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治 古
学为文者，要以宣情达意，能抒所见，而箸之篇章为归。然必自治古人文入手。而治古人文，有看，有读。看者览之于目而已，而读则不仅览之于目，且讽之于口者也。湘乡曾国藩尝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然（博）则以为所能不能无忘，则日知之所亡必非真知。何者？以其随得随忘，譬之无底之桶，注水随泄，终无盛满之日也。宋黄庭坚曰：“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有馀力，乃能纵横。”又曰：“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心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馀如破竹，数节皆迎刃解也。”而朱子则以为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安溪李光地曰：“读书要有记性，记性难强。某谓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样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亲者又有所亲，因类相感，无不通彻。”此言看书功夫，不可不植根于熟读，用意甚精，则且先与论读。
第一项 读
读亦多术矣！湘乡曾国藩谓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蜜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其言诚然。然所谓读者，非即此足尽能事也。此外正大有事在，则且就（博）所见及者与同人一商榷之。
（甲）读书宜识字。 此非（博）一人之私言，诸老先生之言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黄帝史仓颉造），二籀文（周宣王太史籕造，别称大篆），三小篆（秦丞相李斯、中车府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所造），四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八分篆势》，故名），五隶书（秦下鄞人程邈作），六真书（在汉建中初，有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即正书也。降及三国钟繇，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相与递变。字有声，有三代之音，有汉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义，有本义，有引申义，有假借义。大率字类定于形，字义定于声，故形声为识字之本。如何而后能识字？曰：无难也。汉许慎著《说文》一书，所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而统于五百四十部首，形声皆略尽。于是能读五百四十部首，即能尽知文字之音义。义有差者，亦必本于六书（六书：一象形，二指事，三形声，四会意，五转注，六假借）之定例。（如引伸其义、反训其义、假借其义之类。）音有差者，亦不外于发音之自然（如双声、轻重音之属），而五百四十部首之中又有重形可省（如艹茻、百皕、毛毳之属），中人读之，帀月可以周知。至于发音之道，则分析至密者，不逾于二百六韵，大纲则止于十七部。（第一部：平声七之十六咍，上声六止十五海，去声七志十九代，入声二十四职二十五德；第二部：平声三萧四宵五肴六豪，上声二十九蓧三十小三十一巧三十二皓，去声三十四啸三十五笑三十六效三十七号；第三部：平声十八尤二十幽，上声四十四有四十六黝，去声四十九宥五十一幼，入声一屋二沃三烛四觉；第四部：平声十九侯，上声四十五厚，去声五十候；第五部：平声九鱼十虞十一模，上声八语九麌十姥，去声九御十遇十一暮，入声十八药十九铎；第六部：平声十六蒸十七登，上声四十二拯四十三等，去声四十七证四十八嶝；第七部：平声二十一侵二十四盐二十五添，上声四十七寑五十琰五十一忝，去声五十二沁五十五艳五十六 ，入声二十六缉二十九叶三十怗；第八部：平声二十二覃二十三谈二十六咸二十七衔二八严二十九凡，上声四十八感四十九敢五十二豏五十三槛五十四俨五十五范，去声五十三勘五十四阚五十七陷五十八鉴五十九酽六十梵，入声二十七合二十八盖三十一洽三十二狎三十三业三十四乏；第九部：平声一东二冬三钟四江，上声一董二肿三讲，去声一送二宋三用四绛；第十部：平声十阳十一唐，上声三十六养三十七荡，去声四十一漾四十二宕；第十一部：平声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十五青，上声三十八梗三十九耿四十静四十一回，去声四十三映四十四诤四十五劲四十六径；第十二部：平声十七真十九臻一先，上声十六轸二十七铣，去声二十一震三十二霰，入声五质七栉十六屑；第十三部：平声十八谆二十文二十一欣二十三魂二十四痕，上声十七准十八吻十九隐二十一混二十二很，去声二十二稕二十三问二十四焮二十六慁二十七恨；第十四部：平声二十二元二十五寒二十六桓二十七删二十八山二仙，上声二十阮二十三旱二十四缓二十五潜二十六产二十八狝，去声二十五愿二十八翰二十九换三十谏三十一 三十三线；第十五部：平声六脂八微十二齐十四皆十五灰，上声五旨七尾十一荠十三骇十四贿，去声六至八未十二霁十三祭十四泰十六怪十七央十八队二十废，入声六术八物九迄十月十一没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镫十七薛；第十六部：平声五支十三佳，上声四纸十二蟹，去声五真十五卦，入声二十陌二十一麦二十二□二十三锡；第十七部：平声七歌八戈九麻，上声三十三哿三十四果三十五马，去声三十八个三十九过四十祃。）三代音韵之旧，不可得闻。然以三十六母（三十六母分为喉、舌、唇、齿、腭、半舌、半齿七音，腭音见溪群疑，舌头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彻澄娘，重唇音帮滂并明，轻唇音非敷奉微，齿头音精清从心邪正，齿音照穿状审禅，浅喉音晓匣，深喉音影喻，半舌音〔舌稍击腭〕来〔泥之馀〕，半齿音〔齿上轻微〕日〔禅之馀〕）与十七部韵首相配，可尽得五百四十部首之音。字母与韵首虽不尽部首之字，然皆可取部首之字以相代。则先识五十三字母韵首，即可尽得文字之音；继识五百四十部首，即可尽得文字之义。故识一物而众物明（若知水字，则江湖河海皆为水类；知木字，则橘柚橙梅皆为木属），通一声而众声会。形声相配，无不可望文生义，以此读古人书，便少许多扞格，此探本之术也。（友人恽铁樵教余治英文，先以英人《纳氏文法》四号最后数页之腊丁希腊字根八百字，朝夕研诵烂熟之后，再读他书，五年可以大成。正与治国文先读《说文》部首，同一用意。）如必以日力不给，无暇事此，而为读书时临渴掘井之计，便不得不翻检字典矣。
《康熙字典》，原非善本，然视近日上海书局出诸本，犹为彼善于此。何也？以余观之，其可取约有三端：一字体正。我国字形，自篆籀八分以来，变为楷法，各体杂出，今古代异。今《康熙字典》一以《说文》为主，参以《正韵》（明洪武中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等奉敕撰），不悖古法，亦复便于楷书，考证详明，体制醇雅，一音变详。凡一字兼数音者，先详考《唐韵》（唐天宝十载，陈州司徒孙愐刊定）、《广韵》（宋大中祥符四年，陈彭年等奉敕刊定）、《集韵》（宋景祐四年，丁度李公淑奉敕修。至治平四年，司马光乃修成奏上，中隔三十一年）、《韵会》（元熊忠撰）。正韵之正音，作某某读；次列转音，如正音是平声，则上去入以次挨列，正音是上声，则平去入以次挨列；再次列以叶音，绝无挂漏。一训义备，凡字有正音，先载正义，再于一音之下，详引经史数条以为证据。其或音同义异，则于每音之下，分列训义。其次第，先经，次史，又次子，子之后，次以杂书；而于经史之中，仍依年代先后，不致舛错倒置，亦无层见叠出之弊。其或音异义同，则于训义之后，又云某韵书作某切，义同，引据确切，展卷了然。凡此之类，皆视近出诸字典为胜者也，非直此也。声音者，文字之源也。人类未有文字，先有声音，以字符声，而意即寓于声之中，声兼乎义，亦自然之道也。故字典释音先乎训义，而释音无不用反切。近人丁文江尝有《商务印书馆新字典之商榷》一文，其言有曰：“间以反切质之当世精于国粹学者，皆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间有以双声叠韵告者，又不能言双声叠韵之界说（博按：同母之字，谓之双声，如坚固健刚之同在见母也，启开顷刻之同隶溪母也，仰昂吟哦之同隶疑母也，皆为双声。同韵之字，谓之叠韵，如葫芦之同在七虞也，支离之同在四支也，苍茫之同在七阳也，绸缪之同在十一尤也，皆为叠韵），反而求之《康熙字典》。则等韵一篇，有歌诀而无说明，且奇字纵横，白圈相接，求其命意，难若猜谜。及闻新字典出版有日，方幸十年之惑，将于是乎解。及出书阅之，则不特无所以推陈出新以解吾人之惑者，且并《康熙字典》所固有之歌诀图说奇字白圈，亦不可得见焉。”此亦《康熙字典》视新字典犹为彼善于此之一端也。丁氏之言又曰：“余不学，不知反切固宜。然以余个人阅历言之，则用字典而不知反切之作用者，百且五六十；知其作用而不知理由者，百亦且三四十，则且与同人论反切。”
