集团这些坏蛋却是大快人心、十分必要的。把这一条放在“却管”里面，似乎不太妥当。

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

不管河东，却管陈东。

这两条都容易理解。

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二太子即斡离不，东京两次被围，最后沦陷，斡离不即为戎首。这里提二太子而不提大太子粘罕，可见在东京人的心目中也把斡离不看成为最可怕的敌人。太子即渊圣与朱皇后生的皇长子，围城时尚封为国公，此时正位太子。

“十管十不管”反映了东京老百姓对朝廷施政轻重缓急失当的愤懑情绪，其重点在于谴责朝廷在军事上拿不出有效的办法防止金军再度南侵。在这个问题上，老百姓十分敏感，而当局者，无论是徐处仁，无论是吴敏，都已麻木不仁了，真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其实这些当权派并不都是瞎子、聋子、哑子，他们心里也有一整套想法：他们希望最好金军由于某种原因，改变南侵政策，停止进攻。譬如说，一场大瘟疫，一场大地震，粘罕、斡离不、兀术、阇母、娄室等积极主张南侵的将帅，统统卷入了，个个死绝，一个不留，那就很有希望天下太平了。至少几年之内，金军不会南侵，这自然是上策。

万一既不发生瘟疫，也没有地震，金军一定要来，那也只好由它来。他们还有一个泥首乞降的办法。好在宋朝有的是土地财帛。金银财帛随他要，土地也可商量，贿以三镇不足，那就划黄河为界，如还不满意，再送多少都可以。只要存在一个小朝廷，他们保得牢太宰、少宰的官职就好，至于这个叫作宋朝或者其他的什么朝的疆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倒也可以不计较，这不失为中策。

万一乞和投降都不行，金朝一定要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那当然可怕。为未雨绸缪计，他们也有一策。即在金军出动以前，先就借个因头，脱身而去，溜之大吉，把这里的国事，“投大遗艰”于后来者，虽然丢掉宰相之位，却可保牢身家财产，这也算得是一条下策。

那段时期，太原方面的警报，雪片似的飞来，吴敏、徐处仁两人的心情都不舒畅。一天，在政事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起来。一个怪他对蔡京下手太重，致使他患故潭州；一个怪他对太学生纵容迁就，致使他们十分嚣张，不肯敛迹。一个骂他沽名钓誉，一个骂他贪天之功。后来越骂越凶了，竟涉及个人隐私。徐处仁先骂吴敏纵情声色，帷薄不修，成何体统。这指的是吴敏宠爱远山。但与侍婢鬼混，原为当时社会风气所允许，除非远山别有所欢，否则就谈不到帷薄不修的话。这件事吴敏一直自认为风流千古，值得自豪，根本不以为耻。他反击的一句却十分厉害，他骂徐处仁是“白日俨俨，外窃清刚之名；夤夜幢幢，内行贪赂之实”。

这吴敏原是“风雅绝世”的人物，骂起人来，也用对仗精工的四六，音调铿锵，这一句却击中了徐处仁的要害。当时他正在据案作书，一时恼羞成怒，把一支饱蘸浓墨的笔直往吴敏面上掷去。吴敏不防有此一着，躲闪不及，面额上早已着了他的飞笔，唇鼻之间，一团乌黑，忙乱之间，他用手揩抹，顿时把白脸郎君变成了“黑面大王”[3]，真正成为“近墨者黑”了。

查一查国史，本朝定鼎以来，一百余年中，并无左右仆射在政事堂上大打出手、飞笔掷人的旧例可依，两个一齐告到渊圣皇帝御前。这件事实在太不像话了，成何体统？御史相继弹劾，两人一齐下台。徐处仁改知东平府，吴敏改知扬州。这不光彩的下台，也许是符合两人之私愿的，甚至也可能是他们早已默契在心，表现一番，就借此下台。如果这样，他们不仅瞒过了当代人，也瞒过几百年来历史的编纂者和读者，他们都可算得是第一流的相声演员了。以后他们的行动十分一致。诏书下来，不待办好接替手续，就搬运家人家资，急急忙忙地搭上渡船，分别到东平府和扬州去履新了。

以上就是太原沦陷前的靖康朝廷的概貌。

2

在两次东京保卫战之间的一段时期中，宋、金双方的军事首脑们始终着眼在太原一地。一方猛攻未下，一方死守待援，双方的军事布置也莫不以太原为中心。宋军几次解围不成，太原最后沦陷。不久，金军即两路南下，合围东京。如果说，太原一战，成为宋金战争之关键，太原一地，关系东京之存亡，揆诸当时的军事形势，这种说法完全符合事实。

貌似强大的金军，其实实力有限。第一次进攻东京，斡离不的东路军渡过黄河后，在河北只有完颜乌野也率领的一小部女真兵盘踞燕山府城。助纣为虐的常胜军不为金朝所信任，只让郭药师带一千人作为南侵的向导，其余统归完颜乌野也管辖，散驻燕山外围各州县，算是金朝的军占区。除此之外，河北一路，并无金军。这时在河北的大名府、中山府、真定府、河间府以及保州、邢州、赵州等各地宋朝的正规军总数加起来不下二十万人。他们有的据城自保，如保州、中山府等，有的坐拥大军，观望迁延，如邢州、大名府等，有的在内部矛盾中消耗了力量，如真定府等，没有出一兵一卒阻挠斡离不的后路，或进攻完颜乌野也在燕山的根据地，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斡离不回师以后，才开始经营河北地方以扩大和巩固他的根据地。

