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先生！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中法大学和大家谈话，正逢着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纪念，这在我是很荣幸的。关于鲁迅先生和我们一般人的关系，我已经在昨天的师大鲁迅纪念会上讲过一个题目叫“鲁迅和我们”，现在我想找一个较窄的题目来谈一谈，这就是：“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启示”。
在去年，我曾在北大讲“文学批评的课题”时，说过：“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配做批评家”，理由呢，因为批评家是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缘故。可是当时只是这么一个感觉而已，最近因为要纪念鲁迅逝世十二周年，重新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才越觉得我那一句话是非常可以成立了。我今天所讲的，就是作为一个批评工作的学徒，看看鲁迅先生在批评上都是有什么指示。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等以后再修正补充。
以下我将要分六项来说明，一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批评的重要性，二是鲁迅先生对当时批评界的批评，三是鲁迅先生所认为的理想的批评应该怎么样，四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批评方法，五是鲁迅先生本人在批评上的实践，六是鲁迅先生的批评精神。
一 批评的重要性
就鲁迅的整个著作看，鲁迅所认为的批评的重要性大半是为了创作。
首先是，批评可以鼓励创作。鲁迅先生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里说：“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唯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凋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二心集》五七页）批评的目的是让创作健康起来、成长起来，并不是抹杀。它的骨子是对创作的一种热情、一种爱护。出品杂乱，自然是创作界的幼稚情形，而“旁观者的冷笑”，也的确可怕。这需要批评家来扶持、灌溉。就是有所挑剔，也为的是妨碍生长，而大作用仍在鼓励作家在正确的路上日益茁壮上。
批评不但鼓励创作，而且指导创作。在指导创作上，鲁迅所指出的有这些方面：一则在取材，鲁迅认为即使作家所熟悉的材料，“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见《二心集》一七〇页）。二则在指示创作途径，所以批评文字不但对被批评的这一个作家有益，而且其他作家也可以因此有所省悟，就以鲁迅自己论，他说：“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它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南腔北调集》一〇二页）三则在介绍国外的创作时，必须加上批评，才能丰富本国作家的精神营养，这就是鲁迅所希望的：“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指苏联——长之注）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照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关于翻译的通讯》，见《二心集》一九三至一九四页）四则对新旧形式的去取，批评家也是有着助益的。鲁迅先生说：“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论旧形式的采用》，见《且介亭杂文》页二四）这里说的是木刻，其实可以应用到所有艺术部门。从这四项看，批评家对于创作的指导，真是多方面的。他对于创作的帮助太大了！
如果再往大处看，批评的重要性还不止在使个别的创作家受益而已，乃是对整个文学进展的前途有着推动的作用。鲁迅先生把这一点提示得最明确的，是这样的话：“唯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上海文艺之一瞥》，见《二心集》页一〇一）这个使命就更重大了。鲁迅先生的重视批评工作，渴望优良的批评家的出现，也就跃然纸上。
二 当时的批评界是怎样的
鲁迅先生对批评的重视和期待，是这样殷切，可是在鲁迅的生前，中国批评界的状况却不免使他十分失望。自然，这不是一二人的过失，这是时间还没允许我们培养出良好的批评家来，今后只有在鲁迅先生的指示之下，加倍努力，切实克服这些弱点而已。
这些弱点是什么呢？大概一是浅，二是狭，三是没有分寸。浅和狭是鲁迅先生曾经具体地归纳出来的，他曾说：“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见《且介亭杂文末编》页一三〇）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也就是在他逝世的那一年，离死去的日子不过三四个月。这实在可以代表他对于中国批评界长期观察的结果，也是最后的结论。他在这以前的对于中国批评界的诊断，大概都可归到这两个病根。
例如鲁迅所谓“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见《二心集》页三四），为什么速断呢？那就是因为浅，又如那但将辩护当作“清算”的批评家，“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同上，见《二心集》页三一），这也是因为浅。浅就是了解得不透彻，把事情又看得太简单。
再如“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那就是由于狭。因为狭的结果，所以虽是志在改革的，可是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我们要批评家》，见《二心集》页五六）。行帮意识的作怪，放松了敌人，减弱了自己。狭之病，也不次于浅。
浅和狭之外，另一个毛病是没有分寸。鲁迅先生说：“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页一〇二）批评需要真，过褒过贬，都将失去真相。批评要和天秤一样，好和坏，须恰如其分。捧杀和骂杀，都不足以谈批评。
