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神宗万历十三年（日本正亲町天皇天正十三年）全国被丰臣秀吉统一，所谓“战国时代”亦即群雄割据时代因而结束。丰臣秀吉自为“关白”（摄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的世袭征夷大将军源义昭局促于“备后”地方，实权尽失。

丰臣秀吉出身微贱，原名木下猿之助，是爱知县的一个村民之子。父亲早死，母亲再嫁给筑阿弥。他在筑阿弥的家里长大，作了一代英雄织田信长的侍卫，屡立战功，先后升至长滨的城主，小谷的大名，领有封地二十二万石之多。织田信长在万历十年为叛将明智光秀所袭，自杀而死。丰臣秀吉战胜明智光秀，依次削平群雄，革新庶政，终于在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朝鲜李宣祖二十五年，公元1592年）进兵朝鲜，企图一举而并吞朝鲜，席卷中国。

他派出的兵，共有十五万八千七百人，分作九军，以宇喜多秀家为元帅，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人分统各军，另有水军一支，交由九鬼嘉隆带领。他把“关白”的位置传给儿子丰臣秀次，留守后方；自己进驻于名护屋（名古屋），以“太阁”（太上关白）的名义指挥一切。

朝鲜的国王（宣祖）李昖仓忙应战，八道尽失。所谓八道，是东南角的庆尚道，西南角的全罗道，庆全两道之北的忠清道（因忠州与清州而得名），汉城所在的京畿道，京畿道东北的江原道，西北的黄海道，以及江黄两道之北的咸镜道与平安道。

李昭一逃再逃，逃到了义州，等候明廷派兵来援助。当时朝鲜的陆军，全非日军敌手。只有在水军方面，由于名将李舜臣发明了“龟甲战船”（船上用铁板盖了，装上很多铁钉，留了若干小洞，从里面射出火箭），在闲山岛打了胜仗。

明廷此时的大学士是赵志皋与张位，兵部尚书是石星。这三人对于朝鲜及日本的情形，都不甚明了。他们以为派一个“游击”（营长之类）便可以把问题解决。所派的游击姓史名儒，到了平壤，便一战而亡。他们再派了一个副总兵，姓祖名承训，带三千人（另一说为五千人）前来，刚刚渡了鸭绿江便全军覆没，祖承训本人仅以身免。他们这才着急，派宋应昌为经略，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领精兵四万三千，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渡鸭绿江，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攻克平壤，乘胜收复汉城。日军大部分退却到朝鲜东南角的庆尚道。其后，纷纷渡海归国，只留下少数兵力在釜山。

中日双方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谈和。中国的代表沈惟敬、徐一贯、谢用梓三人到了名护屋，与丰臣秀吉会面，传说谈妥了和平条件：其中以割让朝鲜的南四道为主要条件，和亲与通商为次要条件，附带地也要朝鲜国王向日本“永不背叛”，派遣王子一人与大臣一人住在日本作为人质。如此的条件当然不是明廷所能接受。而且，沈惟敬等人敢不敢把这些条件向明廷报告，也是问题。

明廷既未实行割地，亦未实行和亲，而仅仅在万历二十四年派了杨方亨作册封使，由沈惟敬与朝鲜的使臣黄慎陪同，于九月间到了日本，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传说，丰臣秀吉大怒，立刻把册封诏书撕得粉碎。事实上，丰臣秀吉并不是于事前不知道他会被封为日本国王，而且斋戒了三天，恭迎册封使于郊外。在宣读册封诏书之时，他和几十位文臣武臣都穿戴了明朝的衣冠，行了五拜三叩头三呼万岁之礼。这诏书不仅不曾被他撕掉，而且直到今日仍在人间，存于伊势的石川子爵之家。

丰臣秀吉对明廷失望，也是事实。他所要求的通商与割地两事，不曾获得明廷的圆满答复。他尤其痛恨朝鲜君臣，认为朝鲜君臣倚仗明廷的支援，对他本人不够礼貌。

于是，次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再度进攻朝鲜，以小早川秀秋为元帅，水西行长与加藤清正为先锋，兵力也在十五万人左右。明廷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杨镐为经略，率领杨元、刘/、吴稚忠、解生、牛伯英、杨登山等人的部队，渡鸭绿江南下。

朝鲜的统制元均忌刻水军名将李舜臣，使得李舜臣愤而以身委敌，在闲山岛阵亡。明军也失掉了南原与全州，却在素山坪获得一次大胜。可恨的是：杨镐围了尉山城十天十夜，于日军援兵到来之时不战而逃，逃回汉城，损了两万将士。

万历二十六年，邢玠调来江南的水兵，与广东、四川、浙江的陆军，分四路对日军采取攻势，先胜后败。败时，在十月间，地点是尉山与泗州之南新寨。所好，丰臣秀吉已经在七月间去世，遗命撤兵回国，水西行长等人无意恋战，逐渐地把部队都带回了日本。

《明史·朝鲜传》说，明廷在这两次朝鲜战役之中，“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朝鲜，总算是救下来了，明军的精锐却为之一空，明廷的财政也因此而受了一大亏累。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崛起，于万历十一年取图伦城，十六年取完颜部，十七年取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取长白山部，二十七年取哈达部，三十五年取辉发部，四十年取乌拉部，四十四年建国称汗，四十六年取抚顺，四十七年大胜杨镐，灭叶赫，天启元年取沈阳辽阳，天启七年征朝鲜，订城下之盟。明朝这一次，便没有力量再去援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