反切者何反？翻也，犹言翻译也。（反切之反，平声读如平反之反，与翻同字。《通鉴》注音，即书作翻，宋人有《翻译名义集》。）切，急也。（唐人忌反字，改称切。）反者一字翻成两声，切者两字合成一声，其实一也。缓读则是反切之两字，急读便成所求之一音，如经传所载不可为叵，之乎为诸，奈何为那，丁宁为证，勃鞮为披，邾娄为邹，鞠穷为芎，不律为笔，须葑为菘，三代语如此者不可枚举，魏孙炎因创为反语之法，以两字定一音，为直音一字易差（字下注音，某者为直音，一形容有写讹，一声亦恐小变），反切两音难混也（有两字互相参验，不致两字形声一时俱误）。反切之所由起如此。故在初制反切之时，不过取其合声，就此两字推测之：则上一字必同母，下一字必同韵。此乃自然之理，不劳求索而自合，法甚简，理甚浅。乃宋以后人不信古经而好佛书，遂以为反切字纽，出于西域，牵合华严字母，等摄烦碎，令人迷罔。即今《康熙字典》册首所载等韵是也。其实与三代秦汉六朝以来之声韵，丝毫无关。夫释音用反切者，古人所以教不识字之童子也，如后世钮弄等韵之说，文士老儒，且多瞀惑，古人何苦造此难事以困童蒙哉！顾或有将反切两音，合读之而不能得声者，不晓古音故耳。盖时有古今，故声音不能无通转，舌音分舌头舌上，唇音分重唇轻唇，此即立字母者，因声音之随时有变迁而分析之者也。古之唇音皆重唇音，后人于其中始别出轻唇四母，如伏羲即庖羲，伯服即伯犕，士鲂即士彭，扶服即匍匐，密勿即蠠没，附娄即部娄，汶山即岷山，望诸即孟诸，负尾即陪尾，苾芬即馥芬，有匪即有邲，繁缨即鞶缨，方羊即旁羊，封域即邦域，亹亹即勉勉，膴膴即腜腜，芜菁即蔓菁；封读如窆，佛读如弼，纷读如豳，繁读如婆，妃读如配，负读如背，茀读如孛，赩读如勃，凤读如鹏，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吕忱《字林》，反切为方遥，反襮为方袄，反 为方代，穮襮 皆重唇，则方之为重唇，可知矣。非敷奉微，古读如帮滂并明。轻唇之名，大约出于齐梁以后；而陆法言《切韵》因之，相承至今。然非敷两母，分之卒无可分，可知其不出于自然矣。舌上音知、澈、澄三字，以今音读之，实近齿音。不知今之齿音，古多读舌音。即如至字今多读齿音，而或谓之到，或谓之抵；即至之古音，阴声为抵，阳声为到，此知端之通也。《孟子》“直不百步耳”，直，犹但也。直古读如德，德与但同端母双声。德，《说文》从直从心，直亦声也。齐陈恒即田恒，陈田为知端之通。汉蒯彻避武帝讳改名通。彻通即澈透之通，知澈澄娘，古读与端透定泥无殊。今谓我之父你之兄为文，我的父我的兄为语，其实“的”即“之”古音。吴语谓钱为田，即齿舌之转矣。古无腭音，与喉读混。《孟子》：“降水者洪水也。”则见匣通转。夏楚，今读如贾楚，亦牙喉相混之证。学者不知，遇古切音，必盲于措口。夫检字典必明反切，固矣！然读书之检字典，乃是临渴掘井，终非正本清源之道。近儒江易园先生与人论读书作文，必先治形声训诂，以为本立而道生，欲速则不达。此一切学术事功不可逃之原则，非但文字而已。自宋以后，大率入手便读书作文，而不讲求识字，研究形声。不识字而读书作文，只是盲读，只是妄作，其病在忘本，而其致病之因在欲速，其结果则终其身不能达，无可逃也。比教人学文，先令识字，先令知见溪群疑三十六母之读法用法，旋习切音；知切音，然后令看王氏《说文句读》。看法，先看部首五百四十二字，次择每部应用之字看之，每看一字，先按某某切定某音；次辨三十六母中之某母，然后看说解中有无与本字同母双声之字，有则标出卷端某某同某母双声，次辨形从某，次辨某声，务令精熟，毋苟且忽略过。如此不过二年，二三千字之形声训诂，均能通贯，终其身读书作文，用之不能尽矣。何惮而不为？所以必令人熟知声韵者。因古初未有文字，已藉声韵发表意志，品定名物，故形为后起，而声为先天。一形止，限一名，一声可贯数义，故形易扞格而声多贯通。以是古人训诂之法，先择同音之字，如仁者人也，不获，乃求之一音之转；义者宜也，不获，乃求诸双声，范围较广矣。又不得，乃求诸叠韵；声韵均不可得，乃求诸习惯易知之字。《尔雅》、《说文》、汉儒笺注大率如此，可考而知也。今教国文，舍形声训诂不讲，舍经书不读，乃授唐宋以后之古文，此真大惑。唐宋以后之古文，文馀于质，乃不得不尚气，比之吹泡，气王则泡张，皮相者相与吓之，不知其中之无实也。科举时代，最利此种文字。科举废，安事此乎？社会之通札，学术之说明，政府之文牍，皆取质实。《大学》、《中庸》、《孟子》之文，皆坦荡爽朗如平原大陆，《论语》简核无浮文朗语，指示学者最为平易。诚窃以为学者但识二三千字之形声训诂，又读《四书》通熟，此后中国之道德、伦理、政治、文学，皆能自求得之，无事教师之句句而讲之，事事而授之，又不但文字一端而已。此之谓本立而道生，其论甚精。（博）少小欠此一段工夫，终是无本之学，今以此说绍介于同人，跂望同人笃信而力行之。
（乙）读宜明句读而符识之。 （博）尝谓句与读之别，略似篇与章之别，参差不得些须。每见近人读书，非不琅琅可听，然细按之，或上句之读与下句之读连读，或读读顿断作句读，岂非韩愈所谓“句读之不知，大惑不解”者乎？夫句者所以达心中之意，而意有两端焉：一则所意之事物也。夫事物决非无为而意也，故其事物之性行，亦其一也。凡以言所意之事物者，曰起词，而言起词所有之性行者，则谓之语词。语词有二：凡言起词之动作者，谓之为词。《论语》“子说”句，子，名字（凡以名一切事物者为名字），起词，以言所意之人也；说，动字（凡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为词，所以语起词之所为也。《孟子》“彼夺其民时”句，“彼”，代名字（凡字用以代事物之名者曰代名字），起词，夺民时，其为词也。凡欲知句中若者为起词，若者为为词，设问便明，如“子说”句，说者谁？子也。子何事？曰说，说其为词也。然则句之成，必有起语两词明矣。盖意非两端不明，而句非两词不成。然《论语》“来！予与尔言”，来一字句，“绝书往，钦哉”，往一字句，绝，则句似亦有无庸起词者，不知曰来曰往，皆对语口气，其起词即为与语者，当前即是，故无庸赘言也。由上观之，则字之为为词者，动字居多；而一句之中，往往有二三动字连用者。其首先者乃记起词之行，名之曰主动，其后动字所以承主动之行者，谓之辅动。辅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论语》“何以伐为”句，以，用也，作动字解，此主动也。其起词指与语者，而伐则上承以字而为之辅动者也，此则为词之大凡也。夫所谓为词云者，即行之意也。既曰行矣，有所自发者，亦必有所止。使所止者即为所自发者，则其行存乎？发者之内，而非止乎外也。不然，则其行出自发者，将有所止于外也。《论语》“子说”句，纔子自说耳，于他人无与也。至“吾从众”句，从，动字，从之行，发自夫子而止于众也。设仅曰吾从，则不知所从之谓何？必伸之曰“从众”，而词意乃毕达矣。故动字之别有二：有自动而无与于他事物者，谓之内动；有动而影响及他事物者，谓之外动。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动而为其行所及者，曰止词。
夫语词之为为词者，凡以言起词之行也。若语词言起词之，何似何若，状其已然之情者，当以形容字（凡字用以肖事物之性形者曰形容字）为主。形容字后乎起词而用作语词，所以断言其情状何如也，则谓之表词。《论语》“柴也愚”句，愚，形容字，后乎其名而用为语词，所以表柴之性为何如，故曰表词。
起词表词之中，间有以是非为即诸字参之者，或于句读收处尾以乎、欤、也、矣诸助字（凡字用以煞句读者曰助字），或两者兼用者，皆以表决断口气也。《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名字；斯，代名字，皆起词，贵与美，两形容字，其表词也。间以一为字，所以决其两是也。《中庸》：“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六形容字，以为天地之道之表词，助以也字，以决言其如是也。贾谊《过秦论》：“且天下非小弱也。”小弱两形容字，天下之表词，非以决其不然，更以也字助之。
表词不用形容字而用名字、代名字者，是亦用如形容字以表起词之为何耳。《论语》：“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某。曰：是鲁孔某欤？曰：是也。”“为”、“是”皆决定辞，参于起表两字之间。“谁”与“孔某”，一代名字，一名字，皆表词也。问曰为谁，答曰为孔某，两句问答，有决定辞而无助字。曰是鲁孔某欤，曰是也，两句一问一答，则有决定辞而兼助字矣。故曰文无定法，惟其是尔。虽然，无法之中，未始无法。
此则表词之大凡也。惟起止两词往往有数名字连用而意有主从者，则先从于主。《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二句，“天”、“时”两名字连用，虽似天字作主，而明其为天之时，正意恰在时，则天字意转从，故先之，地利人和亦此解也。