在东京围城时期，宋朝政府已答应割让中山府、河间府、太原府三镇以求和。太原府属于河东地区，正在围攻中。中山、河间都在河北，这时斡离不派完颜乌野也率军前去武力接收，中山、河间的军民不愿投降，实行抵抗，这才开始了长期的攻守战。

三月中，宋朝廷调整了军事机构，任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驻在黄河北岸的滑州，统筹两河军事。任西军大将、姚平仲的父亲姚古为河东路制置使，将兵救太原，任种师中为河北制置副使，将兵救中山、河间各地。当时称为三大帅。

姚古出兵后，先后收复隆德府与威胜军。隆德之战，姚古部将王德率领十六骑突入府城，活捉伪知府姚璠，献俘朝廷。姚璠原为辽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曾接伴马扩，降金后出守隆德。渊圣皇帝临轩问他被俘的情况，他说：“亡臣为夜叉所获。”想见当时王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府城的威猛，从此王德就获得了“王夜叉”的雅号。

河北围攻中山和河间府的金军，慑于种师中的威名，种师中大军才开到真定，完颜乌野也就率部自动退走了。

河北、河东连获胜利，此时宋朝的军事颇有起色。只是太原城从去年十二月被围以来将近五个月。金朝的东路军从东京撤退，西路军围困太原，仍不放松。他们在太原外围修筑了逶迤数百里的夹城，隔绝太原与外界的联络，防止宋朝援军的突入，使太原的地位更加孤立。

由于军事好转，这时在朝廷上的主战派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也比较好说话了，主和大臣对他不敢十分掣肘。当时枢密院拟定了两路救援太原的计划。命种师中率部九万，从真定出井陉，突入河东路，命姚古率部六万，从威胜军出发北上，两军约在五月中会师太原，一举解围。

这道命令中两军的人数都夸大了，譬如种师中奉命“护送”金军渡河时，手下只有秦凤军精锐三万人。现在朝廷明令中山府路兵马总管王、真定府路兵马总管王渊各以所部万人来会，事实上这两支军队都没有调到，这个好听的数字，无非存在于一纸空文的诏旨中，壮壮声势而已。种师中率领西征的援军，除了为数不到一万名杂牌军以外，还是他的基本部队三万人。姚古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实际人数不超过二万五千名。

虽然如此，种、姚都是西军名将，麾下猛士锐卒如云，这时又挟连连战胜之余威，两路并进，势如雷霆。看来，这一仗要打胜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

种师中的大军出发前，已在真定府驻扎了七八天。种师中根据枢密院的檄调，要王渊率领真定军参加作战。王渊托病在家躲起来了，不敢出见种师中。原来他为马扩之事，心怀鬼胎，唯恐受到种师中信任的行军参谋马政打击报复，借故把他扣留，不敢露面。其实凭这一条，托故拒调，种师中就可以把他扣留起来，军法从事。不过，有刘鞈挡在前面，替他打掩护，刘鞈也不愿把自己的这笔本钱在一场战争中花光，他列举出许多理由，说明真定的防务还是十分吃紧，不但王渊，即使李质也无法随征。由于他的态度十分坚决，种师中也不能勉强，结果真定军没有一兵一卒参加西征。

枢密院明文规定，这次种师中西征之师所需给养、辎重，还特别提到备作立功战士赏品的金牌、银碗等，都应该由真定府拨支应付。刘鞈一时拿不出这许多东西。枢密院督促出师之期已迫，种师中未便久候，最后只好同意刘鞈提出的先拨付一小部分，其余的加紧征集，随到随解的办法。

这两项交涉都办得不顺利，种师中看在多年的老关系分儿上，宁可自己吃亏些，不为己甚。随他出征的参谋官黄友、统制吴革、亲信将领李孝忠等都感到愤慨，却也无可奈何。

在真定驻军期间，种师中、马政都去监狱探视了马扩。这时奉朝旨“根勘”马扩一案的法司毕蟠已到真定开始审理。种师中作为一军的大帅，未便干涉司法，只好拜托刘鞈道：“子充乃忠义之士，岂能作过？此中必有别情，朝廷派人审理必能水落石出。在此期间，刘阁学务要好好护持他，为朝廷留个有用之才，为国家保持一分元气。”接着他严肃地警告，“子充如有不测，你我尚有何面目再见西军故旧？”一向温和克制的种师中，这话说得十分严重了，刘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允承下来。

这时马政已与儿子见过面，备悉这场冤狱的原委。刘鞈与马政见面时，心中不无惭愧。马政以大局为重，不动声色，始终没有与他谈起儿子之事。

马政再一次入狱探视儿子时，父子商定把亨祖从山寨中接来，一起参加西征之役，接人的差使自然又落到刘七爹头上，不两天他就把亨祖接来了。

出征前夕，马政带着孙子，再一次入狱探视马扩。父子叔侄祖孙三代抑制了个人的感情，忘却了其他的一切，而把所有希望寄托于这次决战的胜利。马政、马扩都明白这一战不但要决定太原的命运，也将决定朝廷命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个人生死、家庭存亡都算不得什么了。

最后临到辞别时，亨祖向马扩跪下，刚叫得一声：“三叔！”眼泪已在他眼中滚动，忽然抬头看见祖父严肃的神色，急忙把眼泪制止。马政自己倒掉过脸去了。

马政三次入狱，探望儿子，这个事实的本身就表现了他为父的感情。

西征军出发前，马政已看到种种不祥的朕兆，这是在监狱中的马扩无法知道的。马政三次与儿子见面时都瞒住他不以实言相告。他心里想道，儿子已关在狱里，心情郁郁不畅，何必再叫他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让他高高兴兴地等候捷报就是，说不定这一仗还能打胜的。

