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自己说过，他在亲政之初，便认为削藩、治河、通漕是三件待办的大事。这三件大事均与财政有关。削藩与治河，都是花钱的事，但办好以后，增加岁入极多。通漕，实际上完全有赖于治河。运河被黄河堵塞了，漕米便到不了京城。

“漕”字从水从曹，是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的创始者是秦始皇。他为了伐匈奴，而不得不“飞刍挽粟”。两汉、唐、宋在京城（长安、洛阳与开封）均驻有重兵，这些兵与中央各衙门的大小官吏每年要吃很多的粮，而且薪俸也用米、麦计算，所以必须由产米、产麦之地漕运大量米、麦到京城来。当时的运道，是由长江经由“邗沟”入淮，由淮经由汴河入黄河，然后溯黄河而上，到达开封、洛阳、长安。

元朝的首都设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开了一条“通惠河”从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县）接上白河，再连上卫河，到达山东的临清，由临清再开一段运河，直至淮阴。淮阴以南、长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沟。长江以南，从镇江到杭州，经由常州、苏州、嘉兴等地，也有许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来的若干大沟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错在不明河北与山东的地形，把许多流向东北的河（包括黄河）用一条运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闹水灾，与运河颇有关系。

元朝虽则开了运河，却不十分靠运河来转漕，主要的还是靠海运；用大船沿着海岸线走。明成祖改筑了山东境内的运河（称为会通河），才把海运废了。

康熙初年（从元年到二十年），由于郑经雄踞台湾，控制了东南沿海，海运无从谈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

在靳辅与张鹏翮先后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运畅通无阻以后，也就没有人想得起元朝海运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于琦善及陶澍的建议，恢复海运。）

清朝沿袭明朝的成规，在顺治二年立下每年漕运的总额四百万石。其中有三百三十万石运送“京仓”，叫做“正兑米”；七十万石运送“通仓”，叫做“改兑米”。

负担漕米的责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苏、安徽）为最重，占了三百万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万石。再其次是江西、山东、湖广、河南。（山东、河南另加三十万石左右的小麦、小米与豆类；江、浙二省加征宫廷所需的白粮[糯米]二十二万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缴纳漕粮的正额之外，照例要加纳所谓火耗。这“火耗”有时相当于正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带于漕粮的另一虐政，是所谓“折银”。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银，所定的米价每每超过了市价，老百姓必须以贱价卖米，按照官价缴银子。

康熙虽则下过几道圣旨，限制火耗与折银的数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运看作私人的财源，康熙的圣旨等于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