现在距鲁迅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自然又有了一些进步了，但浅、狭、没有分寸，也还没有完全削除。凡想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鲁迅先生的话就依然是一个有益的针砭了。
三 我们要什么样的批评
鲁迅先生对于当时的批评界的不满，是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他《答北斗杂志社问》，关于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的问题上，他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一一胪列了时，竟有这样一条：“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的话。”可是他马上接着说：“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见《二心集》页一六六）这正如鲁迅在其他方面的立论一样，他并非一味否定，却也有他的积极的理想在。他轻视当时的中国批评家，同时却也希望有好的批评之出现。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看看他所希望的批评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批评是件工作，不是空论。就工作而论，批评的工作乃在针对作家的为人和思想，似乎艺术技巧在其次。这是我们从他那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到介绍外国作品时，“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南腔北调集》页九八至九九），而可推知的。同时，我们看他又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同书，页一〇二），那就是要有分寸，斤两悉称。
第二，批评家应该专业化，这就是他所谓“批评的专批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二心集》页五二）。批评家是专家。专家应该有专家的本领。这种专家的本领应该像有着一举刀便中腠理的解剖刀一样，也像好的射击手，子弹所击，须是致命伤（参看《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二心集》页三三）。怎样才能有这样的本领呢？那就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所以鲁迅一再强调，我们需要“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第三，批评又不只是一种知识问题，而且关系态度。鲁迅先生曾明确地指出，批评家的态度就是正确严肃。他在《五论“文人相轻”》中说：“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灭的诨名的吧，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六五）过去的诨名，他只赞成“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洋场恶少”“革命小贩”，他说起得好，因为切帖。我们不要认为他是在开玩笑，诨名的中肯和分寸，确是批评精神的一种发挥。但我们在这里注意的，并不在他论起诨名，而是注意那批评家上的四个字的形容：严肃正确。我们试拿这个标准看往日的批评工作，毛病实在都在不够严肃正确上。例如成仿吾和钱杏邨，失之于不正确处少，失之于不严肃处多。嬉皮笑脸，固然不够严肃，躁矜之气也对严肃有损。恐怕今日之成仿吾，钱杏邨，再检讨自己的少作时，倘若躁平矜释，也会自己不满意了吧。反之，像梁实秋的论调，就是失之不严肃处少（我相信他当时也是很认真的），可是失之不正确处多，因为他没有接受社会科学的解剖刀。严肃正确，的确是批评家的座右铭！
第四，批评的精神在战斗。鲁迅先生也十分承认批评的战斗性，而且强调着。既是战斗，就要敌友分明，不能模棱；既是战斗，就要勇猛，不能怯懦。鲁迅先生是不赞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市侩主义，他说：“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糊糊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文人相轻”》，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页八五）所谓超然派，所谓第三种人，实在就因为缺乏这种明辨是非的战斗性，所以为鲁迅先生所痛恶。帮闲即帮凶的秘密也在这儿。战斗性的萎缩，就是投降，就是帮凶。魏金枝先生说了这样的话，“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也为鲁迅先生所不满，说：“明明是加入论战中的了，却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来，推得干干净净，连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三论“文人相轻”》，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五四）这也是因为在战斗上有了退意的原故。既战斗，就一定战斗到底，非至敌人缴械不能罢休。再则为表现战斗，憎恶比爱好更重要，所以鲁迅先生主张热烈的憎。他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八六）这是鲁迅先生对于现阶段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指示，而批评家尤其应该接受这种指示。当然，我们要注意，鲁迅先生不是一个形式逻辑的论客，他是纯熟地在使用着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的，所以批评家的战斗任务，要依时间空间不同而变更他的内容和强度，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就不易领会他的正确性，而反陷入迷途了。然而批评之战斗的精神，却是始终在着的！
我们从以上整理的片断中，不难见出鲁迅先生心目中的批评的轮廓。我们不能不惊讶地感到，鲁迅先生所提示的，不但正确，而且十分概括，也十分完全了。
四 批评的方法论