两名字之中，意有主从者，每参之字以明属从于主之意。《论语》“道千乘之国”句，千乘与国两名字，正意在国，千乘者，明其为何如之国，参以之字，以表千乘之属于国耳。
止词连用两名字，而意无主从者，则两名字之间，往往连以介字（凡字用以连缀他字者曰介字）。表词之为名字、代名字者亦然。《孟子》“杀人以挺与刃”句，“挺”、“刃”两名字，皆止词与介字，用以连之，又为“汤武躯民者桀与纣也”句，“桀”、“纣”两名字，皆表词，与字连之。
止词之前，往往缀以介字，所以表其前之外动字与之有若何之关系也。《孟子》“王坐于堂上”句，于，介字，堂上，坐之止词。
由上观之，凡所以达意，莫要于起词与语词两者，而止词次之。至其中所有介字，厪以加于句读以足起语诸词之意焉耳，则谓之加词。要之起词、语词两者备而辞意已足者曰句，至起、语两词虽备而辞意未全者曰读。读之式不一，有用如句中起词或止词者，则与名、代名诸字无异；有兼附于起止两词以表其已然者，则视同形容字；或有状句中之动字者，则与状字（凡字以状动字、形容字之如何者曰状字）无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齐晋秦楚四国本名，而其则代名字也。顶指之，合在成周三字以成读而为起词，故其起词寔为齐晋秦楚，而“微甚”一读，则表词也。又《货殖列传》：“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者，代名字。“倾乡里者”之“者”，统括以上诸色人等而言，犹云至如尽力于农工商为权利以成富厚，其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一乡等人，多至不可量数，故诸读皆为不可胜数之起词。韩愈《代齐郎议》云：“学生或以通经举，或以能文称，其微者至于习法律，知字书，皆有以赞于教化以使令于上者也。”犹云以通经举或以能文称以及习法律知字书之学生，皆赞教化以使令于上，故上四读乃句中之起词，凡此皆读之为起词者也。《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其，代字，顶指诸侯之会也。犹云“无国不记”会中所有之德刑礼义也，故“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两读，为记之止词。又《宣公十二年》：“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诚惧之不可以怠。”于民生不易三读，皆训之止词。韩愈《毛颖传》：“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屠、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所，代名字，统指以上诸学，犹云详悉“自结绳之代”云云诸学也。故自“结绳之代”以至“外国之说”四读，皆为详悉之止词，凡此皆读之为止词者也。《左传·宣公三年》：“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即云不可畜狼子野心之人，故狼子野心为畜之止词，而是乃狼也一读，乃附于止词而为之表词者也。《孟子》：“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是与人为善一读，乃句之表词。韩愈《送王埙序》云：“吾尝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犹言门弟子不能遍观尽识孔子之道，故门弟子为起词，孔子之道为止词，而其中大而能博一读，则附于止词而为之表词者也，凡此皆读之为表词者也。《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后三读，所以状楚子投袂而起时之容也。《论语》：“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惟谨尔。”其在宗庙朝廷，状便便言之在何处。韩愈《上李尚书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愈所见者何？公卿大臣守官职无过失而已。所未见者何？阁下赤心事上忧国也。故公卿大臣四读，赤心事上两读，各为见字止词，而于今十五年一读，乃状所见公卿大臣云云之为几何时，凡此皆读之用为状字者也。
凡读皆含于句之内，然亦有非句非读而读时辞气应稍住者，则谓之顿。顿之式不一：（1）起词往往为意之所重，提置于先，读时应略顿者。《史记·蔺相如列传》云：“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矣！”臣头一顿，掷地有声。如云今臣头与璧俱碎矣，便弱。《淮阴侯列传》云：“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今臣一顿，有力。臣，起词；败亡之虏，臣之表词。（2）语词有为顿者，然既曰语词，则动词与其所系者皆举焉，即句读矣。何以顿为？盖单行语词之句读，固矣，有时语词短而多至三四排者，诵时必少住焉，此其所以为顿也。《汉书·儒林传》云：“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礼贤，以风四方。”今陛下后，三字二字一顿者四，四字顿者一，要皆为语而有外动止词等字。至《庄子·齐物论》，于形大木窍穴之后，而记其声，则云：“激者， 者，叱者，吸者，呌者， 者，宎者，咬者。”共八顿，皆内动字，衬以者字，以为表词也。盖窍穴非有激 等声也，惟其声之似耳。（3）表词为意之所重，提置起词之先，含咏叹意味者，不可不顿读。《论语》：“大哉！尧之为君也。”大哉，表词，应顿读；尧之为君也，起词。（4）句中咏叹字不顿读便失神理。《史记·廉颇列传》云：“吁！何见之晚也。”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云：“虽至愚者不忍为。鸣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耶？”（5）不论起词止词，连用数名字者，每名字作一顿。《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颖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帅师围徐以惧吴。”使后止词，四本名，排作四顿。又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与，介字，后四本名，与熊绎同为事之起词，四顿。（6）句中有用而字则字等连字（凡字用以为提承展转字句者曰连字）者，则而字则字以上应顿读。《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虽三字一顿，然入字出字，亦必顿读，神气乃出。（7）句中有也字者字等助字者，则也字者字必顿读。《论语》：“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谚。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虽三字句，然读也字者字，必小作停顿，语气自然之理也。要之句之所由成，至为繁赜，举一三隅反，是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博）尝谓诵读不留心句读，于古人句子妙处便少体会。（博）素常读书，未尝不细分句读，用“、”符顿，“．”符读，“。”围句绝处以醒眉目也。愿同人有以起予。
（丙）读宜审篇法而符识之。 湘乡曾国藩谓读古人文，须寻一篇义绪脉络、反正宾主、轻重浅深、前后疏密、详略纵擒、分合明暗、断续承卸转接处，此即所谓审篇法也。顾篇法讲求，不厌精详，而所以为之符识者，必欲与之相应，势且繁如牛毛，苛细缴绕，徒乱人意，诚不如疏纲阔目之为一目了如也。兹以（博）言之，则审篇法之要有四：
（1）一篇主旨所在，用单竖“｜”符句侧识之。 昔人尝譬篇法之妙，如置阵然，虽有百万之师，而中坚所集不过数千人，其馀则去中军数里或十数里，任吾指挥，无不如意；不善用兵者，置于一处，不戢而嚣，故往往一败而不可收拾。行文之法，虽盈篇累牍，而其注意所在，恒不过数十百言，馀不过旁敲侧击，推波助澜而已。故读古人文，必先审其主旨所在，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明侯朝宗曰：“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细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归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馀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而曾国藩则谓：“作文从四面写来，似无伦次，如入汉武建章宫、隋焬迷楼，而正言止瞥然一见，在空际荡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声。”其言可谓深得此中三昧者也。必于此参透消息，乃能于文字有所悟入。