用虚伪的安慰掩盖事实真相，这从来不是马政的习惯，今天他第一次这样做也表现出他为父的感情。

他制止孙子下泪，是因为他不习惯用眼泪来表达感情，这不等于说他没有感情。

3

种师中、姚古两路大军分别从冀西、晋南出发，出援太原，这是一次朝野瞩目的重要决战。由于种师中在西军中的声誉、威望和过去的战绩都非姚古所及，加上秦凤军在数量和质量上也都超过熙河军，因此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一致认为种师中是这次出击战的主帅，在两军之中，又以他的东路军为主。

但对种师中本人来说，他考虑的绝不是主次从属，而是正兵、奇兵的问题。换言之，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地位，而是两军的作战任务、作战性质，以及怎样根据作战性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问题。

在种师中看来，既然枢密院明确规定两军各自为战，互不统属，那么彼此之间只有相互配合而没有从属的关系，再提为主为次的问题已失却其现实意义。何况姚古现在的官衔是河东路制置使，种师中的官衔是河北路制置副使，姚古还要比种师中高一级。如果要讲主次，那也应以姚古为主，种师中为次。一向谦虚谨慎、顾全大局的种师中，特别对于与他们种家成见很深的姚古，更是小心翼翼地应付，决不愿在这个容易导致矛盾、造成纠纷的敏感问题上去惹怒姚古。由于种师中的坚持，这个麻烦的问题小心地避免了。姚古体面攸关，十分满意。

不过种师中心里十分清楚，主次可以不分，奇正却一定要弄明白。古代作战，重视正兵、奇兵的关系，一般是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有时出奇制胜，奇兵地位的重要性又超过了正兵。就这一战役而论，姚古的一军是正兵，他的一军是奇兵，他们有着不同的任务。

姚古一军之所以成为正兵，因为过去宋朝几次出兵救援太原，都取道晋南北上，那里已吸引了金方的重兵。粘罕的副帅娄室此时正在这一带布防，阻击宋军。大家都知道娄室是个经验丰富、指挥老练的可怕的敌手，甚至比粘罕本人更难对付。估计姚古收复隆德府、威胜军以后，就要与娄室正面对垒，那时再要北进，夺取每一里的土地，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姚古的任务显然十分艰巨。

金军的分工，粘罕本人指挥围攻太原的军队，对晋东一带，不甚措意，看来种师中要插入金军的后方，靠拢太原，任务还是比较轻松的。不过最后不免要与粘罕恶战一场，迫使娄室撤军来救，这样就间接减轻了姚古一军北上的压力。到那时他们两军齐头并进，只要能攻破太原外围金军修筑的夹城的任何一段，与城内张孝纯、王禀取得联络，里外夹攻，战争就会有胜利的希望。

根据这种战略设计，姚古的一军是正兵，要采取常规化的作战形式，逐步取得进展。他种师中的一军是奇兵，要用突击奇袭的作战形式，出敌不意，插入其心膂之地，然后选择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决战。两军任务不同，性质也有区别。

朝廷负责军事布置的枢密院对两军的性质、任务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令，河北河东两军于同一天从各自的所在地出发，约期半个月后，在太原会师，与金军进行决战，实现解围。这道纯凭主观臆断发出的命令是脱离实际的。

在种师道、李纲两人都受到排斥、被挤出政府的情况下，同知枢密院事许翰是当权大臣中唯一的主战派，在一段时期中，分兵河东、河北，力图救援太原的一切军事布置都由他负责主持。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重要战役中，他竟出之以急躁的情绪，下达了这样一道毫无军事常识的命令，使种师中十分震惊。他接到命令后，立刻派参谋官黄友入京，赍去一封他亲笔写的回禀，备述按照不同的战略任务，他与姚古一军同时出发的不妥之处，要求把本军的出发期限展缓七天。乘金帅注意力集中在姚古一军之机，他的一军才能达到出其不意、袭取心腹之地的突击任务。

尽管回禀的措辞十分婉转，许翰还是认为它触犯了上级，有损他个人威严。他接见黄友时态度傲慢，回答的尽是一派官话。说什么枢密院给两军的命令早已发出，姚古昨来回禀，准期出师，种师中何故又生别议？所请碍难照准云云。根本没有给黄友发言申辩的机会。

发生战争以来，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矛盾百出，迭有争议。想不到今天主战派之间也有出乎意外的矛盾。在这有关军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种师中未便缄默自安，不得已，再次上书申请展缓出发之期。枢密院以六百里加急传递的文书，断然予以驳斥，回文中并有“种师中逗留玩敌，意图何为”“必解太原之围以赎罪，否则自蹈法网，罪责难逃”等十分严峻的话。

一向从容不迫、按部就班行事的种师中拆读文书后，也气得胡子发抖，叹息道：“逗留乃兵法之大戮。俺种某结发从军，至今四十余年，兢兢业业，未尝一日撄法。不意垂老暮年，还有此事。某岂肯爱一死以负国，只怕死了也无补于国事耳！”

这样的重言重语，对种师中来说，大概一生中也还是第一次。他说了以后，茫茫然地东看西看，忽然拉住马政的手补充道：“此番师中东出，万里勤王，东京城下，未得一当，临岸邀截，又成虚话，都说是权臣阻挠。今许中丞以忠义自诩，不想也如此难说话，事之不济天也！”

这支大军就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却带着灰溜溜的情绪，匆忙开拔。

亲耳听到主帅说了这番话的马政，最后一次入狱探视儿子时，没有告诉儿子，第二天上路后，他也保持沉默，没有与同僚说话，但是不用他开口，这种情绪已经在全军中扩散开来，从统帅到士兵都感染到这种不祥的预兆。