在批评方法上，鲁迅先生也有不少可贵的提示。大概在根据上，要“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二心集》页五三）。这是根本。在注意之点上，是“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杂谈小品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九七）。这比法国泰恩所提出的环境、气候、种族的公式，以及德国舍洛所提出的遗传、教育、体验的三原则，还要切实。因为出身就是阶层，风气就是时代精神，在把握一个作家时是更应该注意的。
至于批评标准，鲁迅先生的标准大抵是功利主义的，然而不是迂腐的市侩的人心道德之类。他这功利主义的内涵大概一是现实性，要叫人看了“血脉相通”，二是大众性，所以他曾说“入俗之不易”（均见《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二一），虽论木刻，文艺亦然。既是血脉相通，也就是战斗的，为人民的。既是入俗，也就是和大众不能脱节，要为大众所理解，并化为大众的生活之一部分。
以现实性和大众性为标准，以一个作者的出身、生活、风气、环境为分析的参考，而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批评方法论的体系。
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却又在鲁迅先生的批评工作的实践上，见出常有两种方法在用。一是比较，一是看整个。鲁迅先生常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关于新文字》，见《且介亭杂文》页一五五），“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随便翻翻》，见《且介亭杂文》页一三三），鲁迅自己就是常用比较法的。他用比较法，发现同是一首淮南王歌，在《前汉纪》上的是“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比《汉书》上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就更近于本来面目（《门外文谈》，见《且介亭杂文》页九〇）。我们借此才知道古书上的白话实在要打折扣。可是不用比较，我们就很容易以为古代的民歌就恰如《汉书》上的记载了。他又用比较法，见出同是一部洪迈的《容斋随笔》，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就和清刻本十分不同。看了那些不同，才知道“清朝不唯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病后杂谈之余》，见《且介亭杂文》页一八〇）。就是鲁迅自己的杂文，倘若我们把那官方所删改的和原文一对照比较，也就立刻明白支配阶级是怎样的面目，比空洞的社会科学理论给人领悟处多多了。比较确是一个好法子！
鲁迅又常用的一个法子是看整个。他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二一一）鲁迅对于中国过去的作家的论断，常能十分深刻，就是从整个看。例如那篇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关于阮籍嵇康就得了和一般人单单从诗集中所见到的两人的行径十分不同，他的结论有这样的话：“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而已集》页一二〇）因为从整个看，他又见出蔡邕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题未定草》，《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二〇〇），那是根据蔡邕的《述行赋》，而不是只看那些碑文而云然；他见出小品文作家张岱也未尝只是标榜超然，而依然有“词严义正”的论调（同上书，页二一六）；就是袁中郎，鲁迅却也发见他“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招贴即扯》，《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八）了。从整个看，才能公平，才能立见底蕴。
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些方法以及示范的例子，都让我们受惠无穷！
五 批评工作的实践
我始终认为批评是种工作，而不是空论。世界上决没有不作批评工作而可称为批评家的。作为批评家的鲁迅先生，有他在批评上的实践。
以整理中国的文学遗产论，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其中都有精到的批评见解。
以中国现代的新文艺论，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都是重要的批评文献。他所写的几个青年作家的集子的序文，也都是好的批评文字。
以介绍和编订论，他所译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苦闷的象征》《壁下译丛》，他所编的《海上述林》上卷，这都是开拓中国批评家的眼界的重要食粮。
这些业绩，都不能算小！
现在只提出他对于中国整个文学史的一点评论作为代表吧。他的眼光可算把中国文学史穿透了，他说“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扯淡”，他甚而说《离骚》，却也“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一二七），他真不为一般的成见所囿！他是敢于下解剖刀，又中着要害的！可是他也并非单从消极立论，他说“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题未定草》，《且介亭杂文二集》页二一一），这可以说是一个铁则。像这样的发现，才是有血色的批评，而不是苍白的形式主义！
六 战斗的批评精神
批评家之所以为批评家，在他的批评精神，批评精神的核心是战斗，鲁迅先生够这个资格！
鲁迅先生一生的业绩都可证明这一点。
鲁迅先生最不妥协，他说，“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女吊》，《且介亭杂文末编》页一六四）。
在鲁迅最后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战斗精神并没有衰歇，他曾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且介亭杂文末编》页一五六）战斗到底！
他战斗，而是现实性的战斗。所以他最反对“逸气”！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写定