（2）通篇前后呼应处，用连三角形“△△△”符句侧识之。 古人文字前后连络呼应处，往往有不必为主旨所在者。盖一篇主旨所在，譬之画龙之点睛，睛点不可太多，或举一篇作意而点明于发端之数语，或合通体大旨而结穴于最后之一言。至其连络呼应，所以求骨节之灵通也，犹人身之有百脉，不可不息息相通。此则二者之所为异也。
（3）文字纡徐曲折处，用连瓜子点“、、、”符句侧识之。 文有纡徐为妍，事义本不如此，而偏如此说者。上元梅曾亮谓：“诗阅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非佳诗也。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此语说得最好。盖古人论文明必情深，其意深可玩味，然而不屈则不深，非用情之挚，亦不知所谓屈也。（博）谓委曲求全，乃自古孤臣孽子之操心，而径情直遂之徒，决无仁人孝子，岂厪以文字优劣论耶？书此不禁喟然。
（4）甲乙两段紧相衔接处，用双竖“‖”符句侧识之。（博）谓文人谋篇，譬如大匠作宇，望衡数十，而无倾覆之虞，只缘闘笋紧也。此宇与彼宇，此栋与彼栋，节节相衔，闘笋处无些子松，缝连钩合，岂有土崩瓦解之忧。曾国藩谓：“谋篇须层见叠出，不使人一览而尽。”而究之要其归曰：自首至尾，义绪一线，亦言闘笋不可不紧也。盖文章闘笋既紧，不论横竖说去，下段紧与上段衔接，局势自尔团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论文不过曰“文从字顺”各识职。夫所谓从顺云者，毋亦曰下一字句跟定上一字句下去，下一段意思跟定上一段意思说云耳。匪是谓之不职，惟是此段与彼段闘笋处须如草蛇灰线，着迹不可太粗，粗便臃肿不灵，譬之夏屋渠渠，未见如椽之笋，此则不可不知耳。
（丁）读宜体会古人神理以因声求气。 桐城刘大櫆谓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而武昌张裕钊则曰：“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馀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气与古人诉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固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
（戊）读宜熟，熟必以背诵为度。 治国文无他谬巧，惟古人所谓文入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读百遍，新意自生。”此理不易。即如初学作文，非无一二意思，苦于说不出。何者？以肚子中记得古人句式不多，无相当之语句表之也。实则中国虽文无定法，而其习惯用句式，长短不愈五六十式，号称能文者，不过能颠倒搭配，介以承转字而活用之耳。果能于古作者之文，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记得古人句式，悟其参差搭配之法，火候到时，自然汩汩其来。要之读古人文，非熟无以生巧。安邱王筠称乡有一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手不释卷者。或问其故？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此以见读文之不必多而必不可不熟也。孔子以斯文自任，而读《易》至“韦编三绝”，则其熟读可知也。古人读必兼诵。诵即背诵，《说文·言部》：“讽，诵也。诵，讽也。读，籀书也。”许君以讽与诵转注，是合讽诵为一，与《周礼·大司乐》“国子讽诵”注“倍（同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微异。又许君叙云：“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段玉裁亦引《周礼》注“倍又曰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竹部》：“籀，读书也。”《毛诗传》：“读，抽也。”《方言》：“抽，读也。”抽即籀，籀读为转注。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至九千字之多。太史公读《秦楚之际》，读《秦纪》。诸读字，皆谓 绎其事以作表也（均本段玉裁注）。然则读必熟，熟必能讽诵，自《周官》国子以来，未之有改也（《教育杂志》载杨君仲达恩湛译英文教育家司密期原著《教授诵读法》一则所云：“教学生练习各种诵读法，以能脱口而出为度。”杨君有案语，“此论固专指西文而言，西文字以字母而组成，华文字以象形音义而构造，西文横行，华文直行，中西文字构造组织虽不同，而适用其理法则无异。读者试以所论按之华文，确能语语中的”云云，与此相证极合），惟是所熟这部书。安溪李光地谓：“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没要紧书，便没用，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此言读之不可不择也。据鄙意衡之，莫如曾国藩《经史百家简编》矣。何也？是编有三善：（1）选文导源经史，正李安溪所谓丹头也。（2）体类明备。（综合各体，分为箸述、告语、记载三门，每门又分若干类。）（3）约而易守。曾氏自序其书云：“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备朝夕讽诵。约而易守，收温故知新之益。”其用心可知也。惟读书如炊火，而熟则其火候也。炊火可以着力，火候着力不得，只久久纯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断续，则难于熟，此孟子之所谓忘也；火力大猛，则易至焦败，此孟子之所谓助长也。勿助勿忘，会有熟之一日。熟矣，尤必时温，譬之烧肉，用武火煮过，尤必用文火细煨，乃能透烂。邢懋循尝言其教师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文，次日又诵一文，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
斯五者读之大要也。朱子教人读书曰：“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二语尤扼要。何谓切己体察？平湖陆陇其教子，称读书做人不是两事，所读之书，不能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理会，则读书不亲切有味。何谓虚心涵泳？曾国藩谓涵泳二字最不易识，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左大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此固善喻，而（博）则谓虚心涵泳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加之以毋欲速毋强记之谓也。
第二项 看
治国文之道，两言尽之，曰积理，曰养气。积理富，则言有物；养气盛，则辞毕达读。养气之事，而看则积理之事也。曾国藩谓读书宜熟宜专，看书宜多宜速。然四部书籍之浩浩，箸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兹拟经看朱子《四书集注》，史看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子看武进李宝洤辑《诸子文粹》，集看桐城姚鼐、长沙王先谦编《正续古文辞类纂》。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诚以为莫大乎是也。看书之要道有四：
（甲）看书须以我看书。 李光地论读书博学强记，曰：“记诵所以为思索，思索所以为体认，体认所以为涵养也。”若以思索、体认、涵养为记诵带出来的工夫，而以记诵为第一义，便大差。必以义理为先，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至于义理融透浃洽，自然能记，故朱子曰：“以我看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茫然。”何谓以我看书？曰：看古人书，处处须切近理会作现世观，不读死书以应现世之需要而已。《春秋左氏传》所载赋《诗》凡二十五，引《书》据义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当时经学昌明，君卿大夫，泽躬尔雅，举动有占，酬答有赋。穆姜以一淫妇人，而占易知筮史之非，赋诗拜大夫之辱，类皆援据经义以剖析时事，即当时之现世观也。后来说经者，往往亦有此旨趣，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义之外，如郑笺《桑巵》、《小宛》诸诗，多感伤时事之语，是也。何休注《公羊》，率举汉律，郑君注《三礼》，亦举律说，此以知汉儒穷经，无不作现世观者。至先儒读书劄记，如王深宁《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则古称先，无非规切时敝。而今日欲不读死书，尤须有全世界眼光，仅拘拘于邦域之内，尚不足以尽之也。