军行第四天，粮食已竭。这一路的居民稀少，十室九空。资粮于民的想法落空了。战士们每天只发黑豆一勺充饥，他们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军心已自不稳。

4

但是就进行一次袭击战而论，这一战役的战略的制定、进军路线的选择，那是十分成功的。甚至出兵的时机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所造成，并非许翰已经得到了什么情报。

太原西北群山中建立起不少山寨，他们共同的头项就是“两河二石”之一的石竫。江湖上口碑流传，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怕死的豪杰，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粘罕一心只想对付宋朝的正规军，忙于修筑夹城，猛力进攻围城，没有把这些近在咫尺的义军放在眼里。这个粘罕，敢情是十分健忘的，他已经忘记当年曾吃过雁北义军韦寿佺的苦头，现在还要再受一次惩罚。

那天，他率领几名随从，大摇大摆地经过这里的山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没有一点警戒的情况下，受到一群山民的突然袭击。

“来了几个小毛贼，敢来捋虎须，想是欺俺这里人少，活得不耐烦了。”粘罕不惊不怒，好像十分好玩似的哈哈大笑起来，“你们休动！叫那个打头拿把铁叉的吃俺一箭。”一语未完，箭声已响，果然把那名打头的汉子射倒在地。按照公式，那一定是其余的人发声喊，一哄而走，他们追上去，杀死几个，活捉几个，让他们逃走几个，然后明天派一支军队上山洗剿，把活着的人口杀得一个不留，房屋烧得一椽不剩。按照这个公式行事，他与他的部下不知道已经干过多少回了。奇怪的是，这次的情况有些两样，领头的虽被射倒，其余的人，既没有发喊，也没有逃走，却很快地找个隐蔽的地方隐蔽起来。然后锣声大作，四面八方，拥出了成百上千个山民，把他们几个人远远地包围起来。

粘罕一看这里不是他的用武之地，策动坐骑，要想突围而出，手下六名随从，紧紧相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支冷箭，射中他的坐骑，他一跤摔下，跌了个仰八叉。后面的一个随从，一看不好，急忙把他就地提起，让出自己的马与他乘骑，两个拼命挣扎，狼狈地逃脱性命。其余的五名随从，为了掩护他们，冲突不出，有的被箭矢射死，有的丧命在义军的铁搭锄头之下，一个不剩。

这五名随从不是无名小卒、等闲之辈，都是榜上有名的将领，其中还有一个是金环大将。这场遭遇战如果发生在太原城下，值得张孝纯上个专折奏报朝廷了。这里的山民，却不知道金环是何物，摘下来，拿回家去给毛孩子当玩具。

粘罕吃了这个亏，怎甘罢休？第二天调集了五百名女真铁骑，他自己和昨天救他一命的那个随从，拍马当先，向山寨进攻，满拟一举得手。山寨里紧闭垒门不出，只管用矢石檑木滚打下来，把几条上山的路都封锁起来。金军攻打了一天，竟不得其路而上，黄昏撤退时，又遭到义军掩击，死了一大半。这一战，石竫本人大显身手。在追击中，他亲手俘获了两名金将，夺槊数支。粘罕看见他的神勇，吓得拨转马头就逃。

一次骄兵、一次愤兵都吃了大亏，眼看蛮攻不行，粘罕手下也有智谋之士，劝他改图。这时围攻太原之师不能抽调，他们建议向晋东、晋中一带目前没有发生战争的地方抽调出五千名驻军，把山寨围困起来，然后步步进逼。这时义军还没有取得与大军相持的作战经验，经过半个月的激战，山寨终被打破，石竫突围不成，被金军俘获。

女真兵当然要在他身上施行报复，他们把他的双手双脚钉在一辆木板车上，拖去见粘罕。粘罕对他既有满腔的愤怒，也有衷心的钦佩，向他端详了半天，忽然好言劝说道：“你就是寨主石竫？你如降我，当命你以官。”

石竫“呸”的一声，一口唾沫吐在粘罕面上。他的双手、双脚虽被钉住，连同锁骨下面的伤口，都被紫血糊住。但他仍保持着勃勃英气，他动员了身体中还可以自由活动的部分与粘罕斗争。他大声谩骂：“爷是汉人，宁死不降你番狗。你识爷吗？爷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改。”[4]

这当当响的每一个字都好像钉子钉进石头，石头裂了、炸了，也丝毫不会移动。粘罕当时愤极，凌迟处死了石竫。以后几天中，他只要一想起那两句当当响的话，想起石竫眼中好像要喷出烈火来的表情，就感到一阵战栗。

5

种师中带着低沉黯淡的情绪率部离开真定之时，正好是粘罕急急忙忙把晋东驻军调往太原西北之日。纯然是出于一种巧合，种师中于无意之中得到一个顺利进军的机会。大军离开真定，自土门入井陉，进入河东地界时，竟是一片真空地界，并无一个守军。一生用兵谨慎的种师中还怕这是金人设下的陷阱，急令黄友、李孝忠带着初出茅庐的马亨祖出去巡视了大半天，回来报告，百里内并未发现敌踪，也没有任何埋伏邀截的迹象，种师中这才放胆西进。他们进占平定军后，只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就抵达晋中重镇寿阳县。