（乙）看书须首尾通贯，虚心静虑。 朱子曰：“读书之法，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时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时如不知有后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从头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贯，然方其看此段时，亦不知有后段也。如此渐进，庶几心与理会，自然浃洽。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
（丙）看书须作数过尽之。 宋苏轼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馀念；既讫，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也。”
（丁）看书须劄记。 朱子谓看书小有疑处，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钞记以时省阅，久久自悟。而李光地摘韩文公读书诀课子弟，则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其要诀却在纪事纂言两句，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元，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记所疑，附以辨论，则濬知愈深，着心愈牢矣。近年美国《科学月报》，载有盎特鲁博士之《读书法》，其言有曰：“读书时，既须辨别精粗，尤宜随时自加诠注，或摘录精华，加以短评以发抒己见。一所以专其心志，不致过目即忘；一所以稍留记录，备日后检查之用。至一书之中，某篇可以摘录，或某节须加诠注，则不特无标准之可言，即读者亦往往难于自解。此盖纯系心灵之作用，故吾人所摘之笔记，骤观之，若未必有补实用，然而新智识一入脑际，即能随其他旧有之思想而融合无形，亦犹食物入胃即化成血液，其滋益为非浅鲜也。惟摘记文字宜简尽，而标题不可不明析以便检阅。为时既久，记载渐多，则偶一翻阅，必自惊其记录之富，觉前此之评论，不尽妥切，而思有以增加或删改之矣。前此之仅事摘录未加评论者，亦以为未尽惬怀，非加论判，不足当吾意者矣。因旧感而触发新思，殆鲜有不濡笔吮墨而情不自禁者也。读书多而摘记富，则异日有人以论文见属，或应演说之请，即不难以平时摘录，加以脩饰，融会而贯通之，施诸实用，便尔蔚成钜著。”其言尤足与李安溪之言相参证。
斯四者看书之通则也。抑盎特鲁博士尤有一言曰：“某文学家尝谓生平从未卒阅一书，设其书无特著之佳处，则舍弃之，不再研究。苟读有心得，则虽未窥全豹，已能洞然于作者之意旨，而从事发抒己见，详为评论，更无须阅竟全书也。此其人虽天禀极高，非常人所能企及，然而心思缘练习而愈益活泼。吾每见多数之书籍，苟读者能取其序文或例言而细味之，再详阅其目次，即不难了然于其内容之大略，然后读其全书，直可于一分钟竟三四页之多，此尤看书之捷诀也。”虽然，一书有一书之看法，兹请申论《四书》、《通鉴辑览》、《诸子文粹》以及《古文辞类纂》之看法：
（子）《四书》之看法
（1）次第。 朱子注《四书》，以《学》、《庸》、《论》、《孟》为序，当有用意。然如有志治文字，据（博）意，当先《大学》，次《孟子》，次《论语》，而以《中庸》殿焉。何也？《大学》是极有绳墨文字，看他头绪尽纷繁，却如网在纲，有条不紊。读一过，于古人谋篇成章，必有多少悟入处。然后读《孟子》，长篇大论，局陈迷离，如五花八门，忽觉得另换一付眼光，须看他如何神明变化于规矩绳墨，而不离规矩绳墨，所谓用法能得法外意也。次取《论语》读之，却三言两语，以少许胜《孟子》多许，绚烂极而归平淡，又是一番境界。而终之以《中庸》者，姑无论其说理之精，敻莫与京，即文字亦程子所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天下之至文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于文章之道，思过半矣。此统合《四书》而论看之先后次序也。如以看一书言之，平湖陆陇其曰：“作文须以看书为急，每日应将《四书》一二章，潜心味玩，不可一字放过。先将白文自理会一番，次看本注，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浅说。”如此做工夫，一部《四书》既明，读他书便势如破竹矣。
（2）通大义。 《四书》每一书中皆有大义百数十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新会梁启超有《读孟子界说》载《清议报》，新城王树枏有《中庸大义》载《中国学报》，皆甚佳。）若仅随文训解，一无心得，仍不得为通也。
（3）明界说。 读《四书》既通大义，然后分类体玩，以观其异同处。如《论语》问孝为一类，而答各不同，知其所以异，即知其所以同。此外问政、问仁、问知及一切言行，均当如是观。孔子教人，随时指示，本甚明了。如曰“是闻也，非达也”，及君子小人泰骄、和同、比周之类，又论楚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臧文仲之知，皆丝毫不少假借，有一界线存乎其间。故读经之必有界说，犹治井田者之经界不可不正也。《孟子》更处处有界说，指不胜屈，举一反三，要不能无望于善读者。
（丑）看《通鉴辑览》之法
（1）就事论事。 （a）切己体察。 宁都魏禧称伊川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败，然后再看，有不合处又更思之。其间有幸而成不幸而败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迹，与众人之论。南丰谢文洊曰：“学，明理于经，而习事于史。史于学居十之六，而阅历锻炼又居其四，事变无穷，莫可究诘。然能举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当日，如亲受其任，而激挠冲突于其间。如是者久之，则阅历锻炼，已兼具于读史之中矣。”（b）参考地图。太仓陆世仪曰：“人欲知地利，须是熟看《通鉴》，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一一按图细阅。天下虽大，其大形势所在，亦不过数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守东南者必长江上流荆襄为险。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理会，其或因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则又留心审视，以证吾平日书传中之所得，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个成局。”
（2）得其会通。 （a）贯穿读法。 中国断代为史，不能得其会通，然非无一二公例可籀也。即如春秋之时，所号为中国者，王畿以外，不过齐、晋、鲁、宋、卫、郑、蔡、陈、许中原数千里之地，山戎长狄，类皆错处中土。又其时荆、蔡、吴、越诸邦，其受封之始，虽皆神明之胄，然以僻处边陲，后通中国，亦皆摈诸蛮服之列。然《春秋》之义，诸夏用夷礼，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当日脩史者具有世界观而不存排外之成见。嗣后吾国历经五胡、六代、五季及女真、蒙古、满洲相继狎主，然其始以武力屈服我，而卒亡不渐渍我礼教以期自进于中国，受我同化者，则《春秋》之教然也。即此一端，自黄帝战败蚩尤以迄今日，凡关于种族战争之历史，均应通五千年作贯穿读法方知我国民性爱和平，能以一视同仁之世界观，禀《春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之教，一旦为异族武力所屈服，亦能以礼教之同化胜之，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也。举此为例，其馀治乱兴亡之成迹，无不当以贯穿之法读之矣。 （b）比较读法。 非比较不能贯穿，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皆号称能观其会通，然以司马公、朱子生于两宋之时，其眼光亦只能作当日之现世观，而借鉴于历代为得失之比较，帝魏帝蜀之纷纷，亦以两人之身世不同也。