他们出发时准备本来不足，一阵急行军后，又有一部分军需辎重跟不上来。这时已连续吃了两天黑豆，一进寿阳，首先就想解决吃的问题。金军撤退时，并未留下人马的粮秣，他们搜遍了县仓，小麦、大麦、高粱、玉米，统统加上来还不满二百石，先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再说。大军在寿阳县休整了一天，继续西进，这时开始，就遭到部分金军的抵抗。他们的抵抗极为猛烈，有时两三百名战士在一个谋克率领下，扼守一块阵地，明知寡不敌众，也要拼命打一阵，索取一定代价，才肯转移，这给了种师中很深刻的印象。但优势仍在宋军手中，两天中连续作战五次，每次都打了胜仗，或把金军全歼，或在激战后把他们赶跑，然后趁势进入榆次县[5]。这里北距太原府只有一百多里路了，已经深入到两三个月来宋朝援军从未能够到达的金军后方深处。

出自衷心的渴望解救太原军民倒悬之苦以及从全局出发来挽救军事危机的“大局感”——这是种师中个人最重要的特点，称之为“大局迷”，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枢密院的严令督促以及恰恰在这一点上受人误解的委屈感；顺利的进军，即使遭遇抵抗，仍能不费力地把它击败，继续西进；目的地的接近，粮食的匮乏。这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既是吸引他、诱惑他，又是压迫他，逼使他只有继续前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没有其他的选择。也使得这位老练谨慎、从来不冒进的名将，不知不觉地踏进冒险的范围内而丝毫没有自觉。

他自己还在榆次休息，喘一口气，由李孝忠率领部分前军已越过晋祠，向北折入距太原府只有二十里路的石桥。金人修筑的夹城已隐隐在望。消息传来，全军都感到那种已靠近目标，准备在夹城下进行一次决战就可以取得胜利的兴奋。两天来苦恼着他们的粮食问题，暂时也被忘掉了。

种师中在榆次的中坑作了一番进攻夹城的调度布置，李孝忠所部是进攻的主力。另派参谋官黄友、选锋杨志续上接应。杨志所部是被宋朝招安的农民军部队，不属于西军系统内，但参加过第一次伐辽战争，有相当作战经验。种师中最大限度地抑制了自己和亲信部将的排外性，把它当作嫡系军队来使用。使用降将、降卒要有一套高级的指挥艺术，种师中是能够做到的，不过在短期中难于得心应手罢了。种师中作为中军主帅，紧紧跟着前军出发，行军参谋官马政随侍在他左右，以备咨询并帮助他指挥作战。中军统制王从道、副统制张思正作为合后，催督跟不上大军已落后一二日路程的后队。

这里分拨刚定，忽然探马报来，在南路的太谷、祁州一带出现大队金军。这时种师中全神贯注地望着西北方向的敌军，他正在争夺时间，希望抢先攻下夹城的一段，溃其全军，到了那时，即使粘罕回师救援，已处于被动地位，胜券可操，却没有考虑到南方有敌兵出现。他判断可能是前天被杀败的败兵又在附近纠合一些部队前来挑战。那几百名、一千名敌军这时不在他心上，他随手下令：“此必金人残将零兵，着令后军去收捉！”不多时探子来报，金兵数千大至，王统制、张副统制挡不住金军锋芒，已在后撤。种师中大惊，一面急令黄友撤回来，率领杨志一军用床子弩御敌，一面续令探报。不久，几起探子都来回报，这支金军是娄室亲统的大军。娄室原在南线沁源、霍州一带布防，抗击姚古之众，闻得太原有警，急忙来援。前后续到之兵，不下两万人，娄室本人已在前军。

现在情况都已探明：金人粘罕、娄室两军，一个在北，一个在南，相距四五百里，其势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动，击其尾则首动。种师中趁粘罕不备，深入其后，想不到娄室又趁种师中之不备，弃其汛地，全军来援。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确实使种师中十分震动。但他仔细分析一下，太原西北粘罕之师尚在与山寨义军相角，并无回师东来的迹象。娄室之众虽称精锐，总数与自己所部相埒，只要与他相持一二天，挫其锋芒，估计姚古那里一定得到娄室北上的消息，他必以全军跟踪追击。他们两军南北合击，使娄室背腹受敌，不难溃其大众，无足深虑。兵法上有一条颠扑不破的原则，要争取主动，要致敌而不致于敌。战争情况，千变万化，这种主动权也会随时易手，或得或失，全靠统帅部灵活掌握，机动应变，把失去的主动权，随时设法夺回来，再牢牢地掌握之，就能坚持到胜利。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先要自己顶住娄室的猛攻，然后与姚古联系上，研究夹攻之策。种师中当即派马政往黄友的前军了解作战情况，另派吴革率领几名随从，从间道绕至南路与姚古的大军联络。自己在中坑的指挥所，调度一切。

黄昏以前，马政从前军驰归，带来了好消息。床子弩发挥巨大威力，把几条要道都封锁住。金军猛攻，挡不住这里的步兵与床子弩配合，宋军一次次打退了它的攻势，使它丢下了大量尸体，屡攻屡却。金军势不得逞，已撤退十余里下寨，估计它无力再发动夜战，今天一天真是顶过来了。

这是一场与时间竞赛的战争，今天宋军的战绩不错，各处阵地都保住了，杀伤了敌军几千人，自己方面的损失有限。只要再顶上一天，先就消灭它一半的兵力，然后等待与姚古军合势夹攻，战胜可期。

晚上，种师中带了马政等几名军官，策骑缓行，视察前线的军情，一遍又一遍地慰劳了他们碰到的将官和士兵们，激励他们再接再厉，打好明天这一仗。许多将士的反应正常，特别是种师中亲自去宣慰的地方，战士们听到他的苍老、缓慢、低沉、有力的嗓音，都感动得哭起来，表示一定要与阵地共存亡，誓不让金军前进一步。