王船山生在明季，其《读通鉴论》，与温公时有牴牾，亦其所处之时尤不同也。故（博）所谓比较读法者，亦应切于今日之情形而以前者为比较。犹之三代以前，河北势力极盛（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后寖移河南（汤都亳，周公营洛邑）。春秋时，晋楚争伯，必有事于郑。秦汉之际，刘项逐秦鹿，日喋血荥阳、成皋，又后移于江北，则三国之争荆襄是也。自是以后，江南亦骎骎有事焉。（三国之吴，以及东晋、宋、齐、梁、陈皆都南京，而京口号称北府兵，尤为天下雄。）而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黄河长江间之原野，彼龙拿虎掷，甲兴乙仆，殆未有出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数省外者也。自唐以前，湖南、浙江、两广、云南诸省，曾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自宋以后，而大事日出于此间矣。宋之南渡在浙，其亡也在广东。明之亡也，始而江，继而浙，而闽，而粤，而滇，而桂，此亦地运由南而北，由黄河长江而渐趋于西江之明证也。湘中，古之南楚，号称大国，而二千年间，用之者惟一萧铣（隋末），一马殷（唐末）。乃清咸同以来，曾胡骤起，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赫赫在人耳目。近日南北争峙，且以是为刘项之荥阳、成皋，三国之荆襄，日事喋血焉。湖南之有大影响于全国，不过五六十年以来也。两广亦然。畴昔唯有尉佗（秦汉之际）、刘隐（五代）等之羁縻，及洪杨发难，乃裹五岭之民，凌厉蹴踏半天下。而今陆荣廷用之以抗衡北政府，俨分天下半壁。故两广之有大影响于全国，亦不过五六十年以来也。云南亦然。自古为蛮瘴之乡，去中原绝远，无与于利害之数。乃袁世凯僭帝自娱，方以东南剧镇大藩，皆门生故旧，莫余毒也；不意蔡锷用偏隅之滇发难，袁氏遂震仆不起。今唐继尧袭其馀威，为东南连帅。夫滇固西江之上流，而两广其中下流也。故我国自周以前，以黄河流域为历史之代表；自汉以后，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历史之代表；近五六十年以来，乃以黄河、长江、西江三流域为历史之代表。此皆以现世之情事比较而知其变迁者也。举此为例，其他治乱兴亡之成迹，更无不当以比较之法读之而求其贯穿矣。
（寅）看《诸子文粹》之法
诸子选本，古罕流传。唐初魏徵奉勅撰《群书治要》，经史并录。其先后则有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高似孙《子略》，斯为最著。或其书已亡，或篇帙寥寥，割裂什九，致足惜也。近人武进李宝洤辑录是编，专主鸿篇钜著，而零珪碎璧，亦不轻弃，虽取之本书，仅十之三四，然精言奥旨，虽有遗焉者寡矣。
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确实可解，切不可空论其文，臆度其理。即如《庄子》寓言，谓其事多乌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凿凿可解，文从字顺，岂有箸书传后，故令其语在可晓不可晓之间者乎？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粃，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卯）看《古文辞类纂》之法
（1）分类看。 学文之道，首在辨体。桐城姚氏是纂，分文体为十三类：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辞赋，曰哀祭。长沙王氏因之，而其行文之得失，不可不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宁都魏禧论苏明允《上田枢密书》：“开口便云：‘天之所以予我者，岂偶然哉’，竟是作论。古来书札中不见有此。书虽文，要与面谈相似。”此实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为之辞也。姚氏亦称韩愈《伯夷颂》似太史公《论赞》，非颂体。而曾国藩论文章之美分阳刚与阴柔，曰：“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著、词赋、奏议、哀祭、传志、叙记宜喷薄，叙跋、诏令、书牍、典志、杂记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志墓之文，惧千百年后谷迁陵改，见者不知谁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语气须是对不知谁何之人说话。此文少乖，须于此等处细意着眼。”乃知一体有一体之格。
（2）分代分人看。 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论诵诗读书，必推极于知人论世也。然不分代分人看，亦无以知人论世也。读姚王二氏书，既分类看以明文之因体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风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无异，尤必分人看以体认各家面目。曾国藩所谓“初学揣摩古人文，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是也。
（3）注意圈点。 宜兴吴德旋曰：“《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处，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此看古人圈点也。然安邱王筠教学子看古人文，皆使圈之抹之，以为总须自己拿出眼光去别择古人好丑，方是切实工夫。工夫有进，即不妨圈其所抹、抹其所圈，曰不是圈古人抹古人，乃是圈我抹我也。其用意尤精。
第二节 自 作
苏轼云：“顷岁孙莘老识文忠公，乘间以文字问之，曰：无他术，惟读书多而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读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夫自己作文欲好，不可不先下工夫读古人文，固矣！然自己未尝作文，于作法有一番经历，虽日读古人文，于古人之章法棉密惨淡经营，必无所悟入。”桐城姚鼐劝人以自己作文与读过之古人文，两相衡较，自知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此言最好。然自己且未作文，亦何所以而与古人衡较乎？故欧阳公所谓勤读多作，二者缺一不可。勤读之法，已详前章，则请论作。
（甲）作文必自论议入手。 近人教小学儿童作文，必自叙记入手，自以儿童只能具体识认事物，而无抽象推理之力耳。若以吾侪成人言之，则尤有说。李光地谓：“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周折折都须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都从传志学起，却不是。”此言实好，而曾国藩则曰：“作文所以瀹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张子云：“心有所闻，不思则还塞之矣。”然（博）以为濬瀹此心灵机，无如借题发挥议论，不惟作论辨文而已，叙记亦不可不发议论。何也？论事调谐，记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司马迁夹叙夹议，自抒所见。是以议论入叙事，故觉谐多涩少也。
（乙）命意布局。 余姚黄宗羲曰：“昌黎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先辈每称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总之须自己拿出眼光，看透题旨，立下主意，所谓撇去常解，独抒己见，意乃不患不精。然（博）意文将作未作，且须酝酿作意最妙。何谓酝酿作意？（博）日常作一文，往往不暇即作，却未尝不将题在胸中打算，事来则置之，暇则复思。每经思过一番，必有一番新理解。既得一番新理解，必将与旧理解来比较融贯，或矛盾须去其一，或俱可用。如俱可用，便须定何者为主意，此主意能否如贯珠之索贯穿其他馀意。如此思之思之，必有一日胸中思潮怒发，骤觉手痒不可耐，握管一挥。如桐城方植之所称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此譬如暑雨将至，必先闷热蒸山川气出云酝酿雨势，酝酿之久，而油然沛然，雨来益狂。此秘颇自诩独得。及主意既定，然后牢牢靠定此主意布局，如何先擒后纵，如何反正相生，如何逐层推敲。《国语》云“物一无文”，吾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兴化刘熙载曰：“揭全文之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丙）临文翻书长文思助记忆。 萧山毛奇龄每作诗文，必陈书满前，及伸纸疾书，或反不用一字。妻陈，性妒，以奇龄娶妾，辄骂于人前，曰：“公等以毛某为博学，渠即七言八句，亦必獭祭乃成。”奇龄笑曰：“握笔一次，展卷一回，积久自能赅博，妇言不可听也。”南皮张之洞督学四川，诰多士，亦谓课期作文，不必禁翻书翻陈文，但不许抄袭耳。枵腹作文，何由能佳？作课日所看之书，更易记得。
（丁）引证古事。 宁都魏际瑞曰：“引证古事以对举二事为妙，如《孟子》：王不待大，则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则汤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小事大，则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王请大之，则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不召之臣，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不为臣不见，则段干木、泄柳。养勇，则北宫黝、孟施舍。盖单举则似一事偶合，对举二事，则其理若事无不确者，而证辨之力亦厚。”其说是矣。然吾见古之作者，往往有因读史窥见前人作事主意，生出见识，却不去论古人。自己凭空发出议论，可惊可喜，只借古事作证。盖发己论，则识愈奇；证古事，则议愈确。此翻旧为新之法，眉山苏氏用之。
（戊）不用典。 用典与引证古事有别。引证古事者，我有主张，不过引古人作比相佐证，而我自己出面作主者也。而用典则文人词客不能自制伟词以描写景物抒情达意，而涂砌故实，倩古人顶替代役者也。文家贵清写，犹之画家贵白描，岂惟散文为然。即骈文，写景如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状积山之迤逦相属曰：“带天有匝，横地无穷。”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描写树林丛密，则曰：“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写情如梁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抚今追昔，曰：“虽帐前微笑，涉想犹存；而幄里馀香，从风且歇。”又曰：“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而其展转反侧寤寐情状，宛可想见。唐王勃《滕王阁序》，千古杰作，而传诵名句，亦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为最。凡此之类，皆辞由己出，清新秀拔，譬之西子、南威，无事涂泽，天然美色。自古能文之士，固有力破万卷，博极群书，而下笔之时，乃不见有一字。此乃融化痕迹，而纳之于神味之中，为文家上乘。昔之论诗者，以羗无故实为贵，唐人诗如杜甫《北征》、白居易《悟真寺》诗，皆洋洋大篇，而不用一典，所谓百战不持寸铁者也。今人作骈文及诗，则非典不能用笔矣。
不得已而用典。其可为则者有二类：一神化无迹，一比附精切。自古诗家善用典者，断推老杜，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也。破字最妙，盖化实为虚，非堆砌古事者所能梦见。试举其例：如《戏赠阌乡秦少公短歌》收句：“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用《南史》崔赡事。盖当时以容止蕴藉者为潦倒，而瞻终不改也。用典可谓妙绝！其次如苏东坡《大风留金山二日》诗：“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用佛图澄事。而明日句即是铃语，想入非非，尤妙在颠当二字双声，恰是铃声，人巧极而天工错也。骈文如南宋汪藻草《宋齐愈责词》“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四句，张邦昌责词“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四句，綦崇礼《谢宫祠表》“杂宫锦于渔蓑，敢忘君赐。话玉堂于茅舍，更觉身荣”四句，时叹其工。又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马，傥邂逅于初心。”皆当日所谓四大名篇，脍炙人口者。此等用典，不能复以用典论，我用典而非役我也。至比附精切者，如东坡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用赵璧事。昔人所谓东坡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也。骈文如汪藻草《元祐太后手书》，中有“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四句，用之宋高宗，可谓贴切不易。近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 麑，乃戕赵卿”四句，余亦喜其工切焉。
（己）作文宜做处少写处多。 文有写处，有做处。人皆云云者谓之写，我独云云者谓之做。二者相须而不可偏废，譬如一室之中，左列图书，右陈钟鼎，一切坐卧之处，无所不有。然中间必留少许隙地以供散步，若填门溢户，庋置皆满，则欲为一日之居而不可得。惟文亦然。一篇之中，凡经营惨淡，率不过一二百言，其馀则若不经意而为之者谓之写。然使无此一种写，则所谓惨淡经营者，亦不见矣。大抵能文之士，有时病于佳语太多，层见叠出，使人应接不暇，然其文气必不舒，文心必不活，以至于累坠而不举。曾国藩谓一篇文字，须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亦是此意。
（庚）结须乘势。 福州梁章钜称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结为结，言后人文字之不及秦汉者，所争在结处。凡结处须乘势结之，譬之游客往往不能归者，以时过势尽也。文之结，又如果之结，花过即果，过后即不果矣。故结之难，譬狂风中重舟重载落帆，皆非深于文者不能道。
（辛）作文宜改。 百工治器，必几经传换而后成器。吾侪作文，亦必几经润删而后能脱稿，其理一也。宁都魏际瑞称作文如作瘿瓢籐杖，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极精细。此最善喻。惟他人改我文，不如自改。何也？一篇文既字字经作者心中营造出，其中甘苦无不自喻。他人未经穷思力索过，骤然看去，总不免雾里看花，有不真切处。一也。且此文之应润应删经人一看便出者，必系不可掩之大疵病。作者稍能文，于此等处必知加意。而（博）日常经验，往往一字之下，若隐妥若不隐妥，语气若完足若不完足，或者赅圆活说而不免落呆实，此等细微处，示人最易滑过不觉，而在作者自己良知上，却丝毫欺饰不过。二也。改之第一步删，文最要简尽。初脱稿，词重意复，在所不免，不可不痛删。相传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原稿起处，铺叙环滁之山有数十句，后来删剩“环滁皆山也”五字，何等简尽。建宁朱仕琇每一文成，必黏稿于壁，逐日熟视，辄去十馀字，旬日之后，至万无可去乃已。此法最妙！然亦有累字涩句不成句处，存之固无是理，删之却更脱肢失节者，厥惟有改之一法。惟改之难，且什伯倍于作，固有洋洋万言可倚马待，而窘于一字一句之未安，穷思累日夜不得者，然及其得之也，则又丝毫不费力，如探怀得之者，虽善文者不知其所以然，此非可以人力仓卒求。（博）则每脱稿一文，必先从事删，篇中不使有冗章，章中不使有冗句，句中不使有冗字，直至删无可删而必须改者，则姑置之。且循诵熟习过古人文字，优游餍饫以徐俟天机之凑拍，一旦涣然怡然，往往有因悟古人某字句何以如此下，而知自己某文某句不可不如彼者，亦有古人类似字法句法可以拔赵帜易汉帜代入自己文字中者，此非以我改我而以古人改我也，是直不啻聚左丘明、太史公、韩退之、欧阳永叔数千年文豪于一堂为我商量文字而削正之也。斯之谓能自得师。