也有一些官兵的反应冷淡，有人嘀嘀咕咕地发牢骚说吃了三天黑豆，使不动枪，踏不动弩机。有人抱怨今天他们一床弩机，连续发射了五六个时辰，杀敌数百人，手脚都长出老茧来了，到夜来还不见金牌银碗赏下。种师中还是用他的苍老、缓慢、低沉、有力的声音说：“粮食、赏物都去真定催督，已走在道上，谅一两天内即可解到。”然后他伸出手臂，指向金军的方向说：“金军远来进攻，岂可枵腹行军？只明天就要把它打得片甲不留。它留下的许多粮食军需，都归我们所有了，弟兄们何忧无食无赏！”

这些军队中例行的豪言壮语，种师中此时说起来却不见得那么有力了。他自己心里也尽在想：“明天，明天一定要打赢这一仗，否则就不堪设想！”

后来他们又登上一处高丘瞭望金营的动静，距离虽远，看过去还能看到一个轮廓。那里既有大海似的平静，又有规律性、节奏感很强的波动，把动态和静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种师中四十多年的从军生涯中，很少看见过这样好整以暇的敌人。

视察完毕，踏着露水回到中坑营寨的途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天空中半月呈辉，星斗纵横，他们的心境是沉重的。过了半天，种师中才想起一件事，问马政道：“床弩箭矢，至关重要，马参谋可曾打听过各军是否敷用？”

“刚才向各军打听了一下，所余已不多了。”马政低声回答，他的心情也是沉重的，然后好像要安慰主帅似的加上一句，“不管怎样，明日一战，总还够用。”

说到这里，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马政忙策马去问。来人说是吴统制的随从，有话要回禀经略。马政带他来见种师中，他说吴统制奔驰半天，出入敌军后方，看见敌军调动增援频繁，却未发现姚制使麾下的一人一骑。如今吴统制已漏夜去威胜军找姚制使，特派他先来回禀主帅。

种师中点头不语，挥手示意来人且去后帐休息。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原来他希望今夜姚古一军能突然出现在金军背后，他们两军合力反攻，才可挽救危局。现在这个希望又告破灭。

凭着一个知兵的老将的经验，他首先看到的是有一半士卒士气不振，他明白形势已十分严重。他黯然了半天，几次要想找马政说话，最后又忍住了，还是一声不吭地回进营帐。

回到后帐，他亲自掌起灯来，凭几作书。马政发现他到很深很深的深夜才入睡。

第二天，风云突变，从五更起，金营中一片海螺声和鼓声，催动全军，数道并进，猛烈进攻。昨日一战，金军虽然损失了三四千人，但昨夜从后方开来了大批生力军，使它的总数超过三万人。娄室根本没有把姚古看在眼里，调动全军人马开赴前线，后方只设了一些虚张声势的疑兵，牵制住追兵。姚古疑神疑鬼，不敢出动，又耽搁了两三天，等到他敢于向北推进时，娄室早已胜利回师，做好伏击的准备，把姚古全军击溃。

一听说前线紧张，有不支之势，马政乞令再到黄友处协助指挥作战。种师中点头答应了，却要马政把孙儿马亨祖留在中坑，说是另有任使。

马政从主帅惨淡的眼光里看出，他将要派亨祖去执行什么任务。他为什么要派亨祖而不派其他的人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了解主帅的意图。种师中也看出了他的意图已被马政了解。他们彼此点一点头，竟没有再说一句话。马政就把亨祖留下，自己跃马去前线作战了。

似乎懂事、又似乎不很懂事的亨祖踏前一步，按照军队正规的形式，向种师中敬了一个礼，禀告道：“亨祖愿随祖父去前线杀敌，请主帅恩准。”

“你既来军中为见习军官，当听调遣，怎可自专？”种师中严厉批评了他，然后转为比较温和的口气道，“本帅待派你去京师见俺兄长种宣抚，还有奏章一件，你也赍去了让俺兄长转奏朝廷。事关重大，你小心去京师，把信送到了，就是你立了大功。”

亨祖一听种师中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他去办，不觉严肃地正立，敬了一个礼，说道：“小将愿听主帅差遣！”

“这才是了。”种师中爱抚地摸摸他的头，回身去内帐把一个纸包拿出来，放在案上，却不马上交给亨祖，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让他带走。

纸包里有一道遗奏和一封家信。

虽说家信，他给种师道的信中没有谈到任何家事，他只要种师道听到了他的死讯后，立把遗奏面递官家，免得中间有人阻格。此外为马扩提了一笔说：“子充一狱，纯系诬陷，兄长要为他昭雪，不然，马氏三代英灵，目岂能瞑？弟在泉下也死有余恨矣！”

给官家的遗奏中，他把榆次一战失利，全部归咎于本人，为许翰、刘鞈、姚古三人开脱罪名。因为他明白，战败的消息一经披露，肯定有人要借机攻击他们三人，把朝廷中唯一主战的大臣、地方上尚堪一战的两名军帅排挤去职，这样抗金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处处以大局为重的种师中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衡量，也仍然把国事放在第一位，把个人荣辱放在最后一位。对他的曲折用心，当时毁誉不一，但终将大白于后世。人民有足够的聪明来辨白像种师中这样的人，以及与种师中的行径完全相反的人孰是孰非、孰功孰罪！

中午以前，前线传来的消息更加不好，杨志所部因为得不到赏物，竟由主将带头，放弃阵地，哗变而去。大队金军就从这个缺口中拥入。马政、黄友闻讯，双双驰去，以身堵截，这条防线看来已是岌岌可危。