（壬）作文当从三易。 何谓三易？易见典，一也。易见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邢子才尝曰：“沈侯文章用事使人览若胸臆语，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诗，类多故实，不似用事者，是皆得文章之奥。今人或自见其才力之不逮，而思以僻涩之语胜人。而无知者亦易为所震，不知此乃文之恶障，非可语于知道者也。昔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学者称为泰山北斗，然于曹成王碑中间数语，稍涉诡异，识者已不无微辞。至宋人宋祁雅以文采自负，然与欧阳修并修《唐书》，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修以为病，乃书“宵寝匪祯，扎闼洪庥”八字以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寝匪祯者，谓夜梦不详也。扎闼洪庥者，谓阖宅安吉也。”宋不觉大笑。今之好用僻字者，何以异此。夫文所以抒情达意也，使人读之不解，何以文为？宋韩琦称王安石颇识难字，安石终身以为恨。钱塘袁枚引《中庸》“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慨然曰：“然则人之为诗文而远人，独可以为诗文乎？”此实见道之言。
（癸）作文须去五病。 作文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大体，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人之短，而不中要害；虚辞饰说以称人之善，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作也。作文须先去此五者，然后乃议文章耳。
作文之要，略具于是，而文之佳不佳未可知也。姚鼐云：“学文之道，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义，不遣而自去矣。”又云：“文家有意佳处，可以着力；无意佳处，不可着力。功深听其自至，可也。”皆功苦有得之论。
第三节 改 文
改文亦同人之所有事也。其用在增美释回，求发挥学子固有之特美，而渐淘汰其疵累未尽适合之处，久而久之，以驯致于完美者也。改文之法有四：
（甲）移花接木。 上下段本不相干，稍为贯串，便成一气，是也。
（乙）改头易面。 倒置前后，改易字句，便另成一种格调，是也。
（丙）脱胎换骨。 原本说寒，将要紧处改换，翻成说热，是也。
（丁）化板转活。 宋范希文作《严先生祠堂记》，其末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成以示李泰伯，觏泰伯请改德字为风字，希文凝坐颔首，殆欲下拜。何者？风字活而德字呆也。
安邱王筠为初学改文，以圈为主，但于其虚字不顺从者少改易之，曰：“吾以鼓其兴趣，不以作文为畏途也。既不以为畏途，则自高兴多作，多作，自能生出一番历练，知利病得失，不俟指示也。”用意最好，但其中亦自有别。吴江费伯埙先生尝为（博）言曰：“文理二字本并为一谈，实则此二字当分别看。文者指形式言，而理则指思想言也。有文通理不通者，有理通文不通者。夫文者志之所之也，有思想而后有文，与其重文不如重理。文通理不通之文，表面虽似光洁，实则最不易透达，其病在读书不求甚解，而缀文喜用词采，切不可以其有词采圈之。于此当专择条达明畅之文，畀之熟读深思，而不可贪多。缀文时，又须禁用词头，而必以清畅为归。至于理通文不通者，看似不条直，实则将来必易成家。故教师批改此种文章，只就其原意加删润，断不可以其少词采，全行批抹。”斯言启予不浅，愿与同人共体之也。王筠教弟子作文，不可说空话，一句必有一句事理，即叠下数语皆有叠下数语着落，一字不许落空，以为入手作文，须得如此，亦正恐其赡于文而疏于理也。筠又曰：“初学作文，必促之使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钝师，当其脱换而不能因机利导，一笔抹倒以夭阏之，则戚矣。”
第四节 讲 授
善讲说以喻于人人，不如启发人之自喻。故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沂州张先生（佚其名）及门极盛，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陇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安邱刘其旋十馀岁时，师为之讲《四书》，每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与某章义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盖以刘之穷诘而识益进矣，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弟子，何可多得！而为弟子讲授，必时时反诘以善启其疑，诱之审问，如撞钟然，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声。此讲之第一义。《学记》曰：“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舍之须后之意。）此意不可不体。而就（博）经验所及，则讲之应注意者有六：
（甲）讲之顺序不可不随文而异。 讲授国文时，有自形式入者，有自内容入者。凡单语短文以及篇中大部分为学子经验已知事项者（如薛瑄《猫说》、龙启瑞《病说》之属），则宜从内容方面入，先令观察内容之大致，概要提出作问答以相启发，然后解释文字。至篇中大部分为物语（如韩愈《画记》，柳宗元、柳永山水诸记之属），及其事实非儿童思想所有者，则宜从形式方面入，先使检点生字，探讨难句，逐字逐句，亡不一一明了，然后将内容指示或问答之。
（乙）讲宜留心句里。 文句之意义，有表有里。其明显直遂之句，表里如一者，可就句论句，不必深求。遇有表面甚简略而里面涵有许多事项及意义之句，则不可不分作两层讲：一先照句之表面顺讲，一须将里面加以补充说明。如其里面之事项与意思，非儿童思想中所有，则教师说之，否则用问答式，令儿童自说。夫所以必加补充说明者，非欲侈详备也。盖文章之妙，全在简而能尽。简而能尽，全在善剪裁。何以许多之事项与意义只须三数言即能了当，何以不必详说而辞意已无不尽，能于此留心，则可悟文之以简驭繁，不可不事剪裁。《书》曰：“辞尚体要。”此之谓也。
（丙）讲须注意字之体用。 体者字之本义，而用则其引伸假借义也。同一字也，用于此文与用于彼文，用于前文与用于后文，其神气全然不同。如日之本义为太阳，而“日月逝矣，岁不吾与”之日，当作光阴解；“惟日孜孜，犹恐不足”之日，当作日日解；“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之日，当作几日解；“日积月累，以底于成”之日，当作一日一日解。此最显而易见者也，馀可类推。故凡遇普通常见之字，宜就已授过各文之所已见者，时时提出而比较之以明其用法。
（丁）助字不可拘泥讲。 凡虚字用以煞句读者，曰助字。所谓助字者，盖以助实字以达句内应有之神情也。凡句但以实字砌成者，其决断婉转虚神，未易传出，于是有也、矣、乎、哉诸助字以之顿煞而神情毕现矣。惟也、矣、乎、哉诸字，作助字用者，于古人字书，不过释以语已辞（《说文》于矣字，《玉篇》于焉字，《唐韵》、《集韵》、《正韵》于也字，《类篇》于已字）、语之余（《说文》于乎字）、言之间（《说文》于哉字）、疑辞、决辞、语助辞，明其作用而不详训义，如近人之“乎”、“哉”作“吗”，“矣”作“哩”、“了”讲，何也？以语气神情随时随地转换，非可刻舟求剑也。据（博）意，讲诗文只须将实字字字咬清，则虚字神理不烦言而自解矣。
（戊）讲集合词须分别可用不可用。 意义相类之集合名词、动词、形容词，有可通用者，有不可通用者，例如长短可改为修短，而不可改为延短，然延与修同有长义；肥瘠可改为丰瘠，而不可改为壮瘠，壮与丰同有肥义。凡遇集合词中有其他相类之字，不可不一一提出，别其可通用不可通用。果能如是随处留意，习惯自然，当无杂凑杜撰之敝，此集合词之可用者也。然集合词亦有习惯通用而实不可通者，如“日居月诸”，居、诸皆助字，而称日、月为居、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亦介字，而曰刑于、友于，是古人先已不通，虽习惯通用而决不可用者也。讲书遇集合词，又须分别可用不可用，即事指点，观念自然明了，无颟顸滑突之患矣。
（己）儿童还讲最须注意其语法。 初等小学之低学年，还讲国文，当有两番工夫：一为分解的。将每句之各字，一一深求其意义，条分缕析而言之，然后各字之意义，可以显豁呈露。一为综合的。将一句一句顺语气讲述大意，然后文气文情，可以跃见纸上，与谈话吻合无间。至于高等小学年，则只须综合的，无须分解的，断断不可读一句讲一句。何则？文章之所以必令儿童还讲者，非但验其能解与否也。其重要之目的有二：一则我国言文不必一致，而不可不明其关系。令之还讲，欲其变文字为语言以求言文之相关也。一则因言语即文字之本。令之还讲，欲其借文字以练习语言之简明也。若读一句讲一句，则呆板执滞，神情态度全行抹杀矣。故须令儿童逐句逐节以纯粹之口语，一气贯注，讲述下去；惟有漏略及支蔓时，教师宜默识于心，俟其讲毕，提出令之覆讲。
斯六者，讲之大端也。语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又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同人有以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