得到了这个消息，种师中不再犹豫，毅然把纸包交付给马亨祖，又叮咛了几句话，然后郑重其事地解下腰间的佩刀，持与亨祖道：“这把宝刀乃是先叔祖遗赠之物，在西北战场上立下多少战功。今日特以相赠。贤侄孙佩了它，异日为国杀敌，痛歼丑类，休辜负了俺今日临别赠刀之情！”

亨祖久知这把宝刀的来历，知道它是种氏的传家之宝，平日不肯轻易示人，今日相赠，用意可知。他正踌躇着不敢伸手去接，却是种师中双手捧与他了。“国之已无，焉有其家？”正是这种想法才使种师中舍得把传家宝送给亨祖的，不过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他只说了句：“为时不早，俺也待上前线督战，贤侄孙就从那山后的间道走吧！”亨祖跪下，拜了一拜，种师中亲自扶他上了马，目击他折向间道，不禁惨然一笑。

杨志首先逃跑，马政、黄友拼死抵御了一个时辰，弩矢已尽，他们自己射箭攻击杀上前来的金军，不久壶矢又空，他们挺槊，跳出掩蔽体，找敌人厮杀。在他们还剩一口气的时候，没有放过一名敌军进入他们守卫着的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的命运也落到种师中头上，他带着几百名亲兵缓缓前进，一点也不匆忙的样子。因为这时中军统制王从道、副统制张思正都已溃逃，在他与金军之间只剩一片空白，再也没有什么需要他去保卫的了。正因为四面毫无掩蔽，这一群人缓缓而行，金军倒迟疑起来，不敢纵骑前进。双方又相持了一会儿。当然，不久金军就摆开阵势，一阵风似的冲杀上来。在一场剧烈的混战中，人们看到夕阳正照在一名骑将身上，他已经丢失头盔，一头白发映在鲜红的夕照中，显得十分耀眼。不久他倒下去了，埋葬在一层层叠上去的人和马的尸体下面。

6

榆次战败后的第十天，姚古一军又溃于盘陀。姚古没有积极救援种师中一军，致使娄室各个击破的战略得逞。娄室击败种军后，回师南向，又击溃姚古一军。这在姚古可说是自取其咎，自食其果。西军两大劲旅在旬日间先后败亡，朝野震动。

七月间，出任河东宣抚使的李纲又组织起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解围战，分兵三路，解救太原。刘鞈、王渊一路出平定军、辽州，基本上还是走种师中的老路。当时刘鞈已解除真定路安抚使的职务，升任为河东路宣抚副使。解潜、折彦质一路出威胜军路，基本上还是走姚古的老路。另派张灏、折可求一路出汾州路。张灏是河东宣抚使张孝纯的长子，李纲用他为大将，是希望用父子之情来激励他奋勇自效，力解太原之围。结果，只有西军出身的解潜在南北关之间与娄室狠战了四天，不胜而溃。刘鞈、张灏两军听到败讯后，都逃回来了。这一战失败，太原陷于绝望的境地。

从去年十二月份金军围城以来，太原的城门就紧闭不开，金人筑了夹城以后，更是围得水泄不通，太原城内的物资补充日益困难，张孝纯派使向朝廷和各路告急，使人要冒险缒城而下，这在当时有个专门名词，叫作“擦城”。太原城高数十尺，擦城是十分危险的。有时擦城成功，刚刚双脚落地，埋伏着的金军就上前把使者捉住或杀了。即便在晚间，或者凑巧，当时未被发现，走在防范严密的夹城范围内，要找寻出路越夹城而出，仍然十分困难。因此派出去的使者能够完成任务的，往往十不一二。

在此期间，张孝纯曾有几封信写给在外督兵的儿子张灏求救，这些告急信中，反映了太原城危急的情况。

“城中事势，奏检中具之……此中况味正如病危待汗，存亡须臾，而呼医不至，其荒扰可以想见也。迫切迫切！”

“医久不至，今膏肓矣！可奈何！然而忍死以俟，尚冀灵丹连投，起此危证。”

“阖城军民，久已乏食，又无生路，极不帖妥。事势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速赴宣抚制置使司，速赐催促大军星夜前来解围为望。”

这些信说明情势虽已危殆，张孝纯还寄希望于大军前来解围。自榆次之败、三路之溃以后，金军把夸耀战绩的文件缚在箭矢上射入城内，又把战利品及战俘摆在城外炫耀，用来瓦解城内军民的守志。这一着果然厉害，很多人对朝廷遣军再来解围的希望已完全破灭。

最后一个出城请援的勇士是西军名将杨可世的从兄弟杨可发。他勇悍敢战，在军队中博得杨麻胡[6]的绰号，他不以为忤，索性把“杨麻胡”三字刺在面上立异。这次他请命求援，越城成功，非常得意，逢到宋人就自夸“杨麻胡擦城出”。但当时南路密密层层都有金军防守，他只得折往北路，碰到繁峙县的豪杰、因不愿顺番差往太原去探事的三个人，杨可发跟他们至五台山北繁峙县东的天延村，招军马四十余日，远近义民来归者两万余人。五台山的智和禅师也派了吕善诺及号称杜太师等两名徒弟参加义军。金兵闻讯来剿，义军不幸战败。杨可发上五台山投拜，智和禅师和五台山的副僧正真希又拨了二百名僧兵给他，回到孟县，集合了几千人，重整旗鼓。这次声势大振，粘罕亲自率了大军前来“剿灭”。大战一日，宋军才告败退。这一次杨可发可逃而不愿逃跑。面对几十名围上来的金兵，他靠在土墙壁上，掉转枪头，自刺其腹以死。奇怪的是疮口没有鲜血迸出来，只有一块白色的脂肪，隐隐塞住疮口。金军骇以为神，过了半天，才敢靠近他的身体。

杨可发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擦城而出，太原和外界的往来完全隔绝，变成一座死城。

但是太原人既没有丧失斗志，也决不释仗投降，一息尚存，他们就要奋斗到底。八月中，粘罕又发动了一次猛攻。架炮三十位，发射的石块比斗还大，打入城内，猛烈破坏城上的防御设备。主持城守的西军杰出将领、河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王禀随方设施，在城上架设木栅，称为“虚栅”，上面挂着盛糠的布袋，用以减杀炮石的威力，掩护城上的防御设备。金兵发动五十余辆“洞子”填没壕沟，“洞子”又称“洞屋”，下置车轮，上安巨木，状如屋形，尖顶上用牛皮蒙上，再裹以铁叶。人躲在“屋”内，推动车轮前进，推到壕沟边就用大木板、稻草填没壕沟。王禀把城墙穿成许多小洞，内置燃料和鼓风的皮囊，等到洞子逼近时就把燃烧着的燃料丢出去，里面鼓风，烟焰亘天，把洞子连同填在壕内的木板草荐都烧光了。金兵又用下装车轮，上面备有搁板，高与城齐的“鹅车”进攻。“鹅车”实际上还是云梯的一种，不过头颈伸得很长，外形造得像只鹅。它只要越过壕沟，逼近城墙，把搁板搭上城堞，就可登上城头。王禀一面派人在城墙中穿孔，用搭钩钩住鹅车，使它动弹不得，再用巨绳拉拽，把它拽倒。一面又在城头上丢下油脂芦草等易燃的东西，焚烧鹅车，把它们烧成灰烬。

这一次进攻又失败了，金军损失巨大，粘罕死了心，不敢再轻易发动进攻，只好等待宋人自毙。

太原攻守战坚持了二百五十多天，是一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剧战，其激烈的程度超过两次东京保卫战。王禀及其部下英勇守卫，他们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发明创造许多守御战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遗产。

太原人以其不屈不挠的斗志和不朽的业绩，写了光辉的一页，记入我国民族斗争史中。

但是敌人打不倒的太原人最后却被饥饿拖垮了。

围城之初，张孝纯等有计划地把十五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一律编入军籍，直接参战。全城屋宇房舍，一律拆去墙壁，全部打通，家家户户，都能互相照顾。不论贫富，一律配给粮食，分配工作，使每个人都投入战斗。城内秩序井然。

随着金军攻击的加强，无法从外面取得军需给养，半年以后，太原的粮食已竭。最后三个月中，他们先吃浮草、树皮、糠秕、草茭，后来煮食弓弩筋甲，最后割死人的肉为食。沦陷前，大部军民已经饿死。最后金兵没有经过战斗，就用云梯爬上城墙。守城的战士，身体靠在城楼壁上，看见金人上城，瞠目怒视，但已叫不出声音，兵器丢在地上，也无力捡拾起来。只好听凭金军上城，打开城门把大队人马放进城来。金兵就是这样不费气力地攻破了坚守八个多月的太原城。可以说这座英雄城不是被攻破，而是自然死亡的。

城破时，除了饿死者以外，活下来的文武将吏已为数不多，大部分也已奄奄一息。安抚使张孝纯和他的儿子文字机宜张浃，转运副使韩总，转运判官王苾，提举刑狱单孝忠，廉访使狄流，通判方笈、张叔达，统制官高子祐，统领李宗颜等，都被金军所俘。粘罕诱降张孝纯，张孝纯拼着一股“浊”气，起先表示不降，还讽刺粘罕说：“我兵饥乏，故城为尔所得，何足道哉！使我有粮，尔岂能逞其志乎？”张浃也大声说：“我不负朝廷。”父子相约殉节而死。

不过这种勇气坚持不到半天。不久韩总以下的文武官员都不屈被杀了，张孝纯的态度开始软化，张浃也不能“斡文之盅”，父子两个一齐投降了金朝，成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民族败类。

后来金人也不重视他，让他在傀儡皇帝刘豫手下做一名傀儡宰相，不久即放逐回乡。

三安抚之一的张孝纯的结局就是这样。起初，他不屑与降敌的蔡靖齐名，还瞧不起刘鞈。现在他愧对尚在抗敌的刘鞈，并且不得不与蔡靖称兄道弟，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历史的斧钺是森严的。

城破之初，作为知太原府张孝纯的副手的通判同知王逸全家举火自焚，死得壮烈。

一代名将、兵马副都总管王禀于城陷后，还率领数十名羸卒进行巷战，突至西城门。这时他已身中数十枪，重新又杀回来，投汾水而死。太原城这才全部沦入敌手。

粘罕取得太原后，长驱南下，安渡黄河，不久就攻陷西京，分兵五万把守潼关，断绝了西军勤王的来路，一面就向东京方向东进。在此同时，斡离不亲统东路军攻击河北重镇真定府。经过四十多天的攻守，真定被陷，以后续陷北京大名府[7]，也渡过黄河，两路金军再次会攻东京之势已经形成。两京既失，河防又溃，屏障尽撤，东京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1].指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一〇〇四年）宋辽的澶渊之役，宋军打击了辽军后，双方成立和议，宋军护送辽军出境以防掳掠。

[2].今湖南长沙市。

[3].北宋初边将尹继伦曾大败辽名将耶律休哥之众。继伦面黑，以后作战时辽兵惊呼：“当避此黑面大王。”

[4].石竫谩骂粘罕的话，根据历史记载中的原文。

[5].今山西晋中市榆次区。

[6].麻胡，传说中的人名，暴戾好杀，民间用来吓唬小儿夜啼。

[7].宋朝北京大名府在今河北大名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